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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东坡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也有一些因为恃才傲物所遭遇的灾难。他一生的三大事业，就是被贬到黄州、惠州以及海南岛的儋州。苏东坡自嘲的本领，也是天下第一的。我们看他的经历，九死一生，却都能够很宽心地度过。所以我时常讲，苏东坡的人生是豁达的，他这个豁达不是单纯的、呆呆的、天生的，而是他从生命经历当中，从学习和读书当中，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吸取到的很优秀的一些因素，造就了他个人的人格。当时的人觉得他有宰相之才，假如他不跟王安石起很大的冲突，假如他能够稍微收敛一点、能够改变一些想法，可能就可以拜相了。可是，他有一些坚守的原则，他坚守原则的方式，是他对人的关怀，对于自己的要求。 苏东坡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的，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1101年8月24日），以中国的岁数算法是六十六虚岁。他二十岁虚岁就举进士，然后也做过一些小官，比较重要的一个经历是三十五岁到杭州做通判。之后他到山东密州去担任知州，又到徐州任知州，再去湖州当知州。他任湖州知州的时间很短，马上因为乌台诗案被抓，这影响了他的一生。 乌台诗案的结果，是他被贬黄州，这是他第一次遭贬。他在黄州停留了五年之久，一直到神宗皇帝晚年。神宗皇帝心里知道苏东坡是个人才，只是觉得他桀骜不驯，很不听话，难以驾驭。神宗虽然贬了苏东坡，可是心里头记得他，到晚年的时候，还想要把苏东坡调回来。但是官场复杂，有许多人嫉恨苏东坡，制造各种障碍。等到神宗皇帝过世，王安石的新法被废，司马光这批老臣回来了，苏东坡也就回到朝廷，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尚书等。 与自己政见相近的朋友一起掌权之后，还是有不同的意见，以及党派斗争。苏东坡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愿意完全攀附司马光。人的性格影响行为，也影响交往的圈子。比如说，他的性格跟当时的大理学家程颐很不相同，两个人走不到一起。程颐比较严肃，受不了人家开玩笑，苏东坡则性格诙谐，随便乱讲话，随便嘲笑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程颐的门人是后来整苏东坡的主要“打手”——你居然戏弄我的老师，我跟你没完！以苏轼大大咧咧的性格，这完全不是他预先能够想到的。苏东坡觉得朝廷很麻烦，一直希望能够调到外面去。所以他后来就调到杭州做太守。 之后他还在不同的地方做官，可是朝中斗争不断，他又被贬，基本上就没有回到京城去。一〇九四年哲宗皇帝亲政，新党回朝，苏轼被贬到惠州，又从惠州被贬到儋州，到海南蛮荒之地去了。在他死前一年，哲宗升天，徽宗登基，施行了调和新旧的政策，把他从海南召回。他还蛮高兴的，终于活着离开海南。在回来的路途上，或许因为旅途劳累，或许是流放累积的宿疾，他到了江南就病倒了，一直拖着回到常州，在常州去世了。 “东坡”这个号是在他贬到黄州之后才有的，所以在一〇八一年之前，也就是在他四十六岁以前，不叫苏东坡。我们后代尊敬他，称他为东坡先生，好像他生下来就叫苏东坡，其实不很恰当。苏东坡写过《东坡八首》组诗，写他在黄州的生活，其中序里提到，他到黄州两年了，生活实在是很苦、很惨，积蓄都用完了。老朋友马正卿，觉得他连饭都没得吃，就到郡里申请了城东门外面的几十亩废地，让他像农民一样躬耕自足，其实是很差的坡地。第一年收成的麦子很好，他很高兴，自称“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浸润了血泪的。 二 从苏东坡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人生志趣及心态的变化。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写过一首我们比较熟悉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诗很有意思，他那时还很年轻，跟他弟弟离别的时候有一些感慨，思考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人生一定会遭遇挫折，生离死别也是无可避免的。苏轼基本上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他很入世，很想要做一些事情，很有抱负。可是他同时也很看得开，知道人生的经历有其因缘，不一定能符合自己的心愿。 他踏入政坛以后，最主要的问题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当然有些人说新法是进步的，反对新法的都是落后的、保守的。但苏轼经常讨论的是新法在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影响了老百姓的生计，是不是执行方式过于鲁莽，甚至违背立法的初衷，这却是许多官僚不管的。王安石有长远的目标，认为即使有短期的困难，也不能改变大趋势。苏轼想得很具体，体恤民情。这是苏轼跟许多官员不同的地方，他关心新政执行中扰民的问题。政策改变过程中有人遭殃，那么，受难的百姓怎么处理，如何改善民生？一个好的当政者应该计划好改革的步骤，知道怎么处理具体情况，可是王安石管不住下面的这些官僚。王安石新法造成的问题，往往不是王安石的本意。可是历史是具体的人世展现，新政一旦执行不当，老百姓就首当其冲，受到伤害。