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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郭沫若 文史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提倡纯文学的《女神》作者郭沫若，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参加“北伐”，这成为文学史上持续讨论的话题。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除了持历史后见之明的道德化评判外，值得一提的研究主要基于两条路径：一是着眼于郭沫若早期文学的政治性，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本身的政治性，讨论其转变前后的内在逻辑1；二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困境出发，讨论新青年转向的必然性和必要性2。这两类研究虽然着眼点不同，但理路有类似之处，都试图打破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视野，还原早期新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但这些研究将郭沫若从文学到政治的转变要么说得太过突兀，要么描述得过于清晰，从而忽略了他转变过程中的曲折性。同时，将郭沫若20年代中期的文化政治实践描述为从文学到政治的转换，也窄化了他及其同时代人的问题视野。如果回到历史脉络中重新考察郭沫若20年代中期的活动，可以发现，他在从提倡纯文学到参加北伐的转向过程中，还有一个社会转向，用郁达夫的话说，就是“诗人的社会化”3。  《学艺》杂志  《学艺》所载学艺丛书委员会委员名单 一、文学困境与社会新路 “五四”前后，因受国内新文化运动的感召，郭沫若暂时中辍日本帝国大学的医学士学业，成仿吾也放弃即将到手的工科学位，毅然归国从事文学事业。套用马克斯·韦伯的相关说法4，可以说，他们当时是选定以文学为志业，而不是单纯想靠文学谋生。归国后，他们创办《创造》季刊等杂志，出版“创造社丛书”，这成为新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成果。他们笔下独特的文学形式，他们的理想主义，强烈地震动了国内文坛。但随着文学事业的深入开展，他们逐渐发现文坛既不如预想般神圣，文学事业也难以带来现实的回报，这让他们的理想精神和现实生活都陷入了困境。最终的结果是，郁达夫北上，郭沫若回日本继续学业，成仿吾则选择南下，创造社成员暂时分散至全国各地。 其实，早在1923年中期，郭沫若等人就已陷入困境，进而思考其他出路。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所说： 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后便很难继续。有些人劝我们改改口味。仿吾的大哥在那时候由广东到过上海来一次，也劝我们把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要求。在欧战期中中国的资本主义虽蒙受着频年的内乱，但也看到了它的畅茂的发芽，上海天津的纱厂有一个时期如像雨后的春笋一样簇生了起来。但自欧战结束了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势力又卷土重来，把那簇生起来的春笋几乎全部都拔了起来进了油锅。中国的觉悟了的人在这儿明白地看见了那无形的帝国主义的势力，觉悟到中国如不抗拒帝国主义，就连民族资本主义都不能够发展。便是一般近视眼的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内乱妨害了中国的产业。因而政治问题便成为一般社会人的意识的焦点。这在我们身上所生的影响，便是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们自己也感觉着这种必要，但我们却没有转换的能力。5 因为缺乏转向的能力，郁达夫便极力促使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作6。双方合作的结果是创办《现代评论》，这是一份兼及政治与文学的刊物。不过，此时文学与政治的合作，还是各自为政，可说是貌合神离。 这种转向的时代诉求，实际上不仅是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的意愿，也是当时大多数文学青年的想法。在后“五四”的语境中，新文化人的社会出路是一个时代问题。正如郭沫若在《水平线下》的序言中所说的，“在这部书里面具体地指示了一个intellegentia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这是一个私人的赤裸裸的方向转换”，“但我们从这一个私人的变革应该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的变革——‘个’的变革只是‘全’的变革的反映”7。青年在寻求新路的过程中，往往借助当时流行的理论资源，如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部分青年也认识到新文化自身的局限，试图走出书斋8，当时也不乏“到民间去”“到兵间去”等带民粹色彩的口号和行动，加上曹锟贿选导致的民国危机等原因，不少青年向往继续革命。 郭沫若在文学事业陷入困境之后，曾打算接受其长兄的安排，回成都进红十字会医院，但他顾虑到无法面对老家的发妻，而且听力不好，从医也有困难，故犹豫不定。郭沫若的这种困境，在他的小说“歧路三部曲”中表达得极为充分。在重拾医生职业之外，郭沫若也在考虑进入教育界的可能。当通过写作难以谋生的时候，找一份正式工作，如教书或当编辑，边工作边写作，是当时大多数文学青年的选择，郁达夫是这样，后来的沈从文也是如此。作为留学生，郭沫若并不缺少进入高校的机会，此前就曾接到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的邀请，但为了文学事业而放弃。1924年和1925年，他又两度接到邀请。1924年，他颇为心动，但因校方手续不周到而作罢。1925年，他再度接到邀请，而且受邀担任文学系主任，这次邀请实际上是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作的结果，当时武昌师范大学升格为大学不久，由太平洋社的石瑛担任校长，郁达夫和张资平都南下担任教授。不过，郭沫若还是推辞了，这次是因为他正在参与创办一所新大学——学艺大学。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一度流行开设私立大学，学艺大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的。