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绳是中共党内享有盛誉的理论家、哲学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以相当多的精力致力于充满挑战性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著述颇丰。在研治中国近代史的诸多学人中，胡绳兼具哲学与史学之长，应是最具理论意识的一位。 [1] 其所构建的近代史宏观架构及所提出的诸多论断，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影响深远。 胡绳从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研究近代史在他而言，颇具思想文化战线的作战武器之意味。与现实疏离的书斋学问自有其意义，经世致用的治学取向亦有其价值。胡绳对此有深刻的自我认识：“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胡绳认为，“若干年来，学术界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 [2]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源泉在于介入现实，并体现时代精神。诚如翦伯赞所言：“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 [3] 胡绳兼具革命者与史家的双重角色。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拓荒者，他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化有前驱先路的探索之功。其著作在革命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动员民众参与革命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其晚年的反思与调整，仍根植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现实社会，通过历史反思，思考国家民族在新世纪的前景与命运。可以说，密切关怀现实并解读现实，是其研治中国近代史的精髓所在。 一、早年近代史著述 胡绳在1947年仅用约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其传世之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年仅29岁即确立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令人惊诧。胡绳自己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是他“从主要搞哲学方面的工作转到主要搞历史学方面的一个转折点” [4] 。如果我们追溯胡绳此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述，以及此书的直接酝酿过程，不难发现他的这个一鸣惊人式的“转折”并非偶然。 胡绳对中国近代史的关注可追溯至1936年5月10日发表于《读书生活》的《〈中国近代史〉评介》。在文中，时年仅18岁的胡绳尝试以唯物主义观点为准绳，来评析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之得失，且能切中肯綮。 [5] 尤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强调中国近代史与现实革命斗争的紧密关联：“历史虽然不是循环的重复，但是知道了过去确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我们读近代中国历史，读到帝国主义帮助清政府扑灭太平天国，我们能不联想到现在广田三原则中的‘协作防共’么？再读到曾国藩之类效忠清政府，求助帝国主义，以扫除广大民众的革命运动为己责，更不能不起今昔之感了。”在他看来，论析现实政治无疑是近代史研究的应有之义甚至当然旨趣。他提出希望有人“能用最通俗的文笔写一本内容正确充实的中国现代史，因为这实在是大众最迫切需要的知识”。 [6] 我们自然不能认定少年胡绳此时对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已然有所措意与构思，但是将之视为他的自我期许则未尝不可。可以看到，以此为端绪，胡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绳在1937年5月5日发表于《新学识》上的《“五四”运动论》，揭示出五四运动在启蒙意义上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存在承继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自戊戌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伏流受了当时的客观环境的刺激而迸发的一段灿烂的喷泉”，“是比了辛亥革命更为深刻而广泛的一个群众运动”，因而具有远远超越文化运动的意义，而其致命弱点则在于“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做理论基础”。 [7] 应该看到，此文写作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以中共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国民党实行民主，倡导“新启蒙运动” [8] ，而“五四”精神蕴含着“新启蒙运动”所需的思想资源。他特别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唤回五四运动的战斗精神，同时必须“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就是“唯物论与动的逻辑”。 [9] 他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在救亡运动中“仍然有资格做一员战斗员” [10] ，这体现出其对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不但深为服膺，也有着比较确切的理解。此文比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早发表两年，体现了胡绳的思想性和洞察力。 孟子有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历史研究须得把握大转折处。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节点。胡绳于1939年年末完成的《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是他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关于近代史的学术论文。 [11] 此文以约两万字的篇幅，展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专制王朝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图景，对“在鸦片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做了颇为深刻的阐述。此文重视经济基础分析。胡绳曾指出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其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流于概念化。而他这篇文章于社会经济分析特别注意，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触角给中国停滞的小农经济结构带来了真正的腐蚀和冲击，并对行商在鸦片战争前、战争中及战争后的变化加以剖析。胡绳认为，这些行商虽托庇于封建势力而起，且仍存在发展为独立的产业资本的可能，但最终在封建势力与侵入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被挤坍而沦为买办资本。 对照蒋廷黻、陈恭禄等学者以“近代化”为视角审视近代中国而撰著的《中国近代史》，胡绳批驳的机锋所向显而易见。对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政策，以往学者多将之视为中国致祸之根源，持全盘否定态度。胡绳对此明确表示：“假如在18世纪，中国的锁国政策，还是出发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自大心理与对任何外来新势力的畏惧与排斥，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这一政策有了积极的自卫意义。” [12] 换言之，清廷的颟顸愚昧固然应该批判，但不能因之而为鸦片贸易开脱罪责。闭关只是清王朝在面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时的无奈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鸦片战争“在本质上是一个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式的经济压迫的一个革命战争” [13] 。关于闭关的观点胡绳在十年后所写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胡绳称，“中国当时所拒绝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际贸易。如果中国曾经只能听任西方海盗商人自由行动，那就等不到鸦片战争，先来的冒险家们早已会把中国蹂躏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了” [14] 。 对于鸦片战争后沿海民众的反英斗争，胡绳明确表示：“这种运动的方式虽然出发于直觉的反感，表现出极幼稚的形态，但是我们不愿像有些‘学者’那样地责备当时的民众是不识国际大体的乱民，恰恰相反，这种运动正表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刚一明白显示的时候，中国下层民众就已开始表示其反帝的力量了。” [15] 蒋廷黻等学者批评清政府不知利用国际关系遏制英国，胡绳则认为，“固然当时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国际关系，而在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执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是领导不起来一个胜利的全民抗战的” [16] 。这种与蒋廷黻针锋相对的观点在1940年1月1日发表的《夜读散记》中亦可得到明确印证。蒋氏著《中国近代史大纲》有“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之语，胡绳在全面引述蒋氏观点之后，指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其实只是在口头嚷着得民心，而并未真正的从实际上去求民心”，“诚然三元里民众绝不能如学者那样地懂得国际关系（这种学者其实在当时连在士大夫中间也找不出来的），但是他们至少是明白知道自己的切身利害的”。 [17]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身上有两个矛盾的人格：“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真的林则徐是渐渐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的提倡……” [18] 胡绳则认为，林则徐虽然在最初也曾盲目自信，但他坚持抗击侵略，并最早醒悟“应该力求自己的进步才真能‘剿夷’”，这是他与其他人的根本区别之处；所谓“林则徐的两个人格，并不见得是矛盾着的，而是在发展着的两个阶段。只因为他从战争中看到了中外强弱的悬殊，所以他主张进步”。蒋廷黻认为琦善、耆英等人“不足责”，胡绳认为，“这个评断似乎太忠厚了一点。这些‘低调俱乐部’中的人物岂止宣传而已，而且实际干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事了”。 [19] 胡绳在晚年的著述中仍不忘提及蒋廷黻，认为蒋的《中国近代史》是“反爱国主义的” [20] 。胡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一文写作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由初期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妥协。鸦片战争中的统治者依违于和战之间，时而大张挞伐，时而委曲求和，最终导致了不可收拾之结果，这自然可以作为当局的历史教训。而胡绳对蒋廷黻贬抑“主战派”、讥讽“民心可用”的观点进行批驳，落脚点仍然是现实中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民族战争。 《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一文在胡绳的早期近代史著述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强调：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曾是西欧资本主义在发展其市场时所当面遇见的敌人”，鸦片战争之后，“这种统治对它反而是为了剥削广大民众所可利用的工具了”。 [21] 诚然，封建统治者、中国人民、帝国主义三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经历了一个渐进动态的过程，胡绳此时的认识未免失之模糊、笼统，却构成了日后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时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1942年，胡绳由香港返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学习中国历史，大量阅读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胡绳自己将《二千年间》定位为史事评论，“是认真地探索历史，但在当时发表也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实的政治评论性质”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就拿《二千年间》当教科书。 [23] 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之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 [24] 。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剖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深入浅出，一目了然，胡绳自己对这种别致的体例创新亦颇为自得。 [25] 何大钧40余年后仍忆及，正是《二千年间》及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将他引出混沌迷惘，领入马克思主义之门。 [26] 胡绳在此书中对农民战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为肯定太平天国运动“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 [27] 。写农民的这一节颇获叶圣陶的好评。 [28] 对于戊戌变法，胡绳的评价偏低，认为它只是“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 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 [29] 。值得注意的是，胡绳在此特别强调反封建专制任务的艰巨性，他认为，“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 [30] 。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蕴含的灼见。 此外还可注意的是，胡绳在1944年所写的一篇历史理论的文章中，对于革命与改良已然有辩证认识。他认为，“固然并不是一切斗争和战争都是有意义的进步的表现，但是假如全部加以抹煞，我们也会无从理解历史的真象了”。对于近百年史，胡绳亦提出了总的看法：近代以来，“病态日见严重而复杂，但同时，却也随着时代之进展，在中国内部发育滋长着新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克服病态而把中国民族引导向真正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去的保证”。 [31] 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之成书及反响 胡绳在1946年发表的《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一文中强调指出：“由于当前中国实践问题的刺激，使人对于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必须作更精密的研究。”“尤其近百年史，更是迫切地要求工作者去努力，因为中国革命问题越迫近解决的时候，这类历史问题的解决就越是富于现实的意义。” [32] 胡绳并非止于呼吁，而是身体力行，此后潜心投入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 《新文化》是中共领导的进步学术刊物 [33] ，胡绳在其上曾发表过不少文章。 [34] 杂志社于1946年12月12日曾刊登启事，对1947年刊物内容做出新规划，其中的第4点有“特约胡绳先生写有关现代史问题”，“胡绳先生准备拿中国近代史的材料，讨论有关现实政治的若干问题，如政党问题、政府机构问题、军队问题、宪法问题，明白了历史的渊源，就更可了解当前的实际”。《新文化》在1947年发表的胡绳的一系列借史论政的文章即为此类。实际上，在此之前胡绳已在《新文化》上发表了《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 [35] 、《辛亥革命旧事》 [36] 、《民国初年的政党活动——中国近代史笔记之一》（第2卷第10期）等文章。