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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研究人，研究那些创造历史活动中有所作为、发生影响的历史人物。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写历史的书，无不以大量的篇幅谈论人物，中国历史学经典就是明证。比如《史记》，司马迁在书中设本纪、世家、列传，都是讲人物的。以后的官修史书也都与此大同小异。近代以来，历史书写方式有很大变化，但写人物，仍是所有历史书写者都避不开的。近几十年来，因思想解放，许多禁区被突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进入史学家的视野。于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大量出版，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大量地被发掘出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 专门研究历史人物，已是历史研究的一大主题。即使不是专门研究人物，你也无法回避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业。如你研究近代经济史，不能回避搞洋务实业的盛宣怀、搞大生纱厂的张謇、搞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如此等等。搞近代政治史就更不用说了。搞军事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等等，无一例外，都要和历史人物打交道。所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 下面，根据我几十年来从事近代史研究的经验，略谈谈我对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些体会和心得。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谈。 一、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 （一）时代及地域的背景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他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 近代的大幕拉开以前，中国人自以为是天下唯一的文明大国，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与中国相若的，甚至高出于中国的文明。一旦大幕拉开，突然发现还有许多跟我们一样发达甚至更为发达的人类文明。而且这些文明的国家、民族，正以他们各种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明的产物——大炮、军舰、远距离射击目标的步枪等来攻击我们，强迫我们打开国门，设置口岸，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赔款割地。这真是数千年未曾有的大变局。这时，清朝统治在内部也早已现出因腐败而造成的种种危机。于是，这一代中国人都生存于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凡略能读书看报、稍有公共观念的人，便不能不面对这一大变局而产生某种应对的心理和态度。一些人为危迫的环境所激，切望以急风暴雨式的手段，以求改变现状。另一些人，可能倾向于针对现存的问题做逐步的改革，以求消除危机，走上向前发展之路。还有一些人，则因与现存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希望维护现存秩序。这三种政治取向是研究晚清历史的人所熟知的。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人物，都跳不出这个范围。 到了民国年间，仍然有三种政治力量在社会大舞台上较量。因为没有哪一种力量取得绝对优势，民国政治一直没能走上轨道稳定地运行。极端保守的力量以为，既然共和民国不能救中国，那就复辟帝制好了。袁世凯的复辟与清朝皇帝的复辟，都曾表演过，都失败了。激进的力量则主张以暴力的手段，打破现存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革命党，先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后来的共产党，都是如此。还有一些人，包括一部分晚清时期过来的改革派，以及大多数工商业者、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等等，他们主张在共和国体之下，循名责实，用和平改革的手段逐渐达到真共和的地步。 我们研究近代史上的人物，必须对上述的基本背景有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该人物所处的历史地位。 以上是就整个国家的背景而论的。还有地域的背景也很重要。古代人非常重视一个人的郡望（或称地望）。我们国家幅员广大，各地域，其地理、历史、风俗、人情，很有差别。我们这里无法详细分析各地域的差别，只想强调一下，与近代史关系至为重要的一种地域差别，那就是，南方珠江口岸与长江口岸所带动起来的近代化运动造成的人文优势。从清末以来历次发生的革命运动、改革运动，几乎都是从这两个地域发生出来的。看一看历次革命运动、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骨干分子，其绝大多数都出于这两个地域：珠江流域的两广，长江流域的江、浙、江西、安徽、两湖和四川。北方虽然也出现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但多半是因某种机缘与南方领袖分子有所接触，真正“无文王亦兴”者，甚为少见。 （二）家族与家庭的背景 家族和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人成长的第一个既定环境就是家族与家庭。社会发展程度越低，社会公共教育发展的程度越低，家族和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越大。我们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康有为和孙中山。康后来成为改革派的领袖，而孙是革命派的领袖，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康有为出生在南海县一个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曾做过福建按察使，他的祖父做过连州训导，并死于任上。他的父亲，则做过江西补用知县。