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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第一次阅读《阿Q正传》，遇见在小说中先后出现5次的“行状”一词，感觉有些陌生和奇异，根据上下文，大致推测是行为、事迹之意，当时没有深究。近来拜读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一书，其中含有“行状”这一条目。为了确定该书在《阿Q正传》注释史上的贡献，我又找来其他几个注本参看，结果发现各本对“行状”解释不一。出于好奇，我还想看看中外翻译家对这个词语如何理解，于是搜寻到几个代表性译本——包括俄译本、法译本、英译本、日译本、德译本，了解到它们对此词的翻译，发现情形较为复杂。于是，理解“行状”在《阿Q正传》中的真义，竟然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它不但关系到对小说的注释和翻译，背后还关涉到如何读懂鲁迅作品的大问题。因此本文尝试梳理对“行状”的不同注释和翻译，并回到原文语境中，得出相对正确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谈谈如何读懂鲁迅。 一、国内注释的分歧 对《阿Q正传》最早进行较大规模注释的是鲁迅自己。[①]1931年，山上正义（中文名林守仁）将小说翻译成日文，鲁迅在校阅译稿的过程中，为了纠正译文的错误或帮助译者的理解，写下了85条注释。1942年底，蛰居南洋的青年学者郑子瑜完成了一部名为《〈阿Q正传〉郑笺》的著作，笺注总共321条。不过，鲁迅的自注和“郑笺”都没有对“行状”一词进行解释。 现在能看到的较早对“行状”的注释，出现于1970年代。例如鸡西日报编辑部1973年编印的注解本《阿Q正传》，相关注文非常简单：“‘行状’，一生经历的记载。”[②]这一释义隐约透露出两个要点：其一，“行状”是一种记叙性文体；其二，这种文体所记叙的内容是人的一生经历。又如1976年出版的一个注本，由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注释，其中对“行状”的注释相当详细：“原是封建社会上层统治者死后，由他的下属请求朝廷加谥（shì试，死后所加的称号）时所撰写的一种文书，记叙死者的生平事迹。后来一般官僚、绅士死后，也往往由其家属提供‘行状’，作为请求别人撰写墓志之类的依据。它们一般都为死者歌功颂德，因此所叙生平事迹往往都言过其实。阿Q本无‘行状’可言，这里是作者幽默地指他的经历，同时也是对写‘行状’这一习气的讽刺。”[③]不仅解释了词语的含义，而且结合小说行文加以具体理解，并分析其表达效果，可谓相当全面。从中可知，“行状”本指一种特别文体，在小说中则指这种文体表达的内容（阿Q的经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文思路与此相同：“原指封建时代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事迹的文字，一般由其家属撰写。这里泛指经历。”[④]可以说，这3个注本的解释尽管详略不一，但要点前后一致，都包括文体与经历二者，相比之下，第一个注本落脚在文体（“记载”），后两个注本落脚在经历，结合小说原文语境及语法，显然更科学些。 至此，对“行状”的释义似乎已经稳固下来。然而，2005年版《鲁迅全集》却将注文调整为：“指人的品行业绩。《后汉书·李善传》：钟离意‘上书荐善行状’。”[⑤]这一释文相较于1981年版改变可谓大矣，一是不再涉及文体这一要素，二是释义由“经历”转为“品行业绩”。此外，在释文之后增加了一个古书用例，似乎在暗示鲁迅对“行状”一词的使用渊源有自。考虑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这一篇的注释几乎是对1981年版的原文照搬，只有这一条是全新释义，可以推测编者的重视，他（们）应当是经过反复斟酌，有了可靠依据后才修订的。一般而言，《鲁迅全集》的编纂后出转精，2005年版全集可谓截至目前为止接近“定本”的版本，使用最为广泛，其中的每一条注释，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然而，新近出版的《〈阿Q正传〉笺注》，对“行状”的释义却跨过2005年版《鲁迅全集》，而回到了此前几个注本的思路，其释文为：“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事迹的文字，一般由家属撰写，在葬礼上散发，也叫‘事略’，后来大多称为‘生平’了。”[⑥]显然，这一解释在吸收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基础上，还补充了“行状”文体的另外两种称呼。从文体角度而言，这一释义更为全面，不过落脚点没有放在“经历”上，可以说是一个小失误。 经查，上面几种注释，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注释，大都参考了相关权威工具书；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其间的分歧也由此而来！《现代汉语词典》对“行状”的释义是：“旧时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文章，多随讣闻分送亲友。”[⑦]落脚点在文体。《辞海》则提供了两个义项：“①指人的品行或事迹。《后汉书·李善传》：‘时钟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②文体名。亦称‘状’‘行述’。是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供封建王朝议谥参考或撰写墓志、史传者采择，往往有浮夸溢美之词。”[⑧]《辞源》亦有两个选项：“一文体名称，记述死者生平行事的文章。