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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一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提要：自19世纪以来，世界史书写摒弃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开始寻求整合、构建新的宏大叙事。与此同时，史学专业化兴起，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史书写面临新的困境，即如何协调整合历史与史料批判之间的张力，利奥波德·冯·兰克与弗里德利希·施洛塞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方法，彼此相互攻讦争辩，塑造新的世界史叙事，为解决世界历史书写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不同的方案。通过分析两者的世界史著作可以看出，史学专业化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模式，不同历史学家在共享史学专业化的基本理念基础上，基于不同的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的竞争性历史书写图景。 关键词：利奥波德·冯·兰克；弗里德利希·施洛塞尔；世界史；史料批判 近代德国史学史中素有“南北之分”一说，有些学者认为，北德的历史学家们博学客观、致力于不偏不倚的展现历史真相；南德的历史书写者们则更多从当下出发，没有放弃对历史发展的评判，带有更强的主观哲学色彩。前者主要指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及其弟子们，后者以弗里德利希·施洛塞尔（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为代表。但是若我们回顾他们所处的时代，会发现有关两者的评价并非如此。在时人看来，兰克的作品中蕴含着浪漫的想象，施洛塞尔的作品则具有“不偏不倚”的特征。由此可见，当时人的评价与当下我们对近代德意志史学的认知存在差异，这反映出近代德意志史学专业化并非单数，而是一个复杂多彩的思想光谱。 关于兰克与施洛塞尔的研究，早在19世纪末，便有学者将两人相比较，如格奥尔格·韦伯认为兰克与施洛塞尔就像文学史中的歌德与席勒。但这些多为泛泛而论，鲜有学者将其放在19世纪德意志史学背景下系统分析。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复数的史学专业化”，不再将专业化视为一个同质化的范式，而是关注其中的多元性。一些学者系统讨论兰克与施洛塞尔的异同。达格玛·施蒂格穆勒讨论了为什么施洛塞尔会遭到兰克学派的攻击。她认为兰克学派与施洛塞尔的差异在于对史学功用的认识，前者认为历史是呈现世界，后者则注重历史的功用性。在史学专业化背景下，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身份的象征，施洛塞尔成为批判的对象。荷兰学者赫尔曼·保罗借助“学者角色”（scholarly personae）这一概念讨论兰克与施洛塞尔的论战，认为这一论战背后是两种不同学者美德的斗争。 本文主要以兰克和施洛塞尔关于世界历史的书写为中心，讨论两者在处理世界历史书写中的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之间的矛盾时，如何基于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给出不同的答案，并希望能通过兰克与施洛塞尔的例子，展现史学专业化过程中的多元图景。笔者认为，史学专业化并不只是由兰克一派推动的一种新范式，而是当时历史学界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所共享的一种理念和方法。兰克与施洛塞尔不同形式的历史书写，展现了共享史学专业化价值基础上的异与同。 一、普遍史书写的困境 普遍史兼具哲学和历史双重特性。一方面，普遍史书写需要依托可信的具体史实；另一方面，普遍史又要涵盖近乎整体世界的历史，以期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在实际操作中协调两者并非易事，往往充满张力。德国学者斯蒂凡·耶格尔曾把普遍史书写面临的挑战总结为两点，“首先由于普遍史的混杂性，它是历史也是哲学，人们很难选择合适的体裁去书写普遍史；其次普遍史学家面对来自不同时代和文化的史料和事件时，不可能独立的进行批判性研究。”诚然，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正值德意志地区史学科学化，其中用系统化的史料批判方法研究历史成为当时的一股潮流。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如何处理史料批判与世界历史书写之间的张力，成为当时普遍史书写面临的一大挑战。 18世纪末已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施洛策尔在评论英国学者乔治·萨尔主编的《普遍史》德文版时指出，该书在俄国史和波兰史部分缺失史料，不能满足当下的研究。