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日本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幕藩制度下封建武士的等级性、多元性的忠诚，逐渐集中指向以天皇为统一象征的近代国家。吉田松阴正是这一转变过程早期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吉田松阴“天下意识”和“藩意识”的相互强化和共同发展，使他在外来危机的刺激下，形成了提倡效忠于天皇的“国体论”，并提出了将军职分论，从而完成了倒幕思想的理论准备；另一方面，松阴依然保持着以藩主为核心的忠诚模式，并视之为效忠于天皇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始终未能否定藩主辅佐幕府的忠诚义务。虽然松阴最终未能突破幕藩体制而形成“一君万民”式的近代性忠诚，但其忠诚意识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封建武士，预示着近代日本忠诚观念最终定型时的两种可能性。 [关键词]吉田松阴；忠诚；天下意识；藩意识；国体论 前言 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必须培育出对统一国家具有自觉的忠诚意识的国民，在日本则具体表现为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向全民的渗透。幕末时期（1853—1867)的内外危机引发了以中下级武士为主导的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动向。为了打破幕藩体制（指以江户幕府为最高领主、各藩以服军役等为条件从幕府接受领地的封建领主制）下的分裂割据状态，天皇作为唯一具有全国性号召力的传统权威，被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相应地，封建武士的忠诚意识也逐渐向近代帝国臣民的忠诚转变。长州藩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是这一转变过程早期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历程典型地体现了“幕末时期新忠诚观念的展开”[1](P11)。学界多认为松阴已经形成了所谓“一君万民”式的近代性忠诚观念，即国民平等地效忠于作为统一国家象征的天皇[①]。这一通说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日本政治思想史名家丸山真男所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的影响。丸山此书致力于探讨日本近世时期（从16、17世纪之交到1867年德川幕府倒台）近代性思想的萌芽，在“封建意识形态内部的分解过程”中，探寻日本“‘近代’思想的逻辑矿脉”[2](P196-197)。具体到对松阴忠诚心的历史定位，丸山认为松阴的尊王攘夷论（尊崇天皇，排斥外国人）代表了近世绝对主义思想[②]发展的历史最高点，是近代天皇制下“一君万民”理念的先驱。尽管丸山的论断非常谨慎，只是说松阴“模糊地预感到将会往一君万民的方向发展”[2](P357)。而且丸山在日后曾经坦率承认自己早期的研究有以下缺陷：“把使封建意识形态从内部解体的思想因素，直接看作近代意识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2](P8)然而日本学界主流却很少注意丸山的这一反省，反而逐渐倾向于进一步认为吉田松阴已经形成了“一君万民”的忠诚观念。事实上，吉田松阴于1859年被幕府处死，而近代天皇制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步建立[③]。为了贯彻所谓“一君万民”的政治理念，明治政府逐步实施了消除封建割据、取消身份差别的政策，但这些皆非吉田松阴生前所能预料。另外，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松阴依然保持着典型的封建武士的忠诚意识[④]。然而，如此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松阴会成为打破近世封建体制的先驱。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松阴的思想状况，本文计划分为四个阶段详细梳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首先明确吉田松阴身为一名封建武士的忠诚意识的原点；其次通过描述其“天下意识”和“藩意识”的互动关系，借以展示其思想在日本开国前后的曲折变化；然后讨论其思想发展的最后归结即其“国体论”中的忠诚观念；最后考察松阴在安政六年（1859）的忠诚实践，以确认其临终前的思想状况。希望对这样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准确把握封建武士的忠诚与近代国民的忠诚之间的历史关联。