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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峰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2.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1） 摘要：赤峰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自十九世纪开始这一地区便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工作。作为赤峰市考古工作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借考古百年之机，从赤峰地区考古工作的起步和发展完善两个阶段着手，对文物机构的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辽文化考古成果，新科技、新理念的应用等方面对赤峰市的文物考古工作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 关键词：赤峰；考古；发展历程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文物资源丰富。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的相当一部分工作经历是和赤峰市息息相关的，亲自参与了许多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文物考古工作，也见证了赤峰市文物考古工作的许多发展历程，可以说对赤峰市是“情有独钟”的。在此简要回顾、梳理一下赤峰市的文物考古工作历程。 一、外国势力控制下的赤峰考古 赤峰市文物考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就曾来红山进行调查。1912年和1920年，法国传教士闵宣化曾涉足赤峰地区的辽代遗址，并在1922年的《通报》中介绍了辽上京、祖州、怀州、庆州及怀陵、庆陵等的调查情况，但内容十分简略。1919年，法国人桑志华、德日进，在林西县和赤峰红山一带进行调查。1930年冬，梁思永到林西锅撑子山一带调查细石器遗址。1931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内蒙古调查团江上波夫、田村实造等调查了辽庆陵。1933年，满蒙考察团、滨田耕作等发掘了红山后遗址，后出版了《赤峰红山后》。1933-1939年，鸟居龙藏、关野贞、黑田源次、江上波夫等人先后踏查庆陵。1939年，日满文化协会发起并组织了一个考察团，成员共有10人，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的田中实造出任队长，中国学者李文信也随队参加工作。他们于8月23日进入庆陵，工作历时15天。测绘了陵区地形图、墓室结构图、拍摄摹写了东陵的壁画，1953年正式出版报告《庆陵》一书。1939年田村实造调查发现了辽上京城址内的官窑遗址，即林东窑遗址，1944年小山富士夫等人调查挖掘了该窑址。1944年岛田正郎挖掘了祖州城，1955年出版报告《祖州城》。1942年，一日本僧人发现了松山区猴头沟的缸瓦窑遗址。1943年，伪奉天博物馆馆长上原之节及斋藤武一等前往调查，对该遗址、遗物的分布范围、瓷片种类及窑具等做了初步调查认识。1944年，东洋陶瓷研究所的小山富士夫、黑田源次等调查挖掘了缸瓦窑遗址。后佟柱臣先生在《盛京时报》上简要报道了窑址的发现与发掘情况。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赤峰的“考古工作”基本上受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操纵，其“目标、成果”也是为了他们本国的政治需要服务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赤峰市的文物考古工作才逐渐发展繁荣起来。 二、起步阶段（1958-1986年） （一）建立文物机构 1958年设立昭乌达盟博物馆筹备处，1961年改称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的派出机构，工作人员只有2人。1963年10月，工作站转入地方编制，有工作人员4人。1966年，文物工作站被撤销，在“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内设立文物组。1974年才重新恢复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20世纪80年代初，工作站设立了文物库房和文物陈列室，工作人员增加到15人。1983年，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更名为赤峰市文物工作站，工作场所就在现在老城园林路的一栋平房里，相当简陋。 （二）初期工作 除了建立机构外，文物工作也初步开展，文物工作队伍逐渐壮大，涌现出以苏赫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工作上开始了一些资料积累性业务，除了接受了一批旗县文化馆上交的文物，还抢救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如现藏于赤峰市博物馆的《甘珠尔经》，荣宪公主墓出土文物等等。这期间，在1956年，还进行了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但没有留下普查资料。在普查的基础上，辽上京遗址、辽中京遗址、辽陵及奉陵邑先后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一批、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七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派出队伍来到赤峰，带领当地文物干部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1.红山文化 1954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中定名“红山文化”。1956年，北京大学在赤峰红山后对红山文化等史前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发掘。 这种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文化，距今5000-6700年，其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原始的农业为主，畜牧、渔猎也占有一定地位。分布很广，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1971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大型圆雕碧玉龙以及后来的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玉器群的发现，让人们开始意识到，红山文化玉礼制度的存在，把红山文化的认识、研究又提上了一个新高度。 2.富河文化 富河文化是赤峰北部乌尔吉沐沦河流域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5000-7500年左右。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发掘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而命名。富河文化属于森林草原经济形态，早期卜骨的发现，大量动物骨骼的伴出，为蒙古草原地区提供新的文化类型。房址地穴以方形为主，中央置方形灶炕。陶器种类单纯，特征鲜明，其中之字纹筒形罐是其代表性器物。生产工具有打制石器和大量的细石器，锄形石器和骨柄石刃刀是其典型器物。富河文化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是赤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年代略晚于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在某方面有着一定相通之处的另一种考古文化类型。 