但在当时，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如何构建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即使是施洛策尔的普遍史，时人也多关注它整合历史的一面。如卡尔·布雷耶在《论普遍史概念》一文中，回顾了德意志启蒙时期的普遍史书写，将施洛策尔与莱辛、赫尔德、席勒归在一起，认为施洛策尔旨在用普遍史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的理念。当时颇为流行的史学方法论丛书提到普遍史，也是强调它整合历史的一面，弗里德里希·提特曼（Friedrich Wilhelm Tittmann）认为普遍史是一种特殊史的聚合（Aggregat）,这一特殊事件在整体中有意义，或作为整体的代表，亦或因为它对整体产生了影响。 但是同时期仍然有另一种与之对立的声音，即批判普遍史哲学化。19世纪是现代人文学科独立成型的时代，从传统“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诸学科都希望能够通过制定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区分，借此确立自己的学科主体性，因此，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大量的方法论丛书。这一现象在历史学领域也有所表现，即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论述史学方法的书籍。在这些书籍中，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准则，其中以余斯和瓦赫姆特的著作最为流行。作为处于历史学与哲学之间尴尬境地的普遍史，成为他们批判的靶子。余斯在《历史研究教学法论稿》中曾批评普遍史的哲学化，即探索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他批判康德、孔多塞、伊赛林、赫尔德等早期历史哲学家对普遍史的哲学化尝试，即希望呈现历史上有着固定方向的普遍准则。他认为“强加一种历史中的普遍准则，这是极大的错误，像普遍史那样，人类的历史不再是史学了,而哲学化的普遍史是完全从观念中构建的，它抛弃了所有的事实和事件发生的条件，只是属于哲学。”与余斯同时期的瓦赫姆特，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反对人类史中“思辨的阴霾”，并列举了三条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其中一条便是“哲学化的处理方式”。由此可见，他们表面上批判普遍史，实则是以普遍史为靶子批判哲学的方法，当然他们并非将哲学视为攻击的对象，而是将这种依靠纯理性来推演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方法视为异端，通过确立历史学与哲学的不同方法来确立历史学的独立性。 批判的另一层面是强调史料批判对普遍史书写的重要性。史料批判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但多数强调的是在单一领域下进行史料批判，余斯认为普遍史书写也要对每个部分做精细研究。但是如何处理涉及历史上各个时期和民族的庞杂史料，余斯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法。在他看来书写普遍史不可能达到完美，它是一种理念，是历史的原型,存在于每个人的脑海中。如果说整合历史、探索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是普遍史的“道”，那么基于史料批判的历史书写则可谓“术”，在19世纪上半叶史学开始走向专业化的时代，通过对史料进行批判、甄别、分类来研究历史，成为历史学的不二法门。在这一进程中，普遍史书写的道术分裂，哲学化的普遍史被历史学家贬斥为非历史的哲学著作。面对浩如烟海的世界各地的史料，历史学家应该如何运用史学方法去书写普遍史？如何整合历史与史料批判？这一系列问题，在19世纪中后期现代历史学形成的时候进一步凸显，不同的历史学家面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其中尤以兰克与施洛塞尔的著作最为典型。 二、兰克的世界史书写 兰克经常被视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他的名言“如实直书”被后世许多历史学家奉为圭臬。若谈到兰克的贡献，不外乎客观治史、民族国家叙事和史料批判。殊不知，兰克不仅有许多关于西欧民族国家的研究，而且还在晚年致力于书写世界史。他的世界史书写是在世界史面临如何处理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之间的问题时所作，带有强烈的史学专业化特征。因此，笔者试图回答兰克如何在世界史著作中思考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如何解决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之间张力的问题。 