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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当前学界对于阐释学的热议有重要意义，推出了数量可观的论著，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观点。如张江教授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公共阐释”与“强制阐释”理论。这些观点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有评论者认为：“不妨将‘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拿来，结合历史学学科的特点，立足中国历史科学的历史与现实去探讨历史阐释。”其目标是要形成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学体系。为此，不但要深入研究西方阐释学的学术成果，同时必须深入发掘和总结本国的资源。无论从所阐释经典的重要性、命题的深刻性与鲜明性方面，还是从传承发展时间的长远性、产生社会效果的强烈性等方面来看，《公羊传》对《春秋经》所作的阐释，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阐释的内容、成就和特征，值得进行深入剖析，从而为建构中国阐释学提供助力。本文即选取影响最大、特色最鲜明的公羊学“三世说”阐释史进行分析，期望引起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一、大力发掘今文公羊学说中历史阐释学的珍贵遗产 在《春秋公羊传》中，“三世说”等主要命题都经历了长期的阐释、推演过程。《公羊传》特别具有阐释的特性，原因在于它与《春秋经》之间的关系。孔子所修《春秋经》，文字简略而精密，表达隐晦，评判极有分寸，通过运用褒贬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经》这种“重义”的特点，在儒学史上意义极为重大，如孟子所评论的，《春秋经》具有纲纪天下的作用，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又说，孔子修成《春秋经》的功劳可与大禹和周公相媲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经》文字这么简略，内涵却这么重要而隐晦，这就必须专门加以阐释才能发挥其经典的力量。于是有以公羊高和谷梁赤为代表的孔门后人专门进行阐释，其成果分别是《公羊传》和《谷梁传》。公羊学派分析更加深刻，发挥更为透彻，远胜于谷梁学。 《春秋公羊传》的传承始于战国中晚期，原先是口说相传，至西汉景帝时才著于竹帛，署名的最初传授者即为公羊高。由此形成了一个推崇孔子为政治家、视《春秋经》为一部政治书的公羊学派；其与西汉末才流传、推崇孔子为史学家、视《春秋经》为一部历史书的《左传》学派，形成明显迥异的风格。 《公羊传》使用问答体，凸显了阐释《春秋经》“微言大义”的独特品格。更为宝贵的是，它奠定了公羊学说这套命题和话语体系的基础，堪称早期中国阐释学领域的成功展现，后代学者即可依据这些基本命题，包括“大一统”“三世异辞”“夷夏可变论”“拨乱反正，以俟后圣”等，根据本人的体会而一再加以阐释。此后在历史上对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产生极大影响的“张三世”“通三统”“华夷一家”“以经议政”等命题均由此推演。为何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其奥秘在于《公羊传》所概括的基本论题乃关系到华夏民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都有深刻的哲理蕴涵，与国家民族的前进方向有着密切关联。如“大一统”观念，《公羊传》将之置于开宗明义的地位，强调要高度重视统一的事业，这就是对《春秋经》“王正月”的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经过《公羊传》的阐释，要求全体臣民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应绝对服从“天子”，因此“大一统”便成为指导全中国范围内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的理论。《公羊传》“大一统”观中还包含“夷夏可变论”的进步民族观。一些宋明儒者对此很不理解，误认为孔子始终持排斥“夷狄”的态度，凡儒者就必须固守“夷夏之大防”，实则违背了孔子学说的精义。而这恰恰是公羊学者坚持要阐明的原则问题，也是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一项了不起的贡献。《公羊传》既讲“内诸夏而外夷狄”，同时又明确主张“夷夏可变论”，两者都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在古代，“诸夏”即中原地区处于较先进的社会阶段，应该阻止处于后进阶段的“夷狄”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故孔子推崇管仲能联合诸侯、保卫诸夏的功绩。但《公羊传》不是以种族来区分“诸夏”与“夷狄”，而是以文明或道德进化来区分，所以“夷狄”可以称“子”，可以受到赞许，而“诸夏”如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可视为“新夷狄”。后世眼光远大的公羊学者对此继续推进，使公羊学“夷夏观”在促进民族间交融、团结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放射出独特的光辉。 《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楚师败绩。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楚当时因后进而被视为“夷狄”，此年楚伐郑，郑伯肉袒至楚师谢罪。楚庄王于是下令退师，称“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而此时晋军主将荀林父恃强向楚请战，结果被打得大败。故《公羊传》赞楚王有礼，进爵为子，而对“诸夏”的晋加以贬责。又如，《公羊传》定公四年载：“吴何以称子？夷狄而忧中国。”“庚辰，吴入楚。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前因吴能忧中国，故进而称“子”；后因其倒退为“夷狄”之行，故又以“夷狄”视之。《公羊传》所持的观点，并不认为在“诸夏”与“夷狄”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以先天注定的“种族”或“血统”、后天不可改变的眼光来看待“夷狄”，而是以进化的、发展的、可变的眼光鼓励其前进、提升，因此放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样是无比珍贵的思想遗产。