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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新近兴起的计量软件CiteSpace，对辽宁省非遗研究的主题和演化趋势进行知识图谱分析。非遗保护的途径与对策是相关研究中反复再现的主题，也是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核心内容。辽宁省非遗研究呈现出四个研究趋势，即研究细化的转向、一以贯之的资源化倾向、新近的非遗创新研究取向、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语境。只有在可视化图谱和传统文献阅读之间来回穿梭，才能够将CiteSpace文献计量的优势最大化。将计量软件CiteSpace引入中国民俗学学科之中，探讨知识图谱分析的可能性，有助于促进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关键词：知识图谱；CiteSpace；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方法；可视化 学术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应。如果从技术角度来概括我们所经历的变化，那么信息技术无疑是影响社会变迁的一项重要因素。卡斯特尤为强调信息技术在塑造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并以“网络社会的崛起”来描述和定义这种现象，如今“互联网+”已为我们广泛熟知，成为日常生活中不言自明的事实。最早将这种社会变迁放置到民俗学的学科视野中去讨论的，是德国学者鲍辛格。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这本标志着欧洲民俗学重大转型的著作中，鲍辛格提出技术已成为人的第二自然，呼吁民俗学界重新审视技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 中国民俗学界对于该问题的回应大概是在21世纪初，以“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这一视角转换形式开启了本土社会的研究进程。从现实田野到虚拟网络，从线下到线上的变化，为民俗学提供了不同以往的研究领域，例如，对于网络社会中的信息技术笑话、信息技术的自然化进程、新媒体时代的民俗形态、虚拟社区中的民俗认同、融媒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衍生与传播、互联网背景下中国“锦鲤”的生成等问题的讨论，记录、描述并阐释了信息技术介入以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经验的变迁也为学科研究方法提供了多样化的尝试路径，对传统的资料搜集、分类方式等形成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民族志就是新兴的研究方法之一，它体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如何从现实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此外，一些新近兴起的计量软件程序也进入到研究视野之中，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例如CiteSpace、Ucinet、Spss等，其中CiteSpace就是本文所运用的一个文献计量软件。知识图谱分析则是运用CiteSpace等软件绘制图谱，它兼具“可视化的知识图形”与“序列化的知识谱系”双重特征，有助于寻找某一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规律，为定量化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相对而言，对于这些计量软件的尝试和运用，恰恰是民俗学所缺乏的。 建立在田野工作、文本分析之上的定性研究，是民俗学的一个学术传统。大多数的民俗学知识都是在此基础之上生产出来的，但也有少数例外，前辈民俗学家在研究歌谣时就采用了计量方法，例如董作宾在搜集和整理《看见她》，刘经庵在《歌谣与妇女》中运用了统计的方法梳理歌谣在各省的分布频率。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也有计量研究的尝试。只是运用计量方法的后续研究较少，没有更多的经验可供分享。民俗学的学科发展，一方面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视野的更新上；另一方面它还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多元化上，尤其是引入其他社会科学广泛应用的新工具，非常有益于丰富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工具箱，这恰恰是本项研究的出发点之一。论文将辽宁省非遗作为一个切入点，借助于计量软件CiteSpace对相关研究主题及其演化趋势进行梳理，力图为非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新的表述和呈现方式，其意义更在于将计量软件引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之中，以探讨新方法的可能性。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资源较为丰富，覆盖领域广泛。截至2020年12月1日，辽宁省省级非遗项目增至294项，省级传承人增至198人。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辽宁省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有67项，除了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这一类别目前空白以外，广泛分布于其他各个类别之中，其中民间文学类6项、传统音乐类8项、传统舞蹈8项、传统戏剧9项、曲艺类12项、传统美术13项、传统技艺3项，传统医药2项、民俗类6项。辽宁省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计58人。 辽宁省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的项目共计9项，其中，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庄河剪纸、岫岩满族剪纸、建平剪纸、新宾满族剪纸以中国剪纸的名称入选2009年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复州皮影戏、凌源皮影戏、岫岩皮影戏、盖州皮影戏协同其他省份以“中国皮影戏”的名称进入到2011年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辽宁省民族构成多样，为非遗资源赋予了浓郁的民族因素，阜新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沈阳初春枝满族剪纸、抚顺满族民间故事、新宾巴图鲁乌勒本、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岫岩满族民间歌曲、铁岭朝鲜族农乐舞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如此多样和厚重的非遗资源，为非遗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本文将运用可视化图谱的方法系统梳理辽宁省非遗的研究成果，深入把握辽宁省非遗的研究现状、研究主题和研究前沿，揭示非遗的研究趋势，并将辽宁省非遗研究放到全国非遗研究的脉络之中去审视，以期深化非遗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我们将主题检索词定为“‘辽宁’and‘非物质文化遗产’”“‘辽宁’and‘非遗’”“‘辽宁省’and‘非物质文化遗产’”“‘辽宁省’and‘非遗’”，对于起始发表时间不做限定，搜索时间范围截止到2020年，检索时间为2021年2月1日，成功检索到相关文献241篇。