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 郭沫若等人最早尝试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做整体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形成于《读书杂志》发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虽分别基于“知其所以然”和从社会性质深入到社会史的两种研究路径而发起，表现为“根据地下发现的实物”探求“唯物论的适应度”和为了考察社会性质而去追索其“逻辑发生”的“史的生成”这两种研讨形式而展开，却都是有意识地运用唯物史观考察、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将史实“嵌入”理论的研究方式，看上去便与从史料出发并标榜史学“求真”的学院派史学之间存在着间隙，一时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 社会史论战 《读书杂志》 引 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国时期逐渐发展为颇具影响的史学思潮。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社会史问题论战，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一直受到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方面的中外研究者的重视，已有研究成果在对论战过程的梳理、论战观点的辨析、论战影响的评价、论战作用的总结等方面都有较为全面的论述。然而，鉴于论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在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关系等方面，仍存在着泛泛而论、看法不一的情况，已有的较为充分的研究不仅会使一些相异的观点反映得更为突出，还会展现出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如有学者将社会史论战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次严重较量”；有学者强调“将陶希圣等诸多涉及社会史论战之人统统归入‘唯物史观派’”，“这是极为错误、极为糊涂的观念”；另有学者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中共史学是不恰当的”，“不少学者亦因政治立场或党派背景的牵连，其学术研究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得不到客观审视”。进一步言之，何时并怎样产生了较为明确地把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研究意识？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模式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更多人所接受？怎样看待站在不同政治立场或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纷纷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历史的现象？社会史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有待于在进一步细化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围绕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这一主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略人所详，对相关问题再作考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唯物史观固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源头，但是唯物史观在当时是作为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种，主要是转徙日本传入中国的。且不说国人了解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有多少，即令当时对唯物史观极为重视的有识之士，也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据此观察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非历史问题。十月革命前后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先驱，重在介绍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理论、阐述马列主义理论观点，他们所论述的理论资源大都涵盖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以此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部分及于近代中国革命史、中国工运史、中共党史等“史”的论述，如蔡和森《社会进化史》（1925年）和《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30年）、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年）等，也主要是围绕着现实中的革命问题而展开。李大钊的《史学要论》（1924年）等一系列相关论著，在传播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先驱的这些论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打下了理论基础。总体而言，在1928年至1930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处于形成前的准备阶段。 1928年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渐趋激烈，起因固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为了检阅革命失败的原因，规定革命的政纲，不得不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各党各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纲，打击敌党敌派的政纲，也不得不争论辩护中国社会的性质”，而共产国际方面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歧见，也成为争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主要推助力。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议决案，提出“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的论断。