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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时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共赢”，“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中，不时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非议，甚至给“一带一路”倡议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这再次印证了“贼喊捉贼”的俗语，反映了西方一些人沉迷于殖民主义的心态。 不惜以自己的丑恶历史想象他人 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更多地为解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让参与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分享发展福利，共同推进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 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这样看问题。麦金德“世界岛理论”和斯派克曼“边缘地带论”等已将一些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形塑得根深蒂固。在这种偏颇和傲慢的视角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会给一些人带来复杂的心理矛盾和落差，抹黑与丑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声音是其表现之一。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决非西方国家地缘政治思维中的霸权式、中轴式、霍布斯主义式思维模式，但由于涉及国家和地区较多，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地缘战略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高度重合，这就难免让这些西方国家担心其国家利益受到冲击和挑战。对于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而言，一方面期待搭乘“一带一路”倡议的快车以汲取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又顾虑或许要在中美之间作出“站队”抉择。部分西方媒体则乘机不断通过议程设置，来散布“倡议面临挑战扩大化、倡议带来的优势及影响缩小化”等负面舆论。这种因国家利益取舍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无形中增加了为“一带一路”倡议舆论正名和公共外交的难度。 在上述多元交织的复杂认知心理的作用下，诸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等一些西方智库，将“一带一路”倡议标签化为中国推行地缘政治扩张以进行“新殖民”的手段。 布鲁金斯学会2019年9月发布题为《北京的呼唤：中国在北非的发展历程评估》的研究报告，妄称“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充满了不可预知的陷阱。北非国家应警惕中国的“债务外交”和被监控的风险，而西方国家则必须采取行动将中国带来的“地中海区域”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最小化。 部分捕风捉影的西方媒体也频繁采用所谓的“事实”和“数据”来讲故事，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新殖民主义”牵强关联。如《华盛顿邮报》2019年5月31日发表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再连接项目主任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题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五个神话》的文章，从“被夸大的投资额”、“隐含的政治、军事目的”、“不划算的交易”、“缺乏战略规划性”、“追随殖民的脚步”等五个方面质疑“一带一路”倡议，指责“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他国的“剥削和压迫”。 英国《金融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亚洲版编辑雅米尔·安代利尼在2018年9月19日发表《中国具有成为殖民主义强国的风险》一文，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印度公司”不恰当地类比，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英帝国的历史。英国最初并没有打算征服印度，但‘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表明，‘旗帜紧随贸易’（the flag follows trade）是屡见不鲜的”。这真是不打自招，不惜以自己的丑恶历史来想象他人。 在政府层面上，美国极富冷战色彩、专事从事舆论战的全球传播办公室（USAGM）甚至专门创立了“龙之触角”网站，汇总其旗下对外传播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不实报道，妄称倡议给沿线国家带来债务、就业、冲突、生态等方面的负面问题。如其2018年10月15日转载了美国之音的文章《观望、撤出和抗议弥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文章以冷战思维和对抗视角诟病“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选取甚至编造极端案例，得出“无论是在亚洲、非洲还是中东，对于中国地缘政治扩张和‘债务外交’的宏大工程‘一带一路’的争议和担忧与日俱增”的不实结论，类似“陷阱”、“消化不良”、“挫折”、“灾难”、“剧变”等负面词汇充斥字里行间。 漫长殖民历史养成殖民思维 实际上，将“新殖民主义”强加给“一带一路”倡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新殖民主义”概念具有专属性，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历史一脉相承，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扩张的延续。无论“老”殖民还是“新”殖民，本质都是一样的。正是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漫长的殖民掠夺历史，养成了其根深蒂固的殖民思维。 从西方发达国家崛起和称霸的历史轨迹来看，其全球霸权的建立无一不是通过殖民、资本扩张和全球掠夺来实现的。近代殖民主义肇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借此崛起的欧洲“大国”开始投身于海外扩张和殖民活动，大量亚非拉国家则逐步沦为西方列强推行殖民主义的对象国。既往文献中通常将西方列强的殖民历史划分为“重商主义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战后殖民地独立浪潮”五个阶段。马克思就曾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  从16世纪开始，欧洲殖民者将大量黑人贩卖到美洲充当奴隶，黑人遭到了残酷的剥削、压迫与奴役。图为黑人劳作场景 视觉中国/ 供图重商主义时代（1450—1763）前期主要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为主要代表，之后法国、英国、荷兰、俄国、丹麦、瑞典等国家也相继加入殖民活动的队列。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各宗主国在殖民地实施重商主义贸易垄断制度，同时对被殖民的国家、地区和土著民族采取残酷的压迫、奴役甚至“种族灭绝”政策。象征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得以确立的“七年战争”（1756—1763），是该时期欧洲列强为殖民掠夺进行霸权争夺的分水岭。及至工业革命时代（1763—1875），“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以蔗糖、烟草交易与被马克思称为“贩卖人类血肉”的奴隶贩卖为主的“原始积累式”殖民掠夺方式逐渐没落，但殖民主义持续纵深扩张。