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涿鹿之战是中国古史传说中发生在距今约6000年前的一场战争，开中华民族形成之滥觞。涿鹿之战确定了黄帝部族的地位，此后经过一系列军事与外交活动后，黄帝部族最终“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即言黄帝最终定都于涿鹿。“黄帝都涿鹿”的地望，自古以来多有争讼。李学勤先生曾言：“炎帝、黄帝和蚩尤，都是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的人物，就文献传说而言，探讨这‘三祖’时期的历史文化，理所当然地离不开涿鹿。涿鹿这个地名历史非常古远，过去常常只追溯到秦汉，这是不够的。”（李学勤：《在“中华三祖文化与黄帝城遗址公园建设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夏商周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页）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而言，涿鹿一名最早见于西周流传下来的文献《逸周书》的《尝麦解》。而“黄帝都涿鹿”的说法，出自西汉时期司马迁所编著的《史记》。由西周到秦汉特别在经历了秦火的文化劫难之后，涿鹿的地望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转变过程。因此，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所言及的“黄帝都涿鹿”所在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应该从多重维度重新进行考察。 一、关于西汉置涿鹿县的时间 关于西汉置涿鹿县的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汉高帝时设置了涿鹿县，其主要依据是《汉书·高帝纪第一（下）》“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认为周勃平定代地以后就设置了涿鹿县。这种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公元前202年（高帝五年），刘邦正式分封诸侯王，卢绾为燕王，占据上谷郡一带。这些异姓诸侯王都是刘邦取得全国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拥兵割据，各自为政，所谓分封不过是表面承认既成事实而已。加之天下初定，刘邦的一纸诏令恐怕很难实行。从公元前201年起，汉高祖开始剪除异姓诸侯王，同时分封刘姓诸侯王。十一年卢绾反，“则王子建于燕”，异姓王换成了同姓王，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同姓异姓，而在于体制。为了维护中央皇权，汉文帝不得不实行“分藩”，景帝又进行了“削藩”并平定“七国之乱”。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平定叛乱之后，中央规定诸侯王国只领一郡之地，还剥夺了诸侯的“自置吏”和“得赋敛”两大特权。到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汉初实行的“封建制”已名存实亡，王国的地位只相当于郡，郡国并行与郡县制已没有实质的不同了，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情况得到彻底的改变。汉武帝时开疆拓土增加了一些郡，但涉及不到上谷郡，往后几朝政区变化都不大。因此，涿鹿县的设置极有可能是在景帝前元三年以后不久，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 从经济上说，涿鹿县“为东北之极陬”，地处荒僻，地荒人稀。由于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要在西汉初期建县为时尚早，秦时在上谷郡仅置一个沮阳县原因也在这里。到景帝初年，经过西汉半个世纪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文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带来的“文景之治”已初见成效，使得在矾山一带建县条件才初步具备。尽管如此，司马迁还说：“地踔远，人民稀”（《史记·货殖列传》）。 从政治上说，平定“七国之乱”之后，景帝乘胜收夺各诸侯王国所属的支郡，王国只领所在本郡，本郡也只是诸侯王的衣食租税而已。上谷郡属于燕国的支郡，应在收归中央之列，这样有利于中央政策在郡国全面的贯彻施行，高帝时的“令天下县邑城”的诏令才有可能真正推开。 我们通过秦、汉县数目比较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秦汉时期：地名学的奠基》中说：“关于秦县数目，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说来大致有千把个。”说到西汉，“汉初约有1000个县，到成帝元延、绥和（公元前12年——公元前7年）之交，全国发展到1587个县级政区。”