已经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倾向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不赞成中共六大的决议精神，追随陈独秀的“托陈取消派”在反对中共干部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的同时，“苏联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以及托洛茨基、拉狄克、沙发诺夫等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分析，成了他们常常征引的理论依据”，形成因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所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学者之间不同意见对立的局面。1928年1月创刊的《新生命》杂志、1929年11月创刊的《新思潮》杂志、1930年7月创办的《动力》杂志等成为发表倾向性观点言论的平台，不同政治派别的论战参与者纷纷用唯物史观判定中国的社会性质，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时期、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初期资本主义时期、封建社会时期、小农农业社会等各种观点，而要更深入系统地阐明这些观点，把唯物史观用于认识中国社会作“史”的研究则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 把唯物史观用于认识中国社会作“史”的研究 对现实的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必然会牵涉到社会史问题。较为明确地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社会性质问题的，以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1929年）以及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等论著开其先声。1929年1月，陶希圣将他在《新生命》杂志发表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几年间重印8版。陶希圣提出：“要扫除论争上的疑难，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尝试把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官僚集团、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宗法理论与实际等专题的讨论，试图认识中国现实的社会性质，多数结论都指向现实中的阶级阶层、社会结构、政党纲领、革命理论等问题，“史”或“社会史”的元素多服务于社会性质问题讨论，基本观点是论证“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坏，封建势力还存在着”。半年后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主旨在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崩坏过程”，其核心解释在于“指出中国社会是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两书论述的观点先后相联，后书用唯物史观作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系统论述，更具以历史介入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意识，书中还特别提示其“用意在提出历史的事实，供读者尤其是历史唯物论者的讨论和批评”。郭沫若对此甚有同感。他在看到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后，写了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相关的唯一一篇文章《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文中除了用已知考古学成果批评陶希圣的观点外，认为“对于中国的社会，近来已有人作史的研究，这是很可贺的现象”，“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每每要求我们回顾过往的轨迹。中国近来渐渐生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的史的研究，就是这个动机的表现”。与陶希圣一样，郭沫若也认为对中国社会作“史”的研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正确途径。“许多在1928—1930年论战开始阶段问世的著作，都毫不掩饰地将上溯至中国有史之初的历史讨论和据称是源于其历史分析的挽救革命的良方混合在一起。” 郭沫若在1928年2月流亡日本。在日期间，郭沫若与国内学界联系不断，他的文章、著作不断在国内发表、出版。到日本后他开始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更多地是受到后期创造社中坚分子、中共党员朱镜我、李初犁、彭康等人的直接影响，“我主要是要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要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这种工作的动向，虽然由于我的教养和所处的环境有以促成，但确实是经过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的‘挤’，我也愿意很坦白而公平地承认的。” 1928年8月，他完成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二文，以“杜衎”为笔名连载于《东方杂志》上，后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0月28日，郭沫若完成《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随后以“杜顽庶”为笔名在《思想》月刊发表。《思想》月刊是后期创造社朱镜我主编的刊物，该刊第2期曾发表朱镜我的《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作者表示该文“介绍Wittfogel的Das erwachende China（魏特夫的《觉醒的中国》——引者）的见解，而用这样的见解与方法去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企图，在中国，即在世界中，亦是不大多见”。郭沫若则意识到“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认为朱文“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这大约也是他所依据的Wittfogel的Das erwachende China误了他”，“所以我在这儿要发表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我的意见”。这说明郭沫若最初用唯物史观设定“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直接缘由之一，是针对魏特夫和朱镜我的中国古代社会的观点而来。郭沫若后来将《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导论”，可见他对该文的重视程度，而完成该文的时候，被认为是国内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起点的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也才刚刚发表，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共干部派一系的《新思潮》杂志、托陈派《动力》杂志等尚未创刊。