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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颖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提要】在西方史学界关注事件如何被回想与建构的“记忆转向”下，个体记忆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来自普通人、强调情感与伦理价值的个体记忆，同样带来了如何认识其中的历史真实、如何有效使用史料的问题。面对个体记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对其持谨慎与批评的态度，并从视角与材料类型的局限性、内容的疏漏以及需要警惕的扭曲等方面对它的局限性做出全面的分析，但他也重视犹太人隔都主席等重要人物具有档案价值的日记。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评建立在重构论的史学观念基础之上，并且因为没能及时更新史观与方法论，从而造成了史料认识的片面性，但他的观点也提醒学界应当更为辩证地认识个体记忆的价值及“记忆热”。 【关键词】记忆转向；个体记忆；历史材料；劳尔·希尔伯格；重构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记忆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热点，历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记忆转向”。记忆不仅为实证研究注入新动力，也影响着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它在研究视角、史料解读、范式转型和历史认识等不同层面上共同影响着历史阐释。本文所关注的是主要被视为历史书写材料的个体记忆。随着各类口述档案的累积以及学界对历史主体情感与经验的关注，个体记忆的内容与理解方式得到扩展。但如何平衡个体记忆不准确性的缺陷和它在情感与伦理上的价值，更为全面地认识其史料价值，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为中心，讨论在实证研究中常见的对个体记忆持保守态度的做法。分析希尔伯格为何，以及如何形成对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评观点，将有助于学界在当前记忆研究的热潮中，更为辩证地认识个体记忆的价值和局限性。 一、“记忆转向”与个体记忆的重思 个体记忆是记忆最为人熟悉的形象，是我们对过去产生兴趣的基础，并且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时代起，就被视为史学研究和叙述的材料。尽管“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断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仍旧从根本上影响着史学家所呈现历史的面貌。在强调历史学科学性的现代史学中，个体记忆因其主观性和难以验证性而遭到质疑与批评，甚至被视为与客观的历史相对立。但精英群体、尤其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的回忆录、日记等并未淡出史学家的视线。由于回忆主体的特殊身份，以及内容的可靠性与不可替代性，它们在政治史与思想史等研究领域被视为基本史料。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口述史的兴起以及历史学的记忆转向，个体记忆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记忆研究关心的不是已经一劳永逸地没入过去的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如何被经验和回想，如何与其身后的社会、文化相互塑造的新问题，并伴随着对历史主体情感与经验的关注。个体记忆的主体从精英转为普通人，曾经被档案抽象为数据和图表的普通人、少数群体，通过口述访谈、日记、司法证词等形式，为新史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但普通人的记忆缺乏准确性、稳定性以及连续性；其内容缺少对时代与重大事件的宏观把握，而聚焦于自身经历与经验，主观性特征也更鲜明。 个体记忆内容和特征上的转变，首先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与问题。以在欧美学界口述档案收集中最引人注目的纳粹大屠杀见证为例，长期以来，纳粹大屠杀史学关注的是加害者，以探究事件的根源为中心问题。随着幸存者与受害者见证在西方社会与学界逐渐受到关注，悲剧的真正主角终于在20世纪末成为大屠杀历史图景中的焦点，研究的重心也转向事件的余波，即它如何被经验、理解与回应。 但对极端性事件的见证也鲜明地反映出，在认识个体记忆蕴含的历史真实上，史学家们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历史学家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批判地分析个体记忆的内容。