“拨乱反正，以俟后圣”，则是公羊学派宣称《春秋经》表达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要重新安排天下秩序，是政治书，“立一王之法”，即为汉代立法。故在全书终卷有力地点明：“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上所论，意在概要地说明《公羊传》的性质是专门阐释《春秋经》，它所提炼的基本命题确实与华夏民族的演进方向紧密相关，这些论题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和智慧，凸显出历史阐释的典型性。对于公羊学派的特点，笔者曾将之概括为政治性、变易性和解释性。“三世说”即公羊学说基本命题和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一项，本文特意选取“三世说”，剖析它在历史上所表现的理论活力和产生的深远影响，目的就在于展现公羊学说这一历史－哲学阐释体系所具有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的经世色彩。 二、公羊学“三世说”的精彩演进 （一）“三世说”命题的初蕾:《公羊传》中的“三世异辞” 由于今文公羊学说有其独特的解经路数，公羊学者曾自称“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若不把握其话语体系的内在实质，就会不得要领，甚至博学如顾炎武也感慨它“甚难而实非”，既费事又不通。因此对于《公羊传》的独特旨趣和基本命题须作一番介绍。以上即为此作了必要的铺垫，往下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重点论述公羊三世说的演进和基本特征。首先论述这一命题的初期理论形态——“三世异辞”。 《公羊传》所讲的“三世异辞”共有三次表述： 公子益都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公元年） 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月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桓公二年） 《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十四年？曰：备矣。（哀公十四年） “异辞”指用辞不同。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这是因为时代远近不同，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因而不同。不仅如此，《公羊传》更有特别的解释：“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讲的是时代越近，孔子因惧祸而有忌讳，故多采用隐晦的说法。司马迁认同这一观点，他发挥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公羊传》也有特别的解释，曰：“备也。”至此已完备齐全。何休解释说，因西狩获麟，瑞明显现，见拨乱功成。以上说明两层意思：其一，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这三个时代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其二，孔子修这部《春秋》，起自隐公之时，最后到哀公十四年，才达到完备齐全。这样，《公羊传》再三强调“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就包含着一个对待历史的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时期视为凝固不变或混沌一团，而是看作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各具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历史变易观点，在中国“述而不作”风气甚盛的文化氛围中，更显示独特的光彩和价值。 （二）董仲舒、何休对“三世说”的大力发展 到了两汉时期，经过董、何的阐释，“三世说”推演成为内涵丰富、具有突出进步意义的历史进化理论。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提出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的理论，《楚庄王》篇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所见世，记事使用什么书法忌讳多，因而用词隐晦；所闻世，对于事件造成的祸害感受真切，因此记载明确详细；所传闻世，恩惠和感情都减弱，因此记载简略。董仲舒的论述，由《公羊传》的“异辞”发展到比较明确地划分历史阶段的不同，这是历史认识和阐释层面的显著推进，从而为以后何休提出“三世说”历史哲学做了准备。 尤其有意义的是，董仲舒“张三世”的历史阶段进化观，是同“通三统”所阐释的新朝代建立必须实行改制的观点相结合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意思是，当新王朝代替旧王朝兴起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是“受命而后王”，是天命所归，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有效地实现“一统于天下”。董仲舒把“三世说”向前推进，是同他推阐的一整套《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如建构大一统、皇权神授、德刑并举、实行改制等理论体系互相贯通的。在他所处的西汉武帝时期，封建社会关系正在生成，国力强盛，武帝本人力求施展其宏大抱负，开拓边境，兴造制度，多所设施。董仲舒推阐的言进化、重改制的公羊学说，正与这一时代需要高度契合，因此公羊学大盛于世，俨然成为统一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大兴。”董仲舒因精通公羊学而拔任江都王相，“为群儒首”。公孙弘也因精于《公羊传》，起徒步而数年至丞相。其时，《公羊传》确实具有最高理论权威和法律标准双重作用，皇帝诏书策问和朝臣奏议常常引用其作为持论的根据，而当朝政大事遇到疑难不能解决时，也每每以《春秋公羊传》作为解决问题的准则。这就是以董仲舒为代表，成功地阐释以公羊“三世说”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而使公羊学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鼎盛。 《公羊传》、董仲舒的历史阐释基本命题和范式，被东汉末名儒、《春秋公羊解诂》作者何休继承发展。何休谙熟儒家学说和阐释学路径，将春秋公羊历史阐释学体系大力向前推进，深化了“三世说”等基本命题，形成了一套旗帜鲜明的思想体系，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言进化、重变革的历史理论。