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格局较为松散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从事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学者,梳理学者所在研究机构的联系,丰富和拓宽相关研究的呈现维度,我们通过核心研究群体与研究机构合作图谱来揭示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这一部分揭示的内容,往往是传统文献阅读忽视的,或者是难以揭示的内容,而知识图谱的方法恰恰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一)核心研究者的分布 通过研究学者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辽宁省非遗研究的现状,从中寻找出核心研究者群体——即在相关领域中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以及学者所在的学术机构及其从事的研究领域。 表1显示了论文发表数量位居前八的作者,这些作者主要来自辽宁省高等院校与政府下设的科研院所。其中,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学者是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孙立新,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辽宁省非遗(例如锡伯族非遗的民族品牌建设)、沈阳市非遗(例如戏曲类、手工技艺类、民间美术类)的生产性保护,其研究视角与当前非遗的研究趋势十分吻合。以辽宁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切入点,探讨其在信息社会中传承路径的新变化,则是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的郝文军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连大学东北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院的张景明侧重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建构,以及非遗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辽宁社会科学院的曹晓峰和徐海燕、辽宁师范大学的李虹将辽宁省非遗保护与旅游产业开发关联起来探讨辽宁省非遗保护的可行路径。渤海大学艺术学院的于富业将非遗作为精准扶贫的抓手,认为围绕非遗进行传统工艺振兴和乡村振兴可以打赢脱贫攻坚战略。这些研究大多以辽宁省非遗的项目分类以及传承人为出发点,同时结合少数民族的特征探讨区域性非遗保护、旅游、文化产业开发的可行性等。我们也注意到,部分研究以一个相对宏观的视野,突出民间文化遗产的民族性特征,拓展和丰富了相关研究的理论框架。通过核心研究者的分布状况,我们对辽宁省非遗领域的学者有了大致认知。如果我们想进一步厘清学者所在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就需要学术机构合作图谱进行揭示。 (二)学术机构的关系网络 一般而言,论文发表的数量是评价学术机构科研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围绕研究机构这一主题,我们试图揭示和发现从事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学术机构。为了便于数据分析,我们将相同学校内部的院系节点进行合并,最后将机构合作图谱整合为76个节点、41条连线。图谱中显示的节点越大,说明该机构论文发表数量就越多,该机构对于辽宁省非遗的关注度也就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着两个机构之间具有合作关系。连线颜色的深浅与合作的年份具有相关性,连线颜色浅表明机构之间早期进行过合作,连线颜色深则意味着机构之间近期存在合作关系。 辽宁省共有76家机构关注于该主题研究。研究机构的具体分布显示出它们大致分属于三种类别:一类是以辽宁省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政府科研院所;一类是以沈阳师范大学、渤海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大学为代表的高校研究机构。此外,还有第三种类型,则是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沈阳师范大学共建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共同构成了辽宁省非遗研究的主导力量。从论文发表数量上看,排名前七的研究机构分别为渤海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省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辽宁省社会科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大学,其中,渤海大学论文发表数量最多,为16篇。 从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看,整体上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说明从事辽宁省非遗的研究机构之间合作与交流比较少,总体处于一种相对分散的、自发性研究状态。在合作关系中,主要是以两两协作关系为主。沈阳师范大学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与沈阳城市学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与阜新高等专科学校,沈阳体育学院与辽宁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等属于同地域的两两协作关系。沈阳大学与中央民族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社会科学部与辽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早期曾经存在跨地域的合作关系,大连大学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渤海大学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等近期存着跨地域的两两合作关系。研究机构合作图谱显示,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合作关系目前形成为两组。一组是以辽宁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为节点形成的同地域协作网络;一组是以辽宁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管理系、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等为节点形成的跨地域协作网络,这些研究机构合作发表期刊论文。 总体而言,辽宁省非遗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对离散,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辽宁省非遗研究格局的形成,学术问题的凝聚、沉淀,以及未来研究的系统性。高校学者与政府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对辽宁省非遗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例如,前者擅长理论研究,而后者关注的是辽宁省非遗保护的实践与对策,尤为强调非遗保护的现实意义。未来研究将会以高校与机构之间更具深度的学术合作形式展开,以促进非遗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四、研究主题为非遗保护的途径与对策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观点的一种再现,通常被运用于研究主题的揭示和展现。借助于高频关键词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握相关研究聚焦的主要内容。关键词的共现图谱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共同出现的关键词之间建立共词网络,从而明晰学术领域主要的研究课题,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论文将通过高频关键词、关键词共现进一步揭示辽宁省非遗的研究主题脉络以及知识演变规律。 (一)关键词的频次分析 我们从文献中筛选和提取出现频次较高的词语——即高频关键词,用来描述和揭示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核心内容,以及反复再现的研究主题。 