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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元昊曾致书北宋，自称其国为“邦泥定”，事见《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而西夏自称“白上国”，亦有实物确证。例如甘肃省武威县文化馆保存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阴面汉文，首行标题作“白上护国寺凉州感应塔之碑文”；1975年9月宁夏博物馆在银川市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帝陵区，清理了二号陵（夏仁宗寿陵）的东西碑亭，其业已破碎的西夏文篆体碑额，上面的西夏文篆体拼合起来译为汉文便是“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16个字 [1] 等即是。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邦泥定”和“白上国”有什么内在联系？元昊正式建国便宣布了这个名称，究竟表示什么意义呢？我现在提出一点看法，以供讨论。 一、“邦泥定”与“白上国”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 [2] 。以大夏为国名，乃是沿用唐、宋中原王朝给予夏州藩镇的惯称，在元人纂修的《宋》《辽》《金》三史里，分别立有《夏国传》《西夏外传》《西夏传》，说明“夏”的名称久已家喻户晓，因而反映在汉籍记载中是普遍一致的。但西夏自称“邦泥定”的历史事实，长期晦而不明，一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白上国”的命名含义，近人虽有过解释，我却认为还有商榷的必要。 西夏自称“邦泥定”是在夏、宋战争中提出的。先是元昊称帝，夏宋关系决裂，经过1040年、1041年及1042年三次大战，西夏取得辉煌胜利，宋朝震恐，倾向议和，宋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封建体制，极不欲元昊称尊抗立，愿以经济利益作为其取消帝号的交换。当时范仲淹经略西事，就写了私书给元昊，指出“不避本朝，并建大位”，是宋朝统治阶级感到“惊愤”的事 [3] ，因此要求元昊说：“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中朝天子侔似，名岂正而言岂顺乎？如众情莫夺，亦有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于本国语言为便，复不失其尊大。”并说：“又大王之国，财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也。” [4] 这封私书的擅发，尽管曾使范仲淹受到处分，但后来宋夏议和还是基本上照这个建议定下来的。其事的曲折经过，大体是：庆历二年，宋廷密令边臣庞籍与西夏议和，元昊仍然“倔强不肯削僭号”；庆历三年西夏遣使赴宋，元昊来书“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 [5] 。李焘《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正月癸巳记事也载：“视其书，元昊自称男邦泥鼎国乌珠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并记西夏使贺从勖言：“本国遣从勖上书，无奉表体式，其称乌珠，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 [6] 贺从勖所云改称乌珠的话，显然就是范仲淹曾经对元昊提过的建议，元昊对宋朝不直接称皇帝（在国内仍然称皇帝），这表明元昊在形式上作了极其有限的让步。宋夏进行这一段交涉，告诉我们如下一些事实：第一，西夏提出了自己新定的国名叫“邦泥定”（《长编》作邦泥鼎，《东都事略》作邦儿定，儿同倪，泥倪、定鼎同音）。第二，元昊对宋朝放弃了皇帝名称而改称“兀卒”（《长编》作乌珠），兀卒也写成“吾祖”。《宋史·夏国传上》说：“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许。” [7] 其实“兀卒”一名的取义，乃是沿袭了我国北边各族的尊天旧俗。《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记事：“‘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按指宋朝）为‘黄天子’。”历史上活动于祖国北边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诸族，都有尊天的信仰，由于天色是青的，元昊称“青天子”乃所以特示尊贵；而且“天地玄黄”也是汉族的传统说法，《周易·文言传》谓：“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后魏拓跋氏曾改姓为“元”，元即玄也，也就是青色 [8] 。