苏轼总是觉得新政不太恰当，提出各种质疑，也就变成了阻碍变革的保守派。王安石觉得苏轼每次都来捣乱，苏轼既是当朝名士，奏章写得很好，逻辑也很清楚，作为绊脚石的危害性就大了。王安石受不了改革期间的扞格，苏轼也受不了当政者的压力，因此外调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苏轼第一次去杭州当通判的背景。他在外服官，先是在杭州当通判，再到山东密州去当知州，然后又去了徐州，最后一路到湖州，都是当太守，好像官运亨通，其实中间一直潜伏着新政执行的党派冲突。 在杭州当通判的这段时间，苏轼写的诗特别多，而且都是一些我们熟悉的作品。他跟当时的杭州太守陈述古性格相投，意趣相合，这使得他在杭州为官的岁月十分惬意。后来陈述古离开杭州，苏东坡写了首《虞美人》词给他：“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把杭州生活写得十分耽美，像是可以终老的温柔乡。苏轼早年只写诗，三十多岁以后才开始写词，可是他的词别有特色，反而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他在杭州写了好几首词，都与陈述古相关，都写得非常好。我们可以从他的词，看出他内心深处的细腻，看到朋友给他带来的灵感，看到他宁谧平和的心境，他的词反映了他当时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陌上花》三首，是按照民歌的方式写的，也透露了他在杭州的岁月悠游。杭州这个地方文风很盛，风光宜人，对生活有着比较细腻的审美感觉。苏东坡是四川人，离开四川以后先到汴京，接触到权力中心的繁华；后来第一次外出当官是到陕西凤翔，生活条件比较差；再后来到了杭州，非常喜欢江南的湖光山色与饮食美味。他对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好像有一种难以言宣的缅怀。吴越国是钱镠创立的，都城在杭州，王妃回家乡苕溪省亲，听说快要回来了，钱王就给她送个信过去，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简简单单一句话，感觉很有风韵和诗情画意，成为传世的佳话。苏东坡喜欢这个故事，就以民歌的风格写了这三首诗：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軿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 苏东坡虽然有治平天下之心，后来也做过大官，但他内心深处就是个诗人，他无法放弃诗的感觉，诗情画意也不可能放过他。他喜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有什么感觉，老百姓经历了什么，都给他带来了生命的热度。所以他讲的许多道理，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充满了人情和生活气息，这就跟王安石的态度很不一样，后来他跟程颐的冲突也是这样。他基本上生活在一个“情”字里面。他对生命的感觉，对生活的暖度，从来没有放弃过。 苏轼写西湖的诗，我们最熟悉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的第二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概人人都会背诵。其实，他写过很多咏赞西湖的诗，都很精彩，有些更有意境，不只写眼前美景，还描绘了诗人的心景，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的第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是他在杭州望湖楼写的，说是“醉书”，应该是像李白醉写那样，与朋友聚饮欢畅之时，诗兴大发，在众人围观之下，提笔濡墨，龙飞凤舞，一口气书写了五首绝句。诗写的是真好，意象的运用非常活泼。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写出了雨过天晴的爽朗心境，反映他的乐观心态：暴风雨过后，总是晴朗的天。 苏轼潇洒自如的个性，经常在他的诗中展现。杭州吉祥院园圃广袤，牡丹盛放之时，游人如织。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名人巨公皆所游赏，具见题咏。”苏轼就有《吉祥寺赏牡丹》一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我们发现，这首诗半写实半自嘲，非常有趣。他自己写过一篇文章《牡丹记叙》，说他跟太守沈公一起观花的经过，看花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拥挤程度不亚于二十一世纪的西湖，“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苏轼自己也在头上插了花，畅饮半醉，招摇过市。年纪一把了，也不害羞，像小姑娘一样，满头插了花；自己不害羞，却以拟人笔法描绘花都害羞起来，觉得二八姑娘戴的鲜花，怎么插在这个老家伙头上。末句的出典来自杜牧的《赠别二首》的第一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原诗是为十三岁的歌妓张好好所作，正是豆蔻年华，所有卷上珠帘的歌妓都比不上她的青春美貌。苏轼把这典故扭了一转，变成插花半醉的老人家，颠颠倒倒走在路上，惹得十里长街人人都卷起珠帘看热闹。其实，他还不到四十，笑自己风流浪荡，人老心不老，诙谐恣肆，他的风趣个性从这里头也可以展现出来。 他在杭州的时候还写了一些诗，有的是感叹年轻人怀才不遇，有的则对新政带来的社会问题，做一番嘲讽。