此前胡绳提出“特别需要就某一典型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个别的探索研究” [37] ，这些文章无疑正是他对自己主张的践行。他在对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加以回顾时认识到：“抗战使一向作为文化活动的中坚的知识分子开始较真切地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的地位。假如文化不能为农民所接受，不能与农民相结合，那么在大城市中空喊着大众文化，究竟不免于只是空谈。” [38] 因此，他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回顾，论证“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结合的广泛程度和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 [39] ，其现实指向甚明：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事业中去。在《辛亥革命旧事》一文中，胡绳由“皖案”引出清廷“预备立宪”对革命群众的欺骗，然后点到：历史与现实何其相似乃尔，蒋介石的“立宪”不也和清廷一样“阳执饼饵，阴挟利刃”么？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于1947年年初的《专制和卖国》（第3卷第1、2期合刊）、《国家是谁的？》（第3卷第3期）和《百年来的中国革命》（第3卷第5期）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代史，虽然名为“中国近代史话”，但注释规范，可算是学术论文。如前所述，在《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中，胡绳对帝国主义、清朝政府及中国人民三者之关系有了初步论述，并形成了一个基本轮廓。这个轮廓在此三文中更为清晰。 在《专制和卖国》一文中，胡绳阐述了“官”“民”“夷”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还守着锁国排外的政策，挟着大炮与商品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也把这个专制政府看作是个绊脚石。但不久情形就变化了。帝国主义者看出，妨碍他侵略中国的并不是这个政府而是中国人民；为了控制中国人民，这个政府并不是不值得维持的。清政府同时也发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伸入虽然有损于他的尊严，然而却也可以取得帝国主义的援手以加强对内的统治。”“‘官’由怕‘洋人’发展为巴结‘洋人’，‘洋人’由怕‘老百姓’进而为帮助‘官’镇压老百姓。”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有一个过程，直到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才“死心塌地做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人”。而“洋人”在辛亥革命后何以又遗弃了清政府呢？“原来当时满清政府实在已太腐败昏庸，不足以安定国内，所以在帝国主义看来，也不觉得他是个有用的忠仆。”通过物色，帝国主义相中了袁世凯这个新的“忠仆”。“在半殖民地的统治者，把帝国主义承认与否看作有绝大关系。袁世凯做出了一个先例，使后来的军阀反动势力无不争先恐后地用丧权辱国的方式以博得主子的信任，帝国主义也就利用这种情形，在中国不断地选择那对于他们更为殷勤能干的奴才忠仆而加以‘承认’。”胡绳还总结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中国政治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近代史上的统治者，凡是对内专制，压迫人民的，同时一定是媚外卖国，讨好帝国主义。专制统治者一面以人民为奴隶，自居于人民和国家的主人，一面则甘于做帝国主义的奴才”，百年来的政治发展概莫能外；但“当一个专制统治者在人民心目中揭穿了卖国的真象时，他的末日也就在即了”，因此，“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 [40] 《国家是谁的？》一文，综论了国人“国家”观念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人们“总以为中国就是天下，而天下是属于坐在龙庭的皇帝一人的”。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富强的姿态侵入中国，“在和侵略国家的对比之下，中国人民发生了国家的观念，爱国救国的观念”，并对清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假如这个专制政府的存在是以损害广大人民利益并以出让中国主权为代价，那么这个政府怎么有资格做国家的代表呢？”辛亥革命倾覆了清王朝，但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过徒具招牌：“前十三年其实应该叫做军阀国——国家在北洋军阀的手里，近十年来当政者曾自称为党国——国家在以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为基础的反动派手里”，这样的国家政权“应该推翻而代之以真正由人民做主人翁的国家的”。 [41] 《百年来的中国革命》一文则纵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强调以土地为中心的民生问题实为中国最悠久的革命问题，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与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侵略相始终，这二者都是土生土长的革命要求。“解决了土地问题，就是解放了最多数的农民，也就是掘翻了专制主义统治的根。赶走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就是民族的真正独立，也就是推倒了专制主义统治的后台靠山。这两点不实现，中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民主是断不可能成功的。” [42] 在下层人民中虽早已自发形成这两种要求，“但并不能自行产生近代的民主思想”。具体说来，“满清政府之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所以反满清的太平天国并未同时提出反帝口号”。义和团运动“本是人民自发的反帝斗争，只因为当时下层人民还没有能力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清统治的关系，满清的统治者又故意加以勾引和利用，这个农民运动便没有能发展为健康的反帝斗争，都成为盲目的报复行动”。因此，“近代的民主革命思想是由进步的知识分子带到人民大众中去的”，但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与下层民众之革命要求的结合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这是造成中国革命长期性的根本原因。民族解放与土地解放这两大革命要求在辛亥革命中也未能成熟结实，直至五四运动“才健全地、鲜明地摆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面前，作为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基准”。 [43] 这三篇文章，分别从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者的关系、专制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近代百年历史进行宏观考察，梳理出一条中国近代史的脉络。这三篇文章在胡绳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有颇为重要的位置，从中已经可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基本分析框架的雏形。当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对“官”“民”“夷”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的幽微之处都有更具体深入的体现，尤其细致分析了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者的心态变化。 如众所知，搜集、甄别史料，熟悉史事，无疑是提高史学素养的必经之途，也是进行研究的先决条件。胡绳之所以能够以不到20万字的篇幅对近代中国史事分析做出深刻阐述，固然得益于他的理论素养，也建立在其对近代史事的熟稔之上。他少时即博闻强记，且对中国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1934年报考北大时最初的志愿就是历史系。1944—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期间，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这为其日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6年年初，胡绳开始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比较周密的学习和研究” [44] ，并写了《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辛亥革命旧事》《民国初年的政党活动——中国近代史笔记之一》等文章，对近代中国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及一定的史料积累，为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专著奠定了基础。他随即开始着手资料的进一步收集整理。他从扬州的一个姓徐的亲戚家里拿到一箱子近代史的材料，“其中多数是清末出版的有关时事和‘新学’的书”，他晚年还念念不忘其中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45] 。这一箱资料中也包括一些英文材料，如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历史文选》（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 ，by lt.F.MacNair），《左宗棠传》（Bales：So TsungT'ang），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等。据他回忆，他从这几本英文书中深为受益。 [46] 胡绳晚年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他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的发展变化过程的认识，“不是事先定的论点，而是从研究事实中间得出来的”，“写这本书的确还是看了许多材料，从材料里面发现问题” [47] ，“虽然是为了适应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但是丝毫也没有离开历史的真相，没有按照需要随便改造历史” [48] 。可以推测他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论点即体现在《专制和卖国》等三篇文章中。因此，这三篇文章可以说是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前奏，是胡绳前期研究的成果。 虽然胡绳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渊源颇深，且对写一部近代史的系统论著早有措意，但应该承认，1947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写作也得助于外部政治环境与形势的驱动。首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指出马列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能陷于“洋八股、洋教条” [49] 之中。这自然影响到国内学术界的思潮。大致在1940年，为了反对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尊孔读经”的呼吁，同时也为了批判革命队伍内部的教条主义习气，进步学术界亦提出“学术中国化”的口号，以纠正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50] 胡绳将研究和整理本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看作理论中国化的必要前提，因此愈益转向历史研究。他提倡“采取典型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作深入的研究，由一隅而照见全面”，认为这个方法可以“克服粗枝大叶和概念式的图案的毛病”。 [51] 他在1946—1948年全力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专注于近代史领域，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寻绎出胡绳对近代史的探索逐渐具体、深入的轨迹。《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这段时期结合当前实际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总结” [52] 。 这本书从近代中国实际出发，具体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结构形式到语言风格均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可以说，这本书正是“学术中国化”思潮的产物。 其次，外患刚除，和平夭折。1946年7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政府于是年6月14日向参议院提交《军事援华法案》，推行援蒋反共政策，引起中共的强烈抗议。7月7日中共中央更发表公开宣言，谴责美国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11月4日，国民党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激起全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由寻求合作走向公开对抗的转变。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53] 这种时代的剧变无疑叩击着历史学者的心扉。 笔者推断，胡绳应该在1946年年底着手准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写作，此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抉择，“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 [54] 。鉴史当取于近，毋庸讳言，胡绳是怀着强烈的政治动机来写作这本书的。一个直接的现实问题是：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日趋明朗之时，美国当局“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 [55] 这是引起胡绳深入思考的契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虽然以考察所有“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为职志，但显而易见，它对美国予以特别重视，这正是对现实政治主题的回应。 就大环境而言，当时中国政治千年不遇的深刻转型激起了胡绳的写作激情，《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无疑是应时代之运而生。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胡绳的个人际遇这个“小环境”，正是1947年3月的香港之行为此书的写作提供了现实条件。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徐伯昕派张明西、王仿子南下香港建立生活书店据点。由于国民党对国统区的文化出版事业加紧管制围剿，胡绳秘密乘船由上海赴香港，并与先期到达的冯乃超、邵荃麟、乔冠华等人取得联系。 [56] 此后，胡绳与冯乃超代表共产党与其他赴港文化界人士如侯外庐、翦伯赞等保持联系，“对大家多所照顾” [57] 。香港当然不是置于时代旋涡之外，而是“沸腾的时代所引起的各种思潮集中反映的地方”，因而激起了胡绳的写作激情。而且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为他提供了比较从容地进行观察和思考的便利条件——如果在炮火喧天的内地，哪里还谈得上潜心思考和研究？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最初的标题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58] ，第一章曾以《近代中外关系的第一阶段》为标题在《世界知识》连载 [59] ，第二章以《同光之际满清朝臣的媚外课程》为标题在《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10月1日）发表。胡绳之所以在尚未完成全书写作时即发表部分初稿，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因为“目前的条件使我不可能得到充分需要的材料，尚不敢自信为圆满，极希望得到朋友们和读者们的指正，使能有补充和修正的机会” [60] 。事实上，一些读者和朋友的意见“使作者在修订初稿时得到很大帮助” [61] 。其二，他想充分发挥文稿的现实战斗作用，这部分初稿是“作为政论文章而发表。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的上海，这可能是发表政论文章的惟一形式” [62] 。 