若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简要概述兰克的世界史，并着重分析兰克如何通过评判前人世界历史书写以表明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念。兰克一生著述颇丰，但多集中于民族国家史书写，直至晚年才开始着手写作世界历史。由于兰克85岁时才开始写作世界史，因此该书并未完稿，只写到近代史部分。1881—1885年，兰克出版了《世界史》的前六卷，在他去世后，第七卷才正式面世。而后由阿尔弗雷德·多弗（Alfred Dove）、格奥尔格·温特尔（Georg Winter）和特奥多·魏德曼（Theodor Wiedemann）共同接续兰克的工作，将兰克关于近代史的遗作讲义放入其中，形成了九卷本的《世界史》。多弗、温特尔和魏德曼不仅续编了兰克的世界史，而且对兰克先前所著几卷世界史进行了修订，将每卷一分为二，并且对其中的第一、四、五卷在史料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通过三人的修订，兰克的世界史上启古典时期，下迄近代早期，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 在第一卷前言部分，兰克梳理了近代早期普遍史“世俗化”的发展。他认为，自古以来历史学家一直遵循四大帝国的模式来书写世界史，直到18世纪这一传统才发生变化，世界历史书写不再以四大帝国为核心，而是以整体生活的进步为主线，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力图描绘每个民族历史的世界历史书写模式。兰克对此持批判态度： 描绘每个民族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一个诸民族史的汇集，无论它所涉范围大小，绝不是我们意谓的世界史，因为如果这样，那么本书的相互的联系性就要隐晦了；欲认识此种关系，就必须探索那些结合及支配所有民族的伟大事件及其命运的序列，而这是世界史研究的任务。 在如何整合历史的态度上，兰克并没有完全服膺于德意志启蒙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构建的世界历史书写框架，即关注文明的发展历程。兰克认为，“历史的发展并不只是依靠于文明的推动，而是受许多不同因素的刺激，尤其是不同民族间为了获得领土和霸权的相互对抗。”因此，对兰克而言，世界史研究的主题也应为各民族间的政治竞争。 除了批判面面俱到的世界历史书写，兰克也回应了当时普遍史书写面临的问题，即如何协调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之间的矛盾。正如前文所言，19世纪上半叶已经出现了普遍史属于哲学还是历史的讨论。支持普遍史哲学化的一方，反对面面俱到地描绘历史事件，主张整合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批判普遍史哲学化的一方，反对对世界历史进行通约化解释，认为这不是历史学的方法，希望借批判普遍史哲学化来捍卫历史学的地位。两派彼此相互攻讦，争论不休。兰克正是处于这一背景下思考如何书写世界历史，为协调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寻找新的出路。兰克认为，“如果缺乏以民族史为坚实基础，那么世界史将会沦为幻想和哲学论断，但也不能仅依赖国别史。国家的历史应该放在人类历史中去理解。”兰克认为，应该将具体的国别史研究与世界历史发展统合到一起： 我们难道应该只去研究和理解人类的整体生活，而不去探求那些重要民族的特殊性吗？人们不能忽视历史批判原则，即研究每一处细节。所以只有批判性研究历史事件才能被称为历史。我们也应该有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去理解历史，但是错误的前提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一方面是批判性研究，另一方面是整体性理解，两者都必不可少。 虽然兰克提出将具体的史料批判和整合历史相结合，而且认为这是书写世界历史的原则，但他也意识到这并非易事。据他自己所述，曾与好友讨论这一问题，最终结论是,虽然要做到完美很难，但也要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兰克的这一观念在当时并不新奇，早在18世纪上半叶，余斯便提出普遍史书写要对每一部分都做精细研究。但是，余斯只是把这种方法当作一种理念，认为普遍史并不能成为实践，它只是人们脑海中的一种理想。兰克不仅提出整合历史与史料批判的结合，而且还将其用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之中，他的《世界史》便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 兰克《世界史》共九卷，前七卷为兰克所作，后两卷由其弟子根据兰克生前著述中有关近代史的内容编辑而成。第一卷为“最古老的历史族群和希腊人”，讲述了埃及、犹太、亚述、波斯帝国以及希腊的历史，第二卷重点描绘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第三卷为罗马帝国的历史，在此之后将重点放在了欧洲中世纪，如加洛林王朝、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衰、叙任权之争等内容，并提及了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的历史。