就此而言，不论是郭沫若还是陶希圣，无论是他们具有的研究社会史的意图，还是着手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在时间上并不比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晚。 完成《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两文后，郭沫若深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仅凭古典文献材料的不足，材料的欠缺严重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在写于1929年5月的批评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的文章中，郭沫若着重强调了史料问题：“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须有几个先决的问题。第一是方法的问题；第二是处理材料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还是处理材料的问题困难”。“中国社会史的材料有他三种困难性。（一）是周以前的材料苦于少而难于接近，（二）是周以后的材料苦于多，而难于归纳，（三）是周代的材料苦于伪而难于甄别。第一第三的困难非从考古学（不是中国的古董趣味！）入手不可。”“我自己目前的题目是中国的民族社会向奴隶制度更向封建制的转移，已经研究得稍有头绪。”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看到史料的重要性并着手考辨新史料，大概是他有了“研究得稍有头绪”之说的自信。此后他用卜辞和金文材料完成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1929年9月）、《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1929年11月）两篇文章，实践着他自己所说的“非从考古学入手不可”的研究方法。 从上述文章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思路：首先，基于现实需求而研究历史问题，“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其次，从新史料入手探求古代社会的历史真实，做到“知其然”“实事求是”，而要做到这一点，“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第三，从历史事实层面进入历史解释层面，尽管恩格斯的“‘家庭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是借助于唯物史观能够达到“知其所以然”和“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的目的。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通过这样的研究路径，作为书中“导论”部分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阐述了作者最初的古史分期观：“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周代——铁的出现时期——奴隶制”“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以及整体上的“中国社会之概览”，勾勒几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演进与接替过程，提出了殷周之际是奴隶社会、周秦之际开始是封建社会、清末是资本制的分期观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并借助甲骨金文和文献材料阐述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从学术指数、研究水平和影响范围等方面来看，说该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是恰如其分的。 20年代末还有一位着手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是熊得山。他在1929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书，“我委实关于中国的社会，从横的方面和直的方面都检讨了一番”，这里的“直的方面”就是中国社会史的纵向研究。作者对中国古史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观点有些模糊：把夏以前称为“原始共产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大概是发轫于夏代，至周初算是繁荣到极端了”，秦统一以后“中国社会的纽带就是宗法”，在宗法社会中，“土地资本还在称雄的时候，封建思想是不易打倒的”，“中国近代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之延长”，“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土地资本，就开始崩溃，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日渐破产”。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判断指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书“在当时也颇风行一时”，是先期完成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著作之一。 综上，“20世纪20年代末，唯物史观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法则，而是具体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郭沫若、陶希圣、熊得山等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他们是最早把唯物史观用于认识中国历史作“史”的研究的学者，时间都在《读书杂志》展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前的三两年间。具体到这三人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又各有各的特点。郭沫若和熊得山都是或曾经是中共党员，郭沫若更多地是从学术研究须“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认知逻辑，并沿着历史研究须从史料入手的方法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含量更高，以致顾颉刚说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熊得山是要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史，阐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至于陶希圣对于唯物史观的态度，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笔者赞同这样的看法：“他们当时的主要兴趣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其中自然也包括唯物史观，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的一种而接受的”，陶希圣“赞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而反对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欧洲的研究成果生硬地运用于中国。