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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张越 主持人语:历史学科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本学科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史学史学科是在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进程中形成的，史学史学科的特点具有在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研究状况与具体成果基础上进行总结、批评、评估、展望的基本特征，那么对史学史学科自身的回顾与反思便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整个历史学科的研究状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中，因历史研究的变化发展而随时生成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断调整史学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及时更新史学史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是史学史研究增续其学科能量、维持其学术峰值的基本保证。同样，回顾与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从其产生建立之时至今是怎样追踪古今史学研究趋势与特点、如何不断完善史学史学科自身的过程，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应《河北学刊》之邀，我主持了这组中国史学史研究专题，参与讨论的各篇论文都是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再审视，各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形成与建立阶段的发展特点作了深入讨论，不仅进一步充实了相关研究，而且也提出了一些与以往看法不尽相同的新见。真诚希望本组专题论文能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初创时期；经典范式；学科建设与发展 再论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 张越 作者简介:张越（1962—），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下的学科在中国史学中逐步发展起来，既有研究对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以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多有论述，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问题再作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创 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时期，是哪位中国学者最早提出“史学史”这个概念的，哪位中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有着比较明确的回答。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部分讲稿连载于同年《改造》杂志第4卷第3、4号，192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副题为“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该书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叙述从史学的产生到清代史学间“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是一篇简要的中国史学史，说明在史学被认定为一门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中的一门学科的前提下，作为历史学学科史的“史学史”概念已经逐渐明确。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授“文化史”，讲稿经整理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书中专有一部分“史学史的做法”，梁启超在此写道：中国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这段话被多数人认定是中国史学史（或者说是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梁启超也被看作是史学史学科的首倡者。 不过，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时期提及“史学史”概念或有意建立发展史学史学科的人并不仅梁启超一位，对于史学史学科首倡者的问题，似不宜一概而论。朱维铮曾说：“依时序，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朱维铮并未言及谁先谁后的“首倡权”，但是这毕竟提示我们，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分别述及中国史学史和提到中国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之前，李大钊也写出了“史学思想史”，具有明确的“史学史”意识。此外，另有学者撰文指出：“朱希祖自1919年起在北大史学系主讲本国史学概论，后更名为中国史学史，讲述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以及历史哲学。”“朱希祖已有了明确的史学史意识，并且认为史学史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此，我们可以将‘史学史’概念提出的时间追溯到1919年。朱希祖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提出‘史学史’的史家，他的《中国史学通论》应该是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讲义。”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简要介绍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数位重要史家的史观和史学思想，虽然其“史学思想史”较早提到了史学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但其讲义并未论及中国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并不直接相关。朱希祖在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已将史学史列为教学科目，“首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应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先生”。不过，一门课程的设立尚不能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建立，就像民国时期的大学课堂上设有西洋史、中国近世史等课程，却不能说中国的世界史、中国近代史学科就已经建立起来一样，“由于处于学科初创阶段，他没有像梁氏那样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也没有给史学史提出清晰的研究轮廓”，他主讲的课程讲义后经补充修订于1944年方以《中国史学通论》为题出版，但那时已有数部中国史学史专著问世，朱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都较有限。 如果再向前追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京都大学先后三次讲授“中国史学史”。第一次是在1914—1915年间，讲授的具体内容不详；第二次是在1919—1921年间，“从古代一直通讲到现代”；第三次是在1925年，讲授的题目是“清朝的史学”。由于内藤湖南授课时不带讲稿，也没有讲义，所以并未留下他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文字著述。当其有意将所讲内容编纂成书时，便将听讲学生的听课笔记进行整理与订正，时间约在1923年。至1925年他讲授“清朝的史学”时，又在此前经他整理的讲义中增补了许多内容。内藤湖南去世后，内藤乾吉（内藤湖南长子）和神田喜一郎二人以内藤湖南曾经整理过的书稿和搜集到的几种当时学生的听课笔记为底本，互相核对补充，终于完成了对这部《中国史学史》（又称《支那史学史》）的整理工作，并于1949年5月由弘文堂出版，后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1953年，杨联陞撰文评论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著作，嘉德纳《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的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的一部”。杨联陞还介绍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称对其评论和内容印象深刻。2008年，旅日中国学者马彪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译成中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尽管如此，从现有材料上看，内藤湖南的这部史学史著作对中国国内的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影响力并不明显。 1920年代前后，先后有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李大钊讲授和编写了史学思想史讲义、梁启超提出史学有独立做史的资格，说明在这个时期中国史家具有“史学史”意识有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建立在中国史学转型即中国史学在逐步接受并适应了现代学术分类后将史学视为一门现代独立学科的基础上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式学堂的纷纷建立、新式教科书的编纂以及主要来自于日本的新的学术分科理念的影响，历史学的学科化意识在中国知识界开始形成，20世纪以后，欧美留学生学成归国所带来的西式学科分类方法在高等院校的专业与课程设置中的实施、高等院校中研究院所（门）的设立、历史学学科化后所延伸出的各断代史和专史等分支学科的明确等，这些变化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学科化进程，正是将历史学视为近代意义的“学科”后，“史学史”概念随之清晰起来。因此，史学史学科的产生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产物，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学科独立直接相关。在相近的时期内，中国史家先后触及并开始了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由此得以建立起来。相比之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对史学史学科的论述、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的设想、对中国史学史基本线索的梳理等，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有着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力。是故，我们依然可以认为，梁启超提出的关于“史学史”的观点，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梁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真正先驱。 二、怎样看待梁启超、金毓黻等“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后人评价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时认为，以梁启超的史学史框架写就的中国史学史著述，很有些史部目录的味道，而那些继承了梁启超的“史学史的做法”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更像是要籍解题。但是，如果细读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写的那部分简要的中国史学史，上述评价恐怕也不一定全面。 