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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曲柄睿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摘 要：《三国志》以“志”为名，是受到了《尚书》《汉书》的影响。同时它也继承了《汉书》中以“志”作为总结性文体的学术传统。陈寿以此昭示，即便不能叙述大一统王朝的整体历史情况，也要保证各个区域的历史叙述的完整性。可以推测陈寿心中，有着超越王沈《魏书》、韦昭《吴书》和王崇《蜀书》的宏大构想和野心。《三国志》的出现，也为其他区域史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范本。 关键词：《三国志》 志 《汉书》 史书命名 史学意图 《三国志》是中国古代纪传体正史中唯一一部以“志”为名的史书。《三国志》以前，以王朝为叙述对象的史学著作有《史记》（本名《太史公书》）、《汉书》、《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纪》，以及为《三国志》所资用的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和王崇《蜀书》等，这些著作体例都是纪传体，均不曾以“志”为名。对此，刘知幾有如下理解：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还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曰志，何之元、刘璠曰典。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 刘知幾认为陈寿《三国志》以“志”为名是模拟古时的“志乘”，是“好奇厌俗，习旧捐新”的心态作祟。 与陈寿一同被提到的王劭是由北齐入隋的人物，《隋书·经籍志》称其撰《齐志》十卷，述后齐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分别记有王劭撰《北齐志》《齐志》，卷帙均为十七，与《隋书·经籍志》所载应是同一书。王劭是晚于陈寿的史家，虽然此书是编年体，但他以“志”命名北齐史的做法，很可能是刻意模仿陈寿。即便作为以“志”命名王朝史书第一人的陈寿可以被冠以“好奇厌俗，习旧捐新”的称号，但他之后的王劭的作品，怎能用同样的观点一概论之呢？应该说，陈寿《三国志》以志为名的做法，得到王劭的认可，认为同样用“志”命名自己的作品是合适的。 史书题名，关系到史家对自己的著作的把握和认识。陈寿以“志”命名史书，究竟是对古典“志乘”的模拟，还是别有新意，值得深思。对于资料相对匮乏的有关《三国志》和陈寿的研究来说，以《三国志》题名为切入点探索陈寿的史学意图，并反思东汉以来的史著发展脉络是可以尝试的途径。 一 “尚书家”之“志” “志”作为文献名，常见于先秦史籍。但是其具体性质似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志”特指历史类书籍，有学者认为“志”是古书常用名。 韦昭注《楚语》之《故志》云“《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这种理解已经有史学意味了。王晖认为：“故《志》类是中国古代特殊的、仅见于先秦时期的一类史书……《志》的内容多是警句、训言或某种道德信条。”李零认为“‘故志’、‘训典’是古代典谟训诰和五帝、唐虞、三代故事的混合……可能是选自档案或与这些档案有关的历史掌故”，由此将“故志”归入古书的“史书类”。 浦起龙对《史通》前引所谓“志”注释云：“如‘志曰丧祭从先祖’之‘志’。”此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朱熹称“《志》，《记》也”，以为“志”是古书常用名应与此有关。《困学纪闻》认为此《志》是《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又“邦国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郑书’、‘楚书’、‘秦记’之类”。《左传·文公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注：“《周志》，周书也。”杨伯峻认为“古书多名为志”，举例有《国语·楚语上》“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者而戒惧焉”。又认为《左传》“文六年及成十五年《传》之《前志》，恐即《楚语》之《故志》；成四年《传》之《史佚之志》，则史佚知书也。襄四年、二十五年，昭元年、三年、十二年，哀十八年《传》以及《晋语九》俱引《志》，僖二十八年、宣十二年、昭二十一年诸传并引《军志》，皆以志名书者也”。杨伯峻的理解比较慎重，仅仅将“志”理解为古书的通用名，对于其性质，并没有下结论。 前贤对“志”的形态、性质并不是非常肯定，只能泛泛而论，说明仅凭古籍中吉光片羽式的流传资料，不能全面知晓“志”的面貌。将“志”归入“史书类”和将“志”认定为“史书”的判断是不同的，将“志”通称为“古书”，则更为稳重。刘起釪指出“这种作为史书专名的‘志’，又往往记载当时政治生活中所应注意的要求，或某种规范、某种指导行为的准则等种种近似于格言的守则性的话”。从现存文献来看，“志”确实与“训典”类似，与《尚书》最为接近（刘起釪则走得远些，他一度将“志”理解为先秦文集中没有篇名的逸《书》）。 