上述内容主要为兰克《世界史》前七卷的内容，即兰克本人书写的世界史的内容。 通览兰克的《世界史》会发现，兰克论述的中心是西方的历史，换言之是欧洲民族国家如何形成的历史，其他非西方国家在兰克的世界史中没有位置。以中国为例，据皮谷拉研究，在兰克的整部世界史中只提到20次中国。诸如印度等古老文明的历史也被兰克排除在世界史之外。这一点与先前的世界历史书写并不相同。哥廷根学派的施洛策尔、加特勒虽然也主张关注重要民族的重要事件，但是他们列举的重要民族并不单纯指西方国家，阿拉伯、中国等非西方世界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也有相应位置。当时普遍史哲学化作为整合历史的一股潮流，也没有完全忽视非西方历史。施莱格尔在其《普遍史讲义》中也主张以西方历史为主，但是他仍然会关注印度文明，并且强调印度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母本。然而，兰克的《世界史》无意构建一条印度文明向世界扩散的历史发展路径，而是关注西方内部的兴起。关于兰克为何将非西方历史排除在世界史之外，学界多关注兰克的民族国家观念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意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非常充分。诚然，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刺激了兰克的历史观的形成，兰克关注民族国家的演进与竞争，在兰克看来非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发展，更没有形成民族国家。但若从兰克的史料观出发，则可发现他的这一处理是为协调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寻找出路。 正如埃伯哈特·柯塞尔所言：“对个别研究越是精确，对世界历史的理想图景越是广阔，那么这一任务看上去就越是艰巨。”兰克在世界史书写上也面临这一问题，既要对史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又要去勾勒世界历史发展的面貌，需要对史料、研究对象展开进一步的甄别。兰克在《世界史》的前言中指出：“只有批判性的研究历史事件才能称之为历史”，因此，甄别选择史料是兰克书写世界史的一个基本原则，而文字记载是兰克倚重的重要史料。在前言中，兰克强调了文字史料的重要性： 可信的文字记录关系到历史从何处开始。但是这一领域所涉繁多。我们将从这一意义（代指上文文字记录可信历史开端）上把历史与文字联系在一起，世界历史包含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的事件，但是应该认识到，这并不是进一步去测定历史的起源，而是科学探究世界历史。 在论述古代东方历史时，兰克主要采用《圣经》和希罗多德的记载，论述的中心为埃及、犹太、波斯等地区，对中国并没有相应记载。而且在处理编年问题上，兰克将《圣经》编年与希腊罗马的历史记载相对比，排斥中国的纪年，认为中国的纪年过于夸张。 兰克不仅将世界史研究的范围缩至有文字史料记载的西方的历史，而且还对使用的史料进行系统性的批判。在第三卷第二部分中，兰克对古代史所用的史料展开了甄别分类，而且对其真实性展开了系统性的探究。兰克提出“通过对不同记载的比较研究将可以尽可能地获取事实的真相，而这些内容可以成为本书的基础。”在这一卷中，兰克系统探究了诸如约瑟夫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阿庇安（Appian）和波利比乌斯以及塔西佗等古典作家的作品，结合他们的生平、作品内容以及比较所载内容与其他作家记载的内容，以此判断哪些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以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为例，兰克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开篇便说,“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这样的历史书写者登上世界舞台之时，也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史学家，他只是将事件简单的排列，既不像希罗多德的作品那样主张一种艺术性的表达，也不像修昔底德那样主张一种批判性的研究。狄奥多罗斯便是这种形式的历史书写者。”随后兰克又比较了狄奥多罗斯的记载与普鲁塔克、修昔底德等人所载有何不同，兰克指出狄奥多罗斯在叙述雅典瘟疫时曾引用修昔底德的著作，但是却偏离了修昔底德的记载。兰克并没有因此彻底否定狄奥多罗斯的著作，在兰克看来，狄奥多罗斯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记载最值得关注，兰克将其与阿里安（Arrian）的记载对照研究，“当我们将（狄奥多罗斯的）记载和其他的记载，特别是阿里安的相关记载联系起来看，便可以阐明狄奥多罗斯记载的价值”。