亦称行述。……二品行，业绩。……”（例证抄略）[⑨]可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与《〈阿Q正传〉笺注》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海》的第2个义项，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释义来自《辞源》的第2个义项，用例则来自《辞海》的第1个义项，属于对二者的嫁接。不同的依据，造成了注释的分歧。 二、翻译的不同处理 除了注释，还可以从翻译的角度观察“行状”一词的接受情况。为便于对照，先摘录《阿Q正传》中5处“行状”所在原文如下：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 （第二章《优胜记略》）[⑩] 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 （第九章《大团圆》）[11] 对《阿Q正传》的翻译早在1925年就已开始，在鲁迅生前，已经出现了包括俄语、英语、法语、日语、德语、捷克语、朝鲜语和世界语在内的8种译本（译稿），鲁迅曾经看过其中的几种，有的甚至校阅过。译者既有中国人或外籍华人，也有外国人，加之语种多样，不同的翻译者对“行状”一词的理解情形相当复杂。以下略以年月及语种为序，举出常见的有代表性的几种（以鲁迅所知同时代人译作为主），可见一斑。 1925年，俄国人B.A.Vassiliev（中文名王希礼）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5月26日，鲁迅专门为该译本写作了序言及著者自叙传略。俄译本对“行状”的相关翻译是：第1-3处的“他的行状”或“行状”译为“его прошлое ”（他的过去），第4处“更不必说‘行状’了”译为“прошлом и заслугах”（更不必说他的过去和功绩），第5处“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译为“ляжет пятном на всю его жизнь”（却是他生涯上的一个污点）。[12]可见，王希礼对“行状”的基本理解是“过去”或“生涯”，这一理解是相当稳定的，只有第4处另加上了“功绩”。 1925年6月，美籍华人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将《阿Q正传》译成英文，并寄给鲁迅审阅，1926年11月，英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阿Q正传》的第一个英译本，它对“行状”的翻译是：第1处“他先前的‘行状’”译为“his former doings”（他先前的行为），第2-4处“他的行状”或“行状”译为“his doings”（他的行为），第5处译为“character”（名誉）。[13]也就是除了第5处将“行状”理解为“名誉”之外，梁译本都将“行状”理解为“行为”。与此相较，当代Julia Lovell的译本则将第1处“他先前的‘行状’”译为“the details of his early life”（他早年生活的细节），第2处“行状”译为“such niceties”（这些细节），第3处译为“life history”（生活经历；生命史），第4处译为“elusive biographical details”（难以记住的生平细节），第5处“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译为“the only blot on his copybook”（他名声上的唯一污点）。[14]也就是将“行状”的核心意思理解为“生活细节”，第5处则理解为“名声”。另一个影响较大的英译本来自国内翻译家杨宪益，他将第1-4处的“行状”译为“background”（背景，经历）并加引号，第5处则译为“escutcheon”（铭牌，名誉）。[15]合而观之，这3个不同的英译本对“行状”的理解有相似之处，都是将前四处理解为行为或经历，将最后一处理解为名誉或名声。 1925年底，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年仅24岁的敬隐渔在罗曼·罗兰的鼓励下将《阿Q正传》译成了法文，1926年5-6月刊登于《欧洲》杂志。该译本对“行状”的翻译是：第1-2处译为“passé”（过去，往昔），第3处“并不是‘行状’”整个没有翻译，第4处译为“antécédents”（履历，经历），第5处译为“carrière”（生涯，一生）。[16]虽然选用了3个不同的法语单词对译，但这大约是为了避免重复，因为3个词语含义是相似的。 1927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德语的四川人廖馥君开始将《阿Q正传》翻译成德语，并请德国同事卢克斯修正译文。1928年10月7日，廖馥君致信鲁迅商谈翻译之事，鲁迅回信表示同意，17日，廖馥君和卢克斯拜访了鲁迅。遗憾的是，该译稿后来未能出版。[17]目前《阿Q正传》有代表性的德语译本之一来自Florian Reissinger，译文被收入顾彬(Wolfgang Kubin) 主编的《鲁迅全集》六卷本之第一卷《呐喊》，1994年在瑞士出版。该译本对“行状”的翻译是：第1处和第4处译为“Lebenslauf”（履历，生平），第2处译为“Vergangenheit”（过去），第3处译为“Geschichte”（历史），第5处没有直译，而是意译为“empfand er als Schande”（他觉得耻辱）。[18]除了第5处使用意译，前4处用了3个与“生平”有关的近义词。 1931年，山上正义将《阿Q正传》译成日文，日译稿曾经鲁迅审阅。该译本对于小说中的五处“行状”，前两处译为 “經歴”（经历），第3处意译为“彼に興味をもつが為”（对他有兴趣），第4处保留“行状”未译，第5处译为“一代史”（一生）。