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_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
    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政变，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常青树之一，常议常新，有关论著连绵相继。其中的原委，首先是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事后认定，政变的起因是袁世凯的告密，致使转变中国命运的改良不幸夭折。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说法，受到了各类文艺家的欣赏，由其加之以实际上的戏剧化，广为流传，得到了普通大众的公认。而任何戏剧性情节恰又是严肃历史学家的生疑之处，由此引发了对康、梁说的一次又一次的否认或承认。其次，戊戌政变是密谋下的宫廷政变，处处可见其蛛丝，又到处让历史学家难觅确据。这使得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同时存在着多种结论，相互抵牾。如果将之放在一起，也让对此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们（包括专业学术人员）一时难以判断。再次，由于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广泛传播，而各种类型的著述（包括专业性的论著）涉及于此时，又多沿用康、梁旧说，且不申明其理由，致使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再站出来进行证明。上述的原因，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但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学术力量的投入和大量学术作品的产出。
    然而，我以为，一个课题的学术研究到达了一定的阶段，就需要对该课题进行全盘的检讨，对其所存的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以达溯本归源之效。
    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我以为，下列著述最为重要。(1)
    一、丁文江先生、赵丰田先生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称：“六日(2)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据各种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了南海的全部计画，西后以初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就爆发了。”“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3)丁、赵两氏的说法，当属排比当时他们可见之史料后的假设，而没有予以完全的证明。有意思的是，以后的研究大体是围绕着此一假设打圈子，走不出太远。由此可见丁、赵两氏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说的客观态度和思维力度。
    二、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发表论文《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下，认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因为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经行动。政变的起因是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要之因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吴文的论据并不充分，且引用的史料也未加严格核订，但参照后来的研究各说，吴文有其不小的意义。(4)
    三、刘凤翰先生于1959年发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他通过对梁氏该文各版本的周密考订，认为修改之用意在于对“袁世凯戊戌告密史实的删改”，刘先生认为政变确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并对前引吴相湘的论文提出挑战，指出其在引用材料中的失误。(5)1963年刘先生又发表《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认为其中的内容有真有假，指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系八月初五日下午，荣禄于当天五时即去京。同时还指出，袁世凯日记中关于初四日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六时共30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疑”。(6)
    四、萧一山先生于1963年发表《戊戌政变的真相》，提出了政变的背景，即“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首席顾问，慈禧才着急起来，深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变”。“这是政变的真正原因。”“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他认为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听到谭嗣同的话后，即于第二天初四日变装回天津，密告荣禄，当日随荣专车回京，荣禄晋见慈禧太后，将袁言转告。初五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初六日，政变发生。萧一山先生提出政变原因为开懋勤殿与伊藤博文觐见，是有见地的，但其具体举证的材料为小说《续孽海花》。关于政变的时间，文中也有两说，一是初五日晚上，一是初六日。此是萧先生在一次会上的演讲，文字上不严谨，也是可以理解的。(7)刘凤翰先生于1964年发表《与萧一山先生谈〈戊戌政变的真相〉》，指出了萧先生该文“重要的错误与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有二十几处”，最后提出其所认为的政变“真相”，其中最关键之点是，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示之密诏。袁于下午3时到达天津，即向荣禄告密，并示光绪帝给其之密诏。荣禄即乘下午5时车入京，当晚慈禧、荣禄、怀塔布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即刻训政，并命荣禄回津以候召命。初六日，垂帘之诏下。(8)
    五、黄彰健先生于1970年出版《戊戌变法史研究》，其中涉及政变的论文有多篇，最重要的是《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黄先生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为八月初五日，荣禄当日进京夜见太后是揣测之词。由于慈禧太后此时已移住西苑，初五日晚在颐和园召开紧急会议实为不可能。且初六日谕旨仅说康有为结党，不说康图围颐和园，而游说袁世凯的谭嗣同，初九日才被抓，于情理说不过去。黄先生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消息，系于初七日由杨崇伊转到北京，初八日慈禧太后方得知，于是有初九日黎明谭嗣同等人之被捕。而黄先生在《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后到政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康有为嘱杨深秀上《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以挖掘金窖为词，建议光绪帝调袁世凯军300人入京；光绪帝很可能在初五日召见袁世凯时出手谕给袁世凯，让其派兵以挖金为由进京。在《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中，黄先生指出，第一次密诏于七月三十日由杨锐带出；第二次密诏于八月初二日由林旭带出。两次密诏康有为皆有改窜。(9)黄先生的著作发表之时，恰大陆的“文革”处于巅峰，该书大陆许多图书馆未藏，致使以后大陆的许多研究与黄先生多有重复。
    六、周传儒先生于1980年发表《戊戌政变轶闻》，记录其当年在梁启超身边做学生时，所听到的梁对政变的说法，称光绪调袁世凯入京，当有引袁自卫之意，但无囚太后杀荣禄之旨；当时光绪帝的用意是派康有为南下，调黄遵宪入京，以作为缓冲。“事情之坏，坏在袁世凯一人，他不应张大其辞，以讹传真，陷害了光绪。”(10)周文虽不是研究文章，但对此事包含着梁的新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七、房德邻先生于1983年发表《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认为政变发生的时间为八月初六日，而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且袁世凯与荣禄都有保全光绪帝之心。而慈禧太后得知袁之密告后，于八月初七日下令捉捕谭嗣同；而光绪帝绝无密诏给康有为，其第一道密诏是给杨锐，与康氏无涉。第二道密诏很可能是口诏，是对八月初二日明诏严令康有为出京的抚慰之言。(11)房文的考证相当精细，在当时也是一篇全面之作，惜在《起居注册》上错引版本，且在谭嗣同被捕时间的考证上，证据与分析仍不充分。
    八、孔祥吉先生于1983年发表《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引用《卓钦该班档》、《穿戴档》、《知会簿》及台北故宫所藏《起居注》，证明现存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起居注册》为“经过缮改后的正式誊抄本”，而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当晚在瀛台被软禁。八月初六日宣布训政，“是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走的一个过场而已”。而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的访华。(12)孔先生还于当年发表《杨深秀考论》，以其发现的《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认为黄彰健先生的光绪帝有可能据此片调袁世凯军入京的推论并不正确。(13)
    九、杨天石先生于1985年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引用其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记》，认定康有为有以袁世凯军入都围颐和园之谋，并让毕永年率百人奉诏执西太后而废之。(14)次年杨先生发表《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引梁启超致康有为信，再次认为康有围园捕后之谋，并称康、梁为隐其谋而订攻守同盟。(15)同年发表的《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认为八月初五日，光绪帝最后召见袁世凯时，有密谕交给袁世凯，即光绪帝也参与了围园捕后的密谋。(16)
    十、汤志钧先生于1985年发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戊戌政变发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17)同年发表《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对康有为的两道密诏进行考辨，认定系康氏之伪造。(18)次年再发表《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记〉》，将毕永年之说法与冯自由《革命逸史》一则记载相对照，认为毕永年的说法相当可靠。(19)
    十一、林克光先生于1987年发表《戊戌政变史事考实》、《戊戌政变时间新证》，根据《上谕档》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奏片中“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等语，认为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已失去单独处理政务之权，即政变发生于八月初三日。林先生认为，政变的起因非为袁世凯告密；谭嗣同等人的被捕于八月初九日；六君子不审而杀是害怕外国的干涉。(20)林先生的论文提出了重要的证据，然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引起足够的注意。1990年林先生出版《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阐述了这一论点。
    十二、房德邻先生于1988年发表《光绪帝与“戊戌密谋”无关》，对杨天石先生提出的光绪帝了解并参与了“戊戌密谋”的论点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谭嗣同在见袁之后，不可能见到光绪帝，而光绪帝在初四日已受监视，也不可能有初五日交给袁世凯的密谕。(21)
    十三、赵立人先生于1990年发表《戊戌密谋史实考》，认为康有为、杨深秀等人早有意发动武装政变，在拉拢袁世凯之前，曾图谋于聂士成、董福祥。“天津废立”完全是康等人的自说自话。(22)
    十四、王树卿先生于1990年出版的著作《清代宫廷史》中，称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到西苑，目的为八月初五日“祀蚕神”，初六日一早慈禧太后按计划回颐和园。回到颐和园后，接到荣禄自天津打来的密电，“轻轿快班”返回西苑，当日“在便殿办事”，次日（初七日）在勤政殿行礼。(23)王先生的说法自有其新材料，然当时未有人对其材料进行验证。
    十五、骆宝善先生于1994年发表《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认为戊戌政变由杨崇伊密折所致，而袁世凯若要向荣禄告密，最早为八月初五日晚22时，距初六日早朝不过七八个小时，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和交通条件，根本来不及。他认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基本属实。(24)赵立人先生于1996年发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表示其反对意见，认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并不可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政变，在时间上和手段上都有客观可能性。(25)骆宝善先生再于1999年发表《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认为戊戌政变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密折开始，到初六日再次训政，“有一个过程”；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夜，
    当时无论火车、电报皆难以在初六日晨早朝时将消息送至慈禧太后处；袁世凯告密虽属事后的消息，但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仍有作用。(26)
    十六、杨天石先生于1998年发表《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将袁氏的《戊戌纪略》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相比较，认为袁氏的记录主要情节可靠，梁氏有意隐瞒。在该文的附注中，杨先生放弃了他1986年论文所言初五日光绪帝有密诏给袁世凯的论点。(27)
    十七、马忠文先生于1999年发表《戊戌“军机四卿”被捕时间新证》，以魏允恭致汪康年密信、郑孝胥日记为据，证明谭嗣同等人于八月初八日被捕，林旭于初九日被捕。(28)
    十八、戴逸先生于1999年发表论文《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一度倾向维新派，并通过徐世昌保持与维新派的联系，与闻并支持他们的密谋。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的消息后，为保全自己，才将密谋和盘托出，致使事件扩大化。戴先生认为，袁世凯不是主动告密而是迫于形势。(29)
    十九、房德邻先生于2000年发表《戊戌政变之真相》，认为“政变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第一个步骤就是八月初三日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奏折权力的变化，其次是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再次是初六日的训政谕旨，而袁世凯告密消息到京后，光绪帝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至荣禄到京后，光绪帝的处境才有所改变。在此论文中，房先生全面叙述了政变的全过程，并对其1983年论文中一些观点进行修正。(30)房先生于2001年再发表《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记〉的史料价值》，认为毕永年的《诡谋直记》中有漏洞，“不可径直作为信史”。(31)
    二十、蔡乐苏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戊戌变法史述论稿》中认为，戊戌政变的近因，当从七月二十日光绪帝任命军机四章京，逐李鸿章、敬信出总理衙门算起，袁世凯、伊藤博文先后来京，加速了政变的进程。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回宫后，光绪帝即失去了自由。蔡先生的著作基本点是综合前说，以取舍表明态度。他对林克光先生的论文没有直接引述，而较多引用孔祥吉先生1983年论文的材料与观点。(32)
    二十一、郭卫东先生2002年发表了《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地点在北京，时间是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西苑发动政变是由告密所引起。他认为袁世凯在与谭嗣同会见后，去了海淀的寓所，其告密对象很可能是庆亲王奕劻。郭文的特点是提出疑问，长于分析，但在材料上未有进展。(33)
    以上对学术史的回顾，由于篇幅关系，对各论文的观点无法进行更为全面的引述，且以上的引述也是我主观的认知，有可能因我个人的看法而有一个暗暗的指向，削去了我认为不重要的枝蔓，一些重要的论点因而被忽略。对此我将在以下的论述中再做详细的征引和评论。此外，我对学术史的回顾也可能有疏漏，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没有看到。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我还没有看见有哪一个题目吸引了这么多的重要学者，对此进行如此长时间的研究，产生出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在以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史中，材料在不断被发现，意见也趋向同一，但分歧仍有存在。
    1998年戊戌政变一百周年时，我因对戊戌政变此一事件有惑，且对当时的研究各说也不敢贸然认同，由此决心重新阅读有关档案，并以此检视先前各说，得出自己的结论来。我也知道，这一做法并不讨巧，也许一头扎下去仍是一无所获。而当时《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两个编辑部关于注重学术史的讨论，即在研究论文中突出地说明该论文与先前研究的继承关系，对我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查阅档案的工作，我因各类事务而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我也与一些师友交换过看法，其中2000年10月，我与房德邻先生在香港大学历史系工作室的简短交谈，对我有所帮助。多年的档案工作（也伴随着该项研究的进展），使我自以为有了一点发言权，可以对先前研究各说评头品足一番，并根据所见的档案材料，作出自己的认知、补证与修正。于是，特将自己的看法报告于下。
    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认知、补证、修正，对先前研究各说有所评论和批评，但只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同时，我还以为，这种直言的方式正能最恰当地表示我对各位研究先进出于内心的尊敬。
    二、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
    如果将戊戌政变看作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政治权力变化，首先应当考察的是政变之前两人的政治权力分割界限。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政变之前的光绪帝虽然亲政，但其权力有限，真正的大权在慈禧手中，光绪帝只是傀儡。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但若对此不加具体的界定，主宰一切的慈禧太后也就没有必要发动政变了。确认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各自的权力，有助于认清哪些权力政变后由光绪帝手中归于慈禧太后。
    事后报告制度
    清朝的皇帝，自雍正帝之后，已不再进行御门听政制度，主要是臣子用文字的方法上呈奏折，皇帝用文字的方式下达谕旨，而以谕旨来管理整个庞大的帝国。谕旨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在奏折上的朱批和早朝时的口谕来承写，其间也常常有军机大臣退下，交代其意而由军机章京起草，军机大臣修改后呈上。军机处所拟谕旨经皇帝批准后，或明发、或字寄、或交片。(34)皇帝的朱批和早朝时的口谕，是谕旨产生的关键。慈禧太后对此进行了监控。
    自光绪帝亲政之后，《随手档》中差不多是每天都有这样的记录：“缮递某某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缮递某某日早事传旨事由单”、“缮递某某日电旨某道”。此中的“缮”，是军机章京抄写的意思，此中的“递”，是上呈的意思。而这些由军机章京每天抄写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是递给慈禧太后的。
    这一报告制度早在光绪帝亲政前便已确立。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大臣世续、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上奏慈禧太后，对光绪帝亲政后的政务处理方式提出方案。其中有两条规定：
    一、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上批阅传旨后，发交臣等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至内阁进呈本章及空名等本，拟请暂照现章办理。
    一、每日外省折报，朱批发下后，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等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
    此一奏折递上后，于十五日奉慈禧太后懿旨：“依议”。(35)以上记载中的前者即为“早事传旨事由单”，后者即为“朱批折件事由单”。至于电旨何时开始进呈慈禧太后，我还没有查到相应的档案。
    从《随手档》中可以看出，军机章京每日“缮递”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及“电旨”，都是在第二天进行的，无一例外。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由此又可以确认，在政变之前，光绪帝单独出席“早朝”，有单独的朱批权、口谕权，并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来，就是在第二天，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
    《随手档》所记录的“朱批折件事由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今存有相当多数量的底稿，不妨看一下其实例。百日维新起始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可将前后两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排列于下：
    四月二十二日。谭钟麟、许振祎奏崖城黎匪滋事办理情形折，奉朱批：另有旨；又奏请以雷州府知府郅馨与肇庆府知府文康对调折，奉朱批：吏部议奏。谭钟麟奏请以麦国栋补广东莲濠营守备折，奉朱批：兵部议奏；又奏炮台勇团起支薪粮等款日期片，奉朱批：该部知道；又奏汇袭世职折，单一件，奉朱批：兵部议奏，单并发。谭继洵奏遵议改设武科章程谨拟条陈折，单一件，奉朱批：兵部议奏，单并发；又奏三月分雨水粮价折，单一件，奉朱批：知道了；又奏请以罗迪楚补监利县知县折，奉朱批：吏部议奏；又奏候补直录州知州吴本义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候补知县清瑞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廖寿丰奏浙东厘金归税司经收岁拨各饷力难筹办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又奏安吉县知县汪一麟调署上虞县知县折，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候补道时庆莱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上年分抽收土药厘金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又奏闰三月海塘沙水情形折，单一件，图一件，奉朱批：知道了。保年、兴存、春龄奏特参庸懦不职之协领连保等请分别惩办折，奉朱批：另有旨。祥顺、丰绅奏因伊孙补授理藩院员外郎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
    四月二十三日。廖寿丰奏解递俄、法款银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副将汤鸣盛请留浙归标补用片，奉朱批：著照所请，兵部知道；又奏解协黔饷银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假满病请开缺折，奉朱批：著再赏假两个月，毋庸开缺；又奏前安溪县知县戚扬学有根底请送部引见片，奉朱批：戚扬著交吏部带领引见；又奏请将二十一年以前防军报销量免与扣平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上年分秋冬二季厘捐数目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连顺、德木楚克多尔济奏查阅卡伦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德木楚克多尔济奏到任日期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36)
    这两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有长短，系由当日的朱批奏折多少决定。从档案来看，四月二十二日奏折数量属政务正常的数量，二十三日恰是奏折较少的一天。如果将此“朱批折件事由单”与军机处《随手档》相对照，可以看出，当日收到的京外的奏折题由及朱批，全都上呈慈禧太后了。慈禧太后从这些简要的报告中，可以大体明了各地的政事政情及光绪帝的态度。
    清代制度，皇帝每天出席早朝。早朝由京内各衙门及军事单位轮值，(37)军机大臣一般也参加。在早朝中，轮值各衙门上奏，皇帝当时即予以指示。军机处每日向慈禧太后呈报的“早事传旨事由单”，我在档案中还没有发现；但军机处本身有《早事档》，记录早朝的情况。我个人认为，由军机处向慈禧太后呈报的“早事传旨事由单”应与军机处《早事档》大体一致，就像前引“朱批折件事由单”与军机处《随手档》大体一致一样。以下仍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为例，看看慈禧太后得到了什么样的报告。四月二十二日为吏部、翰林院、侍卫处值日，该日的《早事档》记：
    内阁奏殿试大金榜用宝牌，奉旨：知道了。吏部奏议复广西巡抚奏冯相荣补太平思顺道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甘肃新疆巡抚奏彭绪瞻补库车直隶厅同知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湖广总督奏荆州同知期满奏留与例不符事，奉旨：留；又奏查明盛京将军奏涂景涛署康平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盛京将军奏何厚琦署锦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浙江海运出力船商等请奖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吏部、上驷院各述旨，均奉旨：是。领侍卫内大臣奏侍卫吕桂荣告假回籍省亲事，奉旨：依议。阅兵大臣等奏校阅神机营先锋马、步各队操演完竣复奏事，奉旨：知道了。那彦图等殿试监试完竣、果勒敏等稽查中左门中右门完竣、钮楞额稽查刊刻题纸完竣各复命，均奉旨：知道了。克勤郡王晋祺因病请续假十日，奉旨：赏假十日。海年病痊请安，奉旨：知道了。王懿荣仍在南书房行走谢恩，奉旨：知道了。景陵总管若麟、沧州城守尉图敏、热河协领根龄、选补湖北德安营参将徐海波各谢恩，呈递履历片，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翰林院奏无事，奉旨：知道了。
    四月二十三日为户部、通政使司、詹事府、镶黄旗值日，该日《早事档》记：