工业革命所催化的生产与消费两端的“吸血冲动”，使以英国为首的各宗主国，一方面在被殖民国家鲸吞式掠夺满足其大工业生产所急需的棉花、燃料、羊毛、铁、铜、煤炭等工业原料，另一方面则以“不平等交换”的手段，将其目光投向了落后且拥有大量消费人口的印度、中国等国家。同时，与征服和奴役相伴的则是由欧洲大量涌入各殖民地的移民浪潮。 在帝国主义时期（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国家间“分赃竞争”愈演愈烈，殖民队伍也在不断扩容，除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外，还加入了德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新兴的工业强国。殖民国家通过瓜分，将地球85%的陆地面积纳入了其统治范围。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殖民列强确定了“只有实际占领才能证明对一个殖民地的统治权”的“有效占领”原则，因此堂而皇之地将武力征服作为殖民的先决条件。在非洲的植物油、橡胶等新原料和金刚石、黄金等丰富矿产资源的吸引下，各殖民国对非洲进行了撕裂式瓜分。1885年2月，柏林会议闭幕时，欧洲列强在非洲“有效占领”的殖民地不超过非洲大陆总面积的10%，而到了1912年，列强已占领了非洲96%的土地。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争夺殖民地的手段愈加激烈，在“法西斯主义殖民观”及“生存空间”、“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驱动下，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也被不同程度卷入到“世界大战”的泥沼之中，人们饱受战乱折磨。在人类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存在的历史，是充满赤裸裸的暴力、压迫、剥削、侵略、屠杀和奴役的“血泪史”。 二战之后，随着主要殖民国家力量的削弱、民族解放意识的觉醒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高涨，各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殖民体系逐步崩溃、瓦解。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原有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并不甘心失去对世界人民的剥削和掠夺，从而采取了更隐蔽的控制原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丑陋方式，这就是“新殖民主义”。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通过资本输出、对外贸易、金融垄断等方式，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 极为明显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未有过殖民历史，更不存在殖民主义延续的说法”。而一些携带了强烈的殖民基因印记的西方国家，往往以己度人，他们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头上，其实正是他们自身历史和现实的反映。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殖民主义”通过政治上的宰制强行建立不等价交换体系，单向度攫取利润，进而实现对落后国家经济社会的干预和控制，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国际贸易法则为基础，以自愿平等协商合作为起点，以实现共建共赢、共享繁荣为目的，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例如，中国出口非洲的技术、设备和建设项目的价格远低于欧美国家，从非洲进口的原材料也是随行就市。因此，“攫取”和“掠夺”的标签贴不到“一带一路”倡议上。从“新殖民主义”的核心目标来看，它无非是为了维系原有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延续西方国家霸权。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其目标是倡导和践行和平共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判若云泥，有着本质的差异。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指出：“中国从来没有殖民过任何非洲国家，也从来没有把非洲人民看作二等公民。西方抛出所谓‘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是不实的，非中双方合作的硕果就是最好例证。”这是历史的说明，也是历史的结论。 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力 面对“一带一路”倡议被“新殖民主义”污名化所产生的国际舆论，我们不能坐视无为，而应积极行动起来，从传播理念、传播主体与渠道、话语表达等方面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理念可借鉴“转文化传播”视角。“转文化”（Transkulturalitat）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文化哲学家韦尔施提出的，指“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在交流中出现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是一种适应‘新全球化’的赋权视野”。借鉴这一理论见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向传播，应当做好沿线国家多主体“协奏传播”，以多边参与、多元视角、多重主体真实报道倡议所带来的现实成果。在报道过程中，应尊重与遵循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继续推进资源配置、技术支持、资本等方面的耦合互通，拓展新全球化的传播赋权视野。 其次，在“一带一路”倡议正向传播中应重视“虚拟知识社群”的作用。在数字化网络所构建的虚拟社区中，以“共同兴趣”或“身份认同”而自发、自愿聚合在一起的“在线讨论组”，借助“阡陌交通”的社交网络可以进行即时便捷的知识学习、解读和创新，这使信息能够突破虚拟社区“圈层”而向外拓展，实现“价值延伸”。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向传播中，应发挥“网络知识社群”的桥接传播作用，基于海外主要英文社交平台（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等）构建正向传播“一带一路”倡议的知识社群，利用“网络知识社群”的下沉性建立平等的对话空间，以受众的个体体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内隐知识”进行通俗解读，最终在讨论中引导国际受众建立起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确认知。 最后，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正向传播时应着重“建设性话语”表达。同传统西方新闻学被“市场化运作”所放大的“冲突性报道”倾向不同，正在崛起的“建设性新闻”的价值追求，重在面向未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导向。后者强调用包容、多元的态度提供一个全面公平的舆论讨论语境，为公众赋权与社会共识构建提供一个协同创新的报道视角。因此，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在面对西方媒体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时，除对相关歪曲报道进行鲜明的回应外，要更积极有效地拓展建设性报道。通过聚焦共同利益，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推进的细节，进行故事化“深描”，增强话语内容本身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从而规避西方媒体所设置的“互文性陷阱”，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为世界人民谋得长久福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