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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小安，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席教授 方法论与理论是相互对应的。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方法论首先是关于学科的，是被学科和学术的专业规范所规定的。任何学科的方法论，都被各学科的学术史、理论范式、概念模式、问题视角和资料收集处理分析等规定。无论是学科的方法论，还是理论的方法论，都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面向，都拥有鲜明的文明和学术的传统特征，虽然充满了学人能动的个性与独特的创造力，但都不是信马由缰和自话自说的，而是有一定的学界系统、学科训练、证据资料和专业操守。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理论与方法论吗？什么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其鲜明特征、创造性及独特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表现在哪？弄清这些核心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会让我们保持清醒，不会被误导，不致陷入某种本末倒置的伪命题和智识陷阱。 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把引进、翻译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成果当作研究本身（包括直接或间接的解读、消化与批判）；中国的对外研究习惯以单一的、教科书式的叙述和“列国志”式的普及为主，缺乏双向的、系列多元的深入专题研究；中外学科训练、话语权、研究水平和对话交流仍然处于严重不对称、不平衡的状态。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磅推出表明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以前我们一直向外面世界学习，如今则需要开始真正地走出去做研究；不仅我们的学人要走出去，进行深入研究和向外发声，我们的学术成果也要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本文围绕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什么、为什么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具体来讲，涉及以下问题：国际上的区域研究已相当成熟，当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到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国际区域研究的哪些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起点相对较晚，是否能够跳过或者超越国际区域研究的基本阶段？如果不能，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中国到底应该怎样脚踏实地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相对于学术史与世界文明史，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与实质是什么？对于中国来讲，对外研究、外国研究、国际中国研究、华侨华人研究和新亚洲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有什么关联（作为研究范式的关联与作为研究领域或主题的关联）？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新文科而言，区域国别研究意味着什么？对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院而言，区域与国别研究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路径？这是一个现实的、重大的中国智识现象。 一、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概念辨析 要真正理解区域国别研究，首先就要明确分辨其中的几对概念。 其一，区域与区域研究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概念。区域作为地理文化概念是泛指，无论境内还是海外都能适用。区域研究则是特定的范式，有特定时间与空间的规定。 其二，作为国别研究的国别与作为区域研究的国别同样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虽然两者是共生共存的，但前者是一般性的泛指，后者则是指在区域研究中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民族国家。 其三，区域国别研究，或者国别区域研究，固然是域外研究或外国研究，但是域外研究或外国研究，却不等同于区域研究。作为范式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上的区域研究大致相同。这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概念的模糊之处，或者说是有意模糊之处。实际上，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本质上应该与国际上的区域研究涵义相同（虽然范式不同），只是使用了“区域国别研究”（有的用“国别区域研究”）这一名称。这反映了中国学界的学术生态与标新立异、百花齐放的现象。需要明确的是，“区域与国别”或者“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提法，与“区域国别”研究或者“国别区域”研究的提法，应该是大不相同的：前者已经明显地带有权宜、实用、包容的工具性质，或者是机械、片面的理解，而非出于作为同类国际研究范式的智识考量。这应该是与“区域国别”研究提法有意模糊的明显不同之处。 其四，中美两国区域研究的异同点。中美区域研究都是在世界大变局的战略交汇点发生的，都是在作为全球强国地位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都是在变动新形势下国内与国外战略迫切需求下发生的。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某种意义上属于国际上盛行的，但有不同时间节点、国家利益、内涵和性质、面向和发展阶段的学术研究与学科范式。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既涵盖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又涵盖西方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美国区域研究的焦点是中间地带，即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如同术语的模糊提法一样，重点与焦点依然模糊，或者有意模糊。