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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五千年文明史。陈星灿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中总结道，距今5300年前后，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和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社会快速发展，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各地区密切互动，形成被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明由此形成。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博物馆俯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距今5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山台、积石冢、祭坛、建筑址等。在已编号的16个地点，其中积石冢群11处。牛河梁遗址的文明因素从积石冢和女神庙最能集中反映。牛河梁11处积石冢群都各自处于一个独立的山岗之上，各自代表一个社会群体。11处积石冢群规模和结构都有所差异，存在主次之分。各冢群内部也存在差别，正如报告所述，冢群、冢、墓这种单元分化已表现出一种依次分层的“金字塔”式结构，这还不考虑如第二地点二号冢具有群冢中主冢地位的因素，有学者称之为王墓。牛河梁积石冢同一冢群内存在中心墓、台阶式墓、甲类砌石墓和乙类砌石墓四个等级的墓葬等级分化。最能反映牛河梁遗址地位的当属女神庙遗址，从其文化内涵来看，牛河梁遗址冢坛与庙结合，但以庙为主。每个冢群都有自己的崇拜偶像和祭祀活动，但女神庙则是更大范围的群体举行祭祀的公共场所，具有共祖性质，女神庙内供奉的神像具有围绕主神的多神崇拜内容。牛河梁遗址可能是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对共同祖先的祭祀，应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聚落中心。 随着红山文化宗教巫术发展和兴盛，加速了社会的分化，金字塔般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渐趋加强，统一的权力体系逐渐形成，特别是具有红山文化共同体共祖性质的祭祀中心的出现和神权的独占，是红山文化进入古国阶段的标志。红山文化的巫觋神权管理体系不仅垄断着沟通神、人的权力而在社会集团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运用他们的知识指导、组织社会农业生产。社会的运转、社会矛盾的调节都靠神来解决，而神的意志和命令则统统要由能与神沟通的巫者来传达来贯彻。从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人人遵循的管理系统，即所谓的神权管理模式。 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双槐树遗址，是该时期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最集中反映。 双槐树遗址是有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的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有学者认为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有同时期的城址和大中型聚落形成拱卫之势。环壕内规划严整，包括发现的迄今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并且有反映先秦时期宫殿最高规格的一门三道，有学者认为大型建筑具有‘前朝后寝’式的布局格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有4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墓地内发现夯土祭坛遗迹。其重要发现，还有用9个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等。“北斗九星”遗迹在临近的荥阳青台遗址也有发现，说明已不是偶发现象。结合同时期辽西区红山文化圆坛和方坛同具有“观象授时”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说明该时期的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北斗九星”遗迹不仅具有特殊的政治礼仪功能，更是农业发展、发达的反映。牙雕家蚕的发现，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与该时期农作物的大量发现和“北斗九星”遗迹的发现相对应，双槐树遗址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双槐树“河洛古国”的性质，它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杭州，良渚文化时期玉璧。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城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遗址是高台遗址，具有宫城的性质。城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是合适的，恩格斯曾作了一个经典的阐释：“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良渚文化城址面积广大，它的营建，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严密的管理制度，而且具有都城性质，是聚落的层级分化、阶级分化的集中反映。城市内的宫殿建筑、祭坛、大墓以及玉器和精美的陶器等贵重物品是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及至阶级对立的集中反映。特别是玉器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数量大，又极具特色，是良渚文化玉器制造业发达、宗教占据重要地位的反映，而用玉制度的形成也表明良渚文化已踏入文明社会。但与红山文化有异，良渚文化农业发达，已普遍使用犁耕，主要从事水稻栽培。在多处良渚文化遗址的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不仅如此，还发现有大面积的稻田，包括规整的田埂、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发达的农业成为推动良渚文化持续发展的强大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良渚城址周边发现了大型的水利设施，由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坝高低两级水坝组成，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良渚城址和外围水利设施的建设不仅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且其治水用水系统的形成既和古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形成机制相似，又与我国文献记载该时期的洪水和大禹治水事件相呼应。作为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距今5000左近，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流域，都进入文明化进程的新阶段。李伯谦先生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还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但它们所走的道路、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如果说它们都属“古国”，则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则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征程上，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特质仍然是激励我们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精神之源。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