毕竟，武士出身的政治家主导了日本近代国家的创立，只有准确理解幕末武士忠诚意识演变的历史过程，才能更好地认识近代日本国民的忠诚意识的特质。 一、封建武士的忠诚意识 日本近世封建体制下的人与人之间，既强调纵向的身份划分，亦重视横向的地域分割。曾经深受其苦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如此描述幕藩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就好像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3](P156)封建社会的这种分裂性，严重限制着国民一体感的形成。即使是承担着政治责任的武士阶级，也缺乏对社会整体的关心。就一般武士而言，虽然存在着藩主、将军、天皇[⑤]等多元的效忠对象，主要的忠诚对象还是直接主君。而且，随着幕藩制度的长期延续，个人对个人的主从关系逐渐演变为家族对家族的忠诚关系，正如福泽渝吉所论：“幕府以及各藩的士族，不但向当时的主人效忠，并且还追念到列祖列宗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3](P168)吉田松阴正是一名典型的封建武士，其出生成长的空间也在纵横两个方向上被严格划定了边界，其忠诚意识便在此中孕育成型。 吉田家世代研习山鹿流兵学[⑥]，侍奉长州藩大名毛利氏，松阴是第八代户主。他少年时便深得藩主毛利敬亲的赏识和眷顾，养成了强烈的报恩效忠意识。他曾自述：“天保甲辰（1844年，松阴15岁——引用者注）廷试，矩方（松阴之名——引用者注）以特旨讲《孙子?虚实篇》。公（指藩主毛利敬亲——引用者注）嘉称，褒赐以《七书直解》全部十四册，所以深激励愚顽也……朋友亲戚，间有艳称为荣者，无堪惭愧。尔来五稔之年，荏苒逝矣。成何功而修何业，所以报前日之恩赐果何事，无一可言者焉。为矩方者其心何如？忧之无他，如古人而已。自古志士仁人，感恩图报，往往尽一身之力，而继之以死。亦唯当厉精竭力，日夜无懈，孜孜家业，以死争之耳；则质虽鲁，性虽钝，岂不可报其万一哉。”[4](P271)主君施恩，从者效死，除此之外别无他顾，这种狭隘而又强烈的忠诚感情，正是封建武士的道德理想。 在此，松阴强调为了报恩尽忠，有必要建立功业，体现了其忠诚意识中强烈的业绩主义取向。嘉永元年（1848），19岁的松阴成为正式的兵学师范（教官）。身为兵学师范，他最直接的业绩期待便是攘夷。他陆续提交多种有关藩政的意见书，其中特别强调“异贼防御处置乃邦国（在当时文献中所谓邦国、国、国家等，一般指藩国——引用者注）第一之急务”[4](P529)。而且，对功业的渴望使松阴期待长州藩在军事上更加积极进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仆仕长藩（长州藩——引用者注），亲视国事，有流涕太息不能已者……长之北海五十里，直与朝鲜对，夷舶憧憧往来于其间，而吾武未足使彼指望而胆寒股栗；而况北袭满、鄂（指清朝、俄罗斯——引用者注），西讨暗、弗（指英国、法国——引用者注），舳舻千里，突巢穴，收要害之望哉。”[4](P408-409) 值得注意的是，在松阴的忠诚观念中，与业绩主义相比更重要的是动机主义。16岁时松阴曾作《对人问忠》，如此论述“忠之道”：“以实而不以功名……纵令功名虽高大，不以实，亦不可为忠也。”[4](P257)松阴所谓“实”，意指动机的纯粹性。然而，过于强调动机的纯粹性，有可能导致对主君具体意志的忤逆。对此，松阴援引儒家的教导以为辩解：“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盖恭敬，忠之大者也。”[4](P257) 松阴忠诚意识中业绩主义取向和动机主义取向的结合，决定了其积极的甚至是激进的实践倾向。在幕藩制度内外交困之际，吉田松阴为秩序的重建而上下求索，直至惨遭刑死而在所不惜。其早年形成的忠诚意识，为其思想探索和政治实践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二、“藩意识”和“天下意识”的互动 如上所述，松阴的效忠意志主要指向本藩藩主，这是幕藩制度下一般武士的常态。他们的视野严重局限于本藩，极端强调对藩主的忠诚，一般称之为“藩意识”。然而以民族国家为指向的近代性忠诚，必须扬弃这种封建性忠诚，形成所谓“天下意识”（当时文献中“天下”一般指日本）。日本幕末维新时期“天下意识”的发展可以细分为三个层次：对日本的存在的自觉；对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危利害的关心；为了日本整体的利益而不惜否定藩的存在。明治四年（1871）实施的“废藩置县”（废除全国的藩，设置中央政府直辖的府和县），正是第三层次的天下意识在政策上的具体表现。现有研究在分析幕末武士从“藩意识”向“天下意识”的转换时，往往注目于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如长富优便特别强调吉田松阴通过与天下士人的交往，“徐徐从藩的地域主义中解放出来了”[5](P49)。然而，具体历史人物的心理过程实际上更加曲折复杂。松阴生前并未遭遇必须在日本和长州之间作出选择的困境，所以其天下意识最终停留在前两个层次，并没有与其藩意识形成正面冲突。