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最少要在四个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并按照这四个部分的顺序分别阐述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面貌： 首先，抓住中国史学的特点——史官，“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重点阐述的内容是史官的地位、信史精神和国史馆的设立。 其次，“史家”部分主要叙述历代史著撰述情况，以不同的史书体裁和“二十四史”为主。 再者，“史学的成立及发展”重点介绍了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由这三人的史学建树串联起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并由此论述了“史与道”和“史与文”的关系。 最后，“最近史学的趋势”以介绍当前史学发展为主，并批评了当时史学界过分重视新发现的史料和轻率怀疑古史的风气。 在梁启超提及的中国史学史的四个部分中，第二部分“史家”看上去更像是要籍解题，其他三个部分却并非全然如此。 “史官”现象是中国史学所独具的特点。今人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史官和设馆修史制度是影响中国古代史学走向的关键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亟待全面深入研究的领域。梁启超在当时很敏锐地提出“史官”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并且将“史官”置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的首要位置，就清楚地说明了梁启超对“史官”的重视程度，而他强调的“史官的地位、信史精神和国史馆”也同样是史官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的成立及发展”以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三人为中国史学不同时期的代表，叙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是研究者对中国史学史阶段性发展的认识。以刘、郑、章三人为重点，至今仍为许多人所重视，既不陈旧也未过时。梁启超在这个部分还提出了“史与道”和“史与文”等中国史学史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这都是“要籍解题”所无法涵盖的。 “最近史学的趋势”是彰显史学史研究价值的组成部分。史学史本是一门以评价、综述和反思为主的学科，对以往史学发展的分析及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前史学发展提示经验与教训，而对最近史学发展作及时、有效的总结，还可以为历史学的发展走向及发展趋势提供总结与评估的资源。 由此观之，梁启超的“史学史做法”不乏精辟之见，所谓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特征并不明显。或许是此后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在“细化”梁启超“做法”的过程中，并非能够全然领会梁启超“做法”的全部要义，同时在早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撰述过程中，因研究基础薄弱而不能够均衡表现梁启超的构想，所表现出来的便与史部目录学更为相近了。即使如此，也应当看到，受西式学术分类体系的影响而出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所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2000多年历史的厚重内容，因而就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而言，即使在早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著述中表现出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这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逐步展开，相继出现了数种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国史学史课程在高校开设的更为普遍，目前已知存留相关讲义不下十余种（包括铅印、油印、手写）。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当有数百篇。总的看，在多种中国史学史讲义中，“要籍解题”的倾向较为明显，一些讲义几乎与史学名著提要差别不大，这可能就是时人和后人诟病当时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像要籍解题的原因。但是，这些中国史学史讲义或那些史学概论、通论性质的书中述及的中国史学史，并不一定能够代表当时史学史研究的真正水准。能体现中国史学史研究水平、公开出版并产生有较大影响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当属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以及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商务印书馆在两年间即出版了三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可见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有学者评论说，金、魏、王“三书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史官、史家（史籍）、最近之史学趋势，同为主要内容；魏书将刘知幾、郑樵、章学诚列为专章；金著将刘知幾、章学诚合为一章，也都有迹可寻”。从这几部史学史著作的整体架构和主要内容来看，的确可见梁启超“做法”的影响，然而各部史学史著作并非没有其自身特点。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被公认是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金毓黻称其书“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刘知幾、章学诚讨论过的问题和梁启超规定的史学史框架，均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中有着明显的反映，而且作为早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文本，金著不乏许多独到之处。 金著把魏晋至唐宋以来的史籍分私家修史和设馆修史两大类来叙述，后者是该著精彩部分之一。梁启超意在突出“史官的精神与史官地位的尊严”，金著更重视对历代史官制度兴废沿革的考证与阐述。金著有“古代史官概述”（第一章）和“汉以后之史官制度”（第五章）两部分，著者以其深厚的考证功力，把中国史官和史官制度作为古代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作了较为系统地梳理。与梁启超观点不同的是，金氏认为，古代史官“职司记事，位非甚崇”。即史官的地位并不高，并非如梁启超所说得那样“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梁启超的“做法”中对于官修史书几乎未予提及，明显轻视官修史书，金著则在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中专门论述官修史书。梁启超极为看重郑樵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金氏却认为“近人或推郑樵，以为可与刘、章鼎足而三，吾谓非其伦也”。在金著中，郑樵及其《通志》只是作为第七章“唐宋以来私修诸史”中“纪传体之正史别史”类的“总辑之史”中的代表。金氏认为，郑樵的《通志》只是仿南梁武帝的《通史》而作，郑氏强调的“会通”，只是形式上的会通诸史而已。至于备受好评的《通志·二十略》，金氏的看法是：“郑氏之初意，本欲镕铸群言，自成一家，而载笔之时，力不副心，不仅纪、传、世家、载记，全抄著史，无所裁剪，即其所极意经营之《二十略》，亦不免直录旧典，而惮于改作。今读其序文所云云，徒见其好为大言，而有名不副实之疑。” 以上择取梁启超、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的不同观点之处，虽多属见仁见智之说，却可说明后者并非简单地因袭前者。就“史官”而言，金著大大扩充和丰富了梁启超“做法”的框架与内容，金氏的研究使中国史官制度史初具雏形，构成金著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之一。就“史家”而言，金氏更强调古代史家群体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不是仅仅突出刘知幾和章学诚。金著虽对于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理论着墨甚多，却不认为郑樵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梁启超所说的高度。金著末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对20世纪开始后的三四十年间史学状况的认识，见解独到，评价犀利，充分体现了著者独具慧眼和卓见。此外，金氏在《中国史学史》中善于用“表”，自言：“不悟表之为用，便于记载琐细，凡本纪、列传所不能尽载，而又不忍遗弃者，惟有佐之以表，乃足以宏其用。唐宋以下诸史，大抵有表。”并说明表的应用“有裨研史”。金著共计列表22个，对史学史的记述有重要辅助作用。作为近代中国史学中第一位系统撰著中国史学史专著的学者之一，金氏在实践梁启超中国史学史“很可以独立著作”的设想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他本人对中国史学史的认知与见识。 金著之外，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和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二书亦能体现出作者的“别识新裁”。魏著分上、下两编，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论述中国史学史：上编专论中国史学之特点与价值、史籍之位置与类别、史官之建置与职守；下编述及远古至民国诸时代的史学发展，并强调“尤注意史学家之史学理论与方法”。梁启超的“做法”提出了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和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部分，其中的史官和史家是史学史中的题中之义（史官是中国史学的独特部分，亦可归于史家中），史学的成立和发展以及最近史学的趋势是史学之“史”，梁启超将这四个部分平行列于史学史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在重点表述史家史书与纵向阐述史学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突出史家和史书，就会影响到对史学发展过程的纵向展示；强调史学之“史”，又会削弱史家和史书在史学史中起到的核心作用；两者同时兼顾，又不免重复之处。金毓黻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致使其《中国史学史》在结构安排上显得不甚清晰：将史官制度、设馆修史、私家修史分阶段先后叙述，中间加入司马迁和班固、刘知幾和章学诚。显然，他试图平衡中国史学史中的官修史书、私人撰述、最具影响力史家、史学发展过程四者的位置，但效果并不理想。魏应麒在其书中的上编以分专题的方式横向论述中国史学的“特质与价值”、史书的特点和史官建置等问题，在下编分述古代史学、两汉史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隋唐史学、五代宋史学、元明清史学、民国以来史学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发展情况，不失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之一。此外，魏著对一些专题的讨论，如五德三统说下之历史观及其影响、正统僭伪之见、史评之兴起、史识问题等，均可看出作者的问题意识。 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远宗梁先生（启超）之大义，而略为去取，以求研述之方便。借金先生（毓黻）搜罗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之史观大义，而成一新系列”。可见该书受梁启超、金毓黻的影响很大。王著大致依照梁启超的“做法”谋篇布局，有“史官”、“史籍名著述评”、“史体”、“史学之新趋势”诸章。唯“历史哲学”一章，述及中国历史上的五德终始说、三正三统论、皇极经世论、三世说、神权史观、垂训借鉴史观、科学史观等，“均一一加以叙及借明吾国史学观念发展之大势”，所论虽不乏牵强之处，但至少表现出了对梁启超“做法”的某种突破。 