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文俊先生（前排左二）与作者（后排右一）和编辑部同事 一 春节，极寒刚刚过去，天气开始回暖。我和同事苏玲说好，等更暖和些，去看看李文俊先生等几位《世界文学》的前辈。疫情缘由，很长时间没能去看望这些前辈了，心里总有着隐隐的牵记。 绝没有想到，噩耗就在初六早晨传来，作家鲁敏打来语音电话，告诉我，李文俊先生已于当日凌晨去世……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当我和文俊先生家人联系上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又一位可敬可爱的前辈离去！这个寒冬，太多可敬可爱的前辈离去：柳鸣九，智量，郭宏安，唐月梅，李文俊，杨苡……我们不断陷入悲痛，悲痛叠加着悲痛，悲痛笼罩着悲痛…… 二 记忆流淌，漫延到上世纪80年代。回头想想，成长的关键时段，逢上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于我，真是莫大的幸事。在那个闪烁着激情之光和理想之光的年代，文学依然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爱上文学，是许多青年难以避免的宿命。而爱上文学，也就意味着可能会选择另一条人生之路。于是，大学尚未毕业，我就开始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实习，心里已将《世界文学》当作未来的选择。 1983年夏天，第一次来到建国门，走进《世界文学》编辑部，想到就要见到自己崇拜的高莽、李文俊等先生时，心情既兴奋，又有点紧张。高莽先生是作家、画家和翻译家，在文化界早已大名鼎鼎。李文俊先生是福克纳专家，还是第一位将卡夫卡作品译介到中国的翻译家。事先已读过先生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和无数读者一样，牢牢地记住了那个著名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篇发表于《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曾让多少中国作家瞬间开悟，突然明白原来小说可以打通各种边界，生与死的边界，天与地的边界，人类与动物的边界，此刻与往昔的边界，想象空间与现实世界的边界，可以拥有无限的可能；原来文学和艺术完全可以抵达另一种真实，更加高级也更加深刻的真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篇小说对于刚刚经历特殊年代的中国阅读者和写作者，具有启蒙般的冲击力。如今已闻名遐迩的小说家余华回忆起当时阅读这部小说的情形时曾写道：“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高莽先生高大威武，见到我，大嗓门说：“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他那带有东北口音的话语差点把我吓着了，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李文俊先生个子不高，小老头的样子，朴素而安静，慢条斯理，又轻声轻气地对我说：“喜欢文学的话，到这里来还是挺好的。”先生的话有南方口音，声音略微有点沙哑，听着十分亲切，舒服。后来得知，先生出生于上海，离我的家乡苏州吴江很近。 之后很长的岁月里，我总是会同时想到高莽和李文俊两位先生，总是喜欢拿他们做对照和比较。高莽先生和李文俊先生，全然是两种性情，两种风格，一个研究俄苏文学，一个专攻英美文学，但共同点是都很开明，真诚，追求完美，热爱文学艺术。他们作为搭档，可以互补，可以丰富，也形成了有趣的张力，因此，在我看来，他们的搭档本身也是特别文学的。文俊先生有个性，有才情，有独立见解，但和高莽先生搭档时，他明白自己作为配角的位置，始终保持辅助、配合和执行的姿态，他们为鼎盛时期的《世界文学》树立了良好的艺术形象，也为编辑部营造了极具魅力的氛围。 我曾在《种子的志向》一文中如此描述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世界文学》编辑部： 有意思的是，每位编辑受专业影响，举止和行文上都会多多少少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总体而言，学俄语的，豪迈，率真，稍显固执；学英语的，幽默，机智，讲究情调；学法语的，开明，随和，不拘小节；学德语的，严谨，务实，有点沉闷；学日语的，精细，礼貌，注重自我……学俄语的高莽先生似乎就是个典型。学英语的李文俊先生也是，每当聚会结束，总会主动帮女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或大衣，将衣服打开，双手捧着，方便女士穿上，即便在他后来当上主编后照样如此，极具绅士风度……记得有一次，几位前辈在为我们几位年轻编辑讲述编辑工作的意义。高莽先生以一贯的豪迈说：“马克思当过编辑，恩格斯当过编辑，列宁当过编辑，李大钊当过编辑，毛泽东当过编辑，周恩来当过编辑，历史上无数的伟人都当过编辑……”正说得激动时，李文俊先生轻轻插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当了。”会议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和活泼。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着大伙哈哈大笑。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同和差异构成了编辑部的多元、坦诚和丰富，一种特别迷人的气氛。 