他们常引用“恐怖伊万”（Ivan the Terrible）的例子来说明幸存者见证的准确性问题：在1987年的一场大屠杀战犯审判中，有五名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幸存者都指认名为约翰·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的集中营看守是虐杀犹太人的“恐怖伊万”，但此人实际上是索比布尔的看守，从未去过特雷布林卡。但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也认识到，个体记忆在情感与伦理上的价值，是见证者在当下确立身份与存在的基础，事实上的错误并不意味着见证者的经验完全失真。 此外，对极端性事件的见证更与历史正义的实现密切相关。大屠杀以彻底抹去受害者的痕迹为目的，如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所声称，它是“我们历史中不被书写，也绝不会被书写的光荣一页”。也因此，幸存者的见证本身就代表了历史正义的在场。而一些在战后鼓吹大屠杀否定论的反犹主义分子，却利用幸存者回忆细节上的瑕疵与错误，否认毒气灭绝等暴行的真实存在。这类行动虽然拙劣，但也使得应该如何认识个体记忆的史料价值成为愈发紧迫的问题。 面对成为新史料的个体记忆，史学家们主要关注如何重新认识其主观性问题。在以个体记忆为基础的口述史领域中，如阿里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所言，口述史家们既要严密地审视访谈材料，更要“理解事件的特定环境塑造记忆故事的方式以及回忆的复杂过程”。大屠杀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总结了史学家们使用见证的主要方式：一是以证词本身为研究对象，结合文学批评、心理分析等不同方法来分析见证的叙事结构以及生成过程；二是将焦点从见证者本身转向社会，关注见证群体的集体记忆。总体来看，学界主要从记忆如何被建构的角度来重新阐发个体记忆，但对于旨在利用各类材料、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探究历史事件本身的史学家们来说，如何更为全面地理解个体记忆的史料价值、应对上述认识历史真实中的困境，同样值得关注。 本文将聚焦欧美大屠杀史学的奠基人劳尔·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理解和使用方式。希尔伯格的大屠杀历史书写主要基于对大量纳粹德国档案的分析，但应该如何使用来自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的材料（尤其是见证与回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希尔伯格要面对的问题，并始终伴随着他对大屠杀历史的理解与书写。本文将重点分析以下问题：希尔伯格为何以及如何批评个体记忆的史料价值，又如何应对个体记忆情感价值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以及更进一步地，他的史料观念基于怎样的历史认识论，应该如何理解他的观点在记忆转向潮流中的价值和局限性？ 二、希尔伯格：大屠杀史学的“正典”与争论 劳尔·希尔伯格1926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普通犹太家庭，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和家人移民到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德国政治体制研究专家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并以考察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灭绝的研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希尔伯格于1961年出版了开创性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以下简称《毁灭》）一书，他对大屠杀历史理解的不断深化，都在对这部巨著的反复修订中体现出来。《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目前共有三版，分别相隔十数年，每版都有增删与修订。希尔伯格显然具有总体史的视野和雄心，他系统地分析了在权利褫夺、隔离、驱逐、最终灭绝等不同阶段中，纳粹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指令、不同部门的参与和协作，为读者拆解了在时间和空间上层层推进、不断强化与极端化的“毁灭机器”（machine of destruction）。《毁灭》一书开启了结合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强调纳粹决策与行政机制导致种族灭绝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借用费德里克·芬克尔施泰因的说法，它堪称欧美大屠杀史学中的“正典”。 但在1961年，由一名年轻学者在名为“四边形”（Quadrangle）的非知名出版社推出的厚重大书，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希尔伯格在《毁灭》中对犹太人角色的认识也不合时宜，并招致来自犹太学界的质疑和批评。通过博士阶段对纳粹德国毁灭机制的研究，希尔伯格已经形成了对犹太人角色的认识。他认为，从行政管理上来说，德国人政策和行动的推进有赖于犹太人遵守命令。换言之，犹太人的合作部分导致了自身的毁灭。