他的一个从叔祖做过广西布政使，一度护理广西巡抚。这样一个家庭，可谓“世受国恩”，很难与之断然决裂。但国家深处危机之中，不能不有所改变，以图救国救民于水火。所以，康有为走上追求改革的政治道路。孙中山出生于香山县一个临近香港、澳门的村庄中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一带，广泛流传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听惯了这些故事的孙中山，少年时，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命。他目睹民不聊生、国家危亡的现状，颇想继承洪秀全的事业，来一番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推翻清朝另建新国。他成为兴中会、同盟会的领袖。 当然，不能把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绝对化了。比如说，若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始终得不到皇帝的赏识，再加以许多事情刺激他，逼迫他往激进的路上走，恐怕也难以保证他不滑向革命的路。又比如，若孙中山给李鸿章的上书，得到李鸿章的激赏，把他留在身边，那也许就没有创办兴中会和同盟会的事了。历史不能假定。我们这里只是要说明，不可把家庭出身及其影响绝对化。只要这些影响没有遇到更为强大的其他影响给与抵消，甚或令其反转。那么，这种家庭影响就是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视的。 （三）教育的背景 一个人所受教育，与他一生的思想、事业关系甚大。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不注意他的教育背景。 一般说来，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其所受教育都经过由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两段历程。旧式教育就是家塾、村塾、书院之类；新式教育就是学堂，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大学，有的还出国留学。 旧式教育并非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学塾、不同的书院，乃至不同塾师、经师，其对学生的教育旨趣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试设想，若梁启超在学海堂终其学业，他可能一生只是一个做旧学问的学者。但他中途离开学海堂，跑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听那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一派改革者的呼唤，于是，他走上了改革中国政治的道路，同时又成为贯通新旧、兼采中西的学者。 经历过由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完整过程，从而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引领者的代表人物，在各个领域都出现过一些。例如自然科学界的丁文江，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胡适，教育界的蒋梦麟，等等。其中，胡适可能最具有代表性。 胡适生长在徽州绩溪，徽州古为新安郡。新安曾是朱熹讲过学的地方，其影响极为深厚，向有“东南邹鲁”之称。同时，这里又是清代考据学大为兴盛的地方，以致蔡元培、梁启超都曾误会胡适是著名考据学者“绩溪三胡”之后。胡适幼年在家乡接受了九年旧式教育，对于传统儒学，对于考据学的治学精神与方法，肯定是寝馈多年有所心得。他在应官费留美考试时，能做出一篇得满分的考据文章，绝非偶然。 胡适14岁到上海入新式学堂，他先后学习过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都是当时很有名的学校。在上海读书的六年，使他成功地从旧式教育转到新式教育。这期间，他的英文打下很好的基础，又因主编过一份刊物，受到白话文的良好训练。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则为他打开了新的知识与学问的世界。有了这样的基础，胡适于1910年到美国留学，可以说，他具备了去理解和接受一个新世界，以及它蕴蓄千百年的一套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所需要的条件。 胡适在美留学七年，是他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一生事业做准备的过程。他和绝大多数那个时代受教育的中国青年一样，目睹国家危难立志报国。只是其选择的途径不同。他不赞成激烈的暴力革命，他主张通过和平改革，为新社会造就新的基础。他认为，暴力革命固然可以由建立新政权而改造社会，但这个改造过程还是避不开一步一步地改革，以造就新社会的基础。从他的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整个留学期间，他都有意识地为自己积蓄能力，为将来造就中国的新社会、新国家做准备。也是基于此，当他学成归国的时候，打定主意，要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建立思想文艺的基础。他与北京大学以及《新青年》的陈独秀等人相携，从文学革命、推广白话文入手，掀起一场以思想革命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胡适一生的事业都是从这场运动出发的。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所受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二、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 一个人一生的追求是贯通一个人一生思想、活动的中心，没有这个中心，就像没有灵魂一样；有了它，就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一个生动、鲜活的人。 但要准确抓住这个中心，谈何容易！必须相当全面地了解人物一生的思想活动，仔细作出分析，发现可以贯通其一生的基本线索。这时，才有可能充分理解这个人物一生的根本追求是什么。有鉴于此，要研究一个人物，最好是在占有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先编出一个年谱，然后再动手写他的传记。当年梁任公先生去世，十分崇敬梁先生的丁文江就先动手搜集材料，编出一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来。