其实，中国周边地区（包括海洋边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欧美等西方发达地区这三大板块，应该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关注重点。 （二）两个不平衡、不对称 首先，译介与原创成果的不平衡、不对称。翻译与介绍，始终是国际区域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学术工程，始终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也不例外。从目前国内社会科学和外国研究的现状来看，翻译、介绍的成果与国内学人原创性成果相比存在严重不平衡、不对称的情况。但是，翻译介绍终究不能代替区域国别研究。其次，国际与国内研究被接受程度的不平衡、不对称。国际上对中国的研究已经很深、很广；然而，被国际学界接受的中国自身的研究成果却非常少，形成严重不对称的局面。两个不平衡、不对称制约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使国内与国际学界对中国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形成鲜明的反差。 另外，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是以中文为书写语言、以服务中国国家战略目标为目的，是中国风格、中国学派、中国模式的学术研究。然而，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并不因此意味着是封闭的、内卷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同样是国际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和新国际关系背景下对国际区域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三）学科建设和实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学科建设上，从大学专业转型视角看，以前是语言问题，现在是学科问题；以前中国大学中设外国语学院（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不是外国研究院(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以前，外国语主要强调语言的学习，对外国文化、社会、历史主要强调背景知识的学习，而非学科专业训练，而今，不仅要学好语言，也要精通外国文化与社会历史，同时强调将学科的分析与研究作为学生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从国家政治层面看，以前是意识形态问题，现在主要是社会与文化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学派、中国风格和中国模式的标识问题。 另外，有些高校讨论设置区域国别研究的院所与学科，不能聚焦在学术与学科建设等问题上，反而对项目经费和学科平台建设牌照的“热情”更大。这种现象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在实际研究中，很多研究并不是从学理、学术史层面做专业阐述，论证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问题，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的论述过于简短，与政论性文章相似，而这些论文的目的大多在于舆论宣传，并非真正的专业研究。毫无疑问，作为学术范式的区域国别研究，既不是“列国志”，也不是智库与报刊文章。这些诚然可以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初级产品或副产品，却不能视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主流。 二、区域研究的关联主题与历史发展阶段 讨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聚焦为什么、怎么样的重要问题。具体而言，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中国、全球华人与中国周边，对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有重大意义，是与区域国别研究有重大关联的主题。 （一）全球中国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热潮的最大框架和依托是“全球中国”。全球中国，英文是Global China, 主要是一个当下进行时与未来时的概念，中文则有时表述为“中国与全球化”“中国与世界”，有时用通俗易懂的一个词——“中国梦”。实际上，全球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动态的和包容的概念：既包括中国的视角，又包括世界的视角，也包括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既包括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又包括当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包括“一带一路”、中外文明互鉴与人类共同体的重要内涵。 全球中国，是西方等外部世界关注和理解当下中国和中国发展的进程；是中国崛起、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全球华人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融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越来越关切的进程；是中国开始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正当愿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全球中国，表现为中国与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融合在一起，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表现为大量新一代留学生、中国游客和孔子学院；表现为大量中国出口和进口，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创新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现代化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面升级、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表现为大量外国资本和外国移民持续进入中国，以及中国移民大量回流，等等。 全球中国，与全球化密切相关，更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发展、变迁密切相关。全球中国，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理论创新、坚持中国道路与胸怀天下、坚持敢于斗争与坚持统一战线等十条宝贵历史经验的辩证统一。 全球中国，同时与近20年国际中国研究密切相关。