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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理论建设努力的目标,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成就的指导下, 努力反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学术性,构建以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及其相关重大专题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结构,并在表现形式上从纵向关注实现古今联系,从横向探索中外互鉴模式。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新时代; 中国特色; 历史学; 基本理论 历史的变革发展推动史学的变革发展,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史学只有在学术体系的理论建设上适应这一变革发展,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实现史学的主旨与社会功能。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武器,本文就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构建,讲一点粗浅的认识,以就教于史学界同行。 一、新时代与中国特色 “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界定了中国史学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明确了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性质,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性质。 这里说的“新时代”,不只是指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时代概念,还包含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成就、新创造的理论成果,只有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成就、新成果的指导之下,中国史学才具有新时代的时代特征。这里说的“中国特色”,不止是包含中国古代史学中优秀的史学遗产特别是理论遗产,还包含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遗产以及它们所彰显出来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以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构建的目标和任务,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和任务呢? 首先是明确指导思想,其次是确定内容,再次是确定表现形式。 关于指导思想。坚持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坚持以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成果为指导,丰富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历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学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历史上,先民很早就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谓人民是政权(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政权(国家)才能安稳。在近代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强调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历史和认识的发展,把人民提升到又一个历史的高度、理论的高度和社会实践的高度,这就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些论述表明: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推动了历史发展,历史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真正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体现出来。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研究,不止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应当研究自然的历史,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自然和人类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尤其是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不仅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也影响着自然发展的状况。中国古代历朝正史除政治、军事和历史人物等有关内容外,其书志部分还有自然史的有关方面,如天文、地理、五行、祥瑞、灾异等等。尽管因历史局限,当时人们不能正确看待和解释自然史中的许多现象,而以“天意”、“神意”来“说明”这是“天人感应”现象,但毕竟表明重视自然史以及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系的传统是存在的。唐代史学家杜佑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不同民族文明进程的差异,成为那个时代最进步的历史理论。清代顾炎武和顾祖禹分别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读史方舆纪要》,前者论水利与人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后者论地理与战争攻守利害的关系,高度密切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但是,把对自然与人的认识,提高到更自觉、更深入、更理性、更宏伟的认识高度,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才有可能达到的。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论。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研究的功能和目的之一,是“彰往而察来”,面对百年来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向何处去? 未来的世界格局将是什么样的? 正在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影响着人类的历史前途。在这种国内国际形势下,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段讲话,从引用《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起首,讲到当今的一些理念,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有其久远的思想根源。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时代针对性与具体内涵,这就是:“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这里强调的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多边主义、双赢、多赢、共赢,公道正义、共建共享,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等等,包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义、善和多方面的思想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这一倡导,受到全世界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关注,认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和一些区域如中非、中拉、中国—东盟等达成共识,共同构建双方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关系。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包含了对于全球治理的宏观思考,对人类历史前途的深切关怀,而这一理念的形成与丰富,透露出中华文明的积极基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历史不仅叩问自身,还应以更恢宏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阐述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中所积累的积极因素,如何与当代的辉煌理论建树相贯通、融合。从历史到现实,这是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基本理论应当而且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历史学来看,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是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这里再讨论对“中国特色”的理解。80年前,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印发四篇文章给同志们阅读,就是在提倡“中国特色”,他这样写道: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所强调的“民族化”的要求,即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毋庸置疑,这些原则和要求,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学术界面临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任务,“中国特色”必须反映新时代的新要求、新高度。