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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文学 商务印书馆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在书籍的出版、杂志的编辑、外国书籍的译介、文学丛书的出版等方面，在哲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语文学、物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化学、生理学、冶金学、测量学、教育学、艺术学、园艺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有重大贡献，对于中国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繁殖和哺育的重要意义。 一 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参与了整个过程，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由夏瑞芳、鲍成恩、鲍成昌、高凤池创办，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1902年，张元济进商务印书馆，从此商务印书馆的事业突飞猛进。顾廷龙谈到张元济时说：“商务创设之初，规模极小，先生参加后，高瞻远瞩；首先网络人才，设编译所，确定编译方针：一面发扬我国旧文化，一面介绍西洋文化，使中西沟通，促进祖国整个文化的发展和光大。” [1]早期的商务印书馆对于西洋文化文学的介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孕育的重要因素。 自1902年设立编译所、张元济任所长以后，对于西洋文化的译介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内容。1902年译印“帝国丛书”，在“五四”前的十几年间，编译所人员编辑出版的重要著作，除了教科书外，还有蔡元培翻译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英国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林纾翻译的《伊索寓言》、严复的《英文汉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周作人翻译英国哈葛德的《红星佚史》，出版编译《日本法规大全》八十册、《列国政要》三十二册、编译《日俄战记》二十四册，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孙毓修编译的《童话》、卫礼贤、周暹合译德国康德的《人心能力论：论意志能制病情》等。[2]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林译小说与严译经典，康有为说，“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3]。林纾自1899年与人合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至1919年共翻译小说作品约百部，包括了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小仲马、斯宾塞尔、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塞万提斯、斯托夫人等人的名著，其中绝大多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4]。苏雪林说，读林译小说“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5]。林译小说给中国读者打开了一个面向西方的窗口，尤其对于1919年后诞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有学者指出林纾的意义：“他的译著丰富了近代启蒙思潮，他们所传输的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及文学艺术，构成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培养基。可以说，他的创造性翻译和创作作为精神载体，开启了民智，启发了一个时代。”[6]在林纾翻译西洋文学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成为林译小说出版的重镇，其功莫大焉。据统计林纾翻译的小说约为180多种，根据马泰来的《林纾翻译作品目录》记载，90%以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7]据统计，1901—1910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总量约266种，占全球中文小说近五分之一，远高于小说林社的169种。[8] 胡适曾经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9]蔡元培说近50年来介绍西洋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10]。胡汉民说“近时学界译述之学书，无有能与严译比其价值者”[11]。陈应年在《严复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说：“据我们了解，严译名著中《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和《名学浅说》从初版起一直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其他如《天演论》《名学》等初版虽是木刻或石印出版的，但后来全部由商务出版过铅印本。”[12]严复翻译的西洋文化名著，赫胥黎《天演论》的初版于1898年湖北沔阳慎始基斋出版木刻本，1905年开始由商务印铅印本；亚达•斯密《原富》译本1901年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1903年由商务印铅印本；斯宾塞尔《群学肄言》译本1903年由文明编译局版，同年由商务印铅印本；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译本1903年由商务印铅印本；甄克斯《社会通诠》译本1904年由商务印铅印本；孟德斯鸠《法意》译本1904年由商务印铅印本；约翰•穆勒《名学》译本1905年由金陵金栗斋出版木刻本，1912年由商务印铅印本；耶方斯《名学浅说》译本1909年由商务印铅印本，严复翻译的著作由商务印书馆不断重印。 有学者指出：“严译名著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块丰碑，筚路蓝缕处甚多。向西方寻求新理的严复，又时时注意在国粹中有真发现，这种熔中西学术于一炉的努力，使之赢得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的美誉。”