刘知幾于《史通·六家》即将前所谓《周志》之《周书》列于“尚书家”内，称：“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六家》中别有一“国语家”，“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而《周书》反不列于其中。在刘知幾看来，《周书》重于记言。《汉书·艺文志》“《书》家”有“《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周书》虽名为“史记”，却和《尚书》古文经、汉宣帝《石渠奏议》相提并论，应该是保持着“记言”风格的训诫书。刘起釪指出“大抵这些‘志’，往往与‘书’相通，多为‘记言’之文”（他进一步认为专门叫作《周志》的史籍，显然是有关周代的《志》的专称。并举《左传·文公二年》与《逸周书》中的对应文字，认为《左传》此条中所谓的《周志》就是已逸的《周书》，“它可按史籍的原传统名称称为《周书》，也可被后人称为《逸周书》。而根据它的具有吸取经验教训性质的富于规范性和准则性的内容，则又有专名，称为《周志》”）。如此则王应麟于《困学纪闻》中将《周志》与《秦记》相提并论一说又可以商榷了。众所周知，《秦记》是以“记行”或“言行并记”为特点的史书，基本被保留在《史记》之中，可以说《秦记》简直是“史记家”的先驱。那么，《秦记》与《周志》在内容上有着迥然的不同，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王应麟将“志”的范围扩大到名称和内容并不完全相符的书籍上，显然是不恰当的。而刘知幾已经在《史通·六家》中开宗明义地表明．史书记录的内容是多元的，因而存在不同名称、不同流派的区别，但他却又在《题目》中认为史家采用不同的题目，是“好奇厌俗”之举，不能不说是自相矛盾。 二 “汉书家”之“志”与总结性文体的出现 《史通》中与“尚书家”并列之所谓“汉书家”亦有“志”之体例。刘知幾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据此，《汉书》设立“志”这一体裁，是为了在名义上与《史记》之“书”相区别，本质上仍是“书”一类的作品。不过考虑到司马迁和班固的学术背景，《史记》和《汉书》中的《书》《志》需要进一步思考。 颜师古曰：“志，记也，积记其事也。《春秋左氏传》曰‘前志有之’。”所谓“积记其事也”，似乎是总集经、传、说之辞而大成之意。从内容上看，“志”用于说明一类事物的发生发展情况，其范围应有所限定。在《汉书》中，以《五行志》的表现最为显著。《汉书·五行志》反复出现“经曰”“传曰”“说曰”的叙述格式，并继之以春秋以来史事以验证经、传、说。用《五行志》的初衷解释，就是“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榖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简言之，《五行志》就是汇集关乎五行的经、传、说和行事的学问讨论集，亦即班固模仿经学中的章句体而成诸《志》。 以此为基点考察《汉书》中的《志》，基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讨论自然；一类是《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地理志》《艺文志》《沟洫志》，讨论人事。对于前者，《汉书》的处理模式基本都是从经书出发，按时代梳理传说章句对经义的解释。这与其说是历史文献的创作，不如说是对经学文献、经学传统的整理和总结。如《律历志》称： 《易》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天之数始于一，终于二十有五。其义纪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终天之数，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八百一十分，应历一统千五百三十九岁之章数，黄钟之实也。繇此之义，起十二律之周径。地之数始于二，终于三十。其义纪之以两，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终地之数，得六十，以地中数六乘之，为三百六十分，当期之日，林钟之实。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义极天地之变，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六百四十分，以应六十四卦，大族之实也。《书》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则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象也。地以中数乘者，阴道理内，在中馈之象也。三统相通，故黄钟、林钟、太族律长皆全寸而亡余分也。 这段材料就是由《易》之天地之数出发，阐释律历与其之间的关系，叙述模式与经传如出一辙。 《汉书》中讨论人事诸《志》，亦是先陈说经义，后引用人事加以讨论。如《食货志》开宗明义，“《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其说即可以看作《洪范》章句。《食货志》结尾赞曰：“《易》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书》云‘茂迁有无’，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弗知发’。