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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文明是海上文明 史学界通常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称为爱琴文明，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地方同处爱琴海上，而且，这个文明确实具有海上文明的特征。克里特是一个海岛，迈锡尼虽在大陆上，“文明”是从克里特飘海过去的。希腊本土原是一个半岛，这个半岛被海湾地峡和高山分隔为彼此几乎隔绝的小区域，可是它的海岸线极长，港口多，又有爱琴海上和爱奥尼亚海上希腊两边诸岛屿，把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意大利连接起来。在海船上航行的人，前后都有肉眼可以望得见的岛屿用来指示航程，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时候，克里特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海上霸权，远古时候，希腊的冒险家们以海盗为生，他们劫掠海行中的船只，也劫掠岛屿上和大陆海滨的村镇，并以此为荣（见Thucy．）。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尚未发现以前，历史家曾经认为，腓尼基（今黎巴嫩西顿、推罗一带）是第一个海上霸权，腓尼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希腊人航海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发现以后，根据各种证据，史学界现在公认，是腓尼基人向希腊人学会了航海而不是相反。闪族文明渊源于大陆，西顿、推罗（古腓尼基两个主要的城市王国）是被大陆上亚述、巴比伦等帝国逼迫得向海上去谋生存和发展的，其时已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当时的爱琴文明已经十分辉煌了。 海上劫掠和海外殖民距离并不太远。克里特文明伸向希腊本土和爱琴海上诸岛屿，也许就是海外移民的结果。亚该亚人来到希腊本土，曾经迫使原住希腊本土的克里特人、加里亚人、里利格（Lelege）人、皮拉斯基人等移居海外。他们之中有一部分留下来和亚该亚人混合了，所以他们与希腊人有血缘关系。他们的移居海外，历史上为希腊的海外移民起了打先锋的作用。亚该亚迈锡尼王国本身的海外扩张势头又很猛烈，远征特洛伊之役显然是为了开辟移民小亚细亚西北部以及进入黑海的道路，在这次战役中希腊人占领了雷姆诺斯（Lemnos）、伊姆罗兹（Imbros）、累斯博斯（Lesbos）等岛屿。战后，希腊人立即殖民于特内多斯（Tenedos）、安坦德拉斯（Antandras）、西拉（Cilla）、库梅（Cyme）、彼坦尼（Pltarie）等地，这个地区以后逐渐扩大，它实际上是一个“新亚该亚”。同样，小亚细亚西南角海外的罗陀斯（Rhodes）、寇斯（Cos）、塞米（Syme）诸岛，也许还有“塞浦路斯（Cyprus），特洛伊战役前后已经有希腊人移居。前面已经指出过，有的史学家甚至猜测小亚细亚南岸中部大陆上曾经建立过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这些都属于早期海外殖民，是爱琴文明的海上文明特征的必然结果。 多里安人来到以后的海外移民 多里安人的来到，大大促进了原来已有相当规模的海外移民。移民的第一个方向是小亚细亚西北角上，亦即特洛伊战后建立起来的“新亚该亚”地方。亚该亚诸王国先后倾覆的时候，迈锡尼、阿尔哥斯、斯巴达、派娄斯（Pylos）各地亚该亚王侯贵族纷纷移居此地，特洛伊战役中许多事迹是在这个地区保存下来，以后通过史诗传诵于世的。移民的第二个方向是小亚细亚西部中部，后来称为伊奥利亚诸城的地方。那里的移民的相当部分是从阿提卡（Attica，雅典）出发的。多里安人入侵的时候，阿提卡地区未受侵犯，修昔底德说： “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战争或骚动而被驱逐的时候，其中最有势力的人逃入雅典，因为雅典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他们变为公民，所以雅典的人口很快就比以前更多了。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公民，所以派遣移民到伊奥利亚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页） 伊奥利亚最初移民从雅典出发是可信的，因为米利都（Miletus）四个族盟有三个和雅典的名称相同。在那个地区，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城市有米利都、佛西亚（Phocaea）、埃弗塞斯（Ephesus）、科罗封（Colophon）、厄立特利亚（Erythrae）以及基俄斯（Chios）、塞莫斯（Samos）等岛屿。 移民海外的有利国际条件 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显然是分散的无计划的。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竟然没有碰到当地人民的抵抗呢？殖民于海岛比较容易，因为海岛的“土著”人数少，文明程度又低于希腊人。可是，小亚细亚大陆上居住着文明极发达，组成为强大国家的人民，例如，亚该亚人费了那么大的力量打下来的特洛伊，考古发掘证明它有整整十二层的乡村和城市彼此相叠，亚该亚人打下来的特洛伊，在它的第七层，那已是文明极先进的城市了。特洛伊既然要“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统率全希腊的军队去攻打它，其他地方的殖民又怎么能够分散进行的呢？ 也许可以称为历史条件的偶合。小亚细亚内陆，远古时期有强大的赫梯王国，它的中心在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克泽尔河（古称哈利斯Halys河）的东面。赫梯王国曾经南下与埃及争霸于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方，特洛伊王国大概就是和这个王国结盟的。特洛伊以外，也还有伊奥利亚地区的当地势力存在，阻碍希腊人的殖民。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的时候，赫梯衰落了，希腊人得以攻陷特洛伊城，也许还是以此为背景的。以后，赫梯王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了，而和亚述争霸的对手有埃及和巴比伦，所以亚述注意中心在南面，并没有牢牢抓住小亚细亚。多里安人来到，希腊人广泛殖民于小亚细亚的时候，福里基亚（Phrygia）王国代赫梯王国兴起于小亚细亚，但势力不大，而且它的中心离海岸较远。海岸上散处着的是一些零星部落，其中有许多是克里特的遗民，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和希腊人种语言接近的加里亚、里利格斯等族人。希腊人只要和这些小民族打交道，没有碰到一个强大王国统一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抵抗。虽然如此，希腊人殖民于伊奥利亚地区，还是碰到了困难。伊奥利亚是一片富饶远胜于南北两端的地方，然而希腊人移民于此较晚，多里安人入侵以前，那里还无希腊人的踪迹。根据考古发掘所得证据，史家推测这是因为公元前十四、十三世纪那里存在着一个深受赫梯文明的影响，也许是依附于赫梯王国，以士麦拿（Smyrna）为中心的一个国家。