这是“中国特色”在联系中的发展,在发展中体现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于《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 我认为,要把握住以下3个主要方面”:“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 关于继承性、民族性。中国史学源远流长,遗产丰富,当代中国史学应当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作为。从历史学的基本理论来看,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是“会通”思想,上自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中经郑樵强调的“会通之义”、“会通之道”,再到章学诚总结的“通史家风”,历史的“通”与史学的“通”,使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通”的特色。二是评论历史不可用“将后事以酌前旨”的方法论。这亦如章学诚所言“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的思想,即“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表明,评论历史、评论史学,都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三是“未尝离事而言理”,这也是章学诚概括出来的特点。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这样说: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 在这里,王夫之把发论的缘由,说得很具体,每一个“之”字,都有所指向,即因事而发论。四是“论”有多种表现形式,有卷(篇)之首的序论,有卷(篇)之末的后论;有专篇之论,如贾谊《过秦论》、柳宗元《封建论》、顾炎武《郡县论》等;还有“论”的专书,如虞世南《帝王略论》,范祖禹《唐鉴》,孙甫《唐史论断》,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以上是关于论历史。论史学大致亦如此,其专书如刘知幾《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以上四个方面,不论在概念上、问题上,还是在内容论述上,都足以反映出继承性、民族性的特点。 关于原创性、时代性。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类似研究成果面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着意于课题的原创性、时代性的要求。首先,我们将当前受到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纳入学术体系予以论述,这不仅凸显课题的时代性,也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它的原创性。其次,从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中提出新的问题,以彰显课题在既有的基础上增添原创的成分,如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关系、史学批评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都具有这种作用。再次,在课题最终成果的结构上,将划分为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两个相互区别而又有内在联系的部分,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尝试。最后,在论述上要结合新时代的史学成果,使理论阐释反映出时代的气息。 关于系统性、专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历史学基本理论构建的系统性,首先应视其整体架构上的合理与内部组合上的合于逻辑,可谓之具备了系统性。而专业性,一则视其是否顾及专业基础,二则视其是否涉及学术前沿,是否包含学术创新的因素与拓展专业的空间。如若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努力,则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它的专业性。 二、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构建,包含两大部分,即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的创新点。 在以往的一些年代,人们讲到历史学的理论时,往往是围绕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进行阐述,这固然有其合理性,因为历史学的理论指导是必须遵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但是,必须明确,唯物史观不仅仅是指导历史学的理论武器,而且是指导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武器,同时它也是指导人们全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社会活动的理论武器。可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说明历史学的理论,一方面是狭隘了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是忽略了历史学学科自身的理论,正像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在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外,也都会有本学科自身的理论,如文艺理论、社会学理论、法学理论、教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等等。 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视为“史学理论”(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史学概论”教材的做法那样),更是概念上的混淆。这种内容上的讹误和概念上的混淆,不仅在基本理论上产生误解,而且也影响到学科理论的建设。根据白寿彝先生的回忆,此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的教学工作中就已经存在,他在1982年为他本人主编的《史学概论》所撰的“题记”中写道: 19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们谨以《史学概论》,作为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纪念。在五十年代,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史学概论》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我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去年,因为《史学史研究》季刊的需要,我每一季度撰写一篇文章,交它发表,总题目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在酝酿这四篇文章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写史学概论的思想。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我想在《史学概论》里,提出一些问题,请同志们讨论。也希望它能成为教本,多少给同学们一些帮助。 从这段文字的回忆和对比中,可见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20多年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概论”的认识,经历了从困扰到明确的思考过程。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凡10章,包含叙论、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当前的主要任务等。从此书“题记”的说明到此书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 1983年,尹达先生在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中,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学说时,第一次提出历史理论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他指出: 今天,在我们祖国历史文献和出土材料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写出高水平的中国《原始社会论》、《奴隶社会论》、《封建社会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 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科学的理论总结方面都做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尹达先生作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中国史学史研究著名学者,异常鲜明地提出了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两个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撰述内容,推动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各自研究对象的进一步讨论。 白寿彝、尹达两位史学前辈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在理论上的分析和对撰述内容的处置与设想,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上、理论上有了新的发展才能做到的。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史学在理论探索方面的一大进步,是历史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之一,具有学理上的重要意义。 1986年,陈启能研究员发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一文,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及学术内涵作出比较具体的讨论,文章指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譬如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的创造者,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问题,均属这一类。