    中允黄思永封奏一件，奉旨：留。户部奏议复浙江请改折南漕拟俟秋成后再行奏明办理事，奉旨：依议；又片奏京城典当加税拟请核减议驳事，奉旨：依议；又奏会议已革运同乔景仪捐赈开复原官议驳事，奉旨：依议；又片奏布政使裕长捐赈拟请照章核奖事，奉旨：依议；又奏会议东纲经征商灶课未完一分以上各员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会议安徽地丁等奏销案内续完各员减议免议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议复闽省奉拨京饷请由闽海关于药厘银内代解仍令照旧办理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八沟税员常谦盈余未能征收应令赔缴事，奉旨：依议；又奏核销塔尔巴哈台收支饷项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核复闽省海防善后收支各款事，奉旨：依议；又片奏给书识等银事，奉旨：依议。通政使司奏春季分本章数目事，奉旨：知道了；又片奏驳还成都将军恭寿一本可否查取错误职名照例送部议处请旨事，奉旨：依议。恩寿因病请假五日，奉旨：赏假五日。伯都讷副都统柏英因修墓到京请安，奉旨：知道了。荣禄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各谢恩，均奉旨：知道了。四川尽先即补道沈翊清、分发河南补用道马开玉、分省补用知府许晋祁、荆州协领尼英聂哩、杭州协领哲尔经额、热河协领双禄各谢恩，呈履历片，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詹事府值日名单，奉旨：知道了。镶黄三旗各奏无事，均奉旨：知道了。(38)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可以通过此类简要的报告，大体了解京内各衙门的政事与政情以及光绪帝的态度。
    “电旨”即电寄谕旨，是因情况紧急而向外省或驻外公使发出的谕旨。由于当时的电报为有线接力方式发送，费用高昂，且军机处尚无电报房，清廷的电报均经总理衙门电报房转收转发，当时的电旨是比较少的。四月二十二日即未有电旨，四月二十三日有发给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旨一道，次日军机处将该电旨“缮递”慈禧太后。(39)
    除了“缮递”的电旨是具体的政令外，前引“朱批折件事由单”和《早事档》都十分简略，慈禧太后得此，虽可知政务的大概，但还不能了解政务之具体。然从军机处的重要档册《上谕档》和《洋务档》中，又可以看到，每天最重要的奏折及相关谕旨，军机大臣须在当天上呈慈禧太后。以下再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为例介绍。由于四月二十二日没有重要奏折，当日军机处未呈。四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有一奏片：
    本日中允黄思永奏息借华款请听商民自相劝办折，又奏集赀设立劝农学堂请旨试办折，又奏办理永清一带水利片，又奏皖北赈捐请重定章程片，均奉旨：存。谨将原折片恭呈慈览。谨奏。(40)
    据此奏片，前引此日《早事档》中被光绪帝“留”的黄思永奏折，军机处当天将其原件及光绪帝的处理意见上呈慈禧太后了。
    然而，哪些折片被列为重要而须上呈慈禧太后，其决定权在于军机处还是光绪帝本人，上引军机处奏片中并无明言。但从军机处的工作性质来看，其决定权应当属于光绪帝。《上谕档》中另一奏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民人高清如等呈一件、书四本，均属不合款式，未便呈递，惟查都察院代奏引折内，有民人高清如等呈一件、书四本，与军机处随折奏片不符。是否一并恭呈慈览？请旨。(41)
    这是军机大臣为向慈禧太后进呈有关奏折等文件而向光绪帝请旨的奏片。一般地说来，军机处呈送的奏折是当天处理的原件，但由于有些奏折及相关谕旨需要抄写，来不及将原折呈送，也会发生第二天再呈的情况。(42)
    由此可以确认，在政变以前，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其作出的相关决定，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呈送慈禧太后并报告处理意见。这当然也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但不再是简单的“事由单”，而是要上报全部材料的原件。
    既然光绪帝对重要奏折的呈送有权进行分类，即区别是否必要而呈送慈禧太后，那么，他是否呈送了全部重要的奏折呢？这一问题显然十分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军机处《上谕档》、《洋务档》并参考《随手档》，将百日维新期间，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呈送慈禧太后的全部奏折排列，制成附表一。这样的附表当然会显得冗长，但惟有如此才可以具体地说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同时对许多读者了解戊戌变法史也有相应的参考作用。
    从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详见附表一）为此我将之与今日研究者使用最多的三本史料书相对照，发现两点，其一是后来史料选编者认为最重要的奏折，军机处几乎全部上呈慈禧太后，不同时代的人思路上却有一致性。其二是上呈的奏折数量大大超出了现已发表者，慈禧太后可以看到比今天普通研究者多得多的材料。由此，今天许多研究者评论慈禧太后时就有史料不充分之嫌。名为归政的慈禧太后可以看到百日维新中的重要奏折。为此，我又将之与军机处每日登记收到奏折的档册《随手登记档》做比较，我以为，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送到慈禧太后手中。
    百日维新期间上呈慈禧太后的奏折如此之多，是由于维新事业的前进，重要事务日增，而重要折件必须上送慈禧太后。在此之前，虽有重要奏折须送的制度，但因传统政务中没有多少新鲜事，需要上送的折件数量并不是很多。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百日维新前的四月二十二日，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各类折件共计224件，其中正月上呈29件，二月上呈42件，三月上呈54件，闰三月上呈56件，四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上呈43件。（详见附录二）而在光绪二十四年之前，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件更少。
    百日维新期间上呈慈禧太后的折片中，同情和支持变法的较多，这并不是光绪帝企图由此来影响慈禧太后的政治态度，而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同情和支持变法的奏折比较多，反对变法或反对变法派人士的人，一般也不太敢于出面公开表态。如果仅从某些折片的上呈，可能会得出光绪帝影响慈禧太后的结论，但若将全部上呈奏折综合起来看，可以感受到形势之使然。反过来说，反对变法或反对变法派人士的折件，光绪帝也上送了。如四月二十五日御史黄均隆《湖南办理新政有名无实折》、五月初三日御史胡孚宸《参张荫桓折》、五月二十日御史文悌《言官党庇诬罔折》、七月初五日尚书许应骙“留中”的封奏和七月二十四日四品京堂王照《参张荫桓朦保张上达等折》，毫无疑问，这些奏折的基本内容光绪帝是不会欣赏的，但也必须上送慈禧太后。由此可见重要奏折当日上送制度的刚性。
    未送慈禧太后的个别重要奏折
    凭借着“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及重要折件的原件，慈禧太后基本上可以监控光绪帝的政务处理情况。反过来说，光绪帝犹如在玻璃房子里办公，慈禧太后虽在远处，仍可以大体看个清楚。但是，再透明的玻璃房也会有一些暗角。有证据证明，也有一些重要奏折，光绪帝未向慈禧太后上送。
    其一是康有为的一些密折。
    1981年陈凤鸣先生发表《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使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为学术界有幸得以利用。(43)《杰士上书汇录》共收入康有为戊戌年奏折18件，其中通过总理衙门代奏的共8件，(44)分别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3日）、五月初四日（6月22日）、七月初五日（8月21日）由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45)其余还有10件。(46)而这10件折片如何送到光绪帝手中，现在还难以说清楚。康有为的官、差分别是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没有直接上奏权。按照清朝制度，其折片当由总理衙门或工部代奏。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可以看到康有为进呈奏折的渠道，皆为总理衙门，而对应相查，在《随手登记档》中另10件折片没有代奏的记载。
    然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六月七日有一条很突兀的记录：“发下康有为条陈折、片各一件”，下有注记：“见面带下，缮旨复存堂，初十日复递上。”这是说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由光绪帝发下给军机大臣。发下的康有为条陈很可能是《杰士上书汇录》卷二的《为商务不兴民贫财匮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折》，该折在《杰士上书汇录》中注明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所谓“缮旨”，是当日军机处寄刘坤一、张之洞的廷寄，要求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这与康有为奏折之意是完全吻合的。(47)而这一天同时发下的附片内容为何，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据《杰士上书汇录》，最有可能的是《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五月三十日、六月初四日《上谕档》、《随手登记档》有相应的记载。(48)另一条突兀的记录见六月二十二日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发下康有为折、片各一件”，并注明“见面带下，次日见面带上”。这也是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发下的。该两件折片即为《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请定报律片》。发下的折片，军机处照例要录副，由此现存档案中有该两件折片的录副。(49)未经过代奏而将奏折直接送到皇帝处，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另有联络的管道。对此，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是：
    初三日，总理衙门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又令枢臣廖寿恒来，令即将所著《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立即抄写进呈。
     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京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甚至谓为康狗者。廖避之，乃面奏，谓官报事宜，令我商之孙某。并传言谓此后凡报事皆交孙家鼐递折。先由军机大臣传旨与我，令告孙家鼐。乃见孙家鼐，为之草奏云：“某月某日康某转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此亦可笑事也。(50)
    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前一段引文，即有不实之处，“初三日”当指五月初四日总理衙门第三次为康代奏之事，而在此之后，总理衙门还为康代奏过1次。“令其直递来”一语，意为光绪帝命总理衙门或军机处，授康以直接上奏权，这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内是绝无可能之事。康有为此语实为夸张之词。但康氏的后段引语明确提到了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字仲山）为其代递奏折，当时也有其他相同的说法。(51)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二十二日的明发上谕有这样一段话：
    前据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请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并据廖寿恒面奏，嗣后办理官报事宜，应令康有为向孙家鼐商办。当经谕令由总理衙门传知康有为遵照。(52)
    上谕中的这一段话，证实了康有为前引言论中关于孙家鼐一事。然上谕中这段话，本意是对孙家鼐奏折中不满情绪的安抚。当日孙的奏折中称：“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为转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令将筹办官报事宜，与孙家鼐说。’”(53)孙家鼐作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一般说来，谕旨会有交片，即便是代传口谕，也应由军机大臣或相当等级的官员出面，由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康有为上门代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与体制大不相符，孙氏的不满可以想见，故在奏折中如此明言。对此，光绪帝在谕旨中称“总理衙门传知康有为遵照”，是使用廖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也以康为总理衙门章京，与廖属上下级关系，以符合清朝体制。从谕旨中看，廖寿恒确有面奏之事。廖与康在百日维新中的私人关系，谈不上密切，而康氏张扬且执拧的为人，也很难让为人甚为谦和的廖感到相洽相融。我以为，廖得知康督办官报后，不想继续在中间做传递人，故当面请旨，将康事推给孙。这当然是一种猜测。但廖的中间人地位，由此谕旨可以确立。若廖没有中间人的关系，也就没有必要无事生非地向光绪帝当面请旨“嗣后办理官报事宜，应令康有为向孙家鼐商办”。
    光绪帝没有将康有为的10件奏折上送慈禧太后，非为其内容，而是因其渠道不合乎于制度。
    其二是湖南举人曾廉的条陈未送慈禧太后。
    湖南举人曾廉的条陈，是对康、梁最有杀伤力的文献，全文长九千余字，分正折与附片。曾廉发表此条陈时自注云：“疏既奏，党人谭嗣同之属，方居军机用事，将坐以毁谤新政当斩，德宗蹙然不许，曰：‘朕方求言，乃以言罪人乎？’明日嗣同复请刑，上卒格不下，廉始得全。”(54)曾廉的这一说法，是其不明当时“参预新政”的军机章京的实际地位（后将叙及）。黄彰健先生在1970年的著作中，引用了梁启超的说法：“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间，有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摘梁在《时务报》论说及湖南时务学堂讲义中言民权自由者，指为大逆不道条列而上之。皇上非惟不加罪二人，犹恐西后见之，乃命谭嗣同将其原折按条驳斥，然后以呈西后，盖所以保全之者无所不至矣。”(55)由此，黄先生得出结论，曾廉的上书促使康有为等人实行武装夺权，即以徐致靖出奏保袁世凯。(56)黄先生的论点是建立在曾廉上书在前，徐致靖出奏在后这一时间顺序上的，尽管他也声明“曾廉上书日期，仍应查北平故宫军机处档案，始能决定”，但他本人当时无法到北京来查档。而他的敏锐又常在未掌握全部档案，仅从蛛丝便道出底里。而此次黄先生恰是有误。孔祥吉先生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查出曾廉的条陈上于七月二十七日，比徐致靖保袁折晚了一天，由此完全推翻了黄先生的判断。(57)
    然而，孔先生的研究，并未回答曾廉条陈与梁启超所言谭嗣同的驳斥是否同时上呈于慈禧太后，黄先生的研究恰是对曾廉条陈以及谭嗣同等人态度有着很长的论说，并称该折片上呈慈禧太后。重要奏折上呈慈禧太后本是当时的制度。该折片上呈与否，在当时是关系重大之事。为此，我在这里据军机处《上谕档》等档册再作补证。
    曾廉的条陈是由都察院代奏的。军机处《随手档》七月二十七日的记录为：
    都察院折代递条陈由：一、笔帖式联治，一、广西试令章国珍，一、候选州同谢祖沅，一、浙江举人何寿章，一、陕西举人张铣，一、湖南举人曾廉，一、中书诚勤，一、中书胡元泰，一、山东拔贡郑重，一、山西附监宋汝淮，一、谢祖沅气枪一杆，一、谢祖沅样图一张，一、宋汝淮样图，一、宋汝淮绘图。(58)
    而在这一天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只是称：本日“都察院代递顾治等条陈”，“俟陆续核议办理”。(59)该奏片未提收到条陈等件的具体数目，只是表示拟就处理意见后，再上呈慈禧太后。而到了第二天，即七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奏片称：
    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递谢祖沅、郑重、胡元泰、张铣、何寿章、诚勤、联治、宋汝淮条陈……均俟筹议奏明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
    此时军机处奏片中已无湖南举人曾廉、广西试用知县章国珍。也就是说，在二十七日收到的共为14件的条陈、气枪、样图、绘图，军机处奏片中只提了8件条陈，将曾廉的条陈隐瞒了下来。七月二十九日的军机处奏片未提此事。七月三十日的军机处奏片则将都察院代奏条陈的日期弄混。(60)八月初一日的军机处奏片又未提此事。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奏片称：
    ……诚勤呈一件、联治呈一件……郑重呈一件、张铣呈一件……均奉旨：“存”……恭呈慈览。
    也就是说，二十七日都察院代奏的条陈，到八月初二日才上呈慈禧太后4件。八月初三日的军机处奏片称：
    又二十七日胡元泰请清教案呈、宋汝淮条陈矿务河工呈，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
    即又上呈了2件。八月初四日的军机处奏片未提此事。八月初五日，军机处奏片称：
    都察院代递举人何寿章请严定贩米章程及酌定交涉章程、设立矿务学堂折……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61)
    由此可见，过了9天之后，都察院二十七日代奏的条陈，才有7件上呈慈禧太后。而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军机处奏片涉及该日都察院代奏条陈事多达6次，从未提到过曾廉的条陈。(62)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重要奏折上呈之事也停止了。到此为止，曾廉的条陈由此似乎在空气中蒸发了。我在档案馆也没有发现该折片的原件或抄件。
    光绪帝有没有看过或仔细看过曾廉的条陈，从档案中很难得出印象。从《随手登记档》中可见，七月二十七日那天，军机处共收到折片56件，其中各省各京内衙门折片30件，代奏的司员士民条陈折片共26件，另有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报。(63)而同在这一天，共发出明发、字寄、电寄、交片谕旨共29道。可以说这一天是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最忙的日子之一。可是，七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奏条陈在军机处的处理时间多达9天，如此重要的条陈在军机章京的提示下光绪帝应当看到，其中有无梁启超等人所称光绪帝让谭嗣同拟稿驳斥事，现在还不能完全否定，但光绪帝在此期间未与谭嗣同见面，却是事实。
    百日维新期间，代奏的司员士民条陈，虽有相当大的数量上呈慈禧太后，但也不是全送。送哪些不送哪些，本是光绪帝有权选择之事。但曾廉条陈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按照重要折片上送的制度是应上送的，我个人以为，光绪帝看到了这份杀伤力极大的文件，为保全康、梁，也为保护其政策，选择了不送。这么做，当然会有风险，但若上送，立即会有实际的危险。而这样的事情对光绪帝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64)
    但从光绪帝送慈禧太后重要奏折的全部情况来看，这种隐瞒是极个别的，若没有特殊的情况，他是不会甚至也不敢这么做的。
    慈禧太后似不掌握全部谕旨的原文
    从《随手登记档》、《上谕档》、《洋务档》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每天可以收到军机处发来前一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单”，也经常收到军机处发来当日重要折片的原件及简单的相关谕旨。然而，除了电寄谕旨外，光绪帝发出的其他谕旨，包括明发、廷寄、交片，有没有同时上呈慈禧太后？我所看见的档案中对此尚无明确的说法。
    明发的谕旨，当时有宫门钞，现存京内各衙门档案中有不少抄件，其中也包括内务府。慈禧太后想看的话，当然可以看到。但廷寄、交片谕旨，若无专送的话，慈禧太后就有可能看不到。
    军机处《上谕档》中有两件很奇怪的谕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奉旨：自本年正月起所有廷寄及交片谕旨均钞录一分呈览。以后即陆续钞递。其明发及电旨不必钞。钦此。
    本日奉旨：著内阁将每日所奉之谕旨均钞录一分，于次日径交军机处呈览。钦此。
    这两道谕旨之上还有“御笔遵缮”字样。同一天，还有一道交发内阁的交片谕旨，内容同上引第二件。两道谕旨既称“御笔遵缮”，当属御笔发下后军机处奉旨缮录。而光绪帝发下此两道御笔的用意为何？我还没有发现相关的可以佐证的其他材料。
    由此而揆之情理，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其一，光绪帝让军机处和内阁抄录的廷寄、交片、明发谕旨是给自己看的，且谕旨中也称“呈览”，特别是“自本年正月起所有”，也可能包含备忘的意思。但光绪帝为何提出“以后即陆续钞递”，即将自己每天发布的谕旨，第二天抄给自己，同时还特别说明不包括“电旨”？如果需要备忘的话，为何不让负责发送电旨的总理衙门也抄录一份？而光绪帝每日见军机，军机处关于谕旨有极为完备的档册，如《明发档》、《上谕档》、《寄信档》、《电寄档》、《洋务档》、《交片档》等等，可以随时咨询，为何要自录一份？此中有情理不通之处。
    其二，光绪帝让军机处和内阁抄录的廷寄、交片、明发谕旨，是自己保留一份，以备慈禧太后查的。七月二十八日，百日维新在今人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裂隙，京城中充满了谣言。光绪帝恐慈禧太后怀疑其背着她另有图谋，于是将“本年正月起的所有廷寄及交片谕旨”抄录一份，
    随时以能证明其清白。此一解释当然是假设，但有不抄录电旨可作为内证，因为电旨军机处已抄录给慈禧太后了。同时，对于明发上谕，光绪帝也没有要求从“本年正月起”抄录，而是从下旨的当天进行，因为明发谕旨本来就是公开的，慈禧太后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即便慈禧太后未看到，其身边人也会看到。
    其三，慈禧太后已对光绪帝生有疑心，命光绪帝将所有廷寄、交片、明发谕旨都抄录一份，送其阅看，并对不公开的廷寄、交片谕旨，“自本年正月起”补交。如果看当时的形势，也有此种可能。但其中也有疑惑，如果是交慈禧太后，在光绪帝下发的御笔中应当说明清楚，因为此为经常性的事务，每日还需军机处去完成，为何还说“呈览”，即呈送自己？同时，如果真是每日送慈禧太后的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在“缮递某某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缮递某某日早事传旨事由单”、“缮递某某日电旨某道”之后，应该另加上“缮递某某日廷寄谕旨某道、交片谕旨某道”、“缮递某某日明发谕旨某道”的相应记录。而军机处的各档册中，没有此类记载。
    由此，我以为，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可能，而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最大。因为，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就要去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这是百日维新最关键的一幕对手戏。
    然而若要认定第二种可能或第三种可能，那么，事实上也就承认了一个前提：即慈禧太后手中有“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重要折片及简要的相关谕旨，她也能看到明发谕旨；但她还不能掌握廷寄谕旨、交片谕旨的全部和原文。反过来说，慈禧太后还不能对光绪帝未送的折件、廷寄及交片谕旨实行监督，明发谕旨虽能看到，但表现在政治权力分割上还不是那种监督关系。
    事前请示制度
    以上所说的，皆为事后报告制度，然更为重要的当属事前请示制度。此一制度也确立于光绪帝亲政前。前引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大臣世续等奏折中记：
    一、简放各缺，拟请于召见时请旨后，由臣等照例缮写谕旨呈进。其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等请旨裁定后，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谕旨。
    一、满汉尚书、侍郎缺出，应升、应署，及各省藩、臬缺出，拟请暂照现章，由臣等开单进呈，恭候简用。(65)
    此中明确规定，“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至于尚书、侍郎、布政使、按察使的任用“照现章”办理。此时光绪帝尚未亲政，“现章”当由慈禧太后做主。
    在现有档案中，可以说明光绪帝事前请示的有力材料虽有一些，但不是很多。(66)百日维新期间，我仅在《洋务档》中看到了三条记载。其一为：
    五月十三日。本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奏遵议各国君后宗藩及头等公使来华接见款待礼节折，拟俟发下后，再行传旨“依议”。谨将原折、片、单恭呈慈览。
    此为军机处奏片。事为总理衙门所奏接见外国君后宗藩及头等公使的礼节，此中有慈禧太后接见时的礼节，光绪帝不敢代太后做主，故让军机处以奏片形式请示慈禧太后。查第二天的《洋务档》，对此有记载：总理衙门各国君后宗藩及头等公使接见款待礼节折，“奉旨：‘依议。’钦此”。其二为：
    五月十四日。本日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又会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开办详细章程折、单一件，又奏复御史杨深秀等奏请设局译书片，拟请俟发下后，再降谕旨。谨将原折、片、单恭呈慈览。
    此为军机处奏片。事为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会奏开办京师大学堂，并在大学堂中设译书局。很可能慈禧太后对京师大学堂有过面谕，光绪帝不敢自专，让军机处以奏片请示慈禧太后。查第二天《上谕档》，有开办大学堂的明发谕旨。其三为：
    六月二十六日。本日张亨嘉奏沥陈亲老丁单，恳请改派朝鲜公使折，恭拟改派安徽布政使徐寿朋充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谨将张亨嘉原折恭呈慈览，伏候裁夺。俟发下后，再行缮定谕旨呈览。
    六月二十三日派张亨嘉为驻朝鲜四等公使事，经过慈禧太后，此次改派徐寿朋，自应再次请示。当日慈禧太后发下，《洋务档》中有派徐寿朋为驻扎朝鲜钦差大臣的谕旨。
    实际上，最为重要且次数最多的不是此类文字形式的请示，而是光绪帝在面见慈禧太后时的当面请示。光绪帝的亲信大臣翁同龢在其日记中留下不少的记载，此举光绪二十四年廖寿恒入值军机处为例。二月初九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邸论枢垣需人”，即恭亲王奕訢称军机处缺人，第二天，光绪帝令刑部尚书廖寿恒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翁在日记中专门注明“昨日请懿旨”。(67)
    然自光绪二十年起，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而光绪帝常住宫中。两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在15公里以上。从当时的交通来看，光绪帝的行程是乘轿出神武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在倚虹堂少坐，然后乘轿由石路至颐和园东宫门。回程恰好相反。单程的时间约3小时。慈禧太后则乘船从颐和园至广源闸西码头，至万寿寺拈香，在御座房少坐进膳后，再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入西直门、西安门，直抵西苑仪鸾殿。回程也恰好相反。其单程的时间约在5小时以上。
    从《清代起居注册》来看，光绪帝经常去颐和园，慈禧太后也时常回西苑。两人同住一处的时间比分开的时间长得多。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时住乐寿堂，光绪帝去颐和园时，住在玉澜堂，偶尔也住宜芸馆。(68)光绪帝在宫中时住养心殿。慈禧太后进城时一般住在西苑春藕斋北面的仪鸾殿，此时光绪帝也通常不住在养心殿，而是移住西苑瀛台涵元殿。也就是说，无论是同住颐和园还是同住西苑，两人住的距离相当近，步行不过10多分钟。这种近距离很大程度上与仪礼有关。自道光帝坚持每日早晨向母亲请安后，皇帝如无重大事件每日早晨向母亲请安渐成皇家制度。咸丰帝如此，同治帝如此，光绪帝亦如此。除了请安外，光绪帝还经常“侍”慈禧太后早膳、晚膳（当时只吃两餐）和看戏，而这种今日看来充满家庭乐趣的活动，当时却是在严格的仪礼下进行的，以示皇家以孝道治天下。由此，两人居住地太远，会引起时间安排上和礼仪程式上的许多困难。据《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交往情况可见下表：

    正月同住而未请安共7天，其中3天因祀太庙斋戒，2天因祀谷坛斋戒，1天因咸丰帝生母生日，1天情况不明（正月初三日）。二月同住而未请安2天，因祀社稷坛斋戒。六月同住而未请安1天，因祀太庙斋戒。
    从上表可见，在当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同住或同处的日子占了三分之二强，请安、侍膳、看戏、阅操都是慈禧太后可以向光绪帝施加影响或直接下令的时刻，按照光绪帝自己的说法是“朕仰承慈训”。根据当时的礼仪，光绪帝见慈禧太后要下跪，慈禧太后每次来宫中或西苑，光绪帝都得跪接跪送。慈禧太后可以向光绪帝下旨，在清朝官文书中称“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表现为政治权力上的上下级关系。(69)在重大事件上，光绪帝须请示，须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去了几次颐和园？每次去时决定了哪些事项？就《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并参阅各类档案，从四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光绪帝共去了10次颐和园。在园期间的重大决策可见下面所述：