试着对照第一、二章在刊物发表（姑且称之为“初稿”）和正式初版时的内容，可以看到既有篇章结构的调整，也有材料及文句的订正，补充修改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可见胡绳对之精心打磨，力求完善。 首先，与初稿相较，初版的章节已经有了大幅调整，显得更为紧凑、合理，内在逻辑性更强。初稿第一章包括：“一、‘排外’政策”，“二、‘官’‘民’‘夷’”，“三、‘中立’政策”，“四、不打不成相识”，“五、打与拉”，“六、军事合作”。初版时改为：“一、侵略势力的东来”，“二、官、民、夷”，“三、‘中立’与勒索”，“四、打与拉”，“五、军事合作”。初稿将1854年英、美、法三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及谈判的内容列入第四节“不打不成相识”，初版时则省去“不打不成相识”这一节，而将修约谈判的内容并入第三节，改小标题为“‘中立’与勒索”。如此一改，不但免去拖沓之弊，且内容与小标题更为契合。初版还在第三节末尾加了一个过渡段落，自然地引出第四节的内容。 第二章结构也有相当大的调整。初稿为：“一、可耻的中兴”，“二、政治上的控制”，“三、用不着打仗”，“四、‘老师’‘学生’之间”，“五、办洋务的高材生”。初版时改为：“一、可耻的中兴”，“二、政治上的控制”，“三、老师学生之间”，“四、纸老虎拆破”，“五、办洋务的高材生”，“六、人民的新课程”。初稿的第一节即提到中法、中日战争，第三节“用不着打仗”又主要写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教案及边疆危机，初版时将这些内容重新整合纳入第四节“纸老虎拆破”，并增加第六节“人民的新课程”，论述了第一批改良主义者及其思想。调整之后条理更为清晰。 其次，初版对初稿增删较多，很多段落几乎重新写过。在叙述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关系时，初稿对于鸦片战争前的中外通商关系讲得极笼统，对于沙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尚未提及，且时间并不准确。对比之下，修改后的初版以时间为序，具体追溯19世纪以前的中外贸易情况；再以英国为重点，叙述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以及英国在工业革命后因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产生的扩张要求和侵略野心。其结构严谨，脉络分明，对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有了较为详尽的交代。鸦片战争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情况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关系的初始环节，这种回顾无疑是必要的。 再如，初版增加了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奏折《防御外夷规条》，论证清廷排外只是“为了消弥足以危害统治权的因素” [63] ；增加了1861年年初英、美根据条约在汉口、九江设立商埠的内容，以此论证帝国主义与清王朝勾结以镇压太平天国是出自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增加了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的具体经过及西方列强的反应。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第一、二章中初版相对于初稿，这类非常明显的内容增加有18处之多。初版所用到的史料也有增加，对照史料来源，第一章增加了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梁启超的《李文忠公事略》，及王之春的《通商始末记》等，第二章增加了陈炽的《庸书》，布兰德为李鸿章作的传记（J.O.P.Bland，Li Hung Chang ）等资料。 初版也删掉了一些可疑的材料。例如，初稿在论及清王朝危机时，引用了野史资料：“彭玉麟曾向曾国藩暗示，北方已无主，君意如何？” [64] 初版则予以删除。初稿第二章末尾引用梁启超的话，说戈登曾向李鸿章劝进，初版也因资料可疑而删除。可见胡绳此书虽然不以考证史实为宗旨 [65] ，却仍力求信而有征。 最后，初版对初稿的一些不够严谨的表述加以订正，更为准确。例如，初稿将广州反入城斗争称为“单纯排外的行动”，初版时改为“在枝节问题上仇外的行动”；初稿关于《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的评析为“按照这规定，满清已承认在上海以外各口也将请外人帮办税务”，初版则改为“条文的含意本是很模糊的”。词句的斟酌使表达的意思更为准确，也更符合历史真实。同时，初版也改正了初稿中的一些史实错误。例如，初稿中有“满清政权的生命在一八六四年后究竟也只是多活了五十年”，初版订正为“四十六年”；赫德被任命为总税务司时的年龄，初稿作“二十八岁”，初版订正为“二十九岁”。 由初稿到初版改动较多，以上所举难免挂一漏万。胡绳自己坦言：“愈深入到对象中，就愈加令作者感到他所不易克服的困难。多方面的材料需要收集，各种各样的问题会要牵涉到，这是在写成初稿后又不能不给以多次修订的原因。” [66] 在章节结构的安排上，不少地方重新组合，甚至面目全非。《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最为人称道的即写法别具一格，这种别致主要体现于结构精巧而又逻辑谨严。初版的章节体例即已基本定型，以后历次修订再版时体例结构方面极少调整，可见其对此书之结构颇费苦心。 大体完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写作之后，胡绳一鼓作气，于1948年年初在《读书与出版》上开设“从人物看近代中国”专栏。专栏预告曰：“从人物看近代中国，胡绳先生执笔；分开看，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的介绍，合起看，是一部人物为线索的近代中国简史。” [67] 据当时参与《读书与出版》编辑工作的柏元回忆，“这份杂志先后有几个连载，后来都出了单行本，算是《读书与出版》的副产品。其中包括胡绳的《从人物看近代中国》——就是后来作者改写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 [68] 。柏元这里的回忆不确切，原因有二。其一，如前所述，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写作，胡绳早就有所筹划，并为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而且在1947年10月左右已经完成初稿写作。因此，“从人物看近代中国”专栏的系列文章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后续写作，二者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并非由“从人物看近代中国”系列文章改写而成。其二，胡绳在这一专栏共发表了《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1月15日、2月15日连载）、《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3月15日、4月15日连载）、《洪秀全和冯云山——他们怎样开创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8年6月15日、7月15日连载）三篇文章。由于胡绳在1948年10月离港，原来完成“一部人物为线索的近代中国简史”的设想并未完全实现，他在上海时曾买了一套《李鸿章全集》邮寄至港，准备写关于李鸿章的文章，最终未能完成。 [69] 而且两相对照，不难发现二者论旨迥乎不同。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用了“‘君子’们的幻想”一节加以论述，着重阐释维新运动“和当时国际政治的关系”，揭示改良主义者“宣传着发奋自强而掩盖了帝国主义者的罪恶时，他们就同时在如何解脱帝国主义束缚的问题上跌入轻率的幻想” [70] ，但对于维新运动的爱国主义本质及其在当时的进步意义给予肯定 [71] 。而《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二文则集中论述在他们“初期的改良主义政治活动中，其实已经预伏着他后来的堕落的根源”，重在批判康、梁等改良主义者终其一生固守君主立宪路线，“不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 [72] 而梁启超“把民权、革命、立宪、政治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都拖来做他的外衣” [73] ，相对于康有为可谓青出于蓝，却无法掩盖其保皇的实质 [74] 。毋庸讳言，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的论述相较，这两篇文章对于康、梁的改良思想更为苛求。这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1948年年初，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的社论，掀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首次为驳倒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观点廓清了道路——当时所谓“第三条路线”，就是摈弃国共两党，让神往西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上台“收拾局面”， 这实际上是看到优势已落在解放力量的一边，意图挽救国民党颓败局势的舆论 [75] ，其背后实有南京政府的推波助澜 [76] 。香港左翼文化界密切关注这一动向，胡绳作为以笔为枪的文化战士，写作《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二文的现实政治意旨极为明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之际，现实政治斗争中改良主义的锋芒并非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他尖锐批判梁启超的“保皇自由主义”，其机锋指向的是现实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集中于“‘中立’与勒索”一节，所占篇幅不多，且着重论述列强对太平天国态度的转变，对这一农民运动如何兴起未曾论及。这当然是为了紧扣全书论述主题而不得不然。《洪秀全和冯云山——他们怎样开创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则详细叙述了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对太平天国运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尤其对他们以宗教为外衣进行的革命发动做了深入分析。 [77] 二者着眼点迥然有别。 “从近代人物看中国”专栏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有一个叫曹继昌的读者致信《读书与出版》编辑部，特别称赞胡绳这一系列文章是“切合实际的，而且是深刻的” [78] ；《读书与出版》月刊1948年5月向读者征求意见时，这些文章被评为读者最感兴味的作品 [79] 。 除此而外，应周而复的约请，胡绳还利用已搜集的资料完成了《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这一约4万字的小册子，它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副产品。 [80] 他力图“严格地根据事实来从侮蔑与歪曲之下显露出中山的真面目来”，着力“指出在中山的一生奋斗过程中每一时期的特点及其中所包含着的弱点，指出怎样的历史条件形成这些弱点，并指出他怎样地摆脱和克服这些弱点，更指出他怎样地用他一生的奋斗的发展过程来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见到中山的真精神和他的真实的伟大处”。 [81] 当时，蒋介石自诩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胡绳系统总结了孙中山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分析其思想的精髓与真义，以批判蒋介石对孙中山思想之阳奉阴违。此书脉络清晰，通俗易读，宣传之功效可观。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作为“学习与研究丛刊”之一于1948年7月由徐伯昕主持的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印数为1500册，这应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生活书店对此书极为重视，《读书与出版》1948年2月15日刊载之《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文后，附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印刷中”字样。出版后不到两月，《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9期（9月15日）的“书市散步”对胡绳此书大力推介，称“《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版），是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这一方面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由于著者坚守阶级立场，使他可以纠正了不少错误的观念，这些观念就是在努力摆脱传统看法的著作中有时也还不免存在着的”，同时在《生活书店最近新书》中加以宣传。 [82] 由于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史事无疑最为纷繁而错综，以不到20万字的篇幅对之加以系统阐述，尤需作者高屋建瓴的宏观思辨能力。胡绳曾表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虽不是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在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时，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说是提供了重大的贡献” [83] 。他对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无疑有着深切的体认，以中西畸形政治关系的演变为主线构建的政治史分析框架亦以“两个过程”为理论预设；同时还应看到，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可能截然对立，但其总体研究视角与马士、蒋廷黻及其后费正清等人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亦有内在的契应之处。帝国主义给古老中国带来的冲击显然被纳入胡绳论述的核心内容，同时他又将笔墨集中于中国人民觉悟的提高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力量的增长，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分析，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者在这三个时期虽然表面姿态殊异，但其扶持反革命势力、破坏中国革命的立场则一脉相承。 此书特点主要有二。其一，严格划分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界限，将人民群众作为叙述的主体，阶级观点相当鲜明。胡绳指出，以往史家出于民族主义思想而常有意无意地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他们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描写得这样单纯，以至把满清政权写成是不断地受着帝国主义国家所欺凌侮弄的可怜的存在，这种描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观念” [84] 。此书则对清政府与列强相互勾结的一面着力进行状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篇书评即认为此书有助于“肃清残余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 [85] 。其二，以往的中国近代史书籍对美国的罪恶描绘较少，此书则对于美国近代以来的侵华史实尤为措意。胡绳特别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并不比任何别的国家稍为光荣一点”的“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传统的纪录”。 [86] 这两个特点都充分体现了此书的现实针对性与强烈的战斗性，对美国侵华史实的着重强调，意在破除民众尤其是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好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被普遍视为反美宣传的最佳材料当非偶然。概而言之，此书在中国社会面临命运抉择及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应运而生，对革命人民的启迪教育、对当权者及帝国主义的批判无不充分凸显出强烈的现实意义。 与此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李平心、张闻天、华岗等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相较，此书对于1864—1895年的政治发展着墨较多，分析更为透辟。胡绳对此有着相当的自觉。他在刊发于《大学》第6卷第5期的初稿第二章之“引言”中指出：“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书对这三十年（按：即1864—1895），仅提到中法战争及其他几件关于‘藩属’和边疆问题的纠纷，而有些著作则显然是有意地夸扬这期间的所谓‘中兴’名臣和‘洋务’先觉者们，说他们是如何苦心孤诣地办外交谋振兴，只‘可惜’他们没有得到‘成功’。