他的导师诺依曼虽然并未反对这一观点，但仍旧建议将其删去，因为“这让人太难以接受了”。 诺依曼敏锐地意识到，希尔伯格走上了一条与当时的主流大屠杀研究相背的道路。这条道路由犹太史学家主导，以以色列与国家大屠杀纪念馆“亚德·韦谢姆”（Yad Vashem）为中心，目标是重构1933—1945年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和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菲利普·弗里德曼（Phillip Friedman）明确表示，以色列学派采取的是“犹太中心”（Judeo-centric）研究路径，反对“纳粹中心”，并强调利用犹太人档案。大屠杀史学家阿莫斯·戈德伯格指出，犹太史学家将犹太人视为具有行动能力的民族群体，而非毁灭的被动客体，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历史范式中书写大屠杀史，具有强烈的情感和立场倾向。 在《毁灭》一书寻求出版的坎坷过程中，希尔伯格曾在1958年接到来自亚德·韦谢姆出版机构的退稿信。信中称他的研究几乎完全依赖德语材料，而没有使用来自被占领国家的或意第绪语、希伯来语的第一手材料；此外，对于希尔伯格对犹太人抵抗的评价，专家也持保留意见。在该著刚刚问世之时，研究犹太移民问题的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卡·韩德林（Oscar Handlin）就猛烈地批评了希尔伯格的观点，将他对犹太人抵抗的阐释指为“亵渎”，是“对死者的诋毁”。来自犹太群体的批评和质疑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1986年，希尔伯格曾在海法大学发表文章讨论大屠杀的历史编纂，强调在有关纳粹政策和迫害手段的事实性论述上，德国档案要远比幸存者的回忆来得可靠。他的观点立即遭到一家以色列媒体的强烈谴责，批评他相信纳粹凶徒而非犹太幸存者。直到1993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阿尔诺·吕斯蒂热（Arno Lustiger）还在德国《明镜周刊》中表达对他的不满，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德国犹太人的主流意见。但希尔伯格在与犹太知识分子交往的过程中并没有退让，他在回忆录中将这场持续的对立和争论称为自己的“三十年战争”。 希尔伯格将犹太史学家的批评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对大屠杀的回忆与研究必须以犹太人的环境和经验为焦点，要将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放在中心，并且应将加害者的名字抹除。希尔伯格回忆到，在他参与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设计时，几乎所有的规划都围绕着受害者的经历展开。而他本人为了增加参观者对于加害过程和加害者的认识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基本都被搁置了。 其次，要求对犹太人材料的支持和使用。在纳粹德国档案中，犹太人是没有个体特征的，他们往往是一系列数字。也正因如此，吕斯蒂热批评希尔伯格将受害者赶进了“隐藏与遗忘的无名公墓”，用“杀人犯的记录”掩盖了死者。虽然希尔伯格在《毁灭》中也使用了犹太人委员会在当时的通信，但批评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是否使用了来自受害者与幸存者的见证和回忆。 最后，犹太受害者的形象必须是英雄的、反抗的。即便是犹太人隔都（Ghetto）之中的日常生活，如相互照料和医护，都应被视为抵抗。希尔伯格引述犹太裔英国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大屠杀》一书的结尾来说明对犹太人抵抗的普遍强调：“即使是消极，也是抵抗的一种形式……有尊严的死去是抵抗的一种形式……仅仅只是活下来，也是人类精神的胜利。”但在他看来，这会将残酷现实都转化为人们更熟悉、也更希望看到的奋力鏖战的图景，德国人的灭绝手段及其基本特征会随之模糊，犹太人在隔都与集中营中生活的真正现实也将失真。 与犹太知识分子不同，希尔伯格研究的出发点是关注加害者的体制和行政过程，而且这一认识基础和立场始终没有改变。他在初版《毁灭》的导论中就明言，这不是关于犹太人的书，而是一部关于那些毁灭者的书。在回忆录中，他也解释了自己为何始终坚持以加害者为研究中心： 如果没有对加害者行动的洞察，人们就不能全面地理解这段历史。加害者有对事件的整体概观。他自己就是解局的关键。只有通过他的眼睛，我才能看到事件的发展，从其源起直至顶峰。 对于希尔伯格来说，关注加害者的视角和整体的历史图景，是他始终坚持的信条。 支撑起希尔伯格大屠杀研究的，是他对大量纳粹德国档案孜孜不倦的掌握与爬梳。从1951年起，希尔伯格作为研究助理加入到“战争文献计划”（War Documentation Project），处理一批美国政府收集到的纳粹官方文件，其中大多数是军事材料，包括军队采购、强制劳动以及在被占领地的军事管理等主题。这批“原封未动，躺在排列起来有28000英尺长的架子上”的纳粹档案，无疑为希尔伯格打开了宝藏的大门。究其整个学术历程，希尔伯格都保持着对档案，尤其是对各类官方文件、纪要、通信等材料的热情。他称自己在收集资料时是个“野蛮人”，以“全面”与“数量”为宗旨：“能看到材料的机构越多，越好；卷宗里的文件越多，好上加好”。 对于德语的、官方档案的关注和依赖，奠定了希尔伯格从加害者角度去重构大屠杀历史过程的基本特点。