3.小河沿文化 1973年，因发现于敖汉旗小河沿村而命名。距今约4000-5500年，其年代晚于红山文化。其分布区同红山文化基本一致，其文化特征与红山文化有承袭关系：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有磨制石斧、石耜、石铲等生产工具，也有细石器、复合型的骨柄石刃刀等。陶器有泥制红陶、夹砂灰陶、泥制灰陶和泥制黑陶四类。纹饰有绳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菱形回字纹等，还出现了一些刻画符号。彩陶以黑彩为主。陶器上出现的猪首等陶塑，反映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 小河沿文化墓地发掘的有两处，即翁牛特旗大南沟墓地和元宝山区哈喇海沟墓地。墓室结构为土坑竖穴或洞穴，有墓前用火烧墓坑的习俗，葬式有单人仰身屈肢葬、男女合葬等，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并有束发、佩带项环和臂环的习俗。 4.赵宝沟文化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敖汉旗相继发现了赵宝沟遗址和小山遗址，采集到一些以压印几何纹为主要特征的夹砂黄褐陶和夹砂黑陶标本，苏秉琦先生称这类遗存为“赵宝沟类型”。1984-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先后对小山遗址和赵宝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正式命名为“赵宝沟文化”。 赵宝沟文化距今7500-6500年左右，与兴隆洼文化前后衔接，其原型形成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主要分布在赤峰、通辽和河北北部一带。仅在敖汉旗就已发现了这种文化类型的遗址60余处，已经发掘的有赵宝沟一号遗址、林西县水泉遗址等。房址平面呈方形或正方形，皆为半地穴式建筑，成排分布。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明显增大。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石器打制、磨制兼有，最典型的是耜和斧。陶器主要为生活日用的各类容器、炊具等，纹饰以之字纹、几何纹为主，在一尊形器上，还发现了由猪首、鹿首和神鸟组合的“灵物图像”。 赵宝沟文化的特点反映出其先民主要从事农业定居生活，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较为高级的神灵崇拜观念。文化的分布范围与红山文化大体相当，又都同属于耜耕农业文化。这些一致性，不应视为偶然，联系到红山文化的玉龙崇拜，似乎可以认为，中华民族龙崇拜的起源与赤峰地区关系极大。 5.兴隆洼文化 1982年，首次发现于敖汉旗兴隆洼村而命名。1983-1994年经过7次考古发掘。距今8200-7400年，房址为半地穴式的方形或长方形建筑，排列有序。环绕聚落有一条防御性的围壕。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玉器等，很多房址中都放置着石铲、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和圆饼形石器等等。陶器较厚重，烧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以装饰压印的网格纹和之字形纹为特征，多罐、钵类陶器。骨器有锥、镖、针等，磨制都比较精良。经济以原始农业、采集业、渔猎为主。出现了“居室葬”。该文化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一座墓葬中死者两耳处各有一件精美的玉玦。还有的墓用两头整猪随葬。 目前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同类文化性质的遗址还有林西县白音长汗、克什克腾旗南台子等遗址。 兴隆洼遗址是兴隆洼文化的命名地，是目前中国全面发掘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原始村落，它的发现表明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自有渊源。解决了红山文化的源头问题，进一步揭示出长城地带东段新石器时代文化极富特色的土著性和连续性，确定了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同时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奇特的居室葬俗，对研究远古人类的埋葬习俗提供了一笔十分珍贵的资料。兴隆洼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玉玦，为我们探讨中国玉文化的源流提供了实证。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组成了以刘观民为队长的内蒙古考古工作队，于1960年在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村和药王庙村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上下两层不同类型的古文化，因而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 6.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距今4000-35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大体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河北北部，包括西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滦河流域等。遗址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的近河台地上或坡地上。迄今西辽河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3000余处。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工具有磨制的石铲、石刀和打制的石锄等。饲养牛、马、猪、狗等家畜。居址多位于沿河两岸的高地上。较大的聚落周围有石砌或夯土筑成的城墙及壕沟，聚落内的房屋从数十至百余座不等。居室有半地穴式的，也有土坯、石块垒砌成的地面房。聚落附近有墓地，大甸子墓地埋有墓近千座，排列密集而有规律。墓葬的大小、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存在差别，反映出当时居民已有贫富与等级的差异。该文化的青铜器主要是耳环、指环、杖首等小件物品，但已掌握用内外范铸造薄壁铜器的技术。另有金耳环等。居民有了原始宗教习俗。陶器上彩绘各种图案，多以白色画出云纹，用红色勾勒田地，有些纹样与商代青铜器的装饰纹样相似。 7.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属晚期青铜文化，距今3000-23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分布范围以燕山北麓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最为密集，查干沐沦河，乌尔吉沐沦河，大、小凌河，教来河，孟克河流域，及承德地区都有分布。仅赤峰地区有680余处，各旗县区均有分布。 夏家店上层文化诸部落，经济生产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和制陶技术都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那样发达。石器有半月形双孔石刀，石锤等。陶器大都是夹砂陶，质地疏松，制作亦显粗糙。各种器皿均为手制，不见轮旋整修的痕迹，器壁常常厚薄不匀，一些器物各部分的接合处易于断裂，都是氧化焰烧成，以红褐色为主。陶器的类型也比较少，一般为鼎、鬲、豆、罐、盆、钵数种。从制作工艺上看，陶坯的进一步加工只是粗略地打磨器表。