郭沫若1924年底再度从日本返回上海后，被委任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被允诺将来担任文学系教授及主任，因此不好半途而去。学艺大学由中华学艺社创办。学艺社是当时重要的社会团体，前身为丙辰学社，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林骙（灵光）等发起9，会员主要由留学生组成，遍及海内外。社团成员数量多达数千，职业以医生、编辑、记者、教授、议员等为主，多为社会精英。学艺社发行《学艺》杂志，出版“学艺丛书”。郭沫若在1921年留学时就被邀请加入该社，后来还担任该社学术丛书编委，可以说与之关系十分密切10。 学艺大学的主要筹备者是王兆荣，此外还有郭沫若、范寿康等人。王兆荣拟任校长，郭沫若任文科主任，范寿康任教务长，三人都有留日经历。据郭沫若回忆，王兆荣曾在上海办过《救国日报》，后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本来已被任命为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但他为南下办学艺大学推辞了。范寿康本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也为办学辞掉了职务11。当时，日本曾打算效法美国，将庚子赔款用作发展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基金，还曾派医学博士入泽、子爵岗部、山崎白治等人来华考察，学艺社之前在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救灾中出力甚多，且成员多有留日背景，希望能分润这笔基金，故与日方多有接洽，曾出面接待考察者，相关活动郭沫若都曾参与12。不过，该计划日本并未付诸实行，学艺大学最终只能靠募款办学。“五卅”运动后，学艺大学正式开办，郭沫若任文科主任、教授。此外，他还在大夏大学担任讲师。教书期间，郭沫若曾试图建构自己的文艺理论，为此多次到内山书店查阅资料。可见，在创造社式微后，郭沫若从文学创作转向了人文教育。郭沫若后来南下广州，也是以办教育的名义，去广东大学担任文科主任。 “五卅”运动除了实际促成学艺大学成立外，也为郭沫若参与社会运动、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提供了历史契机。“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在先施公司楼上目睹了敌人的暴行，将自己的激愤写入话剧《聂嫈》。之后，郭沫若积极加入抗议者行列，从事社会运动，参与演剧运动，在街头发表演说。当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救济工人的游艺会时，郭沫若与徐葆炎、欧阳予倩、倪贻德等人一道参与，将演出所得全数捐给工友。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郭沫若感受到个人、作品与社会的关联，正如他后来所说：“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在救济工人，我们的热心都是超过于友谊的界限以上的。大家都是在同一的战线上努力，并不是谁替谁帮了忙；但是我的剧本是在五卅潮中草成，而使我的剧本更能在五卅潮中上演，以救济我们第一战线上的勇士，这在作家的我自己，岂不是比谁也还要更受感发的吗？”13除演剧活动外，郭沫若还多次在群众集会时发表演说。郭沫若本不擅长演说，学艺社在办演讲会时曾请他演讲，效果并不好。但在“五卅”运动中，他渐渐习得了演说技巧，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经过五卅潮涤荡过来的人，在那高潮期中讲演过好些次，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把那妙窍懂到了”14。经由实际参与社会运动，他学会了面对社会公众发言的能力15。这种能力在他后来从事革命工作时，显得尤其重要。 转向教育是郭沫若在文学事业受挫后的职业选择，走向街头则让他走出“亭子间文士”的封闭性，但就他的社会转向而言，更为关键的变化是他面对社会现实的姿态，由早期浪漫主义式的不满，转向理性分析社会结构，思考中国的现状及出路，尤其是中国该走何种道路的问题。郭沫若分析中国社会的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习得该理论的过程，除了受时兴文化思潮的影响外，也与学艺社直接相关。郭沫若在归国从事文学活动后，其主要交往对象除创造社成员外，最重要的就是学艺社成员。当时与他往来最密切的，除王兆荣等学艺大学的创办者，还有陈慎侯、何公敢等孤军社成员。孤军社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学艺社成员，是因不满于学艺社只谈学术不谈政治而另外组织的文人团体。这个团体很松散，成员有陈慎侯、何公敢、范寿康、林骙、郭沫若、陶希圣等，大都有留日背景，且多出身当时的日本帝国大学，与创造社成员同属留日学生中的“大高同学系统”。所谓“大高”，按照何公敢的解释，“‘大’是日本几个帝国大学的简称、‘高’是日本官立高等学校的简称”16。该系统成员每年都举行集会，彼此交往较为密切17。 “大高”的教育背景和交往活动，为郭沫若提供了超出新文学圈子的社交网络，与他来往尤其多的，正是孤军社这个非文学社团的成员。他与范寿康同为学艺大学筹备人员，关系自不必多说，他与何公敢、林骙等往来也十分密切。何公敢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庶务部主任，与郭沫若时有来往，曾在高梦旦的支持下，计划与郭沫若签订一个契约，凡郭沫若的著译“可不经审查”，以商务印书馆最高标准支付稿酬18。郭沫若虽没签协议，但后来他的译作如《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新时代》《约翰沁孤的戏曲集》等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何公敢还曾推动郭沫若翻译《资本论》，不过该计划最后未能得到编辑会议同意。至于林骙，他早期曾在《创造周报》发表作品，与郁达夫一道介绍无政府主义，后来与郭沫若一起筹备学艺大学。郭沫若对孤军社灵魂人物陈慎侯十分敬佩，在陈慎侯早逝后，还特意写了独幕话剧《月光——此稿献于陈慎侯先生之灵》纪念他19。另外，孤军社成员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孤军》却由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正是因为郭沫若的作用。郭沫若是《孤军》的主要作者，在刊物创刊时，他还写了《孤军行》作为发刊词20。 