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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前的阿富汗斯坦，西史中称其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在中亚建立的殖民地之一，行用希腊文。公元前2世纪中，里海北岸游牧人南下，入踞巴克特里亚。南下之游牧人中，据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理著述中之记录，主要一支自称为“吐火罗”（Tochari）。[1]这片土地上，自此又得有“吐火罗”之名。这一事变后不久，大月氏人进入这片地区。张骞西使，入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旋又转进康居、大月氏、大夏。大夏，张骞强调，其地“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阿姆河——引者）南”[2]，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得出结论：张骞所称之“大夏”地理位置，就在今天阿富汗斯坦的北部。 张骞衔汉武帝之命，克服难以尽说的困难，前后13年，对中亚两河流域、阿富汗斯坦，有了第一手的观察、了解，做出了开拓意义的贡献，其功厥伟。返抵长安后，他将考察所得“具为天子言之”。值得特别关注点之一，是涉及巴克特里亚即吐火罗所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张骞所用的名称，均为“大夏”[3]。将这片土地译称“大夏”，看来是张骞精心思考的结果。用“大夏”译称这片地区，在对中亚十分陌生的汉武帝刘彻及西汉王朝上层政治集团中，当年确实产生过巨大、深远的影响。《史记·建元以来诸侯年表》记叙张骞凿空中亚、备历艰辛的功劳时，对大宛、大月氏、乌孙、康居等，均未置一词，强调的只是他“使绝域大夏”[4]5个字；《汉书·叙传下》涉及张骞这一历史贡献，用字也是“博望杖节，收功大夏”[5]。着眼点、关注点、强调点，无一例外，都是“大夏”！这充分说明，“大夏”译称，一点不错地说，已成为当年西汉政治、文化界对张骞西使奉献的最核心的总结。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历史文化现象。 “吐火罗”（Tochari）音读，与古汉语“大夏”（dat-hea）音读近同。因此，将“吐火罗”转译成“大夏”，从语音角度看，自然并无太大窒碍；但是，“大夏”毕竟不是“大”和“夏”两字组合成的新词，它在华夏民族古史中，在先秦甚至秦王朝时段，已是一个具有特定时空概念的古族、古国、古地称谓。张骞以这样一个专词，转译阿富汗斯坦大地上的“吐火罗”，就绝不会是随意、兴笔为之，而可以肯定是赋予着一种特定追求、特定意涵。这意涵、追求，是我们今天应该探求、解析的历史文化现象。 试看先秦、秦王朝时期对“大夏”的概念：《左传·昭公元年》言“迁实沈于大夏”[6]；《管子·封禅篇》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7]；《吕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盐”[8]；《史记·秦始皇本纪》“禹凿龙门，通大夏”[9]；又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所作《瑯玡台铭》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0]；《汉书·地理志下》“陇西郡”下有县名“大夏”[11]等等，“大夏”，在秦王朝或秦以前人们的心目中，是华夏大地上的地名、国名，仕人知之甚悉。张骞及西汉早期的知识分子们，去秦不远，对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对“大夏”在华夏祖国内的意涵，自然是绝不陌生的。 但是，张骞在返抵长安后，竟就十分明确、十分清楚甚至是故意凸显了“吐火罗”的音读，将之毫不犹豫地译成了西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刘彻、王朝上层政治文化精英们十分稔熟的中原大地的“大夏”，这发人深思。有太多的文献、考古资料可以证明，中原大地上曾经出现的大夏，与兴都库什山下、阿姆河流域当年存在的“吐火罗”，实际并不相同；但张骞就是将“吐火罗”译成了音相近、又是西汉王朝政治精英们相当了解的“大夏”，真是相当不寻常，肯定当有特定的寄托，存在另外的追求！ 知名学者陈原先生在其《译路坎坷》一文中，曾经深有体会的述说翻译家们在翻译一篇文章、一本著作时，对书名、文章名会斟酌再三、十分费力、十分用心。在两种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之间，不仅要求准确转换其文意、思想，而且还要在转换后能吸引另一种语言、文字读者们的关注，激起其阅读的热情，这是十分费心力的。他以书名翻译为例，以过来人的体会说过：“比如书名的翻译，实在大有学问。书名给读者一个最初的印象，能吸引人或不能吸引人，符合或不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习惯，在相当程度上（虽然不是绝对地）决定一本书在当时、当地读者中的命运。”[12]这是具多种语言素养，又了解翻译工作之甘苦的学问家发自内心的感受。一部书名如是，一个地区，一个王国名称的翻译转换，自然就更是如此，不会是随意为之的。 由此，想到两千多年前张骞进入中亚，接触过大宛、康居、吐火罗等政治实体后，如何将相关情况介绍给当年对这片地区还是十分陌生、几乎是一片空白的西汉王朝最高统治层、参与决策的政治、文化精英们，使他们通过翻译产生鲜明、强烈的印象，激起他们进一步了解、认识甚至开拓西域的热情，他大概是极费过一番思量的。