综上可知，我们不宜简单地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撰述就是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也不应绝对断言，早期的几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就是沿用梁启超的“史学史做法”而少有新意。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旨趣再分析 1947年，齐思和发表对金著《中国史学史》的书评，文章说：“抑吾人犹觉美中不足者，书名史学，自宜论其体裁之得失，编次之良否，态度之偏正，考订之精粗，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进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此后，批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著作太过注重史家 “故实”和史书“编纂经过”的声音一直存在着，看上去那几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似乎仅针对史家、史官、史书以及史书体裁。且不说以史家史书等为中国史学史主要研究内容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时期的必经阶段，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并非局限于此，其中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理念就很有特点。 1935年9月7日，蒙文通在致柳诒徵信中说，“秋初学年开始定课，遂不揣浅妄，拟授中国史学史一门”。由此可知，蒙文通在此时已经着手于中国史学史的课程讲授和讲义编写。1930—1950年代，蒙文通在多所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其讲义的部分内容陆续在《重光月刊》《图书集刊》《华文月刊》《国论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蒙文通治史学史的理念与上述几位有很大不同，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于此三段欲稍详，余则较略”。只看重春秋、东晋南朝和两宋这三个时期是中国史学最发达的时期。 第二，“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衰而史学亦衰”。即把史学发展变化的缘由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视哲学的兴衰为史学兴衰的原因。蒙文通推重中国史学发展中春秋、六朝、两宋这三个时期，其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间有能者，而未蔚成风气，偶焉特出之才，不能据以言一代之学。子长、子玄、永叔、君实、渔仲，誉者或嫌稍过，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业而观其先后消息之故，不乐为一二人作注脚也”。直言不认为个别著名史家的建树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史学的特点或趋向。 第四，“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并于一途也”。明言自己的史学史观点“与人异趣”、“大与世殊”。 对此，金毓黻有针对性评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1938年基本完稿，对中国史学史已颇有心得。1940年看到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在日记中言及自己的意见：“蒙君治史盖由经学入，其治经学，更以《公》、《毂》为本柢，故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而非治史之方法。”先指出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重在义理，而非方法，然后质疑蒙文通这样的研究旨趣所造成的后果是：“晚周、六朝、两宋皆为吾国学术思想隆盛之期。然晚周诸子，不见有自撰之史；六朝时撰史之风极盛，而亡佚其十九；两宋时期史著具在，然多不属谈理之彦。”即蒙文通所谓中国史学的三个兴盛时期，从史学发展本身来看，或尚未形成史学雏形，或少有史书存留，或看不到明显的义理史学，此三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与其解释的并不相符，于是造成了“蒙君所著，盖取先秦诸子、六朝群彦之谈言微中有涉于史学者，一一摭而取之。其于两宋则以金华、永嘉诸派之学说采摭最备。然诸派中惟东莱能撰史，诸人不过论说之而已。至刘知幾最为能通史法者，而蒙君则不之及，盖其意之所重不在此也”。 可见，蒙文通所强调的“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迹亦废”，在金毓黻看来并非如此，这也是金毓黻批评的“蒙君治史盖由经学入”、“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而非治史之方法”的缘由。据蒙文通治史学史之旨趣，让金毓黻不能接受的后果是：“晚周诸子，不见有自撰之史。六朝时撰史之风极盛，而亡佚其十九。两宋时期史著具在，然多不属谈理之彦。”这还是史学史么？金毓黻的基本看法是，“愚谓能自撰一史者，乃得谓之通史学，否则高语撰合，鄙视记注，则成家之作必少”。他反诘蒙文通：“还以质之蒙君，以为然乎，否乎？”问题表现得十分明确：史学史究竟是史学编纂（或治史方法）之史，还是史学观念之史？ 梁启超、金毓黻等学者即是在视史学为现代学科的“科学”门类之一的前提下回顾中国史学发展进程，意识到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并撰写中国史学史的。他们属意从传统学术中撷取作为现代学科意识的“史学”内容条分缕析，从经、史、子、集中概括出“历史学科”所规定的“史学”编纂为史学史，史家、史书、史官自然是中国史学史的主干，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史学史的脉络，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郑樵，刘知幾、章学诚等著名史家及其史著是中国史学史的重点。蒙文通更在意“研史之义理”，在他眼中，哲学（经学）、先秦诸子、“名理”、“义理”、史识等才是影响史学发展的内在原因，撰写中国史学史应重点关注的也正是史家史书背后的思想脉络，史学观念史才是中国史学史的主线。因此，春秋、六朝、两宋是蒙文通眼中的史学兴盛期，无论是“子长、子玄、永叔、君实、渔仲”，还是梁启超的“史学史的做法”，蒙文通都不愿为其“作注脚”，即使“与人异趣”、“大与世殊”，也不在意。 蒙文通的史学史著述意识，某种程度上是对梁、金史学史模式中所存缺失的完善，然而蒙文通过分看重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经学、义理、名教等理念对史学发展走向产生的作用，以至于多少影响到了对现代史学“学科”性质的新认知，忽略了史学的载体仍旧是史家、史书本身这一基本事实，难免会被金毓黻诘问“高语撰合”、“成家之作必少”者如何能成为一代史学的担当？ 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一直未能完整成书刊行于世，故影响有限。然蒙文通携其史学史讲义在一二十年间任教于多所高校，受其业者当不在少数，其潜在影响亦难预料。无论如何，蒙文通的史学史理念丰富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模式。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早期阶段，在梁启超、金毓黻等的中国史学史书写得到更多认同的情况下，尚有蒙文通式的史学史研究意识与之并存，这不能不说是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学术见解。自那时起，若将目光下延至大半个世纪之后的21世纪以来，若干史学史研究硕彦纷纷强调史学观念史之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例如，朱维铮认为，“史学史不应该只是既往史学的批评史，却更不可以变成单纯的历史编纂史”，史学史的结构之一“当为历史观念史”。汪荣祖强调，史学史研究应“注重研究历史学家如何思考问题，他的宇宙观，对当时社会的观感”，需要从文献材料中“提炼史学思想、史学思维”。因此之故，仅以史家、史书式的书写模式概括不同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或许低估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期的研究实效与成绩。 中国史学史经典范式的传承、演变及创新 ——重读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 朱洪斌 作者简介:朱洪斌（1972—），男，江苏苏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学术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 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及发展历程来看，1920—1940年代是发轫期，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是学科理论趋于深化的时期，1980年代以后则是走向全面繁荣的阶段。1980年代初，在回顾早期各种史学史专著时，白寿彝专门表彰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认为二书“有较厚的功力”，“都受到梁启超的较大影响”。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于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刊行后，陆续有学者针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发表评论。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总结、反思史学史的发展史，对《史稿》的学术贡献及不足作了进一步剖析。与刘节在20世纪中国古史、学术思想史及史学史等领域的具体建树相比，史学界既有的认识和研究仍显得不够充分。《刘节文集》、《刘节日记》、《刘节文存》等新材料的涌现，为推进刘节学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有学者即指出，“刘节史学思想的内涵及其独特价值仍有继续挖掘的空间”。《史稿》的一大特色是对历史哲学或史学思想的高度重视，虽撰于1950年代，却与刘节抗战时期的学术思想及活动有极密切的关联。刘节的古史体系、历史哲学大都形成于抗战末期，这对其中国史学史研究，乃至《史稿》的体系建构皆有深刻的影响。《史稿》部分内容的修改，则折射出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史学史理论探讨的回响。尽管是“未定之稿”，但在中国史学史经典范式的传承、演变及创新方面却有其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 一 刘节（1901—1977），早年以先秦史研究著称，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古地理学、古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造诣颇深。194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成为刘节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史学史则是其晚年苦心经营的学术领域。《史稿》的孕育与撰写，与刘节治学的思想背景、治史旨趣及风格的演变息息相关。 据1952年刘节所写的《自我检讨》，他年轻时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疑古”观的刺激，隐约有打破伪古史的志向。1926—1928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之际，感受梁启超、王国维、梁潄溟、陈寅恪诸导师的魅力，萌发“在学问上建立体系”的雄心壮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他极受震撼，意识到重建古代社会离不开西方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刘节认为，顾颉刚的疑古虽有廓清迷雾之功，但多为破坏性的工作，而他则立志于做建设性的工作——“建立一套科学的实证的古代史”。这一段珍贵的自述，实为解读刘节治史脉络的绝佳材料。 《〈洪范〉疏证》《好大王碑考释》二文是刘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撰写的毕业论文，也是其早期治史的代表作。《〈洪范〉疏证》援引中外《尚书》学者的意见，疏通发明经文章句，推翻《洪范》作于殷周之际的旧说，推定其为战国末年“阴阳五行家托古之说”。该文的思路，显然与“疑古辨伪”之风相契。