那时的《世界文学》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文学根据地，吸引着八方来客，有译者，有作家，有艺术家，有演员，还有不少普通读者，其中有些冲着高莽先生而来，有些冲着李文俊先生而来，手捧着他们的译作，求取签名和合影。编辑部每天都会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最多时需要用麻袋装。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文学热情之高。每每这时，文俊先生总会淡淡地一笑说：“终于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了，呵呵！”这句话细想一下，其实充满了辛酸和欣慰。先生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挫折，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非正常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无谓消耗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幸好，“文革”结束，一切最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用先生的话说，“可以做点业务工作了”。 三 1988年，李文俊先生升任主编，开始主政《世界文学》。从先生的自述中，我们知道，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编辑部元老，刚开始分配到秘书组，做过各类编辑部杂务。后来他才调到西方组，管过不少国家文学稿子。文俊先生是有心人，用心人。几十年的编辑生涯后，他熟悉刊物的方方面面，也从几十年办刊经历中总结出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对如何将刊物办得更好已有成熟的想法：“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一定非要与国际政治、文艺界斗争贴得那么紧，更无必要显示自己是冲在最前面。”实际上，文俊先生是想更加尊重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将刊物尽可能办得更加纯粹些。将这样的想法提炼一下，他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世界文学》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中应该扮演“激进的保守派”这一文学角色。这就意味着更加注重文学性和代表性，更加注重当下和多元，更加注重所译介作家的文学实力、文坛地位和国际影响，并在前卫和传统之间寻找平衡。 众所周知，鲁迅、茅盾、冯至、陈敬容、萧乾等《世界文学》先贤和前辈大多有着作家和译家的双重身份，同时身处创作和翻译两大场域。因此，经年累月，与创作界的交流、互动和融合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大特色和一大传统。《世界文学》也一直视中国作家为理想读者，在译介外国作家作品的时候，十分重视倾听中国作家的意见，并以各种方式让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发出声音。在这点上，高莽和李文俊先生意见基本吻合。高莽先生热情豪放，大大咧咧，具有艺术家气质，特别喜欢同作家和艺术家交往。在他负责《世界文学》期间，编辑部里常常可以看到作家和艺术家的身影。李文俊先生性格内向，思路清晰，做事十分严谨，更加注重在版面上发扬光大《世界文学》传统。他主编《世界文学》后，同意开设专门栏目，邀请中国诗人谈论外国诗歌，栏目就取名为“中国诗人谈外国诗”，每期刊发三篇文章。海子的《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发在《世界文学》1989年第2期上，这应该是他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文俊先生找我谈话，希望我来负责“中国诗人谈外国诗”栏目。当时我正式入职《世界文学》不到两年，能得到如此的重用，颇感意外。那时，由于通讯不便，同时也出于尊重，一般需要专门登门郑重地向诗人们组稿。文俊先生也特别主张上门组稿。他曾在为《世界文学》撰写的《五十周年琐忆》一文中生动描绘了登门拜访冰心、钱锺书、杨绛、金克木、赵萝蕤、杨宪益、王佐良、冯至、郑敏等文化名流时的种种细节。登门拜访和组稿有着种种的益处，他全然不顾外部世界的迅疾变化，直至晚年都坚持认为，“我感觉这一来双方就从物与物的关系变成了活生生、有共同处与不同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文学的总应该对人感兴趣不是？”正是在先生的嘱咐下，我见到了邵燕祥、陈敬容、蔡其矫、袁可嘉、卞之琳、冯至、郑敏等许多仰慕已久的前辈，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了老木、西川、柏桦、树才、莫非、车前子、潞潞等充满活力的同道。此栏目办了一年因特殊缘由暂时停办。后来，金志平先生接任主编后，决定重启这一栏目，只是为了扩大作者面，改名为“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最后定名为“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成为长期固定栏目，继续由我主持，每年六期，每期一两篇文章。