实际上，在松阴身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本应相互对立的意识，却奇妙地表现为相互强化、共同发展的关系。 嘉永四年（1851），22岁的松阴获准随藩主游学江户，这是他实现思想突破的一个重要契机。通过和他藩武士的交往，松阴开始真正意识到日本的存在，萌发了第一层次的天下意识。他在江户写信给家乡的朋友：“日本历史、军书类尤当用力。虽闻某人言之，尚无暇及之。其人云：‘御藩之人暗于日本之事。’我辈辱国（指藩国，即藩——引用者注）命，不堪汗背。”[6](P84)值得注意的是，松阴了解“日本之事”的动机，恰恰是为了在他藩人士面前维护长州藩武士的声誉。反过来，这种名誉感也促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本藩之事。他在另外一封信中写道，被人问及长州藩的刑罚制度“御国笞刑，笞背乎？笞臂乎？”而回答不出，叹道：“呜呼，不知国事，惭愧惭愧惭愧惭愧惭愧。”[6](P93)可见“天下意识”与“藩意识”本非必然对立，松阴恰恰是由于和他藩人士的交往，强化了其在“天下”这一舞台上身为“长州藩士”的自觉。随着其天下意识的成长，其藩意识也进一步强化。 正是这种可称之为“天下中的长州”的观念，导致了松阴违法脱藩事件的发生。为求了解天下形势，松阴相约他藩友人到日本东北地区实地考察。他虽然得到了藩政府的许可，但由于手续问题而在临行之际无法拿到“过书”（关所通行文书），于是违法逃离江户藩邸。他作出这一决断的动机是：“于是迟疑，人必曰长州人优柔不断，是辱国家也。亡命者，虽如负国家，而其罪止一身，比之辱国家，得失何如欤？……非不顾负国家，诚丈夫一诺不可忽也。夫大丈夫出国，一言可以荣国，又可以辱国，国家荣辱之所系，岂区区一身故哉？”[7](P210)松阴毅然违法脱藩，正是为了维护长州藩在天下人面前的声誉。也正是因此，他游历归来后，虽被剥夺了家禄，失去了作为兵学师范的资格，但藩主毛利敬亲依然对他信任有加。 在脱藩游历的过程中，松阴的天下视野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在水户藩接触到水户学[⑦]后，他开始关心日本的历史。松阴以前主要致力于研读中国史书，归藩之后才开始阅读日本历史。他在日记中写道：“身生皇国，而不知皇国之为皇国，何以立于天地，故先读《日本书纪》三十卷，继之以《续日本纪》四十卷。”[7](P283)这是松阴的天下意识从第一个层次向第二个层次发展的重要转机。脱藩游历之前，“天下”对松阴而言还只是一个舞台，此时的松阴则开始初步萌生对自己“身生皇国（即日本）”的自觉，日本对他而言已开始具有了自身归属的意味。然而，松阴还没有形成对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感。他对日本历史的关心也主要不是为了追溯国家的形成过程，而是着眼于学习攘夷策略：“其间有古昔慑服四夷之术，可法于后世者，必抄出录之，名为《皇国雄略》。”[7](P283)但正是在读史过程中，他形成了对于所谓皇国日本的历史荣光的骄傲感：“吾古圣皇远压服海外诸国，以成人材于往来勤劳之间，其雄略大谋，后世之所宜为法也。”[8](P536)这种基于充满神话传说的史书而形成的骄傲感，使他产生了无限感慨：“然今则不然，反使洋外小夷，行吾所行， 可胜叹乎哉。”[8](P536) 嘉永六年（1853）佩里率领美国舰队到达日本，以武力威胁要求幕府打开国门。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松阴终于认识到，分裂割据的日本无力与其相抗衡，必须集结各种势力以共同维持独立，其天下意识由此而完成了向第二层次的飞跃，开始形成对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自觉意识。他不顾自身已经失去兵学师范的资格，冒时人之大不韪而匿名上书藩主，强调守卫江户不只是幕府的责任，也是各藩的共同责任。丸山真男对此评价道：在松阴眼中最急切的问题是“打破封建的＝地方的割据性，使所有的政治力量都集中于对京都的朝廷的忠诚”[9](P93)。丸山敏锐地揭示了幕末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细考松阴当时的认识可以发现，他对所谓日本整体性的理解，还仅限于主张各种封建割据势力应通力合作：“当今之势，非列藩协力，不可成事。”[10](P304)他并未要求实现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相应地也并不要求忠诚心的一元化。他在上书中强调长州藩主应该“为天朝幕府致忠尽力”[10](P308)，即承认同时存在两个效忠对象：将军（幕府）和天皇（天朝）。而松阴自身更保持着效忠对象的多元性和等级性。在安政元年（1854）他试图偷渡海外以了解世界局势，其冒死犯难的动机便是所谓“上为皇朝，下为藩主”[7](P405)。 尽管松阴尚未视天皇为唯一的效忠目标，但却非常重视天皇作为统一象征的价值，以此为诸藩协力、共御外侮的主张提供正当性依据：“普天率土孰非王臣与王土，协力当须却狡夷。”[10](P310-311)但必须注意的是，他虽然强调“普天率土”皆是天皇（即所谓“王”）的臣民和土地，却并未进一步清算自身的藩意识。