其主张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和好、交融，也有利于促进全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向着更加美好的目标前进，因而《解诂》一书被誉为“比较完备的公羊学派义法的总结”。 上述评价毫无夸大之处。公羊“三世说”经过《解诂》的精彩阐释，成为系统的历史哲学。何休在儒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作为描述社会进化的理论。他在《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注文中，多层次地阐发公羊学派对于历史变易的见解。第一个层次，从孔子修《春秋》对“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采用不同的书法，证明历史是变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第二个层次，论述孔子对“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还寄托了不同的政治态度和理想。《春秋》“始于粗粝，终于精微”，因此终篇有“西狩获麟”之笔，何休解释说：“上有圣明帝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人事浃，王道备。”孔子是以此表示拨乱功成，理想实现。第三个层次，何休提出了“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历史进化学说。他论述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何休的“三世说”，包含有国家统一规模、文明程度和民族关系都越来越发展的丰富内涵，到太平世，则达到空前的大一统，并且实现民族之间平等、和好相处的理想，不再有民族歧视、压迫和战争。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不断的封建时代，何休却能提出这样美好的理想，说明他眼光远大、思想深刻。他总结了孔子、韩非、司马迁等人肯定历史向前进步的思想而加以发展，从具体的社会现象概括出历史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哲理，在理论思维上实现了升华。当代有的学者对此深有感受，认为何休阐发的“三世说”，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命题，同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最杰出的成就，是很有道理的。“三世说”历史哲学成为儒家今文学派宝贵的思想精华，并以其对历史本质的哲理概括和对未来社会的信心，深深启发了晚清进步的公羊学者，使他们各自结合本人的时代环境和迫切问题，发展了公羊学说。 （三）晚清公羊学者紧扣救亡图强时代主题的新“三世说” 自东汉末年至清中叶，公羊学说消沉了一千多年。至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于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统治危机日益暴露，公羊学逐步重新受到重视。对公羊三世说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龚自珍。他是考证学大家段玉裁的外孙，但他没有按照外祖父的希望，走古文经学的道路，而是成为一个批判专制、讥议时政的今文经学家。原因是，他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目睹清朝统治急剧地衰落，对于社会矛盾深重、危机四伏有着敏锐、深刻的感受，故选择用公羊学说唤醒世人，倡导变革。他和魏源一样，对公羊三世说实行革命性改造，论证封建统治的演变规律是治世－衰世－乱世，“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他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乱亦将不远矣”。从此，公羊学说同晚清社会的脉搏相合，成为鼓吹变革、呼吁救亡图强的有力武器。龚氏写有一系列政论，尖锐地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残酷，他有力地论证：“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还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要自取灭亡，并且形象地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描述三世，指出统治集团已经面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预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时代大变动就要发生了。龚自珍用公羊学来观察、分析清朝国内的危机。其挚友魏源则进而用公羊学说观察西方侵略者使中华民族生存面临严重威胁的新局势。他以前“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除弊、变革思想，发展到了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又发挥公羊变易学说，提出了“气运说”，概括中国历史出现新变局，因而大力呼吁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技术，在沿海设厂造船、造枪炮，发展民用工业。这些都证明：公羊学说使龚、魏成为近代史开端时期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人物，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改革的先驱者。 康有为对公羊阐释学作出了更加重大的贡献，他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相结合，构建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纲领。其于1891、1897年先后著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被梁启超誉为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在《孔子改制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中，康有为提出：最得孔子改制精义的，是《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书。孔子创立了“三统”“三世”诸义，处在“乱世”，向往“太平”。社会的发展，是远的、旧的必定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社会是越向前越进步，泥古守旧，注定失败。