《好大王碑考释》以中、韩、日三国史籍与高句丽好太王的纪功碑相互释证，考订碑文所涉地名，纠正旧籍记载之讹谬。该文循“以碑证史”的路径，所论不过一通碑铭，却牵掣古代东北亚诸民族王朝的兴衰史事，创获甚多，风格酷似王国维的史学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刘节虽为梁启超的弟子，但治史旨趣及方法明显受王国维、顾颉刚的影响更大。 在盛极一时的“古史辨”运动中，活跃着不少梁启超、王国维在清华培养的弟子。《古史辨》共计七册，不仅收入王国维、梁启超的文章，还包括余永梁、杨筠如、程憬、高亨、吴其昌、刘盼遂、姚名达、刘节、罗根泽、门启明等10位学子的作品。陈梦家总结卜辞研究史时，列举出不少清华学子的专长，“王氏的学生如程憬之对于古代社会，刘盼遂之于庙制，吴其昌之于祭祀和注释《前编》，余永梁、戴家祥、徐中舒之于文字，周传儒、朱芳圃之于总述”。严格地说，程憬、吴其昌、周传儒乃是梁启超名下的研究生，其余五人则直接师承王国维。可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人群体是构成“古史辨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1930年8月，刘节经吴其昌引荐，赴燕京大学与顾颉刚会晤订交。据刘节的记述，顾氏“一见便引为同道”。后顾氏向远在河南大学执教的刘节寄送《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刘节为之击节赞赏，认为顾颉刚抓住了今古文之争的核心，有力地揭破了伪古史的政治思想背景，他自忖在传世文献的考辨方面难以争锋，于是转向做甲骨文、金文研究。1931—1935年，刘节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潜心于金石学研究和撰述，所作皆属于运用二重证据法的专题研究。同时，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负责史部金石类、子部谱录类的提要纂修。此外，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史学评论，包括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知名论著。 1934年，刘节应顾颉刚约请为《古史辨》第5册作序，他以“古史辨派”的口吻抨击针对古史辨的各种非议，积极捍卫“疑古运动”的科学价值，并系统地提出自己的重建古史计划。他认为，古史重建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整理旧史中的系统；另一方面要从新得的资料中做成新史的骨干。”前者无疑是指顾颉刚等疑古学者，后者则指郭沫若、徐中舒、刘节等学者。由于传世文献的不足，“向殷墟书契同两周金文开拓出新境界”，已是古史研究者“唯一的办法”。在研究方法上，他重申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看法，历史研究包括两层工作：“第一步是考订史料，纯粹的是科学方法；第二步是论次史迹，于是产生所谓历史方法了。”所谓“科学方法”，是五四时期学界巨擘胡适、梁启超津津乐道的治史方法，亦即英国哲学家培根揭示的获取真正知识的逻辑工具——科学归纳法。归纳实乃形式逻辑的方法，仅能确认个别的孤立的史事，“尚未脱离考证家之立场”。“论次史迹”，则需要史家调动主观因素，选择及编排史料，建立史事之间有意义的联系，因此历史与文学、哲学有密切之关系。历史学家既要探索历史方法，也要“自创历史哲学”，意即构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就研究方向而言，他一口气提出十项具体的研究课题，包括年历、地理、氏族、语言文字、民俗、社会组织、政制、学术思想、工艺、文学十篇，作为构建新古史系统的基础。 在刘节看来，“疑古运动”已摧毁了上古史神话传说的旧系统，唯有重建新古史的两大骨干——史料与理论，才能建立起科学方法和意义上的上古史体系。前者是取法王国维的治学经验，从甲骨文、金文中发掘真实可信的史料；后者则是借鉴郭沫若的路径，“利用西方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之原理，以为新上古史之骨干”。刘节重建古史的规划，涉及史学理论及方法、史料观、问题意识等一系列新的认识，这表明他已由侧重考据的学者转变为一位现代史学家。他的这些认识，以及随后在古史研究及历史哲学领域的探索，皆足以揭示一个普遍的趋势，即随着“古史辨”运动、社会史论战的风起云涌，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向日益凸显，中国的现代史学取得日益进步的基石。 1939年初，刘节逃离沦陷区在中央大学等校从事研究工作。1940年秋定居重庆，开始潜心于古史体系与历史哲学之建构。在古史领域内，他陆续撰成《释彝》《夷狄与戎狄》《汉族源流初探》《诗经中古史资料考释》《中国古代氏族社会之分布及其关系》等文，围绕古代氏族的图腾、氏族的流衍分布与迁徙、氏族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其最终成果集中体现于1943年完成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一书。翌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评选第三届“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历史类一等奖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二等奖为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该书是刘节重建古史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借鉴摩尔根《古代社会》、罗维《初民社会》、穆勒利尔《家族论》等西方著作，综合运用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从族群流动与文明融合的角度入手，深入探索中国上古社会的发展规律。有的研究者引述1952年刘节自填的履历表，指出该书论证了“中国古代的图腾社会发展为有姓氏制度的城邦，再由有姓氏的奴隶社会发展为初期封建社会”的经过。不过，该书并未出现“奴隶社会”、“初期封建社会”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念，通篇运用的是“图腾制度”、“氏族制度”、“宗族制度”等人类学范畴，显然履历表的内容是1950年代初刘节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重新表述。 就研究旨趣、对象及方法论而言，该书与梁启超晚年的新史学构想不无呼应之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涉及22个项目的研究提纲，涵盖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并归结为“民族文化史学”的四大主干。梁氏理想中的新史学，不仅要完整地描述民族文化演变的过程、特质，还要揭示它与域内外民族的关系以及在世界文化史上的价值。就方法而言，新史学家既要汲取西方的理论资源，又要从中国历史的自身发展中去把握其规律及阶段性。刘节在《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自序》中申明其宗旨为：“站在民族文化的观点上研究上古史。”强调此书是选用西方人类学的概念工具，包括“种族”、“民族”、“宗族”、“氏族”、“部族”等，要依据“我们自己的史料”，“归纳出各种正确底意义”，“若用中国的史料勉强凑搭上去，很不合适”。他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亦复如是：“我们只可用人家研究历史的方法来作参考，而最紧要的还是从中国历史上自己勾稽出一种历史方法论来，那才是真正的办法。”其治史态度及精神，与梁启超的史学追求，若合符节。 饶有深意的是，当刘节转入古史体系建构之际，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愈加凸显。摆脱考据学窠臼的刘节，一方面遵循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广泛汲取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与史学理论。1939年9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之世治史者多偏于考订，其方法虽渐趋精密，而应用科学上种种方法每不能悉有准备，识者诟病，讥为琐碎，亦自有因。”所谓“应用科学上种种方法”，即指与历史学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对于考据学风的讥嘲，也呼应了梁启超对于新考证学所下的针砭——“病的形态”。在建构古史体系以外，他继承梁氏新史学的理论思考，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是《历史论》、《历史上的两种法则》二文，后收入论文集《历史论》（正中书局1948年版）。 概而言之，刘节所建构的史学理论，其思想资源颇为多元，既有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的、科学的历史观念，又有19世纪中叶以后欧美新史学的一些趋向，同时还包含中国传统思想及史学的价值倾向。最关键的因素是，他对于历史本身、历史学的性质、史学价值及意义、史学方法、史家标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认识。在历史本体论方面，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两种法则：一是以理性做基础的自然法则；二是以欲望做基础的人为法则。两种法则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就是一部促进人为法则使之切合于自然法则的历史”。人为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统一，就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坚持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的进步史观，“历史是人类进化的历程，其趋势是理性逐渐能宰制蛮性的经过”，这就是历史的本质。从人类理性的进步论证人类历史终将抵达理想世界，这是欧洲启蒙时代所确立的时代精神，也是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论》《历史上的两种法则》既可以说是刘节的历史哲学，也可以说是他的道德哲学。关于历史学的性质，他指出，“历史是说明人的文化及其演变过程底学问”，并详细论证了历史学与科学、艺术的亲缘关系，认为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更是哲学，这是刘节史学理论的核心。作为全才的历史家，既要有科学家式的分析头脑，也要有艺术家式的表现能力。同时，应该有自己的哲学系统，“从这套系统以内产生一种历史上的独到见解”，“从史实中看出人类文化演进的原则”，使其有益于社会、人生的进步。 《历史论》有关方法论的内容，大体仍是源自梁启超。此外，还大量参考法国史学家施亨利《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1930年）、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1928年）二书。19世纪西方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是将兰克史学的考证方法与实证主义史学确定史实的第一阶段结合起来的产物”，以兰克史学为治史楷模。刘节在大学时期浸淫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他所服膺的并非兰克一派的史学模式，而是既注重确定事实又强调发现因果规律的孔德式的实证主义史学模式；并且重视以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背景，把握人类历史的整体结构与演变原理，扩大历史的解释功能。他在谈及“排比史料”的方法时指出，一方面要借助于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要点和骨干，“支配这许多史料，使之适合于史学家自己的史意”；另一方面，“应当注意旧史家用什么方法类聚许多史料，而把它次第叙述出来”。前者明显受到以文化史学为标志的欧美新史学运动的影响，后者则是要总结传统史学的方法。对刘节而言，创建中国的新史学，“不止要继承中国史学界的旧成绩，还要取法西洋十九世纪以后的新史学，以改进我们的史学界”。他以冯友兰“接着讲”的思想路径，对旧范畴做创新性的阐发。如对“史家三长”的诠释：“前人谓史家应具才、学、识三种技能不可，以今人之说解之，学当为搜讨史料、考订史料之科学，识当为论史迹之哲学观点，而才即为叙述历史之特别能力。”才、学、识并重，科学、哲学、艺术贯通，这一阐释来自他对历史学性质的认知。在《历史论》第三节“历史学发展之三阶段”中，他借鉴孔德关于“人类知识发达的三阶段法则”，从史书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演变作了历史哲学式的鸟瞰。分析策略与朱谦之类似。他很重视学术史在推动学术进步上的作用，“每种学术史都能够就每一门学问之演进程序作很扼要的叙述”；在总结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学者能用思考获得这种新的智慧，以造成继往开来的地位”。