元昊抱天尊地卑的想法，认为青天子胜过黄天子，这和他以元魏帝裔自居，大事渲染，本来也是非常合拍的。第三，元昊对宋帝只称父而不自称臣，是其祖继迁早受赐姓赵，久列属籍，父男关系本同一体，仍可保持独立，若果称臣便要受封建制度的约束，洗刷不掉旧日的服属形象，对于西夏向宋朝争取平等地位是个大障碍。在庆历三年初夏宋议和之际，宋执政大臣韩琦、范仲淹等就对宋仁宗指出过元昊的这种意图，是“欲与朝廷抗礼”，为“鼎峙之国”；并说：“如更许以大号，此后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当有‘西帝’‘西朝’之称” [9] 。很显然，元昊新称“邦泥定”的国名，乃是实际表达了他要和宋朝（自然也包括辽朝）建立平起平坐的新关系。 “邦泥定”作为一国的称号，当然是具有含义的，在汉语里则难以看出它的意义 [10] ，应当是使用的党项族语言，但在以往长时间里未见有人作何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聂历山（即聂斯克）撰《西夏国名考》 [11] ，谓西夏自称其国为“白上国”，汉译痝领，这就是说西夏（党项）人对“白上国”三字的读音，把它记录下来就是“痝 领”三字的汉字读音。北宋末期人叶梦得在其编撰的《石林燕语》卷八记有：“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贺从勖入贡，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12] 。这里面的“邦面令”应该就是“邦泥定”或“痝 领”的又一别译。成书较早于《石林燕语》的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一里今本记为元昊“称男面邦国令”，因文字错乱意义便难理解，幸《石林燕语》留下这条记载可以校正。 把“痝 领”和“邦泥定”及“邦面令”相对应，视为同音异译，是有根据的。邦母（b）泥母（n）定母（d）皆三十六母中字。痝当读皮江切，皮并母（p）即邦母浊音；领、定韵母（ing）相同。 字一般字书未收，惟《字汇补》说：“音义未详，见释典。”我以为痝 领的“ ”既与邦面令的“面”字对应，又旧习外来语译音常加口字作偏旁，这样 字或亦可读命，因“命”“面”二字俱属鼻音，读音相近，今四川荣县方言，读起来几乎是无所分别的。以此我认为《宋史·夏国传》的“邦泥定”或《石林燕语》的“邦面令”，都是西夏（党项）人对汉字“白上国”的音译；反过来说，“白上国”也就是西夏（党项）语“邦泥定”“邦面令”或“痝 领”的意译。 “邦泥定”既是汉字“白上国”的音读，为什么还要写成“邦泥定国”，赘上一个“国”字呢？这是因“邦泥定”三字在汉语里难以直接体现出“国”的意义，所以才采用同义叠译的办法，使之明确突出。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流行于元代的白话碑，就可以发现同样的例证：如1240年《济源十万紫微宫圣旨碑》里的“也可合敦大皇后”，“也可”即“大”，“合敦”即“皇后” [13] ；1268年《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里的“哈罕皇帝”和1276年《龙门禹王庙令旨碑》里的“匣罕皇帝” [14] ，“哈罕”和“匣罕”也就是“皇帝”之称；这都是同义叠译之例。 “邦泥定”和“白上国”，对汉族人来说，一为音译，一为意译；那末，从西夏（党项）人来说，根本意义就是一回事。因此，我们只需探讨在汉语里有义可寻的“白上国”就够了。 二、“白上国”解 关于西夏以“白上”名国，我国最早研究西夏文的罗福成和苏联学者聂历山都曾主张“白上”是“白河之上游”的意思。这个主张很有影响，迄今还一直流行。罗福成说：“西夏立国西陲，居黄河上游，故曰河西。黄河发源水色不黄，或有白河之称，以对黑水也。夏人居白河之上游，故名之曰‘白上’，岂其然乎！”李范文同志近撰《“邦泥定国兀卒”考释》一文仍肯定这个旧说，认为“西夏人著的《西夏赋》里有这样的诗句：‘黔首石城漠水边，亦面父冢白河上。’‘白上’一名即‘白河上游’之简称”。并阐述说：“不论是岷江山麓之白水江，或是黄河上游之白上河，党项人都曾在这里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亦可以说是他们祖先的发祥地，因此用诗歌来歌颂，用国名来纪念，是符合历史、符合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 由于西夏史料缺乏，而西夏人写的《西夏赋》中竟出现有“赤面父冢白河上”的文句，特别引人注目，因此便用“白河上”来释“白上国”，是容易使人接受的；况且本有党项出自“猕猴种”的传说，所谓“赤面父”不就是在追怀他们自己的祖先吗？ 但是，仔细推敲和进行分析，上述以“白上”即“白河上”的说法是有些弱点的： 第一，在我国大地上以白、黑来名水流的是太多太普泛了，清澈的叫白水、白河，混浊的叫黑水、黑河，十分平常，夏景帝元昊建国称帝，才新定了“邦泥定”（白上国）的国名，当时番汉人才济济，如以发祥于白河上游为说，取义是肤浅的。