他碰到一个年轻人叫王复，属于怀才不遇一类，住的地方有棵桧木，他就写一首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称赞这个年轻人正直，就像桧木很直，连根都是直的，可是也只做到秀才，没有人知道，但没关系，地下的卧龙是知道的。这首诗后来惹了大祸，几乎成了一个杀头的大罪状。 他还在诗中批评新政扰民：“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盐开始专卖，政府控制的销售，盐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所以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后来也成了他讽刺政府的罪证。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是讽刺青苗法，青苗法是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发钱下来给老百姓。老百姓可以买苗，渡过难关。可是实际状况却不是这么理想，因为钱发下来，经过层层政府、官僚之手，或许出现盘剥，或许积压拖欠，老百姓不一定能够及时拿到钱。有的时候，老百姓拿了一笔款项，不知道怎么有效利用。有些老人家赶紧冲到城里去花费，钱转手就没了。小孩跟着生活在城里，一年里有半年在城里混着，口音倒是正点了。 杭州给苏轼的印象是十分美好的。他后来经历了冤狱与贬谪，过了十五年再回到杭州担任太守，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这时他五十多岁，已是暮年，回到杭州还是感到欣慰。秋天到了，正往冬天走的时候，一般人想到的是肃杀之气，严冬快要来了。但苏轼强调的是，看看秋天这丰收的季节多么美好，即使寒冬就要来临，也别忘了当下的璀璨与快乐。他有一点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他的内心是一整个光明面，永远在追求生命中的光辉美丽。 三 在山东密州做太守时，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超然台记》，写于一〇七五年，这个时候他四十岁。他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这段时间，先遇上蝗灾，后来又是旱灾，他都尽心尽力救灾，显示了具体办事的能力与效率。他登上超然台，对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有所感悟，说我们不一定都要最美好的东西，但是可以乐观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境遇。他说：“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欲望太深，生活不可能满足你的欲望。如果我们整天陷入无穷的欲望，开心的事情就很少，而可悲者就常多了。这段时间，他读了很多老庄的东西，特别是《庄子》，庄子齐物的观点从哲学的角度影响了他。有趣的是，他不是一个从哲学概念出发、从理念出发，得到结论的人，他是从真正的日常生活里面体会的。像《超然台记》这篇文章就非常有意思。“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天下的事物有的时候会蒙蔽住我们的思维。他的超然观念，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这时候他还没有真正遭过难。 也就在这年的中秋，他写了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苏东坡的词了。《超然台记》讲到要有超越的心灵，《水调歌头》这一首词就表现出他的人生态度，对亲爱的人的思念，对相聚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跟他弟弟苏辙是最亲密的，这首词就是他中秋想到弟弟而写。后来，神宗皇帝看到这首词，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原来苏东坡总是在想我！苏东坡人不错，远远在外面，他心里头还记得我。”其实是神宗皇帝惦记苏东坡，这个轶事很有趣。 他从徐州调到湖州之际，攻讦他的人想方设法罗织他的罪名。有的人收集他的诗，断章取义，在其中挑出讽刺朝廷新政的诗句。其实苏轼没有直接攻击政府，更没有直接反对神宗皇帝，只是在奏章里头表达了一些意见，写诗的时候流露出来对政策的不满，结果这些都变成罪名。他在湖州当太守，突然就听说朝廷要来抓他，速度很快，那些人恨他恨得入骨，星夜兼程派人来抓他。苏轼好端端在湖州官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朝廷来人站在衙门外面，气势汹汹，他还以为是赐死。后来苏轼自己提到这段经历，说了个故事，当时强颜欢笑，安抚妻小： 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否？”朴言：“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题杨朴妻诗》） 苏轼被抓的时候，全家哭天喊地，不知下场如何。后来大家知道不是赐死，是要把他绑起来，押到京师去，一家人愁云密布，都在哭，苏轼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对他老妻说：“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他的妻子哭着哭着就笑了。你可以由此看到苏轼这个人的个性，到了这样的生死关头，一开始以为是就地赐死，结果不是，只是五花大绑押送京师，生死未卜，他居然镇定如恒，说了个笑话。