至今学界都公认，这部年谱长编极具学术价值。可惜，此年谱初稿刚刚完成不久，丁文江先生就病逝了。否则我们本可以看到一部非常好的梁任公先生的传记。 梁任公先生一生的追求就是建立起一个实行宪政的国家。他经常说，一个国家，有无君主，是否共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实行宪政。能实行宪政，有君主也仍是现代国家。不能实行宪政，虽名为共和，仍够不上现代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宪政是一切依宪行事。他解释说，在宪政之下，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你贵为君主，也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事。你贱为平民，你也拥有宪法规定属于你的权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威胁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从来不是百姓不守法，而是官员不守法、统治者不守法。只有行宪政，才能真正把官员、统治者关进笼子，让他们不敢不守法。关键是要有这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经过人民认可的宪法，和保障宪法能够实施的一套设施。没有这个笼子，指望官员守法，指望统治者守法，那是不可能的。 与梁任公相反，袁世凯一生追求的，只有权力。他十几岁随嗣父到当差之地读书时，就帮助打理各事，从中了解官场各种情形。22岁，凭借父辈的关系，进入军界。凭他熟谙官场规矩，又确有办事能力，从此一路攀升。到1895年，竟获得主管小站练兵的重要使命，从此有了自己经营的军事力量。以后陆续升任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又进入军机处，因丁未政潮而一度被免。不久再度出山，再度被免。清朝末年，旦夕危亡的险象，稍有识者都看得出，以袁世凯的聪明，他当然非常清楚。他1909年再度被免之后，回老家做洹上钓翁，为韬晦之计，心营目注，觊觎新的机会，向最高权力进逼。 辛亥革命爆发，袁氏看到了机会。这时，无计求活的清皇室，想招回袁世凯，帮助解难。袁的几位好友也劝他抓住机会，赶紧出山。于是，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总揽军政大权。他派人率领由他训练起来的新军攻打革命军占据的武汉。当时革命营垒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孙中山在海外奔走各国，天真地希望得到西方列强对于革命党的承认，不肯回国。黄兴到武汉支应一阵，感到力不从心，离开武汉。袁世凯的军队顺利打下汉阳之后，革命军形势甚危。但富于心计的袁世凯却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停下来与革命党和立宪派联合的南方势力举行谈判。 这里必须注意，此时的袁世凯，已不满足于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他要猎取国家最高权力。他此时如果乘胜追击，消灭革命军，可以挽救清朝，他自己不过成为清皇室的一大功臣。如果他居功而逼使清朝皇帝退位，那他将背上叛臣的恶名。他以不败之军事实力，与南方谈判，进可以要挟南方势力答应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退可以借南方势力，逼使清朝皇帝退位。他左右逢源，其结果是南方势力答应，只要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推举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一切都合乎袁世凯的如意算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围绕着大总统的任期、连选连任的方式、继任总统的选出方式等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住他的最高权力。为此，他后来竟至走上复辟帝制之路。 所以，我觉得，要写袁世凯的传记，必须抓住他一生都在追求权力，直至国家最高权力，这是贯穿他一生思想活动的中心。 三、关注重要的人际关系 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其事业的成败利钝，都和他的人际交往有重大关系。胡适的一生是最好的例证。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是在美国读书时，在与朋友们相互讨论与辩论中酝酿出来的。胡适尝说，他的新诗创作，在美国读书时是得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梅光迪和陈衡哲几位朋友的帮助和激励；在北京时，是得沈尹默、钱玄同和刘半农等几位朋友的切磋。没有这些朋友，就不会有他的新诗创作，也就不会有白话新诗的尝试成功。至于文学革命的发动和取得成功，更是许多朋友努力奋斗的结果。胡适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功、发挥的影响，没有一项不曾得到朋友的赞助。他在推动北大改革方面，深得蔡元培的赞助和支持，以及蒋梦麟、陶孟和等人的助力。他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得到他的朋友（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丁文江、唐钺、高一涵等）和他的学生们（如顾颉刚、傅斯年、俞平伯等）的大力支持。胡适最懂得朋友的重要，所以他说“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人们都知道，民国时期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可见其交友之广。 大凡作出一番事业的人，都有一批得力的朋友和帮手，如袁世凯身边和麾下文有徐世昌武有段祺瑞等一干人马。这些人，在他取得灭亡前的清廷军政大权，以及随后攫取民国大总统的地位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袁世凯谋划帝制复辟时，最重要的文臣武将——徐世昌和段祺瑞，都离开了他，可见其复辟活动是如何的不得人心，注定必归失败。梁启超从事维新运动时，上有老师康有为，左右有谭嗣同、徐勤等一班干将。海外流亡时期，谋划自立军起义、搞立宪运动，更有一大批朋友和门生帮他拓展事业。晚年从事讲学时，又有更多的朋友和门生帮助他。有些人和他本无师生关系，但感其人格魅力，自愿以门生自居，如丁文江、徐志摩，等等。 所以，研究历史人物，要特别关注他的人际关系。找到这些关系，了解相关人物的主要经历、与研究对象交结的重要事实，了解其对研究对象的思想、活动及其事业之成败产生何种影响。