相反，在忧虑天下安危的同时，他热切期盼的是长州藩得以趁势崛起：“明春（指佩里声称将再来日本的1854年——引用者注）江户总崩溃乃当然之事，自不待言，然本藩独立一军，有独往独来之处置，取威取霸，亦在此一举。”[6](P193)毕竟，对于松阴这样在幕藩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般武士，即使能够意识到天皇的存在，也不过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效忠对象。真正促使他提出那些具有天下志向的言论和行动的，主要还是对直接主君的报恩。松阴自称匿名上书的勇气是出于感念“父祖累代蒙国家（指藩国——引用者注）之厚恩”[10](P309)。他决定偷渡海外同样也是为了报答藩主的恩顾，因为辅助藩主为将军或天皇效力，正是藩士效忠于藩主的具体表现。所以松阴自道：“当非常之罪（指脱藩之罪——引用者注），蒙非常之恩，思非常之报，遂逼出航海之举。”[11](P488) 在松阴心中，效忠于天皇的天下意识，和效忠于主君的藩意识，两者之间不仅毫无矛盾，而且可以互相强化。这种观念上的混沌，使他避免了思想上的二难选择，从而得以保持一种单纯而强烈的行动热情。但也正因如此，他最终也没有产生向第三层次的天下意识飞跃的内在需要，以至于无法超越对藩主的忠诚义务，不能将全部的忠诚心投向象征着统一国家的天皇。 三、“国体论”思想的形成 安政元年（1854）佩理再度来日，吉田松阴预想中的“江户总崩溃”[6](P193)的局面并未出现，《日美和亲条约》顺利签订。日本政局虽然暂时恢复平静，但是西方的威胁并未消失。如何防备下一次危机的到来，是松阴此时最关切的课题。安政二年（1855）松阴写道：“可忧者，人君无效死弗去之志，臣民无亲上死长之心焉耳。大抵策士之所忧，末也，君子之所忧，本也。”[12](P99)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激发君臣上下的敢死之志，并为此提出了“国体论”思想。在形形色色强调天皇特殊价值的“国体论”中，松阴以其独特的忠诚观念而赋予其“国体论”以鲜明的特色。试论之如下。 第一，强调绝对效忠意识。这主要源于其对国防的关心，他认为：“群夷竞来，虽可谓国家之大事，但不足深忧。可深忧者人心不正也。苟人心正，百死以守国，其间虽有成败利钝，未至遽失国家。苟人心先不正，不待一战而举国从夷。然则今日最可忧者，岂非人心之不正乎？近来接对外夷之际，有失国体之事不少。事之至于此，皆因幕府诸藩之将士，其心不正，不能为国忠死。”[13](P84)松阴对忠诚心的军事价值的关注其实由来已久，嘉永元年（1848）就曾强调：与败于英国的清朝相比，“吾邦自有可恃者而存焉。封建之侯伯也，世禄之将士也。是以其所守之土地，则祖宗之土地也。其所养之将士，则祖宗之将士也。其忠义思报豢养之恩，其敢勇愿试练熟之艺，比之满清郡县之吏、调募之卒，强弱之分，不啻霄壤，是所以可恃也”[4](P336)。当松阴将这种世代追随的武士之间的忠诚心，类比于日本人对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忠诚时，其国体论思想便诞生了。他在安政二年（1855）如此论述日本必然不会亡国的道理：“吾国皇统绵绵，与天壤无穷；下至邦国茅土之封，与山河无竭。故天下有难，亿兆臣民，皆当死之；邦国有难，封疆臣民，皆当死之。亿兆臣民，不可皆死，则皇统与天壤无穷；封疆臣民，不可皆死，则茅土与山河无竭。”[12](P10) 第二，放弃儒家的普遍主义原理而转向日本特殊主义。他认为：“道者，天下公共之道，所谓同也。国体者，一国之体，所谓独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天下同也。如皇朝君臣之义卓越于万国者，一国之独也。”[13](P272-273)在此，松阴为了强调从一而终的绝对忠诚，虽然并未正面否定儒家伦理的普遍适用性，但他强调日本“国体”具有独特性，实际上限制了儒家的君臣观念在日本的运用。他认为日本国体之不同于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君臣关系的绝对性，甚至不顾历史事实，一味强调：“我邦上自天朝下至列藩，袭千世万世而不绝，决非汉土（指中国——引用者注）等所可比。故汉土之臣如临时雇佣之奴婢，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者，固其所宜也。我邦之臣既为世代侍奉之臣，与主人同死生共休戚，至死绝无可弃主而去之理。”[13](P16)他甚至批判孔子和孟子离开出生之国而求仕于他国的行为：“呜呼，我父母何国之人也，我衣食何国之物也，读书、知道，亦谁之恩也。今以稍不遇于主，忽然而去之，于人心如何耶。我欲起孔孟，与论此义。”[13](P16)松阴完全否认了臣下选择君主的任何自由权利。 第三，提倡效忠于天皇，却无法摆脱以长州藩为本位的忠诚观念。基于前述“从一而终”的伦理，松阴坚决反对长州人离开长州为其他藩服务，强调“防长（指长州藩——引用者）之臣民应死生于防长”[13](P254)。但他同时又批判长州藩执政者“非藩内之人断不延见”的习惯，主张“开怀招集天下之士于萩下（指长州藩——引用者注）”[13](P25-26)。那么为何他藩之士（即所谓“天下之士”）不受“从一而终”的原则所限呢？