全家号啕大哭，他却给妻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让她宽心，破涕为笑。 苏轼被捕，关到御史台（乌台）狱中，这是他生命中遭受的第一次生死攸关的打击。乌台诗案讲起来还蛮复杂的，并不都跟新政执行的政治斗争有关，还牵涉有些人对苏轼嫉恨，落井下石。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弹劾苏轼，李定弹劾的资料来自与苏轼政见不同的沈括。舒亶上奏说：“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东坡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从苏轼诗句中挑出违碍字眼，作为其攻讦政府的证据。苏轼八月十八日就被押解到汴京，关进御史台狱。御史台为什么叫乌台呢？因为御史台有很多柏树，也称作柏台，上面栖息了成群的乌鸦，所以通称乌台。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写了一首《戏子由》，是写给他弟弟的一首玩笑诗，可后来变成很大的罪名。这首诗充满了调侃与讽刺，主要是调侃他弟弟，也调侃自己，当然同时也调侃别人。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都是感慨他在当杭州通判的时候，执行新法政策，让他们兄弟感到可笑的事情，搞得老百姓不得安生，官员也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些诗句后来都变成他攻讦政府的主要证据。 他在御史台牢中待了一段时间，神宗皇帝想要算了，结果宰相王珪说，苏轼暗恨皇上，有诗为证。在那首写给王复的诗中就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欺君之罪。苏轼不求你真龙天子，反而去地下求暗龙，就是讽刺皇帝你的。王珪一心陷害苏轼，说苏轼有不臣之意，说他写诗是针对皇帝而来的，把神宗吓了一跳，回应说，苏轼虽然有罪，但他写那些诗可能只是一时感慨，不至于有叛乱之心，王珪为之语塞。章惇（子厚）虽然与苏轼政见不同，也在旁边缓颊解说，总算让苏轼免掉了亵侮皇帝之罪，后来章子厚对叶梦得说：“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王珪身为相国，居然这个样子，非要害死人不可！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章子厚就是贬谪苏东坡到惠州的主要人物，他后来对苏轼也挺坏的。 苏轼关进监狱，本来觉得难逃一死。他在牢里头待了一百三十天，从八月十八日，一直关到十二月二十六日，一直到快过年了，才有了定案，放他出狱，贬到黄州。儿子给他送牢饭的时候，他跟他儿子有个约定，可以送所有的食物，但是不要送鱼，送鱼就表示判了死罪。有一次他儿子不在，托人给他送牢饭，那个人想着给苏轼送点好吃的，就给他送了一条鱼，他这一下觉得自己死定了，没办法，就写了两首绝命诗《狱中寄子由二首》给他弟弟。第一首是：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首诗有小序曰：“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能不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我们从诗序知道，后来帮他传递两首诗的狱卒名字叫梁成，也算是青史留名了。第二首：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这两首诗都显示了他对亲人的思念与不舍，更对连累了他们深感惭愧。苏轼被关起来以后，他曾经服官的地方，例如杭州、徐州、湖州的老百姓都烧香拜佛，保佑他可以平平安安。所以他说，我死了，我的灵魂会到浙江西，与群众一起。关了一百三十天以后，经过御史台与大理寺的法律纠缠，最后由神宗拍板，把他放了出来。他刚一出狱，正逢立春，感到无限解脱，春风满面，就又写了两首诗。这两首诗非常有趣，居然是次韵原先的绝命诗，也有序：“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他一出狱就得意万分、意气风发，写了这两首很好的诗，然后就踏上征途，去了黄州。第一首最有趣，因为他似乎完全忘了因写诗遭到大狱，一出来就说“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也反映了他豁达开朗的性格。苏轼遭人陷害，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他不再计较，也不再去想什么人怎么陷害他，而且他后来历任礼部与吏部尚书，位高权重，也没有去整过别人。 四 苏轼贬到黄州的时候，借住在定惠院。第二年，他才在城外东坡得到一块地，自号东坡居士。冬天下雪的时候，他盖了一座房子，就叫东坡雪堂。他把妻子儿女安顿在临皋，也在附近。黄州有名胜赤鼻矶，当地人传说就是赤壁鏖兵之处，但并不是真的历史上的三国赤壁，苏轼在此得到不少创作灵感。 他初到黄州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虽然贬谪到黄州，身无长物，被打到了社会底层，但是黄州这个地方，在长江边上，物产丰饶，有鱼有笋可吃，也很令人开心。这时他已经放弃了对仕途的向往，只希望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虽然不担心眼前的迫害，但是心有余悸，梦中还是害怕的： 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啖蔗。 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 过了一年，他写了《前赤壁赋》，再过了几个月，又写了《后赤壁赋》。