他对犹太学者的反驳，则建立在他对来自犹太受害者与幸存者史料认知的基础之上。从外在条件来看，在战后初期，来自受害者的材料主要集中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社群以及欧洲的研究机构之中，并以意第绪语、希伯来语和东欧各国语言为主，对欧美学者接触与使用此类材料的可能性有所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希尔伯格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从中获得内容上足够可靠、数量上足够充分，甚至足以改变其现有观点的内容。他并没有草率地对待来自受害者的材料，而是对这类史料的特点与价值加以理性且系统的分析。 三、个体见证：有缺陷的历史档案 希尔伯格在他出版于2001年的最后一部著述《大屠杀研究的史料》中，系统地从类型、结构组成、风格和内容等方面对各类材料加以评述，这也是大屠杀史学奠基者对其终身研究的心得总结。希尔伯格将语言形式的材料分为在纳粹德国崩溃前的材料，也即当时的材料，或者说“档案文件”（documents），以及在战后回顾性地创造出来的材料，也即回忆性的证词（testimony）。战时的文件主要包括官方文件、战时法令、隔都与集中营的规定和政策、口头行政命令、文书证件、新闻报道、信件往来等，是未经中介的史料。希尔伯格将私人日记归入战时文件之中，但他只关注重要人物的日记，如戈培尔和犹太委员会的领导人。战后回溯形成的材料，主要包括司法审判中形成的证词与记录，如纽伦堡审判、艾希曼审判的案卷与资料以及具有自传性质的陈述，如访谈、口述、回忆录等。 希尔伯格认为，回溯形成的材料是经过中介的二手史料，它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特定视角与材料类型带来的局限性；二是内容的疏漏与缺失；三是必须要加以甄别的扭曲和错误。其中来自普通犹太人群体的材料，尤其是战后的证词和回忆等，缺陷最为明显。希尔伯格常把它们与战时的文件和纳粹的档案加以对比，并且提醒研究者注意其中的各种陷阱。 个体见证与口述等材料的问题，首先在于它们所呈现的历史经验在范畴与内容上具有局限性。证词在回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陈述主体与对象，以及陈述方式和情境的限制。即使是在司法程序的约束之下、有具体目的的司法证词，也总是对见证者个人的背景、观念、意图、行为习惯等有适度的限制，且证词内容也因不同诉讼类型、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司法惯例而异。 局限性更大的是口述访谈与回忆录。这类项目主要由幸存者参与，并多由关心犹太人命运的同胞或机构组织，从情感上来说，他们坚信幸存者会讲述最深层的认识，是最值得信赖的。希尔伯格认为口述证词在内容上的局限性主要有三重表现：其一，幸存者整体并非被摧毁的犹太人社群中的随机样本。幸存者往往因其个性、心理状态、健康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在隔都与集中营中有利于生存的身份等，获得了有利的生存条件。就如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所言： 我们这些幸存者，不是真正的证人……那些触及深渊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尔工（Gorgon）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是常例，我们才是例外。 其二，愿意作证的人也并非幸存者中的随机样本。保持缄默的人或许曾伤害过其他受害者；或许不想重新回忆那些虚弱、无助，或是羞辱的经历；又或者认为自己的经历乏善可陈，缺少惊心动魄的事件，如在奥斯维辛幸存、从火车上跳车逃跑。 其三，被讲述的证词同样并非证人所有经验的随机样本。无论由幸存者自己准备的陈述还是伴随引导的访谈，主题的选择一般取决于见证者如何理解信息的必要性与相关性。如果讲述者不能料想他人想在证词中寻找什么，许多细节就会被忽略。经过设计的对谈框架，也会影响到证词的内容。比如在斯皮尔伯格建立的大屠杀基金会（Shoah Foundation）中，访谈问题多由见证者的亲属与后代，而非同辈人或专家提出，他们常常准备仓促，并且对访谈主题与背景不够熟悉。与口述访谈类似，回忆录等形式的证词同样建立在对经验的选择之上。回忆者要从观点、大纲，再到草稿、成稿，逐层推进，最终呈现一份“经过拣选的真相”。 简言之，无论司法证词还是口述见证，都基于特定的目的，而幸存者、见证者以及证词内容，都不具有随机性与普遍性。如芬克尔施泰因指出的，希尔伯格从这些证词中看到的是片面的、碎片化的历史，这与他致力寻求的整体性叙事相背离。 自传性材料的第二类重大缺陷，是回忆内容中的信息疏漏。希尔伯格将信息缺失归为非故意与故意两大类。最普遍的情形是，记录者和见证者出于个人认知，认为某些内容无需讲述，或由于自然原因无法准确讲述。档案文件中同样会出现这样的信息缺失，如默认接收者知晓的背景信息，以及一些旁人难以理解的标注。但在日记、通信、证词等主观性的材料中，信息缺失带来的问题则更为棘手。 有些信息省略是可以理解的，如省去人名、人物关系、谈话背景等；但令希尔伯格十分失望的是，在战后的证词和回忆中，见证者略去了大量的事实，因为他们认为这并不重要。见证者通常不会专门说明他们所处的环境与条件，如特定的地点、相关人物的姓名和身份。他们对自己的谈论也不会涉及某些日常的信息，如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在隔都等地的日常生活等。