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自有其可取之处”。陶希圣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时的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左派，其治史动机自然与中共干部派差异甚大，日后他追随蒋介石，完全走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林甘泉认为：“陶希圣的个人问题是他政治态度问题，要与其学术分开来讲。”陶希圣较早具有社会性质研究须从社会史研究做起的研究意识，这一点似不应被忽略。顾颉刚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此说不无道理。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开始于20年代末，随后在《读书杂志》上展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则大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二、 《读书杂志》开展的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王礼锡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中国社会史问题，并在其主编的《读书杂志》开启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1931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王礼锡在“发刊词”中说：“我们的研究，不限于一个国度，不限于学术的一个门类，不限于几个人生观的兴趣，我们希望能够适应客观的需要的一切”，“我们不是宣传主张的刊物，而是介绍主张的刊物；我们这里不树立一个目标，而为读者忠实地摆出许多人们已经走过，正在走着，或正想去走的许多途径”。很明显，拓宽思想视野、注重现实问题、探索发展道路是该刊的主要办刊宗旨。 《读书杂志》创办伊始，兼及关注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意图非常明确，创刊号所附“编者的话”中特意提到：“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真确的认识，很难确定中国政治的前途。所以本志特为这个问题，设一个‘论战’。”而该刊创刊号及第2期所开辟的专栏名目却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论战主题已经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悄然转变为“中国社会史”问题。王礼锡说明了讨论主题由“社会性质”延伸为“社会史”的原因：现实的情况“不能不使一般有思考工具——唯物史观——的人，沉入于更深刻的思考，从行动动向的怀疑，而考察社会的动向；从社会的动向，而考察社会的本质；从社会的本质，而就流动中考察社会的史的生成”，“于是，中国社会史的问题，遂逼着各阶级各党派的学者为着它以斗争的姿态在思想的战场上出现”。形象地表述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工具，从考察社会性质到考察社会史的认知过程，而论战依然还是“各阶级各党派的学者”在思想领域的“斗争”。王宜昌也有同样的认识：“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目的，在一方固然是在于学术真理的探讨，但重要的却是为的认识当前的社会，由理解当前社会的必然法则，从而变革社会。我们要周到地明白地批判当前的社会，我们是不只要求当前社会阶段的发生发展变化消灭的认识，而是又要理解过去种种的社会发展阶段，即理解整个的历史。”考察社会的本质，需要考察“史的生成”；认识当前的社会，需要“理解整个的历史”。王宜昌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从这种思想和政治的追求，必然要追求到古代的历史。古史的研究，便必然地从这种‘理论形式’的逻辑发生了。”这是在社会性质问题争论得漫无头绪的情况下，试图把论题进一步推向深入的努力，思路的转换终于把“中国历史”纳入唯物史观的解释系统中，“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现在已引起各方面的兴趣”。 《读书杂志》在第4—5期合刊推出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第1辑，此举引来了更多人的重视，来稿也骤然增多，“专号”第2辑预期刊载的稿子达31篇，“计算已经印成的稿子，竟有一千八百余页之多，即或书局中可以牺牲，而这本杂志也无法装成这样厚。只好这样截取一部分，先出版第二辑”，故该期仅发表11篇论战文章。《读书杂志》在1931年8月、1932年3月和8月、1933年4月刊发的四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主战场”，标志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正式转入社会史问题论战阶段。从专栏发展到专号，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转为“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研究的关注度已经超过了此前讨论的社会性质问题。《晨报》《益世报》《三民半月刊》以及吴承仕等创办的《文史》等报刊也刊载有讨论社会史问题的文章。站在不同政治立场、对唯物史观有不同程度理解和持不同政治目的的参战者，在当时的情况下，结合理论、现实、历史，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讨论各尽所能、言无不尽，在中国知识界出现不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论战的方式得到了充分展示，形成了“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的冲击力。 社会史论战延续着社会性质论战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的特点，如王礼锡说，社会史论战“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杜畏之也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史论战讨论的主要问题，先是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展开，进而扩展到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发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等问题，为了说明这些问题，讨论的重点还深入到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以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井田制所反映的土地制度等更为具体的问题上面。主要问题都指向了历史层面，而且是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研究模式解读中国古代历史，探析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在此过程中，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经济制度等因素成为讨论的基本内容，而这一切都有着共同的理论支撑即唯物史观。