随后兰克系统探究了亚历山大东征中的诸多细节以及亚历山大的家庭生活，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来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了解狄奥多罗斯关于细节方面的一些记载有哪些是真实可信的；另一方面则要探讨这些记载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了解狄奥多罗斯之前的作品去弥补无法查明原始来源这一缺陷。 除了通过对读同时期古典史学家的作品来判断内容可信度外，在这一卷中，兰克还运用“史源学”的方法来探究古典作品的史料来源。兰克通过比较阿庇安与普鲁塔克的具体叙述，尤其是用词的同一性，认为他们都采用了阿西纽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的相关记载。但是如果要通过这些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片段来重构波利奥的著作，兰克表示怀疑，认为这将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如兰克所言，世界史书写的任务是整合历史与史料批判相结合，除了考证历史细节外，勾勒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是兰克书写世界史的重要目的，即西方民族国家是如何从世界历史中脱胎而来，有关这一脉络在具体行文中随处可见。然而，在这一脉络的背后还隐藏一种中世纪的普遍史叙事结构，即“帝权转移”。早在19世纪初，施莱格尔在《普遍史讲义》中便借用“帝权转移”的框架提出世界历史上存在三次普世性君主权的转移，兰克与施莱格尔相似，也提出与普世性君主权类似的概念。在第三卷前言中，兰克认为罗马帝国肩负着一种普遍史的使命，即把那些地中海周边的不同起源的民族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同质的共同体。而后的叙述中也多有涉及帝权观念，如论及拜占庭帝国乱象时，兰克提出帝权将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即从拜占庭转移到加洛林王朝，而这一帝权又被奥托一世继承，即罗马帝国的法权被德意志继承。德国中世纪史学家维尔纳·格兹曾这样评价兰克的“帝权转移”理论：“对于兰克来说，‘帝权转移’终归是将世间的最高权力象征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围绕自己的意志用最为重要的方式来展现有序的世俗权力，这也属于帝国的形式之一。而中世纪德意志人承担了这一使命，这便是兰克所谓的‘帝权转移’。” 三、施洛塞尔的世界史书写 兰克的《世界史》在当时学界风靡一时，但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世界史著作，兰克的《世界史》只是其中的一部。1900年，德国市面上有20部世界史著作，其中多为面向公众的大部头作品，这些作品语言通俗，并且附有大量插图。当时也有许多面向学生的世界史教科书，在1895年这类教科书便有43种之多。在这些作品中，尤其以稍早于兰克所著《世界史》的施洛塞尔的世界史著作最为知名。 施洛塞尔通常被视为逆历史科学化大潮的“顽固派”，这与人们讨论近代德国史学的知识资源密切相关。受魏茨、聚贝尔的影响，一些学者在讨论德意志近代史学时，会将兰克与施洛塞尔对立起来，将兰克视为史料批判的代表，施洛塞尔则是兰克的反对者，这一表述后来被古奇、汤普森等人吸收。人们对施洛塞尔的认识可以说是一种北德学者塑造的施洛塞尔形象。若回到施洛塞尔的年代则会发现，当时施洛塞尔的著作备受好评，他的世界史作品在当时非常流行。1842年，当施洛塞尔计划撰写多卷本世界历史时，《汇报副刊》甚至评价说，在世的这些德国史学家们，没有谁比施洛塞尔更合适去追求历史的尊严，承担这项任务。而且《汇报副刊》作者认为施洛塞尔有着“对真相的爱”“客观”“不偏不倚”等特质。“对真相的爱”“客观”“不偏不倚”，这些我们现在看来应该属于兰克学派的特征，却在当时用于赞美兰克的对立者施洛塞尔，为何当时人们会这样评价施洛塞尔？同样面对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之间的矛盾，施洛塞尔在他的世界史作品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正如当时的史学史专家韦格勒所言：“施洛塞尔带有18世纪人的思维方式和教养，但又经历了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和历史学的兴起等巨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施洛塞尔的身上既保留了18世纪启蒙的传统，又带有法国大革命所诱发的强烈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他的历史书写混杂了启蒙的实用主义史学观念与新形成的现代历史意识。与当时诸多历史学家一样，施洛塞尔也曾求学于哥廷根大学。他曾于1794—1797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神学、古典语文学、国家学和历史。