他们或许认为，听众对这些琐事并不感兴趣。与之相比，证词中最常看到的是遣送、集中营、死亡营、逃跑、躲藏等重要事件，以及幸存者对生存代价的描画。简言之，他们更倾向于谈论听众难以想象的经验，但希尔伯格却更想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完整的隔都与集中营生活。 自然遗忘同样是证词内容缺失的重要原因。随着幸存者年龄的增长以及所处环境的变迁，回忆重心的变化与细节的模糊都是不可避免的。如莱维在集中营解放40年后写道的，仍旧健在的见证者们“拥有迄今为止最模糊且最风格化的记忆”。恐惧、痛苦、焦虑所导致的记忆表述能力的丧失，同样会导致回忆内容缺失。希尔伯格发现，有时见证者会转而用绘画、漫画等方式来描绘他所见的历史，这或许能补充部分历史细节，但其中总夹杂着诸如象征主义、幻想的成分。 此外，更为棘手也更具复杂性的是，见证者还通过刻意隐瞒来掩盖自己的身份与经历。此类情况常常出现在决心掩藏与回避相关事实的前党卫军军官、纳粹党徒和纳粹德国官员，以及犹太社群的领导人中。但对于一些有着复杂经历的亲历者来说，他们同样在战后小心地制作了自传性陈述，致使史学家们很难辨认出传主在犹太人迫害和灭绝中的真正角色。借助一些少见的、幸存者在不同时段多次陈述其经历的例子，希尔伯格向我们表明了这类证词的复杂性。 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医生埃利·科亨（Elie A.Cohen）在战后初期写下的见证，主要是基于对集中营中犯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的观察的医学论文，并将自己为了生存而做的个人调试作为例证，来说明受害者应对集中营高压的一般模式。但根据后来的回忆，他的早期叙述有意把那些严重影响自己的内容删去了。在20年后的回忆录《深渊：来自埃利·科亨的忏悔》中，科亨获得了直面自身缺陷与残酷真相的勇气，揭露了此前被隐瞒的一些事实，如在德国人的威胁之下，为了自我保全，不惜用注射胰岛素的方式杀死一个试图逃跑的“疯子”。又过20年，他在80岁时写下题为《德国人的罪责》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极端个人化的感性陈述，其中既有对德国人的仇视——因为没有任何德国人向他表示过忏悔；也有对自己为德国人工作，越过了人性准则之边界的悔恨。对于史学家来说，这类刻意隐瞒带来的问题主要在于，除非是科亨这样有条件多次讲述自己经历，并且勇于自我暴露和自我剖析的少数个例，史学家基本无从判断见证者是否在自己的证词中有意隐瞒了重要的事实。 第三类削弱了战后证词有效性的问题，是在各类陈述中被无意或有意制造出来的错误。最常见的无心之失主要来自数字、名字、日期等细节上的差错。有误的观察和记忆的偏差同样会带来错误，而且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记错，比如证人错认“恐怖伊万”的故事。有意制造出的错误则包括否认和编造。对事实的否认常见于司法审判中的自我辩护。在党卫军军官和纳粹德国官员中，无论其官阶高低，否认自己知道或者参与了犹太人灭绝的情况所在多有。但更需小心甄别的是，在幸存者或代表历史正义一方的见证中，为了给读者或听众以某种印象，同样存在事实歪曲与捏造的情形。 1942年夏末，扬·卡斯基（Jan Karski）作为使者被流亡中的波兰政府从伦敦派往华沙。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和许多公开场合中都讲述过，自己在去往贝尔泽克（Belzec）的短途旅行中，看到爱沙尼亚守卫从来自华沙的列车上把大批活人像尸体一样卸下车。但希尔伯格指出，并没有爱沙尼亚军队驻扎在贝尔泽克，而且从华沙出发的遣送列车也不开往那里。他结合史料和卡斯基的其他回忆判断，这位使者去的应该是伊兹比卡（Izbica），并在那里听到了有关贝尔泽克的传闻。卡斯基证词的问题在于，他剪接了自己的经历，经过专门设计来强化讲述的效果，从而吸引听众更多的关注，而且他并不认为这对历史事实有损害。更为极端的做法，是捏造全部证词的情形，比如自称是犹太儿童幸存者，并在德国出版了“回忆录”的宾亚敏·威尔克米尔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实际上，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幸存者，而是在瑞士度过童年的瑞士人。 在犹太知识分子批评希尔伯格缺少对幸存者证词的重视时，他表示： 我阅读了不计其数的幸存者陈词，想要为自己的拼图寻找缺失的环节。但大多数时候，我必须提醒自己，无论受害者们讲了多少，我最想得到的内容却是这些陈述无法给出的。 显然，希尔伯格最想获知的是大屠杀事件这幅拼图的全景，而不是受害者本身的经验。他的做法并非特例，另一位颇具令名的大屠杀史学家露西·达维多维奇同样指出，被转录出来的证词充满错误，而且回忆者们显然对这些事件的理解有误。对于不够审慎的读者来说，这些陈述不仅无用，甚至有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希尔伯格对自传性材料多持谨慎和批评的态度，但他并非完全否认个体记忆以及经过主观中介的材料，其中最受他重视的是亚当·切尔尼亚科夫（Adam Czerniakow）的日记。 四、切尔尼亚科夫日记：一项特例 1968年，希尔伯格在亚德·韦谢姆访学时从档案家约瑟夫·科密兹（Josef Kermisz）处得知，对方获得了华沙隔都的犹太人委员会主席亚当·切尔尼亚科夫的隔都日记，涵盖了他从1939年被任命为隔都领导人一直到1942年隔都被清空、他本人自杀前的全部内容。希尔伯格相当重视这部日记，希望将它引介到英语世界。