[13]在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中，诸多西方的思想被引进，影响了众多国内的士人，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亚达•斯密强调“富国”和“裕民”的自由经济思想，斯宾塞尔以生物学规律研究社会现象的实证主义哲学，约翰•穆勒关于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论述，甄克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点，孟德斯鸠合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法律精神，耶方斯西方逻辑学入门的演绎与归纳。“从总体上看，严复的西学翻译工程打开了不同于传统文化的另一个世界，为救亡图存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也为救亡图存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14]严复的译著不仅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其实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变革，“严复通过翻译西方社科著作传播启蒙思想，有力推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进程……”[15]鲁迅从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接受进化论思想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商务印书馆1928—1948年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丛书”154种，1929—1949年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30种，汇集了世界文学和学术名著，推进了世界名著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刊物，都将翻译介绍世界文学作为首要任务，推进了世界文学的翻译与引进，让世界文学走进了中国。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过程中，在对于西方学术著作和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萌生，在启蒙思潮的孕育和发展中，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丰润的沃土和孕育了丰富的滋养。 二 商务印书馆在其发展过程中，创办期刊成为其重要的举措之一，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与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功绩。《绣像小说》于1903年创刊，成为晚清的四大刊物之一。《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刊，刊物历经44年，是国内发行时间最长的定期刊物。1909年创办的《教育杂志》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是国内第一大文学刊物，1911年创刊的《少年杂志》内容丰富知识性强，1914年创办的《学生杂志》成为播扬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启蒙阵地，1915年创办的《妇女杂志》初期为贤妻良母的妇女杂志，1923年创办的《小说世界》努力开创雅俗共赏的境界。如上这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成为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中国新文学萌生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刊物，最初也存在着鲜明的传统意味保守风格。“当时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首先向商务出版的杂志进攻。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抨击《东方杂志》的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接着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的《新潮》发表了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16]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后，商务印书馆就呈现出某些保守色彩和传统意味。如《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第6号发表的三篇文章：《中西文明之评判》（平佚译自日本《东亚之光》杂志）、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和伧父（即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杜亚泉认为西洋文明的传入，导致中国丧失国是，精神界破产，实用主义盛行。欲救济迷途，“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又认为西洋之种种主义主张“往往为吾固有文明之一局部扩大而精详之者也。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即在于统整”，“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当“以吾固有文明为线索，一以贯之”[17]。陈独秀于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3号发表了《责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责问《东方杂志》：“《东方杂志》第十五卷六号，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同号该志论文《功利主义与学术》，又四号该志之《迷乱之现代人心》，皆持相类之论调。”[18]陈独秀对《东方杂志》记者提出了16个问题，谴责《东方杂志》在鼓吹东方文明时，倡导孔教、主张政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是出于政治复辟的需要。三个月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一文加以回应：“记者对于《新青年》记者所设问题，以为过于笼统，不能完全作答；其可答者，则记者固尊崇孔子伦理，且对于辜氏所言，凡业经征引而称许之者，皆表赞同之意者也。”他选择了其中10个问题一一予以回驳[19]。