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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煞是无情。大江东流不止，潮起潮落，风行的未必就能传承，精粹遭遇冷落亦时或有之。所幸时光似水，反复冲刷筛洗，是沙砾是金子总会逐渐分明。真正的金子，即使因缘种种不幸遭际，被尘土无辜掩埋了，或迟或早都能再见天日。这是事理所使然，强制不得的。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蒋廷黼等不都是如此？！ 这里，将要向大家推荐的，张荫麟教授（1905—1942）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东汉前中国史纲》，也属于数十年后重新发光的一个事例。 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的第一部。1935年，张荫麟已从美国留学归来二年有余，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教授。受部聘后，他当即放下手里的其他科研课题，“遍咨通人”，潜心策划《中国史纲》体例和细目。还特别向清华请了长假，专致笔耕其所负责的先秦至唐以前部分。其余部分原计划邀请吴晗、千家驹、王芸生等分任。 未及二年，“卢沟桥事变”突发，国难当头，荫麟被迫离京辗转南下浙大、西南联大，其事遂不如愿。经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将此前已完稿的八章，加写《自序》，遂由他改教的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最先以石印本形式在贵州遵义印行。原初题名《中国史纲》第一辑（此据张其昀《张荫麟先生的史学》，笔者尚未见原本），时为1941年春夏之间。初次印行匆促，著者名还曾误植为杨荫麟，荫麟也不在意。又据《自序二》《自序三》，知次年再版，始增入九至十一章（前据吴晗《记张荫麟》，后一点吴文回忆则有误）。此后，先生兴奋中心转移，改攻两宋史，仅撰写三章（第三章未完），就因病撒手西归，终年37岁。如天假以年，从其已发表的宋史成果预测，《中国史纲》的宋史卷必将更为光彩夺目——想到至今尚没有一部能与张氏风格相匹敌的两宋史，对他的英年早逝怎不伤感备至！ 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全书没有累赘冗繁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也因为读来悠然轻松，据我个人的观察，读者很容易轻忽了对著者构思和寓意的细心体察；一不经意，书中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警见地，屡屡就从眼皮下滑过。为此，我想先从著者的人格、学术风貌说起，或许对读者进一步体会本书不无帮助。 离荫麟去世才四五年，谢幼伟博士著文怀念故友，就不无忧虑地说：“这一位天才学者，俗人不必说，即学术界中也许已忘记了他。他的著作以报章杂志发表的短文为多。这些短文到现在还没有集合出版，整部的著作有《中国史纲上卷》，而这也只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的石印本。……所以在某一时期内，他虽曾惊动我国的学术界，到目前他却很可能为学术界所遗忘。但他是最不应遗忘的一人。”此后，情况虽然还没有到谢氏杞忧的那么糟，文集、《中国史纲》海峡两岸还都出版或重印过，但流传不广。世俗总多势利和健忘，也是无可奈何的。 张荫麟的名字，对今日大多数学人恐怕都会感到陌生。然而，恰如谢氏所说，回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荫麟名声不小，曾被学界誉为奇才，受到了前辈和同龄学者的普遍敬重。1929年夏与荫麟同船赴美留学的谢幼伟博士，更是热情赞美荫麟为天才，在长篇的纪念文章里说道：“张君是天才，这是无疑问的。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寄到《学衡》杂志，《学衡》的编者认为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作品。这一点即可证明张君的聪颖是远在一班学人之上。所以鼎鼎大名的梁任公先生遇到了这一位年轻学生，也不能不特别注意，不特别赏识。” [1] 荫麟来自广东东莞，自幼丧母，家境贫寒。1923年秋季考入清华学堂（时为留美预备学校）中等科三年级，直至1929年大学毕业，经历了清华学校改制的全过程。入学伊始，即如上述所记，不足18岁的荫麟，已经著文向老师梁启超挑战“老子出生”说，且考辨精细，征引经典凿凿有据，名惊京华。在继后的两年里，他在《清华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一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不下十篇，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史、科技史等多项领域，还参与了当时正轰动学界的（顾颉刚）“古史辨”论战。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20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其中《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不仅大大扩充和修正了乃师（启超）关于这个论题的史料，而且对西学输入的影响以及清代并未因此而改变“科学（思想）不盛”的原因发表了精警见解；《张衡别传》和《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两文，则更应该看作首开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风气的力作，具里程碑意义（刘仙洲先生即如是说）。据不完全统计，去美留学前的六七年时间内，已积有学术成果（包括译文）40项。怪不得谢幼伟博士终发为“天才”的赞叹。 荫麟自号“素痴”，常用作文章笔名。我以为，无论从哪方面看，例如对学术的痴情专注，孤傲内向，不通人情世故，不易适存于现社会（友人谢幼伟、张其昀、贺麟、吴晗等回忆他的个性），以及治学“神解卓特，胸怀冲旷”（熊十力赞其学术境界），也包括过早地夭折，难享永寿等，荫麟都很符合天才学者的特征。然而，如若只从个人天赋角度去理解，那很容易忽略了今天重新认识荫麟先生的许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近代以来，人才不断涌现，明显有过两个突出的高峰时期。一是晚清咸同年间，以曾、胡、李、左、张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幕僚文士为代表。是时人才济济，不拘一格，政坛文气之盛为中古以来所未有。其中能集道德、事功于一身如曾、胡者虽凤毛麟角，但在经世致用一隅有卓识奇功、建树不凡的可以数出一大群。稍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还走出了一批最早通达世势、熟悉“洋务”的新人。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现代意义的各种学科相继滥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代沟通中西的学科权威、名家大抵成形于这一时期。