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高明诗歌朗诵照。马高明（1958-2022）：诗人，文学翻译家，编辑家。著有诗集《失约》、《危险的夏季》等；译诗集《荷兰现代诗选》、《希腊诗选》等；编著《国际诗坛》（1-6期）、《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西方女子诗选》等；其诗歌作品被译为英、德、西班牙、荷兰、瑞典、希伯莱等多种文字。10月26日因病去世。  当年荷兰的电视片中拍下的柯雷与马高明现场讨论诗稿的情景 趴在写字桌上，左手拿着烟，右手拿着钢笔，在手稿纸上画掉或插入字符，添加编辑符号，用中文和英文自言自语，好像在大声思考，脑海中的齿轮在不断研磨，让他找到准确的词，准确的诗行，准确的诗节。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不停地讲问题、讲想法、讲感情。一颗饥饿的心，但也能喂饱肉体，他是做鸡蛋辣椒炒面的高手。严肃的媒体工作者，中国众多的民间诗人之一，不解之缘的翻译家：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三成一。好奇、不耐烦、固执、创意、挑衅、乐观。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马高明。 1986年至1987年我留学北大。到达北京后不久，当我在首都剧场观看一场戏剧时，我好惊讶地发现著名荷兰作家阿德里安-凡-蒂斯（Adriaan van Dis）也在场。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比今天要少得多，年轻的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他面前，说我们是同胞，并问他到中国来干吗。也差不多是这个语调，他没介意，刚好相反，热烈投入对话。原来，北京是他打算穿越中国的出发点，要写一本游记。人家与一位中国诗人即英文翻译一起访问首都剧场，这位诗人在几个月前参加了1986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当然，这就是高明兄。 接着，当我们一起吃饭时，三个人很快就发现对诗歌以及奇妙的计划的共同爱好：我指的奇妙计划就是用中文制作一本荷兰现代诗歌选集。高明请我这个荷兰语的母语者参加翻译工作，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令我很兴奋。凡蒂斯先生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不光是作家，也是一个文学的推动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初，他在荷兰国家电视台主持了一个广受关注的图书节目，采访世界各地的作家与诗人。在北京那个充满缘分的夜晚，他很热心地说可以寻找资金来支持荷兰现代诗歌译成中文的项目（半年后，给他写信提醒，果然他言出必行）。高明自己是诗人，曾在中国最顶尖的语言学校之一的“二外”学习英语，还是文学翻译家。我是一个读汉学硕士的学生，终于看到了一个课本以外的中国。说实话，我对诗歌感兴趣远远早于对中国感兴趣，所以一旦走进汉学之路而且实实在在走到了中国，接触诗歌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当年的翻译诗界与中国诗界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就像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动荡的20世纪一直是如此。就这样，我通过翻译走进了中国诗歌。 没想到，我们这奇妙的计划竟然是可行的。自1986年秋天起，高明兄和我共同编译《荷兰现代诗选》。每周我都会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从中关村到和平里，与高明兄一起完成一首又一首的诗。汉语母语者与荷语母语者拿双语讨价还价，在双语之间的桥梁碰头，在双语之间的深渊里掰腕子，既要忠于原文又要给予译文生命力。偶尔失败也没事，重要的是成功的文本，重要的是新的一首诗已进入中文，尽管只有我俩才知道，尽管只存在一份（整个手稿当然是手写的，我们一直很着急怕丢了。直到今天，我的诗歌翻译都是手写的，后来才输入电脑。与翻译小说、非虚构文本或学术文章的工作方式根本不同，必须得感受语言的物质性）。 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俩才知道这项工作，我们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宣传。就在那年荷兰首相访问中国之前，有个国家电视台的时事节目将焦点放在了中国。当然，导演主要关注的是商业机会（不仅仅是中国人才知道如何往钱看），但人家也采访了北京大学的荷兰留学生。平心而论，应该认识到他们对文化也很感兴趣。当我说我正在与一位中国诗人合作把荷兰诗歌带给中国读者时，导演抓住了机会，带着摄影组跟着我去了一趟和平里。几天后，荷兰电视观众就能看到高明杂乱无章的写字桌，看到他和我在敲定诗人娄岱森（Hans Lodeizen）的一首诗时就准确的词语和准确的标点符号进行的交流，看到两个人用两种语言朗诵这首诗。