国际中国研究应该指的是关于中国与中国外延的研究，是全球中国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含义包括海外学人关于中国的研究和中国学人关于中国研究的国际化。目前，后者与前者相比，要逊色一些。无论如何，国际中国研究，应该是全球中国这个概念普及的重要推手。在国际学术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共享主要是关于中国的，无论以中文、英文或其他语种出版的，无论中国学人还是外国学人书写的，或者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学派或中国学人的论著。中国学人的或者中国学派的研究论著，能否被研究对象国或被国际学术界承认，能否产生积极的反响，从而成为国际学界关于某一区域国别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应该成为衡量中国学派、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研究的试金石。 （二）全球华人 全球华人，既是全球中国的重要议题，也是全球移民的专门课题。华侨华人是全球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华人，是指在新世纪、新时代、新形势背景下的海内外华人，既有全世界范围的地理维度指涉，又有中华民族族群和文化的整体指涉，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全球华人的议题，既关系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关系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和中外文明交流。中国和中国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始终是我们讨论参照和关联的主线与大背景。这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另一大特色。历史上大规模的对外移民潮，华侨华人与中国持续不断的连接通道，革命与民族救亡、侨汇与现代化建设、引进来与走出去，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都与全球华人的重大战略议题密切相关。 实际上，全球华人与华侨华人是两组相互呼应、密切关联的族群共同体。说是族群共同体，是因为同宗、同源、同文、同种、同命运；说是不同的两组，是指海内与海外两个不同的层面。全球华人与华侨华人中的华人又有不同的概念涵义：前者是族群文化的概念，与“中华”对应考察会更明确；后者是政治法律属性的概念，与“华侨”对应界定会更清晰。狭义的华侨华人则是专指海外华人，是全球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外华人包括华侨、华人、新移民。实际上，在族群意义上的新移民同样可以称为华人。华侨华人与新移民，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移民来源地、时间点、流出国家和地区。新移民不是改革开放前出国、已经成为华侨华人的中国移民，而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新一代移民。新移民有两大特点：其一，近20年来很多外籍新移民回流中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与创业精英；其二，新移民同时包括近20年来在中国走出去大背景下，以海外投资、经商创业、定居为目的的新世纪中国新一代移民。这一批移民，不仅大规模流向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 无论华侨华人还是新移民，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现代化、改革开放与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与使者，也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对象。如果说，冷战与现代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区域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那么， “一带一路”的倡议举措，同样应该是中国当下新一轮区域国别研究热潮的重大国际背景。“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出去、走向世界，并与世界互联互通的重大方略。 （三）中国周边 如果说，欧美地区与中国周边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两极，那么，非洲和拉丁美洲则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中间地带”。中国是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的国家，中国周边具有历史变迁与结构性当代发展的鲜明反差。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历史上周边国家与中国边疆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华夷秩序、东亚国际关系的朝贡体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周边又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当代亚洲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变迁密切相关。 近现代历史上，亚洲的国际关系格局至少发生了三次革命性重组：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崩溃、西方殖民主义霸权确立；第二次是20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独立、美苏冷战；第三次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化与“全球南方”，特别是全球中国的崛起。这三次国际关系的革命性重组，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理解。第一次是反对封建主义、对西方的认识与对南洋的大规模移民；第二次是以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建国运动为中心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互动与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亚洲冷战”；第三次是中国快速发展与世界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与后两次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变迁及世界秩序重组密切相关，也与国际上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研究的发展轨迹大致相似。