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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延陵 复旦大学葛乃福教授告诉我，他编辑的《刘延陵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20年后，又陆续发现不少刘延陵这位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散佚的诗文，最近有望出版《续集》。正值新冠疫情肆虐上海之际，葛教授的消息，不啻一朵镶着金边的乌云从阴霾中露出头来。 这十余年来，我恰好对新诗史料有搜集的兴趣。不久前翻阅杭州《东南日报》旧报，在1935年6月3日《沙发》副刊“杭州作者协会特刊之三”中，刘延陵的诗作《岳王墓》跃入眼帘： 墓门外流水如琴，/千年来独奏孤忠；/伤时客抚今思昔，/踏上桥怦然心忡。/抬头见士女络绎，/进和出笑语从容；/无侠客扬鞭来祭，/到门前跳落青骢。/日没后声销人静，/还只余泉水丁东，/呜咽地抱定古调，/投进入夜的怀中。 墓门里树高阶冷，/两抔土神骨峥嵘，/翁仲们低眉捧笏，/深沈沈古梦酣浓。/我想如英灵有知，/定已悉山河改容；/为什么一片冥寂，/和我们同样痴聋？ /我将等夜静独来，/看有无鹤返青松；/风过处树影摇曳，/当可闻叹息悲恫。 随手检索了一下，此诗不见于坊间的任何新诗选本（包括格律诗选），葛乃福所编选的《刘延陵诗文集》也失收，正好可以补充进《续集》。 《岳王墓》排列齐整，共分2节，每节12行，每行7字，aaabbbb结构，可以说是一首现代格律诗（结构如此严谨的新格律诗，应该是目前所发现的刘延陵新诗中的唯一一首）。从诗中“抬头见士女络绎，进和出笑语从容……我想如英灵有知，定已悉山河改容；为什么一片冥寂，和我们同样痴聋”之类的句子，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国难当头多数同胞表现出来的麻木的无奈和悲伤，可谓溢于言表。十分典型，《岳王墓》这首诗是刘延陵借吊唁民族英雄岳飞浇自个儿心中块垒罢了。 对于中国新诗的先行者刘延陵，我知之甚晚，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父亲吴奔星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撰《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时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听父亲说，祖籍安徽旌德、落籍江苏南通的刘延陵是“五四”时代的诗坛老将，算是我们国家第一代白话诗人，1922年和朱自清、叶圣陶共同编辑了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部诗刊《诗》，也是现代主义法国象征派诗论的最早引进者。先父在《迟发的哀思》一文里，回忆起和刘延陵先生的交往过程： 刘延陵先生去世了！ 噩耗传来，使我震悼不已。刘先生是1988年10月18日去世的，迟了三个多月我才得悉，感到非常遗憾。最大的遗憾是，他竟未能目睹他为之题辞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的问世。他的“题辞”是以书信形式去年寄给我的，因为较长，像一篇文章一样，我曾与他函商，拟删节若干。他回信说：“要么用，要么退回。”那时，他已94岁的高龄，然而，听其语气却像青年人那么干脆、利索。为了尊重他的意见，便摘取他来信前面的三点意见，一字不删，按年龄为序，与冰心、冯至、臧克家、艾青、贺敬之等老诗人的题辞，一同刊于卷首。至于信的全文，收入我为他写的《刘延陵晚年论诗、改诗与写诗》一文，另外发表，并函询他还有什么意见，但一直未见回信。等了3个多月，才获悉他已长辞人世，现在想来，我的信到之时，他当在病中，但愿他在弥留之际，同意了我的处理。（1989年2月18日《羊城晚报》） 关于《东南日报》副刊《沙发》上的“杭州作者协会”，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6月，第354页）有如下介绍： 1933年春，杭州《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的前身）社长胡健中委派《民国日报》副刊《沙发》主编陈大慈和《国民新闻》副刊《热水瓶》主编程一戎筹备成立杭州作者协会（简称“杭州作协”）。同年秋，在杭州召开大会，……由胡健中任主席，正式成立了杭州作协，推选胡健中、郁达夫、林文铮、叶溯中、陈大慈等5人为常务理事，方慧珍、刘湘女、李朴园、程一戎、徐世衡、张彭年、孙福熙、王世颖、雷圭元、蔡威庸、徐宝山、刘延陵、许君武、黄萍荪、郑晓沧、朱采真等16人为理事。 杭州作协是一个松散的作家团体，……没有正式的机关刊物，但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沙发》《国民新闻》副刊《热水瓶》、综合性半月刊《黄钟》等都是杭州作协会员所编辑，郁达夫、孙福熙、李朴园、王世颖、刘延陵、雷圭元等会员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散文、杂文、小说、诗歌和翻译作品。 刘延陵作为“杭州作者协会”的理事，在《东南日报》副刊《沙发》上的“杭州作者协会特刊”中发表诗歌，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就我随手翻阅所见，1936年12月26日，《沙发》刊载的《作家动静》第一条，就是“刘延陵近译有英国现代散文家A.A. Milue《某个乡村的庆祝会》，将在《黄钟》新年特大号发表”。1937年2月2日，《沙发》还刊登了刘延陵翻译的弱小民族居哥斯拉维亚国（南斯拉夫）作家的散文《黎明》并附录有他写给编者陈大慈的短函。这几篇东西，都应该是刘延陵的佚文佚函，值得研究者关注。 刘延陵为《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的题词《我对中国新诗的杂感》，有以下三点： 一、我觉得70年前我国的新诗崛起之时，它总共负起了“返古”与“创新”两种使命。因为这两种主张都很合理，所以新诗挣扎了一个时期之后，终被社会接受，现在已有可观的成绩供人欣赏了。 二、诗意的明朗或朦胧都有优点与劣点，主张每首诗都应明朗或朦胧，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根据一首诗的内容来规定它的意象是应该显露还是隐约。如果这首诗表白热烈的主张，激昂的情绪，它是不得不坦白明朗的；如果它要表示和婉的态度，它就必须含蓄而朦胧了。 三、新诗的姿彩比旧诗词丰富，但旧诗词里仅仅用一个锻炼得精妙的字就能表现出生动意象的那一种写作法，新诗似乎都不容易发见。 （载《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1月） 吴奔星1989年发表的《迟发的哀思》一文里，对上述三点意见，有如下评论： （刘老的这三点意见）对于考察新诗的历史以及新诗的写作与鉴赏，都是有所启示的。对于青年一代，可能对第一点的“返古”感到隔膜一些。据我理解，所谓“返古”是指新诗的倡导者们，一方面为了创新，要借鉴西方；而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古代诗歌的一些生动的语言和技巧，如《诗经》中赋比兴之类的艺术手法，新诗的倡导者们还是当作历史使命继承下来的，在文学革命中只是彻底解放了旧体诗的格律，新诗的崛起并非从零开始。因此，刘老所说“我国的新诗崛起之时，它总共负起了‘返古’与‘创新’两种使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值此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部诗刊《诗》诞生100周年之际，阅看其主编者之一的诗人刘延陵的《我对中国新诗的杂感》，再捧读他写于80多年前的新诗《岳王墓》，深以为就是一首“返古”与“创新”结合得很好的现代格律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