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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坚定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不断引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阔步前进。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要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笔者认为，在“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过程中，古遗址应具有核心地位。 据2019年国务院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类，我国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其他等6类。“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和“石窟寺及石刻”等4类大体均属“古代”。一般而言，古遗址是古人居住和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空间分布的遗迹、遗物和所在自然空间的集合，一般以“遗址”状态存在，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等基本都是保存至今的以“实物”形态呈现的文物保护单位。各类文物保护单位，虽现存形态各异，但都是“人为”而非“天成”。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偃师商城博物馆建筑艺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看，通常情况下古遗址在当时的社会等级，基本决定了同时期遗址周围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等级。从各地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看，虽确有石窟寺和石刻分布在距同时代人们生活“遗址”较远的情况，但绝大多数的古墓葬、石窟寺和石刻，都是因古人生活而形成遗址的“附属品”。例如，正是因为有了明北京才会有明十三陵，有了汉魏洛阳城才会有北邙和南郊的垒垒帝陵，有了隋唐洛阳城才会有龙门石窟。 因此虽保护的古墓葬、石窟寺和石刻都是独立个体，但无论开展对它们的保护，还是在不断开展的阐释和研究过程中，都需“时刻”注意它们与同时期古遗址间的紧密联系。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忽略或忽视对古遗址的保护，很容易使其他类型的保护单位沦为孤立“展品”，难以全面而深刻地探寻其拥有的“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意义”。 从长期以来各地文物保护的遴选、公布和具体保护情况看，在较长时间里，一些地方所确定的保护单位，往往更多的是古墓葬，而在其周围同时期的古遗址，却因各种原因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与古墓葬同时期的遗址究竟在哪里也至今不晓。当然，在一些地方，甚至存在着将古墓葬神道石刻公布为保护单位，其所依附古墓葬不公布加以保护的极端情况。 从历年以来各地所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名单看，在较长时间里，古遗址的保护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特别是在古遗址具有较大空间面积的情况下，被不少“积极”推行“土地经济”、靠“卖地谋生”的某些地方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不仅不将已发现或新发现古遗址及时公布为保护单位，使其得到有力保护，甚至原有保护单位名录中的古遗址也在迅速消失或被不断蚕食，这种情况当然亟需改变。 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年实施的情况看，其巨大成果的取得，都与新中国建立以来对众多古遗址的保护密不可分。正是由于有了诸如牛河梁、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三星堆等一个个古代遗址的不断保护，和考古工作者长年不断地发掘和“青灯黄卷”下的深刻阐释，才使我们能了解到一个又一个埋藏在地下不为人知的重大发现，将一个个不见于文献或文献语焉不详的信息不断清理、记录、阐扬出来，为今人所知，为世人惊叹。 试想，如果这些古遗址在多年以前，若不是得到当地政府的有效保护而是被不断破坏，那哪里能有今天一个又一个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如何能有不断据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良渚遗址早日“申遗”的考古学家来信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良渚古城遗址现已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这正是多年以来切实开展良渚古遗址保护、发掘研究工作的源源不断的学术“回报”。  良渚古城遗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般而言，由于各种原因，古墓葬多已被盗，“十墓九空”早不能涵盖其被盗的“惨烈”。以西汉诸侯王陵的发掘情况看，在迄今为止的数十座已发掘的诸侯王陵中，仅有满城汉墓等极少数墓葬未经盗掘，“遗憾”是古墓葬发掘中几乎永恒的“话题”。 但从长期以来对古遗址发掘的情况看，虽由于古今人们择址原因的一致——这当然也是我们“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重要内容——使不少古遗址在历史上就因后期有人长期居住而受到生产生活活动的“扰动”或“破坏”，但因遗址面积往往较大而总不断有“欣喜”等待着我们。因此，古遗址的保护，理应得到与古墓葬同等甚至更多关注和“关照”。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文物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2022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时提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引下，“实事求是”地根据我国各地古文化发展情况，把古遗址保下来，让古遗址存下去，切实加强古遗址保护，应成为“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措施，当然这也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崇高责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