1919年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陈独秀对于《东方杂志》观点的总结为：“（一）自西洋混乱矛盾文明输入，破坏吾国固有文明中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遂至国是丧失，精神界破产，国家将致灭亡。（二）今日吾人迷逾中之救济，非保守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固有文明不可。（三）欲保守此固有文明，非废无君臣之共和制不可。倘废君臣大伦，便不能保守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便不能救济国是丧失，精神界破产，国家灭亡。”[20]陈独秀义正词严地谴责《东方杂志》贬抑西洋文明、维护封建伦常的姿态。 1919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第1卷第4号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将当时中国杂志界分为官僚派、课艺派、杂乱派、学理派，他将《东方杂志》视为杂乱派的代表，批评道：“这派大都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这派杂志的名称，举不胜举，最可以做代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它旧吗?它又像新；你说它新吗？它实在不配。”[21]在谈到杂志的市侩、守旧时，罗家伦还批评了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1919年7月，《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发表了《东方杂志》主编陶惺存署名为“景藏”的文章《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他先辨析杂志之“杂”含广狭两义，后表述杂志之职务：研究学理、启发思想、矫正习俗，他提出今后杂志界职责的六条编辑标准：一、当知世界大势，不固步自封。二、当适应时势，勿拘牵顽旧及忘记时代责任。三、切合人生实用，不尚虚饰。四、为未来世界进化作准备，不为过去时代留纪念。五、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不感情用事。六、理论与方法并重。该文强调：《东方杂志》创办16年，“本社同人，向本持以上述各项为职务，特以周围之情势，材料之缺乏，往往不能适如所愿，常用疚心。至所愿积极提倡者，冀吾同业互相勉力。所愿消极禁止者，本社同人当日夕警惕，而未尝以苛绳他人”[22]。虽然《东方杂志》针对陈独秀、罗家伦的批评作解释作辩驳，商务印书馆高层顾虑论战会带来负面效应，给《东方杂志》施压，杂志主编杜亚泉三缄其口，在其辞去主编前，撰文说：“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23]表达其新旧思想折中的观点。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背景中的尴尬处境，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商务受到这样严重的攻击，在文化教育界多年的声誉顿时一落千丈。为了迎合潮流，挽救声誉，不得不进行改革；因为杂志最先受到攻击，就从撤换各杂志的编辑人入手。”[24]1919年5月24日，张元济和高梦旦、陶惺存商定，由陶惺存接办《东方杂志》，并登载征文。[25] 创刊于1910年的《小说月报》，从1920年1月的第11卷第1号开始改革，主编王莼农邀请沈雁冰（茅盾）在该刊开设“小说新潮”栏目，“专登翻译的西洋小说或剧本”。《小说月报》第10号刊登了一份“本社启事”，称“本报自本号起，将‘说丛’一栏删除，一律采用‘小说新潮’栏之最新译著小说，以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以后每号添列‘社说’一栏，略如前数号‘编辑余谈’之材料，凡有以(一)研究小说之作法，(二)欧美小说界之近闻，(三)关于小说讨论等稿见惠者，毋任欢迎”[26]。沈雁冰回忆说：“《小说月报》的半革新从1920年1月出版那期开始，亦即《小说月报》第十一卷开始。这说明：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即第十二卷起的全部革新。”[27]从1919年10月底开始，杜亚泉被解除《东方杂志》主编之职，专任理化部部长。1920年9月18日张元济抵达北京，在北京盘桓一月有余，希望结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为商务印书馆寻找出路。[28]他拜访蒋百里、胡适、严复、林纾、郑振铎、叶恭缚等。商务印书馆的刊物先后变易主编：《东方杂志》由钱智修主编，《教育杂志》由李石岑、周予同负责，《妇女杂志》由章锡琛主编，《学生杂志》由杨贤江主持，《小说月报》由沈雁冰（茅盾）主编。茅盾后来回忆商务印书馆时说，张元济当年到北京寻找商务的出路，曾与郑振铎见面，郑让商务出版一个文学杂志，张表示可以改组《小说月报》，张元济与高梦旦商定让沈雁冰改组《小说月报》。[29]沈雁冰提出的条件为：“一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原来的《小说月报》全是四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30]高梦旦完全接受了沈雁冰提出的条件。1920年底，王莼农辞去《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接任该职，并开始全面改革《小说月报》，使之成为国内刊发新文学作品的大型杂志。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1卷12期卷端有“本刊特别启事”，提出了办刊的方针：“新潮东来，新文学已过其建设之第一幕而谋充分发展。本月刊鉴于时期之既至，亦愿本介绍西洋文学之素志，勉为新文学前途提倡鼓吹之一分天职。本刊将尽其能力，介绍西洋之文学，并输进研究新文学应有之常识。”[31]《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提出：“小说月报行世以来，已十一年矣，今当第十二年之始，谋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32]《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刊载了《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全面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成为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1923年1月，由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任《小说月报》主编，1927年5月至1928年10月郑振铎旅欧期间，叶圣陶为代主编，郑振铎与叶圣陶继续保持《小说月报》的革新特色，使该刊物成为新文学领域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文学杂志。