    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其中二十二日决定：荣禄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仍兼步军统领，刚毅协办大学士调兵部尚书仍兼军机大臣，崇礼调刑部尚书仍兼总理衙门大臣。此次在园期间，光绪帝最大的收获是慈禧太后同意变法。这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可以看出：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术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70)
    此中提到的“退拟旨”一道，即开始百日维新的谕旨。
    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其中二十七日颁下朱谕，罢免翁同龢；命直隶总督王文韶来京陛见，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命准备调任四川总督的原福州将军裕禄即行来京；撤销督办军务处；命大员补授需向慈禧太后谢恩。二十八日，命崇礼署理荣禄所遗之步军统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授康、张为总理衙门章京。
    五月初四日至初九日。其中初五日下令废八股改试策论；命王文韶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崇礼补授步军统领，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初六日，派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事务。
    五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其中十五日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授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71)。其中二十二日命各省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二十三日命裕禄为军机大臣。二十四日授江苏巡抚奎俊为四川总督，江西巡抚德寿调江苏巡抚，江宁布政使松寿升江西巡抚，袁昶补江宁布政使。二十五日批准经济特科章程；驳回总理衙门议康有为条陈，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切实筹议，毋得空言搪塞。二十七日命各省裁兵，命张之洞返回湖北本任，毋庸来京。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初三日。其中六月初一日批准张之洞、陈宝箴的科举新章。
    六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其中十五日设铁路矿务总局，派王文韶、张荫桓为大臣；允司员士民上书言事；梁仲衡补刑部右侍郎。
    七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其中初二日批准礼部所奏科举章程。
    七月初七日至初八日。其中初八日决定九月初五日至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天津阅操。
    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十四日撤詹事府、通政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裁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裁东河总督、漕运总督及卫所各官，
    裁无漕运之粮道、无盐场之盐道。(72)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其中二十二日命裕禄为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敬信退出总理衙门；命裕禄、李端棻为礼部尚书，阔普通武为礼部左侍郎，萨廉为礼部右侍郎；命李培元为吏部右侍郎，刘恩溥为仓场侍郎，曾庆銮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停办昭信股票。二十三日，电令原湖北巡抚谭继洵来京听候简用。
    而在百日维新期间，慈禧太后共3次离开颐和园来到西苑，其第一次为六月初八日至初九日，事为初九日为其夫君咸丰帝的生日；其第二次为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事为二十六日为光绪帝生日；其第三次为七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事为十七日为咸丰帝忌日。在此期间决定的重大事件有：七月十六日寿荫补广州将军，色楞额补热河都统。
    从上所述可见，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身影。从制度上来看，此应视为是事前请示。惟一的例外是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两天（十八日慈禧太后离开西苑，二十一日光绪帝赴颐和园，此两天恰是光绪帝一人住在宫中）。十九日，光绪帝罢免了礼部六堂官，以主事王照为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二十日决定礼部各堂官的署任，(73)并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而这两天发生的光绪帝无视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自行做出的重大人事决定，也被一些研究者敏锐地认定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
    从张荫桓弹劾案看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
    实际上最能形象反映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的，为张荫桓弹劾案。对此，张荫桓日记中有相当传神的记录。
    张荫桓是光绪帝所信赖的重臣，曾任驻美公使，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他是康有为的同乡，在戊戌变法时作用甚大。(74)五月初三日，御史胡孚宸上奏参张荫桓，称其在办理英德续借款时，受贿二百六十万，与翁同龢平分。(75)根据重要折片上呈的制度，胡折当日即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之大怒。五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廖寿恒到张寓，告之当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同召见，慈禧太后为胡孚宸折“盛怒”，并让其第二天早晨递牌子，光绪帝召见。初六日光绪帝召见张时，军机大臣同在。光绪帝问张看过胡折没有，张答之：“阅过。总是奉职无状，辜负朝廷，乞恩治罪罢斥。”随后又为自己辩解：“胶澳事奉派与翁同龢同办，旅大事奉派与李鸿章同办，借款事与敬信、翁同龢同办。”
    上听毕，问廖寿恒：“昨日在太后前说是他一人经办，何以今日不说？你们甚么事不管，问起来绝不知道，推给一人捱骂。”上词色甚厉，仲山（廖寿恒）碰头不已。上又诘廖寿恒：“昨在太后前说他行踪诡秘，到底如何诡秘，今日为甚么不说？”仲山碰头不已。子良（刚毅，时任军机大臣）解之曰：“廖寿恒说话太呆。”上又诘廖寿恒：“昨言许景澄（原驻德公使，已奉召回国）回来换他，今日何以不说？”仲山奏言：“昨因太后盛怒，且亦奏明与张荫桓时有意见不投处。”上顾礼邸（礼亲王世铎，时任军机大臣，恭亲王去世后为军机领班）：“尔传谕张荫桓不必忧虑。”
    从此中可见，光绪帝在与慈禧太后同见军机时，虽对廖寿恒等人的言论不以为然，但因慈禧太后在场，诚恐诚惶，不敢多说，第二天将一肚子的怨气发出。此日记正是显现出光绪帝在慈禧太后面前和不在场时的不同态度，尽管他此时还正住在颐和园。
    张荫桓日记另记一件事，又可见慈禧太后政治权力也有其限制：
    关咏琴来为余慰藉，历言昨崇受之（崇礼，时任步军统领）到署，谓初五日早英年奉太后懿旨查抄余宅，拿交刑部治罪。与之耳语：“仍令候军机处旨意”。受之叩节时趋前跪，冀有懿旨，寂然无闻。及军机退直，受之询礼邸有无交派事件，礼邸答以无有。受之又询仲山，亦云无有。受之犹恐不实不尽，复令提督衙门章京赴仲山寓所询之，仍云无有。受之乃返。德和园听戏，仲山问受之所询交派何事，受之具以英年之说告仲山，谓无所闻。豫甫（立山，时任内务府大臣）劝受之以若事则不宜喧嚷云。(76)
    崇礼于荣禄赴天津后署任步军统领，五月初五日改实授。英年属正白旗汉军，隶内务府，曾任奉辰苑卿，时任工部右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由其来传懿旨，将张荫桓抄家并交刑部治罪，当属不合体制。正式的谕旨应来自军机处。崇礼由此受到了提醒，他借授职谢太后恩时，有意前趋，希得慈禧太后当面下旨，然未与闻。于是他等军机处下值后，向军机领班礼亲王世铎、军机大臣廖寿恒反复询问，未得结果。但他仍不放心，派人到廖寿恒家中核实。最后，崇礼因未得到慈禧太后亲自下达的懿旨，也未得到军机处传来的正式谕旨，将英年所传懿旨搁置。尽管崇礼在立山的劝告下，将此事不了了之，而不再喧嚷，但消息还是流了出去。(77)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之小结：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存在着两种制度：其一是事后报告制度，即军机处每日将前一日朱批、口谕、电旨连同其“事由”上报慈禧太后；每日将当日重要折件及简要相关谕旨上报慈禧太后，其中个别折件光绪帝对慈禧太后有所隐瞒；军机处很可能未将全部明发、廷寄、交片谕旨上报慈禧太后。其二是事前请示制度，除个别情况下以军机处奏片的形式向慈禧太后请旨外，主要是在光绪帝面见慈禧太后时，须将重大政治决策和高级官员任免，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惟一的例外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对此慈禧太后事后虽为不平，但无法推翻光绪帝的“擅自”决定，只能在礼部新任六堂官的实授上表示其态度。在胡孚宸劾张荫桓案中，又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可控制光绪帝，但因体制问题，她还不能直接通过军机处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懿旨。也就是说，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须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
    三、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治异动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前往颐和园。由此至八月初三日，他在颐和园住了5天。光绪帝此次住园的时间安排为七月二十五日所决定的。(78)此为他从颐和园回来的第二天。光绪帝之所以很早便决定其赴园及回宫的时间，是因为皇帝的仪制。每次出行，随行的太监即有相当大数量，(79)此外还牵涉到内务府、侍卫处、护军营和步军统领衙门等众多机构与人员。由此，每次光绪帝去颐和园都提前3至8天不等，预先发出通知。
    开懋勤殿与七月三十日给杨锐朱谕
    光绪帝此次去颐和园，其目的之一是请示慈禧太后批准开懋勤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称：
    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下矣。
    而在该书的卷六《谭嗣同传》中说法稍有异，“懋勤殿”后称“设顾问官”，“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改称“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并称：“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80)康有为对此声称懋勤殿一事是其一手策划。(81)康、梁的这一说法，有其破绽。其中最重要的是，光绪帝当时与谭嗣同、宋伯鲁并未相见。(82)
    然而，康、梁所言光绪帝有意开懋勤殿的打算，却是可以证实的。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湖北补用知府钱恂。钱于第二天电告张之洞：“昨召见三刻，上询鄂，为详敷奏，兵为先，蒙许可，议政局必设。”(83)此中的“议政局”，与懋勤殿功能相同。又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召见北洋候选道严复。严复于八月初一日告诉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84)与严复甚有关系的《国闻报》，八月初二日更是登出了消息。(85)钱恂、严复之所以如此认定此事，很可能是在召见时，光绪帝有所透露。
    召开懋勤殿的说法，自然引起各位研究先进的注意和引用，而孔祥吉先生依据康有为的说法，指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鲁的《选通才以备顾问折》、二十九日徐致靖的《遵保康有为等折》、同日王照的《遵保康广仁等折》为康有为所拟，皆是关于开懋勤殿的文件，并据王照的书信及与犬养毅的笔谈进行考订。(86)然而，此三折至今尚未在档案中检出，关于懋勤殿的设计及人选，现在仍是无法完全确认。
    据《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记：
    二十九日庚辰，卯刻，上诣倚虹堂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景福阁，侍早、晚膳毕，驻跸颐和园玉澜堂。(87)
    此一材料说明，光绪帝这一天动身很早，其与慈禧太后见面交谈时间较多，即乐寿堂请安、景福阁侍早膳、景福阁侍晚膳。然而，《清代起居注册》的这一记载似有误。据内务府《记事珠》：七月二十八日“侍卫处来文。为明日皇上办事、用早膳、召见后，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驻跸颐和园等因”。由此可见，光绪帝此日动身较晚，但仍有请安和侍膳。(88)此文献所记是事先的安排。而宫中《穿戴档》称：“卯正，上请至乾清宫见大人，毕，还养心殿。……办事后外请至颐和园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89)而该档属事后的记录。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也可以于此证实，该日光绪帝“办事后驻跸颐和园”。
    由此可以确定，光绪帝是在这一天政务处理完毕后去颐和园的。这一天的政令与慈禧太后没有关系。这一天两人的见面为“请安”，也有可能“侍膳”。然在这一天见面中，光绪帝有没有向慈禧太后请示懋勤殿的设计与人选，以及如何请示，档案中自然无记录。而若孔祥吉先生关于宋、徐、王三折为懋勤殿之设计与人选的考证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光绪帝即使不谈，懋勤殿一事，也已经报告了慈禧太后。据《上谕档》军机处奏片，二十八日宋伯鲁折奉旨“暂存”，二十九日徐致靖折、王照折均奉旨“存记”，当日即将原件及相关谕旨上送慈禧太后。(90)
    康有为一直企图在清朝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并由此进入政治的核心。先是自己上奏设制度局（二月十九日、五月初四日），后代宋伯鲁上奏设议政处（二月初八日），再后代阔普通武上奏设议院（七月初三日，此处的议院非代议制机构，实为议政机构），
    又再后代徐致靖上奏设散卿（七月二十日），与徐致靖同时上奏的张元济，多少也受康有为影响，也要求设立议政局。形式虽有多变，然性质大体相同。此时的懋勤殿，最初由梁启超于六月初六日代李端棻上奏时提出，光绪帝交奕劻、孙家鼐议复，结果还是驳回。(91)可以说，当时高层政坛对康有为的用意看得十分清楚，进行了全面的阻击。光绪帝尽管对康有为的建策有赞同之意，但对康党接二连三的提议，其处理方法仍是按旧制办理，即交总理衙门、军机处或其认为态度比较缓和的孙家鼐等人核议具奏，同时将康党的各种提议作为重要折件上送慈禧太后。由于康党的此类提议在交议时全部被驳或被拆解而失其意，慈禧太后无须直接出面干涉。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惟此一条决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决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当光绪帝将开懋勤殿一事直接向慈禧太后提出时，对权力十分敏感且权术十二分精深的慈禧太后当然知道此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出的议政机构的基本特点是，人员不受品秩的限制，设于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表面上为政治咨询机构，实际上将是政治决策机构。原有的负责咨询和议政功能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机构，将会变成单纯的执行机构。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若同意开懋勤殿，将对其与光绪帝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进行大修改，而且会是实质性的修改。也就是说，光绪帝10天前“擅自”罢免礼部六堂，是对其权力的否定，光绪帝此时提出开懋勤殿，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从她的角度来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
    尽管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大争论并没有档案记载，但争论的问题及最后的结论，却从光绪帝三十日给杨锐的密诏中清晰地流露出来。
    黄彰健先生1970年的著作，对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进行了考证，得出结论：此诏发出时间为七月三十日（9月15日），最好的版本为赵炳麟在《光绪大事汇鉴》所录，康有为对此诏进行了篡改。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为。据此，摘录赵氏所记此诏：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黑体为引者所标）
    在此诏中，光绪帝两次提到了“议政”，即设懋勤殿的核心；两次提到了“通达英勇之人”，即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对理由，即“恐失人心”；提到了“十九日之朱谕”，即罢免礼部六堂官，慈禧太后当面向光绪帝表示其反对意见，即处理“过重”；提到了“朕之权力”，也就是上节所讨论的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最核心的一句是“朕位且不能保”。根据上引密诏的提示，可以想像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论的场景，并可得出三点结论：一、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建立议政机构的意见，也可能提出了由康有为及其党人参加或主持此议政机构的意见，慈禧太后则提出了对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指责；二、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对建立议政机构、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以及罢免大臣，“实有未足”，该项政治权力属于慈禧太后；三、慈禧太后警告光绪帝，若其越出权限，其皇位“不能保”。(92)
    光绪帝的密诏显示了政治异动，就慈禧太后的性格及以往的处事方式而言，其一旦提出了对光绪帝皇位的警告，不会只言不做，而将会调整她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也可能在此时她考虑了走向前台。
    光绪帝的密诏也显示其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下的退缩。他虽没有放弃全变旧法、罢免老臣、登进新人议政的想法，但以“不致有拂圣意”为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又已决定他必然再次后退，直到交出权力。
    除了这一密诏外，七月三十日，档案上所反映的政治情况还属基本正常。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召见了崇礼、杨锐、军机。(93)宫中《穿戴档》称：“卯正，外请至仁寿堂见大人，毕，还玉澜堂。……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由此可见，光绪帝发给杨锐密诏的时间似在该日见慈禧太后之前，由此还可见，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争论可能发生于二十九日请安时。光绪帝于七月三十日向慈禧太后请安时有何内容，档案中自然不载，但这一天所发出的谕旨数量比前几天为少。(94)
    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召见后，光绪帝于当日发下两道谕旨，其一是明发：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其二是交片：
    交候补侍郎袁。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袁世凯著于本月初五日请训。钦此。”相应传知贵侍郎钦遵可也。(95)（黑体为引者所标）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一事，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论及，分析也为深入。但还有一些情况，我以为需要在此进行补证。
    其一，袁世凯的提升有无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
    这里面首先的问题是，袁世凯的提升，属于光绪帝权力范围之内，还是应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据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此中提到的“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当属须经由慈禧太后批准的重要人事任命，而袁世凯的候补侍郎，正在边缘，袁升任后也无谢太后恩折。(96)也就是说，此事可经慈禧太后，似也可由光绪帝自行做主。
    至于此事是否经过慈禧太后批准，虽然没有直接的档案材料，但也有一些痕迹值得考虑。一、慈禧太后知道召见袁世凯一事。七月二十六日徐致靖保袁折上，当日发出电旨给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军机处也于当日将徐折及该旨上送慈禧太后。此事的处理符合当时的办事程序。二、此时光绪帝一直住在园中。《清代起居注册》八月初一日记：“上诣乐寿堂慈禧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颐乐殿侍早、晚膳，看戏毕，驾还玉澜堂。”(97)这一天，他与慈禧太后交往的时间超过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三、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发出的密诏，承认自己在“登进通达英勇之人”方面“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并表示了“不致有拂圣意”的态度。四、也是最重要的，戊戌政变后，荣禄于八月初十日奉到电旨：“著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著袁世凯暂行护理。”(98)由此，八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新任总督裕禄到达，袁世凯共护理了九天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如慈禧太后对袁有恶感，依其性格，宁可费时费力，也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职权放在袁手中。也因为以上几点，我以为，袁世凯的晋升很可能光绪帝向慈禧太后面禀过。
    其二，袁世凯的晋升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按察使为正三品，侍郎是正二品，从品级上说，袁世凯是超擢。但就当时人的观念来说，实缺要比候补好。当时清朝的候补官数量相当大，正二品虽说是高官，但此衔在当时已滥。若不是袁世凯，其他的实缺按察使升候补侍郎，一般并不认为是太大的好事。
    可袁世凯不同，他以浙江温处道“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在甲午战争前夕回国，一度被派往东北清军前线营务处。甲午战败后，仍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光绪二十一年前往小站接练“定武军”，将之改造成有七千之众的“新建陆军”。(99)光绪二十三年，袁由正四品的道员超擢正三品的直隶按察使，仍专办练兵事务。也就是说，袁世凯的浙江温处道、直隶按察使虽为实缺官，但并不赴任，仅仅是品级而已。他由正三品超擢正二品，是因其本缺是文官。(100)而侍郎一旦补缺，也可以不上任，各部堂官共有六员，其中有人差使在外，在清朝也是经常之事，如以往的外派学政和此时的外派公使。也就是说，对袁的晋升，只是品级的变化，其事务并无变化。当时驻在直隶的三支主力部队，聂士成为直隶提督，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皆为武官的从一品，相较之下，袁世凯的文官正二品，与之相差不多，尽管文官的地位在当时要比武官高出许多。
    而袁世凯此次晋升，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谕旨中所称的“著随时具奏”。他获得了上奏权，有了与光绪帝直接文字交流的机会。而在此之前，他的意见需要通过直隶总督荣禄。
    其三，袁世凯的晋升光绪帝有无深意？
    赵立人先生1990年论文、戴逸先生1999年论文均已证明，康有为及其党人，早就对袁世凯进行工作，以期待在今后的政治变化中袁能拥帝倒后。尤其是戴先生的论文，以徐世昌日记揭示了戊戌年六月徐仁录在天津、小站的活动以及徐世昌、袁世凯的表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光绪帝对康党的军事策动工作是知情的。由于当时康有为及其党人与光绪帝之间无法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交谈，而此类情节也难以用文字方式上奏，似又可以反过来推断，光绪帝对此一无所知。由此看来，我以为，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可能有几分道理。周传儒先生1980年文章称：“据新会所说，慈禧拟于天津阅兵之顷，实行废立是事实。光绪召袁世凯入京觐见，企图引袁自卫，亦属事实。”梁启超此论的前提是天津废立，并光绪帝发现其谋。今日的各位研究先进，如赵立人先生、杨天石先生对后党的天津废立阴谋，均持否定态度，认为此是康有为的想像或为军事策动而制造。姜鸣先生更是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想像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101)我同意各位研究先进的说法。就前节所述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无论是训政还是废帝，慈禧太后都毋庸跑到天津借荣禄之刀，更何况天津阅操决定于四月二十七日，具体时间决定于七月初八日，当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尚未出现明显的政治危机。(102)但我仍以为，梁启超的说法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即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似有“引袁”之意。对此，也有一些痕迹可供今人思索：其一是，当日谕旨中“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似有鼓励袁有事不必经荣禄，而直接上奏之意。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八月初二日袁世凯谢恩召见时，
    据袁世凯的记录，光绪帝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103)后一句话明显地让袁摆脱荣禄的控制。其三是据袁世凯称，他在被召见的当日，要求尽快请训，以便其回天津为阅操准备。而当日发下的交片谕旨是初五日请训，也就是说，光绪帝在召见的当时，知道其后还会再见两次，一次为谢恩，一次为请训，而请训之日，光绪帝已回宫而不在颐和园。
    光绪帝“引袁”的目的是否如梁启超所称，所谓“自卫”，即与慈禧太后将来以武力相抗？这似为不可能，因为前一日给杨锐的密诏中还表示了“不致有拂圣意”的想法；但他让袁世凯与荣禄“各办各事”，却透露出其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他想摆脱老臣们的包围，用新派人士开出一些缝隙。这里面还有必要介绍荣禄与直隶境内三支主力部队的关系。
    甲午战争期间，清朝成立了督办军务处，其督办为恭亲王奕訢，帮办为庆亲王奕劻，会办为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步军统领荣禄、礼部左侍郎长麟。在这个名分极高的机构中，其灵魂人物为荣禄。在此期间胡燏棻在小站编练的“定武军”，隶于督办军务处。袁世凯接任后，其隶属关系并没有改变，尽管他后来超擢直隶按察使，但当时的直隶总督王文韶并不能控制袁部“新建陆军”。随着奕訢和李鸿藻去世，奕劻更多注重总理衙门事务（其为总署领班），翁同龢罢斥，长麟革职，督办军务处成了荣禄的一人天下，其下属的军队也只袁世凯部一支了。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即百日维新开始的第四天，光绪帝根据慈禧太后的意图，进行了人事调整，荣禄替代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也就在同一天，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在军务各有专司，督办军务处著即裁撤。”(104)五月初九日，督办军务王、大臣奕劻等上奏，《遵旨裁撤督办军务处折》，奉旨：“知道了”；《袁世凯请归直隶总督节制折》，奉旨：“依议”。(105)袁世凯部的隶属关系由此转归直隶总督管辖。按照当时人的思考方式，既然督办军务处不再存在，袁世凯部交给其老上级同时又是其驻地的军政长官节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已建立，御史胡景桂参劾袁时，荣奉旨调查而保全之。(106)荣出任直隶总督后，奉旨保举人才，开列了31人的大名单，袁世凯亦列名其间。(107)尽管袁世凯与康有为及其党人也有相对频密的政治关系，但他与荣禄的关系似为更深一层，更何况甲午战争后荣一直是其顶头上司。