假如说上一高峰“事功”派占尽风光，许多人物多似电闪雷鸣般倏然过眼，有力度而少余韵，那么第二个高峰承上辈及其时代的恩泽，别开新天地。是时激荡过后，“朝野”尚称“苟安”，中西文化教育往来更密。淡出“事功”的“学问”派那厢真现独好风景，其山高水长，遗泽后世且深且厚，更堪百年后回味不已。 荫麟生而有幸，及时亲逢学问盛世的文化滋润，并能以新秀的身份参与其间。他天性聪颖，造化把他从岭南送上京华，进入风云际会的文化中心，后来又留学西洋，确是时势造就了他的天才有为。那时，“五四”个性解放、自由探索的新风吹拂神州，学术报刊似破土春笋涌出，自由讨论风气盛极一时。荫麟又直接生活在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胡适、陈寅恪、吴宓、傅斯年、钱穆、顾颉刚（其中最年轻的，也比荫麟长十几岁，均属老师辈）等一群知名学者相互辉映的人文光环下，犹鱼得水，遨游自如，才有了上面“少年英发”动人的一幕。 读荫麟的传记，最令我感动甚至妒忌的，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学术自由讨论的文化氛围。同在清华，哲学家贺麟比荫麟高三级，两人很快就成为终生挚友。据贺麟的回忆，荫麟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天天在图书馆钻研的青年。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向听众中问哪一位是张荫麟。荫麟当即起立致敬。原来是荫麟写信去质问老师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先生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这事发生在荫麟已于《学衡》著文与先生商榷之后。他俩常去听梁任公的演讲，可见对先生的仰慕。但荫麟的脾气向不愿意拜访人（终生不改，时人称其为“怪”）。1926年夏，被贺麟拖着才第一次拜谒梁任公。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荫麟“有做学者的资格”（另据王焕镳《张君荫麟传》 [2] ，说“梁任公得其文叹曰：此天才也”）。此后二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 [3] 。还值得补一笔的是，1929年年初，荫麟正在撰写长篇学术论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针对梁先生燕京大学演讲《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而发。论文在《燕京学报》刊出时，梁任公已病逝。荫麟在文末特别有一段附语说：“此文初属草时，梁先生尚在世。本当重校付印，先生已下世，竟无从请问以决所疑矣。作者极不愿意于此时举其素所尊敬之学者之旨为错误之例。惟以爱真理故无法避免耳。” 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学生，气度、风范尽在不言中，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骄傲。荫麟与同时代学者多有评论商榷的文案往来，不独对梁任公。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其他师辈如周树人、陈寅恪，年长而刚负盛名如顾颉刚、冯友兰，他的评论也总是“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而被评论者都豁达大度，师长更以奖掖新进的态度深许之，至少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弄不好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不信，可以去读寅恪先生诗：《挽张荫麟二首》 [4] 。 荫麟一生信奉恪守的治学格言，是“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致贺麟留美赠别诗》）。荫麟在他光彩而短暂的一生中，这种个性气质实在是太强烈了，因此也特别感人。诵读他的学术论著（也包括编写的教材），我们处处都能触摸到那种不甘因循剿袭、勇于求新求突破的自由创造精神。这再一次证明，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决非义宁一人所独执，而曾经是沐浴了“五四”精神那代人的真诚追求。那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很流行，没有任何权威偶像是碰不得、不可说不的。这样的氛围不可复得，方有“壁立千仞”之说。唯其如此，优秀学者于“五四”后一二十年内成群成团地喷涌而出，才可以被通解、被体认。 这种不依门户、自由创造的风格，决非世俗常见的那种无端狂妄，借浅薄挑战名家以求一搏。荫麟从心底里尊敬一切有学术成就的前辈和师友，细微地体察汲取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创造，治学厚实而见地敏锐，执着底定而鄙薄趋俗。据说他最崇拜的是章太炎，对梁任公表面上“敬而远之”，再而三地“挑战”，内心实则一往情深。熟悉他的朋友说，荫麟最钦佩任公文章“笔锋带有情感”，“张君的文章颇受任公的影响，一篇之中总含有多少任公的笔调”。 那时，刚从经学考据的桎梏中叛离不久，国学的根子依然深扎在一代新学的底部，欲连根铲除（也毕竟铲不尽）那是几十年后的事。荫麟的学术是以考据起家的，很见功力。对太炎先生服膺至深，即是明证。有人统计，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都涉及考辨，学问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然而，荫麟可贵的是，承传而不因循，勇开风气敢为先。荫麟曾对谢幼伟坦言“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言之似极轻松。反之，为了《中国史纲》，他却喟叹：“写这种文章是很费苦心的。”一轻一重，其味无穷。 在阐明这轻重内涵之前，我先得把荫麟对任公的纪念文章拿出来，一则彰扬他对老师真诚而不带一丝虚假的爱（这是最有价值的尊师），一则为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一份证据。据现在掌握的材料， 梁任公刚去世，“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荫麟在甫将赴美前夕，即草写了《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首次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将老师一生智力活动划分为四期，分别评估他在各时期的“特殊贡献与影响”，客观公允，敬仰之情含而不露（载《学衡》第67期。贺麟所述赴美后一文，已是第二篇，记忆有误，不赘）。十多年后，他所参编的《思想与时代》特地刊登了张其昀录存的任公未刊遗札中数十事为《梁任公别录》，荫麟亲为之跋。文章起首即声情并茂： 此时为此文，不禁起予空谷足音之感也。方戊戌前后，任公之在文界，何啻如旭日中天？一篇之出，百数十万人争诵。曾不四十年，后生已罕或能举其名。其一知半解者，甚且为蚍蜉之撼。“或荣誉若天仙光宠，消逝时迅越流星”，歌德之诗，可为任公赋矣。 