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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旧塾与新学 读书是江南家族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各个家族都把读书作为振兴家族的最重要手段，有一整套的促进子弟读书的制度。江南还有大量的由家族为本族成员创办的族学。江南望族认为家族教育“有塾以教之，有规以约之，有田以赡之恤之，亦是补国家政教所不逮矣”。同时各个家族还有相应的奖惩制度，鼓励家族成员读书学习，获得功名，为子孙读书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也激发族中更多子孙努力读书向学，积极应举。 但是传统社会科举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家族只能是偶露峥嵘，能产生五六名以上进士的家族已是凤毛麟角，堪称名门望族了。对大部分家族而言，其基本策略只能是在保证人丁兴旺和财产资源的前提下，不断维系家族的文化命脉，以保持甚至增强本家族获得成功的概率和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江南各个家族经常会把子孙能读书看得比短期获得科第成功还重要。于是，在江南各家族中，便形成了一种守先绪，承后学，传递家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责任感，这也正是江南的这些书香门第、笔耕世家代代相传，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由此也正是这催生了江南地区的人文之盛、风俗之美，使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人物链从未断裂，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以后，受到外部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传统的知识价值观逐步动摇，传统家族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近代以后，科举逐渐被新式教育取代，但为了维持本家族的发展，巩固自身在地方社会的权势，江南的家族都积极寻求新的文化资源，迅速将目光投向了新式教育，实现教育的转型。 改造族学，兴办新式学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 上海南洋中学的历史就是其中典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沙船业富豪王氏家族就拟用义庄余租“增设义塾，课族中子弟读书上进”，后因庄款无多，事业未成。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维泰入京城，目见清廷政界种种败征，遂绝意于仕途，“决意倡导青年摒时文，讲实学，兼习外国语言文字，为他日出身救国张本”。光绪二十一年，王维泰纠合同志，在松江设立“中西学塾”。因当地风气未开，学塾很快停办。次年，已迁至上海县大东门旧居的王维泰决心于家塾之基再立新式学堂。经过族中长者公议，定在家祠“省园”中设学塾，取名“育材中西义塾”，并希望能“有补自强大计”。“庚子国变”前后，王维泰之侄王培孙正式接掌育材书塾，后以感恩母校南洋公学之情而易名为“南洋中学”。此后，这所学校一跃成为“海上有名之中学”，直至今天仍是上海最优秀的中学之一。 育材书塾和传统族学有很大的区别，采取的是“旧塾其表，新学其里”的模式。所谓“旧表”，就是指保持传统私塾教育色彩，“新里”就是以现代西式学堂为基本办学模式。类似南洋中学这样由族学改造成新式学堂的成功个案在江南数不胜数。在当时，很多江南族学改造成的学校的师资与现在一流大学相比也毫不逊色，许多著名学者曾在此任教，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生。难怪历史学家严耕望说：“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无怪明清时代中国人才多出江南！” 传统家族中有资助族内子弟读书的相关规定。在向新式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江南家族仍然和传统时代一样，对族中子弟求学给予一定的补助和奖励，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首先，随着义务教育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家族除了奖励优秀者之外，更注重保证家族成员受教育的权利。其次，出国留学成为家族重点资助的对象。再次，女子教育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在江南各地，至民国初年时，几乎各个家族对女子教育均表示认可和鼓励，甚至有更多得风气之先的家族已经开始让女性出国留学。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江南家族教育的转型，不只是简单地将奖励科举改为奖励留学，关键在于教育观念不断改变，教育内容日益多元。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如外语、科技等与现代工商业发展相关的企业经营理念和商业知识也开始走进许多江南家族的教育中。大量的科技人才、工商人才开始从家族中涌现。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如上海金山籍的高锟、杭州临安籍的钱永健、江苏太仓籍的朱棣文等均出于望族。从望族中走出的院士、实业家更是层出不穷。随着现代教育的引入，很多家族都认可了除儒家经典以外，还有众多丰富的知识内容，鼓励子弟积极吸收有益的西学知识，社会逐渐形成了崇尚西学、实学的风气。 但是在客观上，家族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明，开始了思想观念的转变，逐步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逐渐走上了与传统家族文化相背离的道路。 （作者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