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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今年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逝世50周年，也是他的传世之作《西行漫记》诞生85周年。斯诺的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他是第一个到陕北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首先向世界拉开了红色中国的帷幕，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正面形象走向世人，在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西行漫记》一经问世，成为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且历久弥新。 寻访神秘的复社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问世仅仅4个月后，1938年2月，该书中文版以《西行漫记》为名，在日伪统治时期的上海翻译出版，出版机构是迄今仍显神秘的复社。今年初，笔者冒着冬日寒风，寻访复社遗址——巨鹿路（原名巨籁达路）174号，即今巨鹿路、瑞金一路中德医院旧址旁，一路之隔便是中共二大会址。此处原系一幢沿街单间三层楼房，前门是巨籁达路174号，后门是福煦路（即现在的延安中路）安乐邨，当年以福煦路为界，路北属英租界，路南属法租界，此地正位于英法租界的“三不管”地段，利于隐蔽疏散。 同为复社成员的胡愈之、胡仲持兄弟即居住于此，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我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义。在书上没印‘复社’的地址，实际上它就在我家里。”遗憾的是，此处早已时过境迁，楼房在旧区改造中被拆，变身为延中绿地的一部分。树木茂密，竹叶青翠，在轻风下簌簌作响，仿佛述说着当年重重险情下，译者们是如何以一颗炽热的心没日没夜翻译出版此书的故事。 胡愈之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1935年后，他在上海积极参加文化界救亡运动，是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他为营救“七君子”出狱，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抗战爆发后，胡愈之任上海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其主要工作之一是向外国记者发布抗战新闻，因而与在上海的斯诺相识，并结交成好友。 《密勒氏评论报》首先披露 斯诺访问陕北苏区，胡愈之事先并不知情。1936年6月经宋庆龄的介绍和安排，斯诺携带两部相机和24卷胶卷，穿越层层封锁，冒险前往陕北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斯诺后来回忆：“通过她（孙夫人）的安排，我同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教授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与此同时他还告诉我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 斯诺从北平乘列车西去，秘密地进入了陕北红区，成为第一个访问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他在陕北苏区和前线记录下大量珍贵材料，回到北京寓所后日夜整理撰述，1936年11月14日、21日，斯诺将自己与毛泽东一问一答的采访记录，经整理后，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在美国人办的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首先连载发表，并配发了他拍摄的那幅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著名照片。尽管该文经过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的审读，被删去了三分之二，但发表后依然引起轰动。这是《西行漫记》部分内容的最初披露。其后，斯诺关于苏区见闻的报道陆续在国内外问世。斯诺之所以选择在《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刊发苏区报道，很大原因在于他与《密勒氏评论报》老板兼总编鲍威尔关系密切，该报创始人密勒氏和继任者鲍威尔均是美国人，而且与斯诺同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斯诺来上海后曾担任过鲍威尔助理一职。 胡愈之设立秘密出版机构 1937年下半年，斯诺在北京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书稿，将它交给英国戈兰茨公司，于当年10月出版，一时轰动世界。 胡愈之在斯诺的寓所，看到刚从伦敦寄来的样书，翻阅之下认为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他后来遇见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刘少文，又专门询问了斯诺的描写是否可靠，得到了刘的肯定，遂决定组织力量翻译出版此书。其时上海刚刚沦陷，租界如“孤岛”，已摇摇欲坠，日军虎视眈眈，踏足不过是早晚之间。要寻找一家出版社，出版这么一部宣传红军苏区的书谈何容易。怎么办？胡愈之急中生智，临时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取名“复社”，把底层让出来作为复社办公场所，自己和家人都挤住在楼上，印刷则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人帮忙。 所谓复社，其实大有寓意，含有救亡图存的意思。早在明末的时候，江南爱国文人志士就组织过一个复社，与魏忠贤的阉党进行斗争，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复社就是为了继承先贤的爱国抗争精神和凛然正气。胡愈之任社长，成员额定30人，实际人数约20人，包括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王任叔、陈鹤琴、张宗麟、沈体兰、黄幼雄、胡咏骐、冯仲足（冯宾符）和胡仲持等著名文化人，后又增补了陈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吴承禧、孙礼榆等人。复社的日常工作由秘书张宗麟（中共地下党员）主持，对外称经理。 复社由于其秘密性质，留存资料有限，部分当事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也是语焉不详。上海市档案馆现保存有复社的两件原始档案，一为复社社约，一为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1939年4月1日）。复社社约开宗明义，称复社的宗旨，是在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促进文化，复兴民族”。《西行漫记》即是他们着手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后来又出版了600多万字的《鲁迅全集》。 据1939年4月1日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复社还出版过《列宁选集》，“继续出版《列宁选集》，在可能范围内，在今年全部出齐”。其他值得注意的出版项目有：筹办出版百科全书；计划翻译《高尔基全集》，采取每月出书方法，预计一年内出齐；继续印行正续《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再版；世界侵略地图（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再分割）；其他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学的巨著至少五部。