接着大段论述任公与政的种种曲折，反驳攻击者，并检讨自己十年前“年稚无知，于（先生）民国后之政治生涯，妄加贬抑”，评析平恕允直，可与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对读，此处略过。笔锋转至学术，荫麟说道： 以言学术，世人于任公，毁誉参半。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学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谓其考据之作，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纷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复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 [5] 此跋的文风，酷肖乃师，磅礴之势不减。活泼泼的荫麟就是这样：对自己素所尊重的老师，他不讳言其短，“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寥寥几笔，可谓弹无虚发，正中鹄的。而于先生史才、史识之长尤三致其意，领悟深得精髓，亦属“就有道而正焉”。我做教师的有经验，百依百顺的、尽说好话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学生。还是贺麟说得极有余味：“哪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梁任公是个大忙人，晚年转而治史已时不我待。靠着对前辈史才、史识的独具慧眼，荫麟《中国史纲》的创制获得了非凡成功，而这便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从上文即可读得荫麟的心声，他绝对不是故意看轻考据。考据是很苦的事，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然而，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这才是荫麟治学的个性特色。而且，这义理也是经过改造，充实了新的内涵的。他的治学理路，在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写给张其昀的信中说得最明白：“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海峡两岸《张荫麟文集》均有载录）所以，他对谢幼伟说的一易一难，决非故作危词，内中大有深意存焉。这实际关联着一个时代大话题，就是：考据与义理的关系。 我以为谢幼伟的确算得上是荫麟的钟子期了。荫麟选择对谢氏发此骇俗之论，亦可谓“择其善鸣者而鸣之”。荫麟死后五年，谢氏在纪念荫麟的文章（《张荫麟先生言行录》）中做了如下的发挥：“写通史是需要思想，需要有很高的识解的。有人认为专门弄考据的人是思想上的懒惰者，这虽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考据必进至义理，必以义理开拓其心胸和眼界，然后其考据不落空。一位良好的历史学者不能光是一位考据家。不管他的考据做得怎样好，然这只是史料的提供，尚不是史学的完成。史学的完成，有待于史学家理解的深入和同情的洞察。这一点又须待史学家具有史学的修养。治史学而不兼治哲学，这是一种缺陷。” 荫麟在新史家群雄纷起的那个年代，能够独树一帜，特具风骨，确实应该归诸他不满足现状，不随众亦步亦趋。众史家中，他是最先觉悟到史学的改造创新，应该借助哲学革新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借助社会学认识历史上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变迁，以滋补旧史学义理的“营养不足”。可以这样说，在史家中，对西洋哲学和西方社会学了解的广度和深度，当时无人可与之伦比，荫麟独居翘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可能性是什么”》《论同一》等文来看，20世纪初西方一些哲学新潮已进入他的视野，如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等人的哲学思想；特别是现象学刚兴起，荫麟就注意到了，这在中西哲学交流史上也值得记一笔。 当时，编著中国通史蔚然成风，因为学识才华的特殊，学者普遍对荫麟都期望很高。钱穆在1942年年底，把他的《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作为对荫麟的悼念，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文末即说：“故友张君荫麟，始相识于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史家偏好经验事实，一般很少像荫麟那样深陷于哲学沉思。因此，熊十力耐不住破门而出，说道：“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二者皆病。”特赞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6] 。 荫麟天性聪颖，但他从不自恃天赋而学点偷懒。束书不观，空谈义理，天才成为无知浅薄的狂汉，荫麟是不愿为之的。荫麟治学的勤奋几乎近于癫狂。每写一篇文章，精神高度集中，老是几晚不睡觉，直至文章一气呵成时，然后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寓所里满地满床的书，东一本，西一本，凌乱狼藉得不成样子，他也无所谓。到病重的时候，他开玩笑地对友人说：“我从今后要学懒了。”可他还是做不到，连劝他改读点轻松的小说，都改不了习惯，依然捧起哲学书，手不释卷，直至临终。因为读的书极多极广，著文不论古今中西，随处触发，总见火花。他的时评也写得极犀利明快，有时惹得当局十分恼怒。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四方面所积功底，使他可以和当时任何一门专家对话。然而，通博并不是他的真正骄傲。荫麟对社会、对历史那种全局统揽和深刻洞察的独特把握能力，在当时才是出类拔萃，最具价值的。 在我看来，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两文，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史学理论认识的制高点。有些观点后来不仅未有超越，甚至有所倒退。关于这个话题，将留在下一段落再作讨论。最后，还想特别要说说他的一篇不容易引起注意的短文：《玩“易”》。1956年台湾版《张荫麟文集》就因疏忽（或别的什么缘故？）而漏收，实在不应该。因为，这代表着他关于社会进步一种独特的历史思考。 这篇短文写定于1933年9月。从文内“异国晚秋”字句推测，写作的时候人还在美国。荫麟借发挥《易经》的哲理，实际谈的主题是社会变迁和“革命”。这么一个很深奥的社会哲学问题，他却几乎是用了散文诗的形式来表述，很含蓄，也很深沉。短文直指《易经》的着眼处在生命，故曰：“生生之谓易。”而近世流行的“革命”一词又恰好是从《易经》“革卦”里推演出来的。与时潮最不同的是，文内反复申述，要把“易”应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的，不能揠苗的。社会秩序原是活的，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所以革命的“命”要当生命解。