赫梯衰亡了，它还撑持了一个时期，足以抵抗希腊人的殖民。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消失掉了，希腊人也就移民到那里去了，不过时期略晚而已。 这种有利的国际条件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公元前七世纪小亚细亚西侧兴起了强大的吕底亚王国，王都萨第斯（Sardis）距海岸不过八十公里，从此希腊城市就碰到了麻烦，并逐渐演变成为规模壮阔的希波战争。不过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七世纪有四五百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足够孕育出一种新文明新政制的了。 多里安人的海外移民 移民并不限于迈锡尼遗民，入侵者的多里安人也大批向外移居。这大概是一些不满意他们所分得的掠夺品的人，或者因更富于冒险性而继续泛海前进的人。这些多里安人直下克里特岛，这还可算是入侵的继续，但并不以此为止。他们还进入小亚细亚西南角、希腊人早已移居其间的罗陀斯（Rhodes）等岛屿，还在大陆上建立了奈达斯（Cnldus）、哈利加纳苏（Hallcarnassus）等殖民城市。这样，希腊本土的爱奥里斯、伊奥利亚、多里斯三个集团就各各有了海外殖民地的对应部分。公元前八世纪，希腊所谓有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希腊，就已经不光是希腊本土，而是包括爱琴海上诸岛屿与小亚细亚两岸的海外殖民地在内的了。 筑城聚居的必要性 史家考证，认为最初希腊的海外殖民，多数是夺取当地人民原有的居民点住居其中，原有的居民成为移民团体的“依附民，常常是农奴”。然而移民团体人数不多，为了防卫当地人民的报复，或者为了防卫不时可以发生的海盗的劫掠，他们必须筑城聚居。移民团体也可能选择某个位置有利的空地，白手起家建设他们的家园，因为同样的理由，也必须聚居在一起，周围筑城以利防卫。这些初期移民，目的在于觅取新土地。他们到达新地方，总要夺取一片土地或是开辟一片土地分给各个成员，他们基本上是务农的人民。但是这片土地只能是城堡附近不大的一片，因为移民团体的所有成员，至少在最初时候只能不分贵贱聚居在城堡之内，即在城外，也只能在城垣附近。 这是殖民地和本土间的一个巨大差别。本土居民世世代代居住在分散的乡村中、筑有城垣的城堡也是有的，那是巴西琉斯（王）宫室所在，也是人民遇警避难的地方。希腊人最初称之为“波里斯”（Polis，这就是后来转义为城市国家，即城邦那个词，参见本书前面的介绍）的就是这些城堡。城堡外面，城垣脚下，后来也聚居了一些普通人民，希腊人最初把这样的聚居之地称为“阿斯托”（Asty）即市邑，那和称为“波里斯”的城堡是有区别的——一种贵贱之间的区别。然而移民团体只好一开始就筑城聚居，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本土的“波里斯”和“阿斯托”之间的贵贱区分不再存在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城堡与普通人民原来也并非没有关系，那是躲避外敌或海盗的侵犯的避难之所。现在，他们身处异邦，他们只好一直住居在这个避难所内了。 城堡（Polis）和市邑（Asty）之间的区分，就是在这些殖民社会内也长期保留在记忆之中，产生于这些殖民社会中的荷马史诗，许多辉煌的辞句用来赞美城堡，市邑是算不了什么的。然而殖民城市的现实终究取代了古老的回忆，高贵的“Polis”一词终于用来指这些城市。又因为这些筑城聚居的殖民城市，各自是一个独立社会，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国家，“Polis”也就用来指城邦，即城市国家，甚至并非城邦的一般国家了。 自立门户与“分裂繁殖” 一个筑城聚居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这是容易理解的。这些独立的社会各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则有许多复杂的因素，简单的语源学的解释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我们还记得，就在多里安人入侵以前，小亚细亚西北角就已经有一个事实上的“新亚该亚”。有利于希腊人殖民扩张的国际环境是，小亚细亚腹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足以阻止这种分散的无计划的殖民。使我们不得不反过来设想，假使希腊人能够把原来的“新亚该亚”和新到的移民的力量组织起来，集合起来，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同样的条件岂不是也有利于希腊人作深入腹地的征服，也不难建立一个希腊人征服者高踞于本地人民之上的大王国吗？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这条路线发展。历史的实际是，这些殖民城市遵循一条“分裂繁殖”的路线，亦即殖民城市建立安顿下来二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邻近的甚至辽远的海岛和小亚细亚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 不结集起来作深入腹地的征服，各自独立并遵循“分裂繁殖”的路线，原因必定很复杂，其中大部分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了。 下面，我们想从殖民动机所决定的各个殖民地的自立门户，不相统属的强烈愿望，和经济方面这些殖民城市向工商业发展这两个方面，对它作一些极不充分的解释。 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移居海外的人，总有些冒险家的气质。即使多里安人入侵时期出走的，显然也因为他们不愿屈居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去古未久的罗马人辛尼加对希腊人移居海外的动机作了下述评述，他列举了移民的各种原因，我们都可以在这些原因上附加一条冒险家气质的理由。 “有的是遭敌人侵略，城池被毁坏，物品被抢光，被迫流落出走的；有的是由于内战而被驱逐出境的；有的是由于人口过多，为了减轻负担出走的；有的是由于瘟疫、地震或不幸土地遭到难以克服的天灾而离乡的；另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受到外方土地肥沃景物美妙等夸大传说的诱惑而出走的。”（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古典时期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还给我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更加是“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的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促成了移民海外的典型例子： “拉凯戴孟（Lacedapmon）的铁拉司（Theras）是卡德谟斯（Cadmus）一族的人，他是攸利斯提阿斯（Eurystheus）和普罗克利（Procles）的舅父。当这些男孩子还是年幼的时候，他在斯巴达以摄政的身份执掌王权。但是当他的外甥长大并成了国王的时候，铁拉司既然尝过执掌最高政权味道，他便受不住再当一名臣民，于是他说他不愿再留居拉凯戴盂，而是渡海到他的亲族那里去。……铁拉司便带领着三艘三十挠船到（原来称为卡利斯诺）的岛上去……这个岛由于他的殖民者铁拉司的名字而被称为铁拉司岛……”（Hero．