中美区域研究产生的背景相似，都是在世界大变局的战略交汇点，都是在作为全球强国地位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都是为适应新形势下国内外战略需求发生的。不同的是，对全球中国而言，中国走出去与中国对全世界认知的需求，无论对中国周边、广大的亚非拉地区，还是西方国家，都是非常迫切、实实在在和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 （四）区域研究的历史发展阶段 国际上的区域研究。国际区域研究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致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荣，七八十年代的衰落甚至危机，90年代的调整与转型，以及21世纪之后的新生和发展。从发展时段来看，以冷战结束为界，之前为旧区域研究时期，之后为新区域研究时期。从更大知识谱系与更长历史发展视角来看，区域研究的大背景是东西方冷战与非西方的现代化，承接欧洲的殖民研究而来，逐渐发展为全球化研究，其共同的智识源泉是古典研究，而对立面是以文本与考据为基础的东方研究和以单一视角为依托的传统学科研究。 中国的区域研究。中国近代学术的对外开放与交流，也分为三个阶段：其一，鸦片战争后学习、翻译、引进西学，这一进程构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一直持续至今；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东与亚非拉成为研究重点，但这一过程是时断时续的，曾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后长期沦为边缘；其三，改革开放后，重新向西方学习，并开始关注周边，这一过程是当下重要的前进方向。应该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界开始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并不能算是学术史意义上区域研究的开始，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前身。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应视为第四个阶段，而应视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研究的巨大改变和跃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几乎是与美国的区域研究同步开始的，时代背景也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因为国情与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与美国区域研究的性质、内容、侧重点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之后双方是相向而行、相互呼应的，都十分重视和关注对方的研究。 谈到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有两点必须明确：其一，区域与国别之间表达的是国际与区域（international and area）之间，是国际的与地区的、国际关系与地区问题的维度；其二，作为研究的切入，区域与国别之间是区域国别（areas and nation-states），是经验研究与内外、整体的视角关联。区域与国别之间，同时是全球化、跨国化、国际化、地区化的视角维度。 区域国别研究既是中国研究的特色发明，又是中国特色的研究创造。区域国别研究，或者国别区域研究，可以容纳所有的国别研究者，而不是部分容纳、部分排斥在外。从换位与重新定位视角来看，如果说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以美国为中心的非西方研究和美国模式的国际研究范式，那么，中国的区域研究即使不能以中国为中心，也应该从中国视角出发。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学术研究或填补空白，或订正谬误；或丰富完善学说论点，或回应热点；或是老问题、新观点，或是旧材料、新方法，或是新材料、新观点，等等，无论怎么强调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文明特色，都必须有与学界对话的关怀指向，都应拥有自己元素的立场定位。我们不能脱离这些学术研究的专业基本点，高谈阔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特色。 三、中国东南亚研究与新亚洲研究 （一）中国东南亚研究 从学术史脉络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东南亚研究传统上一直被称为“南洋”研究。鉴于华人的庞大数量、经济地位、移民与贸易的悠久历史，以及从中国移民到居留地公民身份的结构性变迁，东南亚华人研究始终是中国东南亚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地，鉴于亚洲的冷战及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东南亚华人同样成为国际东南亚研究的重点，不仅视其为东南亚独立建国工程与公民权资格的重要议题，而且是东南亚冷战与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优势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特别是朝贡贸易、边界问题与中国移民等主题；是相关的东南亚中文资料记录，尤其是古代史研究；是有关华人学者对东南亚古代史的中文书写；是有关华人会馆与华人社区的档案资料与研究；是对中国东南沿海、西南边疆和南海的研究，甚至中西贸易交通史、季风亚洲海洋史研究，都必须关联和延伸到东南亚研究，等等。应该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出色的。 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中，两种主要文本的专业书写与路径选择具有一定典型性。一是中文书写。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东南亚华人学者用中文书写的东南亚研究，都应算是中国研究，不仅因为这一代学人是第一代中国移民，而且因为他们基本是以中国国家视角、中国身份认同书写的。二是外文书写与中文翻译，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历史学家维克多·珀塞尔的《马来西亚华人》和《东南亚华人》、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泰国华人：分析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魏安国的《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等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批专题性著作。