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奸轨弄权，官民俱竭，亡次矣。”所谓“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即以是否以古代经义为准作为施政能否成功的前提。《地理志》先陈说《尚书》《周官》对所谓“九州”的区划，再引出此《志》初衷：“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则此《志》虽从西汉的行政区划出发，却仍以经义的解释框架和体系为叙述模式。如“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杜阳，杜水南入渭。《诗》曰‘自杜’，莽曰通杜”，都是因袭章句式的讨论模式。 反观《史记》之《书》与《汉书》之《志》则截然不同。《史记》诸《书》，均以司马迁个人陈述为主，即便有所引用古书，也是点到为止。《天官书》称：“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看来《史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原创性的著作，是基于自身实践而创作的。《汉书》则体现出儒生注经、传经的学术痕迹。联系二人的学术背景，大体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司马迁虽传经术，但其时章句之学并未大兴。班固作《汉书》时，章句之学大盛。班固以章句入史，既是个人的学术追求，也是对当时学术风气的反映。 讨论至此可以发现，班固理解的“志”，就是总结经、传、说的文体。无论其内容是章句本身还是历史事实，都是为解释经义服务的。刘知幾认为《汉书》“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则忽视了“书”与“志”的不同含义。 其实，《汉书》以前出现的“志”，也是以阐释道理为主要功能。或许所谓《周志》乃是以道理格言为《周书》作解释之书。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汉书》以前，并没有将“志”作为总结性文体的文献出现。《汉书》的改“书”为“志”，远非单纯的好古慕远，而是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总结性文体。这一点，是所谓“尚书家”不曾达到的境界。 在形式上，《汉书》之“志”的容量也与“尚书家”之“志”不同。在《左传》中，“志”是封建邦国的史书，其记载范围以一国为限。《汉书》中的《五行志》《地理志》等，讨论时间不限于一代，讨论范围不限于一国，体现出本诸汉代疆域的新的视野。 更重要的是，《周志》以后，“志”几近失传。除了儒家经典中偶见引用，从未见到以“志”命名的书的全貌。只有班固在《汉书》中重新使用“志”这种文体后，“志”才又逐渐被人利用，作为总结性的文体出现。 “志”作为总结性文体，在《汉书》以后被利用到经学中。《后汉书·郑玄传》载郑玄死后，“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所谓《郑志》，即郑氏通过问答对经义讨论而做的总结。《隋书·经籍志》有《郑志》十一卷、《郑记》六卷，应该都是同类性质的作品。此外郑玄还著有《鲁礼禘祫志》，此书于《后汉书》郑玄本传中名为《鲁礼禘祫义》，姚振宗以为唐人引用均以“志”名之，所以是书应以前者为名。 经学之外，《汉书》对“志”的利用为学者开创了新的写作方向。“志”被用作总结某一类事物的文体。如谯周作《礼祭集志》《五教志》，刘劭作《人物志》等。甚至晋张华所作《博物志》及南朝王俭所作《七志》等这些著名的作品，也表现出强烈的总结性的意味。从学术取向上来说，上述诸作的文体尚未超越班固开创的“志”的意涵。 总之，“尚书家”与“汉书家”之“志”在汉代逐渐合流，成为一种总结性的文体。由于班固在《汉书》中的实践，这种总结性的文体有了参与历史叙述的可能。但是对“志”的推广，并不局限于“尚书家”与《汉书》，几乎与《汉书》同时，地理书和郡国书的兴起，也为“志”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三 地域性总结文本的“志” 检索《隋书·经籍志》可以发现，东汉至隋之间以“志”命名的书籍大多是地理书或郡国书。胡宝国将其泛称为“六朝地志”。今日来看东汉时期最早以“志”为名者应该是东汉杨孚所撰《交州异物志》。三国时期，有谯周《益州志》、韦昭《三吴郡国志》、徐整《豫章旧志》。汉末以来，郡国书和地记似乎并没有太大区别，两者似乎都包含对地理和人物的记载。以“志”为名总结一地的风土，可以说是继承了经学和《汉书》的双重学术风气。 名为“先贤”“耆旧”的郡国书，今日往往被称为“杂传”，是异于史传的传记形式。如果将郡国书和地理书合而观之，则就是以地区为本位的史书了。 在汉代，出现了崔瑗的《南阳文学官志》，据《后汉书·崔瑗传》，“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所谓《南阳文学官志》是不列于“赋、碑、铭、箴、颂”等已经成熟的文体之中的。这说明，班固之后，“志”作为总结性文体虽然常见，但尚未在文学上获得一席之地。《文心雕龙》罗列诸多文体，“志”并不在其列。《文选》对文体的分类亦不包括“志”。而事实上“志”不仅被并归入文学中，且其篇幅亦大于一般文章。崔瑗而后，更有王粲作《荆州文学官志》。