近年来许多报纸、刊物都做成数据存储，又有许多人物的日记、书信发表出来，为我们研究人物的人际关系提供很大便利，应可以使历史人物的研究更有广度和深度。 四、突出重大史实，做必要的心理分析 研究一个人物，要突出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些大事，这是很自然的，不会有异议的。所谓大事，因个人具体情况不同，所处历史地位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有些大事可能是关乎整个国家民族的，有的只关乎一个地区、一个小社会，甚或只涉及一个具体单位、一个团体。但不管哪种情形，此事件对于研究对象而言，必定是对其思想、事业产生重大影响者，否则不足以称为大事。 一个人面临重大事件的时候，往往需要做出抉择，有的是政治的抉择，有的是事业方向的抉择，有的是关乎身家命运的抉择。而一个人在做重大抉择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深刻、很复杂的心理过程。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强调必须抓住这些重大史实，并做必要的心理分析，以便呈现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我在前面讲袁世凯的时候，讲到他在清朝灭亡前的最后关头出山，担任了掌握军政大权的内阁总理大臣一职。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因为此前，他本在军机处的要害位置，光绪、西太后死去，醇亲王载沣为其弟光绪帝报仇，把当年背叛光绪的袁世凯赶出军机处，令其“回里养疴”。按常理，袁世凯会怨恨清朝廷，不会在其面临危亡的时候出手相救。但袁世凯追求的是权力，在他看来，这恰是攫取权力的大好机会。所以，他决定出山，接任内阁总理大臣。但是，他南下与革命军作战却又面临一次选择：是一鼓作气，打败革命军，为清王朝还魂续命，做一个有大功之臣，还是做其他的打算。事实上，他是做了其他的打算。这里不再重复。 胡适也可作为一个适当的例子。他一生也曾多次面临在重大历史关头进行抉择的情况，我们这里只将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胡适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他所做的抉择，以及1960年前后在台湾雷震案的风波中胡适所做的抉择，作为实例，加以说明。 先说前一个。 这要从1927年，胡适游历欧美之后，经日本回国一事谈起。胡适于是年4月24日到达日本横滨。当时四一二事变刚刚发生，国内朋友纷纷劝胡适暂不要回国。原来，这时的国内，南方与北方在政治上大异其趣，而对胡适却都取不欢迎的态度。在北方，因为胡适赴欧途经莫斯科时，对苏俄印象颇佳，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颇有赞扬苏俄的词句。这些信在报刊上发表出来，北方认为他有亲俄之嫌。更重要的是，胡适的两个重要的朋友，一个李大钊，一个高仁山，都是共产党，已遭到杀害。而且，在枪杀高仁山的官方报道中还特意把胡适的名字牵扯进去。显然，北方容不下胡适。在南方，国民党人还没有忘记胡适支持陈炯明批评孙中山，以及他进故宫见宣统皇帝和参加善后会议的老账，再加上他的好友丁文江曾为军阀孙传芳做上海总办。但比较起来，南方毕竟比北方要多一点新鲜空气，而且胡适的大部分师友都在南方。所以，胡适在日本停留三个多星期，经过观察、思考，发表一篇拥护蒋介石清共政策的谈话之后，回国到上海暂时定居下来。将近一年的欧美之游，回归祖国之后，胡适发觉，国内政治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国民党正竭尽全力地建立他们的党国体制，没有什么民主，更没有什么人权保障。他们毫不留情地打击异己，“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在此种情况下，胡适相继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几篇文章，相当严厉地批评国民党，结果招致国民党的大力围剿。在与国民党内一些朋友沟通之后，胡适决定暂时熄火停战，并于次年秋冬，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大学教书。 九一八事变为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建立良好关系提供了契机。日本的威胁使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思考如何应对日本侵略的问题。政府、党派、团体，乃至个人都一样。1931年11月，恰好新一届太平洋学会的年会在中国上海举行，胡适以东道国首席代表充任大会主席。在沪期间，国民党人士曾与胡适有接触。当时报纸新闻报道说，蒋介石接见了胡适与丁文江。鲁迅曾以这个新闻为材料对胡适与丁文江大大攻击了一番。实际上并没有蒋介石接见这回事。然而，有迹象表明，曾有国民党官方人士与胡适有所接触，我们从胡适回北平后接到的陈叔通的信可以证实这一点。陈在信中说：“太平洋学会，公速北还，绝无痕迹之好机会，保留独立发言之地位。”可见，接触带有秘密性质，以便保住胡适独立发言之地位。胡适回北平不久，联络社会各界人士组织起“自觉爱国会”的团体，其宗旨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方针很协调。一年后，胡适在武汉与蒋介石见面。从此，胡适与国民党高层之间建立起可以互相沟通的良好关系。从这时起，直到1949年，在对日、对共产党这种大政方针方面，胡适与蒋介石及其政府有基本共识。蒋介石对胡适也很欣赏，很愿意借重他在海内外、特别是在美国的良好声望。 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退居台湾后，由于胡适对蒋介石国民党期望过殷，不时批评国民党的专制行为，引起蒋氏大不满。到1960年因胡适的朋友雷震筹建反对党，蒋介石乘胡适在美国的机会，下令逮捕雷震，加之以“通共”“叛国”的罪名。蒋介石想以此达到双重目的，一则镇压岛内反对势力，二则钳制胡适之类自由主义人士的批评。实际上，胡适曾已预见到蒋介石将要对雷震及其筹建的反对党施以严厉取缔措施，曾多次劝告雷震低调行事。但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自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确定要做“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在大政方针问题上，不与官方立异，但也终不肯放弃独立发言的地位。他在美国，对新闻界，对朋友发言，均强调他可以证实，雷震是“爱国反共人士”。他回到台湾，一下飞机，仍然重复他这句话。后来，雷震被判刑收监，胡适始终未曾去监狱探望。对此，台湾一部分人士，包括胡适所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几位年轻后辈，都表示不满，认为胡适太软弱。