另据相关人士的回忆，复社可能还秘密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单行本。 一经出版引起轰动 为抓紧出版《西行漫记》，全书被拆分成12章，每人一章，分别交由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翻译，其中陈仲逸为胡愈之化名，由他统稿校订。 本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由于上海当时环境险恶，译者之一的倪文宙提出，将原书名改为比较隐晦的《西行漫记》，“局外人以为这是本小说或是游记书，不容易一下认出这是一本‘红色’的歌颂解放区的书，容易在社会上通过”。 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真实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情况，颇受读者欢迎，因此“西”或“西北”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所在地的代称，这样既避免了敌伪的注意，又会使读者心有灵犀，胡愈之和众人均赞同，胡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 不到一个月，此书已经完成翻译工作，计分“探寻红色的中国”“到红色首都去的路上”“在保安”“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长征”“西北的红星”“在前线的路上”“同红军在一起”“同红军在一起（续）”“战争与和平”“回到保安”“又是白色世界”12章。1938年2月，中文版在上海出版，章节内容略有调整。斯诺撰写了序w言，增加了许多新照片，从英文版的16张增加到51张。胡愈之不知道斯诺本来有中文名字施乐，音译为爱特伽·斯诺后印在书上。 《西行漫记》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不少年轻的知识分子阅读这本书后深受震撼，受其影响秘密奔赴延安者不在少数。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当时在一家银行上班，阅读《西行漫记》后，毅然放弃金饭碗，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陕北。他后来回忆说：“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西行漫记》是“红色伪装书” 《西行漫记》出版后，一直被日伪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禁止印行和出版，但这本“禁书”的广泛流传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红色书籍。这固然是因为该书本身的吸引力，亦与该书是一本“红色伪装书”有关。 伪装书这一概念属于版本学研究的范畴，“红色伪装书”是指在白色恐怖时期，我党大量使用各式伪装所出版的出版物，如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被伪装成“热情小说”《满园春色》，封面画有一个妖娆的舞女，翻过封面，保留了小说全文，但内中夹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封面被印成《新出绘图国色天香》，但翻开封面，该书扉页上可见目录，版权页却无出版者，也无出版时间。粗略一看，很难看出属于“禁书”。红色刊物的伪装则更复杂，因为刊物是连续出版物，开本也较大，除使用假名、伪装封面外，为了更好掩护，常常缩小刊物开本，与书籍大小一致。至于出版社地址、作者名字也是伪装的重点。 复社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书名换成了《西行漫记》，而出版《西行漫记》的复社，地址虽设在胡氏兄弟家里，该书的版权页上是见不到的，仅标复社印行（藏版）寥寥数字。后来复社的地址标为香港九龙路或皇后大道某某号，更让敌人无从下手。这与不少“红色伪装书”的做法异曲同工。 尽管这本书的出版、包装已经煞费苦心，但出版前后仍遭到日伪、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严厉查禁，归入“禁书”之列，蒋介石还亲自下令追究该书出版处，可见《西行漫记》的影响不容小觑。 斯诺著述被查禁 除《西行漫记》外，斯诺所有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关的出版物，几乎都被列入查禁之列。据档案研究统计，斯诺当时被查禁著作，尚有以下多种书目：《毛泽东自传》《红军四种》《西北新社会》《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中国的红区》《西北散记》《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长征两面写》《二万五千里长征》《第八路军将领印象记》等，其中大部分出版物都早于《西行漫记》，显然是自陕北归来后，陆续整理发表的一些通讯报道之结集，如《毛泽东自传》即与《西行漫记》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基本相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斯诺通过廖承志的关系得知相关消息，立即通过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报道了事变的真相，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下令取消他的在华记者证。斯诺被迫于2月离开中国，但继续在国际上撰文谴责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阴谋。同年8月，蒋介石谕令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称：“思诺（即斯诺）为共产党在美宣传之书籍及其他短篇之文字，应尽量设法收集，并指派专员研译，使针对其言论，撰拟反驳文字，交由我方洽定之美国报馆或杂志社发表”“以纠正其虚伪不实之宣传，而正美人观听”。王世杰接获指示后，连忙批转下属研究处理，称“此事总裁特别重视，已一再询及”。 复社留下不朽红色印记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上海租界遭日军攻占，所谓孤岛也不复存在。日伪到处搜寻复社踪迹，搜捕复社人员，也有不少人因为复社的关系被捕。法租界巡捕怀疑胡愈之住宅与复社有关，曾两次突击搜查胡宅，其时胡愈之并不在家，巡捕逮捕了他的弟弟胡仲持，但因证据不足，旋后只得放人。郑振铎抗战结束后写《记复社》一文，说：“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办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日伪破获复社的企图，最终并未得逞。但时局趋于严峻，复社的许多社员也为了抗战事业奔赴内地，复社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散。恰如郑振铎所言：“复社起来的时候，像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拥，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 复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4年时间，何须说其他事业，只要提及它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两书，便足以在近代上海留下不朽的红色印记了。 今年是复社和《西行漫记》诞生85周年，笔者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在延中绿地原胡愈之故居处竖一石碑，对鲜为人知的复社事迹进行宣扬，再为上海光荣之城增添一块红色地标，当不失为一件有意义之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