IV，p．147—148） 伯里的下述评论虽然是针对亚该亚人在特洛伊战争前后的移民而说的，对于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以及海外殖民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由那里出发移民新地方的所谓“二次移民”，大体上也是适合的： “当我们要找出和英雄时代的性格相称，并且确实以我们所知的那个时代的情景为基础的（移民的）动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注意到，这次战争（特洛伊之战）的实际结果是对希腊人来说开辟了小亚细亚海岸永久居住的新土地，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亚该亚贵族之中，早就感到有这样一个扩张范围的需要了。我们已经知道，富有冒险精神而又感到在故乡没有他的地位的希腊王侯们已经在靠近加里亚和吕底亚的罗陀斯和其他岛屿上定居了下来，另一些又怎样在北面的雷姆诺斯（Lemnos）已经取得了立足之地。事实上殖民早已开始，殖民不是由于在希腊发生了一般意义的人口过剩，而是由于贵族和王侯家族中发生了人口过剩。”（伯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第Ⅱ卷第17章） 希腊人这种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其实不仅决定了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也决定了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竞争，相互敌对，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古代希腊留下来的史料表明，这些城市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重装步兵战术多半是在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公元前七世纪吕底亚（Lydia）王国兴起以前，希腊人没有碰到过什么严重的外来敌人的进犯。而当国际形势变化到地中海和黑海上再也没有新的海岛和海滨可供他们殖民的时候，这些冒险家们宁愿去当“蛮邦”如埃及和波斯的雇佣兵。公元前7—6世纪，埃及的赛斯王朝的军队中有许多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纪末，争夺波斯王位的波斯王子居鲁士（Cyrus）向巴比伦进军的军队以一支万人左右的希腊雇佣军为主力，当小居鲁士战败被杀的时候，这支雇佣军从巴比伦附近长征到达黑海的特拉布松。这个长征故事流传古代，历久不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波斯大王的军队中，有二三万人的希腊雇佣军。公元前四世纪以后，武力、文化、经济、技术各方面都冠绝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希腊人，一方面长期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这里用“内战”一词，其实是不适当的“现代化”。每一个希腊城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一个城邦内部民主党和寡头党之间的武装冲突才是严格意义的内战，两个城邦或两个城邦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现代国际法中的战争和平法，是从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的国际惯例中演化出来的。】一方面出去当“蛮邦”的雇佣兵，结果要由蛮邦的马其顿来结集希腊人的力量征服波斯。甚至这次征服还没有造成希腊人的民族统一，以致要由“蛮族”拉丁人的一个城邦罗马来统一地中海世界，统一地中海的“希腊社会”。不过这已经扯得太远了…… 经济发展和发展的方向 初期移民，目的是到海外去寻找可以安家落户的新土地，目的不在商业。但是聚居于一个城市中的独立社会势必要谋求经济上的“自给”，因而除农业以外必定要发展必要的手工业，要作对外的商品交换。一旦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起来，交换范围的扩大简直是没有限制的。而古时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的状况，又十分有利于希腊人城市的工商业的发展。小亚细亚东部是赫梯的旧壤，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传播到那里为时很早，冶铁技术大概首先发源于高加索（公元前1000年时，地中海世界已进入铁器时代），包括冶金技术在内的工业技术十分发达。希腊移民，通过民族混合和其他途径，在小亚细亚广泛吸收了先进的古代巴比伦文明，有助于它们的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海滨的殖民城市背后有广阔的腹地，可以取得手工业原料，可以用工业品交换粮食，而且还据有发展海上贸易最有利的地位。地中海的海上贸易，早在克里特时代已经开始，迈锡尼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继起贩运其间。当希腊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来的时候，星罗棋布的希腊人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商站网，这些条件，使多数希腊殖民城市走上农工商业兼营的道路。农业是他们最初得以取得生活资料的行业，工商业发展以后，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因为无论哪个城市，某种程度的粮食自给总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有些城邦。尤其是某些海岛，后来大种葡萄，酿酒出口了。工业，有钢铁制造业，陶器，纺织，制革，其中尤以米利都最为著名。商业的扩展尤为积极，因为开通新商路，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是市场经济获得新发展的首要条件。 这是推动希腊殖民城市遵循“分裂繁殖”路线的第二个因素。开辟新商业，需要在新地方建立商站，这些商站是财富集中之地，必需筑垒据守，以防劫掠。这些新商站是商业殖民城市有计划派人建立的，在当地人民软弱可欺的情况下，或在当地人民文化落后，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帮助他们输出土产交换精巧工业品，交换葡萄酒，橄榄油等“珍贵物品”，得到他们欢迎的状况下，很快又形成为一个新的希腊殖民城市。派遣新移民出去的殖民母邦，并不缺乏热烈愿望出去碰碰运气的冒险家，这些人又是母邦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难领导”的顽梗不化分子，他们移居到新地方恰好可以消除母邦内的扰乱因素，“分裂繁殖”于是愈来愈成为希腊扩张的基本方式了。 “二次殖民” 这就是由希腊海外殖民城邦出发的“二次殖民”。荷格斯（Hogarth）结合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国际状况，综述二次殖民的过程如下： “最初的希腊殖民地很早就在它们紧邻地区作二次殖民了。米利都建立了爱阿苏斯（Iasos），库梅（Cyme）和累斯博斯（Lesbos）移民于邻近的一切海岸和小岛。