松阴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其实不难发现，他之所以提倡从一而终，一是为了避免日本人对外国人效忠，二是为了避免长州人对毛利氏以外的人效忠。如果长州藩之外的日本人来长州藩效力，松阴其实是非常欢迎的。但是这又意味着否定了“从一而终”的原则的绝对性。对此自相矛盾之处，松阴避而不谈，此种态度正是来自于前文指出的其思想发展的局限性：其天下意识未能发展到第三层次，没有克服自己的藩意识而形成对国家的整体感。因此，高唱尊皇的松阴依然固守着等级性效忠模式，强调长州藩士必须通过效忠于长州藩主而间接效忠于天皇。如其所自道：“仆者毛利家臣也，故日夜炼磨奉公于毛利也。毛利家者天子之臣也，故日夜奉公于天子也。吾等忠勤于国主者，即忠勤于天子也。”[14](P410) 第四，否定德川幕府统治权的绝对性。他以天皇统治日本的神圣合法性为根据，提出了将军职分论：“若征夷大将军之类，天朝之所命，唯称其职者得居于此。故若使征夷如足利氏（室町幕府的建立者——引用者注）之旷职，直废之可也。”[13](P35)这一主张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幕府权力的绝对性。正是这一点使松阴与固守德川氏支配权的水户学者们分道扬镳。但是，由于他把更迭将军的决定权归于天皇，也就否定了其他政治力量自主倒幕的权力：“不奉天朝之命，擅问征夷之旷职……适足以启奸贼之心而已。”[13](P35)因此，他虽然对幕府内外政策多有批判，却依然强调长州藩主的政治目标是：“将往匡辅幕府，协同诸侯，外以张国威，内以报皇恩。”[15](P51)可见其政策主张依然停留在提倡各种封建割据势力相互协作的水平。 第五，一度形成把尊奉天皇作为攘夷手段的自觉意识。他在安政三年（1856）十一月（阴历）曾如此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有因忧天朝遂愤夷狄者，有因愤夷狄遂忧天朝者。余幼奉家学，讲兵法，知夷狄国患之不可不愤。而后遍考夷狄之所以横，知国家之所以衰，遂知天朝之深忧，非一朝一夕故。然孰本孰末，未能自信。向八月间，为一友启发，矍然始悟：从前忧天朝，并为愤夷狄起见，本末既错，非真忧天朝也。”[15](P57)“向八月间”指的是安政三年（1856）八月（阴历）。松阴这段话的主旨是为了披沥自身尊皇感情的纯粹化的过程，但是他同时也承认了自己曾经并非“真忧天朝”，只是出于身为兵法家的考虑，作为攘夷的手段而提倡尊皇。关于这种有意识的理论操作的思想来源，松阴在成书于安政三年（1856）十月（阴历）的《武教全书讲录》中曾经强调过两点：第一，中国贬抑外国，尊重自国，自称中国，看到这种情况，“悟尊我（内——原文小字注）贱外之理，知我邦之当尊为中朝”。第二，“汉土尊先王，重宗庙社稷，见之，悟报本敬祖之理，知尊我自天七地五（指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引用者注）以来代代之圣帝”[15](P100)。松阴国体论的代表作《讲孟余话》完成于安政三年（1856）六月（阴历），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尊皇言论，正是其“因愤夷狄遂忧天朝”、“非真忧天朝也”时期的作品。只是他后来又否定了自己以尊皇为手段的想法。 四、最后的忠诚实践 安政五年（1858），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围绕《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问题展开激烈对抗。井伊直弼主导下的幕府在未能获得天皇敕许的情况下断然签约。以此为背景，吉田松阴产生了强烈的的危机意识。他积极策划暗杀幕府官员等阴谋活动，终于被幕府降罪，于安政六年（1859）十月（阴历）被处死。松阴的诸项策划中以所谓“要驾策”最为激进。按惯例，藩主毛利敬亲应于安政六年（1859）三月（阴历）参觐幕府。公卿大原重德等计划在途中拦截毛利敬亲的车驾，强邀他一起赴京都举事勤王。松阴获知这一计划之后，考虑派人帮助实施，却遭到友人和弟子的反对，最后因其妹婿小田村伊之助告知藩政府而计划破产。考察松阴关于此次策划的论述，可以发现他在政治手段的选择上虽然表现出狂热的激进色彩，但就其忠诚观念而言，只是把前一阶段的思考结果付诸实践，在理论上并无新的进展。 松阴痛斥幕府违敕签约之罪，却并未否定幕府本身。他对幕府并未完全绝望：“幕府虽坏，宗亲犹有尾、水、越、桥之贤（指尾张藩、水户藩、越前藩和一桥家——引用者注），天下仰之。是虽幕府，未必无正人君子。”[8](P344-345)他期待通过进谏（包括兵谏）以促使幕府改变政策。但是幕府当局者执迷不悟，天皇朝廷又无实际权力，他最后的依靠只有长州藩。以本藩拯救天下的豪情在松阴胸中再度涌起，这正是其“要驾策”的主题。他视日本的命运和长州藩的声誉为一体，强调：“神州（此处指日本——引用者注）之存亡，江家（指长州藩主毛利家——引用者注）之荣辱，要在此举也。”[8](P317)但是无论他对天下安危的关心多么强烈，其忠诚心依然首先指向长州藩主。他在给叔父的信中写道：“今也以尊攘为迂谬，以忠孝为陈腐，侄犹忍之，伏水之事（指‘要驾策’的计划——引用者注），则君身之安危系焉，君家之荣辱关焉。