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纠正这种错误，尤值得我们提出这三十年的历史加以研究。” [87] 胡绳对洋务运动多所否定，这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密切关系。姜铎曾提及：“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 [88] 此书的写作方法亦颇有独特之处。首先，是著以理论分析见长，着眼于宏观把握近代历史演变趋势，而不以史实考证为务，不拘泥于细节的铺陈和事件的描述，因此资料远非宏富。胡绳自己坦言，“由于手头的资料不够和不愿把篇幅扩充过多的想法，有些想说到的问题还是略去了” [89] 。概而言之，此书所用史料“是典型的，也是片断的” [90] ，且“都是最经见的，没有什么秘藏，但整个分析却出乎别人之上” [91] ，渗透着胡绳所孜孜以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力量。胡绳在初版序言中明确表示：“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92] 应该说，这一宗旨在全书得到了充分的贯彻。胡绳在此以阶级分析方法，抓住清末中国社会“官”“民”“夷”三种政治力量相互消长的错综关系，细致勾画出由“官”“民”联合抗“夷”，“官”居于“民”“夷”斗争之间操纵运用，到“官”“夷”勾结压“民”的演变过程，对近代中国历史做了颇深刻的透析。 其次，《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其写作体例及方法的创新而率多为人所称道，打破了一般教科书的章法体例，叙述方式生动活泼，让人耳目一新。初稿第二章曾与翦伯赞的《论西晋的豪门政治》同载于《大学》第6卷第5期，编者在《编后小记》中有如此评价：“两篇历史研究的文字，各有千秋。编者在编印期中曾经交付给两三个并不喜欢历史功课的青年读过，读后他们的意见是：‘怎么，历史是这样讲法的？那么，历史并不是一定教人一听起来就想打瞌睡的功课了。’” [93] 胡绳自己曾回忆，“解放以后一印出来，有几个大学教授看了，说历史竟有这样写法的” [94] 。陈旭麓称之为“一本富有特色的书，从标题到文字给人以新颖之感” [95] 。结构新奇巧妙，文字清新流畅，评骘史事人物观点鲜明，议论富于深度而耐人寻味，对材料的裁度取舍也颇具匠心，使得此书广受读者欢迎，1949年后风靡全国，影响经久不衰。五十余年后，龚育之仍对此书称赏不已，认为“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粗简了一点，但其史识的清新，史笔的流畅，不说无与伦比，也要说是成就很高的” [96] 。 政治宣传层面的价值难掩此书的学术价值。胡绳写作此书的初衷并非仅为完成一本通俗宣传品。此书能够在众多唯物史观派的近代史著作中脱颖而出，并非侥幸。胡绳自己认为此书虽然论述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但“说是中国近代史也还不大够” [97] ，他虽力图兼顾列强侵略与人民反抗这“两个过程”，但仍偏重于侵略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评论认为，该书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仍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 [98] 。这可能也是其特色所在。胡绳在徐伯昕、孙起孟所办的“持恒函授学校”任中国近代史导师时仍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教材，此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已基本完成。 [99] 而日本翻译本即译作《中国近代史》，“他们认为各方面都照顾到了” [100] 。 因其写作方法别具一格、论断辛辣而又不失深刻，《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受到学界欢迎。据郑惠回忆，此书“很快传到当时的北平，那时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读了之后异常激动，对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认识上有一个豁然开朗的飞跃。真有点像恩格斯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情况时所说的，‘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 [101] 。金冲及也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看到胡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令人耳目一新，好象对一切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102] 。 此书的不足，首先在于经济分析之欠缺。胡绳自己坦言，“对于所要处理的主题，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能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以说明” [103] ，因而，有些部分的分析表现出概念化的缺点。比如，胡绳将外国商品、资本输入，外商到中国开设银行都简单地说成侵略。其次，此书对于统治层的人物缺乏辩证分析，如对曾纪泽、郭嵩焘等一概否定，将伍廷芳、顾维钧定位为向美国献媚的卖国贼，不无偏颇。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的书写中，常将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并举，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唯物史观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判断出自回溯的审视而未必确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然有限，无法与范著《中国近代史》相提并论，它的广为传播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几年，而且与抗美援朝中的反美宣传密切相关。 虽然一部著作的影响不能完全由其出版数量来衡量 [104] ，但不可否认数量应该是估算其影响——尤其是其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指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仅出版了1500册，这与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之著作的印行量相较亦不为多，与此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北京各版印数更难以比拟。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处于挑战正统的边缘位置，此书发行于香港一隅，其影响之辐射有限。而且，笔者在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些影响较大的报刊（包括中共的学术理论刊物、党的机关刊物及“左”倾进步刊物）时发现，除了《读书与出版》上有对此书带有广告性质的介绍以及其“书市散步”栏目中有所推介外，未能找到对于此书在学术意义上的书评。此外，郑鹤声在1951年撰文列举的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奠基性著作中，提到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五四运动史》，却并未提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105] ，亦可佐证。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影响的迅速辐射，与因抗美援朝的政治形势而形成的反美之需要密切相关。不少学者发现胡绳写作此书的初衷与动因即在于揭露美国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而在1950年全国上下反美运动高涨之时，虽然出现了大批宣传美国罪恶的作品，但能称得上学术研究的少之又少。《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载文推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关于美帝在中国的阴谋与罪行”的著作 [106] ，《大公报》于1950年11月16日以较大篇幅登载《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专文评介，侧重挖掘其在当时的反美运动中的意义。而《人民日报》在1950年11月15日刊载的推介文章，无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此文以过半篇幅着重推介《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107] 1951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由苏联外国作品出版局印行了俄文译本，1952年5月16日，苏联奥夫钦尼科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叙述美国侵略中国的几本书》的书评，对胡绳这部著作多有揄扬，认为它是中国反美斗争中的有力武器。这篇书评由《人民日报》于6天以后以《奥夫钦尼科夫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评介胡绳等关于美国侵华史的三部著作》为题摘要刊登。 [108] 在当时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政治氛围中，这无疑是极为难得的殊荣，进一步扩大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影响。 其次，在反美宣传中有几部有名的著作也较多地运用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论述与资料，引用了胡绳的一些论述。例如，汪敏之所著《美国侵华小史》及钦本立著《美帝经济侵华史》都运用了胡绳著作的若干论断及材料。另外，诸如袁震之的《美国人华尔帮助满清屠杀中国人民的血债》等文章亦多引用胡绳此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因其论述精辟而被众多关于美国侵华史的著作视为权威。《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于1950年11月被列入当时主要的时事学习参考文件。 [109] 1952年7月该书在北京出版第一版，第一次印行13000册，至1953年5月共三次印刷，总计53000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胡绳在1949年9月3日发表《美国“教育”中国学生的“友谊”》，就庚子赔款供中国学生的教育费用之事进行分析批驳。 [110] 在1950年11月的反美宣传高潮中，他又撰写了《美国在历史上怎样侵略中国》一文 [111] ，这篇文章宣传色彩较浓，深受当时政治氛围与流行话语的影响，但论及基本史实及观点，实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有关美国侵略部分的浓缩，不过增加了美国对我国台湾、东北，以及朝鲜早有觊觎之心等内容。1950年11月7日，北京大学反美侵略临时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邀请胡绳至民主广场讲演《美帝侵华的几个问题》。 [112] 胡绳在当时无疑被视为美国侵华史的权威。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契合了反美宣传之需要，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斯大林奖提名亦曾考虑此书。 [113] 笔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反美运动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影响扩散过程中的作用，并非为了贬低此书本身的学术魅力。事实上，反美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能够经受时间汰洗的殊不多见，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后依然不衰的史学著作则更为凤毛麟角。此书“对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依据” [114] 。金冲及1953年在复旦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课程时，即以此书及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为基本依据，“可以说，解放后大学里较早地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那一代史学工作者，大体上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115] 。 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撰著及反响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著作，也被视为“革命叙事”的典范之作。 [116] 此书构想于1953年写《中国近代史提纲》之时，在此后多年间胡绳“作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但由于种种事务缠身，他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 [117]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旗》杂志社将邓（力群）、胡（绳）、范（若愚）三位副总编辑打为“走资派”，胡绳更因参加《二月提纲》的起草而受牵累，被下放干校劳动，“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写书亦不过成为空想。 [118] 1972年11月，他在诗中写道：“明月任圆缺，晴云自卷舒。漏长堪夜读，频理旧残书。” [119] 此时胡绳虽处逆境，但他已然在酝酿《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写作。1973年后，胡绳逐步恢复工作，“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 [120] ，他“专门作了报告，报告李先念、纪登奎” [121] 。征得同意后，写作条件基本成熟，胡绳遂于1973年9月动笔，历时6年，直到1979年终于完成了这部70多万字的厚重著作。其篇幅和内容、史料与分析，都已大大超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其中关于义和团的两章以《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79年创刊号上，期望借此征求学界的意见。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亦以在1954年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为结构骨架结构篇章、铺陈编写。在具体的历史分期问题上，胡绳对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方法有所修正，他“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从而将中国近代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40—1864）；第二，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这一时期在书中占了两编；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于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有点教科书的气味” [122] ，最初销路不佳。据胡绳回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写了个介绍向发行部门推荐，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不是教科书。新华书店征订，只得到百把本。他当过教员，以为这话还是恭维我，教科书枯燥。但这下糟了，新华书店一看，不是教科书，谁看你的。” [123] 此书后来得以迅速风行，同王震的大力推介不无关系。此书责任编辑邓卫中在1981年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书评《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受到王震关注，12月9日王震专门为此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在《红旗》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指出“必须提倡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国近代史”，在全国掀起学习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热潮。各高校、党政机关、科研部门都将此书列为必读教材。按照王震的建议，为方便部队官兵和青少年学习，由红旗出版社出了缩写本；为方便老年人阅读，人民出版社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大字本。总印数达300万册之巨。1995年11月到12月，胡绳以近80岁高龄的抱病之躯，再次通读了这部著作，并做了较多的修改，于1997年再版。