    直隶境内的另一支主力部队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共30营，约万余人，驻在天津东北宁河县的芦台镇，这是他长期驻防的地区。按照清代制度，直隶总督有权节制其境内的武力，聂士成部长期归直隶总督管辖；又按清代制度，提督有直接上奏权，聂士成也可以向光绪帝上奏，并由光绪帝直接发下谕旨。但后一种现象，清代很少出现，在档案中也看不到戊戌年聂士成直接请旨的奏折。
    直隶境内还有一支主力部队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共20余营，约万余人。当其镇压河州回民之反叛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底奉命率军东向，驻在山西。(108)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因德占胶澳、俄占旅大、英俄关系紧张时，据督办军务处的提议，光绪帝调董军驻直隶正定府一带，以防不备。(109)董军入直隶后，当然受直隶总督节制，但董有上奏权，也经常使用此权。
    袁世凯获上奏权后，其与荣禄的隶属关系虽不能因此改变，但若其运用得当，也可与荣禄分庭抗礼，即如光绪帝所说的“各办各事”。这当然需要光绪帝的出面支持。清代此类事件也有先例，最为人们熟悉的是，曾国藩以侍郎衔领兵交战于江西，根本就不买江西巡抚的账，不过那是战时。
    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口谕袁世凯“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其内心世界究竟为何，今人无可知晓。但他与袁世凯还有一见，时在八月初五日，或许他会说些什么。然至其时，局势已经大变。
    其四，袁世凯的晋升是否引起了慈禧太后及后党的警觉？
    梁启超称：
    谭嗣同荐袁世凯之将才，上乃召袁世凯询问兵事，欲以备参谋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将应办事宜，专折具奏，俾其独将。……荣禄素怀不轨，知事已急，即日造谣，三电总署云，英俄开战于珲春，英舰七艘泊于大沽，立调袁世凯出津防御……荣禄先调聂士成军于天津，袁世凯五日夕至津，荣禄复留之于天津……(110)
    康有为亦称：
    荣禄见袁世凯被召，即调聂士成守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密入京师，以备举大事。(111)
    苏继祖称：
    天津督署调武毅军十营，即日来京，声言用备皇差弹压。实因闻袁世凯赏以侍郎，颇觉骇异，先诈称英俄开仗，调袁回防，预调聂军，防袁有变。袁到津时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112)
    赵炳麟称：
    署直隶总督荣禄调提督聂士成举兵来津，提督董福祥移军长辛店，屡电促袁世凯还营。先是怀塔布、立山等皆至津言宫中事，怀、立久领常侍，太后党也。怀被革，尤怨上，思制之。御史杨崇伊善总管太监李莲英，内事纤悉，报知之。崇伊亦出天津诣荣禄，告曰：“上之用慰亭，欲收兵权也。上得权必先图公，公其危哉。且康有为乱法，臣工怨之，事宜早图也。”编修林开谟，旭（林旭）同族叔也，素恶旭所为，而因旭多知内事，亦在荣禄座上，赞崇伊言。荣禄乃称英俄开仗，珲春英舰七艘窥大沽，调聂士成兵二十营来津，董福祥移军长辛店，三电总署促袁世凯还营。荣禄谓崇伊曰：“尔言官也，可约台垣请太后训政，试归与庆邸谋之。”遂为书与崇伊还京。(113)
    以上说法，多为各位研究先进所引用。其基本意思是袁世凯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也开始发动，准备以武力来制服袁。对此，袁世凯亦称：
    （初三日）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114)
    袁世凯证实荣禄有电报来，让其回任；并证实聂士成军已奉命而调动。天津《国闻报》八月初六日称：
    聂军门以九月望圣驾幸津阅操，所有武毅军步、马、炮各营队，均须先期移扎天津，闻左右两军计十营，已于初四、初五等日由芦台拔队来津。有见之谓各军士均系行军装束，手挺枪，背负囊，系腰子药包，步骤井井，与别军开差形境，迥然不同。即此行路一端，亦足见军容之整肃矣。(115)
    《国闻报》证实了聂军的调动，但称是为阅操而动。然而，此外还有一些疑问尚未证实：一、荣禄的电报是否造谣，即为其制袁提供借口？二、荣禄调军的目的是否为制袁，以配合京中的行动？三、董福祥军是否也同时调动？
    首先看荣禄是否造谣英俄开仗。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引荣禄于八月初三日给总理衙门的三封电报，并引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电报，称英俄开战系依克唐阿提出，由此证明荣禄未造谣。此中的考证应当说是完备的。但黄先生的著作出版后，关于荣禄造谣的说法在各种著述中依旧不绝。林克光先生1987年在《近代史研究》的论文中，引苏继祖的说法后称：
    这个记载是符合事实的。查《电报档》荣禄确实在八月初三日连发三封电报，伪称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并以此为借口，一面派专弁遗书袁世凯，令“即日回防”；一面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
    此处不妨再看看黄先生著作中所引的三封电报。由于黄先生在引证时有若干笔误（虽不妨碍其结论），以下据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总理衙门清档》及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电报档》，再次引证如下：
    初二日戌刻，接聂提督电称，昨下午六点钟由营口来兵轮七艘，三只泊金山嘴，四只泊秦王岛。风闻系英国兵舰，何以突来如此之多等语。复于亥刻又接该提督来电称，查沽子药库在塘泊［沽］南，现外国兵轮已泊塘泊［沽］口内，系在大沽子药库背后，相去太近，求饬罗镇严加防备各等情。除电饬罗镇不动声色暗为防探，并一面派委黄道建筦密赴塘沽查探。特先电闻，务望询明英使何事，即先电示。一俟黄道查复，再行电达钧署。禄。萧，亥刻。
    顷电想达。复于子刻接李镇大霆电称，顷据榆防袁统带飞禀，前电言洋河口、金山嘴来兵轮四艘，距岸二十里，查系英艇，复问来由，直谓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云云。同时又接该镇来电言，复接袁统带电称，今日来英国鱼雷艇二、兵轮一，连前共计七艘，内有提督座船一艘，齐泊定远炮台前面，离岸约八里许。职镇准于初三日搭车赴关各等情。查俄国现在并未开衅，该兵船所称俄意不善，来此保护等语，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抑或他国捏称英船，均不可知。特此电闻。禄。江，子刻。
    昨据聂提督电称，外国兵轮泊入塘沽口内，当派黄道建筦密往探视。顷据复电称，职道已于初二日到塘沽，详查口内并无英兵船，塘沽只泊日本兵船一艘，查系前两月所来。现口外亦无兵船等情。除一面电饬大沽炮台、山海关各口确实查探究竟何项兵轮，共有几艘，现泊何所？俟查复到时，再行电闻。禄转。江，午刻。
    以上三个电报于八月初四日由总理衙门呈光绪帝。(116)
    从上引电文可见，荣禄的电报虽是初三日收到，但最早的一份却是初二日半夜发出，第二、三份是初三日早晨、中午发出。如果荣禄决心造谣的话，也就是至迟于初二日作出决定。袁世凯晋升的上谕初一日明发，荣禄于初二日得知消息是有可能的。但荣称其开战的消息来源于直隶提督聂士成、通永镇总兵李大霆、在山海关防卫的袁统带，并称聂士成的第一个电报于初二日晚上收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荣与聂、李、袁统带达成攻守同盟，是相当困难的。荣禄的电报是以北洋大臣的名义发给总理衙门的，并要求总理衙门向英国公使诘问，若其是造谣，总理衙门很快便可核对，更何况荣已派负责外交事务的天津海关道黄建筦核明，塘沽并无英国军舰，军事紧张的区域在山海关方向。而黄健彰先生1970年著作继续引荣禄初四日两电，指明山海关方向的军事紧张八月初四日到达最高点后，于当日下午6点钟英舰队离开了山海关。也就是说，最晚在初五日早晨，总理衙门已得到荣禄的报告，直隶所辖的大沽、山海关两个防区的军事紧张已经解除。而此时的军事紧张区域转移到了海参崴、珲春一带。
    如果说聂士成、李大霆、袁统带均为荣禄的下属有可能助荣生谣，
    那么，黄健彰先生1970年著作同时引八月初三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给总理衙门的电报，明确指出金州副都统寿长向其报告“日内传闻英、日、俄在海参崴开仗，旅大两口俄人颇形慌乱”，这就是荣禄所不能控制的区域和官员了。(117)黄先生认为“不能说是荣禄造谣”的结论，应当是正确的。对此我还可补充一条材料，八月初九日，总理衙门收到荣禄的电报：“顷接沪道来电，闻英领事言，英将踞大沽、烟台以拒俄。不知钧署有所闻否？若袭胶澳故智，何以御之？祈荩筹密示。荣禄。青，巳。”(118)沪道即上海道蔡钧。他也听说了英、俄军事对抗的消息，并因事关大沽，将此消息转告荣禄。
    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争夺，日本采取了联英拒俄的外交方针。三国干涉还辽后，英、日与俄国在中国的争夺相当激烈。就历史真实而言，当时英、俄两国并未开战也无意开战，但英、俄决裂的消息却时有传闻，荣禄只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报告了不正确的传闻，他并没有造谣。事实上当时此类流言甚多甚广而影响很大。在北京的康有为对英舰到达大沽，英、俄即将开战的消息是认可的，并在其代拟的奏折中以此作为论据。(119)而在乡间闲居的杨度，也在其日记中称：八月初八日，“电报：英吉利兵船四艘泊大沽口，云俄将不利于中国，故为保护”。十五日，“英俄于海参威开战，又曰广东海面，未知孰是”。(120)
    如果认定荣禄并未造谣的话，那么，他调动聂士成的军队，就有可能是针对将会出现的英、俄开战。然此时的荣禄有无乘机调军制袁的打算？现有的材料还是不确切的。
    如果荣禄有制袁之意，最佳方案当然是隔绝袁世凯与光绪帝的联系，同时也隔绝袁与其所部的联系，即将袁控制在天津。从前引袁世凯的日记来看，荣禄的方法于此是吻合的，即令袁由京急速返回，而袁到津后，也未让袁立即返回小站。但用这种方法，调军只是防袁从天津脱走回小站掌兵，且以秘密行动为佳，荣就没有必要告诉袁世凯聂军已行动。更何况天津的发动须与北京同时进行，否则调军就不是针对袁而是针对光绪帝了。从北京的情况来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时间似要晚一些，而且一开始的目标也不太确定（后将详述）。
    如果说，荣禄仅凭初一日袁世凯晋升，而于初二日就已形成武力制袁的计划并开始实施，且已与北京方面商妥协同动作，同意此论的各位研究先进于此似还无法证明。由此，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称：“聂军的调动固然可能为了应付大沽局势，但也可能是为了防袁”，对此我是同意的，因为黄先生提出了两个“可能”，而对后一个“可能”，我的怀疑程度大于黄先生。
    称荣禄调董福祥军进占长辛店乃至进入仪彰门（广安门）之说，档案材料可以证明并无此事。
    前已叙及，董福祥军于闰三月由山西移驻直隶正定府一带，其部最南驻在获鹿，最北驻在保定，绵延三百里。四月，董福祥要求其军一部移驻近畿，未能实现。(121)五月，董军在保定与传教士发生冲突，光绪帝命直隶总督荣禄查办。(122)六月，荣禄处理完保定教案，提出建议：“此案现虽议结，甘军仍驻保定，既与教士有嫌，日久恐再寻衅。殊难防范。可否饬下董福祥将现驻保定各营，移驻他处，更为妥协。”(123)光绪帝批准了这一提议。此后董军以正定为中心，分扎各处。(124)从档案中，我看不到董军在八月初有调动的记录。董福祥此时尚不完全顺从于荣禄，荣若调其军，董必有奏报。
    与此恰恰相反，八月初八日董福祥出奏，称其得知光绪帝将奉慈禧太后于九月初五日至二十五日校阅各军，请求担任宿卫。该折称：
    伏查奴才所部前经议准移扎涿州，近因查明涿州不便驻扎，奏请仍留正定，毋庸开赴涿州，蒙恩允准。各营自操演外，实皆无事。恭遇銮舆巡幸，奴才岂敢自安。拟敬选派队伍，躬自率赴天津，以备宿卫。如蒙允准，奴才拟早日成行，余营仍留正定，暂且派员经理。(125)
    董福祥于此时发出此折，说明他对北京已经发生的政变尚不清楚。但该折清楚地表明，直至八月初八日，董本人尚在正定，其部也未有任何调动。董福祥此折于八月十一日到达，光绪帝已处于无权之地位，在该折上朱批“另有旨”。当日发下的上谕称：“董福祥奏恭遇銮舆巡幸请选派队伍亲赴宿卫一折，该提督应将所带队伍选派在营预备，听候谕旨遵行。”(126)也就在这一天，荣禄到达北京。第二天，荣禄进见，又下达了一道谕旨：“现在芦台以北山海关以南秦王岛一带地方，颇嫌空虚，著董福祥于所部甘军藉前往演习洋操为名，不动声色，酌拨数营，择要驻扎，以资镇摄。并谕令荣禄知之。”(127)秦皇岛一带，就是前次传闻英舰队游弋地区，很可能是荣禄根据上次的经验所做的军事补救行动。(128)八月二十一日，董福祥派何得彪率六营移驻秦皇岛的奏折到京，(129)当日下发的谕旨称：“董福祥所部甘军，分扎正定、保定、定州一带，形势散漫，不便操练。除何得彪所统六营移驻山海关迤南，其余所部各营均著董督率即行移扎南苑，认真操练，以便简派王、大臣随时校阅，俾成劲旅。”(130)根据此一谕旨，董军于八月二十五日起陆续开进，董福祥本人于九月初八日率亲军步队从正定出发，移驻南苑。(131)前引康有为、赵炳麟称董军的调动，很可能他们将事后的调动当作荣禄当时的密谋了。
    综上所述，我的看法是，一、荣禄没有造谣；二、荣禄调聂士成军防英、俄开战的可能性大，制袁的可能性很小；三、董军并未出动。当然，前两个结论是由黄先生最先作出，我在此不过稍有补证而已。
    由此再检视前引梁启超、康有为、苏继祖、赵炳麟各说，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梁、康因当时对袁有策动，因而对荣的各种行动难免过敏，将荣分散的行动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有预谋的行动；苏、赵是看到了事情的结局，由此将荣禄的行动进行“合理”的推论，而他们当时不若今日历史学家可以占有更充分的材料。
    另一位对袁世凯入京十分敏感的局内人是王照。他曾受康党之托运动聂士成，也与闻康党对袁的军事图谋。他回忆称：
    七月二十八日（当为二十六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于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实为三十日），太后已知之。(132)
    王照是根据自己的底牌来推测慈禧太后的思路，也无确据。孔祥吉先生据《随手档》查出王照于七月三十日确有《敬陈管见折》，称王照此说可信，但没有说光绪帝看到这一令人奇怪的奏折有何反应。(133)在此我还可以再做一点补证，当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本日四品京堂王照等折件，俟拟议办法，陆续恭呈慈览。”(134)看来光绪帝看到此折尚不明王照之用意，当日未作处理，也未送慈禧太后。又据军机处《上谕档》，王照的这份奏折，后来一直未有处理意见，也一直未送慈禧太后。
    八月初二日给康有为的明发上谕
    八月初二日（9月17日），军机处《早事》中记载：
    召见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林旭、军机。皇上明日办事后由颐和园还宫。
    召见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各有其原因。(135)召见军机是每日的公事。而召见林旭，却是一政治异常现象。同时，军机处也得到了正式的通知，第二天将按原计划由颐和园还宫。也就是说，虽有异常，但非严重。如果当时出现了重大事件，就不会有此回宫时间的确认。(136)这一天宫中《穿戴档》记：
    卯正，外请至仁寿殿见大人，毕，还玉澜堂。……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
    此一记载与以往几天的日程完全一致。从此记录来看，光绪帝应先召见林旭，后向慈禧太后请安。这一天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记录了光绪帝共收到58件奏折及附片和下达了18道明发、交片、字寄、电寄谕旨。而军机处《上谕档》中由内阁发下的一道明发上谕，却表现出极为异常的现象：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在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
    这一道谕旨，正如一些研究先进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发给康有为的，不如说是写给慈禧太后看的。
    从谕旨中透露，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有过一场交锋，其中的关键是康有为，结局是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让步。此事因何而起？我个人以为，仍是慈禧太后对“懋勤殿”之类议政机构的反应。这一天有两个情况应引起注意：一、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前叙宋伯鲁、徐致靖、王照有关懋勤殿的设计及其人选的三道奏折，于这一天由慈禧太后发下；二、当日吏部代奏主事关榕祚一折，要求重用康有为，“畀以事权，待以不次之位”，而此折当日立即呈送慈禧太后。(137)争论是否因上述两个原因所引起，我现在还是不能肯定。因为如果称上述两个原因引起争论，那么，光绪帝应在请安后再召回军机撰写上引之旨。这在军机处的流程中是不合常规的。但若称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关于康有为的争论不是发生在八月初二日，而是发生在八月初一日请安时，那么，军机处当日将关榕祚的奏折上呈慈禧太后，岂不是火上浇油。很难想像军机处一面拟命康有为迅速出京之旨，一面将要求重用康有为的奏折上呈慈禧太后，因为关榕祚的奏折属司员士民的上书，按照当时军机处的处理，一般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日收到当日上送也属异常（后将详述）。若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争论发生在八月初二日，也有一个问题，即光绪帝召见林旭的时间。按前引《穿戴档》，“见大人”在“请安”之前，若争论尚未发生，光绪帝召见林旭的用意一下子显得不清晰了。我个人还以为，《穿戴档》所记的目的，是记录光绪帝的穿戴，并非其日常工作的流程，若光绪帝未换衣装，有些活动负责记录的太监是有可能忽略不记的。由此，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关于康有为发生争论的时间以及光绪帝召见林旭的时间，就我所见的史料，尚不能予以确定。
    从上引谕旨来看，光绪帝在争论中似未能向慈禧太后当面说清楚，看来只能用明发谕旨的方式，向慈禧太后表示其态度。光绪帝在此谕旨中向慈禧太后表白处有三：其一是他不知道康有为还在北京。光绪帝此处是不诚实的。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于六月初八日发下，七月初五日还有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的奏折。至于汪康年拒交《时务报》的官司，也因刘坤一的电报，一直打到御前。光绪帝于七月初六日命黄遵宪顺道查办此事，到了八月初三日，也就是命康出京的第二天，黄遵宪才电奏查办《时务报》的情况。可以确认，
    光绪帝知道康有为尚未离京，但无力向慈禧太后相抗，只能采取躲避的办法。其二是强调他召见康有为只是一次。根据当时的谣言，康可以随意出入宫禁，经常与光绪帝密商政务。看来慈禧太后也听到了一些谣言，由此而质问光绪帝。光绪帝不敢当面为自己辩解，只能通过明发谕旨向慈禧太后辟谣。其三是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使用了“毋得迁延观望”的严厉词句，以向慈禧太后表白今后不会再与康有为保持联系。
    我个人以为，慈禧太后强令光绪帝让康有为离京，是因其已经觉察到康对光绪帝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此最为警惕。她坚定地认为，能够影响光绪帝的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只能是她本人；此外的一切，都应当除掉，就如先前放逐翁同龢一样。然而，赶走康有为，似乎又在表明，慈禧太后反应是有限的，她只是加强了对光绪帝的控制，是由上而下的另一类的“清君侧”，恢复和巩固其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似还没有考虑自己立即走上前台。其中明显的证据是前引军机处《早事》，“皇上明日办事后由颐和园还宫”。
    据康有为称，林旭带下了光绪帝的密诏，此即康有为所称的第二道密诏。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称康此处必有篡改；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据梁启超对康有为诗的小注，称第二道密诏是由林旭传来的口诏，康有为据此伪造；汤志钧先生1985年论文，考证了第二道密诏的版本，认为确有第二次密诏，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新闻报》所刊为其最初的版本，康有为有所改窜；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放弃了口谕的说法，而是采用了汤志钧刊布的《新闻报》该诏言词。
    以上各位研究先进，所据资料大体可录于下：一、王照称：“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138)二、梁启超称：“先生于八月初二日奉朱谕命出京，初四日复由林暾谷京卿传口诏促行，初五日遂行。”三、梁启超又称：“先生当国变将作时，曾两次奉朱笔密诏……第二次由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林旭传出者。两诏启超皆获恭读。……其第二诏末数语云：‘尔爱惜身体善自保卫，他日再效驰驱，共兴大业，朕有厚望焉。’”(139)在第一条材料中，王照承认有第二诏，但对其内容仅认定了“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而“以待他日再用”六字是该日明发谕旨中所没有的。在第二条材料中，梁启超提到了口诏，也提到了八月初二日的朱谕。如果将八月初二日朱谕当作上引该日明发上谕看待，那么就没有密诏，而只是口诏；如果将八月初二日朱谕当作第二次密诏，那么，除了第二次密诏，还另有口诏。光绪帝初四日并未召见林旭，若有口诏，也只能是初二日对林旭所言，此中的“初四日”应是林旭向康有为传口诏之日。林旭于八月初三日随光绪帝由颐和园回到城内，第二天向康有为传口诏也合于情理。在第三条材料中，梁启超称其亲见第二诏，十分委婉地否认康所称“出外求救”等语，但称“共兴大业”一语，汤先生的论文对此表示了疑问，黄先生的著作更是指出，此语与光绪帝的身份不合，不是君主对臣子的口气。
    由此，我以为，初二日光绪帝召见林旭，也有可能并无密诏下发，只是让林旭传达他的口谕；如果光绪帝真有第二道密诏，也不能相信梁启超的说法，只能认定王照所称的“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
    八月初三日参预新政军机章京“签拟”权力受限
    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出现了政治权力的异常，由于该件十分重要，特引其全文：
    本日陈兆文奏保举人才片，奉明发谕旨一道。闵荷生奏请将会馆改学堂片、耿道冲奏请设保险公司折，又二十七日胡元泰请清教案呈、宋汝淮条陈矿务河工呈，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总理衙门代递张元济条陈折一件，户部代递闵荷生、耿道冲条陈折各一件，陈兆文条陈折一件，濮子潼条陈折片各一件，均奉旨存。都察院代递柽格等折呈，俟拟定办法，再行签呈慈览。谨交陈兆文等各原折、片、呈并昨日因应行钞录未及呈递之孙家鼐、阔普通武、陈季同、金蓉镜、暴翔云、霍翔各原折恭呈慈览。谨奏。(140)
    其中最要害的是“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一语，也就是说，谕旨在下发前，要经过慈禧太后，原来的事后报告制度，变成了事前请示制度。最先注意到这一奏片的是林克光先生。他于1987年写了两篇论文，称此日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实际日期，从这一天起，光绪帝“失去了单独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也支持林先生的看法，称“这种变化表明光绪帝已不能自行处理日常政事，他只能‘拟定办法’，然后向太后请示，待太后同意才能办理，权力已转移至太后手中”。
    应当说林先生在此有了重大的发现，但他放大了这一发现，其结论是不正确的。从《上谕档》来看，上引军机处奏片中侍讲学士陈兆文保举李稷勋片，就奉明发谕旨一道，“翰林院庶吉士李稷勋著预备召见”，即没有经过慈禧太后而下发了。而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陈兆文的正折是《请召张之洞入直军机折》，光绪帝甚至就没有上送慈禧太后。
    除了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奏片外，林先生的重要佐证之一是当日《上谕档》仅记李稷勋预备召见一道，“而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却记有派李盛锋（铎）代理驻日公使的上谕，《光绪朝东华录》有记令荣禄切实办理保甲的谕旨，此二道谕旨《上谕档》均无记载，可见非光绪所发，而是慈禧撇开光绪直接下发的。”“光绪帝已于六月二十四日令维新派黄遵宪任驻日公使，这时慈禧以李盛铎代之，证明初三日慈禧已取代光绪帝亲自发布上谕和裁决日常政务。”
    林先生在此犯有错误。军机处记录上谕有多种档册，其中《上谕档》只是一种，派李盛铎为代理驻日公使是用电报发给驻日公使裕庚的，而《上谕档》是不记录电旨的，有关电旨则记在军机处另一档册《电寄档》中，同日还记有光绪帝发给四川护理总督文光、广西巡抚黄槐森电旨各一道。此三道电旨皆未经过慈禧太后批准而由光绪帝下发了。(141)林先生以《上谕档》未记有此电旨，即称是由慈禧所发，是因其对军机处档册制度不熟悉所致。然而，李盛铎的继任，也非因慈禧太后，而是出自驻日公使裕庚的提议。早在六月十七日，总理衙门收到驻日公使裕庚的电报，“庚自上月久病，弱不能步。东西医谓：非内渡不能治。田贝（卸任美驻华公使Charles Denby）到卧室所目睹。使必筋力为礼，岂可卧治，焦灼之至。求早定人，请旨简放，速来接替，以免贻误。”(142)为此，光绪帝以黄遵宪接替之。可是黄遵宪由湖南起程后，一路生病，多次请假。裕庚见黄接任无期，遂于七月初九日电总理衙门，称其腿疾已不能上楼，“仰求奏明先派员前来代理”。(143)而七月二十九日，黄遵宪在上海电总理衙门，称患肺炎，难以就道，九月二十日日本天皇诞辰“似须仍由裕使庆贺”。当总理衙门将此意电告裕庚时，裕大怒，回电称：
    卅电祗悉。庆贺大典，但能勉强，岂敢有意忽略，惟腿疾非别病可比，众所共睹。九月万不能愈。庚陈知已久，实不敢任贻误邦交之咎。且黄使来既无期，使署公事病躯难以支持。现患已入膏肓，前代奏赏假两个月赴沪调理并请旨派员代理数月，譬如现看学校之四人中似皆可备选择。黄使新病，仰邀格外体恤，庚三年无功，亦无同乡相助，诚不如黄使。惟久病就医，圣朝所曲宥，亦求垂怜万一，幸甚。(144)
    此中的“现看学校之四人”即为派往日本考察大学事宜的江南道御史李盛铎、翰林院编修李家驹、翰林院庶吉士寿富、记名御史工部员外郎杨士燮，而李盛铎先期赴沪准备行装。(145)总理衙门于八月初二日收到裕庚大发怨怒的电报，初三日又收到荣禄帮裕庚说话的电报，(146)正是在此背景下，光绪帝选择了李盛铎暂行代理。此事与慈禧太后似无关联。
    至于称《光绪朝东华录》中有令荣禄切实办理保甲的谕旨，此系林先生之误读，将荣禄奏折中照录六月十二日之谕旨，误为当日下达荣禄的谕旨。且《光绪朝东华录》收入此折的日期也有误。查当日军机处《随手档》并无荣禄奏折，而在七月十九日记有荣禄《办理保甲渔团折》，奉朱批：“知道了，著严饬各属切实办理，毋得徒托空言，仍属有名无实。”(147)此为收到荣折的准确日期。林先生称《光绪朝东华录》有慈禧太后给荣禄谕旨，是其未细察史籍和档案所致。
    林克光先生认为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失去独立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其主要证据是将前引军机处奏片与初二日的军机处奏片相比较，初二日奏片称：“又，本日内阁代递曹广权等条陈，现在拟议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这是很明显的事后报告制度。然林先生又称：“必须强调指出，《上谕档》自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有‘恭呈慈览’的记载起，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止，从行文格式到对奏折的处理办法完全相同，‘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有时仅简单记本日某某折恭呈慈览）。”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沿用了林先生的说法：“自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完全归政后，日常事务就由光绪帝处理，虽然不时向太后请示，但大多是办理后才向其报告。《上谕档》有这种记录，通常记有某日某些奏折‘现拟议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这种记录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林、房两先生的上述说法，涉及我在前节所言明的重要奏折须当日以原件上送慈禧太后的制度，应进行仔细查考。然对照《上谕档》，林先生的提法语意不清，而房先生的提法则是有误。
    我虽未查明重要奏折上送慈禧太后的制度始于何时，仅就我所见到的《上谕档》、《洋务档》而言，军机处向慈禧太后报告上送奏折的奏片，大体上如同林先生所称的“简单”方式，即称本日某某奏折及相关谕旨“恭呈慈览”，并无“分别办理后”之类的词句，这里面牵涉到重要奏折上送须在当日的制度。(148)最初出现“办理后”再呈送慈禧太后的说法，始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该日《上谕档》中军机处奏片称：
    本日户部奏代递主事宁述俞折一件、王凤文呈二件、彭谷孙呈一件、陶福履呈二件，宗人府奏代递主事陈懋鼎折一件，现在酌拟办法，拟明日再呈慈览。再，二十日总理衙门奏代递知县谢希傅条陈呈一件，谨于今日呈递。谨奏。