有些问题虽然涉及的范围小一些,只同某个专业或专门领域有关,如农民战争史中的皇权主义、让步政策,封建社会中的清官、贪官,乃至近来比较热门的文化史、现代化比较等等,所探讨的也无一不是客观历史发展中的问题。后者则是指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我们把这两者加以区分,并不因此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丝毫没有想说明孰轻孰重的意思。但作这样的区分却是十分必要的。单单这样的区分本身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因此,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从而促进历史科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整个学科的发展,大力提倡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实属必要。”陈文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内涵作了具体的说明,使人便于区分和理解;另一方面是提出由于概念的模糊不清而导致学术讨论的难以深入。 应《史学理论》杂志创刊号之约,我写了一篇题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文章,以呼应陈文。文章表示赞同陈文的观点,同时指出陈文着眼于外国史学作理论的说明,而本文则着眼于中国史学而作历史的说明,希望起到互补的作用。本文的要点是:“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研究领域,后者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和方法,等等;前者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等。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同时,它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当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家乃至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研究、评论,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唯其如此,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似不应脱离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而只致力于史学的研究;同样,似也不应只停留在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而不涉足于史学的研究,对自己的工作做自觉的反省,而应当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不必是也不可能是“平分秋色”,可以各有侧重。如果有较多的史学工作者能够这样来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那么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尤其是在理论建设上一定会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在上述讨论的学术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先后有一部著作和一部译作的出版,给上述讨论提供了实际文本。其一,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全书包含九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白寿彝在本书“题记”中说:“第一卷,导论,论述与中国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他又说:“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一九八一年的提纲,我们认为仍值得参考,现作为附录,附在本卷之后。”文中说到的早先提纲的12个方面是:历史年代,地理环境,民族,社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家庭,城乡、市镇、会社,国家、法和军队,社会意识形态,人民群众和个人,中国和世界,史学遗产和批判继承,历史时代的划分。在上述说明中,白寿彝先生反复强调:“导论,论述与中国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联想到他在《史学概论》“题记”中说的“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任务。”显然,《中国通史》的《导论》卷,论述的是与中国历史相关联的理论问题,而《史学概论》所论述的是与史学遗产、史学发展、史学的当前任务相关联的问题。历史和史学,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在这里区分得十分清楚。 其二,是何兆武先生主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何先生在本书“编者序言”中写道: 三年前商务印书馆委托我编纂一部近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选集。这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含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经过和几位同志磋商之后,我们都认为这对我国历史学界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遂决定承担下来。 何兆武先生学贯中西,他主编的这部译著的出版,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讨论与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起到了沟通中外史学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分并研究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学术现象,越来越凸显出来,有的省市社科规划课题指南中还设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一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在理论探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一个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相信在历史理论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定会有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出来。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构建的整体框架就是在上述学术史背景下形成的,它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历史理论相关问题,一是史学理论相关问题。 关于历史理论,我们思考得较多的问题是:人类史和自然史,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历史发展动力,历史进程,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人民是历史的中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民族关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其中有些是“老”问题,但从历史理论整体来看,仍是不可缺少的;有些是新问题,这是对研究者的考验。我们认为,这些新老问题的交叉,对现今的历史理论研究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关于史学理论,我们也想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它们是:史学的性质,史料的搜集、考订和利用,史书编撰的主旨、结构与体例,史学方法,史学与相关学科,史家修养,史学批评,史学功用等。其中有些问题是以往大家阐述较多的,有些则较少论述,但这两种情况都要结合史学研究的发展作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整体框架的思考与构建,只是初步的设想,在研究过程中作进一步的修改乃至调整,都是可能的。 三、 古今联系与中外互鉴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之构建,顾名思义,它是中国的。所谓“中国的”,即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史学遗产中凝练并提出问题,以中国学人惯用的概念和话语阐述事理。因此,它要改变那种从外国学人提出的问题而“跟着说”的做法,同时也要改变那种以中外学人提出的事理相互混杂而加以阐说的形式,从而模糊了自身的学术话语权和表述风格。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之构建不是一种“排外”的理论体系。新时代的中国学术,是视野宽广、气魄宏大的学术,史学亦当如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之构建,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史学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并加以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融入当代中国史学而做到古今联系,同时借鉴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这一构建具有中外史学互鉴的作用,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外史学的“互为参照,突出重点”,使人读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上这些内容,不单单是一个理念问题,还要落实到外在撰述形式上。