再版及时吸收了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订正了一些史实。对于初版的基本论点和总体体系，胡绳认为“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 胡绳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自我定位颇具意味：“这是我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种很有害的学风和文风多少表现了一点抵制” [124] ，“写作的当时还是反潮流的” [125] 。他亦曾表示：“这本书中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创见，不过是复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已经总结出来的，并由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 [126] ；但“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些论点的正确性，而是用比较细致的分析来充实这些论点，把这些概括的论点中所包含着的丰富内容，尽可能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 [127] 。也有人认为此书没有超越以往的论述，“并无新意” [128] ，但客观而论其间还是有一些新见。例如，对于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胡绳认为从根本上说《天朝田亩制度》中并无商业的地位，农民从平均主义出发，根本无法驾驭城市的商业。他细致考察、叙述了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从取消商业到有限制地设立某种“公营商店”，再到放开市场、听任自由贸易的演变过程，指出太平天国的致命弱点在于：他们不承认却消灭不了，也控制不了“商品经济这个‘魔鬼’”。 [129] 胡绳这一论述颇具意蕴，其中不无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业贸易政策的摇摆不定、彻底取消市场带来的恶果的反思。书中关于自太平天国直至辛亥革命中流氓无产者对革命和社会进步发展所起的破坏作用的论述，在当时也属发人之所未发。不过如胡绳自己所说，这些新见“被大量的材料淹没了，看不出来了” [130] 。 该书与胡绳自己和其他史家以往的论著相较，充分体现出作者为克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而做出的努力。该书对人物的评断力求辩证，对正面人物不溢美，对反面人物也不做脸谱化的简单暴露和鞭挞；对史事的分析力求多层面开掘，比如，对民族矛盾尖锐时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的分析、对戊戌变法时期学会的多样性之分析，均避免了以往常见的绝对化与片面性。还可注意的是，胡绳晚年对此书觉得遗憾之处在于：其一，帝国主义侵入初期，在中国阻碍它前进的倒是中国封建统治势力，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专门有一节讲在中国最初推动现代化的是帝国主义，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却并未得到展开，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好好收集材料” [131] ；其二，将外国商品、资本输入简单地说成是侵略，未能进行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 经过“文化大革命”，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以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而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胡绳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 [132] 黎澍撰文指出：“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在太平天国以后， 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 [133] 李时岳1980年撰文提出：“一八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 [134] 此说被人概括为“四个阶梯”论，得到颇多史家的响应，对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体系构成挑战，进而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本身提出质疑与挑战。虽然后来李时岳表示其观点与“三次革命高潮”并非根本对立，只是因感到“三次高潮”论还有不够完善之处，尤其在于未能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所以需要做出部分的修正和补充 [135] ，但实质上李时岳的观点超越了50年代分期问题讨论的范围。“四个阶梯”与“三次高潮”二者分歧的焦点在于对义和团及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的评判。新时期一场规模更大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分期问题的论辩热潮由此展开，这也构成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初版时的学术背景。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年初版序言中对学界的质疑做出了回应，认为“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进而强调“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明确表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36] 此书出版后，胡绳极为关注学界的反响。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能给他提意见，并特别给丁名楠写信，恳请批评。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不少意见，但均对其理论深度和高度概括力予以肯定。 [137] 1985年，胡绳在回应王来棣的商榷文章时重申：如果修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学术界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看法的洋务运动问题上和辛亥革命问题上，原书的基本论点大概不会改” [138] 。 学界对此书的反响颇为热烈，赞誉者与批评者均有之，且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认识存在着一定分歧。邓卫中指出，胡著充分突出了近代中国农民的作用，胡著的基本观点是，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并且强调，胡著始终围绕爱国主义思想来分析历史事件，笔锋凝聚着鲜明的爱憎。 [139] 祁龙威发表的书评充分肯定此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反对以抽象的“学西方”为线索，认为以“洋务—改良—革命”的逻辑，“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等农民战争，将从中国近代史的主流中被勾销，取而代之的是封建统治者办洋务”。此文借评价胡绳著作阐述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对黎澍、李时岳的观点表示异议。 [140] 陈铭康、郑则民曾参与全书的整理修改工作，他们撰写的书评亦代替胡绳对学界的质疑做了回应：此书重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从单纯的农民斗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从低级形态向较高级形态的发展，这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密切相关；但是，不能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而否认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分割开来。 [141] 苗作斌于1986年发表的书评回避了关于主线的争论，他将胡绳此书的特色归纳为写出历史发展进程的来龙去脉，有史有论、史论结合，人物与事件恰当结合，并肯定胡著在全面论述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时着意在其中记述一些重要人物的言行活动情况的做法。 [142] 祁平认为，胡著在立论时，是将农民和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作为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前的革命的主要力量，并未忽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143] 姗亦疾指出，胡著努力把握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部变化，对探索隐藏在表面上看来往往是由许多偶发因素酿成的重大事件背后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做了有益的尝试。 [144] 赵矢元、李喜所的书评充分肯定此著是以胡绳多年形成的中国近代史的看法统率全书，自成一家之言。但他们认为将洋务运动归结到中外反动派勾结的反动产物之中未免过于简单，维新派和洋务派亦存在着既否定又继承的关系，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简单化，有唯出身论之痕迹，在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并认为将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这两次风马牛不相及的运动合为一次“革命高潮”难以成立。 [145] 这一书评提出的问题较为尖锐。王来棣认为胡绳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偏低，并就同盟会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期的作用、对各省军政府的评价、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评价等问题对胡著提出商榷意见。 [146] 《读书》编辑部在1982年8月下旬趁一些近代史专家在承德避暑山庄开会之便，邀约戴逸、苑书义、李文海、林增平、孔祥吉等著名学者座谈胡绳此著。与会者一致认为，胡著概括了70年代的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发展阶段，是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创见的、有自己独立体系的、真正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与会者随后以近代史主线问题切入，展开讨论。林增平认为，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总是前一个运动启导后一个运动。苑书义认为，胡绳、李时岳两人的主张都有其独到之处，亦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进步主流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义和团农民运动估价偏高，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运动则估价偏低；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论将资产阶级运动作为中国近代的进步潮流，否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且对洋务运动估计过高，实质是把洋务运动说成是资产阶级运动。苑书义同时提出以“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运动”作为中国近代的进步潮流。林言椒提出，一部近代史不应该仅限于重大事件，而应该是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艺术、科技等各个专史的综合，应包罗更广。孔祥吉指出，应将史学著作的编写与史料的发掘、考证及史实的分析结合起来。他批评近代史研究方面存在着简单化的趋向，认为洋务派和维新派之间并非壁垒森严、界限分明。李文海认为，近代史领域的很多讨论仅浮于表面，远不够深入；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也多限于正面的史事人物，对反面的一方研究很少。林增平提出，对外战争很少有人去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亦应该加强。 [147] 此次参与讨论的是近代史领域几位重量级学者，他们指出胡著的不足之处，并对近代史研究现状加以反思，批评与建议重于肯定和赞扬。显而易见，要求突破以往过于褊狭的研究格局已经成为史学界的普遍心声。 刘大年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评论文字公开发表者仅有《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一文，认为胡著“一是大气笼罩，近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各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关键突出，情节昭然，人们可以从中找到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性。二是实事求是严格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通过具体材料，自然地表现出那些斗争和演变进程。解说鲜明，寓论议于史实叙述之中” [148] ，在书信中则誉之为“历史学方面第一流科学著述，不止是中国近代史的杰作” [149] 。笔者搜得刘大年对胡著的未刊评论文字有二。其一为刘大年写在卡片上的评论：“评胡著《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的样板。本书两个特点。一、一切根据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关键在‘具体’二字。二、抓住阶级关系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关键在‘主要’二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近代史迄今为止一部最好的著作。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迄今为止一部很有启发性的著作。很容易成这样一种情形。辛亥革命归结为‘反满’，不是通过现象描出历史的本质，而是把本质还原为现象了。不是用历史家的眼光看待历史，而是把历史统一于一部分人，对时代的认识。人无完人，书就有完书吗，看你怎么说。一部著作一条意见，一条缺点也找不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例如这部书对经济、文化方面缺少叙述等。不能什么书都一个样，一部书它所担负的，它的优势最好地完成了，这就所以为样板。而且至今如此。当然我们理应有些更高的样板。即使到了那时，本书也功不可没的。” [150] 可以看出刘大年对该书的总体评价是较高的。 其二为刘大年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书本上的批注，其中不乏与胡著观点相左之处。例如，对于胡著论述中法战争的一节，刘大年批道：“如此看来，似乎清政府主要只有投降的一面，而且投降得顺利没有什么阻碍。这不能说明为什么徐、唐、岑（按：即徐延旭、唐炯、岑毓英）等出关布防，而且战争还是打起来了。事实上存在两种势力的斗争，有民族矛盾。” [151] 对于胡著关于慈禧太后反对维新的原因分析，刘大年认为将之完全归结为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斗争“未免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意义”，“权力斗争是亡国危机使之激化”。刘大年对胡著批注甚多，无法一一列举。据笔者粗略统计，其指出史实错误12处，指出分析简单化的批注13处。就基本观点之分歧而论，主要在于：刘大年认为胡著弱化了中外民族矛盾而突出了阶级矛盾，对封建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进行淡化处理是其偏失，在阶级分析中对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分析亦显不够。这一评析应该说是相当中肯的。姜涛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继承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过分强调‘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的原有观点，不加辨析地继续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协力镇压太平天国）错误地理解为与外国侵略者‘同心灭贼’，同时也继续将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对外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杀人的恶毒策略’（语见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21～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这就多少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力度” [152] 。 