小亚细亚西边的爱琴海沿岸和前海（即今马尔马拉海）沿岸，加上黑海最西端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ia）、潘提卡（Pontica），在英雄时代（公元前九世纪）以前都已经被占领了。 （小亚细亚）南岸……罗陀斯岛以西的地方直到西里西亚－西普里阿特（Cilician－Cypriote）集团诸城市出现以前，我们没有碰到最初的希腊殖民地，但是，看起来在旁非利亚（Pamphylia ）诸城市中有过希腊人商站性质的居留地，诸如法国利斯（Phaselis）……帕加（Perga）阿斯盆都（Aspendus），按其名称来看，那里的居民还是当地人占居支配地位，西里西亚一些城市如塔尔苏斯（Tarsus）亦然。 建立在较远的腹地，距海比通常希腊城市与其港口间的距离为远的（如科罗封Colophon之距诺丁姆Notium）我们只听到梅安徒（Meander）河上和赦尔密斯（Hermus）河谷的一些。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的和特拉里斯（Tralles）两城自称和任何海滨殖民地同样古老，另一个西彼洛斯（Sipylus）山下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亦然。 下一步希腊人继续殖民，目标指向（小亚细亚）南岸。库梅据说是第一个成了“异域”上殖民地的母邦，它移植了一批移民到旁非利亚旁边，但是马上丧失给蛮族人了。罗陀斯在吕西亚（Lycian）海岸中部建立了两个小商站，并和某些不知来源的多里安人联合起来殖民于西里西亚的苏利（Soli），塞莫斯（Samos）占领了西部西里西亚的乃吉达斯（Negidos）和西伦德里斯（Celenderis）。人们对这些地区所抱希望似乎仅限于此，……亚述的萨尔贡（公元前八世纪后期）的一个记载，吹嘘他们的舰队在塞浦路斯海上，像鱼一样地驱逐和捕获了贾凡（Javan按即伊奥利亚Ionia）人的船只，把和平给了西里西亚和推罗，也许这里透露出来了阻力是够大的。 叙利亚和埃及海岸对海外来的殖民者事实上是关门的；但是我们发现公元前720年有一个希腊人（Yawani）统治的阿西多德（Ashdod），又在诺克拉底（Nancratis）这个各地希腊人共有的殖民地建立（时间在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前，有一个米利都的商站早已设立在康洛庇克尼尔（Canopic Nile）最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了。 除掉持续不断地努力抓住埃及贸易而外，米利都这个亚洲诸殖民地最大的母邦，看来把它的注意力全都转向北面。……在那里，它预料碰不到任何认真的竞争对手，……所有的海岸都敞开着大门。……攸西布伊斯（Eusebuis）相信米利都拥有海上霸权达十八年之久，这必定用来标志它的令人惊愕的扩张努力的开始的，米利都在这次扩张中，最后（根据一个很可能是过甚其词的传统说法）在小亚细亚的北岸建立了70个以上的殖民点。这次海上霸权的时间，攸西布伊斯定为公元前八世纪后半，看起来没有充分理由把它转到别的时候去。”（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Ⅱ卷第20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by D．G．Hogarth，ch．XX，vol．Ⅱ，c．a．h．） 总之，到公元前八世纪前半为止，希腊本土还处在从黑暗时代开始苏醒过来的时候，小亚细亚诸殖民城市，在其邻近地域，以及远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积极的殖民扩张，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到公元前六世纪为止，小亚细亚西岸，包括原来北端的爱奥里斯，中部的伊奥利亚，南部的多里安三个区域，殖民城市“繁殖”得愈来愈多；小亚细亚南岸， 迤南叙利亚海滨，希腊人多次的殖民努力被亚述帝国和其他势力阻挡住了，从此以后，那里一直是希腊人进不去的禁区。而且，从推罗、西顿出发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殖民，成为希腊人在地中海上殖民势力的激烈的竞争对手。在埃及，以米利都人为主建立了一个希腊人的商站城市诺克拉底，它的存在也和埃及人的希腊雇佣军有密切关系。这个时期希腊殖民扩张的最大成就是开辟了黑海航路，从此在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的两岸，在马尔马拉海（Mar-mora，希腊人称之为Propontis，意为前海），在黑海的南北东三面海岸，逐渐布满了希腊人的殖民地。就中建立在今苏联的克里米亚和诺曼两半岛上，以旁提卡彭（Panticayaeum）为主的一群殖民城市，是把南俄草原上的粮食输出到希腊去的重要商业中心，对此后希腊的经济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以后，希腊人也大规模向西、向南殖民，因为殖民母邦也包括希腊本土诸国，推动殖民的因素更为复杂。 殖民城市和其母邦的关系 殖民城市的“分裂繁殖”规模和速度是令人惊讶的。如果米利都确实如传统史料所称的建立了70多个殖民者，即使设想这是延续二三百年殖民活动的结果，包括它自己直接建立的“子邦”和“子邦”所建立的“孙邦”在内，这个数目也是十分可观的。米利都建立的殖民地上的移民当然不会全部来自米利都，其中必定包括四面八方来的希腊人，不过这种规模可惊的移民必定也抽干了米利都的人力。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必定会使各城邦的人力感觉不足，它会促使各城邦加紧同化它们统治的非希腊血统的居民，使得殖民征服造成的依附民或农奴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并使其间的界限逐渐混灭，这对新国家内酝酿出来的新政制必定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我们虽然没有听到这个期间希腊本土诸邦有什么殖民活动，但是小亚细亚的殖民扩张必定也为希腊本土“过剩人口”开辟了出路。这一点，正如海外殖民地的迅猛经济发展一样，不断对希腊本土诸邦的经济和政治发生深刻的影响；下一节我们还要略加分析。 “分裂繁殖”式的扩张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无法在为数日趋众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国家。新殖民地最初是多方面依赖母邦的，一旦它具有足够多的居民，建成一个自给的独立的社会，它就组成为一个独立于母邦之外的国家了。荷格斯说，古代希腊作家所称的米利都“握有海上霸权达十八年之久”是它的殖民活动最迅猛的时期的标志，看起来是恰当的解释。因为新殖民城市很快就成为无助于母邦的政治军事威力的独立国家，所谓米利都的海上霸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东西。公元前七世纪开始米利都经常受到吕底亚王国的军事侵略，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初期米利都被波斯攻陷为止，没有听到它所建立的诸殖民城邦对它的抵抗外敌侵略作过什么帮助。 事情还不止于此。殖民地还会和它的母邦打起仗来。修昔底德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之一，是雅典干涉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Korcyra）之间的战争。