君危而臣安，君辱而臣荣，何以为情焉。”[8](P289)对主君/主家的忠诚感情，比对天皇的忠诚，甚至比儒家的忠孝大义本身，都更能牵动松阴的心弦。 当然，对松阴而言，“尊皇”的大义名分，虽然缺乏主从关系所具有感情力量，但也成为指导其忠诚实践的重要依据。尽管他批判反对其计划的友人“不知奉公旨”[8](P345)，强调武士应顺从主君的意志，但实际上其“要驾策”的设想本身却是以暗中否定藩主意志的绝对性为前提的。他相信：“十死士要驾，号泣请留，且责以大义，必有吾公许允。”[8](P316)很明显，松阴认为藩主参觐违敕的幕府是不合“大义”的行为。他甚至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至于要驾策，长门（指长州藩——引用者注）臣子，实有不忍不为者。坐视君公入不义，而不以死救之，虽甚不可为，抑臣子之情哉。”[8](P320)这里更明言藩主参觐之举为“不义”。但是他因为受制于对藩主的效忠意识，最终也未能在君主具体意志之上，明确提出一个具有普遍规范性质的道德准绳。因此，为了论证自身主张的正当性，他只有设法强调自己的意志和藩主的意志实际上是一致的：“朝旨不必言，幕谋不必言，吾公则尊攘之人也，吾公已有志于尊攘，凡为臣子者，故当顺承之不暇。”[8](P343)这种臣下将自我意志与主君一体化的忠诚模式，或者表现为“顺承之不暇”的愚忠，或者表现为“责以大义”的谏诤，都有可能带来积极行动的热情，但毕竟无法提供超越主君意志的普遍主义伦理。 总之，松阴的忠诚意识虽已不同于典型的封建武士，但无论是对藩主还是对将军，他至死都是以“进谏”（即“效忠”）的形式坚持自己的主张，未能突破“藩士——藩主——将军——天皇”的模式而发展出“一君万民”的忠诚观念。他受刑而死的结局，也昭示着旧体制内的忠诚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的突破则有待于后来者的努力，而这正是在文久（1861-1864）庆应（1865-1868）年间尊攘派向倒幕派乃至维新派逐步转变时所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吉田松阴忠诚意识的演变预示了近代日本忠诚观念最终定型时的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内在于松阴提出其国体论时曾经拥有的以尊皇为（攘夷）手段的意识，这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倒幕维新政治家，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身上，典型地发展为所谓“夺玉”模式的天皇观[⑧]。他们视天皇为“玉”，有实力夺得“玉”的人便获得了按自身需要来解释天皇意志的权力，并以此为杠杆来支配他人。松阴思想中暗伏的认为“大义”高于主君具体意志的观念，也为这种忠诚模式提供了内在的支撑。但是，正如松阴放弃了儒家的普遍主义原理，却未能提出超越主君意志的普遍规范一样，大久保利通等人也未能提出一个可以超越天皇血统神圣性的普遍主义标准，所以不能公开把“夺玉”的意图宣之于口，只能停留于暗箱操作。 第二种可能性存在于松阴以热情洋溢的文字宣扬、并以生命付诸实践的尊皇思想，这为明治政府塑造近代国民（实际是帝国臣民）提供了一个合用的榜样。松阴的国体论被改造成官方大力宣扬的教义，其中所潜藏的以尊皇为（攘夷）手段的意识则被彻底抹杀。松阴对人（主君）的忠诚和对组织（藩）的忠诚的未分化状态，也恰好与近代日本所谓“忠君爱国”的忠诚模式相对应，启示了以天皇的具体人格形象来激发国民效忠感情的动员手段。至于松阴所抱持的等级性效忠观念（通过效忠于藩主而间接效忠于天皇），虽然并不真正符合近代天皇制所标榜的“一君万民”的理念，却适应了培育日本近代官僚制下的等级性效忠意识的需要[⑨]。 [参考文献] [1]松本三之介.天皇制国家と政治思想[M].東京:未来社,1969. [2]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 [3][日]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M].東京:岩波書店,1934-1936. [5]長富優.吉田松陰の忠誠論[J]．駒沢史学，1973，20（3）． [6]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八巻）[M].東京:岩波書店,1939. [7]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七巻）[M].東京:岩波書店,1934-1936. [8]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四巻）[M].東京:岩波書店,1934-1936. [9]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二冊）[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 [10]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一巻）[M].