《南阳文学官志》《荆州文学官志》，杂糅以局部区域为叙述主体的地理书和总结性文体的“志”的特点，形成了新的“志”的形式。 进一步说，郡国书与地理书，以地区郡国为本位的创作取向，虽与《史记》《汉书》不同，却与《周志》遥相呼应。这种以地区为本位的创作思路，应该说为陈寿创作以地域国别为主要叙述对象的《三国志》提供了学术上的帮助。以“志”命名的地理书毕竟还是少数。选择“志”作为书名的作者，是否有着穷尽当地一切风物的学术野心？ 四 《三国志》的命名与陈寿的史学意图 陈寿以“志”命名史书，似并不是希望将经义进一步扩充。而且据学者考证，陈寿生活时代章句之学已经大大衰落，删减章句，成为经学的新风尚。这股风潮波及史学领域，《三国志》即标志性作品。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三国志》以前的史书，最常使用“书”和“记”作为题目。《汉书·艺文志》中，《史记》名《太史公》。余嘉锡以为“此省‘书’字，乃志例如此，犹之刘向所作诸子书录，皆称某子书，而今志但名某子也”。《汉书·杨恽传》称为《太史公记》，《东平思王刘宇传》称为《太史公书》。则汉代或目之为“书”，或目之为“记”。班彪续写《史记》之作，称为《后记》。东汉于东观设馆修史，即成今之《东观汉记》，刘知幾称之为“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今日《隋书·经籍志》著录《东观汉记》，其小序称“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考诸史籍，《汉记》乃其本名。《后汉书·伏湛传》：“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同书《应奉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又《应劭传》：“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蔡邕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另《蔡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卢植传》：“与谏议大夫马日䃅、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文苑传·李尤传》：“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文苑传·侯瑾传》：“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三国志·吴志·韦昭传》：“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从《后记》和《汉记》的命名来看，“记”似乎指称尚未定稿的草稿。《东观汉记》直至桓、灵时仍不断续修，实则是以史料长编的面貌出现在士人面前的，姑且称之为《汉记》。“东观汉记”并非刘珍等人修撰《汉记》时使用的本名。那么在东汉人看来，《汉记》是接续班固《汉书》之作，正如《蔡邕别传》载蔡邕上书“《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已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其说并未将两汉历史割裂。很明显，《汉记》定稿之时，亦应名为《汉书》。 东汉末荀悦作《汉纪》，据《后汉书·荀悦传》，其创作缘起为“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同传《汉纪序》称：“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记》。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纪”与“记”可互通，则荀悦所作书，与《东观汉记》重名，不过当时人并没有这样的困惑。所谓“中兴以前”的定位，已经表明荀悦《汉纪》是刘珍等人所作《汉记》的前史，表明了汉人对两汉历史抱有贯通的态度。《汉纪序》称“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正是为此。《汉记》也好，《汉纪》也罢，或删节修改《汉书》，或续补修撰《汉书》，都是围绕着《汉书》展开的。 荀悦《汉纪》的出现催生了晋代张璠和袁宏的《后汉纪》，但是《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引用此二书，基本上都称为《汉纪》。由此，二人著书均本名《汉纪》，后人为了加以区别才对张、袁二人之书冠以“后”字。直至晋代，将两汉视作一个整体，对其中任何一段时期进行书写都可以称为“汉某书”的习惯依然牢固。如华峤《后汉书》，其书多为裴松之引用注释《三国志》。而裴注中称其为《汉书》《后汉书》，《魏志·董卓传》《袁绍传》《何夔传》《王粲传》等传并引作“华峤《汉书》”。由此可知古人称引书名并不严格。或华峤自撰是书即以《汉书》为名，有以之接续班固旧作之意亦未可知。 陈寿用于创作《三国志》的史书，也是以“书”和“记”命名的。其时有王沈《魏书》、韦昭《吴书》和王崇《蜀书》。与陈寿同时，亦有夏侯湛所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其名目亦未超越“书”。 也就是说，在汉魏之际，人们已经接触到的史书标题以“书”和“记”为主。当此之时，名为“志”的《三国志》的出现，无疑是学术史上的创举。 