汉初的疆域比秦时稍小，主要是小在西南民族地区尚未归附，置县地区几乎一样。两相比较，西汉初年所有县数并没有比秦时增加多少，或许是原版过渡。这就是说，高帝六年的“令天下县邑城”的诏令收效甚微，也许高帝的诏令并不包括涿鹿。秦汉全国置县数字的比较使我们有理由推断，汉高祖时期实际设置涿鹿县的可能性很小，到汉景帝初年才设置涿鹿县。即使建了县区，也是勉强维持，直到班固作《地理志》时还说：“上谷至辽东，地广人稀”，“不事农商”，仍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这样一个自然生态，再上溯两千多年在黄帝时期怎么会捷足先登文明发达之域？如果涿鹿县真的是“黄帝定华夏”的圣地，为什么秦汉时期荒烟蔓草无人问津呢？ 二、佚文“蜀禄”（濁鹿）不是指的西汉涿鹿县 笔者在拙文《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段佚文看所谓“涿鹿之战”》中，已经论证“黄帝战蜀禄”之“蜀禄”即“濁鹿”（“濁”简化为“浊”），其地望在西汉涿郡西部山区滱水流域。这个“浊鹿”《水经注》也曾谈到，《水经注·滱水》记载：“《竹书记年》曰：‘燕人伐赵，围浊鹿，赵武灵王及代人救浊鹿，败燕师于勺梁者也。’今广昌东岭之东有山，俗名之曰浊鹿逻。城地不远，土势相邻，以此推之，或近是矣，所未详也。”王北辰先生认为，《水经注》所说的“浊鹿”就是涿鹿县，他说：“浊鹿乃当时之涿鹿城”（见王北辰：《黄帝史迹考——涿鹿城、釜山、桥山考》，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编辑部编：《北京史苑》（第三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对此，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一是前面说到，战国时期尚没有涿鹿城，因为当时还没有置涿鹿县，到秦时整个上谷郡才辖一个沮阳县，郡治和县治为一城，在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谭其骧《长水集（续编）·秦郡》、林荣贵《中国古代疆域史》（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如果真有黄帝都城在涿鹿，那是何等的知名度？根据古代的祭法，涿鹿县将是后世帝王们祭祀朝拜黄帝的圣地。何不在上谷郡置涿鹿县？还用设置名不见经传的沮阳县？二是“浊鹿”既然在滱水流域，而涿鹿县在桑干河，属“治水”流域，“山川阻阔，并无沿注之理”，与涿鹿县相距甚远。三是王北辰文中说：“败燕军于勺（梁）的地点不明所指”，既然赵武灵王救浊鹿败燕师于勺梁，勺梁就不会离浊鹿太远。勺梁旳地望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燕）》标明在今河北望都附近。冯志刚、张午时在《赵国史》中亦云：“勺梁邑，战国赵地，在今河北望都东北”；《望都县志》也有记载。勺梁在望都，距獨乐直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而距涿鹿县千里之遥，这又证明浊鹿不是涿鹿县。所以说王北辰先生的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浊鹿”的确切位置，《赵国史》云：“浊鹿，战国赵地，在今河北涞源县北”；《唐土名胜图会·涿州》云：“獨鹿山在州西十五里。《名胜志》云‘獨鹿即浊鹿之讹’，浊涿字相似，疑应为涿鹿山，黄帝与蚩尤战于涿，即此地”。郦道元说在“今广昌东岭之东”。今之涞源县即北魏时的广昌县。郦公祖籍涿州，虽游宦在外但毕竟是故乡，当不至于大方位上出错。这里所说的“浊鹿”也好，“獨鹿山”也好，“涿鹿山”也好，都不在涿鹿县。在这一点上，我倒同意王北辰先生关于浊鹿逻“或者在狼牙山附近，近于独乐”的意见。因为一是独乐在滱水流域，距勺梁也不远；二是在古涿州西南，涞源东北，与以上诸说方位不错；三是“独乐”与“浊鹿”、“浊鹿逻”、“獨鹿”、“涿鹿”音近，实为独乐的音讹。独乐现在是隶属易县的乡镇，在易县的西南部的山区，距徐水的釜山、漕河、遂城不远，相距都在二十公里左右。笔者在讨论银雀山汉墓竹简佚文时曾说过，涿鹿之战的地望就在釜山遂城一带，大致范围不错。 综上所述，不可辩驳地证明服虔关于“涿鹿，山名，在涿郡”的注解是有其历史价值的；同样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关于银雀山汉墓竹简“神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的地望，就在今徐水釜山、遂城一带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 三、“战于浊鹿之野”到“战于涿鹿之野”的嬗变 前面已经论证涿鹿县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后不久就设立了。这时候司马迁接近十或二十岁了（因司马迁的出生年有两种说法），等到元封三年（公元前112年）他任太史令，开始为写《史记》搜集资料时，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已经问世。这部书是文帝、景帝至武帝初结集的，作为传世的西汉重要文献来说，它应该是涿鹿县设立之后最先出版的一部较有影响的宏文巨著。 