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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浩然 文人交往 倪斯霆 1984年6月初的一天，我正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组稿，碰到该社资深编辑刘国玺，他问我：“想见浩然吗，跟我走！”浩然？太想见了。他曾是我当年崇拜的人物，在无书可读的学生时代，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两部大长篇曾陪伴我好几年，一部《春歌集》更是让我翻得前后掉页，我当年甚至认为小说就应该像他那样写，曾模仿着他的笔意写过好几篇。当然，我不喜欢的书中，也有他的《西沙儿女》，从题材到形式再到内容，都不是他熟悉的生活和写作手法，看着别扭，读着蹩脚。 记得到了睦南花园旁的和平宾馆，国玺老师对正在校改个人选集的浩然说：“美国马里兰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又安来北京大学讲学，她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点名要来津见你，这是她转给你的信。”浩然看完信说：“我来天津改稿，已给社里添了麻烦，如果再接待她，又是宴请又是派车，你们负担太重，我还是周六晚回北京在家里跟她谈完再回来吧，这样既减少你们负担，又两不耽误。” 他们谈话间，我仔细地打量着浩然，矮矮的个子，浓浓的眉毛，理着短平头的脸上嵌着深深的皱纹，不像“萧长春”，更不是“高大泉”，整个一个农村汉子。再听到他们以上的对话，我当时便感到浩然骨子里还是个憨厚质朴的文人，于是就冒昧地向他提出组稿要求，没想到他立即答应了。尤其是他答应后的那一笑，显得淳朴、真诚，让我至今难忘。 一周后，我便从和平宾馆他的住处拿到了稿件。在这篇名为《我愿有颗忠诚的心——写在〈浩然选集〉发行之前》的短文中，他写道： 作家的一生，时时都在思索、求索、探索，企望他的作品更真实、深刻地反映生活，更广泛、持久地折服读者；如若作家的这些活动一经停止，那么，他的艺术生命也就等于结束。 去年天津睦南道公园的月季花千姿百态盛开之际，我坐下来，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选三卷本的“选集”。其中所收录的都是自1976年以来的新作；是我在6个年头多一点的时间里思索、求索、探索的主要成果。今年千百种颜色的月季花再度满园怒放，我从蓟县乡间赶来，再次住在公园旁一座小楼上，看“选集”的校样。不久它们将被送到读者手中，送到新生活主人的手中，送到对作品最有发言权的改革者们的手中。我等候着评定和指教。 随后，他便谈及前几日接受李又安访谈时，他回答自己近几年作品“艺术风貌和手法起了变化”的三个原因： 一、我写的新作品的素材源泉，即社会生活变化了；作为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的反映物的作品，不能不随着变化。 二、作者自己变化了。不再是6年前的我，更不是16年前的我；年龄增长，已知天命；人生起落转折，冷静多于热情；在感受生活、构思作品、提炼主题、塑造人物，以及行文的韵调等等方面，都不能不发生变化。 三、读者不仅经历了10年动乱，而且对动乱进行了检验和思考，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趣味和要求，也变化了；为了不失去读者，为了使作品受到他们的喜欢，也不能不相应地变化。 下面一段话，可谓是浩然在新时期最早发出的心声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他在当时唯一一段坦露心扉的文字： 变化，固然要变化，思索、求索、探索的目的就是为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我立志从事文学创作那时起，就愿意有一颗忠诚的心：对信仰忠诚，对革命事业忠诚，对所写的生活忠诚，对读者忠诚。有了这种忠诚，才能够忠诚地用脑、执笔，使自己的作品表现出真实。 真实，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和骨髓。忠诚而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面貌的作品，即使粗糙一些，肤浅一些，也会得到读者谅解。 我将在不久的将来，回到天津郊区我的故乡农村落户安家，跟父老乡亲们生活在一起，继续思索、求索、探索下去，写出好一点的作品，用以证明我愿有一颗忠诚的心。 这篇写于“1984年6月18日”的短文，在1984年8月15日《天津书讯》报一版上刊出后，反响很大。编辑部接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大多是对浩然文章的理解和对他回乡写作赞赏，但也有不同意见。记得当时一位甚是有名的老作家在信中说：你们不应该让他发出这样的声音，他更多的是应该反思在“文革”中的言与行。 但我至今认为，浩然这篇文章，尤其是最后的一段话，是他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想法和心态。没有掩饰，没有矫情，更没有虚伪，一如他的处事与为人。后来的事实也可证明，他很快便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天津蓟县乡村，继续写着他熟悉的人与事，并且有了更深的思索、求索与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