高明的脸上有一种极其专注的神情，在摄像机和手稿之间来回扫视。然后他就开始：“请听：……”实际上是娄岱森在说“请听”，俩字是文本的一部分，但高明把这些话语真正拉进自己的手中。今天这些图像跨越了近四十年的距离回到我身边，然而我觉得什么都没变，感到很亲切。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工作，由人类创造和分享的欲望驱动。谁是诗人或是翻译家，谁就很熟悉这种动机。 荷兰的诗友得知我们的工作后，便将大量的荷兰诗歌邮寄给我。在他们的指导下，再加上译者有权发挥的主观性，去高明家以前我每次都初选几首诗，并制作一份很粗糙的中文译文：有的诗行我敢肯定，有的我不知所措，只好“硬译”以便一起加工。当我把草稿拿给高明看时，他会责备我的错误：写错了字，用错了词，说了一些“我们不这么说”的话。但当我商榷说我的草稿反映了母语在源文本中的偏离使用，他就会认真地听，接着我们会一起试图找到一个偏离使用的中文来匹配。高明的长处之一是，他对突破中国诗歌“可说”的界限持开放态度，所谓中国诗歌绝对也包括中文翻译中的外语诗歌。这样一来，我们的翻译工作就像是我的中国诗歌语言的强化班，我在北大的外国同学都羡慕我这个“课外”特权。当然，最广泛意义上的翻译（并不限制于字词的文本）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核心所在。 古今都有人说，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但我的“强化班”却证明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的具体交流，在不同的手稿版本、个别诗句和词语的不同版本之间来回穿梭，说诗歌的不可译性不如说其超可译性。首先是因为一首诗有能力从不同译者的手中产生大相径庭的译文。其次是因为，即使一首诗在过了那座谚语般的桥后已经转变，它也能够保持其冲击力。《现代荷兰诗选》中一例就是阿伦茨（Jan Arends）的诗：“甚至 / 一只 / 抚摸的手 / 也会 / 伤害我。” 我向高明兄学到了很多。他是文化热的化身：诗人、翻译家、诗歌活动家、翻译活动家。通过他，我认识了不少其他文化热者，尝到了文化领域空前的多元化与丰富性。当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后来会成为一个传奇的话题。也许这是好事，允许我不多想，纯粹吸收这种氛围，也真正地融入其中。之后，上世纪80年代被浪漫化了，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诗歌是文化实验的先锋军。当新的诗集问世时，人简直要用肘部往前别开人群挤到柜台才买得到。我并不想为此而怀旧，只是想赞美人类的想象力。在纸间挥洒就能胸臆直抒催人感动，可真是个奇迹。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各种诗歌脉络并非“全盘西化”，别忘了，诗歌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诗歌在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后重新兴旺起来，并以一种健康的好奇心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对手。说起来，《荷兰现代诗选》封面上有错字，好像是从这个文化漩涡里掉下来的，荷文标题中的“moderne”（也就是“现代”的意思）写成“moderme”。我当然很惊讶，但回顾也意识到，这象征着这种诗歌已经走了多远，路上留下的伤疤也可能是美丽的。 也许有人认为，由双语的母语者合作是一种奢侈，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容易实现的理想。确实如此，但只要有两个人乐于共同奉献就能做到。1987年春末夏初完成了一本每个字都是高明和我一起写的书，一年以后还能看到它问世，是一种难忘的感觉。当时我早已回到荷兰，但书出来是件大事，荷兰诗界很重视，高明又一次受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我俩再次见面（都喊出个“见鬼！”），高兴极了。我想高明兄趁着欧洲之行的机会可能大大扩充了他的开瓶器收藏。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时不时地联系一下。他把《荷兰现代诗选》叫做“我们的宝贝”，宝贝也一直伴随着我们。几十年后，到哪里开会或参加文学活动，还会有人拿着一本来找我们，请签名。 我最后一次见到高明兄是在2017年，当时我和沈睿一起去医院看他。身体上的疾病并没有摧毁他的精神，他留着大胡子，一直开着玩笑。最后他陪着我们穿过走廊，把我们送到门口，说他期待着离开医院，期待我们再相聚碰杯。 马高明是我认识并结识的第一位中国诗人。他走了，让人伤心。我珍惜这段记忆，并祝愿他一路走好，安息。 2022年11月11日 于荷兰莱顿 （作者为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汉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