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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结合我自己的学习、工作以及参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研究经历，我想从三个角度谈一谈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取得的新的突破。 第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所谓边缘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促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模式的新认识，或者说新的思考维度。 在这种研究导向的指引下，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不仅仅再仅局限于中原地区，不仅仅再局限于探究中原王朝兴起、发展与扩张的过程，而是致力于探寻中国各个地区不同区域的早期文明社会形成的过程。这样的研究取向使得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都有大幅度的扩展。例如，近十年来，东南的良渚、东北的牛河梁、西北的石峁、西南的三星堆都有了突破以往认识的关键性新发现。而且通过新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使我们对于各地的社会复杂化过程方面也取得了能够补充长时段变迁的考古材料。例如，对于成都平原地区来说，1990年代后，宝墩古城等六座成都平原史前遗址群的发现，成为探索早于三星堆文化及其发展源流的重要线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代表，宝墩、三星堆相继被纳入其中，成为研究长江上游地区早期文明化历程的关键性遗址。而不论从目前三星堆遗址以及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物质文化特征、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以及完善的宗教礼仪系统，都显示出中国早期文明，至少在青铜时代早中期就形成了多点开花的丰富局面，而这也正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形成的满天星斗的文化格局的更进一步延续。 第二，随着各地区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对中国早期文明探索视野的拓展，如何去更好地理解早期文明间的交流互动自然而然地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从深入分析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更大范围、更活跃的共性文化圈形成过程的角度，深入分析认识各地区早期文明之间差异性与共通性并存的特点，并从考古材料的角度去详细地论证这些交流与互动中所涉及的实际的路线、人群、频率甚至可能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在三星堆遗址中挖掘出的玉琮等文化要素，其实早在数年前已经在良渚遗址中就已经形成。良渚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在时间、空间上的巨大跨度，呈现出了早期中国文化圈范围内强烈的跨区域性和跨时空性文化交流。除了三星堆之外，例如近些年来在陕西石峁遗址也会看到这种跨区域交流的范围会更大，石峁遗址所发现的铸铜传统以及其他一些物质要素反映出当时该地区与更西北的草原地区、中亚地区的文化联系，这也能反映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在大量、甚至远距离的交流中形成的。 第三，时下的考古学研究正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我们对文明兴起与成型的标准的再思考，特别是面对成系列的崭新材料的再思考。例如，在柴尔德的经典文明与城市革命的描述中，不少属性是很难在考古材料中保留下来的，因而某些指标无法在考古工作中得到衡量。但我们同时也需要看到，在特定情况下，某些抽象、难于物质化的指标是实际存在的，这些指标不但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物质遗存关联，而且也应当在相当程度上视作社会关系变革的内在重要判定标准。另一方面，在认识经典观点的同时，我们也确实需要认识到一些关于文明的衡量标准是建立在考古学尚未起步的早期阶段的经验之上的，在考古学充分发展的当代其是否完全合理也是需要进行具体考量的。 众所周知，考古工作越来越反映出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具体过程、形成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们确实也需要重新审视100年前学者们提出的研究范式，重新提出更为合理、广域适用的分析标准。这方面，中国学者已经做出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设定的研究方案，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考古学研究会结出越来越绚丽的研究成果，为深入解析人类文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考古学的中国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