郭沫若与孤军社的交往，让他开始关注并思考中国的政治经济性质等问题，接触并了解河上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孤军社的成立是因为其成员关心时事，他们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并在《孤军》上开辟“经济政策讨论”专栏，发表有关经济、社会问题讨论的文章。郭沫若曾参与经济政策讨论，据他回忆，“我对于政治问题发生了一些关心的，是在这个时候。那时商务编译所里有一批人，便是后来的‘孤军派’，集合了起来要出一种政治上的刊物。主脑是陈慎侯，此外大多是帝大出身的同学……在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也列过几次席”21。除参加讨论外，郭沫若也在“经济政策讨论”专栏发过文章，实际参与他们的讨论。  孤军社的刊物《孤军》 二、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分析方法 孤军社的经济问题讨论，借助的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河上肇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孤军社成员“大抵是从日本京大研究过经济学回来的人，其中还有好些是河上肇的弟子，他们对于河上肇的初年的学说是实地信奉着的”22。《孤军》也刊载过不少河上肇的作品。河上肇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办杂志《社会问题研究》，著作有《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据郭沫若介绍，“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本来是由他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所已发表过的论文所纂成的总集，那平明而剀切的笔调曾风靡过日本的读书界。他克服了他的论敌福田德三博士的不正确的理论，要算是日本的初期马克斯（思）理论的最高峰”23。 郭沫若对河上肇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一个从拒绝到接受、从接受到批评的过程。早在1921年，郭沫若就从李闪亭那里知道了河上肇。李闪亭是河上肇的弟子，当时被称为“中国马克思”24。他曾劝郭沫若“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但郭沫若“在当时并没感觉着怎样的必要”，因此，对“他这个劝诱”，“并没有立地照办”25。后来，当文学事业受挫，郭沫若再度赴日，一边准备进入研究院研究生物学，一边又因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开始阅读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次他不仅被该作吸引，将全书翻译了过来，还习得了社会分析的方法。他在致成仿吾的信中写道： 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的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个转换的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是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斯（思）列宁是非常感谢，我对于援助我译成此书的诸位友人也是非常感谢的呢。26 这个显得有些夸张的说法，表达了郭沫若对河上肇理论的态度。以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他提供了分析社会的工具。郭沫若此前并不缺乏革命的冲动，也时常充满了对社会不合理现象和制度的憎恨，并且提倡“与社会奋斗”，但理由大多是“社会太坏了”一类感性而抽象的认识27。河上肇带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他具备从社会结构等角度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说： 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我自己在初便是有些左倾病的人，在出周报时又吼过些激越的诗调，说要“到兵间去”，要“到民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着无限的苛责。我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间在我的脑筋中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际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若（莎）歌德挤掉了，占据着了意识的中心。在1924年的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阳的一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想要检讨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28 经由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郭沫若进而计划翻译《资本论》等著作。他对这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让他获得了分析中国社会的方法，也让早期朦胧的社会憧憬，尤其是那些带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思想，转化为更为明确、具体也更为实际的社会理想和革命实践。他并不是简单地用政治经济学替代民粹主义，而是对民粹主义等早期社会思想进行了批判性转化。 郭沫若对民粹主义的反思，体现在他对屠格涅夫《处女地》的译介中。《处女地》是以俄国“到民间去”思潮为背景的小说，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郭沫若早在1921年就读过该作，当时颇为喜爱，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这书里的主人翁涅暑大诺夫”和他自己“有点相像”；二是“这书里面所流动着的社会革命的思潮”29。因此，当他文学事业失败，再度赴日时特意带着这本书。但是，当他在1924年翻译这部小说后，他把自己“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30。