    该奏片称，当日收到的折件，因来不及立即处理，无法上送慈禧太后，表示“明日”再呈。而前天收到的一折，今日上呈。这是对重要奏折当日以原件上送慈禧太后制度的一个修正。第二天，军机处将上述折、呈及相关谕旨上送慈禧太后。(149)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奏片提到了各种折、呈57件，其中14件奉有相关谕旨，“谨将原折恭呈慈览。其余折、呈，俟核议奏明办理后，再行恭呈慈览。”也就是说，另43件折、呈应当上送慈禧太后，因未及时处理而无法上送，且也没有说明处理的期限。该奏片中的“核议”、“奏明”、“办理”三词，也流露出此类折、呈的处理流程。七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只上送了本日的奏折，未提及二十四日未上送的各折、呈。七月二十六日的军机处奏片，上送了本日折呈9件，二十四日的折呈23件，并称还有几件折件“俟核议办理”，也未提及处理期限。此后，二十七日军机处奏片的提法是“俟陆续核议办理后”，二十八日的提法是“俟筹议奏明办理后”，二十九日的提法是“俟核议办理后”，
    三十日的提法是“俟拟议办法”，八月初一日的提法是“现在拟议办法”。由此可见，类似“分别办理后”再上呈慈禧太后的现象出现于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初二日，共计只有8次。这与林克光、房德邻两先生论文中的提法是不吻合的。
    自雍正帝建立军机处之后，其办事的基本方法是当日收到的奏折当日处理，只有极个别的奏折会拖上几天；所有的奏折都由皇帝亲拆亲理，一切决定出自圣裁。而上述军机处奏片提到的“酌拟”、“核议”、“筹议”、“拟议”以及“奏明”、“办理”，与军机处的办事规则并不符合，又由谁来进行“酌拟”之类的工作？就“核议”、“奏明”、“办理”的工作程序来看，此一文件处理方式有如内阁的“票拟”。
    为此将《上谕档》、《洋务档》、《随手登记档》等档册参核对照，可以看出，凡属于“酌拟”之类的折件，都是没有直接上奏权而由各衙门代奏的司员士民的条陈、折、片、呈。惟一的例外是七月三十日四品京堂王照的《敬陈管见折》，前已说明，此折是王照奏请将袁世凯军调往河南剿匪之折。而有直接上奏权的督抚疆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的奏折，还是按照原来的规则，当日处理当日下旨的，并未进入“酌拟”之类程序。由此可以看出，自七月二十二日后，光绪帝收到的奏折分成两类：有上奏权的衙门或官员之折件，仍由光绪帝朱批、下旨；而没有上奏权的司官士民之折件，则交到军机处进行“酌拟”，提出处理意见后，再送光绪帝，有如内阁的“票拟”。而负责处理后一类折件的，我以为，正是于七月二十日奉命“参预新政”的四名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
    在杨锐等四人入值前，军机处的构成是，军机大臣6人，军机章京分满、汉各两班共38人。(150)其班子已经是很大的了。然军机章京的员额数量是固定的，出缺一人，补入一人。每次补人，均由军机处上奏片请旨即可。(151)杨锐等四人入值，与以往做法有所不同。从档案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载：“递保举业经召见人员名单”，《上谕档》中有此名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西候补道恽祖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在杨、刘、林、谭名上有朱圈。(152)由此可见，光绪帝命军机处将已经召见过的被保举人员开出名单来，而当时只有5人，光绪帝在5人中选取4人。(153)当日下发的谕旨与普通的军机章京授职大不相同：“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杨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154)
    杨锐等新章京奉旨“参预新政”，又是如何“参预”呢？对此，梁启超称：
    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参预新政。参预新政者，犹唐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赐四人以一密谕，用黄匣亲缄之，盖命四人尽心辅翼新政，无得瞻顾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经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155)
    康有为对此亦称：
    上以枢臣老耄守旧，而又无权去之，乃专用小臣，特加侍读杨锐、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以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上以无权用人为大臣，故名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阅看拟旨，于是军机大臣同于内阁，实伴食而已。(156)
    康、梁的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多被引用。由于军机处的工作在当时是保密的，杨锐等人的工作实情，外人并不知晓。“参预新政”四字，并无明确的界定。湖南巡抚陈宝箴显然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杨锐等人的工作，他于八月初七日电奏称：
    近月以来伏见皇上锐意维新，旁求俊彦，以资襄赞。如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皆以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仰见立贤无方，鼓舞人才至意。惟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乃可措置施行。杨锐等四员，虽为有过人之才，然于事变尚须阅历。方今危疑等决，外患方殷，必得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
    陈宝箴电奏的主旨是请命张之洞入值军机处。(157)他对杨锐等四人在军机处的作用显然估计过高。
    杨锐等人对他们的工作，也留下了其私人的记录。杨锐于七月二十八日的私信中称：
    二十日遂奉命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三人，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即日入直。朱谕云：“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命参预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势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陈，由军机大臣呈递，俟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圣训煌煌，祗增战悚。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当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签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也。(158)
    刘光第在八月初一日的私信中称：
    二十日得被恩命：“赏给四品卿衔，著在军机章京（即俗称小军机是也）上行走，参预新政。钦此。”（此同杨锐、谭嗣同、林旭共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预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兄本拟明岁节省余钱为买山之资，便可归田。乃无端被此异遇羁绊，且人情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惟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县市民均得上书言事，决去壅蔽，民气大振（但学术不明久矣，上书者多可笑，且有讦告恶习，斯为流弊耳）。汝于交游中，如见有欲上书者，必须真有建白方可，否则不如其已也（盖目下条奏既多，即好者亦多与人雷同，便无足观）。……兄二日一班，每日须于三更后入直，忙迫极矣。(159)
    均是杨锐、刘光第在入值之后写给亲人的私信，言词中没有避讳。他们称自己的工作是“分看条陈时务之奏章”，“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而在当时的公文用语中，“条陈”与“奏折”、“附片”是有区别的。前者多指没有上奏权的司官士民进呈之件，后者已有固定的书写格式以及对应的处理方式。从上引私信可见，司官士民的时务条陈并未由皇帝亲拆并伴随旨意下发军机处，而直接下发给新进的军机章京，由其加签语，其工作方式与内阁的“票拟”大体相同。
    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每日的奏折不过十余件至二十余件，进入光绪二十四年则不同，数量开始增加。四月“百日维新”开始，奏折数量再次上升。六月准司员士民上书言事后，又增加了新的部分。而七月王照超擢三品衔四品京堂后，似乎开出了一个登进之门，涌入了潮水般的条陈，军机处每日收到的折件已是正常情况的几倍，其工作不能不受影响。最明显的事例是，此一时期的军机处各种档册，尤其是《随手登记档》，不像以往那样井井有条，而有些零乱。对于数量急增的司员士民的条陈上书，军机处的工作已处于饱和，有点处理不过来了。(160)在此情况下，由新任“参预新政”的四章京专门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也是很自然的办法。
    虽说杨锐等四人入值军机章京是以四品卿衔，地位不低，而当时原有的军机章京，皆由京内衙门得力司员调任，地位也相当高。在当时的滥保下，军机章京的头衔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尽先即选道员、得道员后加二品衔、花翎三品衔、兵部郎中惠兆”。当时的军机章京中，三品衔达14名、四品衔达12名，杨锐等人的品级相比也不算高。杨锐等四人的任职指明“参预新政”，由此并不在原有的军机章京中排班。(161)他们四人分成了两班。他们的工作与原有的军机章京班底并不混在一起，工作中也有不合拍之处。最明显的是，他们经常将司员士民上书的时间与代奏的机构搞错。例如，七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代奏章京郑孝胥条陈，当日的军机处奏片称奉旨：“军机大臣议奏”，而因郑的条陈需抄录，只能第二天再呈。第二天的军机处奏片却称郑的条陈上于二十八日，奉旨“存”。诸如此类的错误甚多，我在处理七月二十二日之后的军机处奏片时，常常难以下手，只能与《随手登记档》等档册反复核对，才能查出此类司员士民条陈的实际上奏时间与代奏机构。(162)以上的差错还出现在军机处附送当日重要奏折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如果不细心核对，一般不容易发现；更严重的是，以光绪帝名义下发的谕旨中也有此类的差错。如七月二十七日，“交农工商总局。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端方等代奏刑部主事杨增荦条陈农政利弊一折，著农工商总局议奏。钦此。’相应传知贵局钦遵办理可也。”查《随手登记档》，杨增荦条陈是由刑部代奏，而农工商总局大臣恰是端方，端方一奉旨，即可发现其中之错。又如八月初二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刑部代奏郎中霍翔呈请推广游学章程等语，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霍翔的本官是刑部郎中，差使是总理衙门章京，霍翔的条陈是于七月二十八日由总理衙门代递的。当总理衙门大臣奉到此道谕旨，很可能是哭笑不得，分明由其代递的条陈交议时却成了刑部代递。(163)堂堂圣谕竟然出错！在以往的军机处工作中，此类错误是不可容忍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今天之所以能发现其错，也只是将军机处有关档册作一核对。“参预新政”四章京，作为军机处中的新手，出现一些差错也是难免，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原来有经验的军机章京的帮助，如果他们查一下军机处的有关档册，此类的错误就会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反过来说，上呈慈禧太后的条陈，也有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未注明代奏时间和机构的，如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奏片中的“沈博青折一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查出其出处。(164)造成此类差错的原因，当是新章京与原有章京之间在工作中缺乏配合。这使得刘光第、杨锐都感到卷入旋涡的中心，私信中称“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流露出身退之意。
    而杨锐等四人入值后，正值司员士民上书汇成高潮。从军机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来看，七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工部、军机处代递条陈6件；二十二日，户部、宗人府、国子监代递条陈10件；二十三日未有代递；二十四日，内阁、翰林院、吏部、刑部、农工商总局、大学堂、都察院代递条陈共48件；二十五日，总理衙门、户部代递条陈5件、书2种；二十六日，都察院代递条陈12件、图1件；二十七日，内阁、吏部、兵部、翰林院、都察院代递条陈17件、图3件、气枪1杆；二十八日，宗人府、户部、刑部、总理衙门、都察院、农工商总局代递条陈24件；二十九日，神机营、内阁、兵部、户部、工部、翰林院、都察院代递条陈41件、图1件；三十日，宗人府、兵部、户部、内阁、工部代递条陈9件；八月初一日，户部、礼部、都察院、翰林院代递条陈13件；初二日，
    兵部、内阁、翰林院、吏部、刑部、国子监代递条陈13件。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原本都是候补官员，并没有担负过实际的政治责任，每天遇到如此多的条陈（且这些条陈动辄数千字），而签出供光绪帝参考的处理意见，作为生手，其工作强度是可以想见的。当日不能处理完毕这些条陈，也是很自然的，于是，七月二十二日以后军机处给慈禧太后上报重要奏折的奏片中出现了留待处理的字样“酌拟”、“核议”、“筹议”、“拟议”等等。
    对于杨锐等新章京的此类工作，孔祥吉先生在其论文中引用了杨锐、林旭在满人奎彰条陈上的“签拟”条：“所陈是否属实不可知，然揆之情理，必非敢于造言欺罔，所请应候圣裁”；并称：“在清档中，杨锐与林旭类似的签注意见是比较多的，然而，笔者尚未见过任何一条签注意见与维新派的主张相左。”(165)孔先生所称的奎彰是刑部候补笔帖式，其奏折我也找到，但上面并无孔先生所引杨锐、林旭的签拟。孔先生称“在清档中，杨锐与林旭类似的签注意见是比较多的”，此处的“清档”可能是“清代档案”，但我所看见的档案中，军机新章京的“签拟”条并不多见，只发现了14件，且上面也没有注明杨锐、林旭的名字。为此我无法对孔先生的判断进行验证。(166)然孔先生与我所发现的这些“签拟”条，已经提供了实证可以说明前引杨锐、刘光第在其私信中所谈到的他们实际工作的情形。康有为、梁启超称军机新章京们包办了军机处的拟旨、原有的军机班底不过伴食而已的说法，是为了宣传而在有意说谎。按照清代制度，军机章京不同于军机大臣，即平日无法见到皇帝，(167)杨锐等四人入值后，仅杨于七月三十日、林于八月初二日为光绪帝召见，刘、谭两人入值后未能见到光绪帝。不能见面又如何拟旨？康、梁与谭嗣同、林旭交密，而完全知其工作性质，他们不负责任的宣传迷惑了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此当时便知情知底。他与杨锐关系甚深，以致杨被称为张之洞的在京坐探。当他得知杨锐被捕后，于八月十一日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让其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援救，其理由是：一、杨锐由陈宝箴所保，与康党无涉；二、“入值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168)前者是言组织联系，后者是谈工作性质。“要事概未与闻”一语，若非知其底里是不可能也不敢随随便便说出来的。
    由此再检视本小节一开头所引用的八月初三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可以分析出几层意思来：一、上报了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的一片，并附告了光绪帝的谕旨（未经慈禧太后批准而已下发）；二、户部候补主事闵荷生、户部学习主事耿道冲的奏折（据《随手登记档》系由户部代奏），内阁候补中书胡元泰、山西介休县附监生宋汝淮（据《随手登记档》系由都察院代奏）的奏折，共4件，已由军机处（即新章京）签拟出办法，呈交慈禧太后审定后再下发；三、侍读学士陈兆文正折、松江知府濮子潼折片各一件、总理衙门代递的张元济、户部代递的闵荷生、耿道冲奏折，共6件，因奉光绪帝旨“存”，即算处理终结了，也只是呈送慈禧太后（不再由其审定下发）；四、本日由都察院代递的柽格等奏折（查《随手登记档》，共有14件），留待军机处签拟出意见后，再送慈禧太后审定。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没有上奏权的司员士民的奏折，其由军机处签拟意见时有实际举措的，才须由慈禧太后审定；而此类条陈若奉光绪帝旨“存”，即没有实际举措，只须上送慈禧太后即可。光绪帝并没有失去单独决策和处理政务的全部权力，而是失去了单独对新军机签注的司官士民条陈的决定权力。至于其他权力，光绪帝一如其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不厌其详地查据军机处《早事》、《早事档》、《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电寄档》和宫中《召见单》，以说明八月初三日这一天光绪帝的政务处理情形：在早朝时留下了户部、总理衙门、都察院及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兆文、松江知府濮子潼的奏折共21件，当场批准了户部奏折2件，批准了载濂、钮楞额、李端棻、德寿、锡露、钟亮6人的病假；召见了周莲（新任直隶按察使谢恩）、玉贵（新任福建知府谢恩）和军机；办事时朱批了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裕祥的3折，朱批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漕运总督松椿、江苏巡抚奎俊的4折2片2单，独立处理了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兆文、松江知府濮子潼、军机章京鲍心增、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的4折2片（其中上递慈禧太后3折2片），独立处理了主事闵荷生、耿道冲奏折各1件（上送慈禧太后）；发出了明发谕旨1道、电寄谕旨3道。只有本日户部代递的主事闵荷生、耿道冲另两件奏折和七月二十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的中书胡元泰、附监生宋汝淮的两件奏折，由军机处签拟意后呈送慈禧太后，“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并表示本日收到的都察院代奏的柽格等奏呈等到军机处签拟出意见后，再呈慈禧太后。由此表现在政治权力上，只是原来由军机处签拟意见而交光绪帝决定的司员士民的上书，从此移交到慈禧太后手中。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第二天，即八月初四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
    本日奕劻等奏编辑约章通行给领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孙家鼐等奏顺天中学堂筹办情形折片各一件，奉明发谕旨一道；孙家鼐奏四川京官设立蜀学堂据呈代奏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御史李擢英奏州县征收钱漕折价浮收片，奉寄信谕旨：著各直省督抚饬属核减，又奏河南州县办理昭信股票扰民片，奉寄信谕旨：著刘树堂查明具奏；徐桐等奏宗室等四学向隶宗人府等衙门请旨饬议片，奉交片谕旨即著该大臣转咨宗人府、内务府议奏，又奏八旗官学改为学堂折，奉旨：依议，又奏参玩视公务之笔帖式片，奉旨：依议；孙家鼐奏河南筹办学堂折，奉旨：依议，又奏酌核大学堂科目片，奉旨：依议；李擢英奏变通武场折、翰林院奏代递编修黄曾源奏借才非现在所宜折、伊藤不宜优礼片、和俄以疑英日片，均奉旨：存。又，二十七日翰林院奏代递阎志廉条陈折，内阁奏代递中书王景沂请训饬大臣折、请州县久任片、请考试部员片，户部奏代递笔帖式周祺请筹饷办团练折、谨拟备敌之策片，兵部奏代递主事梁旭培胪列矿地折、矿务章程三片，笔帖式棠耀请变通时务折，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谨将奕劻等原折片二十六件恭呈慈览。其余各折呈俟拟议办法，再行陆续呈递。谨奏。(169)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初四日签拟办法送慈禧太后审定的，只是由翰林院、内阁、户部、兵部代递司员条陈折共11件，而翰林院代递的编修黄曾源一折两片因奉光绪帝旨“存”，也只是上送。(170)
    对于我的这一结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来自林旭的证据。据郑孝胥日记，八月初五日，林旭、严复来到郑的住处，林旭称：“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171)郑记中“今日”的时间有误，但“新章京所签诸件”一语，却说明了八月初三日政治权力异动的范围。由此，我以为，林克光先生1987年两篇论文、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称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已经发动政变，光绪帝失去单独理政权力的结论，是对部分事实的放大，是不正确的。
    问题在于慈禧太后为何对司员士民的上书及其处理感兴趣，而对有上奏权的官员奏折及其处理却放在一边？我以为，这是针对“参预新政”新进四位军机章京的。如果说，外间可能对杨锐等四章京的工作性质不知情，而慈禧太后应当是了解内情的。前已提及，有直接上奏权的官员奏折，是由原来的军机班底来处理，那么，所有的军机大臣进退都是经过慈禧太后的，他们拟旨时，一定会感到慈禧太后从远处射来的目光（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光绪帝的朱谕）。而司员士民的上书，却是先由新进四章京签拟的，有如“票拟”，他们处理的文件在帝国的政治中不算最为重要，但他们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军机大臣，这是因为军机大臣是奉旨拟旨，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而新进四章京是先有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且司员士民上书中，什么样的意见都会出现，正如杨锐在私信中所称“万不可行之事”，而一旦形成旨意，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又是难以更改。前节已言明，四位新进的军机章京并未经过慈禧太后的同意，而当时的新旧党争使慈禧太后对之充满了敌意，统统视之为康党，这从后来她不分青红皂白将四位新章京全部抓起来杀头中可看出她的心情。于是，慈禧太后将此类“签拟办法”接手过来。当然这是我对慈禧太后心态的主观推测。如果再放胆一些，前节提到的曾廉奏折已经被研究先进们证明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有预谋的，或许慈禧太后听到了什么，以收集康、梁的罪证。当然，这么说，主观猜测的成分就更大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军机新章京“签拟”意见交由慈禧太后最后决定，出现在八月初三日的军机处奏片上，但慈禧太后让光绪帝交出此项权力却发生在前一天，即八月初二日。(172)将此与该日下发的令康有为出京的明发谕旨相联系，可以推测到这一天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发生争论的核心——康有为与康党。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即光绪帝住园期间，他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异动，首先是慈禧太后否决了光绪帝设立议政机构的提议，并发出了对其皇位的威胁；其次是慈禧太后迫光绪帝赶走了康有为；再次是慈禧太后通过对司员士民上书“签拟意见”的审查，监控了参预新政的新进四章京。光绪帝在此期间表现出“引袁”之意，后党对此似未采取军事行动以制袁。在此过程中，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在缩小，而慈禧太后的权力虽在扩大，但仍未走向前台。作为此一政治异动的外部表征，此一时期维新政令的数量与要求都明显放缓。
    八月初三日，是光绪帝预定由颐和园回宫的日子。宫中《穿戴档》这一天记：
    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酱色江绸单袍，石青江绸单褂，束绿玉钩褡线鞓带，穿青缎凉里尖靴。卯正，玉澜堂见大人，毕。巳初，寻常褂下来，更换石青江绸单金龙褂，戴伽南香朝珠，挂带挎。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至颐乐殿看戏。午初进晚膳。未正，外请还养心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
    这是一份完整的记录，时间的刻度很详细。光绪帝早晨6点开始在其寝宫进行早朝，单独进行了当日的政务活动后，来到了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至于在颐乐殿的活动，《起居注册》中还有一项“侍早膳”。(173)而从内务府升平署的档案来看，这一天演戏是于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决定的。(174)内务府升平署演出的戏目是“丹桂飘香”、“昭代萧韶”、“庆安澜”，除了升平署的太监戏，还外请了“义顺和班”演了六出。太后颁下的赏银为403两，与平时相比，也是一个正常的数字。开戏的时间也因为这一天的重大政治变动而显得十分重要，升平署档案称，戏班是卯正二刻进门，“巳正五分开戏，戌正二刻十分戏毕”。(175)也就是说，上午10点多开戏，当戏结束时，已是晚上8点半了。从光绪帝“侍早膳”的举动来看，他应在10点之前就来到了乐寿堂。据上引《穿戴档》，光绪帝“午初进晚膳，未正外请还养心殿”，也就是中午11点多吃晚餐，下午2点离开颐和园。而慈禧太后这一戏迷，并没有因光绪帝的离去而叫停，仍让戏一直演到晚上。请安、侍早膳、看戏，从表面上看，两者的关系上还飘着一丝亲和的风，而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
    光绪帝此时回宫，虽是早在七月二十五日所定，但也是其政务所必须。据清代礼制，每年春秋仲月上戊祭社稷坛，八月七日正是戊子，光绪帝须亲祭。又据清代礼制，皇帝亲祭社稷坛，须事先三日斋戒，即初四日开始斋戒。(176)又据当时的政务安排，
    光绪帝初四日将接见带领引见人员，其中宗人府带领引见22人，吏部带领引见17人，正白旗蒙古带领引见4人。(177)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将相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此事将引发一场风暴。
    回到宫中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日（9月19日），光绪帝决定，八月初十日由宫中再去颐和园，十七日由颐和园返回宫中。(178)
    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
    正当光绪帝离开颐和园返回宫中时，颐和园内出现了重大事件，这就是慈禧太后决定回西苑。
    西苑，又称三海，即今日北海和中南海，位于皇宫的西侧，是一处皇家园林。慈禧太后撤帘后，由宫中储秀宫搬到西苑的仪鸾殿，一般不住在宫中。自慈禧太后住颐和园后，每次回西苑都有其特殊的理由。光绪二十四年中，慈禧太后离开颐和园进城，共有六次。其中三次是去恭亲王府看病危的奕訢，两次当日返回颐和园，一次回西苑小住数日。另三次回西苑小住，其原因前已述及，即为咸丰帝的生日、光绪帝的生日、咸丰帝的忌日。也就是说，没有特殊的理由，慈禧太后不回西苑。
    杨崇伊的奏折与八月初三日晚慈禧太后决定明日回西苑
    正如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证明，促发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的原因是御史杨崇伊的奏折。各位研究先进对此已有许多分析和评论，此处无须多言，而在此需要补证的是杨崇伊奏折进呈慈禧太后的时间。
    最先肯定杨崇伊奏折在政变时作用的是吴相湘1957年的论文，但将其时间错为八月初二日，吴先生的证据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而其错误已由刘凤翰先生指出。1959年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收入杨崇伊的奏折，原件上写明为八月初三日。(179)此后各位研究者对此并无异议。
    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提出，杨崇伊奏折进呈慈禧太后的时间为八月初四日，其证据为由邓之诚记录的张尔田得知于张仲炘的说法。其中有一段称：“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房先生又称此可得清宫档案的印证，由此而认为：“她上午接到密折，临时决定回宫，以至回来比较晚了。”(180)
    就我所见的档案来看，房先生的论断有误。尽管慈禧太后是八月初四日回西苑，但回西苑的决定却是八月初三日做出的。先看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
    八月初三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初四日圣母皇太后还西苑，所用引导、跟随、关防官员人等照例派出，并所用牵骡甲人等照例预备。现用黄车一辆，备用黄车二辆，红车四辆，青车三辆，引马四匹，格格等用大车三辆，苏拉八名，赏用蓝车二辆，于是日寅初在东宫门外预备。再妈妈、女子青车十七辆，照例在新宫门外预备。随侍总管、首领、太监等所用连鞍马开后。于八月初六日还颐和园。所传引导、跟随车辆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预备。(181)