不知不觉，这一栏目我竟主持了三十余年。 四 步入晚年的李文俊先生写过一篇《我这一辈子》的文章，收入漓江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故乡水》一书。这篇文章带有人生总结性质，其中谈到了他走上文学翻译之路的缘由：抗战时期，父亲失业在家，便用梅特林克《青鸟》的英语注释本为他补习英语，从而激发起他对外国文学的兴致，促使他日后走上文学翻译之路。大学期间，他便与同学合作翻译出版过两部美国小说。正因如此，毕业后，学习新闻专业的他却被分配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后来又被调到了《译文》（后更名为《世界文学》）编辑部，从此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但最初二十年，主要从事杂务，参加各种运动，那时，“业余从事翻译是不受鼓励甚至要受批评的”。60年代中期，一个特别的机会意外来临：高层领导决定组织翻译一些“外国文学毒草”，内部发行，供批判用。文俊先生提出卡夫卡作品选题，自己翻译了五个中短篇，196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审判及其他》为书名出版，就这样，阴差阳错，成为国内译介卡夫卡的第一人。 80年代初，国家呈开放姿态，袁可嘉等人着手主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请文俊先生翻译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节选，这一下又让他迷上了福克纳。福克纳作品采用意识流、神话模式和多声部等艺术手法，充满现代派气息，译介难度极大，一般译者打死都不敢碰。但文俊先生有犟劲，有韧劲，也有耐力，认准的事，再苦也要做，他一点一点啃，每天就译上几百字，有时甚至几十字，愚公移山般，译出了《喧哗与骚动》《去吧，摩西》《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等五六部福克纳的小说和随笔集，几乎用尽了一辈子的力气。在编辑部，文俊先生曾提及翻译福克纳时的“苦不堪言”，有时为了攻下一个段落，或一个长句，血压都会升高几十毫米汞柱。完全是在玩命呢。比如《喧哗与骚动》第一章中弱智儿童班吉那杂乱无序的叙述。原文需要反反复复研读，还得借助于各种辞典和各类评论，光读懂就得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更不用说翻译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福克纳的艺术用意，文俊先生使出了各种招数：翔实的前言，字体的变化，大量的注疏、索引和说明。再比如《押沙龙，押沙龙！》的开头，没有一个标点，天书似的，苦读几十篇方能初步理出头绪。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往往需要好几年才能译完。若单从低廉的稿酬角度看，太不划算了，唯有傻瓜才肯做。文俊先生就愿意做这样的“傻瓜”。正是有了文俊先生这样高尚的“傻瓜”，人们才能领略到一位异域文学大师独特的魅力。福克纳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启发和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莫言就坦承，正是受了李文俊所译介的福克纳的启发，他才悟到，自己大可通过书写老家高密东北乡，创造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自己的辛苦劳作起了作用，得了认可，是文俊先生最开心的事了。除了福克纳，文俊先生译的麦卡勒斯小说集《伤心咖啡馆之歌》、塞林格的小说集《九故事》等也深受读者的喜爱。 2000年初，一场重病袭击了文俊先生。幸好抢救及时，先生得以渡过劫难。按理说，这时候该踏踏实实颐养天年了。没承想，身体稍稍好转，他“又不禁手痒，便开始译一些另一个路子的作品”。于是，我们便读到了文俊先生翻译的奥斯丁的小说《爱玛》，米尔恩和伯纳特夫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小熊维尼阿噗》《小爵爷》《小公主》《秘密花园》，美国前总统里根夫人南希编的传记《我爱你，罗尼》、门罗的小说集《逃离》、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等。翻译生涯中，他还“翻译过好几百首诗歌以及一些美丽的散文”。文俊先生觉得这样做，“有点像是个盼能尽量拓宽自己戏路的老演员”。 喜欢，就是喜欢，就是享受，这是文俊先生心甘情愿投入文学翻译的根本动力。“通过爬格子转换文字，我像是进入了一个个我从来都不了解、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又一个无比新鲜的精神世界。”先生用陶醉的语气说。 翻译外，文俊先生也喜欢“写些小东西”。他其实是个随笔高手。他的随笔幽默，清新，细节生动，传神，镜头感极强，不动声色中，充满了韵味，是那种越品越有味道的文字。 五 说实在的，我共事过的几任主编中，对于编辑工作和编辑人员，文俊先生的要求是最严格的。工作中的文俊先生严厉，较劲，不苟言笑，说话做事都敢得罪人，有点让人难以接近，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但生活中的文俊先生却可爱，好玩，充满了情趣，一个特别有韵味的老头儿。与他熟了，你就会越发觉到他的可爱。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逢节日将临，编辑部先是开会，然后就是会餐，算是过节。