当时，哥廷根聚集了德意志地区最为知名的历史学家，施洛塞尔本人曾求教于当时哥廷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施洛策尔，也曾师事于施皮特勒和艾希霍恩（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哥廷根的经历使施洛塞尔对当时哥廷根学派奉行的实用主义历史学有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施洛策尔的世界历史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影响了他自己对历史书写的认识，即如何将史学的功用与史料批判相结合。施洛塞尔在其著作中曾这样评价施洛策尔： 对此人们必须承认，虽然施洛策尔在他那狂悖的方式上走的很远，但是他却为我们这一时代需要的历史研究方式开辟了一条道路。他将伏尔泰、博林布鲁克的基本理念融入我们的历史研究中，但是他也将伏尔泰、博林布鲁克所缺乏的史料批判，即学术性研究、细节性的基础知识和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与启蒙式的历史观念相结合。 与兰克一样，施洛塞尔在书写世界历史时同样面临着整合历史与史料批判之间的问题。普遍史究竟是历史还是哲学？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呈现整合历史与史料批判的融合？关于这一问题施洛塞尔给出与兰克不同的答案。受哥廷根学派世界历史观的影响，施洛塞尔认为传统的百科全书式普遍史已经不合时宜，整合历史展现世界历史的发展主线是书写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施洛塞尔的这一主张，从他的作品标题中可见一斑。早在1811年施洛塞尔便开始酝酿写作世界史，后来以《世界历史综述》（Weltgeschichte in zusammenhängender Erzählung）为名出版，而后又出版《普遍史视角下的古代世界及其文化的历史》（Universalhistorische Uebersicht der Geschichte der Alten Welt und ihrer Kultur）。从书名上可以看出，用一种整体的视角看待历史是施洛塞尔世界史书写的重点。他的《18—19世纪史》虽然没有冠以世界史的名字，但也是用一种整体的视角关注历史。 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书名上，在施洛塞尔的具体论述中也有所表现。在他的《普遍史视角下的古代世界及其文化的历史》一书中，施洛塞尔区分了普遍史和世界史，并进一步阐释自己对世界史的认识： 在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质疑那种将普遍史和世界史等同的表述，因为我们将前者视为人类的历史，将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整体来看待，而将后者视为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各民族的历史。研究每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研究它们的原因，它们所发生的方式，并且为后世而保存下来。或者从大量被保存的材料中整理出对时代有益的内容，这是书写政治史的任务，尽可能不让他的思想干涉研究，这是他的最高准则。但若是展现个体与整体的联系，并通过他的整体叙述去贯彻他的思想，他必须要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必须放弃从档案、文献和实物材料中去揭示那些只能猜测而无法证明的内容；他也将谨慎地避免把自己的判断和历史本身混为一谈。 虽然施洛塞尔将历史视为“一种联系的整体”，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沿袭施洛策尔的整合历史的观念，而是认为施洛策尔对世界历史的认识过于强调物质性，忽视了诗和哲学在历史中的作用。在施洛塞尔看来，施洛策尔的普遍史构建只是一种物质性的机械主义的因果关系。因此,对施洛塞尔而言，施洛策尔的普遍史“并不能从整体了解人类本质上对自由的必然需求，而只是去认识物理性的舒适和物质上的富裕”。 施洛塞尔将历史分为“内史”和“外史”两种，内史即文学性的意识，而外史则是政治关系。在施洛塞尔看来，内史与外史的结合是世界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即“新时期的政治史和整体的文学的历史的结合”。这种结合的目的是展现一个时代的精神需求和民族的整体精神。以《18—19世纪史》为例，施洛塞尔将18世纪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应的思想，如第一阶段为绝对主义国家背景下激进文学的兴起，之后是内部危机和新思想意识如何冲击传统封建社会，第三阶段为进步观念的兴起和德意志传统社会的土崩瓦解，最后是传统的没落，法国文学的衰落和德意志文学的兴起，以及最后的复辟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汇聚成一条主线，即古老的以贵族制为标志的旧欧洲的衰落和新的以市民阶层的兴起为象征的社会出现。 