原因正是他已接触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对该书的民粹主义不再满意。正如郭沫若指出的，“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他教我们知道涅暑大诺夫的怀疑是无补于大局，马克罗夫的燥（躁）进只有失败的可能……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31。在郭沫若看来，“匿名的俄罗斯”是俄国民粹主义对俄国民间的乌托邦想象，革命的俄罗斯则是“匿名的俄罗斯”的历史显形。他一方面批评了民粹主义的虚无，另一方面又并不拒绝民粹主义的民间道路，还将其与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道路联系起来。 郭沫若对俄国道路的认同32，让他与孤军社其他成员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虽然是在孤军社成员的影响下关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并进一步接触河上肇的思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社会现实，但他在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时，最终选择的道路却与何公敢、林骙等人不同，甚至对河上肇的相关思想也提出异议。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苏联革命的评价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上。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了两条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路径。按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概括，一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说，任何社会形态在其生产力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达后才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33。河上肇认为前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俄国依据后者，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他对十月革命及随后施行的新经济政策评价不高。 与河上肇不同，郭沫若对十月革命及随后的经济政策持肯定态度，提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主义。他曾致信河上肇进行辩论，河上肇在回信中对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34。郭沫若提倡的国家主义，原型就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因而，郭沫若当时虽然与醒狮派曾琦、孤军社何公敢等一起被视为国家主义者，但他的国家主义跟曾、何等人并不一样。是否认同暴力革命，是否认可无产阶级专政，是郭沫若与当时其他国家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差异。 郭沫若与孤军派之间虽然理念不同，但双方的论战却主要发生在郭沫若与林骙之间。林骙早期是创造社同人，后来他的《独立党出现的要求》一文明确反对苏联道路，并认为中国如果爆发革命，将被列强共管。郭沫若对此难以认同，写了《共产与共管》《穷汉的穷谈》予以批判。林骙则写《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等文章回应35。后来，郭心崧、萨孟武等人也加入论战。郭沫若对林骙等国家主义者的批判，恰逢共产党和共青团批判国家主义之际。郭沫若由此引起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的关注，在蒋光慈的引介下，瞿秋白拜访郭沫若，两人交流后相互引为同调。不久，郭沫若辞去学艺大学的职务，在瞿秋白的引荐下南下广州。  郭沫若：《到宜兴去》，《孤军》第3卷第3期，1925年8月 三、社会调查与社会分析实践 郭沫若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习与实践，除参与孤军社的研论会、与国家主义者论战之外，还包括实地参加社会调查，并用社会理论观察中国社会的现状，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思考中国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的处境。 郭沫若参与的调查是1924年底的齐卢战祸调查。1924年，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爆发战争，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江南部分反对直系的士绅和文化人发起战祸调查，调查最终由孤军社具体负责。孤军社的调查成员有何公敢、林骙、涂开舆、罗益增、洪兰祥、滕固、陶希圣、周全平和郭沫若等。调查分成四队，“约略可分为战场之北、中、南、西四部分”，除调查者的调查外，还委托当地亲历者供给材料，“同时则推举郭君沫若总其编辑之事”36。在开展具体调查时，郭沫若负责西战场（宜兴地区）的调查。 郭沫若参与的齐卢战祸调查，处于中国社会学正在兴起的20世纪20年代。这是一次由民间自发组织的社会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后来结集为《战痕——甲子苏祸记 孤军社实地调查纪录之一》，以《孤军》临时增刊的名义出版37。最终，郭沫若并未出任总编辑，这主要是因为孤军社要请醒狮派的曾琦作序，郭沫若与曾琦有矛盾，因此消极怠工，连调查笔记也未完成。调查报告最终由林骙草草收拾后出版。即便如此，《战痕——甲子苏祸记 孤军社实地调查纪录之一》还是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此次调查的结果。郭沫若据调查所写的《一位军神》也收录其中，而与他同行的周全平也撰写了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参证。郭沫若未完成的调查笔记，不久之后更名为“到宜兴去”，连载于《孤军》。 郭沫若参与的这次调查，目前学界尚未关注，《到宜兴去》也被视为普通游记，其社会调查报告的意义未得到足够重视。