此事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后期，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过当时的“国际惯例”无疑是公元前十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邦之间的关系流传下来的，摘录修昔底德书中的片断材料，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殖民地及其母邦之间的关系。 科西拉的使节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 “如果一个殖民地受到良好待遇的话，它是尊重它的母邦的，只有它遭到虐待的时候，它才对母邦疏远。派到国外去的移民不是留在母国的人的奴隶，而是他们的平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8页） 科林斯的使节在同一个会上说： “（科西拉人）说，他们被派遣出去的目的不是来受虐待的。我们说，我们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也不是来受侮辱的，而是要保持我们的领导权，并且要他们表示适当的礼貌。”（同上书，第31页） “科林斯人……怨恨科西拉人……在公共节日赛会时（指在科林斯地峡举行的赛会）没有给予科林斯人以特权和荣誉（指殖民地向母国呈献的牺牲，派遣代表参加科林斯人的节日典礼等）；在祭神的时候，也没有给予科林斯人应有的便利。他们轻视他们的母邦，自称他们的金融势力可以和希腊最富裕的国家匹敌，而他们的军力大于科林斯……”（同上书，第22页） 可见，所谓殖民地对于母邦的尊敬，不过是一些宗教礼仪上的细节，所谓母邦的领导权，也决不是政治军事上对殖民地的支配权。殖民地在一切方面是母邦的平辈，母邦和殖民地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结成什么政治集团。政治集团的分合，完全取决于各邦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与母邦子邦关系是不相干的。 母邦派遣殖民地当然不会没有实际利益可得，最大的好处是新殖民地会扩大母邦的商业，有助于母邦经济的发展。有些西方史家认为，公元前六世纪的埃弗塞斯（Ephesus）富裕到可以借钱给吕底亚王国的广植党羽谋求继位的一个王子。无论如何，小亚细亚诸城邦在几百年的经济发展中必定已经形成一批富豪世家，平民是贫穷的，有在豪富庄园中当短工的流浪汉（《奥德赛》卷十八），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大概还大大高于希腊本土的例如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六一农”（见本书第153页）。经济上繁荣富裕的一群工商业城市，好像密缝于“蛮邦”原野这大片织锦上的花边（罗马时代的作家西塞禄的描绘），然而没有结合成为军事上足以自卫的集团，也没有任何城邦足以成为团结的中心，这就是“分裂繁殖”的希腊城邦群的状况。 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 在以上的叙述中，盛行于希腊城邦的自治自给这两个要素，已经跃然可见了。这些自治与自给的城市国家的政体会摆脱血族基础，转而以契约为基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脱因比（Toynbee）说： “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的，另一种丰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 “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这时还没有由于明晰的社会意识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组织形式。……”（Toynbee，p．129） 脱因比在这里用“萎缩”一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殖民城邦并不是没有“氏族”（Clan）和“族盟”（Phratries）这一类组织，而且大家知道它们的政制基本上是贵族政治。氏族、族盟、贵族，这一切好像都是部族国家原有的东西，但是稍稍考究它的内容，就知道相同的不过是名称，内容已经完全变了。 下引格尔顿乃尔（Gardener）阐释是说明雅典的氏族和族盟的。雅典位居希腊本土，格尔顿乃尔文中所说“大移民”是指古老的亚该亚人进入希腊而言，那次移民究竟是否已经把血族关系的族盟改变成为“战友关系”的族盟，不妨存疑，但是用来解释希腊人海外城邦中的族盟，似乎是十分恰当的。 “在历史时代，阿提卡按照一般希腊国家共同采用的方式，把它的公民居民分配于十二个族盟或“兄弟集团”（Brotherhoods）之间。这些族盟看来起源于自愿的结合，首先由于战争中的伙伴关系组成……在大移民以后比较安定的时代，它……长期保存了下来，它的成员，在保卫生命和财产中要互相合作…… “……可以肯定，氏族并不是族盟的组成部分。通例，每个氏族的成员并不全部属于同一个族盟，而是十分无规则地分布于多个族盟之中的…… “所以，氏族是私人性质的宗派组合…… “氏族的真正性质是不难找到的。在早期社会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离开来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贵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产的所有主最终结合成为贵族阶级，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贵族的组织，……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维护名门和豪富的世裔……”（格尔顿乃尔：《早期雅典》，第Ⅲ卷第23章，Early Athens，by Gardeller，ch．23，vol．Ⅲ c．a．h．） “原始社会萎缩”必定会使新的殖民城邦采取不同于在血族基础上长成的部族王的制度。按脱因比的说法，新制度的原则，要“以契约为基础”。 “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Toynbee，P．132） 说到“以契约为基础”，我们不免想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脱因比之采用“以契约为基础”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有卢梭存在心中的。然而我们决不可以把古史现代化。希腊殖民城邦政体虽势必不能不以契约为基础，初期，他们还不能不采用他们所熟悉的王政形式，从王政向前演变，第一步只走到贵族的“权门政治”，达到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初期殖民城邦的王政及其贵族阶级 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开始时似乎都有国王。这是因为他们在新地方建立新国家所能效法的楷模，还只能是他们所熟习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城邦开始时希腊人还居少数，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渐增加上来，和当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时候，这些城邦才彻底“希腊化”了。