他认为，较之于在华沙隔都创建了地下档案“安息日快乐”（Oneg Shabbes）的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林格布鲁姆（Emmanuel Ringelblum）的手记，切尔尼亚科夫的日记更为重要。它将解答许多在理解大屠杀的组织和发展上的重要问题，如担任隔都领导人是怎样的经验，东欧最大的犹太人隔都的主席是什么样的人，等等。数年后，希尔伯格与来自波兰的同事斯坦尼斯瓦夫·斯塔隆共同主持了日记英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在希尔伯格后来的研究和对个人学术历程的回顾中，这部日记都成为他常常引用和谈起的重要材料。 在希尔伯格看来，切尔尼亚科夫日记的特点与意义有二。其一，它是对华沙隔都历史完整且详细的记述，其中许多信息都无法在其他史料中找到。斯塔隆在阅读过波兰语原版的切尔尼亚科夫日记后，贴切地称之为一部“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式”的日记，并把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比作那位事无靡遗地书写日记，并记叙了1666年大瘟疫与伦敦大火的英国政治家。从1939年9月23日被任命为犹太人委员会主席起，日记的主人就相当清楚自己承担的“历史性角色”，并“尽力担起这份责任”。贯穿切尔尼亚科夫日记始终的，是作者对于记录历史之重要性的意识。就像希尔伯格在克劳德·兰茨曼（Claude Lanzmann）的纪录片《大浩劫》中所介绍的，“记录是推动他（切尔尼亚科夫）、迫使他度过这将近三年时光的动力”。直至1942年7月23日他自杀的前一天，切尔尼亚科夫几乎每一天都规律且系统地记录发生在华沙隔都中的事件。 希尔伯格将这部日记比作“由众多细小事实构成的马赛克镶嵌画”。日记的内容包括作者每天经历的会议、行政交谈、命令传达、隔都管理面临的严峻问题、隔都犹太人生活状态（包括文化与教育活动），以及他所听闻的消息与重大事件，有时一天可有数条记录。虽然他没有沉溺于犹太人在隔都和集中营中遭受的苦难，但主要的困顿情形都得到了记录，如纳粹德国与波兰总督府的恶法、恐怖、强迫劳动、饥馑、流行病、强制移民等，甚至难民数量、财产没收、疾病与死亡的程度和具体数目都得到了详细记录。切尔尼亚科夫记录的事实往往有着具体的日期、数字和人物，比较准确，一般来说不会产生争议。 其二，这部日记有着平实的记述风格，几乎可视为华沙隔都内各类事件的年表，其可信度和可利用性也因此而增加。希尔伯格认为战时日记之所以具有重要价值是因为，日记主人来不及增添太多个人的回味反思，因而具有简洁的风格，切尔尼亚科夫日记正是其中的代表。这位犹太人主席将随身笔记本中大部分的空间都贡献给了与隔都公共事务相关的内容。他的语言朴实甚至枯燥，缺少修饰与情感上的渲染，是相当浓缩且缺少过渡的一系列事情的排序，有时甚至是没有动词的句子。此外，切尔尼亚科夫也少有在日记中添加个人理解。例如，他没有对所接触的德国官员展开个性上的描述，也没有写下自己的观感；对于那些与他经常打交道的人，如政府特派员奥斯瓦尔德（Heinz Auerswald），他会在日记中就其行为和谈话内容加以恰当和细致的记录，但并不会评论。科密兹和希尔伯格都认为，切尔尼亚科夫无所不包的记录应该是为了给随后写作一部相关著作做准备。因此，他有时会在某些条目后附上具体的命令、信件等材料，在日记中也只记录关键信息以免遗忘。在这一层面上，隔都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们的“安息日快乐”项目，都有着为后世制作档案、留存证据的共同目的。 在希尔伯格看来，切尔尼亚科夫的双重身份奠定了这份日记作为档案材料的意义。他这样描述阅读切尔尼亚科夫日记时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的奇异之地。我如同一个窥私者，是躲藏在切尔尼亚科夫办公室里没有被察觉的鬼魂。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看到的东西就越多。”他看到了两个切尔尼亚科夫，“一个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犹太人社群的领导人，要履行其官方的职能；而另一个则是在逐条记录中与一切社会身份疏离的观察者”。 作为犹太领导人，切尔尼亚科夫如同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拥有独一无二的视角。日记表明他如何和德国人进行艰难的官方对话，然后沮丧地回到一个为了住房、食物、疾病、税收等问题苦苦挣扎的犹太受害者的世界。作为观察者，切尔尼亚科夫清晰且冷静的记录，则使得希尔伯格能够在此基础上，结合德国档案与犹太人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归纳出隔都生活的不同阶段和犹太人社群的管理模式。 与简明扼要的记录相比，切尔尼亚科夫本人的经验与情感，很少出现在希尔伯格所关注的内容之列。这位犹太人主席偶尔会在日记中展现出自己的感受和偏好，记录下越来越渺茫的希望、痛苦与焦虑。他竭力协调纳粹不断加剧的灭绝行动与隔都内持续恶化的生存状态，但在接到要求清空犹太孤儿的命令后，日记以他的自杀告终。他在前一天（1942年7月22日）提出应该妥善处理孤儿的建议，第二天却得到要和纳粹冲锋队长一起“解决他们”的答案，“现在所有的希望都丧失了”。在战后初期，切尔尼亚科夫的日记并没有得到犹太人社群的高度评价，因为这一时期的幸存者们对并非“非黑即白”的、更为复杂的大屠杀形象表现出排斥，也因此，这部重要的日记直到1968年才第一次被出版。而在大屠杀见证研究者安耐特·韦维尔卡看来，切尔尼亚科夫日记所表现出的，是一种陌生的现代性（strange modernity）：“不断失败的行动与没有目标的世界隐秘地相互协调。