这一传统还是茅盾先生当主编时形成的。《世界文学》出了好几位美食家，文俊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时常回忆起编辑部老主任庄寿慈家做的狮子头：“实在太好吃了！即便有人那时打我嘴巴，我也不会松口的。”他甚至开玩笑道：“来《世界文学》工作的人，都得是美食家。”他的逻辑是：热爱美食，就是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才有可能热爱文学。 美食享受好后，再听点评弹就更好了。有几次我回老家探亲，文俊先生特意托我帮他买几盒苏州评弹录音带。“热天，吃过中饭，躺在竹榻上，听一段《珍珠塔》，那就太适意了，糯酥酥的。”最后“糯酥酥的”那几个字，先生模仿苏州话说出，说完，呵呵一笑。 文俊先生的幽默，常常是冷幽默，给太多的人留下了印象。依我看，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特殊的环境中，幽默已成为文俊先生的一件特别有效的武器，帮助他化解了不少烦恼，辛酸，痛苦，委屈，不满和愤怒。先生说过的不少事情，都被他涂抹上了幽默色彩。在他担任主编时，常有毕业生来编辑部求职，有一回，一位毕业生自称读研时研究的是福克纳。文俊先生就问，那么，你读过哪些相关书籍啊。毕业生支支吾吾，说了半天，没有提到一部李文俊的译著和评论。“研究福克纳，却不知道我，看来我做得还不够好。”文俊先生事后笑着对我们说。先生平时也喜欢逛逛书店，有时看到有的书没经授权就收入自己的作品时，会随手记下出版社的地址，回家后客客气气写封信，请出版社将样书和稿酬寄来。有些出版社接到信后连忙寄上样书和稿酬，并附上一封致歉信。但也有个别出版社不太地道，竟然回信说以为译者已不在世，请李文俊先生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他还健在。像这类令人气愤的事情，文俊先生都是当作玩笑段子来说的。 文俊先生记忆力极强，总是记得别人为他做的事，哪怕是些小事。1995年，已经退休的文俊先生在家里准备翻译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但手头的版本字体极小，看着费劲。当时，我正好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先生来信托我帮他购买一本字体大些的《押沙龙，押沙龙！》。能为前辈做点事情，我自然高兴，很快便办好了。过了几年，我已完全忘记此事。有一天，收到先生题赠的中文版《押沙龙，押沙龙！》，翻开书页，意外看到译者前言中这段文字：“本书开始翻译时，根据的是‘美国文库’版的《福克纳集：小说一九三六——一九四〇》。不久后收到朋友高兴寄自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的Vintage版，字体稍大，翻阅亦方便得多，使眼睛稍少酸涩，特在此表示感激。”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 一场大病仿佛改变了文俊先生的性情，先生变得更洒脱，更坦然，更自在了，最后简直活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老顽童。如果说文学翻译是文俊先生第一爱好，那么，收藏古董可算得上他的第二爱好。先生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他从紫竹院挤头班公共汽车，坐个把小时，到古玩市场，运用智慧，同摊贩周旋，以合适的价格觅得古董的情形。他也明知大多是些假古董，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艺术品赏。“美的物件是永恒的愉悦。”他总是用英国诗人济慈的这句话来表明他收藏古董的理由。天遂人意，后来，社科院分房子时，文俊先生分到了华威西里的新房，距离古玩市场仅仅咫尺之遥。这一来，先生随时都可以去那里溜达一趟，不慌不忙，尽兴寻觅，真是太过瘾了。 华威西里附近，人们常常看到一个小老头，蹬着自行车，买菜，购物，上邮局，兴致勃勃。这就是李文俊先生。谁都看不出，他已年过90。就在去世前几天，邻居还碰见他骑着自行车出去办事呢。文俊先生的夫人，黑塞专家张佩芬老师平静地对我们说：“我始终没有觉得他已离去，他只是又去小菜场买菜了……” 六 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文俊先生说：“玩得还算漂亮。好比作为一个运动员，还踢出过几个好球。也就这样了，反正不能永远出风头，都要退场。”这是典型的李氏口吻，透着幽默，自信，通透，坦然和满足。留下了这么多的译作和著作，这么多的文字，怎么可能说退场就退场呢？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在场方式罢了。 从文俊先生家人处获悉一个细节：先生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在睡眠中，凭借梦的羽翅飞升，悄然融入宇宙的蔚蓝……这倒像是先生的风格。事实上，先生一辈子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飞升，从日常，从灰暗，从艰辛，最终抵达了自己心仪的人生境界，抵达了自己向往的高空，那里，“群星在紫光中旋转”，而他却独独欣赏那颗“始终固定在天顶的北极星”，它并不像其他星星那么耀眼夺目，却： ……显得清醒、矜持、冷峻， 当所有别的星摇摇欲坠，忽明忽灭 你的星却钢铸般一动不动，独自赴约 去会见货船，当它们在风浪中航向不明。 （希尔达·杜利特尔《群星在紫光中旋转》，李文俊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