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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在俄罗斯旅行的时候，刘福春告诉我，赵园就要退休，他们现代文学研究室打算为她开一次会，总结她的学术经验，致敬她四十年的贡献，要我也去参加。不过，刘福春说，对以她为主题，赵园坚决表示反对，而一经她反对，那是无人能够扭转的，会议名称便改为“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回顾”。座谈会于11月3日到4日，在北京郊区毗邻十三陵水库的宾馆举行。与会的除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同人外，还有赵园的朋友、学生：黄子平、陈平原、贺照田、罗岗、靳大成、贺桂梅、程凯等。会议采取漫谈的方式。3日热烈谈了一个下午，晚饭后仍自由组合地延续着相关话题。第二天清晨起床，我拉开宾馆窗帘，惊喜地看到漫天飞雪，窗外山坡有挂着雪花碎片的鲜艳红叶，突然想起赵园在《论小说十家》“写在前面”里的话：70年代初在冬天寒冷的农村，看到田野上那株经霜的柿子树，“燃着暗红的火”，“我渴望点燃我的生命，哪怕只是一笼微火”……便想，眼前这挂着雪花的红叶，也是赠送给她的不错的礼物了。 上面这段文字，写在2012年底。那次会会后确实想写一点儿文字，却只开了个头，便打消了念头，这段话便孤单地留在电脑的角落里。没写下去的原因，就是对她的学术缺乏深入了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明清士大夫研究；这方面我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储备。赵园曾在讨论郁达夫的文章里说到，研究对象与评论者在修养、知识蕴蓄、学力和认知力上应该“相匹配”，她的提醒让我不敢贸然从事。不过，这回陈平原有了同情心，他知道岁数大了智力、精神不可避免要滞涩、衰退，便降低了标准，宣布“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不必再重读赵园的书，写随感性文字即可。这让我有了勇气。除了随笔的体式，我还将范围限定在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赵园写了四本书：《艰难的选择》20世纪（1986）、《论小说十家》（1987）、《北京：城与人》（1991）、《地之子》（1993）。后两本虽然出版在20世纪90年代初，但写作时间和观念、选题，都属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文学界有两个重要的书系：“文艺探索书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人文论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前者包括批评和文学创作，作者年龄没有限制；后者则专收年轻批评家的现当代文学批评论著。进入“新人文论丛书”可以说是当时新锐批评家的重要标识。赵园的《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分别入选这两个“书系”。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她是“崛起”批评家群体的重要一员毫无疑问。不过，赵园有些特别，她不热衷群体归属。她的性格有一种孤独的“边缘性”，用她的话说，是习惯于“独处”和“独语”。印象里她从未积极参与任何集体性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许多人的重要生活方式。自然，她研究现代知识分子命运、遭际是那个时期的思想、文学主潮，但她没有选择已被重重包围的鲁迅，选择的是曾被冷落、排斥、忘却，或某些她认为重要的方面未得到注意的作家：郁达夫、萧红、吴组缃、张天翼、路翎、骆宾基、沈从文、端木蕻良、张爱玲……而当其中有些作家的研究成为显学，她就抽身而退，有意“脱榫”。她后来转向明清士大夫研究，主要原因是意识到经由文学来讨论知识分子命运存在局限，需要突破“边际”：时间上溯，并向思想、学术史方面拓展。不过，她的研究的“转向”，这种独语以回避纷扰的性格也可能是一个潜在，但不可忽略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研究有一个“学术化”的推进，但她的论述方式和文体，却没有受到“新八股”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于各种原因，20世纪80年代文学被理想化地怀念，也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她却更愿意从“八十年代氛围”中撤离；她对那一代学人的“共性和个性”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说他们有着“灾难性的个人命运中积累起来的痛苦经验”，这些经验“换取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把打开对象世界的钥匙，发现了自己与现代史上那几代知识者的精神感应：由社会意识、民族感情，到悲剧感受”；但是她说，“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优势’可言：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缺乏理论训练，而且大多失去了无可追回的青春岁月……”（《论小说十家》）——这种对自己所属一代的过于苛刻的检视，在那一代人中也是有些特殊的。 赵园于196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那时我任教已经三年，但没有给她上过课，“文革”期间才知道她的名字，大概是思想不“政治正确”受到批判吧（如何不“正确”已经没有印象）。1978年她回北大读研究生，也从未见过面。把名字和人联系起来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但也很少有见面、交流的机会。因此，虽然读过她的书，对人却一再“误读”。