他深谙刘彻内心要在匈奴西翼寻求羽盟，实现可以共同抗击匈奴侵迫的战略；他也了解大月氏已安居在中亚沃土之上，少有再返东方、与汉王朝共同打击匈奴的热情；面对文化殊异、种族、民族有别的不同政治实体，却在一个自称为“吐火罗”的王国，听到近同于“大夏”的音响，其内心曾经有过的波澜，大概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这里大胆说张骞当年“在一个自称为‘吐火罗’的王国，听到过近同于‘大夏’的音响”，有什么根据？这一点，得自刘欣如教授的教示。知名学者、现在美国任教的刘欣如教授对印度语言、印度文化深有研究，她201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作“印度、阿富汗古代宗教文化”的演讲，道及印欧语在南亚、西南亚、阿富汗地区的存在，明显可见因地区族群有别、社会价值取向有异，在语言学领域显示出的差异。同一个词语如“Ahura”，在古伊朗语中为“神”，在印度吠陀中却称“Ashura”，为“鬼”。当年阿富汗（巴克特里亚、吐火罗）地区原住民在印欧语中被称为“Daha”，稍带贬意，社会身份低下。而“Daha”这一称谓，与“吐火罗”又是音、声相通的。只是在印度吠陀文献中，身份不高的这一“Daha”人，在张骞内心深处，激起的却是另一翻绝无轻蔑意味的历史文化波澜！[13] 张骞将“Daha”“吐火罗”译称为“大夏”，他的内心是有显明的现实政治文化寄托的，他是希望在“大夏”身上找到完成西行使命的新落脚点。从实际展开过的历史进程、社会影响观察，他亟望唤起刘彻及其上层统治精英们亲切、与华夏历史文化认同的心理，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进一步推动与“大夏”联络的愿望。《史记》、《汉书》在评价张骞西行的历史功绩时，舍弃诸多劳绩不谈，只是咬住“大夏”做文章，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译名，当年确实为张骞在西汉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中，赢取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益，为刘彻拓展与中亚联系的诸多举措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在西汉王朝开拓西南夷地区的交通道路中，也因“大夏”而发挥了重大的影响。这都是见于《史记》、《汉书》著录的。 张骞，作为西汉王朝早期不仅能面向西方世界，而且敢于步入西方世界的探险家、外交家，确实见识过人，勇毅超群。他对汉武帝刘彻向西开拓的战略深怀敬意，而且尽毕生精力为之践行不渝。初使中亚13年的风雨，虽付出重大代价，但西部是一个异彩纷呈，物质、文化生活殊异，可以交接、往来的世界，也成为了他坚定的信仰。他在返回长安后，不仅继续推动、组织、实施了一批批使者走西域、越葱岭，向中亚的伟大实践，帮助成就了西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的宏伟事业；而且建议西汉王朝最高层统治者一次又一次开拓四川、云南，寻求另一条通达南亚、中亚的通路。这些重大战略设计、实践，都是在开拓、建设与“大夏”联系的名义下得以展开、逐步完成的。这些历史故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将吐火罗所在的阿富汗斯坦北部地区译称“大夏”，曾经发挥过重大的政治、思想文化作用。 张骞在“大夏”译名上取得的时代效益、社会效益，不可轻估。但是，张骞笔下的“大夏”，在张骞的概念中，却绝非与华夏古族、华夏古代文明密切关联的实体。他十分明确，阿富汗土地上的“大夏”，“其俗土著”“与大宛同俗”，是民族、语言不同的国家；如果它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化存在关联，张骞在全力推销他的中亚考察伟业时，是绝不会吝惜自己笔墨、语言的。他没有一字一词言及这一点，而只讲大夏与大月氏、大宛、康居一样。“自宛以西至安息，虽颇异言，然大同……其人皆深目，多须髯”[14]，这就清楚表明，此大夏与汉文古籍中华夏大地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夏”，虽用字一样，但他内心明白，他们实质上是并不相通、相同的。 公元7世纪，佛教思想家玄奘入印求经，在亲历过阿富汗大地后，明确、清楚地摒弃了张骞用“大夏”译称“吐火罗”这一做法。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十分认真地将“吐火罗”译写为“睹货逻”，力求译音之准确。玄奘的翻译，在唐代产生过重大影响，唐王朝上下、内外，一无异词，都接受了“睹货逻”这一新译。而且，这一时段的吐火罗斯坦地区，已成为唐王朝的羁靡州，彼此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远较汉王朝时期为紧密，唐王朝对这片地区的了解，包括这片土地上王国、民族的自称、认识自然是更准确的。统称这里为吐火罗，具体表明：唐代，对张骞当年译“吐火罗”为“大夏”，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这片土地曾被称为“大夏”，应该是可以彻底翻过去的篇页了。 出人料想之外的事情是：这一本该翻过去的一页公案，却并没有能完全翻得过去。在上世纪初，就又因为这个“大夏”，引发出一场新的议论。 1907年，德国学者就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古代佛寺中掘获的公元八九世纪回鹘文佛经上古代胡语题跋，其中有“Toχri”一词。又将之拟构为“吐火罗”，并与古代“大夏”联系在了一起。王国维先生处身在当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至“中国人种西来说”的风潮中，嗅到了西方学者在这一故事新编后面的“中国人种”“中国文化”西来的味道，很快撰著了《西胡考》，提出阿富汗斯坦大地上的“吐火罗”，是为“大夏”；则它们就是由中原大地上的大夏西走才得出现的历史事实，提出了抢人眼球的“吐火罗人东来说”。