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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编辑电话告诉我崔道怡老师走了。我停顿了一下，生命真是脆弱不堪一击，树木始终守在四季交替的枯荣中，而站立在树下的那位白发红衣的人不见了。一个素净的人，浑身洋溢着艺术气质，他的谈吐温文儒雅、彬彬有礼，而整个人站在那里的文学形式感又非常强烈，尤其说话时，对写作的青葱和认真，更是极端向上的。 这种感觉首先是属于时间的，认识一个人作为时间的依存物而存在，我的脑海里努力搜寻着与崔道怡老师相识的情景。 想起来是在绍兴，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发地，我和蒋韵姐一起，在一棵树下，他迎着我们走来，目标显著，一下子就吸住了我的目光。同时在崔道怡老师的身后还跟着走来的施战军老师，看上去他们真是喜悦。在互相介绍中谈到了我和蒋韵姐的获奖小说，小个子的我们在大个子面前受到了明丽阳光的温慰，也第一次感觉到了文学前辈把襟底怀中的肯定尽情述说。 认识了便有了后来的邮件往来。同时也因崔道怡老师认识了另一位文学前辈，一脸笑容的张守仁老师。 两位前辈对我的影响是从一篇约写的散文开始的。 崔道怡老师约我为《人民日报》副刊写一篇“征文”，写好发去时，我收到了崔老师的一封邮件： 水平： 你好。你应邀为“征文”所写作品，早收见了。当时觉得未如我所料想——我料想你的作品，无疑应该是“头条”的——所以没能即复，要等张守仁先生看后再说。张看后，也不甚满意，认为“皮大馅小”，如果留用，需加压缩。而他是专于散文的，便让我来压缩。这些时，忙于编发早收到的“征文”稿，没来得及加工你这一篇。 现在，发这封信给你，是想征求你的意见，可否同意我们对你的作品进行压缩——《人民日报》强调最好在两千字以内——那么大概需要删掉近千字了。 因而，我有个想法——你可否另写一篇，与“放歌60年”贴得更紧密些，只要两千字，但更有味道与分量。我由衷希望，在此“征文”中，你能有更醒目之作见诸《人民日报》版面。 若你很忙，不愿新写，就请说明，是否同意我们压缩？ 等待着你的回复。祝福你一切顺利。 崔道怡 6月3日10：23 “皮大馅小”，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有力的批评对一个写作的人有多么重要，是一种有力的帮助，尤其对一个文学青年。我后来很少看到这样的文学关怀和文学批评了。对文学的热爱不是文学的态度，是生活的态度，生活给一个作者提供了文学素材，得知道尊重这些素材，而不是自大地情绪化覆盖这些素材。写作的人都是心里比较优越的人，有阅历，对生活有理解，各自持受的宝剑显然是被自己紧握着，不容质疑，很不愿意听到他人的意见。其实这样下去，文学创作便失去了趣味，失去了生动，更失去了力量。归根结底这句话提醒了我，或者说警示了我。我的创作是有很多缺点和毛病的，如果一味享受迎面而来的夸奖，说“捧杀”二字一定不为过。 张守仁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学的摆渡人——崔道怡》，其中讲到李国文老师的创作经历。一个经受磨难满腹才华的作家，对生活应该是什么以及生命的本质，虽然有自己不清晰但很坚定的见解和方向。可惜，“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古训，虽不承载什么，却可能改变有才华人的命运。文章中引用李国文老师的话说：“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正是由于编辑的劳动，才得以保证作家的劳动，不致付诸东流……一部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学评论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者的名字，独独没有编辑——为我们摆渡过河的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曾经我和崔道怡老师在往返邮件中谈到创作，他说：你守着太行山就等于占有了文学富矿，只要你获奖后心不浮躁，潜心写作就一定会写出好作品。 少有获奖后不浮躁的人。一个人无论自我感觉有多么棒，但要知道自己的局限和自己环境所处的局限很难，更别说我们在世界里置身的局限。有人会打破，有人会长久受到牵制，写作一旦被名利所牵制，人就会变得奇奇怪怪。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每个人都不乏真知灼见，但一个人不知努力、不自我约束、耐受孤独，真是觉得好滑稽。 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 用崔道怡老师的话说，文学编辑的工作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要做到但问耕耘，不计收成，不求闻达。他总结过编辑工作的“五字诀”：看稿要“准”，选稿要“宽”，改稿要“细”，退稿要“慎”，发稿要“严”。 《唐诗三百首》中秦韬玉的《贫女》，以其名句流传千古：“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最后一句在流传中，已经脱离原诗本意，成为一种人生和人品状态的比喻——为他人得意而奉献自己。这状态后来又被引用形容某些行业特色，表现该行业及从业者的素质。自有活版印刷以来，在图书出版和期刊发行系统中，专门从事编辑工作的业者，便时常被著作者称赞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崔道怡老师的解释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编辑与作家彼此的辉煌明净。一位素净而清爽的人，相依相对的哲理内涵，真是庆幸曾经做过他的作者。一位活到神仙状态和年龄的学者，做编辑是他一生的工作，也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神仙？全身心入了一种境界就是神仙。 如同张守仁老师问崔道怡老师的话，我也曾经不知深浅地问过崔老师：“我想知道崔老师对小说创作的经验谈，毕竟您是一位优秀的编辑。” 阳光下一头白发、一脸灿烂笑容的崔道怡老师说：“我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多年来阅读和编稿的体会，总结出五个字，即人、情、事、理、味，用以检验小说的质量。人，就是人物；情，就是感情；事，就是故事、情节；理，就是内涵、意蕴、哲理或思想；味，就是味道，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浓缩着密集的美感信息。” 这是对小说写作的高标准要求，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接近？ 当我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时，这些往事因世事变迁而愈加珍贵。对生命脆弱的无穷感叹，于是知道了“生死大限，只是一线之差”，过往的人生悲喜哀乐，如今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人生体验，于是就会发现原来曾经的“沾沾自喜”有多么轻佻，其实都不重要，那不过是一个人的经历，仅此而已。和崔道怡老师、张守仁老师对比，他们就像精神的引领者，在他们面前我永远都是在仰望中。 文学的摆渡人走了，在文学写作的大河面前，会有很多人怀念他，他懂得这条河与它的秘密。如今，在往返中，他永远停留在了彼岸，他明白自己的选择和位置。我想，在另一个世界他依旧是文学的摆渡人，一头白发，一袭红衣，站立在天地之间，他是一道风景，是人世间永远的定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