只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于寻死。他极为感慨地说道：“创造新的生命，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那岂是病夫易室，贵人易妻那样容易的事，而急促得来的？”用不着我多加饶舌，熟悉百年来思潮变迁的学人，都能掂出这些话的千钧分量。这才是真正经得起百年历史检验的义理。我要补一句，这里反映出了荫麟对孔德、斯宾塞以来的社会学基本学理的圆熟运用，而且妙在不着痕迹，极似寅恪先生的风格。所以他对历史的考察，往往侧重社会层面，在制度的创设和功能演化方面，非常用力，颇多新的洞见。这种史识后来被应用到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改革、改制的全新诠释上，极其成功，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南宋亡国史补》和《中国史纲》第十一章“改制与‘革命’”。行内人读了多能体会这些文篇在史学史上的特殊价值，但一般读者则未必。尤其是前两篇，形似考辨之作，更不合现在读者的口味。除专门理论探讨的文章外，荫麟的史学论述风格，是从不脱空搬弄理论概念，横插大段议论，义理即寓于史事铺叙之中，偶有一两句点睛之笔，亦淡淡而出，极容易被放过。或许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所谓《春秋》笔法。读者宜多加咀嚼，细细消化才是。 众窍无窍 天然自成 编著新式通史肇始于20世纪之初。1900年，章太炎先生发表《中国通史例略》，首先发起设计新通史的动议。梁任公随即响应，于1901—1902年开始酝酿写《中国通史》，但始终未能履践心志（荫麟对此最感痛惜），留有一些关于通史新体例的设想和春秋、战国《载记》《年表》等片段尝试。最早真正付诸实践并开创章节体“通史”的，要数夏曾佑及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写于1902—1904年）。进入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荫麟《中国史纲》出版时，至少已不下三四十种（此依《七十六年史学书目》统计所得）。 然而，到了1945年，顾颉刚先生编著《当代中国史学》时，却秉笔直书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然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顾先生的这些评点，对今日大多数教材还基本适用，最多增加了变相的《通典》，算是人事物俱备，实在是难为情。 当时顾先生认为较理想的通史，点名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共六人，七部。应该说，这一点评大体公允。荫麟的书虽未完成，顾氏为之惋惜，但仍刮目相看，亦见得《中国史纲》的价值。 荫麟刚刚经历颠沛流离，生活甫定之后，1940年2月在昆明为《中国史纲》写下了篇幅不短的《自序一》。文气与正文迥然不同，读起来不轻松。一般读者在读完全书后，再去啃《自序一》比较合适。《自序一》，与其说是荫麟对《中国史纲》调度构思和剪裁史实标准的一个交代，毋宁说它更像是将《中国史纲》升华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为理解整个人类史（不独是中国史）提供一种经他梳理过的理路。历史专业的学生若能将荫麟的理路与他的实践对照着反复品味，会加深体会熊十力所说的“融哲史两方面”，境界就不一样。 我想首先要提到的，是荫麟在《自序一》里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这话夹在大段理论阐发之中， 很容易滑过。然而，这确确实实是个中人的肺腑之言。教了许多年中国通史，不能不常与教科书打交道。我有时也隐约觉得，通史好编，也最难编。所以，读到荫麟这句话，感到特别震动。 记得严耕望先生说过，中国通史必须折中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因为有此种种考虑，所以大学“中国通史”可说是所有历史系课程中最难讲的一门课。过去大学“中国通史”课程教得最成功的，耕望以为应该数钱穆宾四先生为最（据笔者所知，较晚还有一位，就是50年代曾在山东大学教中国通史的赵俪生先生）。 说到教材，严耕望认为，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此外，可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他的理由是：钱先生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来作一条贯串的线索，也要诸生仔细地阅读。吕书周瞻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而且吕书征引原书甚详备，最便讲授者参考之用。 [7] 严耕望是钱穆先生的得意门生。他关于通史课及其教材何以难的一番见解，我以为深得其中三昧。一部通史，假若不能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它独有的神韵气数，还是不写为好。耕望没有提到荫麟，这是因为《中国史纲》未得以窥全豹，故不在他讨论的范围。其中，“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八字，最是要领。假若要压缩成一个字，那便是“上下脉络连贯一气”的“气”。 泱泱大国数千年，多少人事，多少典故，通史不可能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地写进去。事实上谁也做不到。正像荫麟说的，“即使（集合许多人）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通史，通史，它的独特的神韵就在“通”字上。行内人多有体验，编通史需要有高的识见和全局驾驭能力，最好是由一人通贯到底。他很像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导演，要把历史舞台上的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调度得活灵活现。荫麟《自序》中之所谓“笔削”“提要”，今人之所谓“剪裁”“出思想”，全是为了做好“通”的功夫，使之生机盎然，全局皆活。烦冗枯燥，没有思想（或者说不敢有思想），光靠史料填充版面，就全然丢掉了“通史”的灵魂。 何谓“通”？我以为，从高处说，能凸显其意境者方谓之“通”。静安先生论文学，说是：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8] 其实史学也何尝不是如此。20世纪史学，冯友兰、钱穆均称有信古、考古、释古三派，其中信古一派，一般均不取。若以上面说的意境而分，一为致力于历史的抽象（抽象的程度可以不一样），以“释古”（即韦伯说的“理解”）擅胜，能给出一以贯之的“精神”（或荫麟说的“意义”），犹之于文学的“写意”。一为专攻描述具体的史实，以“考古”（即复原实像实况）争长，可比之于文学的“写实”，但也绝不是三块、四块的拼盘，通史应该给出发展脉络清晰、阶段特征明显的“整体”（或曰“体系”）。 “通史”的最高目标，自然是“精神”与“体系”二者统一。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史之真义。