[19]可见山上正义准确地把握到“行状”的核心意思，并能结合上下文语境灵活地运用意译。在日本受众最广的竹内好译本，则处理成原词照录，加上日语注音，但不作翻译。[20]21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藤井省三译本，则将“行状”翻译成“生前の品行”（生前的品行），[21]似乎受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或《辞海》《辞源》的影响。 通观以上各不同语种的译本对“行状”一词的翻译，相互都存在一些差异。不同译者对“行状”的理解分别对应为过去、生涯、历史、行为、生活细节、经历、品行、名誉……好几个译者对第5处“行状”的翻译明显不同于前4处。此外，以上所有的译本，都没有将“行状”作为一种文体来理解，而这是大部分中文注释都涉及到的。由此引发两点思考：其一，《阿Q正传》中的5处“行状”能否进行统一注释或翻译？其二，在注释或翻译“行状”时，有没有必要点明它的文体属性和特征？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回到原文语境中去理解。 三、小说语境中的理解 上文提到，鲁迅仔细校阅过山上正义的译文，并作出了多达85条注释。他对于日译本“行状”一词的翻译未作注释，说明他认可了山上正义对该词的理解，至少是没有明显的异议。而山上正义对“行状”的基本理解是“经历”，正与国内多个注本以及杨宪益等的译本相同。 回到小说原文的语境，试将5处“行状”替换成“经历”，得到如下表述： （1）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经历也渺茫。 （2）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经历的。 （3）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经历； （4）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经历了。 （5）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经历上的一个污点。 仅从表达的角度看，完全合乎语法，表达通顺。而若替换成“过去”“生涯”等词，则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不通之处。不过，倘若依据2005年版《鲁迅全集》，将“行状”替换成“品行业绩”，也是可以读通的。因此，仅仅合乎语法还不够，重要的是语意是否符合，而这就需要仔细推敲了。 联系这5处“行状”出现的前后文，我以为，将其理解为“经历”要较“品行业绩”为优。 前四处“行状”出现在小说第二章《优胜记略》的开头部分，重点是解释阿Q的“行状”为何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对此不留心。其中第一处说到“先前的‘行状’”，那么这“行状”可以到第一章中去找。回到第一章《序》，叙事者讲了一大篇文章做法，大部分文字属于叙事者的议论，只在讲到第二点“立传的通例”时，插入了阿Q的一段事迹：“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22]接下来便叙述了阿Q和赵太爷攀本家从而被打嘴巴的事情。“似乎”“模糊”云云，正与“渺茫”相对应。而该部分并无对阿Q品行的描述，旁人只认为阿Q“太荒唐”，这一评价针对的是阿Q对事情的处理，无关品行。从第二章开始直到末章，每一章的标题，对应的都是阿Q的一段经历，虽然在有些经历中也体现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品行方面的因素，但并非完全如此。例如第5处，把“圈而不圆”视为阿Q经历上的一个污点则可，但不能说是品行上的一个污点，因为“圈而不圆”只关乎能力，无关品行。此外，小说第五章写到阿Q“调戏”吴妈后就丢了工作，发生生计问题，第六章写到阿Q将从城里偷到的东西带回未庄销赃，赵太爷等争相购买或预订，但一看阿Q不太上心，赵太爷便马上吩咐家里人夜里要警醒点。这些都说明未庄人对阿Q品行的留心，远远超过对他经历的关注。 综上，将“行状”释为“经历”，显然更符合文本的表意实际。如果给“行状”作一个极简版注释，“经历”二字足矣。 但这样一来，鲁迅使用“行状”一词所蕴含的独特而丰富的意味便荡然无存了。鲁迅于清末留学日本时喜欢用一些古字，“五四”之后对此曾有反思。如果仅仅是为了表达“经历”这一简单的意思，他完全没有必要选用“行状”这一有些偏僻的旧时书面语。这一词语先后出现5次之多，显然有着某些言外之意，目的是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 循着这样的理解思路，我们不难注意到，鲁迅在《阿Q正传》中给5处“行状”都加上了引号，而这些“行状”都出自叙述者的语言而非人物对话，这意味着鲁迅在使用这一词语时，暗含了与传统的某种对话。事实上，小说第一章在叙述语言中也加上了许多引号，最多的便是对各种文体名称如“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别传”“本传”“家传”“大传”“小传”等都加上了引号。第二章前4处出现的“行状”一词，显然可以放入同一系列中，视为对文体问题思考和议论的延续。 “行状”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由来已久，南朝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篇对它有简单解释：“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23]编成于同一时期的《昭明文选》则在全书最末的第六十卷选收行状、吊文和祭文。可见最晚到南朝时期，行状作为一种专门文体，不但有作品流传，而且得到理论家关注和阐释。