除了主要起加固作用的附加堆纹和少量刻划纹外，几乎没有别的装饰。骨器有骨镞，数量较多。许多遗址都发现了铜斧、铜刀、短剑、铜矛，也出土了一些铜锥、铜凿等。与中原同期青铜文明互相影响、互见短长，工艺精湛，特色鲜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往往都堆积着许多兽骨，经鉴定有牛、羊、猪、狗、马和鹿科动物。 通过文物工作者的辛勤耕耘，确立了上述7种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和属性，建立了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及谱系。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的区域特色，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让赤峰地区足可与中原地区相媲美，而备受学界瞩目，也为以后赤峰地区的文物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1981-1985年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正是得益于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指引，而让我们文物工作者更好、更准确地认识、区分不同遗址的性质、内涵，普查的结果也让赤峰市脱颖而出，成为全国文物界瞩目的对象，从而涌现出像敖汉旗这样的全国文物先进模范典范。2003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赤峰市占有重要位置。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赤峰市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史前古文化的考古上，对于晚期的遗址遗存涉猎的并不多，只有过一些有限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如1956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宁城县黑城城址进行调查；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了一次重点勘探；1981年和198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巴林右旗博物馆对巴林右旗辽代黑山祭祀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这一阶段，文物考古工作还不平衡，不完善。 三、发展完善阶段（1987年以后） 1987年赤峰市博物馆建成使用，文物队伍迅速扩大，各旗县区业已建立健全了博物馆或文物管理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紧密联系，相互配合，赤峰市文物考古工作逐渐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大量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涌现。 （一）以学术科研为目标的主动发掘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杨虎先生为领队，对敖汉旗小河西新石器时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的文化内涵与兴隆洼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自身的特性尤为显著，后被命名为“小河西文化”，年代要早于兴隆洼文化。 1987-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以齐晓光研究员为领队，协同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对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该遗址由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和石器打制场构成，出土了青铜鹿牌饰等遗物，从而确立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龙头山类型”。 1992年、1993年、199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塔拉研究员为领队，对宁城县小黑石遗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其中1998年的发掘是全区考古领队培训班实地教学，参加的人员很多。考古发掘对居住址及墓葬进行了有计划、有目标的分期揭露，对文化内涵、分期及年代，青铜器的文化结构及社会形态，做了科学的分析研究。2009年出版发掘报告《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1995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提出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开展大遗址保护探索及考古学框架建设的学术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提升吉林大学与内蒙古考古专业人才及学生田野考古发掘能力。1996-199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考古发掘的资料还在整理、研究之中，成果尚未公布。 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刘国祥研究员为领队，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了连续的、科学的3次考古发掘，确立了兴隆洼遗址是目前中国全面发掘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原始村落，对认识原始社会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研究、分析了兴隆洼文化非常奇特的居室葬俗，提出了红山文化玉礼制源流来源于兴隆洼文化的学术见解。 2002-200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在林西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对林西县井沟子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时代遗物，确认为青铜时代晚期“井沟子类型”。 2009-2012年，吉林大学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红山区文物管理所联合对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进行了连续的4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1.5万余平方米，基本上揭示出了这座古聚落遗址的面貌和文化内涵。发掘成果被写入红山文化申遗文本之中。 （二）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地的基建项目纷纷上马。文物考古工作，随之转到配合国家经济建设进行文物保护中来。赤峰市也不例外，为了保护文物，配合基建，考古工作也在基本建设项目中开展起来。 1987-1988年，为配合平双公路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赤峰市文物工作者组成考古队，对宁城县三座店夏家店文化遗址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这是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赤峰做得第一个基建项目考古。 