    从此条记载可见，慈禧太后于八月初三日决定，初四日还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然回西苑的决定是在八月初三日何时做出的呢？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有记载：
    戌刻，总管宋进禄传出，本月初四日皇太后回西苑，初六日还颐和园。引导、跟随杂录一件。初四日还西苑黄记载一件。已回文（琳）、崇（光）、世（续）大人，请示定世大人于初四日带豹尾枪。已给侍卫处、景运门、步军统领衙门文讫。并缮禀帖抄记载，专甲给启（秀）、立（山）堂及奎兰达送宅。堂主政、主政等值信均发往。杂录、黄记载均寄署入事。交抄草底粘档矣。奎、春主政告知，奉世大人谕：“著城内请示启、立堂，带初六日豹尾枪。”已给署中信照办矣。请准何位堂宪时，想著由署备文知照侍卫处、正黄旗护军营。引导、跟随报帖已粘档，并缮出手折二分，已分送世大人、敬事房讫。其初六日引导、跟随报帖，由署中攒要。
    毓、梅主政告知，明日皇太后还西苑，大约皇上有跪接，本府衙门外即有站班之差，时刻太近，著约端十昌连夜进城赴启（秀）大人宅请示照拂带班。当约伊进城照办讫。(182)
    由此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还宫的决定在戌时，即晚上7点至9点做出。这一时间还可能得到另一条档案材料证明。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有记载：
    补。初三日晚，报传初四日老佛爷由颐和园还海。（此笔未行车马人夫。私记。）(183)
    如果联系前引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这一天的演戏于“戌正二刻十分毕”，似乎可以认定，还宫的决定似在晚上8点半至9点做出的。
    根据以上档案，似乎还可做出推断，杨崇伊的奏折很可能是在光绪帝离开颐和园之后，也就是下午2点之后送达慈禧太后的。如光绪帝还在园中，那么，慈禧太后依其性格，似会当面向光绪帝发难，也会将其回宫的决定告诉光绪帝，也就是说，光绪帝会排定其次日在瀛秀门跪迎的日程事项。那么，至少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军机处《早事》、《早事档》会有相应的记录。(184)与此同时，这一天的演戏可能会提前结束，不至于拖至“戌正二刻十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尚在园中时已经看到杨崇伊的奏折，并决定第二天回宫，有意对光绪帝保密，以致第二天使光绪帝措手不及。不过，从前述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来看，慈禧太后有完全的控制光绪帝的权力与能力，她似乎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慈禧太后看到杨崇伊的奏折，为何没有当日回宫呢？这主要是因为时间已晚，太后的仪制，使之出行成为很麻烦的事情。前引内务府《杂录档》中可见，慈禧太后回西苑所用的黄车、红车、青车、蓝车、大车达32辆，而随行的总管、首领、太监及所用的连鞍马匹数目为：
    储秀宫总管、首领、太监等三百三十三名，用马三百三十三匹；茶房首领、太监、茶役等三十七名，用马三十七匹，大车四辆，车甲八名，苏拉二十名；膳房首领、太监、厨役等八十四名，用马八十四匹，大车十二辆，车甲二十四名，苏拉六十名；乾清宫总管一名，跟总管太监一名，用马二匹；奏事随侍处奏事太监一名，太监二名，用马三匹；懋勤殿首领、太监六名，用马六匹；匠役六名，用车三辆；敬事房首领、太监十一名，用马十一匹；写字人六名，用车三辆；尚乘轿首领、太监十七名，用马十七匹；营造司首领、太监四名，用马四匹；船坞首领、太监四十一名，用马四十一匹。(185)
    此次随行的太监、差役总数为622人，用马538匹，用车22辆。此外，太后的出行还牵涉到内务府、侍卫处、护军营、步军统领衙门以及军机处，从前引内务府《日记档》中可以看出，官吏们为太后次日回西苑需在当晚紧急处理各类事务。
    除了前引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中所提到及时发出通知外，有关部门还需提前上报办理此事人员的名单。此次慈禧太后回西苑，我看见共七件报内务府堂的文件：
    镶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由堂抄出于八月初四日皇太后由颐和园还海，本旗派出步引带豹尾枪护军统领顺保，参领荣秀，执豹尾枪护军校文绵、顺喜，护军二十三名。为此报堂。呈报护军定连。八月初四日。
    正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于本月初四日皇太后由颐和园还海，本旗应有走马引之差。派出执带豹尾枪护军统领通庆，印务参领溥炳，护军校文汇、德志，笔帖式广存，护军二十八名。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护军延纯。
    都虞司为报堂事。八月初四日皇太后还西苑，著派前引副参领文龄、锡麟，骁骑校文耀、永旺充当。于八月初六日还颐和园，著派前引事参领满长、德禄，骁骑校文启、舒龄充当。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
    关防衙门报。为八月初四日皇太后还西苑，派出前引内管领广厚、双顺，副管领广铨、延仁。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
    正白旗护军营为报堂事。于本月初六日皇太后由海内还颐和园，本旗派出代步引之参领松山，护军校英达、得印，护军二十三名。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巴克式恒润。
    镶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由堂抄出于八月初六日皇太后由海还颐和园，本旗派出马引代豹尾枪护军统领顺保，参领吉生，执豹尾枪护军校连恩、景年，护军三十三名。为此报堂。呈报护军定连。八月初四日。
    关防衙门为八月初六日皇太后前往颐和园，派出前引内管领文龄、广定，副管领继彬、德俊。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186)
    由于时间紧迫，各机构都是于八月初四日临行前才报来名单。以往此类名单往往提前数天便报到内务府。(187)
    前已提及，从内务府《杂录档》可见，光绪帝每次去颐和园，都是提前3天至8天通知预备车马，同时还通知从颐和园还宫的日期，而光绪帝的随行太监等人要大大少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出行，不仅是人员多，有时还带上戏班子。据升平署《日记档》，并参酌《内务府来文》，可开列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太后出动时预告时间，一般为4至10天，最长为29天，最短为第二天。(188)此次八月初三日晚戌时决定次日一早回西苑，对慈禧太后而言，已是相当急迫，由此来不及通知升平署，因而在慈禧太后出行送驾、接驾时，并无升平署中和乐的演奏。(189)
    尽管按慈禧太后的出行之惯例，八月初三日晚决定次日回西苑已是相当仓促的紧急措施，但能将此事放到第二天进行，也说明慈禧太后感到并无燃眉之急。若真有关系其权力和命运的大事，她也会打破一切常规，当晚回西苑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继续述评。
    就在慈禧太后决定第二天回西苑时，康有为及其党人也在京城开始发动，此即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与此事相关的史料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杨天石先生、汤志钧先生所发现的毕永年的《诡谋直记》。就人物关系而言，他们都可谓是当事人。对于这些史料，杨天石先生1985年、1998年论文，戴逸先生1999年论文，骆宝善先生1999年论文，房德邻先生2001年论文，郭卫东先生2002年论文都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尽管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而在此处需要补证者为二。其一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时间。袁世凯称，谭嗣同来访时，其正在“秉烛拟疏稿”，离去时为“夜深”。(190)康有为未称谭嗣同去访的时间，
    仅称梁启超“至金顶庙容纯斋处，候消息”。从其叙事顺序而言，也难判断其准确时间。又称其本人“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袁不能举兵”。从“候”字来看，似乎康有为到达金顶庙时，谭嗣同尚未回来。(191)梁启超称：“初三日夕，君径造访袁所法华寺”；又称谭离去时为“初三日夜漏三下矣”。(192)毕永年未称具体时间，只是称初三日“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193)此时康有为主要居住处为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和东城三条金顶庙，袁世凯当时在京城内的居所为法华寺。据周育民先生的考证，金顶庙位于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是一关帝庙。袁所住的法华寺位于东城报房胡同。(194)从以上记载可见，当时康有为及其党人的主要商谈地点在宣武门外南海馆，谭嗣同访袁时，梁启超至金顶庙等候消息，康有为至“子刻”也至金顶庙等候消息。而烧酒胡同的金顶庙到报房胡同的法华寺，两地的步行时间大约十至十五分钟。也可以说，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所记录的时间会有不超过十五分钟的差别，以至可以忽略不计。而梁启超与袁世凯记录时间恰是完全相同，即谭嗣同造访时间为傍晚，离去时间为深夜。康有为的记录证实了谭嗣同回到金顶庙的时间，而毕永年的记录证实了谭、康、梁三人当晚的行踪。如果对照前述杨崇伊奏折进呈慈禧太后的时间及慈禧太后下令回宫的时间，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决定回西苑一事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并无关系。
    其二是光绪帝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发动是否知情。尽管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或明示或暗示了谭嗣同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的管道，康有为更称，谭发动后光绪帝有配合的行动。一些研究者也相信了这些说法，将之写入了论文。对此，房德邻先生1988年的论文进行了反驳。对于房先生的基本论点我是同意的，其分析中的最重要一点是，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自七月二十日之后没有召见过谭嗣同。如果说，康有为及其党人欲与光绪帝通消息，最佳机会是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召见林旭时，然康有为自称其是八月初三日看到密诏后才决定发动，时间上是错开的。尽管房先生称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回宫后光绪帝即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尚有可商议之处（后将详述），然从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回宫至初五日，我所看到的材料支持房先生的论点，即在此期间光绪帝同康有为及其党人并无直接的联络。谭嗣同若要与光绪帝通消息，只有一个办法，即前引杨锐私信中所指出的，“据实条陈，由军机大臣呈递”，而此类绝密事宜，谭嗣同似不便以书信的方式与光绪帝联络，更何况袁并未作出明确肯定的承诺。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八月初三日晚慈禧太后在杨崇伊等人策谋下的发动和康有为、谭嗣同策谋袁世凯的发动，光绪帝都是不知情的。他刚从颐和园回来，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平静夜了。然而，对发动的双方来说，这一夜却是不平静的。
    伊藤博文的觐见
    各位研究先进已经指出，慈禧太后回西苑是由杨崇伊的奏折所引发。然慈禧太后回西苑的目的为何？
    由此再检视杨崇伊的奏折。杨折中请慈禧太后立即训政的主要理由，提到了四个人：一、革员文廷式，其罪名是甲午昌言用兵，以致割地偿款，与康有为、孙文相勾结；二、康有为，其罪名是组织强学会、大同学会，在京讲学，变更成法，并与文廷式、孙文相勾结；三、孙文，其罪名是与文廷式、康有为相勾结；其四是伊藤博文。其中文廷式已是革员，掀不起大的风浪；康有为据八月初二日的谕旨，已被逐往上海；孙文早被清朝通缉，亦已逃往海外。惟一具有现实威胁性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对此，杨折称：
    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195)
    也有一些研究先进据此而指出，慈禧太后回西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将召见伊藤博文。
    这一论点可以得到前引内务府各档案的支持。前引档案已经说明，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的决定是八月初四日回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这一决定的意义就在于，其目的是针对伊藤博文而不是针对光绪帝的。因为慈禧太后在西苑的时间只有八月初四的晚上、初五日一天、初六日早晨。如果是针对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就不会这么快回颐和园，必须始终与光绪帝同住在一处。慈禧太后临行时可能还不知道光绪帝决定于八月初十日去颐和园，十七日还宫，但即使知道，八月初六日至初十日，光绪帝仍有5天单独在宫中行使皇帝权力的时间。如果再进一步设想，称慈禧太后初六日回颐和园的决定，是对光绪帝的烟雾，(196)我认为也不太像，这里面可以提出两条证据：其一是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离开颐和园时，仍不忘由敬事房传其旨意给内务府升平署：“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颐乐殿伺候戏。”(197)颐乐殿为颐和园中的演戏场所。慈禧太后这一位戏迷，临行前还在颐和园为其准备了三天的中秋节大戏。后来的时局变化使这几天演戏的时间和地点，一变再变，显得十分麻烦。其二是内务府已经安排初六日慈禧太后回颐和园的各类事务。（后将详述）
    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一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此处不做详论。(198)但在这里可以简要说明的是，根据当时的清朝仪制，光绪帝只接见奉有国书或国电的外国正式使节，而伊藤属“自行游历”的非有官方使命的外国退位政治家，更何况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伊藤本人提出过要求觐见光绪帝的要求。
    光绪帝何时决定召见伊藤博文，现有材料不是非常清楚。正式的决定似乎在八月初三日做出。该日总理衙门片行内务府：
    总理衙门为片行事。准军机处知会，本月初五日皇上御勤政殿，接见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相应知照贵衙门，于是日敬谨预备可也。(199)
    更具体的时间似在该日光绪帝从颐和园回宫前，该日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记：
    毓、梅主政告知，现闻得本月初五日外国使臣在海内勤政殿觐见，本府衙门外有站来回班。已请示定，是日世大人带班等专甲进城，将第三班站班。堂谕：赶紧要来备批等语。当派都甲将堂谕已取，交子嘉、富东手矣。(200)
    由于初五日光绪帝从宫中养心殿去西苑勤政殿，内务府官员须得站班，有关事项还是由颐和园这边安排的。次日总理衙门将此时间通知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201)然而，新任总理衙门章京、参加接待事务的郑孝胥却早在八月初一日便听说，“伊藤于初五日召见”。(202)此中的细节现仍不能一一确定。但不管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的时间有无请示，慈禧太后若想知道，完全可以从其亲信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处得到准确的消息。由此似可以认为，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西苑时，已知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的时间为初五日中午。
    康有为及其党人对于此次伊藤博文的访华，似有着一个完整的计划。这里可以排出一份时间表。一、伊藤博文到北京后，康有为曾于八月初三日下午拜访过伊藤博文，两人有过较长时间的交谈。(203)二、八月初五日，御史杨深秀奏称：“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为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204)三、八月初六日，御史宋伯鲁奏称：“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205)我以为，由此时间表似可大胆地推论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计谋：先由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日出面探寻伊藤博文的基本态度；然后次日即八月初四日由杨深秀出奏，该折当于初五日早朝时到光绪帝之前，而中午即是伊藤博文觐见之时，使光绪帝在觐见时有印象，以盼其有所行动；又次日由宋伯鲁再出奏，因觐见已经完成，光绪帝不太可能再见伊藤，故请李鸿章再与之交涉，同时推出康有为。然而，康有为及其党人之精心设计，虽不为慈禧太后所预知，但在行动上却被慈禧太后占了先机。
    慈禧太后极具政治敏感度，对权力尤其丝毫不放松。但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她在由颐和园回西苑前，所得到的有关伊藤博文的正式材料为以下三件：其一是刑部主事洪汝冲的奏折。该折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策，其中“借才”一策称：
    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否则无论中国人材，万难收效旦夕。即有一二新进有志之士，亦未必不见嫉老成，事多掣肘，及至身败名裂，而国事已无可挽回。伊藤以敌国旧相，成绩昭然，信任既专，威望自重，无所惮于变革，无所用其排挤，即与欧西交涉，亦当刮目相看，庶阴谋藉以稍戢，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此借才之不可缓者。(206)
    据《随手档》，洪汝冲奏折于七月二十四日由刑部代奏，又据《上谕档》，该折奉旨“留中”，并于当日进呈慈禧太后。(207)洪汝冲的激烈言论，给慈禧太后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在政变后，对洪有所追查。(208)其二是八月初一日军机处将总理衙门抄录的与日本伊藤博文问答节略呈送慈禧太后。(209)其三是前军机章京、新任江苏松江知府濮子潼八月初三日的奏折：
    闻伊藤现因游历来都，拟请皇上优以礼貌，饬总理王、大臣密问彼国维新诸政次第如何而分？款项从何而集？条举件系，朗若列眉，然后参以中国情形，拟定办法。上取进止，明诏中外，遵照奉行。
    该折于当日呈送慈禧太后。(210)材料越少，越能显示此事中含有密谋。
    杨崇伊的奏折进到慈禧太后前时，现有的材料尚不能确定有何人在场。但若慈禧太后有所垂询，那么任何一个说实话的大臣都会陈明，此时的京城已经弥漫着伊藤博文将被留下重用的传言。各位研究先进对于此时的传言多有叙及，可不再评论，以下仅就档案中的奏折情况做一补证。现存的奏折涉及重用客卿或反对此事者，有以下几件：一、工部营缮司郎中福润奏称：“现闻伊藤博文游历已至天津，如到京时，可否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大学堂管学大臣、农工商总局总办前往面询明治维新一切学堂、矿务、农工商局创办规模，即将接谈得失各情，详晰缮单，恭呈御览，以备采择。”该折上注明是八月初三日，初四日由工部代奏，该折未呈慈禧太后。(211)二、户部学习主事陈星庚提出“联与国以借人才”，但他的主张是“商请英国政治家数人，聘订来华，以备咨询而资辅理”。该折上注明是八月初三日，初四日由户部代奏，该折未呈慈禧太后。(212)三、翰林院编修黄曾源提出“借才非现在所宜”。其在奏折中称：“窃臣风闻，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对此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借用伊藤必然受到俄国的反对，“是伊藤之益新政者不可知，而害于邦交者已有不可胜言者矣”。与该折同时并上两片：“伊藤不宜优礼”、“和俄以疑英、日”。
    黄曾源的奏折上注明为八月初四日，同日由翰林院代递，当日奉旨“存”，当日进呈慈禧太后。(213)四、候选郎中陈时政奏请重用伊藤博文，称言：“伊藤既为日本维新之臣，必能识新政之纲领，知变法之本原，朝廷用人如不及，莫于召对时，体察其情，如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著其参预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也。”该折上注明为八月初四日，初五日由都察院代递，该折未呈慈禧太后。(214)五、兵部员外郎祁师曾上奏主张留用伊藤博文。该折称：“应请我皇上博采慎选日、美素有名望之大臣，礼隆高爵延用一二人，或另建议事处，或令在总理衙门，遇有中外大事，悉公照公法辩论，主持清议。”“日本退位大臣侯爵伊藤博文此次来华游历，我皇上宜亲考其联日、美阻俄法之道……可否皇上召见数次，察其可用与否，立予清职，使有议事之权，无行政之权。”该折上注明为八月初六日，同日由兵部代奏，此日慈禧太后已临朝。(215)这些只是奏折的情况，而每一件奏折的背后很可能又有众多的故事。政变后，反对康有为等人的前户部主事缪润绂将伊藤博文来华，称之为康有为、张荫桓密定召来，并伴有孙文的密谋。(216)由此可以大体推测当时传言的广泛和失真程度。
    由此而产生一个问题，光绪帝留伊藤博文作为清朝的顾问当时有无可能性？对此可先看看已经进行的事项。首先是聘请日本技术专家。七月初二日，总理衙门大臣兼任矿务总局大臣王文韶、张荫桓发电清朝驻日本公使裕庚：
    伊藤节略所言，弥通矿学之堀田连太郎，现矿务总局拟聘请来华，谘访一切，以备筹勘矿务。至应如何延订，及能否即来之处，统希妥酌，询明电复。韶、桓。(217)
    此处的伊藤节略，是指伊藤博文面交裕庚的有关日本的矿章，聘用堀田一事因其当选议员而后有变故。(218)此事说明当时清朝政府准备聘请日本高级技术人才。其次是聘请日本职业外交官。八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收到电报：
    加藤以既就中国聘请，将离本职，倘有改易，恐两误。愿在此定合同。有草底交来，所列岁金、年限、盘费、职业等条。称皆蒙钧署与林使订明之件。是否可以照办，请速示遵。唐。蒸。(219)
    此处的加藤，即加藤增雄，时任日本驻韩国公使，此处的林使，即林权助，日本驻俄国公使，此时代理日本驻清朝公使。此处的唐，即唐绍仪，时任清朝驻韩国总领事。(220)这份电报透露出，当时总理衙门已与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有过很具体的商谈，聘请日本高级外交官。也就是说，除了技术人才，此时已经考虑聘请政治人才了。(221)但是，从清朝的政治权力结构来看，难有相应的政治空间以聘留伊藤博文，前引各留用伊藤的奏折，也只是称用高爵厚禄留伊藤以备随时咨询。然清朝当时无法设立可以留用伊藤的政治职位，只不过是我今天的一种判断，而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光绪帝会否因其不在而如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军机四章京那样，做出一些她无法接受又无权否决的“荒唐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直到此时，应当说，慈禧太后看到的只有一些痕迹，而无任何证据。但杨崇伊奏折称“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很是有煽动性，在她与光绪帝之间已陷于紧张状态的关系中，点着了吱吱作响的火绳。
    然而，在八月初三日晚至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并没有显出焦虑和不安。八月三日晚，内务府所拟的第二天行程是：
    八月初四日，圣母皇太后在乐寿堂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水木自亲码头乘船至广源闸西码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东码头，下轿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进西直门、西安门，由西三座门进福华门，由瀛秀园门还仪鸾殿。(222)
    沿途两次休息，两次换船，三次换轿，并中间去万寿寺烧香。(223)慈禧太后这一行程比光绪帝从颐和园还宫一路坐轿，要舒适得多，悠闲得多，花费的时间也多得多。今天还找不到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慈禧太后此行时的心情，但前引内务府《杂录档》的一段史料可以看出，尽管所用的车马都在寅初，即凌晨3时分别在东宫门、新宫门准备完毕，但她回到西苑却已很晚。《清代起居注册》称，光绪帝于“申刻”（下午3至5时）在瀛秀园门外跪接慈禧太后。(224)看起来她并不着急，显得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对于年轻的光绪帝，她有绝对的操纵和控制的能力。
    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非为囚禁
    慈禧太后回到西苑的时间为初四日的“申刻”，光绪帝很晚才得到庆亲王奕劻报来的消息，依例在瀛秀门外跪接。(225)从内务府档案中可以看出，尽管这一时间对仪制而言过于紧迫，但还没有出差错。内务府《日记档》（署中）称：“今日本府衙门外站班无误。已向启堂（启秀）发禀。”(226)这一例外的记录，可见办成此事正属例外。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见面时，双方有何争论，档案中自然没有任何记录，而私家记载的绘声绘色反给人留下不实的印象。根据《清朝起居注册》，光绪帝当晚由养心殿移住西苑瀛台涵元殿。
    一些研究者认为，光绪帝从养心殿移居涵元殿是百日维新终结的标志。孔祥吉先生1983年论文以多种档案证明了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起居注》是一个不可靠的抄本，同时认为“慈禧等人于八月初四日晚，由颐和园赶回皇宫之后，立即对光绪帝采取了监禁措施”；并称“众所周知，涵元殿地处瀛台，四面环水，是政变后囚禁光绪之处所”。由此认为八月初四日是戊戌政变爆发的时间。(227)对于这一说法，我以为还是可以再讨论的。
    首先瀛台是否“四面环水”？1980年代，中南海开放，我曾去瀛台参观，见瀛台是一小岛，上有桥梁相通。但观其桥梁制式，似为20世纪以后所建。而在此之前有无桥，仍存疑惑。为此，查证乾隆年间敕修《国朝宫史》称：
    由仁曜门而南，渡桥为瀛台。平堤石栏，历级而登，有阁向北，圣祖仁皇帝御笔榜曰“翔鸾阁”……由阁而南为涵元门，门内东向为庆云殿，西向为景星殿，正中南向为涵元殿，御笔匾曰：“天心月肋”……自翔鸾阁至迎薰亭，统名“瀛台”，三面临水。
    仁曜门是勤政殿后侧南向之门，瀛台距皇帝的办公区勤政殿很近，故康熙帝之后，皇帝在西苑时常常住在瀛台涵元殿。而从仁曜门到瀛台之间有一桥相通，以使住在涵元殿的皇帝能方便地往来其办公区勤政殿。该书有大量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关于咏瀛台的诗。其中乾隆帝《御制瀛台记》称：“自勤政殿南行，石堤为数十步，阶而升，有楼门向北，匾曰：‘瀛台门’……盖瀛台惟北通一堤，其三面皆临太液。”太液即西苑各海之称。(228)嘉庆年间敕修的《国朝宫史续编》，关于瀛台的描绘与前完全相同，再次肯定瀛台当时的三面环水。(229)光绪十五年所出版的《顺天府志》亦称：“（勤政）殿后为仁曜门，门南过桥为瀛台，平堤石阑，拾级而登，正中南向为翔鸾阁……台为趯台陂旧址，即明时所谓南台者。国朝顺治年间，稍加修葺，圣祖时驾幸瀛台，常于此听政……台南为迎薰亭，自翔鸾阁至此，统称瀛台，三面环水。”(230)曾任翰林院编修、云贵总督的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称：“瀛台在勤政殿南，为趯台陂旧址，即明所谓南台者。顺治间加以修葺，康熙间驻西苑，于此日讲，今匾额则乾隆年间御书也。台三面临水。”(231)从以上所引材料可见，瀛台本为三面临水，直至光绪年间一直有桥相通，只不过其桥很可能是“石堤”，大约有“数十步”。
    其次是光绪帝此时移居瀛台是否即为监禁？前已叙及，按照当时的惯例，慈禧太后回城后住在西苑仪鸾殿，为了请安等事的方便，光绪帝也移住西苑瀛台。(232)下以光绪二十四年为例，可以证明光绪帝此时移住西苑瀛台只不过是按例行事。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光绪帝住在宫中养心殿，十六日住在天坛斋宫，十七日起至三十日住在西苑瀛台涵元殿；二月初一日至初三日住在宫中养心殿，初四日起至十六日住在瀛台涵元殿。在此期间，慈禧太后一直住在西苑仪鸾殿。而光绪帝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住在宫中养心殿有其特殊的理由。新正在奉先殿、堂子、慈宁门、乾清宫、大高玄殿有一系列的礼仪活动；初二日在坤宁宫有进肉之仪；初三日须在寿皇殿行礼；初七日至初九日斋戒三天；初十日祭祖在太庙行礼；十二日在大高玄殿行礼，以求雨雪；十三日在乾清宫赐近支宗藩宴；十四日起又开始斋戒三天；十五日在大高玄殿拈香，在寿皇殿行礼；十六日在太和殿看祝版，然后移居斋宫。当他完成天坛的祈谷后，于十七日立即移居瀛台涵元殿，与慈禧太后同住。二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光绪帝回宫中居住，也是同样有理由。从此日起斋戒三天，初四日光绪帝祭社稷坛并在坤宁宫率王公大臣进肉后，当日移居瀛台涵元殿。二月二十七日，光绪帝跪送慈禧太后还颐和园后，当日回宫中养心殿。
    闰三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慈禧太后为探望恭亲王奕訢，住西苑仪鸾殿，光绪帝随即移住瀛台涵元殿；十八日，慈禧太后回颐和园，光绪帝一路送回，当晚住颐和园玉澜堂。
    六月初八日，慈禧太后为其夫君咸丰帝的生日回西苑，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后，移往瀛台涵元殿；初九日在顺贞门内跪送后，回宫中养心殿。