[33]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中，在陈独秀、罗家伦的指责批评中，商务印书馆进行了革新与改革，使商务印书馆跟上时代潮流社会发展，在改换思路变更姿态中，使商务印书馆成为新文化新文学发展的重镇。 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背景中，商务印书馆在以《小说月报》为标志的改革过程中，启用具有新思想的编辑，结交诸多现代知识分子，编译各种新思想的书籍，刊载新文学作品，商务印书馆逐渐成为引领与推进新潮流的文化重镇。有学者指出：“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迅速成为国内宣传、介绍新思潮最有影响的杂志，每个杂志周围，都团结了一批有志青年。”[34] 由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新文学的领航者和助推器。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前一期刊载启事就预告：“自明年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将尽其能力，介绍西洋之新文学，并输进研究新文学应有之常识……”[35]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的《改革宣言》中，提出“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36]。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引领新文学发展的理论前沿，导引与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在改革后，力推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在写实主义文学为人生的平民文学的推广中，呈现出“五四”时期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新文学建设的责任和热情。沈雁冰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中，批评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总而言之，他们都认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信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提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喻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37]强调文学应该表现人生。愈之在《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在新旧文学的比照中，提出：“除上面所讲的两种特色——科学的态度，平凡的丑恶描写——之外，写实文学另有一种最大的特色，便是注重人生的描写。”强调写实文学注重人生的描写，提出写实文学是走向新文艺的必由之路：“但要走向新文艺的路上去，这写实主义的摆渡船却不能不坐。因为我国旧文艺的最大病根，是太空洞、太不切人生，恰和写实主义相反背。若是不经过写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时期，我国的新文艺，不用说是不会发展，就是会得发展，也是不充实的、不精练的，不能切合现代需要的。”[38]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批评旧派小说“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疏通人与人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凡抱了这种严正的观念而作出来的小说，我以为无论好歹，总比那些以游戏消闲为目的的作品要正派得多”，推崇表现人生的新文学[39]。郎损在《新文学研究者责任与努力》一文中指出：“……然而有一句总结是可以说的，就是这一步进一步的变化，无非欲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运命作奋抗与呼吁。”[40]提出文学应该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和情感。胡愈之的《文学批评——其意义及其方法》提出注重新文学的文学批评：“近年新文学运动一日盛似一日，文艺创作，也是一日多似一日，但同时要是没有批评文学来做向导，那便像船没有了舵，恐怕进行很困难罢。”[41]朱光潜也提出文学批评的重要作用，他说：“批评力较之创作力，高下诚有悬殊，但是没有批评，创作也决难有大成就。要想伟大的创作出现，天才与时会必须互相凑合。”[42]改革后的商务印书馆成为倡导新文学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镇。 《小说月报》还就新文学创作展开了专栏讨论。瞿世英在《创作与哲学》中指出：“文学的对象是人生，他的作用是批评人生、表现人生。”“无论哪一种小说都表示一种人生观和人生的问题。小说是直接表现人生的。……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感情、人们的行动、以及人们的喜怒哀乐，和人们的成功与失败。”[43]强调文学是批评人生、表现人生的。叶绍钧在《创作的要素》中提出描写社会黑暗的作品，必须注意：“（一）要取精当的材料；（二） 要表现一切内在的真际；（三）要使质和形都是和谐的自由的。惟其对于上述几端不尽能做到，所以所描写的所表现的黑暗只是一隅，只是小端，所以新兴文学对于中国民族没有什么影响。”[44]郎损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中说“只想表明‘怨以怒’的文学正是乱世文学的正宗，而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由肤浅看来，现在的社会内兵荒屡见，人人感着生活的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说是‘乱世’，反映这时代的创作应该是怎样的悲惨动人啊”[45]。强调文学是反映时代的文学。庐隐在《创作的我见》中，强调悲剧的描写多沉痛哀戚平易感人，“所以创作家对于这种社会的悲剧，应用热烈的同情，沉痛的语言描写出来，使身受痛苦的人，一方面得到同情绝大的慰藉，方面引起其自觉心，努力奋斗，从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方不负创作家的责任”[46]。郑振铎在《平凡与纤巧》中，指出当下文学创作的弊病：“第一是思想与题材太浅薄太单调了。……第二是描写的艺术太差了。……总之，缺乏个性，与思想单调，实在是作者的通病。”提出：“平凡与浅薄是现在创作界的致命伤，从事创作的人应该于此极端注意。”[47]王世瑛在《怎样去创作》中提出：“倘若作者对于社会情形不熟悉，写来与实际相差太远，纵使极细微的地方，也要失去文艺上真的价值。