从文学写作修辞的角度来讲，古来评论认为，《后赤壁赋》比较空灵，从文字布局到叙述铺展，都比较好。可是，要了解苏东坡的心境，体会他如何达到超脱豁达的心理状态，《前赤壁赋》说得比较清楚。他已经是遭难之身了，但是文章反映的心境，却跟他在密州写的《超然亭记》前后呼应，而且更能结合自身遭遇，洞察生命的意义。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苏轼在事业还算顺遂的时候，能够体会一些超然的人生境界；等到遭难的时候，也能超脱困厄限制的环境，在精神境界上更进一步，有所升华。 《前赤壁赋》中，客说，曹操一代枭雄，但到最后也灰飞烟灭，人生的奋斗还有什么意思？苏东坡回答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里就显示了苏轼超脱的心态与思想境界。就是说，你从天地的角度、时间的角度看人，好像是沧海一粟，人生短暂。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体会自己生命的历程，我们可以共享清风明月，物我无尽，也没什么好羡慕天长地久的。我们不应当纠缠于物欲，应该放宽胸怀，让自己的精神境界有所超升。生命有具体的短长，可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也有无限想象空间，可以开拓精神的世界，能够体会生命的快乐。也就在这段时期，他写了大家很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我们把这首词放回到他的人生背景里面去，就可以体会他的超脱心境。 前面讲的是他的精神，下面来讲讲他贬到黄州之后的生活态度。他很有意思，一向把很多日常生活的东西跟精神生活的态度连在一起，谈论形而上的禅思，居然以吃肉打比方，强调要接地气。他在杭州与朋友谈禅，就表露了“酒肉不碍菩提路”这样的论调： 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东坡食肉诵经，或云：“不可诵。”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碗水如何漱得？”坡云：“惭愧阇黎会得。” 苏东坡又吃肉，又念经。别人说不应当这样，他就漱漱口，还是照样吃肉。苏东坡还很会做菜，会做鱼羹。到了元祐四年，他回到杭州担任太守了，回忆起自己在黄州东坡的时候，曾经亲手做过鱼羹，还请客，别人都说好吃。客人说：“此羹超然有高韵，非世俗庖人所能仿佛。”苏东坡还会酿酒，在黄州的时候就请了一个朋友教他做酒，但是东坡酒做得不太好，喝的人都拉肚子，所以他就不再做了。一直到了惠州，他又开始酿酒，做了桂酒与真一酒，这一次似乎是成功了，没有记载说拉肚子了。 在黄州，他发明了东坡肉，还很得意地写了一首《猪肉颂》：“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首诗，就是东坡肉的食谱。你去杭州，当地人会说东坡肉是在杭州发明的，但其实是他在黄州东坡这个地方发明的，因为那里的猪肉价廉物美。 元丰五年（1082）三月四日是寒食节，这是苏轼在黄州度过的第三个寒食节，已经连续两个月阴雨绵绵，没想到又来了场倾盆大雨，眼看江水都要漫进屋里，炉灶都湿了，点不起炉火，才发现是寒食日，不禁写了《寒食雨二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两首诗写得十分凄凉，给人一种穷途末路、活不下去的感觉。 寒食节大雨过后，他想去相地置产，还写过很重要的一首词——《定风波》。黄州东南三十里，有沙湖地方，风景不错，他就和朋友一起过去相田。原本是晴天，突然下起大雨，没有带雨具，大家很狼狈。但是苏轼非常坦然地走在雨中：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得好，不仅是诗词技巧的问题，更是反映出了苏东坡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是他的人生低谷时期，在狱中逃过了死神的召唤，贬官到了黄州，住了三年，家当差点被水淹没，出行又遇到一场大雨，但是词中反映的态度却是风雨无惧、昂然阔步向前走。时常有朋友向我索字，指明了要我写《定风波》，因为这首词能给人带来宽慰，鼓舞人继续前行。 苏轼虽然无惧风吹雨打，高歌前行，却抵不住风寒入侵，生了一场病。他到蕲水去看一位名医，同时到当地的清泉寺游览，写了《浣溪沙》一词：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清泉寺旁的兰溪，溪水竟然不是东流水，而是向西流的，触发他的灵感。他非常乐观，认为或许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时来运转。 元丰六年（1083），他贬居黄州的第四年，写了一篇短文《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一篇散文很短，却很有意思。我初中的时候读过这篇文章，觉得非常清丽、有韵味，读了感到诗意盎然，有余不尽。但是我那时年轻，没有想过，其实苏东坡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是他谪居黄州，人生最困顿的时候。月色空明的小小乐趣，让他心灵有所安慰，感受生命经历的喜乐。从这篇文章看他的心路历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元丰六年十月，他的第四个儿子干儿出生了，他借此发了一顿牢骚，指桑骂槐，写了一首《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写这一首诗，把所有的高官都骂尽了。