还有值得考虑的是，元昊这时正公开宣称“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15] ，认为是鲜卑的后裔，并不承认源自羌族，作为西夏王室的拓跋（后改称嵬名）氏对羌人往往还流露出对抗的情绪，例如宋太宗问李继捧：“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 [16] 夏崇宗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也记有“先后（按指夏惠宗）之朝，西羌梗边，寇乎凉土”的话，皆是其证。这样看来西夏（党项）人写的《西夏赋》里的“白河上”是否就和“白上”或“白上国”的含义相同看来已有可疑；退一步言，即使党项羌人发祥于白河上游而“白河上”遂成为“白上国”得名的原因的说法能够成立，这只能认为是西夏国中的党项羌族人的一种设想的看法，像宣布国名那样意义重大的事件，不经过统治者的认可批准，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按照西夏语法，“白上”乃是“上白”的意思，所谓“白上国”译成汉义也应是“上白国”，王静如先生在50年前发表过这一见解 [17] 。换言之，“上”是“崇尚”“尊仰”的意思。宣布以“邦泥定”（白上国）作为西夏国名的夏景宗元昊，就“通蕃汉文字”，西夏人重视文字学，编有各类字书，不少人会写典雅堂皇的文章，如果把“白上”等同为“白河上”，既不合西夏语法规则，从汉文来看也犯了“增字解经”的失误，是不足取的。因为把“白上”理解为“白河上”就凭空增添了一个“河”字，是原义所没有的。因此，我们认为，照字面讲，“白上”就是“上白”，也就是崇尚白色之意。这当然须得追问下去：西夏为什么要“上白”，而且郑重其事地把它定为国名呢？这个问题对研究西夏史的人来说是值得去探讨的。 我认为西夏以“白上”为国名，与我国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说明西夏统治者为什么取名“白上国”的道理，首先须得略一回顾长时期流行于我国的五行思想学说。按把水、火、金、木、土为标志的五行弄来和五方、五色、五音、五时、五味、五常、五情、五脏等比附配套，作为系统齐整的“宇宙间架”，从点滴琐屑的日常生活，以至冠冕堂皇的政学宏论，都离不开它的渗透和影响。例如汉儒撰作的《春秋大传》说：“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 [18] 《礼记·月令》记述天子依时令行事，春夏秋冬各殊，以趋吉避凶，表现五行思想非常突出，汉魏以下社会流行“四灵”（也叫“四神”）的信仰。《三辅黄图》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人们常以“四灵”的形象制作瓦当、铜镜、葬具和其他一些器皿上的纹饰，同时也给四周的兄弟民族以一定的影响。这样，在我国各民族的心目中普遍地形成一种虚构的阴阳五行观念，习以为常地公认：西方是属金的，金是白色的。党项族入居内地既久，其思想意识自难免除这种影响。特别是西夏统治阶级染濡汉化素深， 他们在建立和维持自己政权的时候，必然也会利用这种深入人心的风俗信仰，来加强对内统治人民和对外发展扩张的精神力量。因此西夏统治者根据和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宣称他们的政权拥有祖国西部地区，是一个属金而色尚白的国家；并由于它与宋、辽比邻而居，而宋、辽本有“南朝”“北朝”之称，而西夏对它们也正是这样称呼的 [19] ，因此西夏如得到宋、辽公开承认它居于“西朝”的对等地位，则三国鼎立之势成，就可以改变其父、祖尝臣事宋、辽的藩属形象，会大大提高声誉而加强对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号召力量。1038年元昊给宋朝的表文，即有“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史·夏国传上》）的话，是明白提出了今后要使西夏政权的地位上升一步，和宋朝维持平等的新关系。 元昊为了实现上述要求，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宋朝拒绝了他的称帝要求之后，西夏给宋朝吃了三次大败仗，但本身也感到财竭民困，所以又终归于和。双方议和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元昊“欲称男而不称臣”（《长编》卷一四二）。《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六载《任颛墓志》说：“夏国遣使吕你如定来纳款，且大有须索，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藩臣之名，伸父事之礼。”到庆历四年（1044年）和约成立，宋朝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名为“岁赐”，实际是宋朝每年要送至255000两、匹、斤银、绢、茶的赔款给西夏），然后“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长编》卷一四五，庆历四年五月丙戌条）。但这只是在表面上对宋朝敷衍一下，实际上元昊并没有改变它的倔强态度。