孔子的升平、太平理想同“民主”政治相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朝向共同目标的。“康有为重新改塑了孔子的形象，六经成为主张改制之书，因时变革，甚至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都成为孔子早已树立的传统，那么实行维新变法，改革封建专制政治，就成为效法孔子的、完全正当的行动，这就进一步为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纲领。康有为还把公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观以及资产阶级君主、民主学说都糅合起来。”“他以阐释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途径，把所了解到的并且是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容纳进去，把公羊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改造、发展成为由君主专制进为君主立宪、再进为民主共和的新学说，成为维新时期向封建专制政体和顽固势力进攻的思想武器。康有为阐释的公羊新学说，比起旧的传统思想具有重大进步意义，因而是近代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 正由于此，在戊戌维新运动高潮期间，公羊学说以“进化”“变革”“拨乱反正”的思想精髓，回答了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形势下所面临的紧迫课题，叩响了爱国民众的心弦，因而公羊学三世说在历史上再度风靡于世，书写了晚清公羊学复兴的华彩篇章。 三、公羊学“三世说”成功推阐的深刻启示意义 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在战国秦汉间提出的“三世异辞”的命题，因处于初始阶段而只具朴略的形态；到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大力推阐，将历史阶段明确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彰显历史进化意识，并且与倡言“改制”的“通三统说”相结合；到东汉末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诂》，发展为系统的“据乱－升平－太平”历史进化观，内涵大大丰富，论证人类社会经过努力将向更加进步、更加合理的阶段前进，并且展现民族间交流融合、“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美好前景；至晚清时期，龚自珍根据救亡图强的时代需要，对其进行革命性改造，阐释封建统治“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倡导变革，规划天下大计；康有为更把公羊三世说与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相结合，论证历史应当经由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道路，构建了戊戌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康有为也因此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三世说”这一核心命题，在漫长的历史年代经由儒学思想家大胆而精心的持续阐释，竟在西汉和晚清两度风靡于世，对中国社会进程和学术演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岂非阐释学史上令人赞叹的成功篇章？岂非中华民族历史－哲学智慧的多彩绽放？ 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今文公羊学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珍贵遗产，对其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特点大力探讨，对其历史阐释的出色成就、丰富经验进行深入的发掘总结，从而为构建中国当代历史阐释学科体系、彰显其民族特色提供诸多宝贵启示。这里简要地论述以下几项。 其一，“阐释”是读懂经典、传承文化、从事各门学科研究所必须具备的思维和理论创造的途径，是不可缺少的学识和方法，具有“元理论属性”的意义。而“阐释”要对学术和社会产生重要作用，并且有久远生命力，则必须依赖所阐释的命题、范畴与文化传承、民族发展、学术演进的基本方向和根本要求相关联。公羊学说在漫长历史时期内连续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夷夏关系”“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等作创造性阐释，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成功的阐释经验。 其二，必须吸收不同时期的新鲜经验、智慧，回答新的时代课题，才能不断丰富、提升本领域阐释学的体系，使之具有活跃的生命力，推动社会和学术前进。如董仲舒的“阐释”适应了西汉时期兴造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需要，何休因汉代民族关系发展拓宽了视野，其构建的“三世说”展示了各民族间平等相处、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龚自珍、康有为勇于回答晚清救亡图强的需要，使新三世说成为晚清时期倡导变革和向西方学习的有力武器：这些宝贵经验和卓荦成就便是有力的证明。 其三，发掘传统阐释学遗产与运用当代学术成果结合起来，才能有更多的创获。如运用“公共阐释”与“强制阐释”的新观点来考察，清代公羊学存在风格迥异的“议政派”与“经注派”两派，前者（刘逢禄、龚自珍、康有为等）发扬了“公羊家法”，具有理论创造活力，出色地体现了理性的、符合逻辑发展的、建构性的“公共阐释”的要求，因此具有震动人心的力量，发挥了极大的社会作用；而后者（如孔广森、陈立、凌曙等）离开“公羊家法”，只从枝节问题着眼，恰恰陷入“强制阐释”的窠臼，其所为属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之类，因此在理论上显得苍白无力。 其四，一个学科、一个领域阐释学的发展，应有提出基本命题的经典著作奠定理论基础。要有敢于担当、具有理论创新活力的学者起到引领作用，还要造就本学科阐释学的骨干力量，如晚清刘逢禄大力奖掖龚自珍、魏源，使其成为今文公羊学派的健将，又如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培养人才，其后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授公羊学，为学说的传播大造声势。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