[15]这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对王国维先生的《西胡考》吐火罗西走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但这个观点，在现代考古学还未出现，对先秦时期山西北部、甘陇、新疆以至阿富汗斯坦大地上、相同时段内的考古文化遗存还没有认识，当然更不可能以出土文物与文献结合展开比较研究的形势下，只能据古文献记录中的个别文字进行分析时，自然也不失为一个可以理解的论点。 如果今天的学者们再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仍然囿于一百年前的思路，不注意搜集相关考古资料，并进行综合分析，认真、全面将特定时段内、两处或多处空间的历史文化遗存展开比较研究，还只是从“大夏”“吐火罗”一名出发，铺陈相关观点，穿古人的衣服，唱自己的心曲，就是不应继续的疏忽了，可惜的是，这真还是今天不少文章甚至专著中可以觅见的现象，只以古文献中一字一词为据立论、研究，这实在难说是可取的科学方法。一个民族的迁徙，是不可能不在远行道途中留下各种各类、形形色色的物质、精神文化鳞爪的。只有将十分有限的古代文献记录与失落在地下的物质遗存彼此对应展开研究，互相印证、说明，才有可能说，古代文献中的记录，是可以信从的记载。这是今天可以展开也应该遵循的研究途径，虽然，资料搜集（尤其是相关考古资料的搜集）的工作会比较艰难，要费很大的精神，但却是有可能实现的。 还应强调一点，关于“大夏”“吐火罗”的议论，目前真还没有终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吐火罗”在中国大地尤其在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又成为一个热闹、备受关注的议题。印欧语研究界、考古学界、民族历史研究界、体质人类学，甚至分子生物学研究界，都对这个概念表现了不一般的热情。当然，又总与先秦古籍以至汉朝的“大夏”这个概念进行勾连。这一新的文化现象，它的出现，同样并不偶然，甚至可以清楚看到西方尤其是美国个别学者在其中寄托的新追求。只是问题涉及面很广，这篇小文无法充分展开。但将汉代“大夏”译名出现，及以后被摒弃情形，作一番辨析，对看清所谓吐火罗与大夏的关系，对目前的吐火罗研究，总还是有点好处的。 [1] The Geography of Strabo，trans by H.L.Jones and J.R.S Sterrett，London：Heinemann，1917，p.261. [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4页。 [3]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又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见第3160、3164、3166页。另见《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89页。 [4] 《史记》卷二〇，第1037页。 [5] 《汉书》卷一一〇下，第4256页。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8页。 [7]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一六，中华书局，2004年，第953页。 [8]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一四，中华书局，2009年，第318～319页。 [9] 《史记》卷六，第271页。 [10] 《史记》卷六，第245页。 [11] 《汉书》卷二八下，第1610页。 [12] 陈原：《书和人和我》，三联出版社，1994年，第99～102页。 [13]相关观点、行文时曾请欣如教授过目。欣如教授随即电邮赐示，引录如下，以便参阅： 谢谢大作引用我的观点。我想这里详细解释我的想法。 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印度-雅利安语在阿富汗分裂。前者进入伊朗高原，后者进入南亚次大陆。两者分别保留母语族的词汇，有些在两地意思相同，有些在伊朗和印度虽然发音相似甚至相同，但是反义词。这是同一文化系统的社会分裂以后，产生对立的宇宙观和价值体系。 伊朗语族称呼Ahura为神，称daeva为鬼；印度吠陀社会称deva为神，称ashura为鬼。在印度历史上，印度人称所有的伊朗人为ashura，实际上是对异民族陌生、恐惧的表现，在世界各地以及我国都是常见的现象。 同时因为两者出于同一文化渊源，社会结构本来很相近，有些词汇意义类似: 伊朗语称呼长辈家系为airiia,延伸到称上等人为airiia；称幼年家系为daha，延伸到称下等人为daha；印度人称呼长辈家系为arya，延伸到称上等人为arya；称幼年家系为dasa，延伸到称下等人为dasa。 从这个语言学分析来看，有一支印欧语系的部族分布在北阿富汗地区，被称为Daha。这些人已经从伊朗语族中分裂出来，自身并不认为这个名称有贬义。希腊文献中也提到Daha这个部族。我认为张骞的大夏更接近Daha，可能是这个部族及其语言在此地占上风。我们也不能排除Daha和Tochara是一个词的不同说法，阿富汗是一个多语言并行存在的地方，发音的差别是常见的现象。玄奘是一个很较真的人，每个音节都要发出来。总之，大夏是指阿富汗当地的部族及其产生的地名，这点我完全赞成先生的意见。 [14]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96页。 [15] 王国维：《西胡考》，氏著：《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9～3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