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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研究 陈漱渝 《阿Q正传》 弹指一挥间，《阿Q正传》发表至今整整一百年了。当鲁迅刚刚去世的时候，郭沫若代表质文社同人手书了一副挽联，其中有“旷代文章数阿Q”之句。这是对鲁迅这篇中篇小说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这篇经典作品的准确评价。然而阐释这一作品博大精深的内涵又相当于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有说不完的话题。囿于篇幅，笔者仅从周恩来同志的一段题词谈起。 1938年初，全面抗战刚刚爆发。中国旅行剧团曾在武汉公演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由姜明饰演阿Q。同年5月31日，在武汉主持抗日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为姜明题词：“坚持长期抗战，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以打倒中国的阿Q精神”。同年6月至10月，壮烈的武汉保卫战打响。日军有生力量大大消耗，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周恩来在题词中概括的“中国的阿Q精神”，无疑是指在侵略者面前所表现的“奴隶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需要高扬的是鲁迅身上体现的那种反奴隶性的硬骨头精神，而这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其实，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也正是在故园风雨如磐、危机四伏的年代酝酿的。改造国民性，并不是对中华民族持悲观、虚无的态度，而是因为救国之道的根本在于发扬“民魂”。“魂”即精神。鲁迅是在鸦片战争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开始探讨国民性的。与此同时，鲁迅编译了一篇《斯巴达之魂》，也就是用斯巴达人的“魂魄”激励中华民族的灵魂。鲁迅当时也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者，只不过当他憧憬的那些志士仁人血洒疆场致力于武装斗争之时，他则以“精神界之战士”的英姿横空出世，目的都在“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 《阿Q正传》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阿Q蒙冤受审时，大堂两旁的“长衫人物”让阿Q“站着说！不要跪！”但阿Q仍然身不由己地跪下了。因为在阿Q深入骨髓的观念中，人之所以要长膝盖就是为了给大人物磕头，人之所以要长屁股就是准备要在大堂上挨板子。然而那“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奴隶性……”说完却并没有真叫阿Q站起来。 革除奴隶性，这原本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主张。所谓“奴隶性”，就是“尚尊卑”，“好依傍”，“甘压制”。为此，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力图把国人从奴隶性人格中解放出来，塑造一种“喜自由”“言平等”“尚独立”的新型国民人格。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真正建立全体国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共和”政体，使国家权力成为全民公有物。然而辛亥革命缺失一个摧枯拉朽的农村大变革。那些旧式人物只是接过了革命党人的“新口号”，成为了新式的奴隶主，不觉悟的阿Q仍然成了换汤不换药的新政权牺牲品，一个至死不觉悟的奴隶。 阿Q身上的奴隶性并不是一个流浪短工本身所固有的。虽然小生产者会有保守封闭、安于现状等局限性，但奴隶性主要是等级制度和皇权体制造成的。因为在阿Q时代，平民百姓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必须臣服于被宗教神化了的上层统治者，即帝王将相。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需要愚民，需要奴隶，“正如尸体充满了蛆虫一样。”（《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9月）这就迫使一些被压迫者用幻想中虚幻的胜利来掩饰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失败，这也正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基本特征。 鲁迅有一个重要观点：专制者与奴才的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走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南腔北调集·谚语》）《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原本不允许阿Q姓赵，但阿Q一宣布“造反了”，赵太爷就吓得怯怯地低声叫他为“老Q”。原本倍受欺凌的阿Q造反的目的则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他在幻想中造反成功，第一个被奴役的对象就是小D：叫小D去搬钱家和赵家的东西，“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既然专制者与奴才的地位可以转化，那么鲁迅为什么写的是《阿Q正传》而不是《赵太爷正传》呢？这是因为，阿Q身上的精神创伤即使再多，也是可以疗治的。正如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但也“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呐喊·自序》）。所以阿Q们是启蒙的对象。只要有革命政党和正确政纲引导，让他们“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癞头疮和精神创伤就都能治愈，但赵太爷之流身上的专制性与奴才性则是由等级制度决定的。这种“天有十日，人分十等”的宝塔形的“雷峰塔”必须颠覆、扫荡，决不能修修补补。 再回到周恩来同志的那段题词。他当时号召“打倒中国的阿Q精神”有什么政治含义呢？我认为，一方面是鼓舞民气，号召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奋起抵御外侮；另一方面也是继续批判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全面抗战虽然已经开始，但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仍然势力不小，以致1940年3月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了汪精卫为首的汪伪政府。鲁迅后期杂文中，一直将批判矛头指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投降政策。1935年2月9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信中还批评了蒋介石以“徐道邻”之名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讽刺蒋介石政府连日本侵略者是敌是友都认不清了，“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1933年初，埃德加·斯诺拜访鲁迅。这位美国记者问道：“既然国民党已进行了第二次革命，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这就是说，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在人民大众面前是“兽”——即暴君；在殖民主义者面前是“羊”——即孱头和孬种。流浪短工阿Q的“精神胜利法”顶多使自己万劫不复，而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则可以丧权辱国。 当今，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改变。但是，街头还有“围观”的现象，校园还有欺凌行为，网络上还流行一种“无反映，不反抗，只躺平”的观念……这些都说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还任重道远。在国际交往上，我们一方面要反对鲁迅批判过的那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目光短浅，固步自封；另一方面，我们在“单边主义”“双重标准”“民族利己主义”面前，又应该具有底气和勇气，不吃霸凌主义那一套。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中有一首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在重温周恩来同志这段题词时，我脑海中始终奏响着这首歌的旋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