所以，伊奥利亚诸殖民城邦、国王或是雅典王科德洛斯后裔，或是吕西亚（Lycia）的格兰西都（G1ancidae）世系，后者也许是在希腊人成分最弱的地方取得了政治权力的。 有许多城邦，因为没有旧王室的世裔，城邦的创立者的世裔成了世袭的王室，埃弗塞斯（Ephesus）和厄立特利亚（Erythrae）即其实例。但是一旦这些城邦希腊化了，王政就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了贵族阶级的阶级统治了。这一点，反映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此书卷六，奥德赛飘流到斯客里亚（Scheria）岛，此岛由瑙西都斯带领一批被圆目巨人（Cecrops）侵扰的人民跨海移入，筑城聚居，建立了腓阿刻斯（Phaeakes）国家。瑙西都斯是该国的第一个国王，奥德赛到达时，已由他的儿子阿尔刻瑙斯继位了。但是“那里有一个由十二个贵人组成的议事会，做瑙西都斯的儿子阿尔客瑙斯王的顾问。那里有一个大会集会的公共场所，腓阿刻斯的人民集合于此，但不是来投票，而是来看远方来客奥德赛的”。 新国家的贵族是些什么人呢？ “在王政下面，区别于人数更多的非希腊本地人的全体希腊人，构成贵族阶级。根据六世纪米利都的历史，可以推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王政倾覆之后很久还继续存在，本地人的彻底希腊化并没有能够消除这种痕迹。 “不过当自然增殖和西面希腊人的连续移入，使得希腊人贵族很快变成城邦居民中的多数的时候，他们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差别。有一些小小的集群获得了权力和特殊地位，并把它掌握在手来对抗其余的希腊人。伊奥利亚诸城邦的最初历史，记载着那里的希腊人阶级早已分化为拥有土地的一批寡头，和无特权而又心怀不平的潜在的民主主义者了。”（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Ⅱ卷第20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by D．G．Hogarth，ch．20，vol．Ⅱ，c．a．h．） 显然，在这样的新国家中，王权是毫无基础的，国王原来就没有任何神授的权威，他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显要的一员，用不到什么革命和政变，王权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掉。我们中国人熟悉我们几千年的皇朝政治，我们从西方近代史中也知道，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王权要经过怎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震荡才最后消灭掉。当我们初读希腊史的时候，对于他们远古的王权怎么会“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这种和平消失的过程，放在海外城邦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就不是什么怪事——希腊本土诸邦王权的和平消失，原来是起源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一种时代风尚。小亚细亚是当时希腊世界最先进最文明的地方，处在逐渐“现代化”过程中的希腊本土诸邦要追随这种风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贵族世裔的门阀政治 在这样的新国家中，政权掌握在组成为政治上的阶级的贵族手中。这种贵族政治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只不过因为选任执政人员的种种限制，使当权者是贵族阶级的那种贵族政治，这是希腊人称为权门政治（Dynasteia）的那种寡头政体。一批贵族门阀世世代代处在当权地位，最高政权机构是元老院或议事会，元老院或议事会成员是终身职，补缺选任并不通过什么公民大会或自由民大会选举，而是根据元老院或议事会自己的决议，从贵族门阀中挑选任命的。自由民大会或者只召集来听传达，无权议事，或者名存实亡，久不召开。一切政务都由这个元老院或议事会决定，这是一种真正贵族阶级的贵族专政。阿德科克说： “城邦据以建立起来的宪法结构是贵族政治。当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个人领导权让位给一个阶级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在海外，这个阶级有时候是亲手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的最初移民。……当王权日益缩小最后消灭的时候，古老的自由人大会也消失不见或不起什么作用了。国家是能够自由自在为之服务的人的财产。政府的主要机构是议事会，它或者是贵族的一个核心集团，或者是整个特权公民。取代了君主政体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予人以强烈的印象。凡是抱负非常，因而下愿屈从这种城邦生活体制的秩序的人，可以离开本城去建立新城邦。 “贵族们并不是闲住在狭小的生活圈子中的，他们要在议事厅内学会成为议事会内的同僚。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因为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而议事会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则控制着国家，同时，在一个依靠世代相传以智慧为生的时代中，经验是聚集在其中的各个侪辈身上的。在早期希腊史上杰出的人物并不多见，并不是因为历史记载的缺乏，而是因为，只要没有新的力量来扰乱它，城邦不要那些适合于它的有秩序生活体制的大人物也是过得去的，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 “希腊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宪法就是统治阶级’，国家是围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这就是贵族政治的遗产……”（《希腊城邦的兴起》，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 梅因在论及王权之递嬗为贵族政治时说： “1．英雄时代的王权，部分地依靠神所赋予的特权，部分地依靠拥有出类拔革的体力勇敢和智慧。逐渐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开始淡薄，当一系列的世袭国王中产生了柔弱无能的人，王家的权力就开始削弱，并且终于让位于贵族统治。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应用革命的术语，则我们可以说，王位是被荷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写的领袖议会所篡夺了。无论如何，在欧洲各地，这时已从国王统治时代转变到一个寡头政治时代，即使在名义上君主职能还没有绝对消失，然而王权已经缩小到只剩下一个暗影。他成为只是一个世袭将军，像在拉凯戴孟，只是一个官吏，as King Archon at Athens；或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祭司，as Rex Sacrificulus at Rome。 2．