    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为光绪帝生日回西苑，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后移住瀛台涵元殿；二十四日慈禧太后移住宫中宁寿宫养性殿，光绪帝移居宫中养心殿；二十七日慈禧太后移住西苑仪鸾殿，光绪帝仍住宫中养心殿，然二十八日又是其27周岁的生日；二十九日，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送慈禧太后，仍住养心殿。
    七月十四日，慈禧太后为咸丰帝忌日回西苑，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后移住瀛台涵元殿；十八日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送慈禧太后回颐和园后，回宫中养心殿。(233)
    由此可见，八月初四日申刻，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慈禧太后后，移住瀛台涵元殿是正常现象。反过来说，若此时光绪帝回到宫中养心殿，倒显得不正常了。蔡乐苏先生2001年著作对此称：“涵元殿在瀛台，是政变后慈禧软禁光绪帝的地方。政变之前，光绪虽常驻跸涵元殿，不过八月初四日这天晚上，大概是慈禧要他驻跸在这里，这其中包含什么，只好由后人自己去想像了。”这一段话写得并不清楚。其中慈禧太后要光绪帝移住瀛台，很可能是蔡先生的想像。但他后称“慈禧回宫怒斥光绪之后，光绪即失去自由”，可见他还是同意孔祥吉先生的观点，即八月初四日为政变之日。
    以上说明，不能凭借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以证明此日即被囚禁；反过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即不能以光绪帝按旧例移住瀛台来证明其未被囚禁。然在该日《内务府来文》中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似可说明光绪帝还处于自由状态：
    领侍卫内大臣处为咨行事。奉旨：“朕于明日办事、用膳、召见毕，乘轿至丰泽门下轿，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乘轿回瀛台少坐，至勤政殿升座，见日本国侯相，毕，乘轿还瀛台。午初伺候。
    钦此。”右咨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234)
    相同的记载见内务府《日记档》（署中）：
    （初四日）适侍卫处来文，为明日皇上办事后，诣皇太后请安，毕，至勤政殿召见日本国侯相，毕，还瀛台。午初侍候，已缮禀帖发公所，并入事、交钞矣。(235)
    相同的记载又可见八月初四日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
    询得初五日皇上办事、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瀛台。午初升勤政殿，见日本侯相，毕，还瀛台。(236)
    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完全可以想像慈禧太后回西苑后，与光绪帝之间会有相当激烈的冲突；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见后，仍一如以往地向侍卫布置八月初五日的日程安排。从这一日程安排来看，光绪帝不仅没有失去自由，而且是在其完成“办事”、“召见”的政务活动后，再向慈禧太后“请安”。
    八月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单独处理政务
    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的夜晚，一定是不平静的。但在第二天，我以为，光绪帝依旧是单独行使皇帝的权力，处理政务。
    据该日宫中《穿戴档》：
    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酱色江绸单袍，石青江绸单褂，戴斋戒牌。束绿玉钩褡线鞓带，穿青缎凉里尖靴。卯正，外请至勤政殿见大人，毕，还涵元殿。寻常褂下来，更换石青江绸单金龙褂，戴珊瑚朝珠，挂带挎。午初，外请至勤政殿，朝见外国人等，毕，还涵元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
    这是一份不完整的记录，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向慈禧太后请安、侍膳的记录。据该日《起居注册》，“上诣仪鸾殿，慈禧皇太后前请安。”特别指明请安地点在仪鸾殿。按照前引领侍卫内大臣的来文，在勤政殿召见大人后，应直接去仪鸾殿慈禧太后处请安，由于没有换衣服，也有可能是从仪鸾殿回涵元殿换衣服，于是负责记录的太监在《穿戴档》中将此事省略了。
    又据军机处《早事》、《早事档》，该日为兵部、太常寺、八旗两翼值日。在早朝中，光绪帝批准了兵部的3件议复；批准了太常寺6件关于八月初八日光绪帝亲祭夕月坛等礼仪事务的折片，并对3件派出官员的请示，作出直接的答复；对御前、乾清门、吏部、兵部所奏月折，旨命“换出”，对宗人府、吏部、正白旗蒙古的“述旨”，旨命“是”；(237)批准了领侍卫内大臣为初六日、初七日光绪帝去宫中、社稷坛而派出前引、后扈、管事的人员；批准了镶黄旗汉军在卢沟桥演炮事；批准了神机营制造火药及训练费用请部拨事；留下了宗人府、翰林院、户部、总理衙门、兵部、都察院代奏的司官士民上书共17件；留下了南书房翰林徐琪、散秩大臣锡光、日讲起居注官陈秉和、御史宋伯鲁封奏共8件。(238)召见了请训的袁世凯和军机。
    又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交片档》，光绪帝对留下的徐琪的1折2片，有明发谕旨一道、交片谕旨两道；对留下的锡光、陈秉和、杨深秀的5折片，皆下旨“存”；在热河都统寿荫、署理四川总督恭寿、江西巡抚德寿、陕西巡抚魏光焘、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振祎、护理江西巡抚翁曾桂、署理江西布政使张绍华、署理江西按察使刘汝翼、江西学政李绂藻等的40件折片上有朱批。(239)另有一明发上谕，任冯汝骙为四川顺庆府知府。
    以上的档案当然还不能完全证明八月初五日光绪帝是单独处理政务，为此，我在这里补充三项证据。
    其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称这一天他是被光绪帝单独召见，而不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见。这说明慈禧太后尚未走到前台。袁世凯后来的亲信张一麐称：“次日（八月初五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诇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240)也有一些研究先进引此认为光绪帝已被监控。细心地检视这一段记载，可以认定，某侍卫大臣为慈禧太后派来的探子是袁世凯事后的主观推测，此时袁世凯正处在旋涡之中，对任何细微之处都不敢马虎。由此也可以认为是袁世凯主观想像的放大；更何况“好小子”一语，也可有多种理解，比如说对袁世凯超擢的稍带挖苦味的评论。(241)
    其二是当日《上谕档》所载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
    本日翰林院编修徐琪奏各省州县繁简互调以免偏重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又奏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奉交片谕旨著农工商务总局酌核办理，又奏请于京城设立自来水厂片，奉交片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归入叶大遒修理河道条陈一并议奏；御史杨深秀奏时局艰危请联与国折，又请开凿窖金片；委散秩大臣锡光奏挑挖沟渠河道折，又请将幼官学改小学堂片；裁缺庶子陈秉和奏大臣滥保劣员折，均奉旨“存”。又七月二十六日都察院代递举人何寿章请严定贩米章程及酌定交涉章程、设立矿务学堂折，八月初一日翰林院代递庶吉士傅增湘奏兴办矿务变通旧章折，初二日代奏编修黄绍第奏编辑近时政书折、请就各省会馆改置中小学堂片，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谨将徐琪等原折片十二件，恭呈慈览，其余各折片俟签拟办法，再行陆续呈递。谨奏。
    该奏片明显地说明此日的政务处理原则有如八月初三日，即有上奏权的官员的奏折由光绪帝处理，没有上奏权的司员士民的条陈，由新军机拟出处理意见后呈慈禧太后审定。而且，这是《上谕档》、《洋务档》中所载最后一份此类报告。第二天，八月初六日以后，此类重要奏折当日呈送慈禧太后的制度被停止了，慈禧太后不再需要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日军机处档册《早事》中记：
    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版，毕，还海。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242)
    《早事》是军机章京记录的每日早朝、召见、请假等事项的工作底本。以上所录是光绪帝告诉军机处其明天工作日程的安排。其中“办事后”一语，是指其明天仍是单独见军机；“瀛秀园门跪送”一语，是指光绪帝认为慈禧太后会照原计划于初六日回颐和园；“还宫”一语，是指光绪帝初六日跪送慈禧太后之后将移住宫中养心殿。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军机处《知会簿》：
    该班供事禀：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祝版，毕，还海。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满头班全知会。八月初五日。(243)
    《知会簿》是军机处供事通知当日不当值的军机章京各有关事项的记录本。负责记录的是比军机章京地位还低的供事。八月初五日是军机处二班章京入值，初六日改头班章京入值，由此二班的供事向头班的章京老爷们作此通报。其通报的内容与军机处《早事》军机章京的入记完全相同。这些记载明确无误地说明，此日是光绪帝单独处理政务，而且，在当日军机处散值前，光绪帝和军机处都不知道风暴已至。
    尽管当日光绪帝仍是单独处理政务，但从当日所发的谕旨来看，维新的政令已是色彩暗淡，整个王朝的政治已经开回旧路了。(244)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回西苑后给光绪帝下达了极为严格的指令。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慈禧太后看到杨崇伊的奏折后于八月初三日晚戌时决定回西苑，同时决定于初六日回颐和园。她此行的目的不是针对光绪帝的，而是与伊藤博文的觐见有关。光绪帝依旧例移住瀛台涵元殿，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八月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尽管维新的道路已被慈禧太后封堵得差不多了。
    五、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前后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当光绪帝单独处理完政务，从勤政殿前往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时，风暴发生了。从时间的刻度来看，《穿戴档》称光绪帝卯正（上午6时）前往勤政殿处理政务，总理衙门致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公函称，午初刻（约中午11时）在勤政殿召见伊藤博文。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当在这两个时间之间。
    八月初五日慈禧太后决定回颐和园时间推迟至初十日
    从内务府《杂录档》中，可以看到一条特别的记载：
    八月初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十日皇上前往颐和园去，所传车辆、马匹、苏拉等改为福华门外，各该处照例预备。差首领滕进喜传。(245)
    与前传对照，原先黄车、青车“在顺贞门外预备”，马匹等“在西三座门外预备”，即光绪帝从宫中动身，此次改为“福华门外”，表示光绪帝将从西苑动身。也就是说，光绪帝不能回宫中去了，将在西苑住到初十日，前往颐和园。
    此一改动是什么意思呢？《内务府来文》中有明确的记载：
    八月初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六日圣母皇太后还颐和园，今改为本月初十日还颐和园。所传引导、跟随、车辆、马匹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各该处照例预备。差首领滕进喜传。(246)
    内务府《日记档》同日对此也有记载：
    改传引导、跟随杂一件，已交抄，并入事讫。
    初十日皇太后还颐和园黄记载，已交抄，已回立（山）、启（秀）、世（续）堂及奎公，已令书吏缮出崇（光）、文（琳）禀帖发公所矣。
    皇太后引导、跟随、行步军统领衙门文一件，奏片、引文全分，站班禀帖贰分，均发公所矣。
    皇后、瑾妃引导、跟随禀报帖及行文均发公所讫。(247)
    据以上记录，可知慈禧太后将初六日回颐和园改为初十日，皇后、瑾妃一同随行。(248)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将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由此，内务府还依例拟定了慈禧太后初十日回颐和园的各种安排。(249)由于此一改变还牵涉到颐和园的准备，内务府的一个小档册《车费档》也有记载：
    八月初五日，端大老爷赴颐和园，呈回崇（光）大人，为进奉改期及多、桂等道司、堂谕。车费二十吊。(250)
     由此可见，因情况紧急，西苑方面立即派人通知正在颐和园值班的内务府大臣崇光，否则他将在颐和园准备接慈禧太后次日回园各种事务。此时正在颐和园的内务府升平署，在其《日记档》也有一补充记载：
    又补。初五日敬事房传旨：于八月初十日老佛爷驻跸颐和园。特记。(251)
    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完全改变了事情的性质。我在前节说明，慈禧太后初四日去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的决定，不是针对光绪帝的，而是为了初五日伊藤博文的觐见，因为初六日到初十日光绪帝还有独自处理政务的空间与时间；此次决定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也就是说，对光绪帝不再信任，要将光绪帝置于其身边。
    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其原因为何，当属此日与光绪帝见面时另有一场争论。其争论的主旨及双方的言词，档案中毫无记载，无从得知。如果说是为伊藤博文的觐见，似为不太可能。因为前已说明，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而言，初四日慈禧太后回西苑后当面向光绪帝交代清楚，光绪帝必然会一一照办。
    光绪帝的宠臣张荫桓后来被戍，押解其的官员留下了一份记录，称：初五日光绪帝召见伊藤时，“太后在帘内”。(252)此一说法为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所驳，对此我是同意的。一是勤政殿内一时无法设帘；二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在场，慈禧太后无须亲自出面。还有一个情况也值得注意，在军机处档案中，有当时伊藤博文觐见的文字记录。共两份，一份字迹清楚，有如奏折；一份字迹较草，有如录副。(253)这两份记录是给谁看的？如果说总理衙门留有此记录，作为以后的备忘录，当属外交中的正常之事；军机处留此记录，则应是为光绪帝或慈禧太后提供的。但档案中对此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两份记录的用处，我以为，很可能是呈送慈禧太后的。
    伊藤博文的觐见持续了15分钟。光绪帝在召见时表示了与日本加密关系的倾向，但在实际事务中仅表示了将通过总理衙门向伊藤了解“变法次序”，并没有出现慈禧太后等人最担心的重用伊藤以为“客卿”的言辞。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若仅为伊藤博文的觐见，第二天便可以放心地回颐和园，可她为什么留下来，到初十日与光绪帝一起回颐和园呢？
    由此，问题的要害显露出来了，初四日晚慈禧太后见过光绪帝之后到初五日上午再见光绪帝之前，慈禧太后见过了什么人？得到了什么消息？然清代的档案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有关慈禧太后的档案我一直未见，对此我不能做出答复来。
    慈禧太后推迟回颐和园，是否意味着已决定训政开始？对此，我也不能得出结论来。内务府档案中有当天的两份文件：
    领侍卫内大臣为知照事。八月初五日由内奏事口传，奉旨：朕于明日办事毕，由勤政殿檐前乘轿出德昌门、西苑门，进西华门、右翼门、中右门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乘轿由后左门进乾清门，换轿至圣人前拈香，毕，乘轿出乾清门、隆宗门、西华门，进西苑门、德昌门，还瀛台。更衣，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卯初二刻伺候。钦此。须至知照者。右知照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254)
    由侍卫处询得初七日皇上办事后出西苑门，进西华门、熙和门，出午门至社稷坛致祭，毕，仍由旧路还海。召见后，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站班人员均穿补褂。堂、司禀、启帖等均办登记。(255)
    前一份文件涉及初六日的日程，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领侍卫内大臣未见到光绪帝，而是由内奏事处太监所传旨，故向内务府行文不用“咨”而用“知照”；其二是光绪帝先在勤政殿“办事”，“卯初二刻”即上午5时半左右前往宫中阅视祭社稷坛的祝版，并为孔子拈香；其三是光绪帝“召见”可能在瀛台，当然也可能在勤政殿，并没有说明；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光绪帝处理完政务后才去向慈禧太后“请安”、“侍膳”。如果将此与前引八月初五日军机处《早事》的记录相比较，可以看出，光绪帝传出此旨，时在见到慈禧太后之后，也有可能是召见伊藤博文之后。后一份文件涉及初七日的日程，由于事关内务府官员的站班，故向侍卫处主动打听，也就是说，侍卫处在八月初五日已知光绪帝初七日的日程安排。从光绪帝这两日“办事”、“召见”后才“请安”、“侍膳”的时间安排来看，他本人还不知道第二天慈禧太后的“训政”；尽管我们还无法知道慈禧太后此时心中是否已经作出了决定。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上谕档》载：
    内阁奉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上谕档》在此谕旨上还专门注明“朱笔”，以说明此一重要的谕旨是光绪帝亲写。可是光绪帝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写下此一朱谕？为此查宫中《穿戴档》，该日记：
    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蓝江绸单袍，石青江绸单金龙褂，戴斋戒牌，戴伽楠香朝珠，束绿玉钩褡线鞓带，挂带挎，穿青缎凉里尖靴。卯初外请至中和殿看阅视祝版，毕，至圣人前拈香，毕，还勤政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见大人毕，还涵元殿。
    从这一记载来看，与前引领侍卫内大臣的知照有所不同。其一是去中和殿前没有“办事”的记录，且似从涵元殿出发，而不是从勤政殿出发；其二是从宫中看祝版、拈香后没有回涵元殿，而是去了勤政殿。再查《起居注册》，该日记：
    卯刻，上诣中和殿阅视祝版，诣圣人前拈香，毕，诣仪鸾殿慈禧太后前请安，驾还涵元殿。
    此一记录与前引领侍卫内大臣知照的相同处，在于仪鸾殿请安，但请安在勤政殿见大人前还是见大人后，没有明确的记载。再查军机处《早事》，该日记：
    刑部、都察院、侍卫处值日。江宁藩司袁昶到京请安。出使大臣徐寿朋到京请安。李征庸谢授头品顶带。冯汝骙谢授四川知府恩。召见袁昶、徐寿朋、李征庸、冯汝骙、军机。皇上明日寅正至社稷坛行礼，毕，还海办事、召见大臣。(256)
    此一记录同以前一样，没有时间的记录。再查宫中《召见单》，该日在“京官”册中记：“徐寿朋（出使大臣）”；在“外官”册记：“袁昶（江宁布政使），冯汝骙（四川顺庆府知府），李征庸（简放道）。”也无时间的记载，再查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其他档册，皆无时间的记载。
    由此，我这里似可以大胆推测出一个时间表：光绪帝这一天早晨可能没有到勤政殿出席早朝，而是直接从涵元殿去宫中看祝版、拈香；从宫中回来去了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然后又与慈禧太后共同来到勤政殿，也就是前引上谕中“今日始在便殿办事”；处理完政务后，光绪帝回到涵元殿。如果按照这一时间表，那么，光绪帝正式交出权力由慈禧太后训政，似在仪鸾殿请安时；而将“训政”朱谕发下军机，似在勤政殿召见时，而且是光绪帝与慈禧共同召见。(257)
    如果我的这一大胆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光绪帝为什么改变了初五日通过内奏事处下达给领侍卫内大臣的时间安排，即先“办事”，再去宫中，再回涵元殿“召见”，再去慈禧太后处“请安、侍膳”？这里面只有一个可能，即光绪帝初五日中午召见伊藤博文回到涵元殿之后到初六日清晨早朝之前，涵元殿与仪鸾殿之间另有接触，或者是光绪帝去过仪鸾殿、慈禧太后去过涵元殿，或者是慈禧太后派人到涵元殿向光绪帝下达了新的指令。可惜我对此不能提供新的材料。
    事实上，问题的要害仍是我在前面提出的：慈禧太后到西苑后，见过了什么人？听到了什么事？
    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称荣禄于八月初四日由津回京，见过了慈禧太后。我以为，此说尚有疑问。从前引荣禄致总理衙门有关山海关、大沽军情的电报可知，八月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他皆有发自天津电报。这当然也有可能由别人以其名义代发。从袁世凯《戊戌日记》可知，当他于初五日下午到达天津时，荣禄也在天津。仅从时间上来看，荣禄如秘密回京，是难以安排的。假如荣来北京，须乘八月初五日上午的火车返回，如果是骑马的话，八月初四日晚城门关闭前须离开北京。且清代制度，督抚大吏离开职守，需事先请旨。荣禄回京必不敢请旨，而只能是微服私行。考虑到当时光绪帝与荣禄之间不太和谐的关系，荣禄私行，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最重要的是，他冒着风险进京见太后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他从袁世凯处得知康、梁有所发动，冒此风险还是值得的。谭嗣同离开法华寺时已是初三日深夜。如果袁世凯有心告密的话，最佳方法当是请荣禄的折差（袁日记称“专弁遗书”）(258)带急信回天津，由于此时城门已关，荣禄的折差无论坐火车或骑马，当在初四日一早出行，中午以后方可见到荣禄。荣禄下午赶紧进京，初四日晚可在西苑见到慈禧太后（返回的时间可能过紧）。此时袁世凯尚在北京，按照慈禧太后的性格，当晚西苑应有大事发生，光绪帝不可能在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单独召见袁世凯，而拿捕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也应在初五日进行。黄先生在其著作中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袁世凯告密在其初五日回天津之后，那么，荣禄就没有特殊的理由初四日秘密微服进京。如果是当面劝慈禧太后训政，不太像荣禄办事老练的性格；如果仅是向慈禧太后表示忠诚，他完全可以用书信或其他方法。由此再查黄先生所引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致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电报，发于八月十九日，当时北京的各种谣言甚多，林本人并无秘密管道，这从当时他所发出的其他电报可知。他的这一说法，很可能是听到了其中的某一传说。称荣禄初四日进京的说法，并不可靠。刘凤翰先生1964年论文提出的荣禄初五日进京说，已被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所驳，对此我是同意的。
    王树卿先生1990年著作称：八月初六日早上，慈禧太后“按原来计划返回了颐和园。可是，慈禧太后并没有住下，突然接到荣禄自天津打来的电报，盛怒之下，马上用轻轿快班，急速向北京城里进发”。王先生此处未注明出处，但其确有所依据。先看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一事。内务府《杂录档》中记：
    八月初六日，圣母皇太后在仪鸾殿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仪鸾殿乘轿出瀛秀园门、福华门，由西三座门出西安门、西直门，至倚虹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东马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
    乘轿至广源闸西马头下轿。乘船至水木自亲马头下船，步行还乐寿堂。圣驾驻跸颐和园。(259)
    王先生的著作提到了内务府《杂录档》，其依据可能是此。然此一文件仍是内务府的事先请示，当时的名称叫“记载”或“黄记载”（因为写在黄纸上，故有此名）。其作用是事先拟好行程后请示慈禧太后认可，以便执行。它不是事后的记录。而这一份“黄记载”什么时间发下的呢？为此查内务府《日记档》，于八月初四日中有此记载：“敬事房传出初六日皇太后还颐和园记载一件，已发署粘连。”(260)由此可见，此一记载仍是初四日慈禧太后去西苑前所定，不能作为初六日慈禧太后回颐和园的证明。再看荣禄的电报一事。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于八月十四日电告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
    我从可靠的来源得知，中国皇帝突然被废及康党受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归于中国皇帝在9月19日召见袁世凯所给他的秘令，要他率4000军队由小站军营开往宫廷，充作御林军。第二天，袁在回小站的路上向属于后党的直隶总督泄密。消息立即以电报发给慈禧太后，而她立即重出于权坛。(261)
    我不知道王先生的电报说是否据此，然郑永昌所称“可靠的来源”，很可能是梁启超，他正护送梁启超、王照由天津去大沽以登日本军舰。而梁启超的消息恰恰是不可靠的。关于荣禄发电给慈禧太后的说法，已被骆宝善先生1999年论文、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所驳，对此我也是同意的。
    以上分析说明，慈禧太后没有见过荣禄，也没有收到荣禄的电报。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决定重新训政呢？
    由此再回到刘凤翰先生1963年论文中提出的问题：袁世凯日记关于初四日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六时共30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疑”。我对此有同感。郭卫东先生2002年论文对此30个小时也有同样的疑问。虽郭先生所称八月初四日一大早袁世凯去海淀告密，导致慈禧太后回西苑发动政变，由于时间与慈禧太后初三日晚的决定不符，而不能成立，但他提到的告密对象庆亲王奕劻，却是此次政变的主角之一。由此而进行思索，郭先生的思路也有其可以伸长的意义。当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已如绷紧而即刻可断的发丝，只要听到一点风声，不要太多的证据，即刻会出大事。也就是说，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徐世昌，只要向奕劻等人稍露口风（且不管在城内或海淀的何地），如“康有为将有不利之事”之类的暗示，即可变为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的实际行动。可是没有材料的怀疑还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刘、郭两先生的袁世凯告密说仍然是接不上去的链条。
    据此再检视八月初六日的政令，首先是捉拿康有为。《清实录》中称：“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262)然该谕旨在军机处的《上谕档》、《随手登记档》、《交片档》、《交发档》、《交事》各档册中均不载。(263)按照当时的习惯，此旨若由军机处发出，应是交片谕旨，其写法为“交步军统领衙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应录于《上谕档》、《交片档》，并在《随手登记档》中留有记录。以上军机处各档册未录，说明此旨未经过军机处。由此再查《清实录》，竟注明此谕旨录自《东华录》！档案中最先出现此旨，为八月十一日以刑部尚书崇礼为首的奏折：“本月初六日，步军统领衙门奉密旨：工部主事康有为……”(264)崇礼为刑部尚书又兼任步军统领，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之臣，他可能不是从军机处受旨，而是直接从慈禧太后处受旨。对此郑孝胥在该日日记中称：“长班来报，九门提督奉太后懿旨锁拿康有为，康已出都，其弟康广仁及家丁五人已被拿获。”(265)
    慈禧太后未经军机处命步军统领捉拿康有为，是否为了保密的需要？因为军机处毕竟还有慈禧太后最不信任的新任四章京。我以为似无此必要。因为当天收到了宋伯鲁请与英、日结盟并保康有为的奏折，则由内阁明发上谕：“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266)其中“滥保匪人”指的就是康有为，而此旨由军机处发下。
    我以为，慈禧太后未经军机处命步军统领捉拿康有为，可以说明两点，其一是有人向她报告康有为尚在北京，否则就不会令掌京师治安警卫的步军统领去捉康；其二是很可能她曾命光绪帝捉康，而光绪帝未能及时执行或拒绝执行。前者由逻辑关系可证明；后者完全是我的推测。
    我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大胆想像了这样一个场景：即在光绪帝八月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到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的某一时刻，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康有为尚未离开北京，康有为、康广仁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甚至听到某种康有为欲有所发动的传闻，她命令光绪帝将康氏兄弟抓起来送刑部审讯。光绪帝对此表示不能从命。于是，慈禧太后出示杨崇伊的奏折，光绪帝见有“仰恳皇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咨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一语，只能跪请皇太后“训政”。慈禧太后因此密召崇礼捉拿康氏兄弟。我的这一并无材料的大胆假设，只能留待以后证实或证伪了。