所以凭空虚构的小说，还是不能不根据事实；小说家不明白社会的真相，是不成功的！”[48]强调小说家必须明白社会的真相。许地山在《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中提出创作的三宝：智慧宝、人生宝、美丽宝；鉴赏的四依：依义、依法、依智、依了义。“创作者底生活和经验既是人间的，所以他底作品需含有人生的原素。人间生活不能离开道德的形式。创作者所描写底纵然是一种不道德的事实，但他底笔力要使鉴赏者有‘见不肖而内自省’底反感，才能算为佳作。”[49]说难在《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中提出：“第一层，要晓得我们不是把文学来诉自己的苦，……不过那个人做社会全体及自然界全体的代表罢了。”“第二层……要将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的实情，描写得格外深切”“第三层，我们所要创作的是平民文学，不是贵族文学。”[50]沈雁冰在《创作的前途》中指出：“严格说来，简直没有一部描写中国式老百姓的小说，配得上称为真的文学作品。”“青年的烦闷，烦闷后的趋向，趋向的先兆……都是现在的重大问题，应该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我们觉得文学的使命是声诉现代人的烦闷，帮助人们摆脱几千年来历史遗传的人类共有的偏心与弱点……”[51] 他们在新文学创作的研讨中，给新文学建设的现状提出一些看法，对于新文学创作的倾向和趋势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了新文学健康有序的发展与繁荣。 四 1920年，《小说月报》第11卷第12期有一则《特别启事》，既告示了刊物的革新，也推出了一批执笔的作家： 本刊明年起更改体例，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著，敬列诸先生之台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女士、郑振铎、明心、庐隐女士、孙伏园、王统照、沈雁冰。[52] 1921年，愈之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发表《新文学与创作》中说：“两年来的新文学运动，可算有声有色了。……但是我们总不能满意；因为这几年大吹大擂的提倡新文学，可是真实的文学创作，仍旧不多。”“翻译外国文学在目前自然是一桩要事；但我们不要忘了翻译不过是过渡期的办法，文艺运动的终极，却在于创作。”[53]他将新文学运动落脚于文学创作。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重镇，成为诸多现代作家成长与成名的温床和高坛。 叶圣陶说：“我的文学创作也跟商务分不开。进商务的前两年，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沈雁冰兄任主编，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儿童世界》也在那一年创刊，郑振铎兄任主编，经他怂恿，我开始写童话，一写就写了好多篇。我的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童话集《稻草人》，都是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商务出版的。”[54]冰心说：“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到了我入了大学，又开始写点东西，商务印书馆里又有了几位年青的编辑，如茅盾、郑振铎。我阅读的是《小说月报》，我写的小说也在那上面发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1923年）和第一本诗集《繁星》（1923年）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55]舒乙说：“商务印书馆对老舍先生来说，非同小可，是块绝顶重要的阵地，他的头四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全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而后，头三部还由商务出了单行本，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一部分。可以说，他的成名，是和商务印书馆有密切关系的。除去《小铃儿》不算，老舍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它发表在商务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时间是1926年。《老张的哲学》的发表，奠定了老舍先生在文坛的地位。”[56]仅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两年间，在该刊发表的小说就有鲁迅的《端午节》《社戏》，许地山的《命名鸟》《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蛛》，冰心的《超人》《爱的实现》《最后的使者》《离家的一年》《烦闷》《疯人笔记》《寂寞》，庐隐的《一个著作家》《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余泪》《月下的回忆》《或人的悲哀》，王统照的《春雨之夜》《一墙之隔》《微笑》《钟声》，徐玉诺的《一个不重要的伴侣》，潘训的《乡心》，等等，其中许多作品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改革后的刊物虽然在文学方面以刊载译作为主，但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学创作。有学者说：“据粗略统计，《东方杂志》由创刊到终刊（1904—1948）45 年（出刊 44 卷）的过程中，先后约三百位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流派的近现代作家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这是中国三代作家先后走上文坛的一个共同的创作平台。”[57]革新后的《东方杂志》最初设的“文苑”栏目中大多刊载翻译作品，1920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17卷第23号刊载了雪村的白话小说《私逃的女儿》，1921年第18卷第1号开始该栏目更名为“新思想与新文艺”，陆续有原创文学作品发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小说：鲁迅的《祝福》《白光》，落花生的《慕》，郭沫若的《落叶》《行路难》《喀尔美罗姑娘》，郁达夫的《离散之前》《烟影》，叶绍钧的《地动》《小蚬的回家》《啼声》《春光不是她的了》，王统照的《警钟守》《湖畔儿语》《在剧场中》《酒馆的掌柜》，陈衡哲的《运河与扬子江》《西风》，张资平的《圣诞节前夜》《鼷鼠先生》《梅岭之春》，蹇先艾的《老仆人的故事》《在贵州道上》，雪邨（章锡琛）的《风》《私逃的女儿》，巴金的《亡命》《父女俩》《雾》《杨嫂》《白鸟之歌》《煤坑》《新生》，梦雷的《微声》《喇叭的一个梦》《学艺》《麦秋》《柳絮》《在六岁中发生的一件事——影》《微波》，李劼人的《好人家》《只有这一条路》，沈从文的《宋代表》《刽子手》《元宵》《节日》《月下小景》《早上——一堆土一个士兵》《一个农夫的故事》，茅盾的《创造》，许杰的《赌徒吉顺》，王鲁彦的《秋夜》《狗》《灯》《阿卓呆子》《兴华大炮》，黎锦明的《百合残了》《水莽草》，施蛰存的《夜叉》，孙席珍的《误会》《槐花》，张维祺的《冬至夜》《井中的青蛙》，杜衡的《石榴花》，滕固的《新漆的偶像》，等等，其中诸多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作品。