这第四个儿子是他的侍妾朝云生的，朝云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苏轼问别人，他肚皮里容纳的是什么？别的人都说，他肚子里有学问、有诗歌；唯独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他很喜欢朝云，朝云陪着他遭贬流亡岭南，最后死在惠州。这充满谐趣的诗，是写给朝云和孩子的，但是很可惜，这个孩子一岁就夭折了。 到了元丰七年（1084），神宗皇帝还是很挂念苏轼，觉得人才难得，想要把他召回来，给他个太守级别的官做，但是宰相王珪在底下掣肘，不让他回朝任官。皇帝也顾及执政团队的整体人事安排，就按照他现在的官位身份，把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下面的人也很难阻挡这种“量移”。其实，把苏轼移置为“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表面是换个地方，实际就是让苏轼离开遭贬的黄州，脱除贬逐的身份。于是，苏轼终于离开了贬谪五年的黄州，一路沿着长江东下，游山玩水，沿途探访亲友。他经过庐山的时候写了一些诗，其中《题西林壁》是最著名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非常有哲理，认为对世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多元的认识，看事情从这个角度看，跟从那个角度看，其实不一样；同是一座庐山，只要你身在其中，角度不同，看到的景象就不同。人也一样，不同的处境与环境，看到的就有所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他豁达开放的心境，经历了贬谪的磨砺与锻炼，有了更上一层楼的升华，不是单纯的天真烂漫的乐观向上。他经过金陵，特别去探望与他政见不同的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已经遭到新派人物的排挤，退隐在金陵郊区，两个人惺惺相惜，写诗唱和，成了莫逆的好朋友。虽然他们政见不合，但都人品高尚，有为有守，可以做朋友，也可以引为知己。苏东坡去看他，两人一笑泯恩仇，十分愉快，相聚了一个月之久。 苏东坡期望自己可以告老致仕，在常州居住，他在阳羡买了田产，希望远离政治纷争。结果第二年神宗皇帝死了，整个政局变了，司马光当政，苏轼被召回京师。司马光代表的保守势力，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政策，苏轼认为应当就事论事，不要搞一刀切，惹得司马光很不高兴。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当了翰林学士，也成了所谓的旧党。旧党当中的程颐也跟他关系不好，程颐的门人对他攻讦不已。朝廷当中还有很多权力斗争，有不同地方派系的势力，很麻烦，所以苏东坡还是想要调到外边去，于是就离开了京城。这一次他去了杭州，做了杭州太守，干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实事，带着老百姓疏浚西湖，我们现在看到的苏堤就是那个时候修建的，把湖底的泥沙堆积起来，留给后代无限旖旎的六桥风月。他在杭州待了两年，不断受到弹劾。 一直到了元祐八年（1093），有八年的时间，他的日子是好过的。他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还外放为颍州太守、扬州太守等职务。元祐时代过了之后，哲宗亲政，新党回朝，苏东坡又被贬官。苏东坡这样的人，在朝中工作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他自成一国，不肯选边站队，虽然他基本的态度与旧党比较接近，但他都是就事论事。他也知道自己直言不讳的性格，希望调到外面去当地方官。最后，新党重新掌权，打击所有旧党人物，他还是被归为旧党，遭贬惠州，流放岭南。他被贬到惠州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政坛。 五 苏东坡个性诙谐幽默，为人不拘小节，很有名士风度，但思想独立，有自己经世济民的理念，不肯委曲求全，在政坛上就难免引起冲突，让政见不同的人觉得他恃才傲物，难以合群。有几件轶事流传很广，宋代记载就言之凿凿，即使只是传说，至少反映了大家心目中的东坡性格。 在朝中任翰林学士给皇帝讲书的时候，另一位侍讲是程颐。苏东坡是一个诙谐、豁达的人，讲话有时口不择言，一针见血，不给人留下余地。程颐这人很刻板，满脑子“存天理，灭人欲”，是个道学先生。司马光去世，吊丧那一天，太庙还有大典，进行礼仪。群臣参加了典礼之后，苏轼要带着大臣们去吊唁司马光，但是程颐不准，理由是《论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就是这一天有了悲伤的事，就不可以再欢乐了。有人反驳：他们是参加典礼之后再去吊唁，孔子又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苏轼当众讽笑程颐说：“伊川可谓鏖糟陂俚叔孙通。”叔孙通为汉朝定朝仪。人人都规规矩矩上朝，苏轼却说程颐泥古不化，是乡下老土定规矩。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面说，这件事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程颐的门人当然饶不过苏东坡，我们不知道程门弟子诬陷苏轼的具体细节，或许是程颐也记恨苏轼，对自己的弟子约束不够，因为他们弹劾苏轼不止一次。苏轼和程颐两个人在朝廷吃饭的事情上，也发生过冲突。苏东坡做翰林学士，给皇帝讲疏，大臣在朝中吃饭，厨房问吃什么，“苏令办荤，程令办素，时馆内附苏者令办荤，附程者令办素”。