以上大略梳理了胡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的学界反响。学界对胡著的评析颇为热烈，相关书评达13篇，胡著影响可见一斑。从书评中折射出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认识的分歧，以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为线索，以“四个阶梯”论为标志的理论体系对胡绳构建的“三次革命高潮”体系构成了相当严峻的挑战。诚然，胡绳与刘大年对黎澍、李时岳提出的以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为主线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全认同，但应该看到，黎、李对于资本主义的重视，对于“现代化”的张扬，无疑有其合理之处。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为“三次革命高潮”的典范之作，其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对经济发展未给予充分重视的偏向亦为不争的事实，全书近1000页，涉及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部分仅20页左右，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内容更是甚少论及。其不足之处不容回避。如何应对这一时代挑战，成为学者必须加以思考的问题。 四、对“革命叙事”之调适 1978年，胡绳年过60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已经步入了他的晚年。除了繁重的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1985年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又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还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理论撰述外，他还在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1979年到1990年，他发表的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和文章，有13篇之多。1991年，他还领导并主持编撰、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 胡绳在完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曾规划续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1995年年初，胡绳约丁伟志、徐宗勉两位先生谈论续写中国近代史的构想，请丁、徐二人协助组成课题组，承担起草的具体事务。此后，胡绳就写作这一中国近代史续编的一些设想，与课题组成员进行过十次谈话。胡绳的谈话记录还被收入2003年8月出版的《胡绳全书》第七卷。这十次谈话，对五四运动以后三十年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了扼要而精辟的论述，视角独到，见解新颖，发人所未发。其中有些论述澄清了以往人们的种种模糊认识，纠正了以往的一些谬误说法，因而具有相当高的思想价值。可惜天不假年，他续写中国近代史的宏愿未能实现。 胡绳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以革命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以阶级斗争作为主线，应该说抓住了中国近代史之本质核心。但毋庸讳言，这个框架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的所有内容，它对后来研究者的学术创新亦存在制约。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势必会忽视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 [153] 。 就批判中国近代史既有研究格局的狭隘、研究方法的简单化而言，黎澍、李时岳提出的以“四个阶梯”论为标志的“近代化叙事”挑战了既有的“革命叙事”，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争鸣热潮，其积极意义自应予以充分肯定。 [154] 胡绳作为“革命叙事”的创建者，参与争鸣，并且从争鸣的对手方吸收合理因素，对自己原来的理论框架做了一定的调整，丰富了“革命叙事”，增强了其解释力。 如前所述，胡绳在1981年明确反对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进步潮流的标志，继续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97年再版序言中仍然坚持原来的基本论点和总的诠释体系。 [155] 但是，对于李时岳提出的“两种趋向”论——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前者是向下沉沦，后者则是向上发展 [156] ，胡绳明确表示赞同：“现在史学界有种意见，认为变成半封建不是一个倒退，我赞成这个意见。当然，没有变成完全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遗憾，但是有了点资本主义才叫半封建，比起纯粹的封建主义，这是个进步。” [157] 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胡绳其实早在1944年就有所论述。他在《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一文中指出：“就中国近百年史而言，固然随着时代之进展，病态日见严重而复杂，但同时，却也随着时代之进展，在中国内部发育滋长着新生力量，这种力量正是克服病态而把中国民族引向真正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去的保证。” [158] 这其中已然包含着革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意蕴。此后直到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97年的再版序言中，胡绳再次对“现代化”问题做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 [159] ，并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且很有意义 [160] 。在199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1999年发表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胡绳又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他的这些话曾被有的学者解读为对革命史观的彻底否定，对“现代化史观”的全盘接纳 [161] ，这种看法不无误读之嫌。胡绳的本意是将从现代化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作为“革命叙事”的必要补充，并非主张仅仅以现代化视角来重写中国近代史。 胡绳在阐明这个问题时，还有一些论述往往被人忽略。他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因为，要分析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要分析“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他进一步分析，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他认为，要澄清对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模糊认识，必须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加以区分，而“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162] 胡绳认为，前一种倾向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洋务运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它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综观胡绳对近代化问题的论述，其核心是：“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的问题。” [163] 换言之，在他看来，以首先解决现代化为突破口来解除近代中国的恶性循环是不可能实现的，民族独立是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164] “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165] ；“没有独立和民主，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富强国家” [16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绳对于脱离列强侵略与人民反抗而将抽象的“向西方学习”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认识倾向明确表示不能认同。 [167] 在胡绳晚年的历史观中，为回应时代挑战，他将现代化视角融入他所构建的宏大而缜密的近代史诠释体系，从而使其理论体系更为完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与对现代化的论述密切相关的是胡绳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中对于“中间势力”这一概念的再阐释。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国共两党当然是矛盾斗争的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在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相当多数的中间势力，他们最后的选择决定了人心向背，进而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 [168] 但是以往的历史书对中间势力的重要性有所忽视，从而难免有将复杂丰富的历史简单化的趋向。胡绳晚年对中间势力范畴的界定有异于我们以往的认识，也有异于他早年的论述。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时评中，他指出，因为中国不是一个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也并不能把一切政治矛盾都集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上，“小资产阶级、职员、小商人、民族资产阶级，甚至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已摇摇欲倒的中小地主……这样许多成份的人构成了这个庞大的中间阶级” [169] ，而工农是革命的依靠、基础。胡绳晚年提出，“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 [170] 胡绳在这里将作为阶级整体的工农与具体个人的工农分子加以区分，这种区分颇有新意，扩充了中间势力的外延。胡绳视野中的中间势力，在职业上实际涵盖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那么，真正处于对垒两极的都只居于少数，中间势力才是大多数。 胡绳提出，如果没有更为先进的阶级的引导，“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惟一进步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资本主义仍是进步的主张。“要使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因此，虽然中间势力并不赞成革命，他们的主张也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不满于军阀官僚、国民党那样的办工业，甚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封建主义”，其主张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我们“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 [171] 因而，“我们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就可以重新做出估价” [172] 。例如，历史上被视为反动阵营的中坚分子的胡适，胡绳认为也可以将他纳入中间势力的范围，属于“不革命的民主派”。因为胡适这一类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当团结而不该排斥他们”。 [173] 对于那些并没有明确革命意识的民族资本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表现出民族独立意识，也应该给予中肯的积极评价。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争取中间势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正是中间势力的支持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决定了人心向背。胡绳认为，“没有中间力量同封建主义、法西斯势力斗争，单靠共产党孤军作战，革命恐怕是不能成功的” [174] 。他重点阐述了中间势力的分化，进而指出，中间势力“可以是新民主主义的后备军，也可以成为旧民主主义的力量”，其分化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消极抗日，而共产党坚持抗战，赢得了人心；二是发展经济，国民党上台后，疏于抓经济，不关心人民疾苦，使许多原来跟随它或对它抱有希望的人深感失望，最终投向人民革命阵营。 [175] 胡绳的视野中之所以涵括了中间势力，无疑首先在于其理论体系中引入了现代化视角。在胡绳的论述中，中间势力因其对资本主义的追求而被赋予了促进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中间势力”与“现代化”两个概念的引入，大大丰富了他的中国近代史理论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开拓。 与此同时，他明确坚持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胡绳在1997年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中说：“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 [176] 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阶级斗争在近代中国进行的程度如此激烈，形式如此复杂，离开阶级分析法，就只能止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因此，胡绳设想：“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 [177] 以往研究过程中曾经相当普遍地片面、机械地运用阶级分析法，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弊端，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 阶级分析法受到诟病，相当多学者一听阶级分析就疾首蹙眉。改革开放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已由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是否近代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也应废止？胡绳明确表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和用阶级观点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历史问题是两回事。”如果因为新时期我们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就否定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不是联系实际，而不过是影射史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178] 同时他也批评将阶级分析法庸俗化，明确指出：“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179] 在胡绳看来，现代化视角与阶级分析并不矛盾。 与此相关的是对革命与改良之评判，胡绳的看法亦有所调整。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已由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要求社会稳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有学者将对现实的认识反观于近代中国，从而出现了片面歌颂改良、否定革命的思潮。对于改良的历史进步性，胡绳从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角度予以有限的肯定。