1988-1991年，同样为配合平双公路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以郭治中研究员为领队，对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7千多平方米，明确了这是一处以兴隆洼文化为主的古代聚落遗址，距今7000多年。2004年出版《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从而在学术上确立了“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2013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2006年，为配合赤峰市三座店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赤峰市博物馆、松山区文物管理所对三座店石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近1万平方米。遗址由大小两座并列的石城组成，保存完整，布局清晰。从营建方式、城内布局和使用功能等方面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科学的考古实证材料，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2013年该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2010年，为配合赤朝高速公路的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对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二道井子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二道井子村的东北部，距中心城区约8公里。遗址距今4000-3500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共发掘面积13000平方米，共发掘出房屋、窖穴、灰坑、墓葬、城墙等遗迹单位710处，并出土各类珍贵文物1521件。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整个遗址聚落要素齐全，环壕围绕着城墙，城墙环护着院落，城堡布局井然有序。它的发现标志着西辽河流域继红山文化之后，又一个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高峰的形成，对完善考古学理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的出现，城市雏形的建立，阶级的分化等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2009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现已建成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 此外在集通铁路、赤大高速公路、赤通高速公路、赤大白铁路、巴新铁路、赤承高速公路等的建设中，都有我们文物工作者忙碌的身影，考古工作的成果，见于《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第四辑，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辽文化考古成果丰硕 赤峰地区是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文化遗存资源丰富。辽文化考古工作发展相当快，形成了“辽文化热潮”。辽文化的研究蒸蒸日上，成为赤峰文化名片之一。 1986-198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由吉平先生负责，对辽中京大塔塔基进行了考古发掘。1989年，在辽代庆州白塔的维修过程中，发现并发掘出土了一批关于辽代佛教的珍贵文物。1995-200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以郭治中研究员为领队，先后对缸瓦窑遗址进行了5次正式发掘，清理出辽金时期灰坑76个、房址15个、窑址12座，获得较多研究资料。 为配合大遗址的保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了辽金元考古队，在董新林研究员的主持下，2007-2010年，调查、发掘了辽祖陵陵园遗址。2011年至今，发掘了辽上京遗址，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发掘的辽祖陵黑龙门遗址项目，荣获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最高奖项——国家文物局“2009—2010年田野考古发掘奖”一等奖。发掘的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荣获“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世纪90年代，赤峰市刮起了一股盗墓之风，一些古墓葬、古遗址遭到毁坏。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工作者又开始了抢救清理工作。 1990年、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建华研究员、吉平研究员负责清理了辽怀陵4号、5号墓。199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以郭治中先生为领队，对辽庆陵之东陵进行了发掘，对墓内壁画进行了临摹。1992-199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联合组队，以齐晓光研究员为领队，对阿鲁科尔沁旗的辽代耶律羽之墓、耶律祺家族墓地、宝山辽代壁画墓进行了抢救清理。1992-1995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塔拉研究员为领队，吉平先生总负责，对宁城县埋王沟辽代萧氏家族墓地进行了4次抢救发掘。1997年，巴林右旗博物馆抢救清理了庆陵中的耶律慈特兀里本墓。2000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塔拉所长为领队，抢救清理了巴林左旗白音罕山辽代韩匡嗣家族墓地中的3座墓葬。2012年，赤峰市博物馆、巴林左旗博物馆抢救清理了后唐德妃伊氏墓。 这些工作不仅挽救了大批辽墓珍贵文物，丰富了馆藏，也为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四）出色完成全国性文物普查工作 为了摸清家底，更好地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总方针，国家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工作。 2005年，赤峰市作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率先开始了此项工作，经过全市文物工作者的努力，到2010年完成全部普查工作，并建立了数据库，共发现各类历史文化遗址、遗存7340处，占全自治区文化遗址、遗迹三分之一。目前赤峰市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处，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0处，赤峰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1处，旗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处。 2009-2010年，赤峰市又完成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并建立了数据库。对分布于赤峰境内的战国、秦、汉、金不同时代的4条长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地调查，公布的赤峰境内的长城总长度超过了1000千米。 