苏轼爱吃，程颐则只讲节俭，过生日都不设宴。苏轼喜书画收藏，品茶吟诗，程颐则说“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性格冲突是个麻烦，程颐一切以德性为上，以苦行僧的标准要求别人，看苏轼不顺眼，苏轼当然也看他不顺眼。这不仅仅是政见的问题，也是性格问题，在政治运作上不能合作。 有一件事情，连司马光都觉得程颐有点过分。程颐给幼年的哲宗皇帝讲课，哲宗随手折了一根柳枝，程颐严肃地劝谏说：“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一听，很不高兴地把柳枝扔了。事后司马光和太后都认为程颐此举不妥。司马光觉得程颐的行为迂腐，不是启导年轻人的教育方法，只能造成皇上讨厌儒生的后果。程颐（伊川）与哥哥程颢（明道）个性也有差异。记载说：明道与伊川同入庙，明道见佛，揖而进，伊川则否。门人问之，明道曰：但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从这几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来程颐这个人很古板，和苏东坡发生冲突，也可以理解。 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有个故事体现出苏东坡游戏人生的态度。灵隐寺里面有一个僧人了然爱上了一个妓女李秀奴，不久把钱花光了，李秀奴就不再理他。有一天，了然过去找李秀奴，她不肯搭理，他就随手把李秀奴打死了。到了杭州府，由太守苏轼审理案件，看到这个和尚身上刺青：“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苏轼就写了一首词：“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判了死刑。我们不能确定这个故事的真实可靠性，然而却反映了民间对苏东坡的印象。判案写判词，洒脱任性，随意展示恣肆的才华，很像小说家笔下的坡仙，游戏人间，妙趣横生。 苏轼与黄庭坚亦师亦友，两人时常互相调侃，在文字上戏弄对方。有一次，黄鲁直戏弄东坡说：“昔右军书为换鹅书，近日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家换羊肉数斤，可名公书为‘换羊书’矣。”讲的是王羲之写字换鹅的故事，笑韩宗儒拿着东坡的字去换羊肉吃，所以东坡的字可以称之“换羊书”。这时苏东坡是翰林学士，并不以为忤，还觉得有趣。一天韩宗儒致简相寄，希望他接了信之后赶紧写回信。来人督索甚急，苏东坡就打趣说：“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这些有趣的故事，反映了苏轼诙谐的个性，其实应该是很容易与人相处的。但是不论个性多么诙谐随和，一旦牵涉到党派的政治斗争，就难免腥风血雨。所以，新党重新上台，苏轼就成了打击重点，贬到了惠州，流亡岭南。 他到惠州，一开始住在官府宾馆，后来借住嘉祐寺，住到了庙里。一天他到郊外去爬山，想去山上的松风亭玩，爬了一半爬不动了，突然有感人生困境的挫折，再一想，若是一切都能放下，就解脱了，因此写了一篇《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反正掌握朝政的都是政敌，贬谪岭南的意思就是不期望你回来，最好是瘐死异乡。苏轼看透了这一点，从爬坡感到力不从心而有所感悟，爬不动了，就在这里歇息，干脆躺平了，也没什么不行的。 他的朋友章质夫任广州太守，老远送了六壶酒给他，还写了信以为慰问，却不小心在路上打翻了酒，信到酒未到。苏轼倒很看得开，而且这触发了他诙谐的诗兴，写了《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一诗，用了不少典故，对仗妙绝，充满了谐趣： 白衣送酒舞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 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 空烦左手持新蟹，漫绕东篱嗅落英。 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 第一个典故说的是白衣人送酒给陶渊明，渊明高兴得手舞足蹈，赶紧打扫轩廊，洗净装酒的兕觥。第二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是说桓公有主簿，善于辨别酒的好坏，好酒称“青州从事”，劣酒叫“平原督邮”，“青州六从事”指的是六瓶好酒。第三个典故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乌有先生”就是子虚乌有，六瓶酒没了。第四个典故是毕卓持螯把酒，现在没酒喝了，只剩下手持新蟹。第五个是陶渊明采菊东篱，酒没送到，只好绕着东篱嗅菊花了。第六个则说广州太守（南海使君）章质夫有如孔融（孔北海），宾客盈门，酒樽不空，可以陆续再送酒来。 这首诗显然是文字游戏，不仅化用了一连串典故，而且对仗妙绝，出人意表。把文字在诗中玩得这么出神入化，使得古代的评论家叹为观止，好评不断。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说：“文之所以贵对偶者，为出于自然，非假于牵强也。”过去有人以“白水真人，青州从事”作为对仗，一指白银，一指好酒，“至若东坡得章质夫书，遣酒六瓶，书至而酒亡，因作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二句浑然一意，无斧凿痕，更觉其工”。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青州’‘乌有’之联既切题，‘左手’‘东篱’一联，下‘空烦’‘漫绕’四字，见得酒不至也。善戏如此。”