在希腊，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统治阶级似乎一般都是包括着由一种假定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家族，他们虽然在开始时似乎都主张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但他们的力量在实际上并不在于他们所标榜的神圣性。除非他们过早地被平民所推翻，他们都会走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种贵族政治。 在更远一些的亚洲国家，社会所遭遇的变革，在时间上，当然要比意大利和希腊所发生的这些革命早得多；这些革命在文化上的相对地位，则似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在一般性质上，它们也似乎是极端相似的。有些证据证明，后来结合在波斯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以及散居在印度半岛上的各个民族，都有其英雄时代和贵族政治地位；但是在他们那里，分别产生了军事的寡头政治和宗教的寡头政治，而国王的地位则一般没有被取而代之。同西方的事物发展过程相反，在东方，宗教因素有胜过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倾向。在国王和僧侣阶级之间，军事的和民事的贵族政治消失了，灭绝了，或者微不足道；我们所看到的最后结果，是一个君主享有大权，但是受到了祭司阶级的特权的拘束。在东方，贵族政治成为宗教的；而在西方，贵族政治成为民事的，或政治的，虽然有着这些区别，在一个英雄国王历史时代的后面跟着来了一个贵族政治的历史时代，这样一个命题是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纵然并不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对于印度-欧罗巴（Indo-European）系各国是一概可以适用的。”（梅因：《古代法》中译本，第6—7页） 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腊，罗马，呔陀时代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以及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欧洲。真的，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对于西方史家来说，是最现成的根据，甚至日本也部分适用。就是对于中国完全不适用——不，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 必须注意，所谓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二个贵族的“人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必须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渊源，总之，这是“法治”。而且，既然“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必然就会体现为作为阶级意志的法律高于个人的意志，法律不可能像“前王所定者为法，后王所定者为令”一样，只体现个别统治者的意志的东西了。 那么，王又怎样呢？ 当形式上的王政还继续存在的时候，王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比较显要的一员，他没有实权，更没有特权，他的唯一代替不了的职务是主持祭祀大典，就是这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在海外城邦，库梅的王政至少继续到公元前八世纪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于此时之前。王政消失以后，王（巴西琉斯）的名义往往还保存着，它属于一个王室后裔，然而一切特殊地位全部取消，成了普通贵族中的一员。在米利都发现的，属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一个铭文，记载某次祭典，说到“王参加了这次奉献牺牲的祭典，但是他没有比歌队中的其他人员分到更多的‘胙肉’”。这种情形，以后也见于希腊本土的雅典。公元前八世纪后，希腊的执政官九人团中，次于首席执政官是巴西琉斯（王），他的职务是祭仪执政官，他担任祭司和处理宗教事务。 拿这种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诸国的“世卿政治”比较一下，也是饶有兴趣的。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他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了。 官制与兵制 贵族专政下的“官制”如何，从古代文献碑铭中应能找到若干具体材料，可惜我的涉猎范围十分狭隘，无法举出什么直接史料。虽然如此，阿德科克文中“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两语，还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 这种“官制”，也见于共和罗马。共和罗马元老院成员都是终身职，执政官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由“百人团民会”选出，任期很短，通常是一年。他们虽是民选的，实际上“每一位前任的高级官员最终还是参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员事实上又同样是从那些元老中选出来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31页）。共和罗马的官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希腊殖民城邦的官制，而且说不定罗马这种官制还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可以设想有一个贵族寡头组成的议事会，它掌握全部政权，其中成员全是终身职务。行政官员任职期限有定，无论他们的选任是否通过人民大会，事实上，这种职务由议事会中的成员轮流担任，并对议事会负责，这些贵族们的执掌政权是为了保卫本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是富有的，所以他们的职务全是义务职，不向国家领取报酬。 关于兵制，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 “在古希腊，继君主政权之后发生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团体实际上完全由战士组成。其始，都是骑士。军事实力和战阵的重心全部寄托在骑队身上……”（《政治学》，第213页） “在古代，擅长以骑兵制胜的城邦常常为寡头政体，就因为战马畜于富饶的著名家族。这些寡头城邦惯常用骑兵和邻邦作战，我们可举爱勒特里亚（Etetria）、（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lcis）、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 ad Meander）以及小亚细亚其他许多城邦为例。”（同上书，第181页） 城邦的自治和自给决定它的兵制一开始就必须是“公民军制”。