東京:岩波書店,1940. [11]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九巻）[M].東京:岩波書店,1934-1936. [12]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二巻）[M].東京:岩波書店,1934-1936. [13]吉田松陰.講孟余話[M].東京:岩波書店,1936. [14]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五巻）[M].東京:岩波書店,1934-1936. [15]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三巻）[M].東京:岩波書店,1934-1936. Transition of the Samurai’s consciousness of loyalty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Tokugawa Government——Focused on Yoshida Shouyin Tang Liguo (School of History,BNU,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When Japan was in a process of building a centralized nation state, it saw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of loyalty from feudal samurai’s characteristic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being loyal to multiple lords to modern citizen’s that regards the emperor as the symbol of the whole nation. Yoshida Shouyin was a typical case of the early stage of such an evolution. With the interaction and strengthen of Yoshida’s “Consciousness of Tenka” and “Consciousness of Han”, on the one hand, he brought the Kokutai thought into shape and put forward the so-called “Shougun’s duty”in the context of Japan’s being threatened by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thus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nti-Bakufu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he still insisted that to be loyal to feudal lord was an indispensable way to show loyalty to the emperor and to be loyal to the Bakufu government was the obligation of feudal lord. This meant that Shouyin did not go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Bakufu system at the end and still preserved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feudal loyalty. However, the evolution of Shouyin’s consciousness of loyalty led to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yalty concept of modern Japan. Key words: Yoshida Shouyin;loyalty;the Consciousness of Tenka;the Consciousness of Han;the Kokutai thought 注释： [①] 参见桐原健真：《吉田松陰における‘転回’――水戸学から国学へ》，东北史学会编：《歴史》，98号，2002年；山口宗之著：《幕末尊王思想の展開》，见森克己博士古稀纪念会编：《史学論集 対外関係と政治文化3近世?