逮至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篹》，将古文细分为十三个大类，其中的“传状类”选入了韩愈、王安石、归有光所作的三篇“行状”。《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无疑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选和文学理论著作，《古文辞类篹》亦于晚清流布甚广，旧时读书人非常熟悉，因此对于“行状”也并不陌生。对中国文学史涉猎甚广的鲁迅尤其如此。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及或引用《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对于《古文辞类篹》，他曾在1931年所写《选本》一文中提到：“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24]显示他对于该书也相当熟悉。 进一步深入考察，可以发现，鲁迅对“行状”这一文体的理解，很可能受到《文心雕龙》和《古文辞类篹》尤其是后者的影响。姚鼐在《古文辞类篹序目》中这样区分“传”与“状”：“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25]此处所引刘先生即桐城派另一古文大家刘大櫆，他对“传”与“行状”进行的区分被认为符合古义，并得到姚鼐的认同。在刘、姚看来，依照古例，写作“行状”的对象应当是那些出身底层但后来有所显达的人，在其显达之前，文士可以为其作传，在其显达之后，则不应作传，而应作“行状”，供史官作传的参考。也就是说，文人写作“行状”的对象，是史官写作列传对象的候选。从文体的“高下”而言，“行状”高于文士为底层民众所写之“传”，但低于史官为达官显贵所作之“传”。按照这样的理解，阿Q并非达官名人，当然没有被史官作传的资格，他一生也没有“稍显”过，因此连被文人做“行状”的资格也没有。由此，他只能由“我”在“有乖史法”的前提下以“正传”——实质也就是“本传”即文士“为圬者、种树之流”所写的传——的名义为其留下生平大要。小说第一章明确否定了可以为阿Q作列传、别传等，第二章开头则暗中否定了可以为其作“行状”。在“我”对文体的反复斟酌权衡下，映照出阿Q地位的卑下与一生经历的无足轻重。而要理解小说的这一层言外之意，必须将鲁迅对“行状”这一文体的精微认识纳入思考范围。 行文至此，已可以回答本文上一节提出的两个问题：其一，《阿Q正传》中的5处“行状”可以统一注释为“经历”，并作为翻译的参照（为免重复，具体翻译时，某一处或几处可以选用“经历”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其二，在注释“行状”时，有必要点明它的文体属性和特征。至于翻译，如能加以说明肯定有助于读者理解——梁社乾的英译本就对“外传”“内传”“正传”做了注释说明，但考虑到普通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难度，可不作统一要求。 四、今天我们如何读懂鲁迅 从上文对“行状”真义的探索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要读懂读通鲁迅的作品并非易事，其中每一个意蕴复杂的词语都需要深入考察。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鲁迅的写作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鲁迅的作品充满了与传统的对话，而随着时代的前行，今日的读者对鲁迅作品中的传统因素越来越陌生了。就如“行状”，和鲁迅同时代的读者应当不难理解，但到了当代，“行状”日益成为一个古代的书面用语，当代作家很少写作这一文体，[26]普通读者更是少有了解，以致成了一个需要专门进行注释的词语，而且在注释中产生了分歧。 鲁迅研究界不少专家都曾慨叹，研究鲁迅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研究者无法匹配鲁迅那复杂的知识结构。单以传统典籍而言，鲁迅“五四”后虽然曾劝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他自身对中国古籍的阅读量是很惊人的。他在17岁离家前往南京求学之前，已几乎遍读十三经，同时对古代小说诗文有广泛涉猎。接触新学之后，他并未中止对“旧学”的关注乃至深入研究。从他留下的“书帐”与藏书看，他对传统的经、史、子、集各部的基本典籍都曾反复阅读，[27]当代研究者实难望其项背。如果再加上他对大量日文、俄文、德文等外文原著的阅读，研究者更是只能“瞠乎其后”了。从总量上看，鲁迅留下的藏书大约共有4000余种，14000余册（鲁迅实际寓目过的书籍当然远超此数），今日书斋式的学者倘若足够勤奋，一生的读书总量或可超越鲁迅，但从知识结构的角度来看，能够同时精通古文、日文、俄文和德文的学者，全世界至今可能都找不出一个。而将来就算有人从语言学习的层面能够达到乃至超越鲁迅的水平，在阅读范围上能够全面覆盖鲁迅所读书目，但时代语境早已发生巨大变迁，要全面深入理解鲁迅的作品，仍非易事。 当然，就算单一个体的普通读者或鲁迅研究专家无法完全“读懂”鲁迅，集后世读者的合力，我们还是可以逐渐接近这一目标。今日中国，以鲁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就多达数百人，国外亦有数十人。对鲁迅的解读是一个随时代而不断层累的过程，为了加快接近尽可能完全读懂鲁迅的目标，研究者不妨选定一些专门领域，多下一些“笨功夫”，例如跟在鲁迅身后“亦步亦趋”，去读古书，或日文书，或德文书，或俄文书，甚至去钞古碑，由此复原某种文化场景，触摸到鲁迅的精神世界，从而对鲁迅笔下的一字一句乃至一个标点，达成较为真切的理解。