施洛塞尔的这种内外史相结合的观念也影响了他对史料的认识。施洛塞尔将历史视为一种文化史，其中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史料，对历史认识具有特殊意义。以莱辛为例，施洛塞尔认为，莱辛的作品是文学对历史产生效用的典范。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莱辛的作品在德意志教养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莱辛通过无与伦比的修辞学和文学，以及这个时代不会再出现的一种批判方式，完成并巩固了新德意志的教养。在他身上不仅凝聚了成为一个德意志思想生活的改革者必备的才能，而且为完成这项事业，他将性格与信念也融为一体，这通常是罕见的。莱辛对真理充满了纯粹的热情，他从迂腐、空洞的德意志学术界的弊病中脱离出来。 施洛塞尔对当时许多历史学家奉行的史料等级制也持批判态度。自19世纪以来，系统性批判研究史料成为研究历史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史料批判方法，其中史料分等是史料批判的基础。根据材料产生时间与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的亲疏关系，分为“原始史料”和“二手史料”，并且以这一分等为基础去整理、辨别、对勘史料，这成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功。虽然不同学者对史料具体划分不同，但大多基本沿用这个二分模式，如在当时颇为流行的史学方法论书籍中，史料等级是论述的重头戏。受史料等级制的影响，引证新史料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基础。这一倾向在兰克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近代史家批判》中列举了圭恰迪尼作品中的种种错误，而这些错误正是由于圭恰迪尼没有使用原始史料。诚然，新材料可以产生新的研究，但是在世界史书写中却面临巨大困难，由于历史学家个人能力有限，使用原始材料去书写世界历史势必会导致论述范围狭窄化。兰克虽然系统批判研究使用的史料，但多是集中于西方历史，其他民族的历史无从涉及。 施洛塞尔并未服膺于当时流行的“史料等级观”，在他的《世界历史综述》第一卷开端，施洛塞尔便辛辣地讽刺了这种史料等级观下“无史料便无史学”的倾向，“在今天，书写和对待历史的方法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追溯史源上，像我们的父辈那样去夸大史料变得相当罕见。因此，我必须要讨论这一问题，但是可能也只是无济于事。那些在最近的德国史前言中提到的人们，他们可笑地将引文比作建筑的框架，他们不会去读我的著作，也不会从整体上做出评论。” 施洛塞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及其史料观也影响了他的史学实践。如何书写世界历史，如何认识非西方文明，施洛塞尔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给出了与兰克不同的答案。以中国为例，在兰克的世界史中，并没有中国的位置，其重要原因在于兰克认为有关中国历史的记载都不真实。然而，在施洛塞尔的世界史中，中国具有重要位置。在《普遍史视角下的古代世界及其文化的历史》一书的开篇，施洛塞尔便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是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他并没有像近代早期普遍史那样去讨论中国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而是直接从夏商周三代开始讲起，施洛塞尔认为，夏商历史已经无从可考，真正的历史则是从周朝开始。关于中国的叙述，施洛塞尔主要采用传教士的回忆录，所述内容不仅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包含中国的行政制度、宗教、思想、文学、教育等内容。 这些内容后来也被吸收进《给德意志民族的世界史》之中，在该书第一卷，施洛塞尔便提到了中国，简要论述了中国的历史，并较为详尽地讨论了有关中国的政府、宗教、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对中国的描绘较之兰克所占篇幅较多，但是他与当时其他学者对中国的认识并无二致，都强调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在《普遍史视角下的古代世界及其文化的历史》中，施洛塞尔提到中国的制度自古以来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在《给德意志民族的世界史》中，施洛塞尔也提到在中国的思想中“缺乏”进步发展。为何施洛塞尔一方面着重描绘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并未对中国历史积极评价？