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不断推出文学丛书的出版，包括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华学艺社文艺丛书、现代文艺丛书、大时代文艺丛书、中法文化丛书、弥洒社丛书等。在结集出版的文学作品中有：长篇小说有庐隐的《象牙戒指》，王统照的《一叶》《黄昏》《春雨之夜》，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残雾》，郭沫若的《行路难》；小说集有许地山的《危巢坠简》《缀网劳蛛》，叶绍钧的《线下》《未厌集》《隔膜》《火灾》《圣陶短篇小说集》，许杰的《惨雾》《许杰短篇小说集》，巴金的《沉落》，张天翼的《万仞约》，萧乾的《篱下集》《小树叶》，李辉英的《火花》，艾芜的《芭蕉谷》，蹇先艾的《乡间的悲剧》，王任叔的《流沙》《佳讯》，庐隐的《海滨故人》，王以仁的《孤雁》，冰心的《超人》，张资平的《不平衡的偶力》《雪的除夕》，凌叔华的《女人》，陈衡哲的《小雨点》，王西彦的《夜宿集》，沈从文的《主妇集》《蜜柑》，罗暟岚的《红灯笼》，罗烽的《横渡》，柔石的《希望》，等等；新诗集有朱自清等的《雪朝》，卞之琳等的《汉园集》，高兰的《朗诵诗集》，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梁宗岱的《晚祷》，冰心的《繁星》，朱湘的《夏天》《石门集》，曹葆华的《巉岩集》《灵焰》《落日颂》，陈梦家的《新月诗选》，等等；散文集有朱自清的《你我》，许地山的《空山灵语》，巴金的《生之忏悔》，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湘西》，李广田的《画廊集》，曹聚仁的《文笔散镶》，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新俄国游记》，靳以的《渡家》，袁昌英的《山居散墨》《行年四十》，苏雪林的《蝉蜕集》《青鸟集》《蠹鱼集》《屠龙集》，等等；戏剧剧本有熊佛西的《佛西戏剧》《青春的悲哀》，赵清阁的《生死恋》《潇湘淑女》，余上沅的《上沅尉本甲集》，宋春舫的《宋春舫戏曲集》，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尉》，顾一樵的《岳飞》《白娘娘》，顾一樵、顾青海的《西施及其他》，李朴园的《朴园史剧甲集》，杨骚的《记忆之都》，郭鼎堂的《塔》，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侯曜的《弃妇》《顽石点头》《复活的玫瑰》《春的生日》，曹禺的《蜕变》，胡山源的《风尘三侠》，濮舜卿的《人间的乐园》，杨晦的《楚曼王》，徐公美的《歧途》，洪深等的《剧本汇刊》，王平陵的《情盲》，孙瑗的《复国》，等等。[58] 商务印书馆在期刊的文学作品刊载、文学丛书的出版方面， 囊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家，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在商务印书馆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不菲的成就和不断的发展。 五 在回顾商务印书馆百年史时，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万雄说：“商务印书馆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大转换的时代中，代表着民间的兴革动力，以‘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为目标，在推动文化教育上，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59]商务印书馆不仅在推动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历程中，做出了举足轻重的重大贡献，商务印书馆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和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镇。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呈现出如下的历史特点。 第一，顺应潮流、鼎力革新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键。“‘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在我国兴起，商务的保守势力仍宣扬国学和东方文明，拒用白话文，成为新潮流中的落伍者。”[60]在轰轰烈烈新文化运动背景中，陈独秀在《新青年》、罗家伦在《新潮》对于商务印书馆提出了批评。“商务受到这样严重的攻击，在文化教育界多年的声誉顿时一落千丈。为了迎合潮流，挽救声誉，不得不进行改革；因为杂志最先受到攻击，就从撤换各杂志的编辑人入手。”[61]如沈雁冰接任《小说月报》主编，章锡琛接编《妇女杂志》，李石岑、周予同负责《教育杂志》，杨贤江主编《学生杂志》，商务印书馆麾下的刊物均易帅，呈现出全面改革之势。“1920年11月，茅盾接任《小说月报》主编，进行全面改革，主张‘文学的目的是综合表现的人生’，文学要有时代特色，提倡写实主义的新文学。”[62]《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茅盾）任主编，《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的《改革宣言》中，在“创作”一栏中说：“同人以为国人新文学之创作虽尚在试验时期，然椎轮为大辂之始，同人对此，盖深愿与国人共勉，特辟此栏，以俟佳篇。”“写实主义的文学，最近已见衰歇之现象，就世界观之立点言之，似已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实未尚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1920年钱智修接陶惺存任《东方杂志》主编，1920年1月，钱智修在《本志之希望》一文中就说：“本志以为能描写自然之美趣，感通社会之情志者，莫如文学，而国人之治西洋文学者尚鲜，即有少数译籍，亦往往不能脱古文词赋之结习，其于西洋文学将弥失其真。故今后拟以能传达真恉之白话文，迻译名家之代表著作，且叙述文学之派别，纂辑各家之批评，使国人知文学之果为何物。”[63]表明了《东方杂志》改版后将致力于白话新文学的刊登、外国文学名著的译介、文学派别的叙述以及文学批评的辑译等工作。