如此慢工出细活，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是适当且必要的。 这样做的前提，在于研究者相信鲁迅已经、正在和终将成为一个经典作家，有关他的一切，都具有研究的价值。 2022年5月10日初稿，5月28日修订。 注释： [①] 在此之前，《阿Q正传》的个别早期译本已经附有注释，如梁社乾的英译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后附14条注释，但规模较小，且大都较为简略。 [②] 鸡西日报编辑部编印：《阿Q正传（注解）》（内部读物），1973年版，第10页。 [③] 鲁迅：《阿Q正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页。 [④]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9页。 [⑤]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页。 [⑥] 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4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67页。 [⑧] 陈至立主编：《辞海》（第七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版，第2546页。 [⑨] 何九盈，王宁，董琨主编：《辞源》（第三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689页。 [⑩]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页。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0页。 [12] Лу Синь, Правдив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9. p18, p76。 [13] Lu Xun; translated by George Kin Leung. The True Story of Ah-Q,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 pp9-10, p84. [14] Lu Xun; translated by Julia Lovell,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 Penguin, 2009. pp83-84, p121. [15] Lu Xun;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and Dai Naidie, Call to arms. Wander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4. P92, p129. [16] 张英伦编：《敬隐渔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第199页。 [17] 参见廖馥君之子廖忠霈给复旦大学《鲁迅日记（下）》注释组的信件，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18] Lu Xun, Werke in sechs Bnden（Band I：Applaus）,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Kubin，Zürich:Unionsverlag, 1994.p109, p110, p160. [19] 鲁迅著，林守仁译：《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四六书院昭和六年（1931年）版，第18-19页、第80页。 [20] 鲁迅著，竹内好译：《阿Q正传·狂人日记》，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104-105页、第151页。 [21] 鲁迅著，藤井省三译：《故乡/阿Q正传》，光文社2009年版，第77-78页、第143页。 [2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3页。 [23] 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页。 [24]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25] [清]姚鼐编，黄鸣标点：《古文辞类篹》，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4页。 [26] 偶尔也有作家写作，如汪曾祺写过一篇《云致秋行状》。 [27] 参见《鲁迅全集》第15、16卷各年日记后所附书帐，以及《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北京鲁迅博物馆编，1959年）、《鲁迅藏书志（古籍之部）》（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韦力撰，中华书局，2016年）、《鲁迅读过的书》（金纲编著，中国书店，2011年）。 本文对《阿Q正传》俄译本、法译本、日译本、德译本的搜寻及相关译文的识读，得到多位学者和友人的热情帮助，在此谨向东北师范大学徐强教授、俄罗斯汉学家林雅静女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烨琦小姐、旅日学者王俊文博士、德国友人Andreas先生深表谢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