可以说，1940年代刘节所致力的历史哲学探索已经广泛触及传统史学的价值、范畴、方法及其演变趋向等问题，从会通中西的历史哲学思辨到学术专史的梳理及撰述，其研治中国史学史的路径已呼之欲出。 二 1946年，刘节转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1955年，兼任历史系主任。《史稿》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节在中山大学授课的讲稿，后经门人曾庆鉴、林道南、刘继章等整理出版。关于这份讲稿，整理者在是书《说明》中交代：“《中国史学史稿》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刘节（1901—1977）教授的遗稿，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多年教课的讲稿。初稿写成于1955年，后来又作过多次补充和修改。”这一说明被许多论著沿袭，成为通行的看法。刘秀俊据此推论说：“其初稿也大约成于1955年左右，其组织体系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体现了作者在中国史学史问题上的独特看法。”195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在转入国家与社会、思想与文化的重建时期的同时，在教育学术领域不断掀起一波波的政治思想运动，政治文化生态严重制约和左右了史学家的学术活动。因此，关于刘节撰写讲稿的时间，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 这里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即刘节开设的课程名称及具体时间。据《史稿》整理者之一刘继章的回忆：“广州解放之初，我刚上四年级。这个学年的上课时间特别短：一九五〇年一月中旬才开始上四年级上学期的课，六月底就是下学期结束，中间还包括了大约半个月的寒假，因此，刘老师所开的《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的内容，无法讲完。后来，刘老师给下一届同学开这门课时，就通知我回校一起听课。使我能听完这门功课的内容。”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一举渡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南、西南挺进。9、10月间，发起解放广州的战役。受战事影响，中山大学宣布停课，1950年1月恢复正常教学，补上1949—1950学年的上学期课程。按刘继章的说法，1949年刘节在中山大学已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因时局动荡，延至1950年初才正式授课。李锦全、曾庆鉴、刘继章联名发表的《刘节传略》称1950年以后，刘节“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古代史学史》二门课”。1955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姜伯勤，说他于1957年“选读了刘节先生开的选修课《中国史学史》”。1957年陈其泰进入中山大学，后于1962年报考刘节“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据他回忆说，刘节“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结合《刘节日记》的记载，1950年后他所开课程的全称，与陈其泰所说的一致，似应为“史料学与史学史”。“中国史学史”或“中国古代史学史”，仅是课程的部分内容而已。 现存《刘节日记》缺失甚多，1950、1951、1955、1959年的记载尽数遗失。1952年1月29日、30日的日记有：“晚出史料目录学试题”。所谓“史料目录学”，即“史料学与史学史”一课的前半部分。1956、1957年的日记，始有撰写“史料学与史学史”讲义的详尽记载。1956年1月4日：“晚写史料学稿”；6日：“下午写史料学”。此后，刘节应中科院的邀请，中断讲稿的写作，全力修改《西周的社会性质》一文。迄于4月中旬，修改结束。《刘节日记》4月14日载：“校阅《西周社会性质》一过。”16日：“下午作函寄郭沫若、尚钺、尹达，并将《西周的社会性质》寄科学院。”修改《西周的社会性质》一文，显然是应郭沫若等人的要求，撰文参加古史分期的讨论。 从4月25日开始，刘节恢复讲稿的撰写，当日日记载：“上午……草史料学及史学史。”此后至5、6月间始终忙于这一工作。6月25日载：“上午草史料学毕。”6月29日至7月20日，刘节离开广州，赴北京参加审定教学大纲会议，讲义撰写再次中断。8月1、2日的日记中有“整理史料学”的记载；14日：“审阅史料学毕”。综合以上内容，讲稿第一部分“史料学讲义”，应从1956年1月4日开始撰写，6月25日基本完稿，至8月14日定稿，中间因故停顿二次。 又据刘节日记的记载，1956—1957学年，刘节每周上两次“史料学与史学史”课程“。在授课之余，几乎连续不断地接续撰写讲稿的史学史部分。兹摘录日记中透露关键信息的内容，并稍作考释，这对于了解《史稿》的写作过程颇有裨益。 1956年8月17日：“上午草史学史。”（引者按：首次出现“史学史”讲稿的名称。） 8月18日：“下午填写‘史料学与史学史’本学期日历。”（引者按：课程名称确为“史料学与史学史”。） 9月3日：“上午草史学史两页。下午上史料学与史学史课。”（引者按：出现课程名称。） 9月17日：“上午计划史学史第七章。”（引者按：即《史稿》七、魏晋南北朝史学概观。） 10月15日：“上午准备写史学史第八章。”（引者按：即《史稿》八、文学、玄学与史学。） 10月30日：“上午草史学史第八章竟。” 11月10日，“上午草史学史，迄晚第九章完成。”（引者按：即《史稿》九、隋唐五代史学概观。） 12月30日，“上午草史学史第九章毕。”（引者按：“第九章”疑为“第十章”之误。《史稿》十、刘知幾的史学。） 1957年1月27日：“上午草史学史十一章竟。”（引者按：即《史稿》十一、两宋史学概观。） 3月7日：“晚阅书，准备写元明史学概观。”（引者按：即《史稿》十五、辽金元明史学概观。） 3月27日：“计划写王船山史学。”（引者按：即《史稿》十六、王夫之的史论。） 4月5日：“写毕王船山史学。” 4月16日：“草史学史第七章毕。”（引者按：“七”字前疑脱“十”字。即《史稿》十七、《明史》修订的经过。） 5月11日：“下午草史学史十八章毕。”（引者按：即《史稿》十八、清代史学概观。） 7月1日：“上午起草史学史第十九章《章学诚的史学》。”（引者按：即《史稿》十九、章学诚的史学。） 7月9日：“上午草史学史第十九章毕。” 10月17日：“下午改讲稿付印。” 10月22日：“晚校改讲义油印纸。” 以上节录的文字，清晰地勾勒出史学史讲稿撰写的过程，无疑是解决《史稿》撰写时间的重要依据。从1956年8月17日刘节开始起草讲义，至1957年10月17日讲义油印，所撰写的内容与《史稿》章次对比，缺前六章、第十二至十四章，其他十章的次序完全吻合。所缺九章，或如《史稿》整理者所言撰于1955年，也不排除1950年代初已有部分讲义；但就全部讲义的初稿而言，则是完成于1957年。 1957—1958学年，刘节对初稿进行不断的补充、修改，日记中常有“校讲稿”、“写讲稿”、“草讲稿”的文字。讲义初稿有十九章，与《史稿》章次相合，但据1961年《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刊载的刘节《中国史料学与史学史》讲义目次，十九章之后还有三章：经学、小学与史学；新史料与新史学；结论。日记中有相关记载，可以与之印证。1958年4月25日，“计划写经学、小学与史学一部分讲义”；4月27日，“下午计划草经学、小学与史学”。仅有“计划”，可能并未完成。5月11日载：“校改讲稿付印”。这是讲稿修订后的第二次油印。讲稿未能如期续完，跟时代的政治变局有直接的关系。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史学革命”，尤其在后一场运动中，他作为陈寅恪的徒子徒孙，又一贯坚持所谓“唯心论”，“受到解放以来最猛烈的批判”。1958年初，人民出版社向刘节预约史学史书稿，4月13日日记载：“上午写自我检讨，至晚完成……今日作函寄北京人民出版社预约史学史稿。”7月20日，“下午寄人民出版社讲义”。所寄讲义应为第二次的油印稿。4月、7月，恰是中山大学批判刘节高潮迭起之际，他不断地应付校内的各种批判，忙于撰写检讨，不仅所缺的三章无法完成，甚至连寄出的讲义在当时也绝无出版的可能。 三 值得补充的是，刘节于1950年代初开始的史学史讲授及研究，与早期史学史的传统存在紧密而直接的联系。这主要体现在：首先，以史籍目录学或史料目录学为线索，整理丰富的史籍遗产。其次，重视汲取前一阶段史学史家的研究成果。此外，最重要的是他继承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致力于沟通中外史学理论，自创历史哲学体系，故其史学史意识与多数史学史家有所不同。 当时的史学史专著，除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以外，大都依循史部目录学或史料目录学的路径，以传统史籍的分化发展，阐明旧史学演进的路径。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史家一样，刘节在史籍（史料）目录学方面也下了一番功夫。1939年7月底，他应徐中舒之邀，赴成都四川大学演讲“史料目录学”。据《刘节日记》记载，该讲稿包括三节：史料搜集之标准；史料搜集之方法；史料目录之进步。此讲仍是依据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关于史料的分类、搜集及鉴别的论述。对于这份讲稿，刘节自觉“颇有新意”，“于此学上皆为得一新见解，以后由此扩充可成一新学说也”。前文已谈及，刘节撰写的“史料学与史学史”讲义，第一部分是“史料学”，包括七节：（1）叙言史料的意义和价值；（2）史料搜集的标准和范围；（3）史料搜集的方法；（4）史料的分类和编纂；（5）史料的目录；（6）史料的考订；（7）有关史料学的其他学科。后稿明显脱胎于前稿。从史籍（史料）目录学入手，实为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普遍路数。刘节的讲义，可反映出这一流行趋势。由于《史稿》删去“史料学”部分，反而使这种联系隐晦不明。 发轫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学史家，如梁启超、金毓黻、朱希祖、蒙文通等，刘节或是亲炙受教，或有频繁的往还，这些构成其史学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背景。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成都，与朱希祖、金毓黻、蒙文通等史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9年2月24日，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执教的金毓黻，携其《中国史学史》稿来访，刘节在日记中流露出钦佩之意，“至十点半，金静庵氏（引者注：金毓黻，字静庵）来访，携来所著《中国史学史讲义》一部。读之甚为高兴。此书前何柏丞（引者注：何炳松，字柏丞）先生久欲草作，至今未成，人事匆匆，何先生现任暨大校长，更无晷及此矣。而金氏此稿搜集颇富，草创之作，甚不易也”。刘节《史稿》直接援引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多达七处，多数为利用金著关于史籍、史官的研究结论，如“古代史官与史学”一章，采用金著资料，制作《古代史官表》；在“隋唐五代史学概观”一章中，叙述《旧唐书》时说：“按《旧唐书》之纂辑工作，赵莹实主其事，此事金毓黻《史学史》已详论之，不具述。”唯有一处与金毓黻立异，金著否认有浙东学派、浙东史学，刘节认为“这也是不公平的”。《史稿》援引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有二处：一是引用朱希祖关于史官分历史官之史、书记官之史的观点，认为这一区分“确实得到合于事实的说明”，但称中国古代无专职历史官，“仍未十分正确”；二是引用朱希祖《汉十二著纪考》，此文为《中国史学通论》之附录。此外，《史稿》大量引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学术史》的观点。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中国史学史的发轫阶段，梁启超、金毓黻奠定了“史学之史”的经典范式。依杨翼骧的说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就是一篇简明的中国史学史”。该章先述中国史学的起源，然后依据史部目录的分类，选择各种主要体裁的代表性史著，以现代史学观念详加评述。其框架、立意与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相似，皆属于“史部目录学”式的史学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对于“史学史的做法”作出新的构想，提出史学史至少要讨论四项内容：史官、史家、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若细究梁氏的具体论述，论史官，是分析中国史学的起源问题；论史家，则是依时代先后，评论历代的史家及其史著，隐含了史学史分期的雏形；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乃着重讨论传统的史学理论及历史观念，梁氏认为，一门学问之成立是以其理论成熟为标志的；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是批判当下日趋琐碎的治史风气。