贵族寡头政制时代，不论城邦居民多少，组成城邦的Polite（原意“城邦的人”，转意为“人民”）是贵族，所以它的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殖民城邦从主要务农逐步变化为农工商业兼营，其中有一些还变成以工商业为主，并且还发生了规模壮阔的“二次殖民”，社会阶级关系自然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前引阿德科克文中也简略提到了。大体说来，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奴身分，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本土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照阿德科克的说法，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潜在民主主义者”。在希腊本土，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僭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靠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倒僭主，建立了民主政体（参见本书第五章）。在小亚细亚，外敌的侵犯打断了事变的进程，僭主上台固然依靠他们，建立民主政体却在希波战争胜利之后，僭主的倾覆，外来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豪富世家的形成，必定会发生购买奴隶的需要；贩卖贸易会成为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又是自然而然的事。“蛮族”诸部落间经常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蛮族”的酋长很快就会懂得拿战争中的俘虏交换精巧的工艺品和葡萄酒、橄榄油之类的东西，希腊城邦中的豪富世家借此可以买到“家奴”，这是希腊奴隶制的开始。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诸城邦也许已经用买来的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奥德赛》中腓阿刻斯的巴西琉斯的家庭作坊有磨面的、打线的、织布的奴隶，但是，在农庄中“搬石头，起围墙，种大树”的苦工，是外来的流浪汉（也许是从希腊本土新来的贫苦移民）的雇工而不是买来的奴隶，从多种证据来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判断，在那时候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中奴隶制度还刚开始萌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奴隶制盛行于希腊，已经是希波战争以后的事情了。 希腊文明的中心再次移回本土 到此为止，城邦制度基本上已经确立起来了。一个稳定的保守的贵族议事会统治下的城邦，距离“主权在民”还有一段距离，不过，促成“主权在民”的条件也已经近在手边了。 从贵族寡头政制转向民主政治这个伟大政治变革的舞台却不在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因为公元前七世纪吕底亚王国的兴起，以及它对小亚细亚诸城邦的军事侵略打断了那里的事变进程。这个政治变革的舞台是在希腊本土，其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即经济发展的浪潮从小亚细亚影响本土，使本土几个主要国家先是城邦化了并且集团化了，然后，同样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那里“主权在民”的政治变革。下面两节，我们将扼要介绍这个过程。 这就是说，从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本土了，古典时期希腊史上几次著名的历史事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中心都在希腊本土——公元前7世纪，希腊本土的黑暗时代结束了，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新文化新政制，开花结果都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诸城邦以后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了。 但是公元前七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化。【现在的希腊字母表创造于公元前8世纪。拉丁字母表是当时尚未统一的一种希腊字母表略加变化而成。俄文字母表也是以希借字母表为基础的。】据传说，荷马是基俄斯人，荷马的史诗写作于小亚细亚，最初也传诵于小亚细亚。早期的著名的希腊诗人阿基洛古（Archilochus）是佩洛斯（Paros）岛人，萨福（Sappho）和阿尔喀俄（Alcaeus）是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利尼（Mytilene）人，摆脱氏族意识的传统，抒发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立自主情绪的抒情诗，和史诗一样都发源于小亚细亚。这些诗作，和公元前八世纪希腊本土彼奥提亚诗人希西阿的《劳动与时令》一样，代表“希腊文艺创作的已经很高的发展阶段”（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201页）。最早的希腊哲学是伊奥利亚自然哲学，有泰勒斯（Thales）为首的米利都学派，此外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生于萨摩斯，赫拉克利图（Heracleitus）是埃弗塞斯人，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人，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是阿布提拉（Abdera）人，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可斯（Kos）人。他们虽然都生于公元前6世纪及其以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衰落的时代，然而学术上的创造发明总要有长期的积累，公元前6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思想家和学者辈出，正证明了前一个时期小亚细亚这个文明中心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雅典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已经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希腊的学术文化，包括它的宗教，都具有不同于东方的色彩，这显然和它的城邦制度一样，是它的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两者，又是互相影响的。不过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对此，下面还要略加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