1921年初，《东方杂志》宣布：“中国的旧文学，其势不能够不改革了；所以本志从今年起，决计把文苑废掉，另设新思想与新文艺一栏，当作介绍西洋文学的引子。”[64]商务印书馆的改革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的，改革让商务印书馆跟上“五四”的步伐，虽然《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是发起和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但是《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延续了新文化新文学的潮流，改革让商务印书馆逐渐成为新文学的重镇。“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全国思想为之一新。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由高梦旦先生任所长。高先生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化潮流迅速高涨，商务的出版方针，必须有所革新……”[65]商务印书馆的改革是与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顺应“五四”潮流鼎力革新的姿态密切相关，从而体现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期刊的运行思路和发展策略。 第二，团聚作家、推动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作家是刊物生存和发展的生力军，商务印书馆改革后的几大刊物依靠主编的人格魅力和人缘关系，既向文坛的名家约稿，也不断提携后进作家扶植青年作家。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两年间，发表的文学作品大约190多篇，其中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鲁迅小说2篇，郑振铎诗歌7篇，许地山小说10篇，叶绍钧小说11篇、戏剧1篇，冰心小说10篇，庐隐小说8篇，王统照诗歌6篇、小说8篇、戏剧1篇，朱自清诗歌7篇、小说1篇。《东方杂志》的作者中，其中有众多知名作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茅盾、叶绍钧、王统照、落华生、张资平、老舍、李健吾、朱自清、庐隐、沈从文、蹇先艾、卞之琳、熊佛西、巴金、徐訏、鲁彦、张天翼、李劼人等。 在当时的年轻作家中，诸多作家的处女作是在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发表的：庐隐小说处女作《一个著作家》刊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潘训的小说处女作《乡心》刊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丁玲的小说处女作《梦珂》刊载《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巴金的处女作《灭亡》刊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至第4号，孙席珍的小说处女作《误会》发表《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鲁彦的小说处女作《秋夜》刊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2期。在对于作家创作的刊载同时，刊物常常还发表作家论和作品推介文章，如郎损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发表《春季创作坛漫评》，列举了二十四位作家的二十四篇作品，对他们“表示非常的敬意，因为他们著作中的呼声都是表示对于罪恶的反抗和对于被损害者的同情”。郎损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发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从115篇作品题材的梳理中指出，描写男女恋爱的占一半以上，描写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生活的，只占十分之一，从而提醒人们注意。 第三，联系读者、关注市场是中国现代文学繁荣的保证。商务印书馆将读者与市场看作商务印书馆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在《小说月报》等刊物的改革后，设计中就有与读者相关的栏目，反映读者心声、了解读者反映，从某种角度也扩大了刊物的发行和市场。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从第12卷第8号起，开设了“通讯”栏目，刊载读者信函和记者身份公开的答复，成为作家、编辑、读者沟通的渠道，刊登在第13、14卷近70多篇。《小说月报》从第13卷起，开设了“读者文坛”，共发表读者文章近30篇，让读者有发表观点的平台。《小说月报》第14卷第3号开设“读后感”专栏，从第14卷第3号至第14卷第12号共刊登读后感51篇。钱智修任《东方杂志》主编后，1920年1月第17卷第1号始设立“读者论坛”，发表读者的时论文章，1920年在“读者论坛”共发表文章33篇。1921年1月章锡琛接任《妇女杂志》主编，在精心设计刊物栏目时，增加了与读者有关栏目：“读者俱乐部”“自由论坛”“读者文艺”“通讯”“通信”“读前号”等栏目，由读者发表看法。1923年还设立了“谈话会”专栏：“本年除添设读前号栏征求读者意见外，并拟另辟‘谈话会栏’，读者如有零杂的思想，片段的意见，不拘体例，不分长短，都可在本栏发表。”[66]商务印书馆的期刊改革后，虽然也有一些保守势力表示不满，但是受到诸多读者的肯定和褒奖。“我是喜欢看改革后小说月报的一个，每期出版，仿佛像等不及的样子。我受小说月报底影响，我自己知道很多很大……”[67]“自小说月报改组以来，我对于新文学上发生了不少的兴味……”[68]“读了许多革新以来的贵报，非常满意，并且很佩服你们改造文学的努力，给了我们二十世纪中国青年许多幸福，这是我所不能不深深地感激你们的。”[69]商务印书馆的期刊还以专题征文、编辑专号、举办讲演会、刊载读后感等，在加大刊物的市场推广过程中，扩大了刊物的发行量和社会影响。沈雁冰改革的《小说月报》销路大增：“《小说月报》第l期印5000册，供不应求。各地读者纷纷要求重印，各处分馆还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第2期便印7000册。到年底竟突破1万册了。”[70]到 1924 年，《小说月报》的发行量已高达 2 万余份，分售处遍及全国各地及香港、新加坡等 33 处。由章锡琛主编改革后的《妇女杂志》发行量大增：“发行由原来的2000份增至一万份以上，开我国妇女杂志界的新纪元，并被人誉为‘中国妇女问题出版物里,不愧坐第一把椅子’。《妇女杂志》的发行机构遍布全国，除了上海市四马路棋盘街中市的总发行所以外，分发行所分布在全国42个大中城市……”[71]《东方杂志》先由陶惺存任主编，1920年1月后改为半月刊，后由钱智修接任，“在他主编时，该志内容日新月异，销数日扩，后来增加图片及画报，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使该杂志社业务一天天发达。