综括来说，梁启超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学如何“自成一家”，如何在人文学术系统中独立和发展起来的。质言之，就是采取学术史的视野，是一种“学科史”式的史学史。在梁氏驳杂的论述中，还零星地涉及一些后学者所致力的领域，譬如中外史学比较、史学发展的社会机制、史学思想与历史思想等等。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依梁氏的思路，安排“史学之史”的内容框架。如瞿林东指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一书，在整体内容的安排上受梁启超的启发，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但据金氏的看法：“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史籍是联系史家与史学的纽带，也是史学演进的重要载体，因此他认为，“历代史学之成立发展变迁进化，皆一寓于所述史籍之中”。这一思路主要来自章学诚，他在《中国史学史》初版《导言》中称道章氏“欲借乙部之典籍，明史学之源流”。换言之，即是依据史籍、史体谈史学之演进。金著所征材料翔实，考辨精细，但大都限于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方面，就揭示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丰富内涵来说，较之于梁启超原有的构想，其实大有削弱。齐思和批判该书说：“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编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白寿彝认为，“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齐、白二者的批评，真能切中要害。“史学之义，似尤未尽”一语，尤其发人深省。 杨翼骧在回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时，曾特别提及抗战胜利以后，他与某位既从事文学、也从事哲学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杨氏询问：“史学史算不算学问？”这位学者的意思归结为一句话：“史学史是学问，但现在学者们的研究不算学问。”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当时流行的史学史著作，“大都是着重于叙述史书编纂的经过和方法，介绍史书的内容与价值”；“史学史应当是一门学问，要以历史哲学为主要线索，把历代有关史学的著作和言论贯穿起来，说明其对于社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番议论的背后，分明有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踪影。这也说明，在1940年代后期已有不少学者对于偏重历史编纂学、“史部目录学”式的史学史有所反省及反思。 从“史学史的做法”来看，《史稿》较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许多方面是真正继承和发挥了梁启超的史学史构想，即建立一门学科史意义上的史学史。几乎无人注意的是，现有的《史稿·叙论》并非1957、1958年两次油印的旧稿，而是在经历多次批判和1960年代初史学史基本理论讨论兴起以后，刘节另行撰写、刊于1962年《文汇报》的一篇新作《谈史料学和史学史》。据1959年刘节的检讨文字，旧稿《叙论》“采用了我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历史论》中的讲法，稍微改头换面一下”，就是以历史唯物论的新名词，包裹刘氏原来的那套思辨的历史哲学。他坦诚“对于《历史论》一书中所持的论点，还有恋恋不舍之意”，而以新名词装饰“客观唯心论”，“这是很不对的”。1950年代以后，刘节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努力适应主流史学的理论形态，同时坚持在他看来与主流思想并无抵触的学术观点与史学理论，他在古代社会性质、“天人合一”、史学史体系等问题的讨论中，一再引起争议和批判，就是源自他没有彻底放弃1940年代的历史哲学与古史体系。面对形形色色的评判，他一方面承认需要改变学术立场，采用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却语含机锋，反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声疾呼：“应该创造性地加以发挥，勇敢地提出新问题来，切实地加以分析批判。”有意思的是，《史稿》虽然替换了“叙论”，其主体部分却未作删改。 关于《史稿》的特色、价值及不足，学者已有不少论述，笔者仅从史学史经典范式的角度，着重强调一点：《史稿》的“底色”是《历史论》。《史稿》是在他1940年代形成的孔德实证主义史学观念基础上的延伸，易言之，即是在实证主义史学的“学科模式”下，推进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的深度和广度。 所谓孔德式的实证主义史学（科学史学），就是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史学。具体来说，首先通过对史料进行严谨的批判，确定客观史实，追求所谓的“信史”。其次，在此基础上，力图对客观历史的发展与演变作科学的解释，寻求史事之间的因果规律。在实证史学的“学科模式”下，史料学和史料批判学（考证学）是基础学科，“前者是用来‘发现事实’（fact finding），后者是用来‘确定事实’（fact establishing）”。刘节恰是依据这一套实证主义观念界定“史学之义”，确认史学史的性质及研究范围。他认为，史学史“要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要把历史家的历史哲学系统地介绍出来，而且还要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写出来，主要是写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把重点很突出地表彰一下”。史学史主要写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无异于重申梁启超赋予史学史的使命，即叙述一门学术专史。在《历史论》中，刘节曾引用过法国史家古尔诺的话：“考据家、哲学家、历史家是同一个工作场中的伙友。”他再次不具名地在《史稿》中引用这段话时指出，“历史哲学、历史考据学、历史编纂学三者都是促进历史学发展的堡垒”，并进一步指出：“写史学史应该分别轻重，说出史料学的发展过程。”据此而言，作为一门学科史的史学史，至少应包括四项内容：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历史考据学、史料学。四者之间，应以历史家撰写历史的过程及成果（历史编纂学）为主要线索，同时兼及历史考据学、史料学和历史哲学三个维度，后三者正是建构实证主义史学“学科模式”的组成部分。刘节重视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哲学的壮阔波澜是可以影响历史编纂学的”，但不赞成过分突出哲学，认为这会导致与哲学史混淆不清。两者之间的合理关系是：“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他依据历史编纂学的标准（史籍数字、体裁的变化）、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演变，提出古代史学发展的三大高潮：魏晋南北朝、两宋、清代。 此外，《史稿》对于史学演变与时代环境、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虽然着墨不多，却有极其敏锐的把握，提示不少被此后学术界高度瞩目的重大问题，譬如注意史官制度和官方修史，把它作为贯串整个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注意通俗史籍，把历史知识的普及问题看作是史学史需要研究的问题。至于抉发的具体的古代史学及文化现象，而为以后研究者接踵探究、后来居上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以学科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是现代学术专业化的必然趋势。这正像当年梁启超所说的：“要想做好一种学问，与其采帝国主义，不如用门罗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史学史最初的旨趣都是以学科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为重心，以史家、史著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后则由史家、史著，发展到包括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史学建制、中外史学交流等诸多领域。概括来说，大体沿着两种路径渐趋深化：一是“从社会看史学”，侧重于揭示推动史学演进的外部因素，包括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及现代学术机制；二是“从思想看史学”，即把史学视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领域，探索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以上两种维度在实际研究中互有交叉，各有侧重，并且深受各种史学理论的渗透与影响。康德有一句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借用它来说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模仿拉卡托斯的意思，也可以说：“没有史学史的史学理论是空洞的，没有史学理论的史学史是盲目的。”刘节从历史哲学入手，转而撰写史学史，以实证主义史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的厚重内涵，大概可以算作这句话的一个鲜活实例。 论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著述特点 王传 作者简介:王传（1980—）,男，安徽合肥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 当下的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阶段性特点以及学术系谱，已有不少深入的讨论。不过，囿于史料的发掘，前人甚少注意到民国时期小范围流布的著作以及多种“史学史讲义”。新近发现的陈功甫、萧鸣籁、容肇祖、董允辉、赵超玄等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及讲义，多非正式出版物，仅在小范围内流传，于学术界的影响有限。然而，这些讲义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朱希祖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大胆设想与实践，为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及分析早期史学史著述的书写范式和撰述特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文献，也为继续讨论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演变留下一定空间。 一、中国史学史著述的“北大”传统 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的做法”,被学术界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之奠基者。后世学者著述史学史，多与梁启超有师承渊源，或通过阅读梁氏的著作而立志从事于中国史学史著述，逐渐在学术界形成了史学史著述的“清华”传统。除了广为学术界所知的金毓黻、王玉璋、魏应麒等学者之外，新近发现的姚名达、卫聚贤、董允辉、赵超玄、陆懋德等的《中国史学史》著述均体现了梁氏的史学史构想。与梁氏同时代的朱希祖，对中国史学史发展亦贡献卓著，惜乎既存研究限于讨论其《中国史学通论》，鲜有论及朱门弟子的史学史著述，遂致以朱希祖为首的“北大”史学史著述传统湮没不彰。 谈及朱门弟子的史学史著述成绩，首推朱希祖的学生陈功甫。陈氏在1917年入北京大学史学门学习，与姚丛吾、萧鸣籁为同班同学。1920年毕业后，曾任教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史学史》为陈氏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时所编讲义，铅印，凡81页。版心印有“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讲义”、“大马站播文印刷场承印”、“广州丁卜图书印刷织造社承印”、“广州市永汉北光东书局承印”等，未署印刷年月。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由国立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而成。