他指出，渐进的点滴改良的思路自中国近代以来从来没有断绝过，“洋务派是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他们企图通过“中体西用”式的改良迈上现代化之路，但没有民族独立，其标志“也只是有限度的现代化”。 [180] 他强调，革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制造的，而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至于革命与改良何者更为可取，他强调“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 [181] 。革命肯定有破坏，甚至难免带来社会的阵痛，但这是历史发展必然付出的代价。胡绳强调，“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 [182] 。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针对新时期某些学者否定农民革命的观点，胡绳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对农民革命和农民斗争的评价有一味“拔高”的倾向。实质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自然带有种种弱点，而且，“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都生活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表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也不能不影响到社会各阶级” [183]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弱点而完全否定农民革命的积极作用。胡绳认为，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生产关系来谈生产力的发展，农民革命打破的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上说，资产阶级是比农民先进的阶级，但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上说，农民群众远远超过资产阶级。” [184] 总体来说，胡绳的这些论述，基本坚持了对农民革命的肯定评价。 注释 [1] 胡绳最初以哲学而闻名，如其1936—1937年所作《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1938年所著《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940年所著《思想方法》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2] 胡绳：《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载《光明日报》，1999年1月11日。 [3]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4页，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 [4] 胡绳：《谈谈我的个人经历》，见《胡绳全书》，第7卷，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为唯物史观派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创之作，胡绳认为其优越之处在于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对以往被歪曲的史事做出澄清；不足之处则在于对社会经济的分析止于概念化，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特别着意的。 [6] 胡绳：《〈中国近代史〉评介》，见《胡绳全书》，第7卷，354～355页。 [7] 胡绳：《“五四”运动论》，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34、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 参见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载《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对“新启蒙运动”学术界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新启蒙运动”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接续，如俞红认为，新启蒙运动是“与五四一脉相承的现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又一波澜”（俞红：《论新启蒙运动》，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舒衡哲认为“新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危机之际试图复兴五四传统而进行的一次反封建文化批判（参见Vem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97-198）。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启蒙运动”是由共产党人发起、以马克思主义为依归的思想运动，如黄岭峻认为，“新启蒙运动”是左翼文人响应中共号召，为凝聚民族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而做的一次尝试（参见黄岭峻：《新启蒙运动述评》，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从胡绳在此前后的著述来看，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9] 胡绳：《“五四”运动论》，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1页。 [10] 胡绳：《“五四”运动论》，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1页。 [11] 刊载于1940年2月15日《理论与现实》（重庆）第1卷第4期。胡绳亦将此文视为自己“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参见韩天雨：《从历史中认识祖国——访胡绳同志》，载《北京晚报》，1982年2月4日。 [12] 胡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387页。 [13] 胡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03页。 [14] 胡绳：《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见《胡绳全书》，第2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5] 胡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02页。 [16] 胡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01页。 [17] 胡绳（署名“雍蒲足”）：《夜读散记》，载《读书月报》第1卷第11期，1939年。 [1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转引自胡绳（署名“雍蒲足”）：《夜读散记》，载《读书月报》第1卷第12期，1939年。 [19] 胡绳（署名“雍蒲足”）：《夜读散记》，载《读书月报》第1卷第12期，1939年。 [20] 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见《胡绳全书》，第3卷（下），5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1] 胡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05页。 [22] 胡绳：《〈胡绳文集（1935—1948）〉自序》，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24页。 [23] 参见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65页。另据王忍之回忆，他在1951年教中学历史时主要用的就是《二千年间》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参见王忍之：《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的典范》，见郑惠、姚鸿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集》，45页。 [24] 胡绳：《第五卷引言》，见《胡绳全书》，第5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5] 参见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载《新文化》第2卷第5期，1946年。 [26] 参见何大钧：《“那一套”如是说》，载《人民日报》，1987年2月20日，第8版。 [27] 胡绳：《二千年间》，见《胡绳全书》，第5卷，90页。 [28] 参见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65页。 [29] 胡绳：《二千年间》，见《胡绳全书》，第5卷，132页。 [30] 胡绳：《二千年间》，见《胡绳全书》，第5卷，140页。 [31] 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272、276页。 [32] 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载《新文化》第2卷第5期，1946年。 [33] 1936年10月30日，《民主》周刊因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共产党主张而被迫停刊，共出版54期，历时年余。徐伯昕及时地处理《民主》的善后工作，安排方学武与翦伯赞合作，设立大孚出版公司，让艾寒松、丁之翔接办《新文化》半月刊。参见《徐伯昕年谱》，http://www.mj.org.cn/mjzt/xuboxin/xuboxinnianpu3，2019-11-28。 [34] 初步统计有12篇——《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总统制和内阁责任制》《汪精卫与袁世凯》《康有为与戊戌维新》《学者与政治》《民国初年的政党活动——中国近代史笔记之一》《胡适的独立和自由》《专制和卖国》《国家是谁的？ 》《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扫清思想界的逆流》，绝大部分与近代史相关。 [35] 刊载于1946年9月25日《新文化》第2卷第5期。 [36] 第一部分最初刊载于1947年3月15日《读书与出版》（上海）第2卷第3期；第二部分最初刊载于1946年《新文化》（上海）某期，署名“雍蒲足”。转引自胡绳：《胡绳全书》，第1卷（上），429页。 [37] 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载《新文化》第2卷第5期，1946年。 [38] 胡绳：《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载《中国建设》（上海）第2卷第4期，1946年7月1日。 [39] 胡绳：《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17页。 [40] 胡绳：《专制和卖国》，载《新文化》第3卷第1、2期合刊，1947年。 [41] 胡绳：《国家是谁的？》，载《新文化》第3卷第3期，1947年。 [42] 胡绳：《百年来的中国革命》，载《新文化》第3卷第5期，1947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争取民主运动的政治背景。此文将一般争取民主的要求提升到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并进而促进了史学界对土地问题、农民战争的研究。 [43] 胡绳：《百年来的中国革命》，载《新文化》第3卷第5期，1947年。 [44] 胡绳：《第五卷引言》，见《胡绳全书》，第5卷，1、3页。 [45] 郑惠：《师门忆语》，见《程门立雪忆胡绳》，157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46] 参见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2页。 [47] 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2～173页。 [48] 郑惠：《师门忆语》，见《程门立雪忆胡绳》，119页。 [49]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831页。 [50] 参见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载《新文化》第2卷第5期，1946年。 [51] 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载《新文化》第2卷第5期，1946年。 [52] 胡绳：《第五卷引言》，见《胡绳全书》，第5卷，3页。 [53]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4] 胡绳：《香港杂忆》，见《胡绳全书》，第7卷，190页。 [55] 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2页。 [56] 参见王仿子：《徐伯昕在香港生活书店的日子》，载《出版史料》2005年第1期；胡绳：《香港杂忆》，见《胡绳全书》，第7卷，189～191页。 [57] 侯外庐：《韧的追求》，19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58] 参见胡绳：《同光之际满清朝臣的媚外课程》，载《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10月1日。 [59] 连续刊载于《世界知识》第16卷第7期（1947年8月16日）、第8期（8月23日）、第9期（8月30日）、第12期（9月20日）、第13期（9月27日）。 [60] 胡绳：《近代中外关系的第一阶段》（一），载《世界知识》第16卷第7期，1947年8月16日。 [61]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序言，2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62]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六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5卷，147页。 [63]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序言，4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64] 胡绳：《同光之际满清朝臣的媚外课程》，载《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10月1日。 [65] 参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序言，2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66]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序言，1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67] 《读书与出版1948年的革新》，载《读书与出版》，1947年12月15日。 [68] 柏元：《不是杂志的杂志》，载《读书》1990年第9期。 [69] 参见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0页。 [70]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27、132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71] 参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27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72] 胡绳：《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32、438、442页。 [73] 胡绳：《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57页。 [74] 参见胡绳：《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42页。 [75] 参见柏元：《不是杂志的杂志》，载《读书》1990年第9期。 [76] 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201页。 [77] 参见胡绳：《洪秀全和冯云山——他们怎样开创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468页。 [78] 《改进本刊的意见》，载《读书与出版》第7期，1948年7月15日。 [79] 参见《致读者》，载《读书与出版》第7期，1948年7月15日。 [80] 参见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香港杂忆》，见《胡绳全书》，第7卷，170、190页。 [81] 胡绳：《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见《胡绳全书》，第5卷，370页。 [82] “要了解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不能不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个因素仔细研究一番。