在这个世界里不会有成功，因为没有目标，所有事情的终点都是失败”。作为地位特殊的受害者，尽管少有明确的表达，但切尔尼亚科夫的记录实际上反映出对事件、时代以及犹太人命运都更为深刻的感受。 在希尔伯格对大屠杀史料的系统性论述中，切尔尼亚科夫日记、来自隔都犹太人委员会的记录与档案（如罗兹隔都的编年档案）等，都被归入战时文件，是对官方和德语档案的重要补充。希尔伯格没有把他们视为普通的、被动接受其命运的受害者。相反，这些记录和陈述的主体是纳粹推动大屠杀的“毁灭机器”中的组成部分，是与被灭绝对象有最直接联系的环节。切尔尼亚科夫在日记中所流露的主观感受诚然增添了希尔伯格对人物的同情与敬佩，如不利用职务之便谋私以及对忠诚和尊严的看重等，这些内容虽然有助于他理解犹太领导人本身的风格与隔都的运转，但他无意深究受害者经验的深层意义。 五、希尔伯格的重构论史观及其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希尔伯格充分认识到大屠杀史学中关注普通人、受害者复杂经验的趋势，也尝试转变研究范式，更多地使用个体记忆作为分析工具，并出版《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1933—1945年犹太人的灾难》一书。希尔伯格从分析制度性的“灭绝机器”转而以不同的“人”作为理解灭绝进程的媒介，选择了三重主体来重写大屠杀的整体史，并将之称为“三联画”。他称该书的目标既更小也更大：“更小，因为人毕竟不是官僚体制那样的庞然大物；更大，则因为它想要把每一个曾登上犹太人灾难舞台的个体都囊括在内。” 希尔伯格尝试使用日记、证词等自传性材料来分析受害者历史，如切尔尼亚科夫日记、罗兹隔都的犹太人委员会档案、林格布鲁姆的“安息日快乐”档案、科伦姆佩尔等有着特殊身份的受害者的日记。但总体上，希尔伯格的风格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仍旧更信任战时日记（尤其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记录者留下的叙述）而非战后回忆，纳粹官方的文件与犹太人委员会报告中的数字统计、政策法令等还是扮演了更权威的角色。此外，虽然希尔伯格希望把个体经验囊括进历史图景之中，但受害者多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如犹太人委员会、流亡者、起义者、儿童等，具体的“人”以及差异性的经验被隐没在了群体性的标签之中。总体来看，希尔伯格的新尝试按大屠杀事件中的不同角色重新聚焦，凸显了不同主体（尤其是受害者）的经历，但他并没有更新《毁灭》一书中的结论——纳粹德国的行政体制依然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力，受害者也仍旧是被动、顺从的承受者。 与希尔伯格对受害者记忆的使用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更关注新史学方法的研究者，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布朗宁主要借助个体记忆、司法证词等来书写大屠杀的微观史。他指出，如果缺少那些“枪口还冒着烟的”、正能说明问题的文件，尽可能细致精当地分析“被收集的记忆”（collected memories），同样可能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书写事实准确的历史。布朗宁曾完全依靠来自斯特拉霍维采（Starachowice）的奴隶劳动营173位幸存者的292份证词，为这座在档案中几乎没有被提及的劳动营书写了一部详尽的微观史。布朗宁通过回忆内容勾勒劳动营运作模式的历史；与此同时，他分析不同见证如何被得出，而不评判其“真假”，让幸存者自己发声，并尽可能让史学家隐入幕后。见证中的问题，如扭曲、隐瞒、共同的沉默或彼此的包庇等，成为集中营经验的表达，幸存者如何回忆和理解被迫害的经历也被视为集中营历史的一部分。 希尔伯格与布朗宁在史料利用方式上的差异表明，个体记忆可以有着多重理解维度。最为希尔伯格关注的，是幸存者对事件具体情形加以描述的事实维度。在有充分条件时，其真实性可以被客观地加以判断。但布朗宁的著作提醒我们注意记忆在情感与经验层面上的“真实可信”，或者说本真（authenticity）维度，以及在回忆主体与外在环境、其他见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认同（identity）维度。通过个体记忆三重理解维度的结合，布朗宁也得以呈现出大屠杀事件在微观层面的丰富与复杂。 在希尔伯格看来，个体记忆更为丰富的认识维度反而是对事实维度的削弱。他对史料的选择和使用、对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评，本质上基于其重构论的历史认识模式。彭刚将20世纪西方史学家们的历史书写模式总结为三种“理想型”：力图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重构论”、承认史学家本身立场与视角的“建构论”和关注历史学文本特性的“解构论”。其中，重构论以兰克的“如实直书”为最典型的表达，认为真实的过去就蕴含在史料之中；历史学家们如能不偏不倚且秉持历史学家家法来处理史料，它自然会呈现在我们眼前。希尔伯格同样坚信，他书写的大屠杀历史都是由史料所赋予的，而他的困境在于，虽然他希望自己生产的是档案文件的合集，但无法排除拣选、摘录、编排等工作的影响。