1924年1月，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复与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 。据此判断，陈著应刊印于1920—1924年。由此推断，陈著的成书时间在梁启超公开提出“史学史的做法”之前，为国内最早以“中国史学史”命名之讲义。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之后，陈功甫继续讲授“中国史学史”，并在该讲义基础上修订出版《中国史学述略》，署名“平阳陈功甫编”，铅印，凡73页。版心印有“国立广东大学文科”、“广州市西湖街留香斋印务局承印”，未署印刷年月。国立广东大学于1926年8月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则是书当印于1924年1月至1926年8月间。相比而言，两书篇章结构除前者第一章“唐虞三代之史学”，后者改为“上古之史学”外，其他篇章安排完全一致，分十章概述上古至清之史学。在表述上，则后者更为简净。 陈氏能于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前撰成专门讲义，主要得益于朱希祖的影响。陈氏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朱希祖在1919—1920年间首次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史学史”等课程。朱氏能在国内首次开讲“史学史”，可能与其早年在日本的留学经历有关。1903年，日本学者阿部秀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师从德国兰克的再传弟子路德维希·利斯。受利斯的历史学方法论、史料编纂法的影响，阿部秀助1904年便在早稻田大学讲授《近世独逸史学史》（即《近世德国史学史》）课程。其后，该讲义公开出版。巧合的是，1905年朱希祖考取清朝官费留学生后东渡日本,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历史。另外，在1914—1915年，内藤湖南曾在日本京都大学首次开设“中国史学史讲座”。朱氏是否修读阿部秀助的“史学史”课程，或者他开设“史学史”课程是否直接受阿部秀助或内藤湖开设“史学史”课程的启发，因受史料的局限，目前仍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说明，在1914年前的日本学术界，开设德国、中国等国别的“史学史”课程已经出现。 1932年，朱希祖从北京大学移帐中山大学史学系继续开设“中国史学概论”和“《史通》研究”等课程。1932年秋，北京大学毕业生容肇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导论”和“中国史学史”课程。有趣的是，容肇祖开设的“中国史学导论”所用的讲义虽然在封面印有“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民国廿一年度”、“中国史学导论讲义容肇祖”等字样，但与1943年朱希祖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相比较，该讲义除缺少《中国史学通论》附录中所收的8篇史学研究论文之外，其余内容完全一致。但这并非说明容肇祖敢于公然冒名盗取该讲义的知识版权，比较可能的解释是，中山大学史学系所使用的讲义由朱希祖编定，而由容肇祖根据朱氏的讲义来授课。 需特别提及的是，1932年容肇祖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并编有讲义。该讲义铅印，共27章，计116页。在内容上，前三章述“史学与史学史”、“史的起源”、“经书”；主体部分以21章的篇幅，按王朝顺序叙述战国至宋代官修史书；另有三章讨论《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鉴考异》等史籍。 考察容氏开设两门课程的内容，应注意：首先，朱希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但我们并未见其讲义，学术界一般会猜测，朱氏所讲授的“中国史学通论”、“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等课程只是名称不同，而实际内容相同。但从容氏讲授的两门课程来看，朱氏的“中国史学通论”实为一种通论性的史学入门课程，非等同于“中国史学史”。其次，朱氏的《中国史学通论》虽然迟至1943年出版，但早已在师友之间小范围内广泛流传，并影响到中山大学史学系课程规划和历史系同人的教学与著述工作。 朱希祖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时，陈功甫的北京大学同班同学萧鸣籁也任职于该系，此时陈功甫已转任广州市立第二中学校长，师徒三人在羊城交往甚密。朱希祖离职后，弟子萧鸣籁为中山大学史学专业研究生讲授“中国史学史”专题，并为本科教学的需要，编有《中国史学史讲义》。该讲义铅印，计11章。目前所见内容仅存《例言》、目录及前三章，共计76页，约在1937年前编成。 朱希祖掌舵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期间，曾将“史学史”作为该所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门课目之一，这在当时颇为罕见，足见史学史在中山大学受重视之程度。据朱杰勤回忆，他在投考中山大学研究生时，以一篇《史汉优劣论》得到朱希祖的赏识，被其录取为研究生。入学后，朱杰勤将此文扩充成《中国史学研究》。该原稿虽不幸遗失，但大部分内容刊于广州的《书林》杂志上。全稿共分五章，约3万余字，至今仍可查阅。早年的积累，有助于朱氏在新中国成立后短时间内编成一部《中国史学史讲义》。1961年，朱杰勤在暨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由于教学的需要，撰成《中国古代史学史》，全书共18章，约30万言，系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史学史专著。 比较朱氏两著的内容与结构，可将《中国古代史学史》看作先前《中国史学研究》的扩充版。同样，在朱杰勤的著述旨趣中以及篇章结构的安排上，均不见梁氏“史学史的做法”之踪影。 综上所述，虽然民国学术界的史学史著述大都受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的影响，但我们也应看到，朱希祖及其弟子的史学史著述，从篇章结构安排上看，完全不见梁启超关于“史学史的做法”的构想。相比而言，受到朱希祖影响的“北大派”的史学史著述则不拘一格，不论是篇章架构还是在分期分类上，均无固定程式。起初，两个派别的史学史著述传统可谓并驾齐驱，但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仍是梁启超留下的“清华”传统。个中原因，或与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学术界的广泛影响有关，抑或与学术界对朱希祖及其门生的史学史著述研究资料的不足有关。 二、中国史学史著述的分期与分类 改革开放至今，国内学术界对史学史的分期问题时有讨论，其中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二期至九期的均不乏其人。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随着《中国史学史》著述的出版，无论著者还是在时人的评论中均已注意到史学史分期的重要性。周光岐曾多次提醒学术界应重视中国史学的分期问题，他指出： 一部《中国史学史》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怎样处理整个史学的发生、发展与转变。要对整个史学的发展有了正确的认识，必先有一个正确的史观与正确的而有系统的史料。所以我们看一部《中国史学史》，第一步就先看他对史学史分期问题有如何的见解。 诚如周氏所言，一部合格的中国史学史著述，重点是要回答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转折等演变过程，从而揭示、总结中国史学的特点及其变迁的轨迹，而了解中国史学的分期与分类，有利于揭示史学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进而言之，在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涉及史学发展的重要节点，不仅是史学史分期依据，更重要的是，据不同的分期与分类标准，可以窥见著者的史学观与史料观，以及其在写作过程中的不同著述旨趣和对史学史研究中基本问题的看法。由此，讨论民国史家的史学史著述的分期与分类问题，是认识彼时学术界史学史著述特色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众所周知，在梁启超的“文化专史”著述计划中，《中国史学史》是一部能扼要叙述古今史学发展大势的独立著作，这就决定了撰写中国史学史只能以“通史”体例为之。通史体例有“横断”和“纵剖”两种。前者强调分朝代叙述，后者则偏向分类叙述。据现有材料，早期的史学史著述的分期与分类主要有以下三种颇值得注意： 第一，“横断”式。即以朝代为序，分章叙述历代史学成就。具体来说，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严格按照朝代更替的顺序，每代专辟一章。例如，陈功甫《中国史学史》以史著所产生的朝代为界，依时分10章讨论唐虞三代、两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十个时代的史学著作。董允辉的《中国史学史》虽受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的影响，分四编述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中国史学之趋势。表面上有主观分类的意愿，但从内容来看，“史官”、“史家”和“最近中国史学之趋势”三编，前后时间衔接紧密，叙述自黄帝到民国时期的史官、史家和史学著作。所以，在著述体例上仍应归入到“横断”式。其二，并非严格按照朝代更替顺序的分期，而将相近的几个朝代放在一起来叙述。例如，魏应麒将中国史学史分为古代、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宋、元明清、民国等七个阶段。但他并未给出分期的依据，如古代的范围是怎样的，两汉与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何分开叙述？类似这种做法，也可看作是以王朝为标准来分期。 上述三种史学史著述分期的共同特点是：所讨论的史官、史家、史著等内容，各顺朝代，其内容几乎全是史家与史书的介绍，未见采用概括和综合的方法，亦未能将古今史料连贯起来,使读者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形成一种通贯的认识。之所以采用上述两种做法，一方面或许是考虑到“惟史之为书，不能不顾及时间”。但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还在于简单易操作。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条贯史料的功夫，看不出中国历代史学衍化之轨迹，也易给读者留下史学史的分期与王朝更替完全一致的错觉。 上述史学史的书写范式，时人多有批评。例如，陈定闳指出，文化史写作，不能像政治那样按照朝代划分。史学史作为一种文化专史，连续性尤其明显，如果按照“一朝一代零零星星地叙述中国史学的发展”，其结果是将“史料分割得零碎不堪”，此法“最笨拙”。无独有偶，周光岐也指出，如果史学史的分期“完全是以帝王朝代做标准”，虽然“时间顾到了，而史学自身发展的各阶段的特殊性却没有顾到。这不可不谓是遗憾的事。此后，他又在专门讨论“史学史分期”的文章中强调：依“王朝的盛衰更替”来作史学史分期的准绳，“那是会变成记载的叙述的旧史学，而不能成为说明的新史学”。如果非要以朝代作为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标准，至少应给读者一个“所以然的理由”。 第二，“纵剖式”。该体例注重分类叙述，以达到在时间轴上“会通”的效果。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被民国教育部定为大学用书，在学术界评价甚高，很大程度上是在篇章内容、结构的安排上贯彻了梁启超“所示四目”，但更重要的是又能兼采“纵剖式”的叙述法来条贯史料。例如，第一、五章述中国古代史官和史馆制度；第二、四、六、七、九章以史家为中心论述古代官、私修史之成就；第三、八章论述司马迁、班固、刘知幾、章学诚之史学，兼论“中国史学的成立及发展”；第十章为“最近史学之趋势”。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根据情况亦有所变通。诚如齐思和所言，金著“编制极佳”，在叙述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及最近史学的发展趋势等主题时，能“以类相从，不完全拘于时代之先后，疏而不漏”。白寿彝认为，金氏驾驭史料的经验丰富，“能把许多错综零碎的材料处理得很有条理”。金氏注重分类，条贯史料，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然其结果却冲淡了分期。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在全书的“结论”中开篇便指出，“首宜论者，是为史学之分期”，并将中国史学自上古至民国分为“五期”。