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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非公莫知” 黄宗羲与《明史》

http://www.newdu.com 2021-12-27 文汇报 喻军 参加讨论

    关键词:黄宗羲
    去余姚探访王阳明故居、朱舜水纪念堂及四先贤碑亭等人文故迹,也不忘驱车至城东南化安山下,凭吊一代学术大师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黄宗羲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专事读书著述。这处墓地,则是他79岁时在山间自觅的生命归宿。
    黄宗羲是明末所谓坚操劲节者之一。他年轻时曾入京为父(黄尊素,东林党人,为弹劾魏忠贤及客氏,被陷害致死)伸冤,在公堂之上以铁锥刺戳仇人,可见刚烈。明亡之际,他投身反清复明斗争,于四明山结寨聚义,亦曾追随鲁王于舟山一带与清军作战,因兵力不足,专程赴日本乞师,未果而返。后福王、鲁王几个小朝廷接连被灭,他眼见复明无望,虽兴叹于逝水,却立志于藏山,奉母回乡后,从此隐居化安山中。他从30多岁直至终老,始终恪守胜国遗民的节操而坚不出仕,弟子全祖望称其“终保完节” “故当大书以彰苦节”。但黄宗羲和新朝主使《明史》一事却有很深的瓜葛。为此,还遭到一些学者大家的讽议,比如被列为清代文字狱之首的当事人、学者吕留良及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等人,皆曾以“守节不孙” “晚节诚可多讥”而加以贬抑。
    明清嬗代之际,遗民阶层的很多文人或颓放曲蘖,极意声伎;或修撰文辞,以求不朽,一股私撰明史的风气应时而起,如张岱《石匮藏书》、谈迁《国榷》、查继佐《罪惟录》和潘柽章、吴炎《明史》等。还有一些达官贵人为留名后世而采摘他人学术成果,如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延揽部分学人以谈迁、张岱史著为蓝本修成《明史纪事本末》;还包括所谓“留心国史三十年”、人称“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明朝即有《国朝群雄述略》 《太祖实录辨证》等史著,晚年更醉心于明史的撰修。可惜他辛辛苦苦、博询旁稽写成的一百卷史稿,竟毁于绛云楼的一场火灾。
    《明史》乃清代官修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规模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之久、用功之勤、编撰之精却大大超过以前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 《辽史》简略, 《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而这些成果的获得,若无史学大家黄宗羲所作的贡献,恐怕会逊色几分。
    黄宗羲对《明史》的参与,是他文化责任感的体现——修史岂独一朝一代之事。他曾以元末危素的事迹举例,袒露心迹: “元之亡也,危素趋赴报恩寺,将入井,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妨再举例:黄宗羲拒征不仕,却让儿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同等入京修史,并将家传的史学札记《大事记》与自己的史学著作《三史钞》相赠,以备所需。梁启超曾言: “他虽不应史馆之聘,然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是咨询他取决。”正是得到黄宗羲的首肯,黄百家等人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明史》的修撰。他们不抱功利目的,而是秉持和尊奉师长教导行事, “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不明耳”。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崇尚气节,绝意仕途。他博通经史,还广游历,考旧史,旁及郡志,但凡水利、地理、河渠、人物、年月等如数家珍。他在修史过程中不要名衔、不领俸禄,只以学人的身份参与,却担着审定、校订史稿的干系。如此无私奉献,神似乃师之风,也得到史局总裁徐元文及继任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等人的交口赞誉。
    《明史》在体例、结构、史实等方面,无不渗透一代史学奠基人黄宗羲的智慧和心血。在修史过程中,史局每遇重大学术疑点或悬案,总要千里贻书,向远居余姚化安山的黄宗羲请教,所谓“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大多被《明史》采纳,如《明史·太祖本纪》依照黄宗羲的建议,不避讳朱元璋曾奉韩林儿为主的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另外,《明史》不依《宋史》旧例,而是以“儒林传”替代“道学传”,也是黄宗羲出的主意,等于对推崇理学而贬低心学的学术思路做了匡正,为此他还专门写下《移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书》以一锤定音,至于“历志” “地志”等都以黄宗羲相关著作如《今水经》为依据。
    黄宗羲对《明史》做了如此多的贡献,表面上是配合清廷,实际上是对清廷修史存有一百个“不放心”,无非希望藉此为故国史的编撰“保驾护航”,以免沦入他人之手后,整出一套与史实相悖甚而面目全非的“记史”而有辱前朝、贻误后人。从他在万斯同修《明史》即将赴京时的赠别诗“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中也能看出,他心心念念的,仍是对弟子此去还原历史真相的殷殷相托之情。
    “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吕留良等人认为黄宗羲“晚节有疵”,未免有非白即黑、过于苛刻之嫌。再举一例,万斯同进京修史时,黄宗羲以诗提醒: “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拟。”希望弟子此去,莫要讨好清廷,无须建言献策,足见黄宗羲的内心深处泾渭之分明。
    黄宗羲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病故,病危之时,晓谕家人: “我死后,即于次日舁至圹中,敛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就连烧纸钱等也一概不许,家人一一照办。临终前,黄宗羲诗云: “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如此洒脱的人生态度,已然进入大化之境了。至于他的学生万斯同,晚年声誉日隆,但双目失明,只能以口授的方式著作、指导后学,因长期劳累,后于《明史列传》甫脱稿而尚未订正之时,卒于曾任明史馆总裁的王鸿绪京邸,时年65岁。万斯同以一生布衣的身份,沉潜史局二十余年,耗尽毕生精力,道风人格,堪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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