这次社会调查让郭沫若深入中国乡镇，了解到当地的社会实情，正如他所说，“那次的调查使我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的榨取之苛烈”38。这次调查不仅让郭沫若深入中国地方社会，实地了解中国乡村、尤其是江南这个较为富庶地区的社会情形，也让他借此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察和分析方法，用来实地分析他所见所闻的社会现象。因此，有必要从社会调查报告的角度重读《到宜兴去》等文字，尤其是在同行者周全平也撰写了调查报告的情况下，对二者进行对读，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两人在观看中国社会时的不同眼光。 郭沫若得到邀请后，认为调查是“颇有意义”的工作，“开首是相当踊跃的”，据他所说，“除掉自己所担任的一路之外，还到浏河黄渡等地去视察过，战痕的确是有点惨淡。像浏河镇上有几条街是完全成了一片的瓦砾场”39。郭沫若对西战场并不熟悉，也不懂当地方言，恰好当时与他往来十分频繁、后来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的周全平是宜兴人，于是，郭沫若便邀请周全平与他一道前往。周全平不仅做了战祸调查笔记，还帮郭沫若安排行程，联络地方关系，在调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郭沫若与周全平的调查历时七日，自1924年12月1日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到无锡，再从无锡坐船到宜兴40。3日雇船到蜀山，4日乘船到兰石村，5日乘船到湖㳇，步行前往战地悬脚岭、尚儒村等地，夜宿湖㳇。6日乘船离开41。郭沫若与周全平的调查，主要倚靠的是当地士绅和乡民的介绍，以及对战地的踏查。如果从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来看，郭沫若与周全平的调查并不科学，有点类似采风。但郭沫若和周全平的文人身份让他们对社会现象不时地发表看法，表达其感受和思考。就此而言，郭沫若的调查不仅与学术性的社会调查不同，与当时其他战地调查者也不一样。郭沫若自觉应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的乡村结构，因此，他的调查实践和调查报告，不仅具有社会学意义，也具有思想史意义。 郭沫若和周全平都详细记载了调查途中的见闻并表达自己的感受。虽然记载的是同一个过程，但两人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感受并不相同。周全平忠实地履行着战地调查的使命，郭沫若则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江南农村以及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上。如他们在从上海到无锡的火车上，曾遇到一位姓杨的太仓纱厂办事员。周全平记载的是杨某沿途指点的战争痕迹，至于杨某的身份及其他与战祸无关的言论则毫无记载。郭沫若不同，他对杨某指点的战争痕迹反而不太上心，重点记载的是杨某所谈的中国纱厂的经营情况： 姓杨的是苏州人，在太仓的一个纱厂中做事。他很津津有味地对我们说了许多战时的情形，他又还说了许多他在江南地方游历的经验，但他的话最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是他说到近来纱厂事业的危机。他说自从欧战过后，外国纱络（陆）续输入国内来，像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建设了几个大纱厂，中国的纱厂事业便受了莫大的打击。中国的纱厂，成本又少，办事人又不得法，怎么也不能和外国竞争。像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闭了门好久了。我听了他这一番话，我觉得是扪触着了我们目前最紧要的一个经济问题。这比甚么调查江浙战祸，比甚么收拾中国政局的善后事宜，还要紧要到十二万分呢！42 较之战祸，郭沫若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处境更为关切。郭沫若听闻的中国纱厂的危机，正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危机的缩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资本无暇东顾，这给中国民族资本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机，但随着战争的结束，东西方资本卷土重来，民族资本受到极大的冲击。民族资本的这种处境，正是后来茅盾在《子夜》中所描述的现象。郭沫若所关注的民族资本的命运，也是孤军社经济政策研论会长期讨论的问题。此时直接面对纱厂的办事人员，得到一手信息，更加深了他对中国民族资本处境的认识。 郭沫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江南社会的分析，不限于民族资本的问题，也扩展到江南社会的总体结构。他尤其关注江南人收租的情形：“江南人收租，我们且把苏州人来做标本罢。大地主收租先挂出一道牌出来，报告什么时候开仓，什么时候截止。其实他们开仓，也并不是收米谷，却要收钱……乡里人没法，在开仓之前，无论价钱好歹只好赶着把自己收的米谷粜卖。在这时候收买这米谷的人是怎么人呢？不消说是地方上的地主了。他们用便易（宜）的价钱把谷米买来，把高贵的价钱收纳租税，又把高贵的价钱把米谷卖给农人们。就这样有钱的地主层层地剥削乡人……江南地方的农村，一天一天地消败下去的原因，诸君可以知道了么？”43江南地主收租不收实物而收现金，让佃户在承受土地租金之外，还要遭受金融剥削。这较为深入地揭露了当时江南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剥削关系。叶圣陶后来写的《多收了三五斗》就形象地描述了江南佃户的这种困境，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在描写这类困境的基础上指明革命出路。这些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左翼小说对社会的认识，并没有超出20年代郭沫若的社会调查报告。 郭沫若除了从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剥削关系入手分析江南社会，还通过城乡结构透视江南社会的阶级结构。在宜兴时，周全平这个当地人曾给郭沫若介绍了诸多当地习俗，如习惯喝早酒、打牌，并不勤于营生。周全平对此颇为愤恨，怒其不争。郭沫若的观察眼光则不同，他提出的问题是，城里人为什么能够不事营生却过着这种逍遥的生活。