这是著者兼顾史学史著述分期与分类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第三，在诸多分期标准中，萧鸣籁的“一元”分期标准显得尤为特别。萧氏明确提出其《中国史学史》在分期上，“立主一元，以太史公为中心”。萧氏本此观点来观察中国旧史，以“太史公以前诸古史学为源，汇合于太史公；太史公以后诸史籍为流，分支于太史公”。 为何以“一元”为分期标准？萧氏认为，司马迁乃中国史学之集大成者，司马迁之后的史学著作体例均因袭《史记》若干体例。在司马迁之后，中国史学尚无归宿，所以不能单独形成一个新的分期。他指出： 将来如汉民族之再兴，政治、社会、经济、学术由分歧演变化合而另行组成一汉民族本位文化时，自有第二部《太史公书》出现。盖《太史公书》必出现于汉武帝、霍去病辈出现之后也。有第二部《太史公书》出现，而后中国史学史乃有归宿之可言也。故本编内容，以全部史学史拟之，仅可当“中国史之起源”、“中国史之成立”、“中国史之分流”三章而已。若“中国史学史之归宿”须吾人以脑、铁、血三物，从事收集史料，支配史料，以留得后来史家之编次也。故中国史学史之归宿问题，果能及吾身而寻找与否，良不可知也。 不难看出，萧鸣籁将中国史学分为起源、成立、分流及合流四个阶段，司马迁是古代史学的集大成者，此后又开始分流，但最终尚未完成合流。无独有偶，1987年，施丁出版《中国史学简史》，主张以《史记》为界标，将史学史划分为先秦和两汉至明清两个阶段，仍将司马迁及其《史记》视为史学史分期的唯一标准。 综上所述，中国史学史著述的分期与分类始终相互牵连，几乎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发展相始终。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史学史著述中的一个相背之现象：注重分期，势必会冲乱分类；相反的，如果过分注重分类，结果必将淡化分期。如何在中国史学史撰述过程中，兼顾史学的分期与分类，仍是当下史学史书写过程中尤应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中国史学史著述的兴起与不足 自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之后，国内史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仅在1930年代，就有30余所高校史学系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主持该讲席的史学名家亦近30余位。高校史学史教学与著述均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主要得力于近代史家对中国史学丰富传统资源的借鉴。 首先，在理论上借鉴司马迁、班固、刘知幾、章学诚关于中国史学的相关记述。如萧鸣籁曾指出，中国史学家以叙述历史事实为专长，但独“遗其本身之本事”的记述，“至今仍无一有系统完备之史学史”。同时又强调，中国虽无系统完备的史学史，但史学史的“雏形”和“前身”早已具备。 萧氏认为，以史学史渊源言之，“史家自传”是中国史学史雏形的第一期。史家于其著作后，常作自传，以叙其作史之意，或罗列凡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皆论述著作旨趣或各篇要义。后世史家为前辈史家作传是史学史雏形的第二期。如班固的《汉书》为司马迁立传，叙其生平及著作之意。后董仲舒以“纯儒”立传，司马相如以“辞宗”立传等，但因古代史家数量毕竟有限，固不能与《儒林》《循吏》分庭抗礼而另立传。范晔在《后汉书》中为班彪、班固立传，但并未将《东观汉记》之历来作者汇为一编而依次叙述，故史家的传记虽多，但史学史的意识并未形成。直至唐代刘知幾撰写《史官建制》《古今正史》分述古代史官之兴废，以及类别与史籍篇目及作者，合“二体”“六家”，此可当为“史学史”之前身。 金毓黻与赵超玄也有类似的看法。金氏指出，“吾国先哲精研史学者，以刘知幾、章学诚二氏为最著”。刘知幾撰《史官建制》《历代正史》，所论自上古迄唐初之史学源流演变，是“中国史学史之滥觞。”而梁启超所提出史学史的四种做法，前两目“史官”和“史家”，亦“本于”《史通》，后两目“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大战趋势”，则由《史通》而“引申之”。故金氏坦诚，其《中国史学史》便是“谨依刘章之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赵超玄亦指出： 今欲创作史学史专书，实难能也。然司马迁之撰《史记》也，本纪取法于《春秋》，八书蜕形于《尚书》，十表仿自《周谱》，世家、列传则为《左》、《国》之遗综，合古人体例而融成一书，学者称之。则有志于史学史者，亦非无可效法。刘子玄之撰《史通》，也首叙《史官建制》、《古今正史》；章学诚之论撰《史官传》，标史为纲，而以作述流别，互相经纬。 而在赵超玄看来，有刘知幾、章学诚为中国史学所作的前期成绩，加之梁启超有“史学史的做法”的构想，故其在撰写《中国史学史》时，“综合三家，兼采众长”，于是全书“规模大端已备”。 其次，借鉴中国古代丰富的史评传统。早期史学史著作关于史家及其作品的评述，广泛采用古代文史家的专著、笔记、日记中关于历代史籍评论的观点为己所用。其中引用最多的文献有刘知幾《史通》，赵翼《廿二史札记》、《陔馀丛考》，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章学诚《文史通义》，全祖望《鲒埼亭集》，朱彝尊《曝书亭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论“最近中国史学之趋势”则必征引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 由此看来，中国史学史学科虽成立较晚，但发展迅速，主要得力于前人已积累了的大量关于历代正史和杂史的研究成果，为后人撰写史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诞生乃至著作大规模撰写，是2000余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史学评论资源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剪刀加浆糊型”史学史知识的生成模式：一是征引材料未经消化，全盘引用，排比、堆砌材料现象严重；二是书写方式上，则采用“要籍解题式”的书写范式，严重影响了史学史著述的质量。诚如识者针对史学史书写的不良风气批评到：“晚近之撰专史者，叙其史中人物之生平，恒抄袭史传旧文，动辄千言，繁冗可厌。”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出版，因其驾驭史料的经验丰富，能条分缕析许多错综零碎的材料，加之“文词雅洁，叙次明晰，论断持平”等因，旋获学术界认可。不过，有论者也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如齐思和指出： 抑吾人犹觉美中不足者，书名史学，自宜论其题材之得失，编次之良否，态度之偏正，考订之精粗，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变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之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 齐思和所论金著之不足，实是道出早期史学史同类著作的共通特征：史学史著述过于注重史家的经历与史著的纂修经过等简单事实的罗列，而对史学体例及著述特色以及对中国史学发展、演变的特点缺乏深入的考察与评论。 在朱希祖和梁启超倡导史学史的教学与著述后，史学界发展史学史学科意识逐渐提高，国内各高校历史学系广设中国史学史课程，但又苦于图书市场没有一种可用于教学参考的教材予以借鉴，所以该课程的开设者们只能自编讲义。但是，自编讲义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学术界即缺乏一部成熟的史学史范本可以效法，加之学术信息的闭塞，各家闭门造车，彼此之间鲜能互相批评与参考，难以有效推动史学史学科的长足进步。 彼时的史学史撰述路径，只有梁启超留下的“史学史做法”可供参考，然而梁氏仅述其大旨，难免给人以“语焉不详”之感。1936年，谙熟日本学术的王古鲁在国内刊行《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该书详述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走向，在国内产生不小的影响，但在介绍内藤湖南的《支那史学史》时仅提及“预定刊行”的字样。除此之外，对于其体例及内容均未曾提及，所以国内学者并无从借鉴。姚名达指出，“史学史的著述，在中国是空前创作，前无所承，别无可仿”。魏应麒在撰写“前无作者”的史学史时，由于无所请益，只能以一己之意从事著述。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时，苦于“无可依傍”，只能“以意为之”，虽闻卫聚贤有同名著作刊于《大公报》上，然亦未寻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门新学科，史学史学科诞生后，最早是一批年轻学子跃跃欲试，竞相著作，生怕出手稍晚便失去成名的机会。如董允辉为了抢在姚名达和郭斌佳之前成书，便“贸然握管，简略而叙之”。如此匆匆下笔，其结果自然不能逃脱粗制滥造的流俗，这与朱希祖等老一辈学者在出版过程中所秉持的审慎态度截然相反。 董氏系陈垣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在其毕业临行之际，陈垣曾有赠语，言董氏在国学研究所期间，“研究孜孜不倦，与人交温且让，人皆敬之，今夏以研究期满别余，余实感君学行之可嘉”。毕业离校之后，董氏曾致函陈垣请求介绍工作，但均未得回应。究其原因，据董氏同乡好友夏鼐所述，董氏的《中国史学史初稿》杀青后，曾请夏鼐将书稿转交给陈垣，希望借此机会能让陈垣帮忙介绍一份研究工作。但陈垣读过之后，认为董氏的书稿“多为讲义式，而非专门著作”，让夏鼐“最好劝之不必刊印，反发生坏影响”。 以陈垣的学术标准，讲义式的《中国史学史初稿》自然不能入其法眼。然学术自有公论，国内诸多史学名家对该书的评价亦甚低。董允辉曾将该书稿用于申请民国教育部1945年度学术奖励。钱穆阅完书稿，认为该书取名“‘中国史学史’，然统揽全书，绝无一语及于中国史学古今变迁之迹”，书中“多出抄辑，极少自撰之语”，加之部分章节“不伦不类，强立名目”，拒绝为该书请奖。陈寅恪认为，此书虽采取多种材料，但非系统之作，且全书因袭、抄袭甚多，未见创获之处，“不宜给奖”。柳诒徵指出，该书未见特殊创见，对前人的学术无改进，不符给奖标准。另外，白寿彝评价商务印书馆的三种《中国史学史》，其中以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最坏”，“书内充满了人名和书名，没有他自己的见解”。 其次，可参考图书和史料不足。除陈功甫、卫聚贤等少数人的《中国史学史》讲义成于抗战之前外，王玉璋、魏应麒、金毓黻、赵超玄、董允辉等的著述大都成于抗战期间，由战乱引起的颠沛流离、奇穷无遇的生活严重影响了史料的获取。赵超玄身处穷乡僻壤之中，连国内大小公共图书馆所收藏的普通图书也不易得见；更为痛心的是，魏应麒为了撰述而准备十余年的资料在战乱中荡然无存。所以，难怪白寿彝认为在抗战时艰环境下，金毓黻“在那样书籍贫乏的后方，能写出这样材料丰富的东西来，也是值得佩服的”。 再者，缺少史学名家的关注与直接参与。周光岐多次言及编著史学史的困难，曾说： 一部史学史的写作是相当艰苦，不但要对过去各史家的史学方法论有深刻的研究，对史籍有深刻的了解，对时代有深刻的体味，更要紧的，还要对史学自身的整个发展有所认识。否则，会编成一本“垃圾堆”的！ 稍后，周氏又言： 写一部史学著作，是相当艰苦的，而写一部史学史尤其艰苦。他不但要对过去各史家的史学方法论有深刻的研究，对过去“汗牛充栋”似的史籍有深刻的了解，对过去的时代有深刻的体味，更重要的是，还要对史学自身的整个的发展有深刻的认识与分析。 周氏所言之意，著作史学史需要“才学识”，三者缺一不可：一是需要对古代汗牛充栋的史籍具有相当的搜集与鉴别能力；二是对古代各阶段的史学具有相当的了解与深刻的把握；三是对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具有独特的见解与创获。 民国史家辈出，相比于胡适、顾颉刚等史学名家均有著述《中国通史》的宏愿，学术界鲜有以著述史学史为志愿的史学名家。如果以周氏的标准，揆诸民国时期的史学史著作，只有金毓黻与蒙文通两位史学名家有此著作。另外，虽有学者在不同场合强调史学史著述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另外一种看法。如顾颉刚在回答蒋星煜“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有没有意义”问题时，不仅肯定了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意义，还进一步指出“史学史记载了前人的方法和道路，而决定自己的方法和道路”。但是，在制定云南大学史学系课程表时，顾氏却认为“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不应列入必修课，至多可定为“选修科”。更有甚者，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征集关于“‘中国通史’与历史学系科目表”的意见时，大多审查者主张将“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两课从历史学系科目表中“完全删去”。因此，无论从学术界名人的关注程度，还是从学科制度建设重要性上来看，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道路上布满荆棘，需要广大学者共同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