他是《东方杂志》功臣之一，那是大家所公认的”[72]。1925年北京曾举办“青年爱读书”征文活动，结果为：“1925年1月，北京的5京报6副刊发起‘青年爱读书十部’为题的征文活动，在一个月的活动时间内，回应的读者共有307名，据此份调查的结果，《妇女杂志》总共获11票，排名50，而当时能挤入50名内的还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以及《新青年》，所获得票数分别是21票、21票和18票。”[73]《东方杂志》《小说月报》领先于《新青年》，可见商务印书馆的两大刊物改革后获得重要的社会影响。 著名学者伍蠡甫在谈到商务印书馆时说：“我们翻开中国近百年来的史册，在文化出版事业的队伍中，看到了商务印书馆的盛名不断地闪耀光辉。”[74]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商务印书馆的盛名不断地闪耀着光辉。 参考文献： 顾廷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见陈原等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3页。 王学哲、方鹏程主编：《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 1897—2007》，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3页。 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庸言》1913年第1卷第7号。 林译小说至1919年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兰姆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1904年）、哈葛德的《迦茵小传》（1905年）、哈葛德的《埃及金塔剖尸记》（1905年）、哈葛德的《英孝子火山报仇录》（1905年）、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1905年）、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1905年）、阿丁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1905年）、哈葛德的《斐洲烟水愁城录》（1905年）、哈葛德的《玉雪留痕》（1905年）、达孚的《鲁滨逊漂流记》（1905年）、哈葛德的《洪罕女郎传》（1906年）、哈葛德的《蛮荒志异》（1906年）、斯威佛特的《海外轩渠录》（1906年）、哈葛德的《红礁画桨录》（1906年）、哈葛德的《橡湖仙影》（1906年）、哈葛德的《雾中人》（1906年）、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1907年）、司各德的《十字军英雄记》（1907年）、阿瑟毛利森的《神枢鬼藏录》（1907年）、柯南达利的《金风铁雨录》（1907年）、华盛顿欧文的《大食故宫余载》（1907年）、迭更斯的《滑稽外史》（1907年）、几拉德的《花因》（1907年）、大隈克力司蒂穆雷的《双孝子噀血酬恩记》（1907年）、沛那的《爱国二童子传》（1907年）、司各德的《剑底鸳鸯》（1907年）、迭更斯的《孝女耐儿传》（1907年）、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1908年）、柯南达利的《歇洛克奇案开场》（1908年）、柯南达利的《髯刺客传》（1908年）、柯南达利的《恨绮愁罗记》（1908年）、迭更斯的《贼史》（1908年）、路易斯地文的《新天方夜谭》（1908年）、伊门斯宾塞尔的《荒唐言》（1908年）、柯南达利的《电影楼台》（1908年）、马支孟德的《西利亚郡主别传》（1908年）、阿克西的《英国大侠红蘩虂传》（1908年）、哈葛德的《钟乳骷髅》（1908年）、约翰沃克森罕的《天囚忏悔录》（1908年）、柯南达利的《蛇女士传》（1908年）、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1908年）、大仲马的《玉楼花劫》（1909年）、却洛得倭康、诺埃克尔司的《彗星夺婿录》（1909年）、迭更斯的《冰雪因缘》（1909年）、哈葛德的《玑司刺虎记》（1909年）、柯南达利的《黑太子南征录》（1909年）、蜚立伯倭翰的《藕孔避兵录》（1909年）、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1909年）、司丢阿忒的《脂粉议员》（1909年）、色东麦里曼的《芦花余孽》（1909年）、马克丹诺保德庆的《贝克侦探谈》（1909年）、哈葛德的《三千年艳尸记》（1910年）、森彼德的《离恨天》（1913年）、测次希洛的《残蝉曳声录》（1914年）、马尺芒忒的《黑楼情孽》（1914年）、希洛的《罗刹雌风》（1915年）、德罗尼的《义黑》（1915年）、法国巴鲁萨的《哀吹录》（1915年）、哈葛德的《双雄较剑录》（1915年）、锁司倭司的《薄幸郎》（1915年）、辟厄略坻的《鱼海泪波》（1915年）、爽梭阿过伯的《溷中花》（1915年）、包鲁乌因的《秋灯谭屑》（1916年）、莎士比亚的《亨利第六遗事》（1916年）、威力孙的《情窝》（1916年）、杨支的《鹰梯小豪杰》（1916年）、小仲马的《香钩情眼》（1916年）、克拉克的《奇女格露枝小传》（1916年）、鹘则伟的《云破月来缘》（1916年）、巴苏谨的《橄榄仙》（1916年）、倩伯司的《诗人解颐语》（1916年）、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1917年）、哈葛德的《烟火马》（1917年）、托尔斯泰的《社会声影录》（1917年）、布司白的《女师饮剑记》（1917年）、陈施利的《牝贼情丝记》（1917年）、小仲马的《鹦鹉缘》（1918年）、恩海贡司翁士的《孝友镜》（1918年）、丹米安、华伊尔的《金台春梦录》（1918年）、赖其镗的《痴郎幻影》（1918年）、参恩的《桃大王因果录》（1918年）、巴克雷的《玫瑰花》（1918年）、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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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姃湲：《〈妇女杂志〉(1915一1931)十七年简史——〈妇女杂志〉何以名为妇女》，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 伍蠡甫：《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见陈原等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76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8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