其实，根本问题不是强硬与软弱的问题，而是对自由民主的根本信念上，胡适与这些人有所不同。在雷震案爆发前，胡适曾两度谈论自由与容忍的问题，并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认为争自由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自由的力量需要不断地积累，自由与反自由的斗争不是轻易一拼可决的。所以，有时候，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政治哲学其价值如何是另一问题，我们从重大政治关头胡适与政府当局之间的微妙关系，可探知胡适在处理其基本信仰与行为弃取之间做权衡时的心理过程。他始终坚持自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但也不因争取自由民主而与在他看来是唯一尚有可塑余地的统治当局决裂。 五、阶级分析与人物评价 常常有人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观点。这是不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马克思本人曾郑重地指出，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在他之前，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就指出这一点了。他的贡献是在于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我们只谈阶级分析的问题。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许多人不曾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常常把阶级分析抽象化、教条化。往往只追求给一个人戴上“××阶级”的帽子，就满足了。我觉得，阶级分析最重要的是要说明两点：一是在切实把握研究对象的出身、教育、思想及其生平活动的基础上，把人物放到当时社会结构中的适当位置上，呈现出它是属于统治阶级、压迫阶级，还是属于被统治阶级、被压迫阶级；二是在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明确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从而判断这个人物是属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这两点，既是对历史人物做阶级分析的核心内容，也是进行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依据。至于一个人物，是属于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中的哪一个阶层，是属于被统治阶级、被压迫阶级中的哪一个阶层，那是次一层次的问题。自然这一层次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历史是活动的整体，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在活动。所谓历史是各种力量的合力造成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常常有些历史书籍，只写某一种力量的活动，而把其他力量的活动视同无物，或最多只是带上几笔。这样的书写，显然不足以反映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全貌，给人呈现的，像是“半身不遂”的历史。在这样书写的历史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历史中的一部分，或大半部分力量在活动，而其他的力量是僵死的，甚至是基本看不见的。我们应当提倡全光谱地反映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要真实地全面地书写历史的活动。 有人担心，全光谱地书写历史，那些推动历史进步、创造新社会的革命和革新的力量就不突出了。这是历史研究者对自身无力的哀叹。我认为，历史上革命的和革新的社会力量，本来就是最活跃，最富于创造力的力量。只要历史家有眼光、有识力、有才具，应该能够把这种真实的历史再现出来。有人以为，历史上，那些革命和革新的社会力量，是靠历史书写者特别努力，才成为历史中突出显现光彩的，那是极大的谬误。 我强调说，不可把阶级和阶级分析抽象化、教条化，就是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说一个人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他就一定只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人属于被统治阶级，他就一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上许多在各领域做出有益贡献的人物，是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例如思想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即使是统治者本身，其有些作为，也很可能是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反过来，被统治阶级其反压迫的斗争，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其中某些人的某些具体行为，就未必是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如某些农民起义军的过分杀戮行为和破坏历史文化的行为，等等。历史学家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历史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把它写成什么样；历史人物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把他写成什么样。决不能为某种需要而改变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只有真实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只有真实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能提升我们的智慧。只有能从历史中得到智慧的人，才能够更有能力应对未来。 （注释从略） （作者：耿云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