境与意能完全浑然圆融，恐怕只存于假设之中，“此曲只应天上有”。荫麟虽心向往之，也明乎此事仰之弥高，所以在《自序》里一再申明：编写通史有许多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对这种相对的与绝对的限制，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里有详尽的论析），自己所做的“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这不能作一般谦辞读过，而是唯贤者能有之的真诚坦陈，甘苦尽在其中。 如果明白了“意境”之说，那我们就不会相信有所谓标准化的“国定”教材。假如把荫麟的《中国史纲》与吕、钱两书对照着读，就看得出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通史教材，成功的地方就是极有个性，多姿多彩。 《吕著中国通史》着眼处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最具优势。今日虽不能说无可挑剔（毕竟许多专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细而富独见的地方在在皆有，极见学术功力，当日无出其右。不足的是条分缕析甚细，政治大势与制度沿革两部分又截然分开，从“通”的标准要求，算不得上上策。诚之先生读史之多，公认首屈一指，但在制度演化方面，也只能详于隋唐以前，而略于宋明之后，不可谓全备。这再次证实荫麟所说，通史之难，还在于人力的“天然限制”。这部书对专业学习（特别是研究生）很有用，由此再去读诚之先生的断代史、专史，实为登堂入室的最好门径。但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流行不广。 这方面，钱穆《国史大纲》就异峰突起，读者占有率之高，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一篇《引论》正可以视先生为当代贾谊，痛哭复长太息者再而三，特忧“中国文化命脉”的衰息断绝，“历史生原”的遽然中斫。当日情景，以严耕望的亲历记述为最真切。宾四先生才思横溢，民族情怀热烈，亦具讲演天才，行文一如其演讲，词锋所煽，动人心弦，“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是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一经刊出，大后方争相传阅，极一时之盛。 [9] 《国史大纲》可以说是以气盛情深而获取成功的一部通史。若以专家的角度来看，疏阔之议势所难免（耕望也委婉说道）。然最可斟酌的，倒是这种近乎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不免对本属历史批判的应有之义，多有遮蔽回护，总欠几分冷峻；对近世的落后、变革的艰难，也缺乏深沉有说服力的内省。就通史不可或缺的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揭示而论，《国史大纲》比起吕著要逊色，也是毋庸讳言的。 荫麟写《中国史纲》，上述两书均不及见到。与钱穆先生有所互商，详情亦不可而得（似读过《引论》）。然而，以书论书，张著正介乎二者之间，平静冷峻有似诚之，而文采飞扬则不减宾四。思维切入的理路和注重社会全貌，与吕著更易谋合。他在《自序二》中给自己规定的重点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对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特具哲学思辨的那种网状的发散性，运用起来又能不着痕迹，以平易浅显出之。我以为，这才是荫麟《中国史纲》的长处，而为上述两大家所不逮。遗憾的是，写出的毕竟是片段（包括两宋），还看不到他对国史全局统揽的“底牌”。所以，就通史的影响和实际成就而论，尚不能与吕、钱伦比。 与现今的风气大不同，作为一位在史坛已负盛名的专家，荫麟独把编著高中历史教材看得极重。说其鞠躬尽瘁也不为过。临终前一直陪在身边的好友张其昀追忆说：“他是一位饱学之士，能禁其阅书，而不能禁其运思。他念念于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势遂陷入深渊。” [10] 在历史教材方面，荫麟不愿重蹈旧径，极想披荆斩棘，开出一种使人人能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这在他的《自序二》中已交代得十分清楚，读者自可检阅。《中国史纲》体裁的创制是极其成功的。文笔的简洁优美，说理的平易生动，读者初展书，一股久违的醇香就会迎面扑来。 我一直在想，荫麟何以要这样做？要知道这正像他自己感慨的，深入而浅出，劳神费心，是“很苦的”。何况他对社会和历史的思索很投入，不少地方带有形而上的色彩，超凡脱俗，沉潜睿永，最可以在这种地方显示高深。然而，这些高深的议论在《中国史纲》中竟消失已尽。他自己苦心“玩索”所得的体验，都化为“以说故事的方式”淡淡托出。 我私下揣度，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荫麟志不在小。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烦。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掉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荫麟写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说民族的“自虐狂”》两篇评论，可以窥见他这方面的思虑。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于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 寅恪先生晚年潜心笺证钱柳因缘，自述其心志“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联想及此，莫非荫麟亦欲以《中国史纲》“自验”其历史哲学运思的“深浅”？笔者不揣愚妄，对若干关节点，谬效前人“代下注脚”于下。不敢说能为先生“发皇心曲”，亦算是为读者诸君深入阅读《中国史纲》，从《张荫麟文集》与《中国史纲》互读的角度，聊尽“导读”的微薄之力。 在构思《中国史纲》的时候，荫麟脑海里早就有了对历史大格局的思考。1933年，荫麟从美国寄回长篇论文《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简称《总结算》），刊登于当年的《国风》杂志。台湾版《张荫麟文集》所注刊名、年份均有误，此系去世后友人重刊以志纪念。大陆教科社版则未能入录，恐不能不说是智者之千虑一失。教课之暇，我常以读历史哲学书籍作为业余爱好，这方面的信息也不算闭塞。我敢说，这是一篇超凡脱俗的历史哲学力作。读完《中国史纲》，再诵读该篇，许多意犹未尽的深意，真是“看山水底山更佳”。 《总结算》对20世纪东西方流行的四种史观（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逐次论析其本义，“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火候把握不温不燥，底见功力。令人敬佩的是，荫麟对这些各具方法论价值的思想遗产，都以一种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用求实求真的历史感一一加以过滤，是则是，非则非，不偏执，更不迷信。