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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我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亲历者，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在历时十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我负责的是生业经济中农业方面的研究，我们的课题组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处考古遗址开展了植物考古工作，采用浮选法获得了异常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其中以谷物的出土数量最为突出，总计多达百万余粒，包括粟（谷子）、黍（糜子）、水稻、小麦和大豆等品种。通过对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梳理不同地区古代农业的生产特点和形成过程，分析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模式和变化轨迹，探讨古代农业发展与中华文明形成之间的因果和互动关系。我们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成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现试举几例：  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是一个相互衔接、一脉相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万年的文化史”，我的理解是指中华农耕文化史，即考古研究中的农业起源。根据考古发现的古代人类早期耕种行为和定居生活方式的证据，再结合生物考古发现的相关动植物遗存，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农业起源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四、五千年之久，表现出两千年一次跃进的节奏。 距今1万年前后是农业起源的初始阶段：考古发现了反映定居生活和耕种行为的遗迹遗物，揭示出农作物驯化和农业起源在我国至少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 距今8000年前后是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考古发现了一系列原始村落遗址，出土了农耕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浮选出了农作物以及伴生的田间杂草，发现了驯化的家猪遗骸，这些考古证据显示农业起源已经由起步阶段进入了快速道，但该阶段同出的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和动物遗骸也说明采集狩猎仍然是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 距今6000年后是农业起源的完成阶段：大量的考古证据揭示，不论是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还是黄河流域的粟黍旱作农业，农耕生产逐步取代采集狩猎成为古代生业经济的主体，至少在距今5500年前后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正式建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显示，距今55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农业起源过程的完成阶段和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在年代上几乎是无缝衔接，这不是巧合，这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完整过程。农业起源是文明起源的先决条件，文明起源是农业起源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农业生产体系造就了不同的古代文明传承。例如，环绕地中海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即广义的古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麦类作物为主的农耕生产体系之上的；而以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方文明是建立在以稻作或粟作为主的农耕生产体系之上的。麦类作物是夏熟作物，而水稻和粟黍两种小米都是秋熟作物，农作物生长季节的不同以及相应的农耕生产体系是造成东西方古代先民在认识自然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可以这样说，东西方文明各自的特点早在距今1万年前的农业起源时期就开始积累了，中国特有的古代农业传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构建了框架，提供了文化传承的基因。  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农业社会的建立使得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技术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共同推动社会形态的进步，为国家的形成和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考古发现显示，在距今5500-5000年间的崧泽文化后期和良渚文化早期，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突然剧增，尤其在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异常密集，反映当地出现了一次人口大幅度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人口增长速度总是受到基本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制约和调控，如果在某个历史阶段，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人口突然大幅度增长，一般都与基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例如农业社会的确立，因为只有依靠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的环太湖地区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 农业社会的建立不仅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而且还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出现。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诸多成果中，最突出的一项是在浙江余杭发现了一座内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宏伟的良渚文化古城，在古城的北部和西部又发现了绵延10余千米的11条防洪堤坝。一个距今5000年前的区域性的古代社会群体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常年征调大量劳役从事与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无关的大型公共建筑工程，一方面说明良渚文化拥有比较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管理制度，农耕生产的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所以仅需要投入一部分社会成员从事农耕生产就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良渚文化拥有完善的、有效的、凌驾于群体之上的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机构，即官僚体系。 另外，位于良渚古城周边的反山遗址大型贵族墓葬与其他地区发现的良渚时期的小型墓葬在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上表现出的强烈反差，反映出良渚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等级；瑶山和汇观山祭祀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特别是其中用于祭祀的玉琮和表现战争权威的玉钺，以及在良渚古城内发现的莫角山宫殿区，反映出良渚文化出现了神权和王权的观念和意识。官僚体系、社会等级、神权和王权观念，说明良渚文化已经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国家的建立是古代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志，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阶段，“中华五千年”从一个传说变成了可以实证的历史事实。  农业生产特点决定了古代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 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后，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明突然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良渚文明高度依赖的稻作农业生产特点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时空框架设定为距今5500-3500年间的六个考古学文化区系，即黄河下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西辽河流域地区。我们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这六个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根据农作物布局及相应生产技术，大体可分为四个农业传统：（1）分布在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传统。（2）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传统。（3）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的稻作旱作并行的农业传统（稻与粟黍都是当地的主体农作物）。（4）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的农业传统（同时种植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个不同的农作物品种）。 作为稻作农业传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是当时农业生产种植的唯一农作物品种，属于典型的单一农作物种植制度（monoculture）。在史前时代，单一农作物种植存在极大隐患，容易造成农作物病虫害源的积累，土壤微量元素和肥力的流失，对环境变化敏感。因此，以单一农作物种植为特点的古代农业越是发达，人类对其依赖性越强，存在的危险性就越大，气象灾害、虫灾、病灾、耐逆性退化等任何一种灾害都有可能彻底摧毁整个农业生产体系，例如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所以，良渚文明的突然衰落很有可能与其依赖的单一农作物种植的稻作农业生产特点有关。 良渚文明衰落了，但已经点燃的中华文明火炬并没有熄灭，由南向北转递到了黄河中游地区，确切地讲，递到了以伊洛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原地区。 前面提到，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polyculture）的特点。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是指在同一个区域内种植对生长条件需求不同的农作物品种，如旱地作物、水田作物、秋熟作物、夏熟作物等。在史前时代，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是一种优越的农业生产体系，由于不同农作物品种的耐逆性不同（耐旱、耐涝、耐寒、耐瘠、耐盐碱等），而且农作物的病虫害都是有针对性的（害虫、病毒、杂草等），采用多品种农作物种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灾害对整体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另外，多品种种植还可以有效地利用耕种土地和生长季节，提高区域农业的生产总值。 由于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具有诸多优越性，黄河中游地区成为最具可持续性发展潜力的地区，所以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自然就成为了良渚文明之后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并由此诞生出了夏商周文明。有趣的是，我们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黄河中游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所种植的多品种农作物包括五种农作物，即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而这五种农作物与古代文献记载的“五谷”完全吻合，由此说明，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而言，所谓“五谷丰登”不仅是赞美之词，而且是必要的先决条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