譬如说，想象中她安静、内敛、感觉敏锐纤细，后来才知道不完全是这样。其实她有热烈、固执、强悍的方面。拿她对当代作家的认可度来说，她对张承志有很高的认可度。开始我感到有点儿突兀：他们的境遇很不同，对当代史的看法也差异甚远。这个认可，应该是有某种超越“历史”的东西：顽强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因追求“心灵的阔大”而铸定的孤独；蔑视流俗的不停歇的“自由之旅”；“创生”体验的那种神秘、喜悦的“美丽瞬间”；尤其是那个自由的骑手建构的具力度和气概的“男人世界”……在张承志，这是一种经久不变的激情，赵园认为这种激情所需要的心灵能力，来自人类积久的精神趋向，而在被实利主宰的现代社会已经稀缺，因而很宝贵。 但赵园与张承志毕竟不同，她欣赏这种激情，但自己知道节制，并不迷醉于无远弗届的“自我”幻觉。她的局限意识，包括人生，也包括学术道路。“艰难的选择”这个说法，既是在讲倪焕之、蒋纯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讲自己。黄子平在《艰难的选择》的“小引”中，用五个“如果”的排比句，从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上提示这一点：如果是可以“发现”的东西；如果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空档”；如果是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所胜任；如果与我们生活的现时代紧密联系；如果研究者的个性、经历，对人生、对世界的体验与对象之间有“奇妙的契合”……因此黄子平说，我们选择题目，题目也选择我们；我们创造着自己的境遇，但也为时代、环境所拘囿、制约。这种“命中注定”地被纠缠，和在纠缠中挣脱的可能，使人兴奋，也让人惶惑。这是黄子平，相信也是赵园的感受。她不回避纠缠，也不畏惧惶惑，因而也能正视自己成果的欠缺。《论小说十家》（2011）修订版前言中她回顾这本书，说它在年轻者眼里，“或许更像一间破旧的画廊，开在老街，散发着过去了的某个时期特有的气味，荒草掩径，门可罗雀，偶尔有人推门而入，看到过气的画师笔下的旧年人物，会恍若隔世的吧”。 不过，赵园对《论小说十家》的预言却是错的。这本书连同《北京：城与人》，在出版后的二三十年来不断再版重印。据我所知，《论小说十家》初版1987年，随后有人间版（2011）、北京三联版（修订版，2011）、华东师大社版（2014），和将要面世的北大社版。老街旧宅敲门而入的还是络绎不绝，当然也掺和着有正当理由的怀旧。事情正如赵园所说的，“也许只有我自己所属的这一代人，才能以这样的眼光看取文学史，以这样的方式描述文学史的过程”。那些拨开掩径荒草的寻踪者明白，他们不仅要专注于向当前索取，也需要让“旧年人物”对他们伸出援手。 那么，我们能从赵园的文字中获得些什么？以我自己的体会，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在批评、文学史、理论的分界越来越清晰的学科体制下（这种界限的分明，既标示学科的发展，也是研究与“整体的人”的生命一定程度分离的体现），一种综合评与论、文与史、客观描述与个人心性呈现的综合性写作，也许值得我们怀念。在她的一些论著中，史、论等因素，为研究者的心智、感觉所熔铸、综合。也就是说，“研究者也不妨偶尔做梦”： 晴空一声鸽哨使我的心宁静，我不大敢细看后楼阳台上杂物堆积中的简陋鸽舍。我其实是因久已远于胡同文化才更想写这题目的。借了文学的材料去构筑胡同形象，其中有些或近于说梦。作家因薄雾微烟而大做其梦，研究者也不妨偶尔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这是鲁迅那篇著名的《秋夜》。我知道自己做的是最平庸最没有出息的梦，其中没有悲歌慷慨，血泪飞迸，一弯冷月下的铁马金戈；有的是浮荡在远树间的炊烟，灶下的火光，碗盏敲击中最平易庸常的人间情景。（《北京：城与人》） 因而，赵园下面的反省其实并不必要。她说，《论小说十家》和《北京：城与人》“这两部较为轻松的书，所得反应超出我的预期，当得知这种反应部分地由于文体，我不能不感到失望。‘文体’、‘感觉’这类被别人褒奖的东西，并非我自己所最珍贵的。我渴望的，是洞察世界与生命的深，我渴望体验与传达的深度与力度”。（《赵园自选集·自序》）其实，文体、感觉与“体验”“传达”的深度息息相关。为生活经验、知识、智慧所支持的感觉力和文体意识，是敏锐捕捉对象，也由对象发现自己的重要推力。感觉的敏锐和抵抗语言、叙述方式酸腐之气的能力，同样具有抵达生命深度的可能。比较起来，这种能力在我们这里倒是较为罕见，因此也更值得珍惜。 其次，批评要回到“个人”，以个体生命作为出发点。将“以人生为血肉的文学与作为其血肉的人生”联结在一起。“个体”，既指研究者，也指研究对象。从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寻找到自己，拒绝随波逐流。就研究对象说，则是“把问题聚焦于作者的主体性进行思考”（丸山升），将作为观察对象的鲁迅缩小到作为“个人”的鲁迅（钱理群），“回到鲁迅那里去”“严格从鲁迅个体出发”（王富仁）。“个体”当然不是终点，但是是出发点。因而，赵园对理想的批评有这样的期待：有“属于自己的对象，因对象而寻找属于自我的角度，写出不可重复的对象，同时在对象中‘写入’不可重复的自己”。这种批评，有可能向着既非权力的工具，也非创作的附庸的方向迈进。 最后，投入与间离。赵园有一本小书叫《阅读人世》。“阅人”包括“所阅历的人”和“所阅读的人”。前者如她写王瑶、吴组缃、樊骏、中岛碧，后者则是通过历史记叙和文学作品，如她在《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中的作家论和作品人物论。知人论世和知世论人，都是传统的“阅人”的方法，在理论、方法层出不穷的今天，相信也没有“过气”。赵园评人（生活中的人和作品中的人）的眼光，秉持的尺度，对对象性情品格的精准把握，有赖于她生命的投入，她的设身处地的“同情”，也有赖于她和对象之间保持的间隔。如一位著名作家所言，“人与人的距离愈近，愈难以真正认识彼此”。投入的深入与疏离间隔的矛盾的处理，不是容易的事。这方面，研究者对“自恋”的警惕、抑制，对人性的深切理解，以及历史感的获得和艺术修养的积累，都是必要的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