经这种积极的思虑和批判，凸显出来的是20世纪最难能可贵的思维成果——对机械进化史观和单线一元决定论的摒弃，代之以宽阔发散性的整体思维。他的基本立场可以表述为：人类的历史是人自身创造自身的历史，“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亦即先验的——笔者按）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任何理论概念再好，比之于实际生活本身，总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历史观念之于历史实际，亦是如此。近些年这一声音高起来：“让历史自己说话！”自然，历史哪真能自己说话？它无非要提醒我们，史学必须一步也不能离开对历史证据的搜集和甄核。历史不是为概念而活着的。相反，任何概念都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证伪。忠实于历史，乃是史家的职业道德。直到现在，通史的整体框架还是板结硬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拘泥于一些固定化的程式，出于这种或那种缘故，不能直面历史实际。重读荫麟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教材，不能不感慨系之：正是靠着荫麟这种历史认识论的独立思考，《中国史纲》才会有不同于众，至今还光彩依旧的许多历史洞见。比之于他，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真不敢说。 《中国史纲》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全书最精彩、最富学术价值的，是第2章到第7章。因为这六章，正好关系到我国历史走向最早的两次大转折，为认识中国历史的大关节， 非同一般。在这六章里，荫麟层层交叠错综推进，着眼于历史复杂的因果网络关系，有放有收，构思极费匠心。我上节所说的对历史全局的统揽和深刻的洞察能力，这里体现得非常鲜明。 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费正清在经历了长时期挫折之后，最后也不得不放弃“欧洲中心史观”，承认必须“以中国看中国”。然而这并不容易。70年代后期，哄闹了好一阵的“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像是“灯谜大会”，很能说明生活于“此山中”未必就识得“真面目”。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在做出得失是非的历史价值判断之前，最吃紧的倒是必须从源头清算起，弄清中国社会何以会一步步地走到后来这样的田地。 劈头就是问题，如何定位中国文明历史的开局？荫麟在前述论文里，对黑格尔以来“目的论”史观的批判用力最艰，其中大有深意。 通史界对“目的论”一词多觉陌生。这么玄乎的问题与我们有何相干？然而，只要往深处想，许多习以为常的国史判断，思维背后的潜台词，不都有“人类史为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黑格尔）的意味？这种先验的“计划、目的”，可以托为“天作之君”之类的神学体现，也可以化为“世界精神”的意识产物，即使是以“社会组织递次演进”的“必然规律”来强行框架特定的具体的民族历史，所谓“五步论”，中国也“概莫能外”，从哲学意义上说，不都是“目的论”的翻版？！ 第一个显例，即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所幸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至今最不能理解的，商代历史里野性的气味（例如人殉、牺牲等）较浓，还容得联想。“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还一口咬定它仍为“奴隶制社会”，岂不是硬闭起眼睛，存心不想辨认历史事实？史学为着“概念”活着，还有什么生气？ 第2章“周代的封建社会”，是荫麟对先秦历史文献多年潜心研究心得的结晶，最先刊登于1935年的《清华学报》。他通过九个角度的组合，绘声绘色地揭示出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面貌，包括社会各阶层、城乡生活状况、政治管理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静态的和动态的演化史迹，说得都有根有据，平和易懂。在所有通史教材里，对周代社会的整体勾勒，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比荫麟更周全、更清晰的，无一句落空。 通过九节逐次的生动描述，读者可以信服地看明白：周代既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社会”的模样，也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社会”迥然相异。它就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个案，是由我们祖先独创的，有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封建”，以家族、宗族聚邑为基础，由部族方邦联合，而进至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封邦建国”，“散漫”（注意，这是荫麟的特别用词）的“封建”。再走下去怎样？稍后就说到。 荫麟并不回避奴隶问题，而且描述细致具体。但置于他的整体结构之中，奴隶的地位、作用也是一目了然，不容有异想天开的余地。对奴隶，我们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夸张”。荫麟在书中具体比较了贵人的奴隶与乡邑农民（庶民）生活处境的异同后，说道“（庶民）他们的地位是比奴隶稍为高贵；但他们的生活殊不见得比奴隶好”，说的是在特殊的情景下，苛税杂役法外扰民。荫麟就是那样的真诚，不肯迁就流行，不愿意把话说死。说死了，历史就不是活生生的、可以让人回味的。试想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形在史书中不就经常见到？极端的例子，明清河北正定、河间一带专出太监，怎么理解？为什么好好地不当自由的农民？要说有“奴隶社会”，一座大观园不就是，还用得着到说不清的商朝去找？！ 如果不是过于偏执观念的成见，能说荫麟描述的不是实实在在的周代历史？对周代社会认识之重要，还因为它关联着对中国历史能不能有一个连续把握的历史通感。只要前后上下打通去思考，问题也就不难豁然解开。于此，荫麟在第2章第1节开首的点睛之笔“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看似平易，却有千钧之重。 我特别佩服荫麟敏锐的历史通感。其时，地下考古发现还很有限，对几千年前社会基层和一般人的聚落生活遗址全然无知，他完全是凭着文献捕捉到历史灵感的。今天，早于商周以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也越来越丰富，完全证实了以同一血缘的家族、宗族聚合在一起的聚落——“乡邑”，始终是上面屡经变迁的国家（从方国、王国到帝国）政治的基础。