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义务》，“星期标准书”外封套封面和封底，封底印有冯友兰荐语。 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向读者荐书，乃是近世学界、文化界的惯例。这一惯例于普通读者喜闻乐见，也早已司空见惯。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推行的“星期标准书”，就是以“名人荐书”为号召的，以定期推出名人所荐新书、定期给予限时优惠的书籍营销模式，距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了。 诚如馆方在“星期标准书出版原则”的公告中声称的那样，“本馆为增进人生效能，使人生达到最完满之发展，特印行星期标准书”，这就意味着在“星期标准书”框架内的“名人荐书”之举，不再只是文化、学术、教育、读书界里的专业行为，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实际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且带有一定文化风尚引领性的公共行为。 “星期标准书”活动开展了约三年时间，自1935年10月始，至1938年9月毕。三年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星期标准书”的种类达100种。从选定这些书并向读者推荐的“选定人”来看，更是名流汇集、星光璀璨——蔡元培、林语堂、梁实秋、冯友兰、顾颉刚、马寅初、潘光旦等，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精英群体，几乎全盘参与了“星期标准书”的评选工作。在这样齐整的精英“选定人”群体的推动之下，“星期标准书”在当年的流行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同时，也应当看到，“星期标准书”诞生于1935年10月，时值“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东三省”已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华态势愈演愈烈。“星期标准书”终止约于1938年9月，“七七”、“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北平、上海等地也都相继沦陷敌手，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和生产重心也不得不逐渐转移至香港。应当说，在这样国难深重，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星期标准书”从诞生至终结，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一种别样的历史基因。 事实上，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即因日军轰炸而遭受重创，力图复兴的商务印书馆，曾明确提出过“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复兴主旨，于1935年上半年即推出过“读书救国”活动。这一活动，是为纪念“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部被炸三周年而举办的，从当年的1月28日至4月底，各地分馆一律举办当年新书对折或六折的预约售书办法。（详参：《出版周刊（新1号）》，商务印书馆，1932年12月3日出版） 从这一时间节点上看，“星期标准书”是承续“读书救国”活动之后，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又一重大营销活动。从整个历史背景来看，商务印书馆推出“星期标准书”的时间区间，恰恰正处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关键节点之上，在举国上下共赴国难之际，馆方及所邀荐书人向国人推荐什么书、怎么推荐，势必都将潜移默化地打上时代烙印。 譬如，1936年4月出版的“星期标准书”第32种《四骑士》，本是一部西班牙文所写的小说，后转译成法文，再由李青崖译为中文本。荐书人徐仲年的荐语，开篇即称“《四骑士》是一部充满爱国热情的小说”；接着又细述此书在西班牙写成时所要表达的爱国热情是怎样的，转译为法文时，法国译者又是如何借题发挥，来表达反对德国侵略的爱国热情的；最后，他总结说，“我们读了这部书后，觉得现时中国的处境，危殆不下于当时的法国：我们可曾用一致大无畏的精神来挽救这个危局么？”这样的荐语，自然蕴藉着荐书人的爱国热情；这样的荐语，深刻表达着奋起抵抗、共击外侮的号召与信念。 又如，1935年9月出版的“星期标准书”第41种《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乃是由西方探险家所撰写的航海笔记之汇辑，原本是可以作为东南亚地区海路交通史料来加以研读的，似乎与近三百年之后的中国时局并无十分密切的关联。可是，此书的荐书人顾颉刚仍从中读解出了“微言大义”，他的荐书语仍与当时的中国时局密切关联： 本书所收十七世纪荷兰人所记东印度航海记两种，在西洋久成历史名著，其所述当时欧人经营南洋群岛经过，不仅记载翔实，亲切有味；且足觇其征服土人，攘夺政权，经营地方，组织军队之种种权术。我国侨胞之赴南洋者，时代之早，人数之众，远过欧人；徒以不能团结组织，数百年来沦于异族统制之下，备受摧残。今此书之移译，可为吾政府及国人之关心侨胞事实者之借鉴而知所源，亦可为欧亚海道交通史上之重要材料已也。 抑吾人读是书而重有感焉。自十六世纪以来，欧人犯不测之风涛，冒绝灭之钜险，拓荒远之界域，得殖民地之发展。先自南洋，渐及中土。足迹所履，悉以当地土著为蛮族，而自居于人类主人，在当地奴其人民，灭其文物，搜其货殖，夺其政权，叛者戳之，顺者狎之，遂能恃其军火，以寡制众，使其地其民永永沦亡，万劫而不复其自由。洎乎清末，南洋之瓜分殆尽，遂转舵东向，以老大之支那为攘夺之乐园。数十年来，中国之不亡者幸也。藉通商之美名，博殖民之实利，今之所谓“势力范围”，“关税政策”等等，名称虽异，其目的与动机，则固与当年经营南洋无二致也。译是书者，殆有深意存乎？ 上述400余字的荐书语，在“星期标准书”的荐书语中是篇幅较长者；顾颉刚在文中所要表达的理念，也尤为深刻，发人反省。通过推荐一部看似“纯史料”的译本，从中辨析与解说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地区施行殖民统治，以“文明”的名义行争夺利益之能事的历史脉络，并以此为基础，点明当时的中国所处“列强环伺”的危险境地。他为之感叹说，“译是书者，殆有深意存乎”，实则内中“深意”，已经由其荐书语充分地展示了出来。 再如1937年1月出版的，“星期标准书”第68种《人的义务》，为意大利革命家玛志尼所著，经英译本转译为中文。此书久负盛名，为爱国励志之世界名篇，曾为梁启超等所推重，其名篇《少年中国说》正是受到了玛志尼所创办“少年意大利”会的启迪，有感于国事而写成的。 在梁启超等以玛志尼精神为号召，倡举革新社会、振兴中华三十余年之后，全本《人的义务》之译出，无疑仍是备受当时出版界乃至文化教育界所关注的。冯友兰为此书撰写“荐语”，原文如下： 一个民族的自由平等，或一个人的自由平等，都是自己奋斗得来的，不是别人赐予的。在现代世界里，每一个民族，在得到他的自由平等以前，都经过一番激烈的奋斗。在每一个民族争取自由平等之奋斗中，都有几篇可以表现全民族的呼声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历史中的要件，同时也是天地间的至文，虽百世之下，读之也觉可泣可歌，令人兴起。玛志尼的《人的义务》，便是这一类的文章。中国现正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的时候，读这篇文章，可以长人志气。唐擘黄先生从英文译本重译，译笔亦流畅易读。 冯友兰的荐语，平实晓畅，将当时中国时局及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情势，纳入到玛志尼著作的介绍与解析之中，可谓一针见血地向读者表达了阅读此书应抱以怎样的爱国之心，其号召民族团结、一致抗击外侮的用意清楚明了。 翻看“星期标准书”的众多荐语，无论所荐图书为文学、文化、文史类，还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类，荐语中总不乏将图书内容与中国时局相联系的语句，或有深刻追问，或有痛心反省，皆与当时的国情国运相关联，皆将家国情怀寄于其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