至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翻译的霍尔的《东南亚史》、温斯泰德的《马来西亚史》、卡迪的《战后东南亚史》、哈威的《缅甸史》，以及21世纪前后的《剑桥东南亚史》《马来西亚史》《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东南亚贸易时代》《弱者的武器》《农民的道德经济学》《图绘暹罗》等一系列高水平的译著，应该是新时期中国东南亚研究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然而，这些依然是以翻译、引进、学习、介绍为主。 （二）新亚洲研究 如果说远东研究是殖民研究范式的标签，那么，亚洲研究则是远东研究的后世；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亚洲研究是战后区域研究的样板，那么，近30年来的新亚洲研究则代表了全球政治格局变迁下亚洲研究的新形势、新面貌、新视角。同样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与新兴民族独立建国运动，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亚洲研究成为热点。但是，中国的区域研究更多地关注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很少真正关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更不要说亚洲研究本身。直到21世纪，这种现象在中国才开始有所改变，而新亚洲研究在亚洲其他地区比中国至少早出现20年。亚洲的新亚洲研究模式大致有如下几大类：其一，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以及部分马来西亚、泰国说英文地区的国际化模式；其二，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传统的东亚研究模式；其三，受欧美澳等西方教育、回归本国大学或在亚洲各地大学流动的学人模式；其四，其他亚洲本土国家和地区模式，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 新亚洲研究既具有强烈的后冷战全球化时代特色，又具有强烈的本土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历史、语言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化开放程度等因素，构成了新时期新亚洲研究的动力。新亚洲研究，不仅指亚洲研究在亚洲与在西方开始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有关亚洲的经验和知识生产，将会丰富人类社会的知识宝库。新亚洲研究，不只是冷战时代的亚洲研究向全球化时代的亚洲研究转型，不仅为适应亚洲变化，而且是亚洲的场域越来越成为亚洲研究的重要中心（不再仅仅是研究的对象而已）。亚洲的学者特别是新一代的学者，越来越成为亚洲研究的生力军，特别是与国际对话的亚洲研究的生力军。 （三）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书写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讨论的立足点是中国本身，对照的国际学术实践包括美欧的区域研究。这个定位是基本。然而，鉴于中国是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鉴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出发的另一个中层维度应该成为我们考察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试金石。这个标准是现实。这是因为对亚洲而言，对中国周边而言，特别是对中国东南亚研究而言，中国的亚洲研究，特别是新亚洲研究，无论哪个意义上，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参数。这个判断是基础。换言之，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中国的欧美研究固然非常重要，几十年来实际上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我们却无法加入欧美研究的对话中，并且亚非拉研究不足，特别是缺乏对中国周边的研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长期以来，这种严重缺位、反差导致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在脆弱性。 在中国崛起、亚洲复兴和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全球中国研究与新亚洲研究实际上是相互联动、密不可分的。在此背景下，虽然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全球强国地位确立后区域研究的发轫、时间点、范式是不同的，但其结构性背景与权力关系动力，应该有相似之处。随着大学日益国际化，学术刊物与学术出版日益国际化、数字化，新思想、新方法、新学科、新资料、新问题与新需求越来越相互交叉渗透，对中国新一代人文社科学者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对专业书写与路径选择来说，需要特别明确以下三点。 其一，在区域研究范式中，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不仅是国家的疆界，而且是族群、语言与文化的标识边界。在区域研究书写中，国家、族群、语言、文化和历史疆界应该是基本不变的，变化的是研究视角和框架，新的研究视角和框架远远超过了以前民族国家疆界所规定的范畴，变成了跨地方、跨族群、跨文化、跨国家、跨地区、跨洲际和跨海洋的多元互动与多元身份认同，并且这种新的多元互动与新的多元身份成为人类社会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动力。 其二，现代历史上，学术研究基本都是以民族国家的本土语言为书写媒介，以各自国家为面向，以国家自身利益为主要宗旨。“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使世界发展成为一个地理的、经济的和政治权力关系的整体框架。英帝国一个半世纪的重要历史遗产之一是使英语成为国际化语言，而战后美国一直是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中心，进一步加强了英语作为国际化语言的主导地位。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与书写不仅要以本土语言为媒体和本土民族国家为面向，而且要超越本土民族国家的语言与疆界，或通过翻译等中介传播手段，面向全球与全人类。知识生产的智慧产权与专业市场面向，也不仅以民族国家为唯一标准，而是以更广泛的国际专业市场为面向和参照。 其三，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书写，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面向非常关键：一是中长期研究的学术专业面向，而不仅是面向报刊媒体与政府职能机构；二是面向对象国家地区的国际化研究，而不仅是关起门来面向中国本土的专业市场。例如，南亚研究或欧洲研究，如果中国学人的研究分别在南亚、欧洲和国际南亚、欧洲学界被广泛引用，那么，我们讨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书写应该就具备了良好的基本专业共识。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