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模式：裂变、撞击、融合，并指出这三种模式发生的区域“……大都在中原与北方，大都与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有关。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文化带。……它（指Y字形文化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他进一步指出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和北方草原续生型。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延续了北方地区长久以来的筒形罐传统，接纳与整合了筒形罐系统的多种地域类型，形成了重礼仪轻世俗的开放、包容的社会体系，奠定了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领域的繁盛与统一和日常生活领域相对的多样与分散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基于礼仪行为的信仰体系为核心，铸就社会团结与发展的根基 上世纪80年代初，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引发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讨论，将中华文明史推进到5000多年前，坛庙冢及大量精美玉器的发现奠定了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宗教与祭祀礼仪活动中心”的地位。 最新的考古工作在“女神庙”北侧的山台上发现了对称结构的“八字形”挡水墙、排水沟，以及连接“女神庙”与山台的斜坡状通道，新的考古发现将“女神庙”与北侧山台连为一个整体，显示第一地点的多组遗迹是经过统一规划的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的互补功能建筑群。第一地点无论台基规模、结构及其设计理念在同时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对大型工程建设的统筹规划显示了红山社会的动员和组织能力。 第一地点台基建筑群上发现了燎祭遗迹，不同位置的燎祭遗迹中发现了不同的陶器、石器、玉料、兽骨、坚果的组合；发现了埋有器物的祭祀坑；垫土层中还出有大型彩陶缸、彩陶盆（盖）、筒形罐、灰陶钵、圆陶片有可能是与“祼礼”有关的器物组合。这些发现很像是《周礼》《礼记》等文献中记载的“燎祭祀天、瘗埋祭地、肆献祼享先王”等礼仪制度。而燎祭遗迹中发现的不同焚烧物则诠释了文献中古礼所言的祭祀等级规定，类似“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显示了牛河梁遗址已经出现了较为完备的祭祀礼仪体系和相关的规制也即礼制。 祭祀礼仪行为及礼制也是红山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第十三地点等大型社会公共礼仪活动设施的建设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由石墙、筒形器所构筑的大型墓葬的附属设施的建设、玉器的规范化使用与分配，表明社会等级规范的确立，高等级墓葬在祭祀礼仪中心的聚集显明祭祀礼仪活动是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础；与祭祀礼仪相关的筒形器与玉器的生产及专业化分工代表了生产技术和社会管理的最高水平。 祭祀礼仪活动设施在红山文化分布区的普遍出现表明信仰和礼仪活动在红山社会中的广泛流行，祭祀礼仪活动遗址之间规模的差异显示与祭祀礼仪相关的社会规范的出现，礼制已经成为红山社会团结、发展和秩序建立的基础。 统一的信仰体系下的开放型社会 相同的社会信仰和祭祀礼仪体系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完全同质，与祭祀礼仪活动相关的筒形器的标准化不同，日常生活领域常见的筒形罐则表现出更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开放和包容是红山社会的重要特征。牛河梁、半拉山、草帽山等多个遗址发现的面部形态差异明显的人像显示人群构成的多样性，不同人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红山社会中和平共处。 平底筒形罐是红山文化最为常见的生活用器，其与平底浅坑灶的组合是兴隆洼文化就已经出现并长期延续的特征，深坑灶及圜底釜的组合则是红山文化新出现的特征，目前仅见于魏家窝铺遗址，而其他遗址则较少发现圜底釜，仍以平底筒形罐为主。平底与圜底炊器代表了不同的饮食方式和传统，传统的平底筒形罐文化区中圜底器及与之配套的灶的组合显示外来人群的出现。遗址中筒形罐与圜底釜共出，目前公布的资料无法准确判断二者的关系，或许代表两个不同传统的人群在遗址内的和平共处，或者表现了外来传统被本地原著民接纳并融合的过程。 红山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本地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改造发展，使之以全新的特征展现在红山文化中，同时还以开放的态度接纳来自其他文化的包括技术、装饰等各种要素并重新为“我”所用，将之有效融入到自身的文化系统中，内化成为红山文化不可分割的要素。 红山文化彩陶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特征，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纹饰特征，都未见草创阶段的各种尝试，也看不到生产技艺逐步完善的过程，彩陶的制作可能是以一种较为成熟的工艺进入到红山文化中。而红山文化彩陶的基本构成元素则承袭了本地较早时期出现的纹饰特征，以多种组合方式形成了与其他考古学文化不同的彩陶纹饰风格。基本纹饰单元及构图方式的一致性显示，从传统的压印或刻划纹饰到彩陶，虽然存在制作和表现方式的不同，但其核心内涵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学习和吸收了彩陶生产技术的红山人掌握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展现传统的纹饰，除了单以彩陶纹饰装饰器表外，刻划纹还与彩陶纹饰组合出现，实现了北方地区传统的装饰技法与新出现的彩陶技术的完美融合。 因能容纳而成其大，红山文化以统一信仰和社会规范为基础，以文化认同为基底，在统一的意识形态下，接纳和包容日常生活领域的多种特征，不以人种、习俗为社会认同的壁垒，形成了平和而开放的社会发展模式。 文化的影响与延续 红山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影响了其对外影响的方式与特征。在红山文化大体同时或稍晚，同样强调社会意识形态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兴起，“远距离上层社会交流网”实现了跨越空间距离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与发展。在红山文化对外影响的因素中，以彩陶纹饰、玉器等与祭祀礼仪行为相关的器物特征最为明显，在日用生活陶器方面，虽然也发现了相似的器物，但数量和种类都相对较少。凌家滩遗址中出现了与红山文化造型相似但质料和工艺不同的玉器，包括双联璧、圆角方形璧、箍形饰、Y形器、龙等，采用当地的原料和制作技术生产的与红山文化相同造型的器物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器物所附着的社会意义的认同和接纳。整合入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红山式玉器、以玉器表明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用玉制度、出现在不同文化器物上的红山式双勾涡纹彩陶纹饰等，表明红山文化的对外影响方式与其自身社会发展和扩张相似，均未显示出强力输出的特点，而更多采用了平等的交流方式，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主。 红山文化创造的基于祭祀礼仪体系的礼制是后世文献记载的礼制与礼仪活动体系的雏形，礼制及以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社会团结与发展模式是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兼容并包的弹性社会系统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的开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外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