高频关键词(见表2)显示,“非遗保护”是辽宁省非遗研究探讨的核心内容,其词频达29次之多,是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辽宁省”之后词频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有关非遗保护的途径和对策等方面,例如“遗产旅游”“保护与传承”“传承人”“对策”“文化产业”“资源利用”等则是辽宁省非遗研究着重探讨的主题,这些主题为更好地理解辽宁省非遗保护的社会进程提供了概念框架,同时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期的积累。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成为辽宁省非遗研究一个相对重要的聚焦点,与其他民族相比,“满族”与“锡伯族”得到更为充分的讨论。在辽宁省非遗的区域分布中,“沈阳”“大连”与“辽西地区”出现于高频词中,说明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三个区域受到学者相对较多的关注。 城市区域出现于高频词,与该地区对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视,并尽早进行保护实践紧密相关。例如,沈阳在2005年启动“民族民间文化系统工程”,率先开展了非遗保护行动。“系统工程”将沈阳市内具有历史价值、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均纳入到保护范畴之内,为沈阳市、辽宁省非遗的保护奠定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基础,同时也为辽宁省非遗项目申报做了充足的准备和铺垫。与此相似,大连较早启动编撰民俗文化志的工作,同时重视非遗保护的制度化建设,颁布《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实施意见》,成立了专门的非遗保护机构——非遗保护中心。 与沈阳、大连的非遗保护路径不同,辽西地区则采用文化生态保护的方式——以朝阳为核心划定辽西文化生态保护区,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开放性和动态性保护,将该区域的非遗保护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保护有机整合。出现于高频关键词中的“辽西地区”,是辽宁省非遗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该区域非遗项目——包括凌源皮影、建平剪纸、朝阳社火在内——的统一名称,或者说是一个关于区域的总括性概念。 “非遗资源利用”“遗产旅游”和“文化产业”是理解和阐释辽宁省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关键词。将非遗视为一种可以消费的文化资源加以运用,讨论非遗产业化、市场化开发的机制以及与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直是辽宁省非遗研究重点讨论的内容。目前辽宁正处于新一轮老工业基地全面和全方位振兴的背景之下,如何在非遗产业化与非遗保护、传承之间实现平衡,如何借助非遗提升辽宁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仍然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至于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例如由论文中共同出现的关键词构成的共词网络,还需要由关键词共现图谱进一步揭示。 (二)关键词共现图谱 我们对图谱进行最大化过滤以后,得到以辽宁省非遗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显示的内容,我们从非遗的民族特征与地区分布、聚焦的非遗项目类别与多学科的对话与参与四个方面分别揭示辽宁省非遗研究的特征。 第一,非遗研究的民族特征。到目前为止,辽宁省非遗研究非常侧重于对少数民族的探讨。自2007年以来,我们看到了这类研究的持续增长。选取民族非遗为对象,将非遗和民族相结合这一研究路径,为辽宁省非遗研究提供了诸多的新见解。关键词共现图谱同时也说明,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期刊文献涉及到“北票”“岫岩”“抚顺”“新宾”“医巫闾山”的“满族”,以及以辽宁省为研究单位的“锡伯族”。其他地区民族的非遗却鲜有涉及。随着蒙古族非遗(“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的加入,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民族视野愈加多元化。辽宁省非遗的民族分布显示,蒙古族、朝鲜族国家级非遗项目和省级非遗项目数量可观,种类繁多,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却相对阙如,其理论研究也相对薄弱。换个角度来看,朝鲜族、蒙古族等民族领域的非遗研究是辽宁省非遗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可以作为未来非遗研究的前沿部分,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挖掘。 第二,非遗研究的地区分布。同时,我们还发现,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沈阳和大连,这一点与上述高频关键词揭示的内容相一致。包括“辽宁鼓乐”在内的“传统音乐”及其“数字化保护”、“戏曲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非遗的“文化产业化”与非遗的“创新研究”是沈阳市非遗关注的主要内容。“民间美术资源”与“文化产业”、非遗与“旅游业”以及“旅游产品”的开发、“城市文化”以及近来进入研究视野的“皮影艺术”,则构成了大连非遗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除此之外,有关“鞍山评书”、“海城高跷秧歌”、“本溪鼓乐”、“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等区域的研究陆续加入到相关研究中来,优化了研究的区域结构,让非遗研究的地方性日趋丰富。 第三,非遗研究的项目类别。关键词共现图谱揭示出学术研究聚焦的非遗项目类别及其关注点,包括传统音乐类的“辽宁鼓乐”、“非遗音乐”的“数字化保护”、“本溪鼓乐”的传承与保护、“辽西地区”“民间音乐”的保护现状;传统美术类的“民间美术资源”的产业化发展路径、“满族剪纸”的“文化创意”与“岫岩刺绣”的“传承人访谈”;传统舞蹈类的“海城高跷”的“权利主体”;曲艺类的“二人转”跨文化“传播”、“鞍山评书”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的“传统武术”的传承与保护、“传统体育杂技类”的现状研究;民间故事类的“东蒙民间故事”与“区域文化软实力”;传统戏剧类的“滦州皮影”的“传承”;传统技艺类的以“傅氏锡伯族剪纸”为例的手工技艺类非遗“旅游纪念品”在网络社会中的设计开发与推广等,“阜新玛瑙雕”的非遗传承教学实践与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传统医药类的“金氏正骨手法”与“金氏膏药”;民俗类的“本溪社火”与“村落文化”,海城“庙会文化”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 值得说明的是,图谱中出现了分类保护的理念,该理念强调要根据不同非遗类别的现状及其特征采用不用的保护类型。分类保护的理念有力地促进了辽宁省具体非遗类别转向的研究。在辽宁省非遗的十种类别当中,目前的研究均有所涉及,尽管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一致。与依托的地方区域相结合,探索具体类别的非遗保护和发展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趋势。此外,传统医药类非遗与民俗类非遗也有较大的学术增长空间。 第四,多学科的对话与参与。围绕辽宁省非遗这一主题,旅游学、创意文化产业、品牌设计、传播学、高校艺术教育学、法律等运用各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跨学科的合作与探索。多学科的参与有助于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进一步深化辽宁省非遗的研究内容,丰富和拓展辽宁省非遗的研究视野,同时提高辽宁省非遗保护和传承在实践中的可能性。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青睐并运用交叉学科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非遗问题,这一研究思路与国际非遗研究总体趋势相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