2010-2014年，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实施，赤峰市公布的普查结果为各类馆藏文物14万余件组，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5183件组，包括一级文物672件组，二级文物1729件组，三级文物2782件组。 （五）新科技、新理念在文物考古工作中的应用 皮尺、罗盘、手铲、绘图纸、记录本，这就是我们早期考古工作者的主要设备，一个考古队能有一台黑白相机，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交通基本上要靠走，奢侈的时候能雇一辆马车、驴车。我们的“二普”以及一些专项调查，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每天边走边调查边记录，还要背负着采集的文物标本。考古工地也一样，不论住处与工地之间有多远，也得走着上下工。考古工作者要长着“山羊一样的腿，永走不倦”，要有“双峰驼背，能负载千斤”，这种比喻并不太过分。1986年，平双公路文物调查时，刘志一开来了一辆三轮摩托，每天打前站、联系住处、运送给养等，是最好的条件了，着实让我们骄傲了好长一阵子。 这样条件的约束，就导致了我们早期文物考古工作的粗放。 改革开放以后，文物工作的条件逐渐好转，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提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单位信息的提取量成倍乃至几十倍的增长。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GPS、笔记本电脑等已成为考古工作者的标配；全站仪、RTK、无人机也在考古工地普遍使用。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内蒙古自治区为每个旗县都配备了普查专用车；长城资源调查，各盟市也都配备了专用车辆。 科技的应用，带来的不仅仅是队伍面貌的变化，学术研究也走向了全面、深入、系统化。环境考古、体质人类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农业考古、城市考古、公众考古等学科不断深化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一些新概念、新理念也被应用于考古工作。 1997-199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古代大型遗址进行了航空摄影考古勘查和地面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测量定位工作，这是在我国开展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此后出版的《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中具有代表性的资料照片，一直被学界所引用。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是张忠培先生提议由中外考古学家共同参与的大型考古联合项目。参与的专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美国匹兹堡大学。1999-2001年对赤峰市阴河、半支箭河及锡伯河下游古代遗址进行了调查。调查面积700多平方公里，发现古代遗址1000多处。此次调查采用了GPS定位、全站仪测量、地理信息系统制图等新科技手段，还采用了美国考古学调查遗址、聚落的方法，从宏观角度认识和研究赤峰地区的考古学文化。2003年出版了《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 考古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文物保护事业的技术革新。2018年由赤峰市文物局主办的“赤峰市不可移动文物执法督查及档案管理平台”投入运行。 （六）文物资源意识不断增强 今天，说起赤峰，人们往往会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来形容，也都知道赤峰的两张历史文化名片——红山文化和辽文化，为自己是赤峰人而感到自豪、骄傲。其实这种对历史文化的热情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从不理解到完全理解，从被动参与保护到积极想办法保护的过程。 1987年平双公路修建过程中，由于施工方文物意识的淡漠，认为文物工作是累赘，是“死了的人在挡活人的路”，公然出动推土机把正在考古发掘的宁城县三座店遗址部分推毁，最后官司打到了自治区，动用了公安和司法的力量才得以解决。 但到了2009年赤朝高速公路项目二道井子遗址发掘时，却出现了另一番景象。赤峰市里的各级领导，多次深入考古现场调研，了解文物的价值，去北京求教，又把全国知名文物专家请到赤峰来，开现场研讨会，最终有了“我们赤峰人宁可赶着驴车上朝阳，也要把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的豪言壮语。这不仅是赤峰市政府的心声，也是赤峰市四百万人民的心声。 简略枚举一下赤峰市各级政府开展的与文物工作相关的活动：1994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松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北方古陶瓷研讨会”，来自上海、北京、辽宁、内蒙古、河南、四川、湖南、湖北、福建以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学者、专家参加研讨会；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在赤峰市召开；“红山文化节”“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13届；为促进辽代考古和契丹辽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由巴林左旗政府主办的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开始举办，目前已举办4届；敖汉旗政府主办的“世界小米大会”，从2014年开始已连续举办6届，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为做好旱作农业文章，做大做强“敖汉小米”品牌，已从单纯的学术研究讨论走向了学术研究与产品推广并行；2017年《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群保护条例》公布施行。 不仅如此，文物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是非常珍贵的，不但要保护好，还要利用好。在这方面，赤峰市政府已经落实在行动上。 赤峰市启动了赤峰与辽宁朝阳合作申报“红山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工作，2012年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启动了“辽上京及祖州祖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工作，2012年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同时还启动了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工作。 2012年二道井子遗址保护规划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其遗址博物馆也已向公众开放；契丹辽博物馆于2017年开工建设，现已接近尾声，不久的将来，赤峰市就会多一处辽文化观赏圣地。 总之，赤峰市坚守了“保护文物，传承文明”的初心，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学术研究、社会教育、文化交流、文化产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相信未来的赤峰市文物事业会更好，会更让人羡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