他认为“有一个吃的阶级”，“同时便有一个被吃的阶级”，城乡之间的关系不是地理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因为“田地里劳苦着的农民，一天一天地被城里的坐食阶级吃食”。郭沫若结合他在四川的经验，认为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并不限于江南，“恐怕我们中国全国都是一样的罢”44。 周全平的怒其不争背后是其启蒙视角，郭沫若的分析则采用了社会视角，他借助政治经济学和阶级理论，对江南乃至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层分析，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以及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剥削关系。乡土社会从启蒙视野中的愚昧、落后面貌，转变成内蕴社会矛盾的统一体。乡土不再只是等待被知识分子或“先进文化”启蒙的对象，而是内含革命潜能的社会力量。郭沫若在社会调查中，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乡村的经济性质和社会结构。虽然与毛泽东在1927年3月完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比，郭沫若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还显得有些简单、粗糙，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较早从事社会调查并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现实社会性质分析的实例。 四、社会转向与对抒情的反讽 在调查过程中，郭沫若除了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乡土社会外，还在不断抵抗并驳斥自己的浪漫情调。如果说对乡土社会进行分析，尝试用新理论观察外部世界，是他知识结构和思想改变的表征，那么他对自发式抒情的抵制与反思，则是将社会理论用于分析内心中的情感斗争的过程，带来的是自我主体结构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指文学信念，同时也包括思想结构和情感模式。 周全平在调查的沿途，虽然牢记战祸调查的任务，但仍不时流露出文人情调。如在从上海到无锡的火车上，当他们离开都会、看到乡野的时候，周全平表达的是旅行者看风景的兴味： 车渐渐驶出了月台，午后的淡淡的阳光漏进了车窗来，车中斗然明亮。云野村树一幕幕的在眼前闪过去，庄严的冬之田园在车道的两侧驰骋。45 郭沫若则不同，他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抵制这种自发的抒情腔。当列车离开都会时，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上海市向我们后面退去了，我们也渐渐走到了自然中来。假使退返两三年，我就闭着眼睛也可以做一篇自然的赞颂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我眼前的自然总是一片的灰色。46 周全平看到的是“冬之田园”，对乡村的这种牧歌想象是浪漫主义者惯用的抒情模式。郭沫若虽然也感受到从都市到自然的变化，但他却对这种自发的抒情持批评态度，以反讽的笔调批判文人的田园牧歌想象。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郭沫若对自己的浪漫主义做了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有时候呈现为对抒情的强行中止，如他在周全平引导下游览宜兴时，就强行打断自我抒情： 轮船要十点半钟才开，我们把船票都买好了，但离开船的时候还有一个钟头，我们只得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地看看江南的风物。 昏昏的运河上面，浮着无数的小航船，船上有种着花的，种着菜的，养着鸡的，养着狗的，这种纯粹地以水上为家的生涯，在我们四川是从不曾见过。 …… 流浪人！真的要这种人才可以算得是流浪人罢……他们不知道羡不羡慕那岸上的杨柳哟，那岸上的杨柳又不知道羡不羡慕他们的生活哟——不对，我的无聊的诗兴又要发作了！ 水是昏浊得不堪，人是纯粹的动物，杨柳是枯槁了的，一篓一篓的黑煤炭压在两人的肩上飞也似的走，飞也似的走…… 十五岁的童子和五十岁的老人，在运河边上五汗淋漓地担着煤要饭吃！——诗人！你面皮比城墙还厚的诗人，你的饭吃饱了，你立在那儿要做诗么？47 当人们在观察异地时，旅行者的眼光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观看方式。面对宜兴这个江南水乡，作为浪漫派诗人的郭沫若很容易诗兴大发。他认为没有故乡的运河人家是真正的“流浪人”，很符合浪漫诗人对流浪者的想象。但郭沫若在短暂沉迷之后，便突兀乃至粗暴地打断了这个抒情的过程，通过破折号和“不对”否定前面的感受，通过“无聊的诗兴”这个判断，转向对抒情方式的批判。抒情被打断后，他开始对眼前景观进行直接描写，描述的色调变得灰暗，且带着社会分析的视野揭示社会的阶层结构。在社会分析视野的审视下，抒情变得有些似是而非，以致出现抒情越真诚就越虚假的处境，这使得郭沫若笔下出现了对抒情的反讽。反讽构成对既有抒情风格的批判，也意味着抒情主人公与世界处在分裂、反省的关系中。 题材的社会性和风格的反讽，是郭沫若在社会转向过程中的自觉追求。社会调查期间，他曾对周全平说：“这类的东西我以后想多写一点。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变了，我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去，多于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于领略些受难的人生，我在这里虽然开不出什么美好的花来，但如路旁的杂草一样总可以迸发几株罢？遇着别有会心的周茂叔，他是不会艾荑我们的呢。”48郭沫若的小说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但他在社会转向过程中写的小说，如《亭子间中的文士》《湖心亭》《矛盾的调和》《后悔》《百合与番茄》等，大多带有去崇高、反抒情的反讽色彩，从而显得与郁达夫式的自叙传不同。如《湖心亭》写“我”因为与妻子口角，跑到城隍庙附近散心，结果却只看到一片凋敝景象，形式是反高潮的，抒情声调始终未能高昂起来49。现实中景观的去抒情化，不仅与抒情的期待背道而驰，也让抒情主人公的言行与初衷相异，甚至形成对抒情行为本身的否定。抒情主人公的抒情模式与社会环境的凋敝之间，形成结构性反讽，这也是小说的结构性冲突所在。