这与施洛塞尔对历史的理解密切相关，施洛塞尔认为历史的重要目的在于评判，即用一种当下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历史不只是专业历史学家才能涉足的领域，施洛塞尔的预设读者是广大德意志人民，认为了解异域知识是民众阅读历史的重要目的。 通过上述关于施洛塞尔的世界历史的讨论，可以看出施洛塞尔与兰克的诸多不同。在史料范围上，兰克将史料局限于所谓的档案，描绘政治事件的材料。施洛塞尔则将文学作品也纳入史料范围。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兰克将史料批判视为世界历史书写的基础，对世界史哲学化予以驳斥，认为只是一种空想。施洛塞尔虽然也主张史料批判是世界历史书写的关键，甚至曾为准备写世界史前往巴黎档案馆搜集史料，但他并未将哲学贬斥为异端，而是主张批判性方法只是第一步，随后应该进行一种哲学化构建，并采用当代的视角看待历史。因此，米歇尔·哥特鲁博评价道，“对施洛塞尔而言，史料研究与哲学的结合是历史意识的基础。”在史学研究范围上，兰克将世界史局限在政治外交史领域，施洛塞尔则主张一种更为广义的文化史研究，他对兰克那种将史料局限于档案、将历史局限于政治史的做法感到不满，他并不认为仅从外交文件、档案能够获得许多内容。在世界史书写上，兰克的世界史集中于西方，而在施洛塞尔看来，非西方的历史也属于世界史的一部分。 这些不同反映了兰克与施洛塞尔历史观念的差异，即历史是一种狭义政治史还是广义的文化史。在兰克看来世界史要展现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施洛塞尔则认为历史不只是外交史，需要去展现一种时代整体的精神风貌，是政治史和文学史的结合。 结语 19世纪中叶随着史学科学化的发展，学科之争日益激烈，历史学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在这一背景下，普遍史书写作为一种混杂历史与哲学双重特质的体裁遭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质疑。普遍史属于历史还是哲学？如何处理普遍史内部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之间的张力问题？这成为当时许多历史学家思考的问题，其中兰克和施洛塞尔也处于这一语境之中。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给出了看似不同的解决方式，但通过深入探究两者具体的世界历史书写，可以看出，看似不同的路径背后其实存在一些共享的历史观念。 首先，史学科学化已经成为当时史学家的广泛共识，无论兰克还是施洛塞尔，都遵循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彼此之间的批判也从是否客观的角度去展开。其次，他们虽然都在书写世界历史，但落脚点都是德意志。兰克曾提到帝权最终落在了德意志，而他书写德意志历史怀有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愫。施洛塞尔历史书写的落脚点也是德意志民族，从他的书名《给德意志民族的世界史》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希望通过历史去激发德意志民族情感。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书写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通过书写历史塑造民族精神成为世界史的主题。 在传统近代德国史学史叙事中，以兰克为代表的“柏林学派”，以柏林大学为阵地倡导史学专业化，被视为德国史学的标杆。执教于海德堡大学的施洛塞尔一派，则被传统史学史叙事贬斥为“逆流”。正如上文所言，19世纪是学科之争的时代，历史学为了确立自己的学科主体性，需要一套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系统研究方法。兰克正好提供了这样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和目标，并借此与启蒙史学分离。施洛塞尔主张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史则与启蒙史学更为密切，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与目标。因此，以兰克为代表的“柏林学派”成为史学专业化的主力军，传统史学史书写中的施洛塞尔也成为北德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靶子。但是，若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会看到两派共享的价值观念比分歧要大得多。“史学专业化”并不是一个固有的单数的模式，而是当时学者们的共识。兰克和施洛塞尔的历史观虽然有差异，但是他们都共享史学专业化的精神价值，都在用一种专业化的方式和术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彼此的观点立场被专业话语所包裹，隐匿在注释和论述中。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