他在西夏臣民面前仍是至高无上、威权十足的皇帝。元昊须用宾礼接待宋朝使臣，这本是和约所明文规定的，但元昊拒不执行，“宋每遣使往，馆于宥州，终不复至兴、灵，而元昊帝其国自若也”（《宋史·夏国传上》）。还有西夏在和宋朝的交往上，其臣僚惯常使用尊高官称，很不符合封建主义的“陪臣”体制，这也是使宋朝统治阶级感到十分尴尬的事。《宋史》卷三一一《庞笈传》载：“元昊又以（野利）旺荣书来，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笈报书，使呼旺荣为太尉。笈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不得臣矣。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其官名也，于义无嫌。’朝廷从之。”又《宋史》卷二九二《程戡传》载：“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宫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戡止令称使副不以官，称枢密曰‘领卢’，方许之。”这就告诉了我们西夏官制称“太尉”，称“枢密”，俨然以一个独立政权的姿态对宋，是没有什么避讳的。宋朝为了掩耳盗铃，不使臣民眼睁睁地看到西夏使用那种显示对等地位的官称，就对西夏派来的使臣只限用蕃称而不用汉称。我们在《宋史·夏国传上》里看到，一段时期西夏使臣所戴官称诸如“祖儒”“聿则”“吕宁”“昂星”“丁拏”“芭良”“鼎利”之类，直书蕃称不加解释，我们现在固不解其义，恐怕当时一般人未必弄得清楚。这种情形正说明元昊称“邦泥定国”，宋朝有意封锁消息，不让人知道它的本义所指。正因为这样，几百年来在宋代文献中的“邦泥定国”一词就几乎成为“广陵散”了。 给自己政权树立“西朝”形象的元昊，不只是向宋争取平等地位，对辽也是这样。西夏和辽朝的关系较为亲密，继迁、元昊、乾顺都是辽室的女婿，倚辽为援，共胁赵宋，本是西夏的基本国策。但元昊建国称帝，在胜宋约和之后，也和辽朝发生裂痕，不惜动用干戈。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记：“契丹界夹山部落呆家（按指鞑靼）等族离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词责问，元昊辞不报，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曰：‘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这显然是元昊对辽也不欲以藩属自居，所以把辽的责问顶了回去，而且打了一仗，还是西夏占了上风。 这时，西夏面对北朝（辽）、南朝（宋），力争西朝地位，自然就有宣扬“上白”的政治需要了。按照五行学说，南方属火，宋朝自认以火德王 [20] ，是夏人所熟知的，所以贺九言赍嫚书，迳以炎宋为言 [21] ；它本身所拥有的西部中国，于五行属金 [22] ，所以西方也被叫做金方 [23] 。值得注意的在夏毅宗谅祚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即宋仁宗皇祐二年）建立的《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 [24] 里歌颂西夏威德说：“我国家纂隆丕构， 启中兴，雄镇金方，恢拓河右。”建碑时间距元昊之死仅止二年，而这里谈到西夏所雄镇的“金方”，所恢拓的河右（河西），正是明白指的祖国大地的西部地区 [25] ；西夏立国于此，把它作为自我表扬的根据，这就使我们不难看出西夏统治者为什么要称号“白上国”的意义和理由。因为在五行学说里，“西”“金”“白”三概念，总是互相纠合在一起的。例如：《吕氏春秋·应同》：“金气胜，故其色尚白”；《说文解字》：“白，西方色也”；《北史·李暠序传》：“又有白狼白雉白雀白免白鸠等，集于园囿，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涎皆应时邕而至”；《宋史·律历志》也记有：“封禅之时，鲁郊贡白免，郓上得金龟，皆金符之至验也”，等等，都足以说明。在西夏领域内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就曾有过河西节度使张奉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国号为西汉金山国的事实 [26] 。在这一简单的记事里，又出现“白”“西”“金”等字，其内在联系显然是有着五行学说信仰在起作用。西夏统治者以“西朝”自居，认为“雄镇金方”，堪与辽、宋相匹敌，因而取名“白上国”，以示西夏政权与当时一南一北位于祖国大地的宋、辽两个王朝地位完全平等，看来这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从西夏民族固有的风习上看，无论是党项以至西夏王室自称所从出的鲜卑，都有尚白之俗。党项族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唐以来为吐蕃所侵迫，逐步内迁，分布于今甘东、陕北、宁夏及内蒙古河套等地。