做到这一点,有不小的困难,但这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 对于历史学来说,首先,这是面临着在新时代如何把史学遗产纳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我们讲了许多年,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但是,自觉地把“遗产”纳入当今的学科体系的构建中来思考、研究,的确是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这段论述表明:从重要性来看,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从研究工作来看,要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从方法论来看,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本着这样的认识,史学工作者要自觉地把研究史学遗产同当今学科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一般说来,这种结合至少要经历三个实际学术工作流程:第一,有系统地梳理史学遗产的存在状况;第二,从梳理过程中发现那些与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有密切关系的概念与观念及相关成果;第三,尝试着对这些概念与观念及相关成果作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融入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中来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并丰富和推动当今史学的发展。这就必须做到: 第一,要有古今联系的明确意识,这不仅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民族性所要求的,也是中国学术讲求“通史家风”的传统所要求的。建立在这两点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把古今联系的认识提到真正自觉的基础上,并努力践行。 第二,有了古今联系的自觉意识,我们进而要做的是,在古代史家的优秀成果中,认识到哪些是可以通过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而融入当代中国史学之中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比较熟悉古代史学遗产,而且比较能够辨别史学遗产中那些优秀的成分,才有可能融入当今史学,并进一步丰富当今史学的理论特色和话语体系。 对史学遗产中的优秀成果作创造性转化,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一是要讲清楚某一观念或某一成果所产生的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及其本来的含义;二是要指出这一观念或成果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融入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这里,拟从历史理论方面举出一例作一点说明。即古代重民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的区别和联系。中国先民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在这个观念中,“民”不是主体,君为维护“邦”的安宁而必须使“民”得以稳固而不乱。尽管如此,“民”的重要性还是凸显出来了。先秦思想家强调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重民”思想,在以后的历史著作中,也多有反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写道:《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一撰述主旨,是司马光的撰述思想的集中表述。在这里,接受《资治通鉴》的宋神宗及其统治集团为主体,而“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是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 类似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史学上还可以举出一些。这表明,在中国历史上,“重民”思想是有久远的传统的。尽管它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但“重民”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以往的历史上,不论是把“民”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还是把“民”视为“国本”,以及把“民”之休戚看作与“国家盛衰”同等重要之事,其中有一个政治前提也是始终存在的,即“民”是人君、君主、皇帝维护其政治统治的施政方针之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民”思想本身必然带有避免不了的历史局限性。对“重民”思想这一历史理论方面的珍贵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人们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观察历史、研究历史并联系现实的历史运动,进而对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提出本质上的认识。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文章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观、历史观。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论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从本质上概括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1945年5月,毛泽东进而指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 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他进而强调说:“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在一个月中两次论述人民的作用和地位,并说这种观念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而划清了与历史上“重民”思想的界限,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视人民为历史的主人,这既是传统的“重民”思想转化的条件,也是其转化的归宿。可以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武器,驱除笼罩在传统“重民”思想上的“人君”、“君主”、“皇帝”的神圣光环,使其获得新生,从而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历史内涵。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推动着理论的发展。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步伐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扩大与深入,中国历史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这个伟大的名称在中国这块辽阔的、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再一次升华,获得更深刻、更庄严的含义。 当我们把问题提升到当代认识的新高度时,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和践行对史学遗产作“创新性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创新性发展”,首先是明确发展的方向。所谓“方向”,一是科学性,二是时代性,把握住这两条,可以说是明确了发展方向。第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对史学遗产中的某个命题、某种观念或某一论著作新的解说,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发展思想进行阐述,使其内涵更加丰富。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表明,人民是历史进程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从国家层面来说人民乃是国家之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等。 这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历史学学术体系构建中的继承性与民族性的要求。 第三,对待中国史学的古今联系如此,对于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的关系也要下很大功夫才能真正做到中外互鉴。例如,中国史学中的优良传统、优秀成果,在外国史学中是否存在某些类似现象,不论存在与否,怎样去说明它? 反之亦然。又如,外国史学头绪繁多,在某一时代某一国家的某一史学流派中是否提出过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方面的真知灼见,而在中国史学上是否也曾有类似的见解,不论其存在与否,如何去说明它、评价它,这必然会丰富中国当代史学家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如此往复研究,不断深入,定能起到互为参考借鉴、共同提高的积极作用,真正做到“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历史理论的其他专题,以及史学理论各专题,大致都是依照这种撰述形式予以表述,力求使之达到古今联系、中外互鉴的目的。 1983年,白寿彝先生因他主编的《史学概论》未能讲到外国史学的研究而引为不足。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正如一位西方史学史研究学者所言:“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包括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必将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相信,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必将有所进步。 （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