这种反讽的抒情结构是郭沫若当时小说的主要形式。不过，无论是郭沫若在调查报告中对既有抒情方式的批判，还是他同时期小说对自叙传抒情模式的改造，都不意味着抒情的中止，相反，经由社会视野的纠正，抒情转向对社会底层的观照，形成新的抒情。如果联系到后来的革命文学，可以发现，这种新的抒情隐秘地通向革命抒情。新的抒情所内含的社会视野，与“五四”时期人道主义式的怜悯和同情截然不同。这表明，社会视野否定的并不是抒情本身，而是在历史转折时期不合时宜的旧式抒情模式。但就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而言，他对“水平线下”的关注，对琐细生活意义的发现，对底层民众的认同，其意义并不亚于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 在社会视野的作用下，郭沫若对文坛的风尚，如当时方兴未艾的域外游记现象有所批评。在郭沫若看来，中国社会“随处都是绝好的文章的资料”，“我们中国乡间僻境的国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尤为是未经开辟的宝藏。我们中国的新兴的文艺家哟！你们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为什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虚伪的表现呢”50？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人的域外游记一度十分时兴。郭沫若认为，写域外游记的旅行者，足迹遍及巴黎、柏林或纽约等国际都会，视野看起来很广阔，而那些深入中国社会的作品，则看似视野狭窄，但实际情形可能正相反。因为域外游记的题材虽然是开放的，但观看者如果只是走马观花，依然“龟藏在”“自己的生活里”，风景再丰富也可能因缺乏切己性而难以成为构造主体结构的要素，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是闭合的；乡间僻境从题材上看是封闭的，但如果观看者能克服自发式抒情，深入观察分析，通过描写乡村呈现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那么，不仅这个结构与个人的命运乃至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连调查、分析的过程也将成为主体成长的要素，从而使主体与世界处在新的关系中。从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社会调查与革命道路选择的关系来看，郭沫若有关知识分子应关注本乡本土的呼吁不无道理。 郭沫若作为创造社元老，他的社会转向对中期创造社乃至当时的社会都有较大影响。如《洪水》本由周全平、敬隐渔和倪贻德等编辑，该刊虽名曰“洪水”，但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周全平借鉴的是“上帝要用洪水来洗荡人间的罪恶”之义，“并非时人所斥为‘洪水猛兽’者之‘洪水’”51。后来，他将自己与林骙辩论的文章发表于此，“于是我又才从旁把拕轮捉着，把那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兽’的一方面逆转了来”，“除我自己而外，我又把漆南薰和蒋光慈也拉来参加了。他们的参加，不用说，是使《洪水》，否，不仅《洪水》是创造社整个更改涂了一番面貌”52。他与林骙论战的文章，多是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被郭沫若邀请加入《洪水》的漆南薰，原名漆树芬，著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该著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观点与郭沫若的看法近似，郭沫若曾为之作序53。加入《洪水》的蒋光慈则刚从莫斯科归来，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与瞿秋白为同事。无论是郭沫若与林骙的论战文字，还是漆树芬、蒋光慈等社会学家的加入，不仅改变了《洪水》的风格，也让创造社不无社会转向的意味。 结语 1923—1926年是郭沫若的文学理想陷入困境，并逐渐从文学圈突围、转向广阔社会的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从亭子间里的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走向中国的社会。他参与孤军社的经济讨论、“五卅”运动、学艺大学的筹备、卢齐战祸调查以及同乡会的创设等活动，翻译政治经济学理论并用以分析中国社会。这个社会转向的关键，不在于他的活动范围扩展得多么广，而在于他的转向与其思想、情感、文学观念转变之间的深层关系。对于自己的转向，他曾说：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54 几年前还在宣扬个性、自由等理念的诗人，居然如此否定自己，如果抽象来看这不免显得矛盾。但如果仔细考察他南下广州前的经历，可以发现，郭沫若转向革命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在于，在文学事业受挫之后，他曾尝试各种职业，如研究生物学、重拾医学、转向教育等。这意味着，他这段时期的人生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必然性则是，郭沫若文学志业的受挫，是新青年在后“五四”时期遭遇的普遍难题，与他联系密切的创造社、孤军社成员当时都在寻求转向。郭沫若在社会转向以后，更为深入地接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并展开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他最终投身革命实践便是社会转向的逻辑延伸。 郭沫若开始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问题后，他对自由或个性的理解就发生了变化，从之前抽象地推崇，转向追问自由或个性的社会条件。因此，所谓的“僭妄”是从社会视野展开的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对话，在他看来，与其从话语层面强调自由与个性，不如从社会结构和经济地位等角度争取大多数人的自由与个性。在当时，社会革命为此提供了方法和前景。 郭沫若的社会转向对他文学的直接影响，尚不是走向革命文学，而是让他早期信仰的纯文学相对化，使抒情方式带有社会性。也就是说，对抒情的反讽使抒情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分裂，但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分析，尤其是在民族视野和阶级视野下确立的新的抒情模式，使抒情主体与世界再度达到统一。