希尔伯格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观察者”，依所观察内容写作；他甚至向朋友表示，如果他的稿件能成为一部书，在它的封皮上不应该出现任何与作者个人经验有关的内容。 在“让史料说话”的同时，他却忽视了自己的立场与“偏见”。当史料的新内容和历史阐释的新方式展现出蓬勃生命力时，这一重构论的理念从三个方面导致他对个体记忆的性质和使用产生有限认识。其一，希尔伯格总是关注尽可能具有总体性且足够客观的材料。他坚信，只有着眼于发动并主导了犹太人灭绝过程的纳粹德国，尽可能多地获得由加害者一方保留下来、未经中介和整编的档案材料，史学家和读者才能获得整体性的视野。芬克尔施泰因指出，希尔伯格为各类史料构建了“高度等级化的类型学”，对来自纳粹德国的档案文件更为偏爱，而对碎片性的、有着高度主观性的幸存者证词持更为批判的态度。除切尔尼亚科夫日记这类基本具有官方档案性质的个人记述外，大部分来自幸存者的陈述通常只是被小心地用作档案的补充材料，比如遣送时的具体情景可能出现在个体回忆的片段中。 其二，希尔伯格认为可以与史料保持疏离，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但他对加害者视角的过度关注已经带来先入为主的问题。显然，加害者留存的史料并非完全客观，并且也存在缺乏总体性的问题。希尔伯格对德语和官方材料的偏好，实际上固化了他对犹太人经验的认识。米歇尔·马鲁斯认为，希尔伯格眼中的犹太人形象——犹太人社区是纳粹德国灭绝机器的延伸、犹太人在自己社群的毁灭中扮演着顺从合作的角色等，通常都是从德国史料中获得的。“懦弱且失去人类特性”的受害者，“是已经预先确定好的、来自纳粹的犹太人形象”，显然是片面且刻意曲解的。 其三，希尔伯格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幸存者的证词具有文本特性，回忆主体、讲述对象、环境和心态等均对文本内容有所影响，但他并未将这种认识延伸到在他看来“更客观”的史料上，也没能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书写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制品。他曾批评大屠杀幸存者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的回忆录《夜》在叙事上的非现实特性，认为这是对大屠杀的“小说化”。虽然小说家采用叙事工具是为了接近那些远离了真正历史经验的读者，但他强调历史的研究者“努力以其最原始的状态重新唤回过去”，“文字造就的外壳并不能给这一现实打开一扇窗”。 芬克尔施泰因指出，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判出于“档案搜寻者”的狭隘视角。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同样认为，希尔伯格所坚持的是狭隘的客观主义，将历史书写严格限制在经验与分析技巧中，回避了应该如何分析受害者证词的问题，并且在面对研究对象所做出的暗示和回应时，否认或轻视了史学家作为研究主体的位置。就像希尔伯格在评述自己的《加害者、旁观者、受害者：1933—1945年犹太人的苦难》时指出的，小说家、记者以及布朗宁等史学家致力于寻找陌生性，“在日常的景象中寻找不寻常的或古怪的事件”；但他的工作正相反，他“寻找的是那些寻常之物”。他认为分析体制性的“毁灭机器”与分析加害者、旁观者、受害者并无不同，“在日常的规程中，这些个体就像机构一样都在寻求稳定性”。可见，希尔伯格所秉持的重构论认识模式导致他忽视了史料与历史阐释更为丰富的可能性，而只是把新史料纳入既定的理解模式之中。 诚然，在“记忆转向”的潮流下，学界关注过去如何被回想和经验，关心当下与过去的联系，丰富了认识与使用个体记忆的方式。但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评，以及他与强调受害者证词道德价值的犹太学界对抗的经历，提醒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记忆热”，警惕让情感偏好与价值判断超越历史事实本身的做法。 纳粹德国史专家理查德·伊万斯曾不无担忧地指出，西方社会的公众意识中弥漫着“记忆崇拜”的情绪。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历史学对主体性的关注带来了对历史加以道德化与合法化的副作用，也导致许多史学家开始抛弃历史学的客观与中立，甚至形成价值判断。褒扬或批评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进程，对于事件本身的探究仍旧是历史研究的根本，记忆研究也应当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所存在缺陷的系统分析，将有助于史学家更好地利用当前不断累积的海量口述档案，并避开其中的陷阱。 此外，通过分析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判与有限的使用，我们也可认识到，史料与历史研究、历史阐释的关系并非处在稳定的状态之中，它的理解和使用是史料制造者、史料内容、历史学家个人以及特定史学观念与潮流之间互动的结果。对史料不同层次的理解与使用并不应该是相互排斥、非A即B的。例如，尽管希尔伯格晚期开始尝试使用个体记忆来书写受害者的历史，但他的重构论史观却使他较难充分理解个体记忆在本真维度与认同维度上的价值。相反，不断推陈出新的历史阐释与历史理解应当相互交织互动，形成既A且B的关系，从而实现层次更为丰富的历史理解。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