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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一生，在日本被视为是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尤其是他经历过的四个人生阶段，一直都是日本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一是留日时期在白话新诗创作上的贡献引人瞩目；二是弃笔从戎参加北伐和之后亡命日本的十年，博多湾诞生的留学生诗人变成流亡政治家的戏剧性“立身出世”受到研究界的极大关注；三是秘密回国参加抗战直至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人生历程，被视为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进步知识分子主流的人生抉择和自我实现；四是“文革”前的自我否定及“文革”中的自我迷失 ，被视为可扩展延伸到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研究的重要个案。 回顾过去百年历史，日本的郭沫若研究自翻译起步，之后大致经历了一个文学评论、人物及作品研究的发展过程。其规模也从早年的零散翻译和研究逐渐成熟过渡到有一定组织和规模的翻译与学术研究。 对郭沫若作品的翻译应该是日本郭沫若研究的起点。其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10月天津日本租界的日文刊物《日华公论》（6-3）译载了署名作者为郭沫若的两首自由诗《抱儿浴博多湾中》和《鹭鹚》。录入《女神》出版的那些白话新诗几乎都发表于中国国内的中文报刊。那些作品在日本能够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明显得益于1919年部分在华日文报刊以及整个20年代《朝日新闻》《北京周报》《满蒙》《文章俱乐部》及《改造》等著名日文报刊杂志的翻译刊载。翻译数量有限和译者多为在华日媒记者，成为该时期的特点。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基本上可归于作家素描和作品简介之类。虽然总体上研究缺乏深度，但翻译方面从20年代相对单一的诗歌翻译向诗歌、小说、历史剧、文学评论、回忆录、政论杂文以及史学研究等多方面铺开，大有形成中国新文学翻译之首的势头。该时期译者众多，其中像山上正义、藤枝丈夫、松枝茂夫、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著名左翼作家、媒体人以及学者的参与意味着日本社会对新时期文人郭沫若的一种价值认同。 1937年7月25日，亡命中的郭沫若秘密逃回祖国参加抗战以及日本警方紧急抓捕相关嫌疑人的报道在日引起轩然大波。多家日媒对郭沫若展开口诛笔伐，谴责他对日本接纳其亡命的“妻之母国”“忘恩负义”。负面评价迅速在社会上扩散甚至波及研究界，以至于郭沫若逃离后直至整个40年代作品在日翻译的数量呈断崖式锐减。然而在这个文学翻译“骤冷”的战争年代，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和甲骨文研究在日本受到了史学界的关切。 1955年12月，新中国第一个科学代表团访日。团长郭沫若作为和平友好的使者，通过多次大型讲演呼吁世界和平，强调不忘母校培育之恩。他所描述的中日友好的未来，融化了日本国民心中的冰雪。20世纪50年代直至“文革”开始，日本再次出现了郭沫若作品的翻译热潮，自传、历史剧和以《女神》为代表的诗歌成为日本郭沫若研究的三大热点。 “文革”前夜，郭沫若“焚书”的自我批判在日本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研究界主流在困惑之余，作出的反应是放弃与不屑。尽管如此，学术界仍有少数学者锲而不舍。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丸山升、铃木正昭、伊藤虎丸、高田昭二等学者皆于郭沫若研究有所建树，70年代的“飙风之会”在郭沫若研究方面相当活跃，其中学者中岛翠尤以犀利的文学批评独树一帜。90年代的日本郭沫若研究尽管尚未走出严冬，但于该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先后有一批以郭沫若研究为主攻方向的新秀崭露头角，他们于学术界勇敢的破冰活动开始让人感到了一丝暖意。 2003年2月，日本九州大学的岩佐昌暲、武继平和国史馆大学的藤田梨那三名学者联名创立了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全国会员尽管起步时不足20名，但该会的诞生和《日本郭沫若研究会报》的正式创刊无疑意味着日本郭沫若研究低迷期的终结。自此，日本的郭沫若研究跟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及郁达夫研究等一样走入正轨。截至目前，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发行了会刊24期，并与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 （作者单位：日本公立福冈女子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