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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郭沫若波澜沉浮的人生历程而言，1938年12月至1946年5月在重庆的8年时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时段。郭沫若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他组织和团结广大进步人士和文艺工作者，开展抗日宣传和民主斗争，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先后写出《屈原》《虎符》等６部历史剧和《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等学术论著，为推动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和文艺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所以，郭沫若刚刚辞世，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郭沫若在重庆这一话题就很快受到研究界的高度关注。 这种关注从当事者回忆和资料搜集工作开始。人们将目光首先聚焦在1941年，当年是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又适逢50寿辰。南方局为了发动抗日民主进步力量，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政治文化统治，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祝寿纪念活动。1982年12月，曾健戎编选的《郭沫若在重庆》一书编选了此次活动的诗文和新闻报道100篇，收入郭沫若从事文化和救亡工作的报道和演讲词160篇，评述郭沫若著作和其他方面的文章17篇等。在当事者回忆方面，郭沫若在重庆时期的重要助手阳翰笙的系列回忆录以及《阳翰笙日记选》、臧云远《从天官府到赖家桥》、侯外庐《韧的追求》等，对重庆时期的郭沫若进行了详细回忆。许多回忆文章和资料佚文大量问世，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例如，吉少甫主编的《郭沫若与群益出版社》（2005）一书，对有关史料进行发掘和整理，作为“对为抗战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郭沫若，对曾经在群益出版社奉献过青春和生命的同志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整体研究随即展开，其中以谭洛非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郭沫若》（1985）一书为代表。该书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和在重庆期间的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加以考查，提出不能把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的活动仅仅看作他个人的活动，而应该将其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文化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著者认为，抗战期间郭沫若写下了自己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页，达到了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新高峰。全书较为集中地论述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力图做到历史时代和郭沫若本人的结合、郭沫若革命活动的叙述与著作评论的结合、郭沫若本人前后期比较与同时代人成就比较的结合。该书从宏观的纵横两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进行了研究，代表了当时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 在1941年的纪念活动中，周恩来曾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领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这与1978年邓小平所说的“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前后相承，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重庆时期郭沫若的叙述和研究。 这一研究范式和视角在新世纪里逐渐有所改观。有的学者回归史料整理、史实考证这一基础性工作，旨在恢复郭沫若在重庆相关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蔡震的《从文献史料看郭沫若主政三厅始末》等文，对一些重要史实、史事的疏误进行再梳理；廖久明发表系列文章，对郭沫若归国抗战等相关问题进行详尽考证。有的学者采用新的阐释理论和方法，对重庆时期的郭沫若进行了全新研究，丰富并深化了对这一议题的认识。如刘奎的《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以“诗人革命家”为方法论角度和中心议题，“将人物与事件语境化、问题化，从而与革命史、党史、文学史及学术史的既有叙事展开对话，先还原人物及其所处语境、所面对问题的历史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借助知识社会学、观念史乃至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考察郭沫若文学理念、社会实践与政治意识生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性”。李斌则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认为相比于政治解读和估定其学术史地位,更有意味的是探讨此文的撰述动机。作为知识分子的郭沫若在文中体现了对于复杂政治局势中个人命运的隐忧,并对朝野政党均有所讽示。王璞近年来对郭沫若与古诗今译的革命系谱、郭沫若的歌德“人民意识”论和“中国浮士德”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的起源构型等问题进行了深度阐释。这些学者也是在研究革命家郭沫若，以“革命家”的身份和定位切入郭沫若，但他们已经突破了原有的政治革命单一视角。他们采用了各种阐释理论和视角方法，但并不拒斥史料，而是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因而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 总之，对于重庆时期郭沫若的研究，大概走过了从资料整理到理论研究、从政治革命话语到多元立体阐释的发展趋势。这一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过去几十年里郭沫若研究的演进进程。近年来，许多青年学者直面并认真辨析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积极展开交流对话，也为郭沫若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