原先陕西姜寨发现的是以公共广场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大中小房子分五群圆拱围绕着广场（像是公社集会的场所）。我曾自作聪明地提问：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民居聚合离开了“罗马广场”而变成排房模式的？很快考古发现证明这是一个假问题。在辽宁，在湖南，连续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聚落遗址，竟然活脱脱就像旧时我家乡村落的排房，五排、六排的一个村落；南方还发现了一条小路通向远方，“小桥”流水的画面似在眼前。你说奇特不奇特？数千年里我们绝大多数人口就没有走出过这一情境。如今，才有了一点点走出的样子。 什么“人人普遍皆奴隶”，什么“奴隶军事集中营”，现在觉得真有点好笑。许多前贤的感觉我们都疏离了。他们老说，一家一户，同族相拱相助的乡村生活，在平日里是“自由”的、“平等”的，除非天灾和从外面冲进来的人祸（参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荫麟书里也有类似的描述）。现在想想，那时同族相聚，“死徙无出乡”，即使到了郡县制时代，“天高皇帝远”，政府只设到县一级，若风调雨顺，老百姓所求不高，外面的人也不大管，这情景也真有点儿像。否则，《老子》里关于“小国寡民”的描绘，《桃花源记》里的世外村落，想象的根据哪里来？汉吕后、唐武则天年代，上层、宫里杀得天昏地暗，甚至“阴阳倒错”，只要不苛政猛如虎，还懂得“休养生息”，连正史也承认，是时天下尚称“乂安”，百姓“逸乐”。这情境现代洋人不容易看明白，从山村里走来的多少都能体验。上面变化万千，底层依旧如故。什么“王”、什么“帝”，能给我安静，都无所谓。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样的水，这就是直到开放以前中国的历史底蕴：数千年以不变应万变。 由第2章而下，直到第7章秦统一止，实际整个成一系统。这是有关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大关节。对这种历史变动，在第5章第1节，以优美似散文的笔调交代了总的态势：“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然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 历史有静和动两方面。前者，荫麟称为“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亦即社会学里的“社会结构分析”。“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主体部分，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相对于静的结构的描写，后五章，就是荫麟称为的“变动的记录”，有时就径称“演化”。它所涉及的，相当于社会学中的“发展”和“变迁”两个范畴。荫麟的基本立场，在《自序一》下半部分作了扼要的说明。 吕思勉、钱穆在他们的通史引论里，都说到“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吕称之为“生命的节奏”；“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行”，钱称“历史的风韵”由此而异。这都说明由辨同异而断动变，是通史家着力入针的“要穴”。历史的静不好写，但动的历史更难驾驭，特需要识见。荫麟称自己是倾向于“演化史观”的。但在《总结算》里特别申明，他与近世流行的进化论之间有不少原则性的分歧。他所特别不能苟同的，一是崇尚“突变”。他说：“吾人若追溯其过去之历史，则必为一演化之历程；其中各时代新事物之出现，虽或有疾迟多寡之殊，惟无一时焉，其面目顿改，连续中断，譬若妖怪幻身，由霓裳羽衣忽而为苍髯皓首者。”这层意思，在关于春秋战国变化态势的描述里，已经用近乎文学的语言表达得很生动。二是迷信“必然”。荫麟主张：“一切民族之历史之通则，宜从一切或至少大多数民族之历史中归纳而出结论。其能立与否，全视乎事实上之从违。”他戏称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执世界同一的演化程式，为“一条鞭式的社会演化论”，是“欲将我国古代生活记录生吞活剥以适合之”。 荫麟后一段意思，需要略为申述一下。我试问过自己：什么叫历史必然？天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步一步慢慢踩踏出一条路来的。回过头看，曲曲折折的长路，一直连到天地洪荒，一代接一代的人，精心算天算地算己，都算不准确，那长程轨迹、那总结果却是明白的。因此，一定跟“理念”有偏差，跟别的国家、民族更不一样。事后，对这种结局作因果的清理，便得出了所谓的“必然”。以后呢，以后再说。历史学家除此而外，还能做什么？ 当然，荫麟对这种“过程”的历史感觉，决不会像我上面说的那样浅陋。他既有高度，也有深度，把这称为“定向的发展”。他说：“所谓定向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的鹄的者。这鹄的不必是预先存想的目标，也许是被趋赴于不知不觉中的。这鹄的也许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元的。”（《自序一》）我想，这就是荫麟对多元发散性思维一次成功的运用。 西周之后，中国历史走向如何？荫麟在刚开始说西周时，就早早埋下伏笔，它实际上是后五章的总起：“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其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一千来年的变动轨迹及其特征，荫麟的归纳就这样要言不烦。 中国的历史虽然还有许多问题一时还说不清，但它的神韵读多了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荫麟这一个“散漫”，一个“统一”，真是把前后两种不同的历史意境点化得“神”了。在之前，中国人还没有享受到“大”的好处；在之后，中国人从此也要同时备尝“大”的难处。这种历史的通感，荫麟犹如名医，号脉是如此准稳。 商周王国（荫麟称“帝国”，因为商王或周王有时也自称“帝”），绝对不像现今有些史家说的，已经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更像是一个散漫程度略有差异的方邦联合，但都必须以我（商或周族）为核心，不是平等的联合（有君臣的名分）。它明智的地方，表现在尽可能不破坏原有方邦的社会组织，稳定基层，“一国多制”。正像荫麟说的，周人实行的是地方分治，“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实际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第2章第1节）。在中国历史上，只在这个时期才有真正名副其实的贵族。如果这种历史格局一直延续不变，那中国的历史也许与欧洲的历史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不至于后来谁也认不得谁，如同陌路人。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周的“礼制”再完美、再周密，也抵不住人性恶的情欲本能。