他在社会调查中批判自发式抒情，是因为他发现这种抒情方式看似关心周边世界，其实创作者在面对现实时大多只有程式化反应，缺乏创造性和现实性，也缺乏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反身性观照。在这个逻辑中，文学的社会转向不是使文学工具化，而是将文学从特定的审美趣味和特定阶层的文学生产机制中解放出来，在社会革命中予以重造，生成具有新的美学形式和社会功能的文学。 注释： 1 参见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354页；王璞：《抒情与翻译之间的“呼语”：重读早期郭沫若》，《新诗评论》第1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 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讨论新青年的困境，参见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吴辰：《双重“无产”的体验：论1923—1925年间郭沫若的文化选择》，《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1期。 3 郁达夫：《瓶·达夫附记》，《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4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3页。 5 18 21 24 25 28 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262—263页，第193页，第201—202页，第142页，第143页，第266—267页。 6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十四）》，《大晚报》1937年4月14日。 7 郭沫若：《序引》，《水平线下》，创造社出版部1929年版，第2—3页。 8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第21—47页。 9 《丙辰学社之回顾》，《学艺》第5卷第2期，1923年5月1日。 10 邓牛顿：《郭老与“中华学艺社”》，《复旦学报》1979年第4期。 11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四五）》，《大晚报》1937年6月22日。 12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四三）》，《大晚报》1937年6月18日。 13 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三个叛逆的女性》，光华书局1926年版，第33页。 14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四六）》，《大晚报》1937年6月23日。 15 刘奎：《战时郭沫若的演说及其政治修辞学》，《长江学术》2019年第3期。 16 何公敢：《忆〈孤军〉》，《福建文史资料》第1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内部发行，第134页。 17 参见咸立强：《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79—83页。 19 郭沫若：《月光——此稿献于陈慎侯先生之灵》，《学艺》第4卷第4期，1922年10月1日。 20 沫若：《孤军行》，《孤军》第1卷第1期，1922年9月15日。 22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五九）》，《大晚报》1937年7月15日。 2334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八）》，《大晚报》1937年4月8日。 26 郭沫若：《孤鸿》，《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27 郭沫若：《暗无天日的世界——答复王从周》，《创造周报》第7号，1923年6月23日。 29 30 31 郭沫若：《新时代·序》，《新时代》，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页，第4页，第3—4页。 32 参见李斌：《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刘奎：《郭沫若的翻译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1924—1926）》，《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 33 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06—217页。 35 灵光：《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独立青年》第1卷第1期，1926年1月。 36 灵光：《缘起》，《战痕——甲子苏祸记 孤军社实地调查纪录之一》，《孤军》临时增刊，1925年4月。 37 《战痕——甲子苏祸记 孤军社实地调查纪录之一》。 38 39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十八）》，《大晚报》1937年4月18日。 40 42 43 44 46 47 48 50 郭沫若：《到宜兴去》，《孤军》第3卷第3期，1925年8月。 41 按，郭沫若的《到宜兴去》只记载由上海到宜兴的行程，后面的行程据周全平《四战场西部兵祸记——宜兴》（《战痕——甲子苏祸记 孤军社实地调查纪录之一》）补齐。该部分行程，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未载。 45 周全平：《四战场西部兵祸记——宜兴》，《孤军》临时增刊，1925年4月。 49 郭沫若：《湖心亭》，《学艺》第1卷第7号，1925年8月15日。 51 52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五二）》，《大晚报》1937年7月6日。 53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光华书局1926年版，第13—18页。 54 沫若：《文艺论集序》，《洪水》第1卷第7期，1926年2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