论战的重心就此从现实问题转移至历史问题。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进入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向，即在讨论的问题上更强调历史本身的问题”，“到30年代早期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达到顶峰时，历史自身已经成为了辩论的一个主题”。尽管参加论战的大部分人并未十分重视材料的搜集和使用，但是论战本身还是成为辨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性质的历史学层面的讨论。 《读书杂志》开辟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讨论，一直伴随对论战本身的反思与总结，如王礼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王宜昌的《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国社会史论史》、李季的《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等，每期论战专辑的“编者的话”“编后”语也对论战文章作了介绍。论战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被指出来。譬如：“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论战者“不暸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后人也有同样评价：“论战立足于批判，通常只论他人之非，不顾他人之是，而且判定是非的标准往往是主观的，情绪化的议论代替了理性的学术探讨。”即便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日后曾自我评价说：“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1920年（应为1930年——引者）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尝试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框架概括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论证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全新之举，与当时史学界崇尚以“求真”为目标的重视史料、“科学”的历史考证学也大相径庭，加之社会史论战参加者的理论素养不一、政治立场不同以及针锋相对的论战氛围，出现各种简单化、教条化倾向确实难以避免，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社会史论战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意义。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衍化和学术思潮演进的角度来看，社会史论战最重要、最直接的学术成果，就是催生了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社会史论战时期仅是其形成阶段。 此前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研究成果的陶希圣和郭沫若，并没有过多地投入于社会史论战中，尽管他们的观点成为社会史论战中的主要批评对象。陶希圣仅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上发表了两篇短文。1931年底，陶希圣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1933年6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筹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1931年以后，他放过了当前，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更多地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并于1932年至1936年间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大作。” 郭沫若没有介入社会史论战。《读书杂志》第2卷第9期有读者王凤庭询问：“郭沫若是第一个以辩证方法研究古史者，现在，因为研究的进步，所以他也成为研究与攻击的目标。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至今已有三年，郭氏的意见，还是已有改变？还是更深的维持他的主张？”王礼锡答：“郭沫若先生见解今年不知有无变动，据我们去年还在日本晤见时，则对于其往日见解，持之甚坚。”王礼锡1930年赴日本，在东京与陈铭枢商议办刊事宜，1931年夏返回上海，他在这里所说的“去年还在日本晤面”，时间当为1931年在东京之时，这期间郭沫若居住在东京郊外，他们见面并讨论过中国社会史问题应该确有其事。此后《读书杂志》展开的社会史论战，面对各种批评并在社会史论战中“成为研究与攻击的目标”，郭沫若并未作答。倒是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使郭沫若成为社会史论战中的焦点人物之一。如《读书杂志》四辑论战专号中有多篇文章专评或提及郭沫若的观点；《读书杂志》创刊号“著述界消息”中介绍了“郭沫若将有新著”出版；论战专号第一辑“编者的话”介绍“郭沫若现在日本，专事潜心研究，不作其他活动，他最致力的是古代史乃至史前的部分，所以他说：‘我近来很少注意书上的记载，而专注意于地底的发掘’”；多期杂志刊登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广告；郭沫若被列为第3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栏的“挑战”对象之一；王宜昌将郭著视为论战期间所针对的“四大著”之首。笔者推测，郭沫若身在国外且在这期间潜心研究甲骨文、金文，应该是他无暇顾及论战中各种批评意见的主要原因。在这几年中，郭沫若完成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两周金文辞大系》（日本东京文求堂1932年版）、《金文馀释之馀》（日本东京文求堂1932年版）、《金文丛考》（日本东京文求堂1932年版）、《古代铭刻汇考四种》（日本东京文求堂1933年版）、《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日本东京文求堂1933年版）、《古代铭刻汇考续编》（日本东京文求堂1934年版）等古文字学著作。社会史论战参与者背景复杂、人数众多，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更多的是置身于论战圈外的个人行为；社会史论战以众声喧哗、批评攻讦为特征，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则是在考辨新史料、古文字及先秦典籍的基础上尝试“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社会史论战发生在国内，却与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成于国外，却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字考证学问做起。这些对比或许也可以反映出些许社会史论战的复杂性，然而学院派史家对正值热火朝天的社会史论战的态度则更明显地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疏离。 