本书是从政治关系上来处理这个课题的第一本著作……”载《读书与出版》第9期，1948年9月15日。 [83] 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载《新文化》第2卷第5期，1946年。 [84]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57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85]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书评，载《大公报》，1950年11月16日，第6版。 [86]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337～338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87] 胡绳：《同光之际满清朝臣的媚外课程》，载《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10月1日。 [88] 姜铎：《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89]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序言，1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90] 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3卷，51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1] 李向前：《一个晚辈学人眼中的胡绳》，见郑惠、姚鸿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集》，134页。 [92]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序言，1页，香港，生活书店，1948。 [93] 《编后小记》，载《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10月1日。 [94] 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3页。 [95] 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3卷，516页。 [96] 龚育之：《送别归来琐忆》，见郑惠、姚鸿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集》，273页。 [97] 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2～173页。 [98] 戴文葆：《介绍〈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载《人民日报》，1953年1月18日，第3版。 [99] 参见《持恒函授学校课程设计》，载《读书与出版》第10期，1947年10月15日。1947年徐伯昕在香港创办持恒函授学校，孙起孟任校长。此学校以“教育训练”新干部为职志，设专修部和中学部，专修部设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现代国际关系等课程，胡绳为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导师。因经济亏损，学校仅支撑了两个学期便宣告结束，培养学员2700人。学校结束后影响仍在，尤其是港九地区学员发起成立“持恒港九学友会”，邀请胡绳、郭沫若等人讲中国革命问题。参见王仿子：《徐伯昕在香港生活书店的日子》，载《出版史料》2005年第1期。 [100] 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3页。 [101] 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119页。 [102] 金冲及：《刘大年同志与孙中山研究学会》，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03]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四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5卷，149页。 [104] 尤其是学术影响，以如今的学术评价体系而论，对该著作的引用多寡可能是更重要的尺度。 [105] 参见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载《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 [106] 参见王城：《福斯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第5版。 [107] 参见俞杰、樊百川：《推荐几种学习美帝侵华史的读物》，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5日，第5版。 [108] 参见《奥夫钦尼科夫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评介胡绳等关于美国侵华史的三部著作》，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22日，第3版。 [109] 参见《目前时事学习与宣传要点》，载《文汇报》，1950年11月5日，第1版。 [110] 参见胡绳：《美国“教育”中国学生的“友谊”》，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111] 此文被编入《时事手册》，并被《文汇报》（1950年11月5日，第1版）、《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0日，第3版）转载。据《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9日第6版载，《时事手册》发行量逾一百万份。 [112] 参见《北大反侵略工委举办系统演讲》，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7日，第8版。 [113] 参见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3页。 [114] 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15] 金冲及：《忆胡绳同志》，见郑惠、姚鸿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集》，209页。 [116] 参见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17]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1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24页。 [119] 胡绳：《深秋漫笔》，见《胡绳全书》，第7卷，584页。 [120]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24页。 [121] 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6页。 [122]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72页。 [123] 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6页。 [124] 胡绳：《漫谈〈八十自寿铭〉》，见《胡绳全书》，第7卷，183～184页。 [125]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73页。 [126] 转引自陈铭康、郑则民：《谈谈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认识》，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27] 胡绳：《漫谈自学经验及其他》，见《胡绳全书》，第3卷（下），776页。 [128] 李慎之：《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见郑惠、姚鸿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集》，129页。 [129] 胡绳：《胡绳全书》，第6卷（上），124～126页。 [130] 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见《胡绳全书》，第7卷，176页。 [131]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75页。 [132] 参见张海鹏：《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评析》，见《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5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33] 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见《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组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9～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134] 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5] 参见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36]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7] 参见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怀念》，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38] 胡绳：《复王来棣同志》，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139] 参见邓卫中：《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载《人民日报》，1981年11月30日，第5版。 [140] 祁龙威：《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载《红旗》1982年第2期。 [141] 参见陈铭康、郑则民：《谈谈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认识》，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42] 参见苗作斌：《生动的历史再现 深刻的历史分析——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载《历史教学》1986年第4期。 [143] 参见祁平：《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 [144] 参见姗亦疾：《〈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145] 参见赵矢元、李喜所：《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146] 参见王来棣：《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47] 参见《学习祖国历史，建设精神文明——史学工作者座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载《读书》1982年第11期。 [148] 刘大年：《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49] 刘大年：《致谢文孙》，见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32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50] 刘大年手稿，刘潞提供。 [151] 刘大年未刊稿。 [152] 姜涛：《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53] 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54] 关于这一讨论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张海鹏：《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梁景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155]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56] 参见李时岳：《近代史新论》，34～35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157] 胡绳：《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见《胡绳全书》，第3卷（下），487页。此外还可参见金冲及：《怀念李时岳同志》，见《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171～172页，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 [158] 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276页。 [15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9页。 [160]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8页；《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73页。 [161] 参见徐晓旭：《胡绳晚年历史观的变化》，载《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12页。李慎之亦认为胡绳晚年是“尽弃所学而学焉”，参见李慎之：《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见郑惠、姚鸿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集》，133页。 [162]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8～10页。 [163]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74页。 [164] 参见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见《胡绳全书》，第3卷（上），77页。 [165] 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见《胡绳全书》，第3卷（上），77页。 [166] 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见《胡绳全书》，第3卷（下），510页。 [167] 参见胡绳：《谈党史研究工作》，见《胡绳全书》，第3卷（下），550页。 [168] 参见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45～46页。 [169] 胡绳：《论“第三方面”》，见《胡绳全书》，第1卷（下），632页。 [170]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46页。 [171]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46～47、68～69、52页。 [172]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69～70页。 [173]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70页。 [174]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57页。 [175]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57～58页。 [176]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4页。 [177]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4～5页。 [178] 胡绳：《谈党史研究工作》，见《胡绳全书》，第3卷（下），549页。 [17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5页。 [180]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见《胡绳全书》，第7卷，76页。 [181]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6页。 [182]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见《胡绳全书》，第6卷（上），5页。 [183] 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见《胡绳全书》，第3卷（下），514页。 [184] 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见《胡绳全书》，第3卷（下），5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