世袭贵族阶级（公室、卿、大夫）为算计自己的利益，算计别人的利益，“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名分背后的权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纸老虎，必被戳穿”（第2章第9节），终于不断地相互争斗、相互残杀，出新招， 换花样，竟把一个旧的社会秩序给毁了，也亲手把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送进了坟墓。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再没有比贵族阶级渐次消灭再重大的事件。不知不觉中，所有好事、坏事，都围着这个中心转；谁也没有料到，人人都在唱“葬花词”。中国历史朝着另一方向走去。这就是荫麟花了五章的篇幅（其中包括相应的思潮起伏，此处割爱不赘），讲了许多故事，要给我们看的这种特具中国韵味的“动的历史记录”。 对这一变动，前辈史家间的价值评判颇有出入，但大历史的构架都是一致的。其中以诚之先生说得最明白。他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代：（甲）部族时代，（乙）封建时代，（丙）统一时代。钱氏《国史大纲》大体也是循这一思路定纲目的。荫麟在《中国史纲》里没有总括，但与吕、钱两家完全不谋而合。读者可以比照现行通史，孰者真实，依史有据。 我的感慨，不奇怪别的，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人总爱抱着“自古以来论”不放。假若什么都是“自古如此”，那你还搞什么历史研究？！现在的有些名家，与前辈不同的，就是市场意识太浓，走走，就像戏台上拿话筒唱假歌的明星。 第7章第3节，荫麟破例地引证了秦始皇纪功石刻的原文，然后似乎很不经意地写道：“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空前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答？” 荫麟没有能把《中国史纲》写完，但就在上面那段不经意的点题里，已经把此后全部历史的总题目交代给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笔法。 从此，“乃今皇帝，壹家天下”，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满天下多是流动的官，直到宣统逊位。在考试（科举前亦有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布衣卿相，平地“跳龙门”，但到头来都是为皇帝打工。好处是“人才市场”资源充足，不老实，招别的人来打工。所以，唯有已故傅衣凌先生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的体制，不在“长期停滞”，妙在“最富弹性”。这很可以为荫麟“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下注。否则，读者很容易误解。 试想，此后两千来年，所有的历史还不是围着这“空前”的“大”字，一代一代不停地补苴罅漏，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铁打”的君王与“流水”的职官之间的关系，为宽猛、收放、和战、治乱等难题，费尽心机。其中历史学起了关键的作用。前车倾覆，后者修轨；拨乱反正，正又复生奇。我们的全部古代政治学，都写在《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里头。平心而论，成功是巨大的。林语堂好刻薄，记得他说过：“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大意）能说语堂先生刺耳的幽默里不包含真理？《中国史纲》刚开了头，例如关于汉武帝的经济对策、关于王莽脱离实际的改制闹剧，都写得很有意思。在两宋的遗篇里，对兴亡盛衰的讨论要更深入得多。 总之，中国历史可以回味的地方很多。荫麟《中国史纲》里值得回味的地方也还有很多。最后，我要郑重地向读者宣传：真正生动的、真实的通史，如荫麟那样，应该是大有读头的。 写定于1999年8月9日。 本文为《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导读”；先载于《百年》1999年第11期。 ［附注］ 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洪岩先生电函告示：据台湾学者黎华赵先生研究，《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应为张氏编译之作”。从文本看，好些内容直接论及当时中国史学，或许半译半著的可能更大。为慎重起见，特备黎先生之说于此，并感谢洪岩先生热情告知。 参考文献： ［1］伦伟良.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 ［2］张云台.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 ［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注释 [1] 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见广东省东莞市政协主编，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213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2] 文见《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184～185页。 [3]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载《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年3月。 [4] 见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3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5]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117～1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6] 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见《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183页。 [7] 参见严耕望：《治史三书》，198～19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8] 参见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见《人间词话》，299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9] 详参严耕望：《治史三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228～229页。 [10] 张其昀：《张荫麟先生的史学》，见《张荫麟文集》，1页，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