《淮南子·兵略训》谈到：“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兵略训》则是在系统总结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吴起、尉缭子等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淮南子》的作者是数千人的写作班子，他们当中无疑会有人能看到西汉初期流传的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佚文“黄帝战蜀禄”的，写作者应该知道国家设立了涿鹿县，由于“蜀禄”、“浊鹿”、“涿鹿”音近，在没有认真考察“蜀禄”、“浊鹿”地望的情况下，音近而讹，用“涿鹿”换去了“蜀禄”，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淮南子》这部大作他是有渠道看到的，《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云：“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即《淮南子》），新出，上爱秘之。”实际是汉武帝把《淮南子》交给太史令保管，书在司马迁手中保管，他自然看着方便。而且从句式上分析，“战于涿鹿之野”似是原封不动地从《淮南子·兵略训》中移到《史记·五帝本纪》里的。吕思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涿鹿，服虔说是山名，在涿郡；似乎是的，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的。”（吕思勉：《中国史（三）·三皇五帝》）。 四、《庄子》《贾子新书》有关“涿鹿”问题的辨伪 《庄子·盗跖》云：“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贾子新书·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又《贾子新书·制不定》云：“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这些书中都提到“涿鹿之野”，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诚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辨伪》中早已作过说明，指出了《庄子》、《贾子新书》“为真书，杂以伪者。”问题并不是一两句话这么简单，还需要我们作出具体的分析。 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庄子》一书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备受统治者尊崇。学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晚期，而我们所看到的《庄子》是经过秦火之后又由汉代人整理过的，所以顾颉刚先生说：“《庄子》这是一部从战国到汉的道家丛书，里面也许有几篇庄周的亲笔，但非庄周作的一定比它多的多。”从顾先生的话里可以看出，我们所看到的《庄子》里还有汉人的东西杂于其中。这与清代一些学者的认识是相同的。《庄子》在汉初以“显学”面目出现，这就为汉人在整理过程中杂入“战于涿鹿之野”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再说《庄子》最重要的艺术特点是寓言，《庄子》写人叙事目的并不在于写人叙事本身，而是为了寄寓深刻的哲理。这一点与史学著作不一样，对时间、地点、人物的真实性要求并不高。或许杂入者认为把“蜀禄”换成“涿鹿”，杂入书中更增加现实感和说服力。 《贾子新书》的两篇文章在提到“涿鹿”时都说的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贾谊的建议多受到文帝的重视和欣赏，《贾子新书》则成书于贾谊去世之后，而此时涿鹿县早已设立，而且《贾子新书》成书也在《淮南子》和《史记》之后。因此，《贾子新书》里极有可能受《淮南子》和《史记》的影响，杂入“战于涿鹿之野”，属于人云亦云。贾谊长于议古论今，托古谕今，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引用黄帝、尧、舜等五帝时期的人物。 黄帝都涿鹿问题由来已久，论者众而见解繁，陈陈相因，连篇累牍。《淮南子》因“浊鹿”与“涿鹿”之音偶同，遂至“郢书燕说”，首误之。而司马迁蔽于《淮南子》，转信野老传闻不根之说，最终导致黄帝都涿鹿地望的争讼。“黄帝都涿鹿”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分析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随着早期中国研究的深入开展，特别是伴随着更多的考古学资料的出土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相信“黄帝都涿鹿”的争讼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作者系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