三、 学院派史家与社会史论战的疏离 在社会史论战中，学院派史家大都置身事外。《读书杂志》刊出四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发表文章约50篇（不包括通信及“编者的话”）共百万余字，内容可分为社会史（“过去社会”）类25篇、社会性质（“现社会”）类18篇、理论与方法（“泛论”）类6篇。作者主要有王礼锡、李季、戴行轺、杜畏之、胡秋原、陶希圣、梁园东、陈邦国、朱新繁（朱其华）、陈邦国、王亚南、王宜昌、熊得山、周绍溱、王伯平等，另两类文章作者还有张横、季雷、刘苏华、孙倬章、刘镜园（刘仁静）、刘梦云（张闻天）、朱伯康、任曙、钟恭、白英、沈余、学稼等。这些作者名字中，很难看到有当时的知名“史学家”厕身其中。时人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近来谈社会史者，多是一般研究历史学以外社会科学的人们，他们在理论方面，或许能占些优势，然而应用到实际，他们的弱点，便完全暴露了。（例如搜集史料知识的薄弱，鉴别史料技术的幼稚等等皆是，这并非他们的罪过，因为学问本是分工的）。”学院派史家确实少有参与社会史论战，学问学科特点不同亦非全部原因。 在社会史论战中，有人已经意识到了论战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用史实适应理论的现象，这与学院派历史研究路径大相径庭。如王宜昌说：“在1927年以前，顾颉刚傅斯年的对于古史的研究，便应用着古书的考据方法，和新渗进了些神话解说等等。而在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把史实“嵌进”理论，以史实服从于理论，这在论战者看来正是他们区别于学院派史家的特点，也是他们的长处所在，王宜昌认为史学家们从史料出发，“只能做着归纳法的分类比较的初步工作，如王国维、罗振玉等所为，而不会有以‘理论的思维’为媒介的，对于原始社会的‘媒介的具体’的说明”。不仅如此，一些论战者还断然否定当时史学界偏向史料考证的研究趋向，如杜畏之说：“因为他们是校勘家，所以虽然立志来整理古史，结果只是整理了古书，立志要‘建设信史’，而结果呢，颠来倒去只是些辨伪的工夫”，“他们的批判只是技术的批判（校勘学），所以他们只能得到技术上的成绩，因为他们只拿文字学来整理古史，所以只能辨别古书的真伪，却未能触到‘古史’的边际。”陈啸江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历史学者“始终跳不出考古学、考据学的圈子，把历史看为‘破罐子’，大做特做其补‘边’、修‘底’、添‘把’、增‘嘴’一类的工作而无已时——亦不会有已时——好似一说历史，便可完全与现实脱离关系者然，宁不痛心之极”！因此之故，“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郭沫若，则成为社会史论战中的批评对象。何干之回顾社会史论战时说：“可是很奇怪，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指郭沫若——引者）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请看四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陈邦国先生、周绍溱先生（第一辑），王宜昌先生、李季先生、杜畏之先生（第二辑），王礼锡先生、王伯平先生、梁园东先生（第三辑），王平先生（第四辑），差不多一提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必大骂一顿。”论战者认为，学院派历史研究究心于史料考证，只是局限于“技术上”的辨伪功夫，既难以触及古史的“边际”，也隔断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类看法遂造成了顾颉刚所说的“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的现象。 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个别史家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姜亮夫在清华国学院学习期间，曾在王国维家中见到过《资本论》，“我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只见书里面用好几色打了记号。静安先生看了看我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这事在我脑中印象很深，我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而且思想也是非常前进。”又如陈寅恪说他“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作为史学家的王国维、陈寅恪接触并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当时应属个案。至少在大革命之前，史学界重视了解唯物史观的人并不多，用唯物史观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成果也不多见。如顾颉刚曾说：“我开始辨古史在民国十年……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在20年代初期，即使是国内如顾颉刚这样的学者，也并不清楚何为唯物史观。 社会史论战高潮期间，顾颉刚在1933年3月出版的《古史辨》第4册“序”中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这在大体上道出了一些史家不参与社会史论战的缘由。更重要的是，社会史论战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化使用理论、轻视史料的现象是学院派史家所不能接受的，如齐思和曾评价说：“其长处在能由大处着眼，而短处是题目太大，材料太少。有的甚至仅翻弄‘矛盾’‘崩溃’‘演变’等名辞，发些八股式的议论，而不用心去搜集材料，所以成绩并不太大。” 相比而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少在研究方法上颇得史学家的肯定。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的张荫麟，读过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即撰写评论寄回国内发表，他将此书与《古史辨》相提并论为“1930年我国史界最重要两种出版品之一”，称郭著的最大贡献“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论战圈外的评论也看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罗振玉、王国维学问的“整理”和新史料的使用，“这本书是清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本书，把前人——如罗振玉王国维等——研究的成绩总括的整理了并且批判了一下，无论其批判的对与不对，但这步功夫总算是已有人开始做了，对于将来整理中国上古史的人一定有莫大的帮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多半都是很有见解的作品，尤其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及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两篇，因其系根据地下发现的实物而作，更为有价值的文字。凡研究中国社会史者，不可不人手一册”。如此评价所彰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史学意义，却是社会史论战中百万言的论战文字所欠缺的。