西夏拓跋氏势力兴起的根据地是在夏州，赫连勃勃建立夏国作为首都的统万城就在这里，城以建筑坚固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夏州城夙有白城儿或白城子的俗称 [27] 。元昊自称元魏后裔，出身于鲜卑；鲜卑为白部胡，汉族人称之为白虏 [28] 。西夏统治者为了保存祖先故俗，显示自己的族系尊贵，提倡尚白，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党项是西夏的主体民族，在建立西夏政权和西夏社会封建化的发展中，实由他们起着主导作用。党项夙被列为羌族，羌族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种落繁杂的民族，他们向来生活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故有“西羌”之称。在汉族人的心目中，西羌是刚强坚毅、善斗不挠的民族。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里对他们作出的评价说：“性坚刚猛勇，得西方金行之气焉。”宋代初年编写成书的《册府元龟》，在卷九六○，外臣部、土风二里就把《后汉书》论述西羌民族特点的13个字，抄过来移用到党项民族的头上，这就更加说明了主要由党项民族建立起来的西夏，它具有“得西方金行之气”的特殊品质，也是汉族人的固有认识。 再次，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西夏是特别崇信佛教的国家，佛教教义也是尚白的。佛家称“白法”是“白净之法”，为一切善法之总称。在佛典中经常是用白、黑来比喻善与恶、清与浊、智与愚、贤与不肖的；称人作好事为“白业”，作坏事为“黑业”。《毗奈耶杂事》卷八：“大王当知白业白报，黑业黑报，杂业杂报，是故应舍黑、杂二业，当业白业。”西夏统治者曾不遗余力地大力提倡佛教，他们宣扬尚白，通过宗教涂上一层神学的油彩，麻醉人民的作用更大，将更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佛教信仰以白为善，这种风俗下到明代在四川威、茂等州的番民（羌族）中还依然流行。《明武宗正德实录》卷三○载：“正德二年九月……乙巳……镇守四川太监罗蘥奏：‘威、茂所辖卜南村、曲山等寨，自弘治四年叛，不服征徭十七年矣，至是来归，乞为白人；兼请衣巾头纳粮差。’白人者，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也。礼部复议：‘番人既知向化，宜照例量令人贡给赏，以示恩威。’镇守等官亦请少加赏劳。诏是之。” 我们还须指出，在西夏的周围，许多邻接的非汉族地区，也多保存有尊尚白色的信仰习俗。由于西夏和辽、宋相比较，乃是一个颇为逊色的次等政权，它为增强地位、扩大影响，有利于助长抗衡宋、辽的声势，就特别需要和相邻的“蕃族”加强联系，以争取他们的同情与合作。元昊自陈称号皇帝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受到“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诸族的热烈拥戴，“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 [29] ，显然是打起团结蕃族的旗帜，来和宋朝对话以至对抗的。宋朝拒绝了元昊的要求，他遣贺九言致“嫚书”，一则曰：“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再则曰：“妄乱蕃族，谅为不可” [30] ，以蕃族代表的资格说话，指责非蕃族的宋朝无权干涉。西夏统治者一方面要和宋朝立异，在另一方面也就要和相邻的蕃族求同，借此扩大声势进而孤立宋朝。西夏称“白上国”，适应了诸邻族尊尚白色的风俗，这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对西夏的内部统治和对宋的斗争显然也是大有帮助的。以上是我对“白上国”含义的理解，并希读者指正。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1] 《介绍西夏陵区的几件文物》，载《文物》，1978（8）。 [2] 《宋史·夏国传上》。 [3] 《东都事略》卷一二七《西夏一》。 [4] 《范文正公全集》卷九《答赵元昊书》。 [5] 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夏国传上》。 [6] 按《长编》一书，其中有关少数民族音译名称，多遭清人擅改，非复李焘原书所记。 [7] 《宋史》卷三二○《蔡襄传》：“元昊纳款，始自称‘兀卒’，既又译为‘吾祖’。襄言：‘吾祖’犹言‘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赐之诏，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语邪？”议者大约就是指的蔡襄。 [8] 陈述：《哈喇契丹说》，载《历史研究》，1956（2）。 [9] 《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二月乙卯记事。 [10] 作者曾以“邦泥定”译名问题向徐中舒先生请教。徐先生说：汉语和藏缅语族关系密切，“邦”“定”二字似亦可用汉语字义加以解释，因为邦即国，定为上，顶、颠等汉字均有“上”义，如《诗经·麟趾》的“麟之定”，定即是额；如果“泥”字能在西夏文或藏文里有训“白”的旁证，那“邦泥定”三字从意义方面说，也是和“白上国”相适合的。又据任乃强先生说：“定”与顶同，ding在羌藏语中有“最上”之义；尼泊尔称尼巴、尼族、尼人，尼（泥）字也含“白”义。我把这些新颖的意见，附记于此，以供参考。 [11] 此文收在聂氏《西夏语文学》第一卷，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于1960年出版。1935年3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2期，载唐叔豫汉释文，题《关于西夏国名》。 [12] 此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西夏部》引文，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16册，3页下。今本《石林燕语》（《丛书集成初编》）卷八作“称南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其“南”字应为“男”之误。 [13]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7页。 [14]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23、25页。 [15] 《宋史·夏国传上》。 [16] 此据《宋史·夏国传上》。《宋太宗皇帝实录》卷二九，则作“诸侯狡恶不可制，臣但羁縻而已。” [17] 参见《再论西夏语言及其国名》，见《西夏研究》第2辑，1933年。 [18] 《史记》卷六○《三王世家》，褚少孙补文转引。 [19] 《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记事：鄜延路经略使范纯粹奏报宋廷说：“昔元昊叛时，虽数遣人求和而故为悖慢难从之义，朝廷不从，则语曰：‘我求罢兵而南朝不许。’”同一奏中也提到梁乙逋用事，屡寇宋边，每语人曰：“嵬名家人管国事有此功否？南朝曾如此怕否？”西夏有时亦称宋为“南国”，见《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至西夏称辽为“北朝”“北边”，记载极多，不赘举。 [20] 《宋史》卷一《太祖纪一》与同书卷一○○《礼志三》；及《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四月甲辰记事。 [21] 《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记事。 [22] 《淮南子·天文训》：“西方金也，其神曰太白，其兽白虎。”《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西方者金。”《白虎通·情性》：“西方亦金，成万物也。”《论衡·物势》：“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 [23] 《后汉书·虞诩傅燮传赞》：“先零扰疆，邓崔弃凉，诩燮令图，再全金方。”《晋书·姚弋仲载记论》：“弋仲越自金方，言归石氏。”又《白孔六帖》：“金方戒序，白帝用事。”各书所云金方，皆是指的西方。 [24] 此碑文最早收载《嘉靖宁夏新志》，乾隆《甘肃通志》卷九二及罗福颐编《西夏文存》均加转录。 [25]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里，也有“大夏开国，奄有西土”的话，西夏统治者一贯在“西土”和“金方”上大做文章，不待说“上白”的道理也自然引申出来了。 [26] 参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六期。又《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吐蕃传》：“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 [27] 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六，及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统万城遗址调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1）。 [28] 据宋叶廷珪《海录碎事》的《地部·夷狄目》载：“秦人呼鲜卑为白虏。” [29] 引文俱见《宋史·夏国传上》。 [30] 《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记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