到了清代的赵翼，在《瓯北诗话》也盛赞东坡是文字天才：“诗人遇成语佳对，必不肯放过。坡公尤妙于剪裁，虽工巧而落纤佻，由其才分大也……此等诗虽非坡公着意之作，然自然凑泊，触手生春，亦见其学之富而笔之灵也。”我们从这一首游戏之作，还可以窥知东坡随遇而安的心态，遭到不顺意的情况，依然怡然自得，甚至可以自我调侃，作为抒怀的玩笑。 生活在罗浮山下的惠州，气候温暖，水果丰盛，春天有卢橘、杨梅可吃，最美味的却是荔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一首诗非常有名，苏轼写自己贬官到了蛮荒的岭南，居然因祸得福，得了从未有过的口福。高高兴兴吃起荔枝，说了好吃还不够，居然“不辞长作岭南人”，引人羡慕。贬谪生活中自得其乐，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夸耀生活的惬意，就会使本来就一直打压他的人，更是羡慕嫉妒恨。他还有一段谈论荔枝文字，形容荔枝之美味，无与伦比：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云：“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苏轼曾在咏荔枝的诗中，自己加了注，说荔枝之美，绝对超过任何其他水果。真要去找可比的美味，那就只有江瑶柱与河豚，都是天下第一美味。在东坡心中，有一些美好的事物，荔枝、江瑶柱、杜甫、司马迁，在审美的境界上，都属于最高等级，都是他最喜爱的。他这种跳跃式的审美联想方式，值得我们注意，很像当代的意识流，上天下地，人事自然，全都贯穿在个人的美好体会之中。 在惠州的时候，他感到生活十分闲适，住的环境不错，而且给自己在白鹤峰盖了新居，为此写了一首《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据说这首诗传到京师，给章子厚看到了，觉得苏轼贬到惠州，居然安居乐业，睡得稳稳地、美美地，道人清晨敲钟都轻轻地，怕吵醒了春睡的东坡先生，过起好日子来了。贬谪的目的是惩罚，是让他困苦窘迫，吃尽苦头，岂料苏轼居然生活得如此写意，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再次下令，把他贬逐到更荒远的海南去。写诗惹祸，也成了苏轼的家常便饭。 到了海南，他秉性不改，还继续写文章、写诗。元符二年（1099）正月十五日，他在儋州，写了一篇小文：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 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文中的“过”，是随他流亡到海南的儿子苏过，问他为什么高兴大笑。他就想到了韩愈，韩愈当年贬谪潮州，写过一首钓鱼诗，说在岸边没钓到鱼，就希望去大海中钓大鱼，也就是希望回到朝廷当大官。苏东坡觉得，这很难说，大海中未必能钓到大鱼，贬到海南不一定能回到朝廷，更不一定能当上大官。 他在海南还写过一首《汲江煎茶》，写他独自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小溪中舀水烹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村长短更。 杨万里觉得这首诗写得好，好得不可思议，特意写了一首诗评，逐字逐句，说这首诗怎么好，韵味无穷。清代的汪师韩也觉得这首诗“舒促离合，若风涌云飞”，可称绝唱，杨万里解释得过于琐碎，反而破坏了全诗的意趣神色。纪昀与翁方纲也都批评杨万里解诗过分仔细，字斟句酌，好像是门外汉说诗，全无余韵了。且不论诗评家的不同意见，大家都同意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情趣。写他在海南荒村，深夜时分独饮的情趣，从取水到煎茶，每一个步骤都写得诗意盎然。把宋朝当时点茶的规矩，取水烹茶，击拂拉花，所有的细腻程序一一展现。饮茶的审美情趣，在诗中表露无遗，进入了超脱尘俗的精神境界。苏东坡的点茶乐趣，反映了他对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关注，从中汲取生命欢愉的来源。这首诗清楚展示出，他在最困顿的时候，也能在生活细节中找到乐趣。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苏东坡终于被召回中土。当他离开海南的时候，写了《澄迈驿通潮阁》一诗，表达了他叶落归根的想念，看到琼州海峡对面的青山一发，他感慨万分： 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 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等到他离开岭南，过大庾岭的时候，更是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这个时候他已经六十五岁了。这首诗有个故事，《独醒杂志》中记载： 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老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他一路北归，到了江西虔州，写诗给朋友江公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经历了半生坎坷，虽然得以全身北归，但是依然心有余悸。世事如浮云，经常变来变去，但是自己却是不改初心，天上的孤月可以作为明证。 他最后回到了早年买田置产的常州，已经病重了。过了不久，就逝世在常州。他死在一个朋友家里头，那个房子的遗迹还在，在明代改成了纪念苏东坡的祠堂，地点就是现在的常州苏东坡纪念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