《读书杂志》展开社会史问题论战的思路与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思路有同有异。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和《读书杂志》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出发点都是为了认识现实的社会性质，不同处在于，郭沫若认同“罗、王二家之业绩”，并借助新材料达到对古代社会“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研究目的，社会史论战则是为了考察社会的本质而去追索其“逻辑发生”的“史的生成”。社会史论战显然忽略了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的史料环节，也不太在意新史料对于古史研究的关键作用。 无论如何，社会史论战的喧嚣不可能不影响到学院派史家，他们没有积极参加论战，不等于他们不关注唯物史观语境中的中国历史研究。在社会史论战期间，若干杂志推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都与社会史论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1932年留学日本回国的朱谦之应聘中山大学教职，于同年年底自费创办《现代史学》期刊，朱谦之留学期间值“日本思想界正是蓬蓬勃勃，大量翻译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了解。《现代史学》的“本刊宣言”提到“Marx、Engles等他们说明历史的社会变迁，注意在社会史上一切关系依于物质条件而变化的原则，这种唯物的历史观再注重历史的现代性也没有了”。该刊创刊号的编后语预告：“我们打算出一个经济史专号。经济史是研究社会史的基础，要清算中国社会史，非先立好中国经济史的根基不可。” 1933年5月出版的第1卷第3—4期合刊即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发表朱谦之、陈啸江、朱希祖、傅衣凌等史家撰写的11篇中国经济史研究论文，专号的“编后”总结说：“社会史实是范围太泛的东西；若它果有坚固的基础，那便是作其底子的经济史。所以与其说中国社会史已为新时代人们所注重，不如说中国经济史已为新时代人们所注重。” “经济史专号影响尤大，因为以前谈社会史者每章连到政治文化各面，漫无边际，此则明白提出作为社会核心的经济史加以研究；其次便是注意材料的搜集和专精深的探讨，并一改论战时谩骂的态度。后此中国经济和食货等杂志的作风，都可看出其有意无意地受此专号的影响。”这些材料可说明《现代史学》及其“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所受社会史论战的影响。《现代史学》共出刊5卷15期，以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最受重视。另如由北平社会调查所主办、陶孟和与汤象龙主编、创刊于1932年11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更名《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与《现代史学》一样，“《集刊》创刊略晚于社会史论战，编者的思路正有矫正论战之偏的意味”。社会史论战因《读书杂志》停刊而中止，其催生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却持续下来且在日后的发展中取得显著成绩，尽管此派学人不一定归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却在某种程度上应被视为学院派史家对社会史论战在学理层面的呼应。 总的看来，对于社会史论战中甫一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主流史学界并不十分敏感。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要回到现实问题中去，如王礼锡所言：“这中国社会史的问题所以能引起中国全社会的兴趣，就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要了解的问题，而且是解决行动问题的前提。”看上去便与标榜史学“求真”的学院派史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间隙。然而社会史论战的主旨，却未必不是学院派史学所或缺的，学院派史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证明的历史研究模式，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观念并能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的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急需的理论”。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结合特征、颇显勉强的跨学科操作等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同。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正契合了这一需求。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参与者也多少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对于过去的理论形式不彻底地加以批判，不尽量地应用新材料，不能把握坚固的社会内容即阶级观点；而从各自私党利害上，作烦琐哲学的论辩，甚而至于谩骂，则论战时期，会延长着”。《读书杂志》上的论战并没有继续，而是在1933年8月因杂志被封而不得不偃旗息鼓。“一场混战使大家感觉无知了，于是返回头来，从新做起。”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更趋活跃，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此前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用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的现实社会、尝试用唯物史观认清中国革命道路的努力，以及中国共产党先驱对唯物史观学说的论述，各派人士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均应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前的铺垫。唯有主动自觉地将中国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起来研究和讨论，才称得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基于“知其所以然”“事实之中求其所以是”的研究意识，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社会史论战是从社会性质问题延伸至社会史问题的讨论，前者表现为“根据地下发现的实物”探求“唯物论的适应度”，后者表现为追索其“逻辑发生”的“史的生成”并“以斗争的姿态在思想的战场上出现”，虽两者的研究路径和研讨形式不尽相同，却都是有意识地、主动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考察、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初步形成。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５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