近代編》（<东京>吉川弘文馆，1975年版）；长富优著：《吉田松陰の忠誠論》，见《駒沢史学》第20号，1973年；井上勲著：《ネーションの形成》，见桥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编《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3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Ⅰ》（<东京>有斐阁、1971年版）；桥川文三著：《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神話と論理》（<东京>纪伊国屋书店，1968年初版，1978年新装版，1994年复刻），等等。 [②] 指日本近世中期以后在国内外危机的刺激下逐渐形成的，主张建立以天皇或者将军为顶点的中央集权国家，谋求实现封建国家力量一元化的政治思想。 [③] 虽然日本天皇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以来的传统，但实际上近代天皇制是明治政府利用和改造传统而重新创立的政治体制，可参照安丸良夫著：《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前夜》（<东京>朝日新闻社，1977年版）；藤田省三著：《維新の精神》（<东京>みすず书房，1967年版）。 [④] 如鹿野政直认为吉田松阴的忠诚观念是“典型的武士伦理”（鹿野政直著：《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东京>边境社，1976年再版，P42）；内藤俊彦著：《吉田松陰における"急進主義"の構造——安政五?六年の直接行動を中心として》，（见新潟大学法学会编：《法政理論》,1997年9月,10(1)）也持类似观点。 [⑤] 日本近世初期以来便一直存在着尊王（即尊皇）思想，可参考尾藤正英著：《尊王攘夷思想》，见朝尾直弘等编：《岩波講座日本歴史13近世5》（<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版）。 [⑥] 山鹿素行（1622-1685)所开创的日本近世兵学流派。 [⑦] 水户学是江户时代（1603-1867）在水户藩形成的以尊王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一般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以朱子学为基础，通过编撰《大日本史》而展开大义名分论。后期以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的藩政改革为契机，形成为强化幕藩体制服务的政治实践理论。其中通过导入神道以及国学的思想，提出了更加完整的国体论（指关于日本独特的国家体制的议论），以强化对朱子学大义名分论特别是君臣上下之义的正当性说明。在幕末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水户学对尊王攘夷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⑧] “玉”在日本象棋（将棋）中指玉将（王将）。以天皇为旗号的武装倒幕运动接近尾声时，在倒幕派内部开始出现一种以“玉”代称天皇的暗语。内藤俊彦认为这种称呼天皇的方式，表明倒幕派与吉田松阴的天皇观念不同，“他们甚至连作为忠诚对象的天皇，都视为功能性的、操作性的客体”。“因此他们的行为剥掉了伦理外衣，认为这是一场争夺‘玉’的游戏。”“在此……可以看到政治性思维的萌芽”（内藤俊彦著：《吉田松陰における"急進主義"の構造——安政五?六年の直接行動を中心として》，见新潟大学法学会编：《法政理論》,1997年9月,10(1)，P38-39）。内藤所强调的“政治性思维的萌芽”，正是松阴思想中的第一种可能性在幕末政治斗争中逐渐现实化的结果。又，藤田省三也指出：“维新国家的政治家，从内心里摆脱了作为传统价值象征的‘天皇’的羁绊，所以才能够自由地操作这个传统价值即‘玉’，由此才可能进行国家建设。作为日本式近代国家的‘天皇制国家’，实际上是那些摆脱了对‘天皇’的信仰的人们所开始构筑的。”（藤田省三著：《維新の精神》<东京>みすず书房,1967年版，P26） [⑨] 色川大吉通过分析日本最底层民众在明治维新之后的经历，指出近代天皇制国家“以‘御一新’、‘四民平等’为口号，抛弃了封建的施恩、依附关系，创造了所谓‘一君万民’、‘一视同仁’的更加强有力的超越性观念（幻想）”，但是实质上却保持和延续了日本近世以来的“层级性支配的结构，继承了其民众支配的战略”（色川大吉著：《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論》，见朝尾直弘等编：《岩波講座日本歴史17近代4》，<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版，P367）。又，藤田省三在论述日本近代天皇制官僚机构的“纵向的阶层性”时，也强调了下级官僚必须依次对上级官僚致以“私人性‘献身’”的序列关系（藤田省三著：《<新編>天皇制国家の支配原理》，<东京>影书房，1996年版，P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