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我们手工剔除了不相关文献（包括活动报道、相关介绍以及重复性文献等），最终检索到有效文献148篇。论文以RefWorks格式的文本文档导出文献。RefWorks格式的文本数据包含每篇文献的题目、作者、机构、出版年、期、卷、关键词和摘要等信息，然后应用CiteSpace（5.5.R2版本）的数据转换功能，将文本数据转换为CNKI格式以后用于分析。CiteSpace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应用程序，通常运用于文献分析可视化中。与传统的文本分析相比，CiteSpace的优势在于可以将搜集到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模型分析，绘制知识图谱来呈现和分析相关领域的演化轨迹和研究趋势。凭借CiteSpace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跨越文献丛林，迅速掌握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重要研究人员、经典文献，以及前沿文献等。关于知识转折点的分析是CiteSpace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它可以把握特定时间内突然激增的新研究主题。论文主要依据“作者合作分析”“机构合作分析”“关键词共现图谱”和“关键词共现网络时区图谱”等可视化图表，揭示和阐释辽宁省非遗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段下的研究热点及其演变趋势，再现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以便于我们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其演化规律。 作为一种文献计量的软件，CiteSpace擅长把握文献之间的关系，但容易陷入数据分析、流于表面的泥沼。因此在研究综述中，我们将CiteSpace分析的结果与传统的文本阅读相结合，以期深化文献之间的关系，尝试深入挖掘文本内涵，在传统的文本分析与CiteSpace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途径，充分运用CiteSpace可视化的优点，展现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演进路径。 二、辽宁省非遗文献缓慢增长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非遗研究文献总量的变化，以及在不同时段内文献的变化规律，有效评估辽宁省非遗的研究状态，预测其发展趋势，我们根据检索到的148篇有效论文制作了期刊增长动态图（见图1）。鉴于搜索到的论文最早发表于2007年，因此我们把CiteSpace软件中的Time参数设置为2007-2020年。 4211.jpg) 围绕辽宁省非遗这一研究主题，图1直观地反映出每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14年来的论文总体变动情况。与全国以及其他省份相比，有关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期刊发表的数量较少，相关研究起步较为缓慢。一般而言，国内非遗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蔡良玉发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一文被视为我国非遗研究的起点。5年以后，辽宁省非遗开始进入到学者的学术视野之中，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总体而言，辽宁省非遗文献整体呈现出波动性增长态势。 对非遗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对策探讨，开启了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序幕。发表于2007年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机制研究》一文，总结和概括出辽宁省非遗保护和利用的五种机制，即活态保护、立法先行、政府主导、旅游利用、教育参与。就目前我们所搜集到的文献而言，这一论文可以视为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开端。2007年至2009年期间，辽宁省非遗的研究文献缓慢增长，年均发文量均在10篇以下。2010年相关研究的年均发文量首次达到10篇，形成了缓步增长后的一个研究高潮。2011年发文量陡然回落至此前初步发展阶段，与2010年的发文量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2至2020年，是辽宁省非遗研究的稳定增长时期，年均发文量大约在14篇左右。在这一时期，非遗愈加广泛地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之中，同时地方非遗传承和保护实践中的问题逐渐清晰化，为更多学者参与到辽宁省非遗研究之中提供了众多讨论的主题和焦点。在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辽宁省非遗成为一个学术增长点。这一研究趋势的出现可能与辽宁省对非遗保护的重视和强调息息相关。在《关于实施辽宁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辽宁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关于加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通知和方案相继出台以后，2014年正式颁布《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该部遗产条例是辽宁省政府首次以地方政策法规的形式对非遗保护活动，以及非遗传承人的权力和义务进行清晰界定，为辽宁省非遗保护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化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