辛德勇以为，《三国志》原名应为《国志》，《三国志》是其俗称。此说可从。三书分别流通，如《隋书·经籍志》就有卢宗道撰《魏志音义》一书；《旧唐书·经籍志》便作《魏国志》《吴国志》《蜀国志》。三国鼎立，打破了汉一统天下的局面。所谓“大汉可独当一史”的学术理想，也面临着现实政治的冲击。陈寿作史，立足于局部，可以说是对汉史撰写基本模式的改编。在形式上，利用了前人不曾使用的“志”作为基本文体。既满足了历史叙述的需要，又能与当时普遍出现的地理书相呼应，使读者接受起来不至于太过意外，收到了令人惊叹的效果。 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对于三国各自历史进程有一个时间表。在魏，以曹操称魏王，“魏国既建”为分水岭；在吴，以孙权称吴王，自立正朔为分水岭。蜀国建国时间紧凑，亦能看出以刘备称汉中王为分水岭。与此同时，《三国志》中人臣列传的编次分布也与之相应。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陈寿重视魏蜀吴建国的历史时刻。在他心中，应该是将这三个国家的历史都看作地方政权割据的历史。与此相适应的史书，有《周志》《楚志》《国语》，但与《史记》《汉书》以来的史书风格不统一。比较而言，《汉书》开创的“志”这种文体，因具有竞争力而为陈寿所青睐。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学术上已经有了以“志”总结一地风俗、一类人物的做法。这些与陈寿选取“志”作为题目进行史书创作都是有关系的。特别是诸如《南阳文学官志》《荆州文学官志》等书的出现，使得以地区为纬，以时间为经，叙述人物行事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陈寿本身的学术渊源也对他选择“志”这种文体有影响。陈寿师从谯周，《三国志·蜀书·谯周传》称谯周父“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至谯周处“耽古笃学”“研精六经”。《华阳国志·后贤志》称陈寿“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由此，陈寿与谯周的学术取向应该是近似的。陈苏镇指出：“东汉古文学家治学的一大特点，是博览多通，不守章句。”在这种学术风气的熏陶下，陈寿大胆选择以“志”命名的史书模式，应该没什么阻力。《三国志》虽然看似与《尚书》《国语》没有什么联系，但其实正是参考了它们的特点才能完成的。而且，谯周本人，正是大量使用“志”这种文体的作者。如前所述，他创作了《益州志》《礼祭集志》《五教志》，他应该是班固以后、陈寿以前同时用“志”来撰写地理书和经学注疏的唯一一人。 值得注意的是，陈寿本人在《三国志》之外，还撰有《古国志》，其内容今已不可得见。不过从题目来看，应该是与《三国志》对应的，描述的应是古代割据政权的历史状态。《三国志》一书，应该是陈寿颇为得意之作。 陈寿以后，又有《华阳国志》，此书本名《华阳国记》。前四卷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专论区域地理，而后七卷分别是《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专论区域历史。以“志”命名地方，已经有杨孚、谯周等人的积累，可是以“志”命名历史时代，则是独创。更何况，将华阳视作一国，叙述历史从公孙述的割据开始，分明表现出与统一王朝相对立的历史观。其在《序志》中直言“今齐之《国志》，贯于一揆”，正是延续陈寿笔法之意。 受陈寿《三国志》影响，《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汉、隋之间同类型的书籍还有： 《淮海乱离志》四卷萧世怡撰。叙梁末侯景之乱。 《齐志》十卷后齐事。王劭撰。 《南越志》八卷。沈氏撰。 《燕志》十卷记冯跋事。魏侍中高闾撰。 这些史书虽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归类不同，但都明显因袭了《三国志》对区域历史的叙述模式和历史观，都是以承认地方割据为前提，完整叙述一地的独立历史进程。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三国志辨疑序》中提到：“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士人知有魏而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刘咸炘在《三国志知意·总论》中提到“太史世家之例，既不可用，《晋书·载记》之例又尚未有，不得不各为一书，以三国为总称”；“承祚之以魏为纪，在当时实不为奇，固非有心贬蜀尊魏也。虽然，三分之局，此前未有，其事势固与古不同，各自为书，命名三国，乃承祚之创例”。二人虽未深究陈寿以“志”为名的缘由及意图，但是这些评论，都可以看作陈寿的心路写照。陈寿的史学意图就是完整叙述各个王国的历史进程。以“志”为名就是要昭示，即便不能叙述大一统王朝的整体历史情况，也要保证各个区域的历史叙述的完整性。可以推测，陈寿心中，有着超越王沈《魏书》、韦昭《吴书》和王崇《蜀书》的宏大构想和野心。以“志”为名，使得他的作品在以崇尚删节短小的文章风气的时代，起码保持了全面性总结的特点。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年上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