    消息灵通的内务府官员，很可能听到了什么。初六日清晨，光绪帝由西苑去宫中中和殿看祝版，路过西华门内的内务府衙门，该府官司员照例须在衙门前站班，可这一天居然有许多官员未能出席。(267)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其政策取向还不是完全倒行逆施。除了捉拿康氏兄弟、将宋伯鲁革职外，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旨。当日收到侍读学士李殿林用机器纺棉的奏折，奉交片谕旨：“著农工商总局酌核办理”；收到侍讲学士秦绶章及由总理衙门代奏的北洋委用道傅云龙的奏折，奉交片谕旨：“北洋委用道傅云龙请设制造银钱总局，又侍讲学士秦绶章奏请由工务总局开铸银元各一折，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归入刘庆汾等前奏内一并妥议具奏”；收到总理衙门代奏郑孝胥保萨镇冰奏折，发出一电旨：“著荣禄详细察看，据实具奏”；收到湖北巡抚谭继洵保举使才奏折，奉明发上谕：“谭继洵奏遵保使才一折，在籍翰林院检讨宋育仁，湖北候补知府洪常，著各该督抚饬知该员来京，预备召见。”(268)此四道谕旨似乎还给人以新政继续进行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光绪帝虽与慈禧太后同见大臣，但他的朱批权并没有取消。这一天的朱批情况，可见第二天上报慈禧太后的“朱批奏折事由单”：
    八月初六日，文光奏成都将军恭寿因病出缺折，奉旨：留中。德寿奏交卸抚篆起程日期折，奉朱批：知道了；又奏张绍华等署藩司各缺折，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保荐道府贤员折，奉旨：留中；又奏筹解金陵老湘等营军饷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保荐道员贺元彬折，奉朱批：贺元彬著送部引见；又奏劝办息借商款各员择尤请奖折，奉朱批：吏部议奏；又奏查明通商口岸路矿事宜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谭钟麟、许振祎奏已革知府卢秉政报效银两请开复折，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又奏卢秉政前参未允折，奉朱批：知道了。谭继洵奏解厘金京饷银两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解地丁京饷银两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六月分雨水粮价片，单一件，奉朱批：知道了；又奏遵保使才折，奉朱批：另有旨；又奏遵保人才折，单一件，奉旨：留中。邓万林奏出洋督巡日期折，奉朱批：知道了。(269)
    虽说朱批权尚存，但朱批中已无实质性的内容。
    八月初七日（9月22日）的谕旨，也还算是平和，尽管已经下旨加强紫禁城、西苑、颐和园三处的禁卫，(270)并发电荣禄捉拿康有为。(271)光绪帝继续有朱批权，同样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272)据这一天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了崇礼、洪用舟和军机。召见崇礼，很可能是听取捉拿康有为的汇报；洪用舟是新任山东东昌府知府。又据军机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选用道陈曰翔、刑部候补主事陈桂芳本应本日觐见，奉旨“明日递牌子”。而陈曰翔、陈桂芳是新任礼部侍郎阔普通武保举的“通达时务人才”。(273)
    八月初六日、初七日两天的政令表明，慈禧太后虽开始对光绪帝、康有为进行清算，但仍在权力层面，尚未进入政策层面。
    袁世凯告密消息传到北京
    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做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判断，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而告密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并开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表，即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荣禄的密折于初七日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初八日上奏慈禧太后，初九日逮问张荫桓等7人。黄先生称：“太后于初八日始见到荣禄密折，这自然还需要查北平故宫所藏军机处《早事档》、《随手档》，看是否相合。”为此，我查阅了军机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皆无荣禄或杨崇伊的奏折。但此并不能证明，荣、杨没有密折，因为该折也有可能未经内奏事处而到达慈禧太后手中。或者根本没有奏折，用书信、口信的方式转达于慈禧太后。
    黄先生的袁世凯告密而致使政变加剧的判断，为后来的许多研究先进所采用，但表述不同。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提出袁告密消息于初六日晚传京，初七日慈禧太后开始行动。其主要证据是引用《驿舍探幽录》：
    初七日，仍随班朝见，太后在帘内，皇上在炕侧坐，太后令廖寿恒拟拿办康有为羽党谕旨。廖拟就，呈与皇上，皇上转呈太后阅毕，仍递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视军机诸臣，踌躇久之，始发下。(274)
    我在前面提过，《驿舍探幽录》是一部可信度不高的著作，此初七日的情节当为编造。首先，张荫桓根本不能“随班朝见”，他不是军机大臣，当日早朝值班的衙门是工部、镶黄旗。张氏为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这一天没有特旨是不能朝见的。(275)为此查军机处《早事》、《早事档》、宫中《召见单》根本没有张荫桓被召见的记录。其次，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未设帘，而是与光绪帝同坐。再次，我查阅了军机处所有记录谕旨的档册，当日并无此一内容的谕旨。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指出，逮捕新任四章京等人的时间为八月初九日，其主要证据为八月十一日崇礼的奏折：
    初九日，该衙门（步军统领衙门）续奉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钦此。”经该衙门遵将官犯张荫桓等七名，悉数拿获，于初十日，一并解送到部。(276)
    为此，我查阅了军机处八月初八日、初九日《上谕档》、《交片档》、《交发档》、《交事》、《随手登记档》等有关记录谕旨的档册，发现的情况与初六日捉拿康有为的谕旨一样，根本没有记录。再查《实录》，注明该旨的材料来源仍是《东华录》！在修纂《实录》时，有关人员是能很方便地利用军机处的各类档案的，可他们也已找不到有关记载，只能转引私修的《东华录》。而《东华录》的材料又来源于何处？我对此尚无证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崇礼八月十一日的奏折刊于《谕折汇存》。我以为，也有这样一种可能，
    《东华录》的编者是从崇礼奏折中剥下八月初六日、八月初九日两旨，《实录》修纂官再从《东华录》中转引，其来源都是崇礼奏折。以上材料可以说明，逮捕张荫桓等人的谕旨未经军机处，而是由慈禧太后直接下达给步军统领的。马忠文先生1999年论文证明，八月初八日晨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被捕，林旭于初九日被捕。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何前引崇礼奏折称“初九日该衙门续奉上谕”？对此档案中没有材料可证。
    我个人猜测，慈禧太后下达的逮捕张荫桓等人的谕旨，很可能不是一道，而是多道，即其人数一开始不是7人，而到了初九日最后达到7人。八月初十日，步军统领衙门上有一折，军机处《早事档》记录为：“步军统领衙门封奏一件。奉旨：留。”《随手登记档》记录为：“步军统领衙门折，拿获张荫桓等请交部由。”该折可能会记录有关谕旨的情况。由于该折尚未检出，也无法将之核对。
    由此再看八月初八日的朝政。这一天是慈禧太后进行训政典礼的日子，其日程安排为：
    八月初八日巳时，德昌门外设圣母皇太后仪驾，圣母皇太后在仪鸾殿办事、进早膳毕。午时，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仪鸾殿乘轿，出寿光门，由纯一斋出崇雅殿门，进仁曜门，至勤政殿东暖阁少坐，礼部堂官转传与内监，奏请随。总管一名奏请圣母皇太后升勤政殿宝座。礼部堂官引皇帝至拜褥上立，鸣赞官奏跪拜兴，皇上率领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总管一名引皇后率瑾妃步行至殿内拜褥上，诣圣母皇太后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总管二名奏礼毕，圣母皇太后起座乘轿出仁曜门，进崇雅殿门，仍由纯一斋进寿光门，还仪鸾殿。(277)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的“办事”地点在仪鸾殿。又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这一天召见的人员为选用道陈曰翔、刑部主事陈桂芳和军机。这一天的诸多事务，很可能使慈禧太后一时还提不出一个完整的名单。在慈禧太后的心中，此时最恨的人是康有为、张荫桓，这一点当时并不是秘密。(278)其次是未经其同意的新任四章京，八月初三日她已对其限权。至于徐致靖，很可能因其保康有为而对他有印象，至于杨深秀，虽属康党，但其被捕一事，很可能另有原因。(279)如果真情有如我的猜测，前后有多道谕旨下达，而初九日的谕旨名单最全，我以为，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仅引初九日谕旨，是出于省文。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中提出，初九日的谕旨“主要目的不是捕人，而是令提督衙门将已经拿获的谋乱要犯移交刑部收监”，也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分析。
    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指出，袁世凯告密消息传京后，“光绪帝的处境就恶化了”，从八月初八日起至十一日，慈禧太后“就不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在便殿办事’了”。房先生的依据是宫中《穿戴档》，因为八月初八日起至十一日没有“见大人”的记录，而初九日、十一日没有换衣服。我以为，房先生的这一判断似为有误。
    首先，宫中《穿戴档》主要是记录皇帝的穿戴，如果没有换衣服，有些政务活动经常不记。为此，我核对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至八月初七日的《穿戴档》，其中有41天没有“见大人”的记载，而核对军机处《早事》，这些日子没有一天不见军机大臣的。(280)因此，不能因《穿戴档》中没有“见大人”的记录，来判断光绪帝此日未见军机大臣。
    其次，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八月初八日召见陈曰翔、陈桂芳和军机，初九日召见文焕、祁师曾、李稷勋和军机，初十日召见何乃莹、嵩恩、翁斌孙和军机，十一日只召见了军机。其中前已提及，陈曰翔、陈桂芳、祁师曾是阔普通武保举的通达时务人员，李稷勋是陈兆文保举的通达时务人员，文焕是新任四川叙州府知府，何乃莹为新任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嵩恩、翁斌孙皆是翰林，且翁斌孙还是翁同书的孙子。如果了解了这些人的背景，很难想像只是慈禧太后一人召见。若是如此，这些人员见不到光绪帝，必会传出消息，而会引起无数猜测，引起政局的很大波澜。
    再次，光绪帝的朱批权并未剥夺。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的记录及档案中现存的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皆可为据。仅是朱批，不见军机，在工作程序上存在一些困难，慈禧太后还需要光绪帝出场。在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不管后来光绪帝的境遇如何，他的朱批权一直没有被取消，只不过这些朱批毫无内容，皆是“知道了”、“著照所请，该部知道”之类的空话。(281)
    尽管房德邻先生认为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光绪帝见军机之权被慈禧太后所夺，其证据是不充分的，但房先生“光绪帝的处境就恶化了”的判断还是正确的。除了八月初八日起逮问谭嗣同等人外；慈禧太后采取一系列的对策：初九日，将原定初十日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改为十四日，(282)这表明她有大量的事务需要处理，而且必须在城里，原定计划时间已经过紧。推迟的时间仅4天，又表明她还没有放弃在颐和园过中秋节的计划。初十日，发下谕旨：“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283)此一由内阁明发的谕旨，除了求医外，更重要的是诏告天下，光绪帝从“四月”起即处于病中，有关政策皆是在病中决定的。同日，她电令荣禄来京，决心重组中枢，用其亲信来控制军机处。同日，还对原定八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在颐和园颐乐殿演戏事，也作出了调整：
    敬事房传旨：初十日老佛爷驻跸颐和园，改于十四日驻跸颐和园。
    奉旨：八月十四日四喜班、十五日福寿班、十六日宝胜和班颐乐殿侍候戏。敬事房传旨：十四日之戏，改十三日纯一斋伺候。十五日、十六日之戏颐乐殿伺候。十五日养心殿月供改紫光阁伺候。奉旨：十四日四喜班改十三日纯一斋伺候。十五日福寿班、十六日宝胜和班颐乐殿伺候。(284)
    慈禧太后此时仍不忘看戏，似乎觉得一切已经处于她的重新控制之下。十一日，下旨恢复原被裁撤的詹事府等衙门，取消司员士民上书权，撤销时务官报，各州县小学堂由各地官员酌情办理。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此时不仅是权力上进行清算，而且在政策上进行了反攻。以上诸事件中，调医入京为光绪帝治病一事，最为各位研究先进所注重，认为是慈禧太后废帝的先声。为此，再作补证于下。
    首先是光绪帝确实是有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的内务府《记事珠》中，共有15条这样的记载：“适太医院报上皇上脉案一纸，已缮手折引文给怀堂发宅。原脉案粘档讫。”其中的“怀堂”当指内务府大臣怀塔布，当怀塔布被罢斥后，即改发为“启堂”，即内务府大臣启秀。(285)而有此记载的时间为：七月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初六日、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286)我还没有查到相关的档案，以看看这些脉案中究竟有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如此频繁的脉案上报是出于病情还是例行公事，但一个健康的皇帝不应当出现如此之多的脉案并上报内务府大臣。光绪帝当然不是患重病，他的病情我在后面还会具体地加以说明。
    其次调医入京的电旨，当时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山东巡抚张汝梅，十一日推荐了山西汾州的朱焜。其次是两广总督谭钟麟，十一日推荐了惠州府卢秉政。再次是在上海的盛宣怀，十二日推荐了青浦人陈秉钧。(287)当时富有政治经验的封疆大吏，从调医入京的电旨中看出了名堂。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十四日电称：“惟查湖北省良医素少，是以之洞十年以来遇有病疾，皆只自行调理，不敢延医服药。目前实无精通医理之人，不敢冒昧保荐，容各方访闻，如得其人，即奏明驰送赴京。”陕西巡抚魏光焘十四日电称：“陕西现乏良医，仍留心访查保送。”两江总督刘坤一更是滑头，他于十七日电称：“前奉电传谕旨，饬令保荐医士。皇上圣躬欠安，莫名企念，当经详加延访，查有在籍郎中陈秉钧医理精通，堪膺保荐。电饬苏松太道蔡钧迅速派人敦劝应召。昨据复称，该郎中料理行装，准于二十四日到沪赴京等因。正在电奏间，准苏抚电知，该郎中业经盛宣怀奏保，奉旨迅速来京等因。除饬蔡钧传知该郎中迅速航海北上外，谨先电陈，并跪请圣躬万安。”他可能听到盛宣怀已荐陈秉钧，如再称江苏省无良医，便无法交待过去，结果也荐陈秉钧。安徽巡抚邓华熙对此的电报，颇见政治技巧，他于十八日电称：“承准贵署初十日电上谕，饬荐精通医理之人，即日驰送来京等因。钦此。圣躬不豫，臣下企念万分，亟应钦遵举荐。华熙素所深知江苏医士马培之精通医理，著有明效，堪膺保送。访查该医士寄居无锡县，电饬该县劝驾。兹据电称，该医士年已八旬，步履跪拜艰难请辞等语。年高既难勉从。此外亦难其选。谨祈鉴察。”(288)其意是我已尽心，但事未办成，由此了却此一棘手的皇差。最后作出反应的是新任广州将军寿荫，刚从热河都统调任，电报晚了一些，九月十一日电奏推荐了门定鳌。(289)卢秉政、朱焜、陈秉钧、门定鳌后来都成为光绪帝医疗班子的重要成员。除此之外，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电报，看来众多的封疆大吏一反以往热衷于皇差以显示其忠心，在此关键时刻对此类皇差存有很大的戒心，干脆不表态。
    光绪帝不认可“围园劫后”说
    八月初十日（9月25日），康广仁、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8人转到刑部监狱。十一日，崇礼等刑部六堂官上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当日发下谕旨，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对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严行审讯”；对张荫桓“著交刑部看管，听候谕旨”；并表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不再扩大范围。十二日，又发下交片谕旨，增派御前大臣参加审讯，并“限三日具奏”。(290)十三日，发下谕旨，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即行处斩”，派刚毅监刑，崇礼带兵弹压。十四日，发下谕旨，张荫桓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徐致靖“永远监禁”，其子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八月十一日崇礼奏折中所引初九日谕旨中的7人名单顺序为张、徐、杨（深秀）、杨、林、谭、刘，当日谕旨中的名单仍相同，只不过去掉了张，增加了康；十三日谕旨名单顺序已稍有变化，康、杨（深秀）、谭、林、杨、刘。谭嗣同与杨锐位置正好互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尽管我还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情。
    慈禧太后不审而诛六君子及将张荫桓发往新疆的原委，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已经有了完整的评述，称此为英、日干涉的结果，对此我是同意的。然而，六君子不审而诛，留下了许多疑问，其中最重要的是康有为等人“围园劫后”的密谋。杨天石先生1985年论文、赵立人先生1990年论文都认为康有为等人有主动的武装夺权的密谋，对此最重要的证据是八月十四日“内阁奉朱谕”中的一段话：
    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291)
    “朱谕”中的这段话，不可能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对照已被杨天石先生等人认定为大体可信的袁世凯《戊戌日记》，此中的“乱党”，当属谭嗣同所称的“好汉数十人”，
    “湖南好将数人”；“谋围颐和园”，即为谭嗣同谋请袁世凯带兵围攻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即为谭嗣同所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这一段话是袁世凯告密的铁证。
    袁世凯的告密，使慈禧太后有了“围园劫后”的说法，然此事牵涉到光绪帝，光绪帝对“围园劫后”说又是什么态度呢？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指出，此朱谕非出自光绪帝，而是由军机起草，慈禧太后抄录的，但他对此既无证据也无论证。然从档案来看，黄先生的这一大胆判断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查八月十四日军机处《上谕档》，有一段很奇怪的记载：
    康有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
    杨深秀等实系结党，谋为不轨
    每于召见时，杨锐等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
    因时势紧迫，未俟复奏。又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细思该犯等自知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有株连。是以将该犯等即行正法。又闻该乱党等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一件记载上有“朱”字，可见是由光绪帝朱笔书写。再查该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同样也有一条很奇怪的记载：
    发下朱谕一件　康有为　见面带下　随事缴进
    其中“康有为”三字较小。“见面带下　随事缴进”八字，字体更小。这两处记载当属一事。由此可以看出，军机章京收到光绪帝发下的朱谕一件，“康有为”三字，是该朱谕的首三字，即其内容。“见面带下”，是指军机大臣召见后带下，军机章京得此而抄录，“随事缴进”，是指该朱笔随“事”一起由军机大臣缴回。清代制度，朱笔必须缴回。
    八月十三日不审而诛六君子，是对清朝审拟定罪一整套制度的极大破坏，(292)也违背了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之谕旨。八月十四日的朱谕，是对这一违制举措的解释。很可能光绪帝奉慈禧太后之命，拟一道朱谕以平息舆论。其中“因时势紧迫，未俟复奏”一语中，“时势”当指英、日两国在张荫桓被捕后所施加的压力，“复奏”当指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与刑部、都察院审讯定拟的复奏。“又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一语，当指八月十一日高燮曾、庆绵、张仲炘、胡孚宸、徐道焜、冯锡仁、穆腾额的联名上奏，八月十二日黄桂鋆一折两片，八月十三日贻谷的奏折，“中变”即外国干涉之事。但光绪帝此时的思绪相当混乱，无明确的思路，苦思冥想，罗掘罪名，只做出这一无头无尾，语多零乱的朱笔，且也无法再写下去，于是由光绪帝或慈禧太后下发军机处，命其拟旨。根据光绪帝的朱笔，军机们拟出了洋洋一大篇谕旨。这一判断，当属推测，但当日由内阁明发的“朱谕”，几乎全部包括了光绪帝的朱笔，可以作为内证。(293)下引其全文，并将录自朱笔处用黑体标出：
    内阁奉朱谕：近因时势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施行，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若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
    从对比中可见，朱笔中只有“因时势紧迫”一语，在朱谕中没有出现。绝大多数罪名，皆出于朱笔，军机们只是加以引申或放大，也有一些内容引自八月十一日的两道谕旨，(294)唯一的例外是“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一节，光绪帝根本没有提到这一内容。也就是说，“围园劫后”说光绪帝未予以认可。以上的内容，可为房德邻先生1988年论文作一补证。
    由军机所拟的这一道朱谕，最后由光绪帝抄写，或由慈禧太后抄写，或两人根本未抄，在档案中还查不出结论来，但可以肯定，此一道由军机所拟的“朱谕”，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八月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形势急变。先是慈禧太后决定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后又直接训政。这两项决定与袁世凯告密似无关连，但袁告密消息传京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震动，尽管光绪帝不认可“围园劫后”的密谋。如果从政治权力关系而言，光绪帝虽有权见军机，但只是陪衬；仍旧作朱批，但只是传统政治中的那些套话；而在名分上，他还是皇帝。
    六、整肃与软禁
    尽管各种关于戊戌政变的私家著述中充满了慈禧太后回西苑后种种整肃和监禁的描写，且又栩栩如生，有如作者身在现场一般，但从档案中可以看到，慈禧太后对光绪帝身边太监的整肃却是在训政以后十多天才开始的，对光绪帝的监禁则更晚。因此，以下的叙说，主要是抄录有关档案，以纠正私家著述中没有根据的种种描写。
    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决定不回颐和园
    八月十三日（9月28日），也就是六君子赴刑就义的那天，慈禧太后决定，将原定十四日返回颐和园，推迟到二十日。内务府《杂录档》记：
    八月十三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十四日皇上驻跸颐和园，今改为本月二十日驻跸。所有传出车辆、马匹、苏拉等俱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各该处照例预备。差首领何增盛传。(295)
    由此记载可见，光绪帝一行仍旧是从福华门动身，即从西苑出发。光绪帝的这一时间变动是与慈禧太后同步的。《内务府来文》中称：
    八月十三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十四日圣母皇太后驻跸颐和园。今改为本月二十日驻跸。所有传出引导、跟随、车辆、马匹、苏拉俱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各该处照例预备。差首领何增盛传。(296)
    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内务府的各种档册。(297)由于这一改动牵涉到原定八月十三日西苑纯一斋演戏，十五日、十六日颐和园颐乐殿演戏，在升平署的档案中又留下了一些记载：
    八月十三日。敬事房传旨：里外人等出入西苑门，太监俱穿靴、戴帽。十五日、十六日之戏改纯一斋伺戏。十四日福寿班，十五日本家，十六日宝胜和班纯一斋伺候戏。(298)
    升平署太监的衣着规定，显示了西苑正加强警卫。原来的安排十四日并不演戏，结果又增演一天。从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西苑纯一斋连续四天演戏。(299)又据宫中《穿戴档》、《起居注册》，这四天光绪帝天天伺慈禧太后看戏。这个时候陪太后看戏，是一件不太好应付的苦差事。慈禧太后再一次推迟回颐和园的时间，正是她感到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她亲自来做。
    八月十四日，慈禧太后决定停止南苑、天津的阅操。对光绪帝来说，南苑、天津阅操是提倡西法练兵，对慈禧太后来说，正可借此显示其对军队的统御。到了此时，这两个目的都已经悄然淡化。而荣禄进京后，已使得此次阅操指挥官的人选成了麻烦事。荣禄于十一日入京，十二日、十三日召见。十三日旨命荣禄入军机，并命北洋各军归其节制。十四日命荣禄以大学士管理兵部，并颁“节制北洋各军”关防。由此荣禄的官差各职为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他已经不可能再承担更多的事务。天津方面的事务，临时由袁世凯署理，而他正是康党策动的人物。虽已派裕禄为直隶总督，但由其担任阅操的指挥官，还有一些军事知识上的欠缺。
    从后来的事态来看，慈禧太后此时决定停止阅操，对其是相当有利的。由于八月十五日在前门外的中外冲突，英、俄、德、日、美、意等国各调其军队一小部从十七日起由大沽、天津开入北京使馆区，形势相当紧张。而南苑、天津的阅操原订计划是九月初五日至二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即中秋节这一天，慈禧太后决定不再返回颐和园。《内务府来文》中存有一文件：
    八月十五日，总管李连英奉旨：于本月二十日圣母皇太后、皇上、皇后、瑾妃均不往颐和园去。前传引导、跟随、车辆、马匹、大车、苏拉等，均著一并撤回，勿庸准备。钦此。差首领任瑞祥传。(300)
    慈禧太后的这一道谕旨，并没有说明何时再回颐和园。(301)但颐和园却接到了明确的指示：
    申刻，都甲由城内代来口信，今日奉懿旨：颐和园著撤班。钦此。(302)
    自慈禧太后住颐和园后，内务府须派一堂官住班，约为5日一换，以随时听候慈禧太后的指令。(303)由于堂官们皆住在城中，派住班经常很麻烦。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去西苑后，颐和园的住班一直没有撤销。慈禧太后的此一懿旨撤销了颐和园的住班，也就是说，她暂时不会回来了。
    从八月十三日到十五日，慈禧太后的旨意多变，最后决定不再回她颐养的颐和园，其中的原因为何，我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可以看到的是，这一天她在纯一斋看戏，并另下达一条命令：
    八月十五日，储秀宫司房口传：乾清门侍卫、上虞备用处、銮仪卫、电灯处、轮船、闸军、颐和园，
    于明日叫内务府堂上的俱到储秀宫司房领赏。(304)
    这样适时的赏赐，慈禧太后最为擅长。八月十七日，她颁赏于驻守西苑各门的上三旗护军营，(305)十八日，再颁赏给负责她往来引导等责的内务府护军及司员。(306)而疏于值守的官兵也由内务府予以严惩。(307)
    八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命内务府另调写字人4人以充实敬事房。(308)走向前台之后，政务多了起来，人手不够了。
    八月十九日杖毙太监
    慈禧太后不回颐和园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开始对光绪帝和珍妃两处太监进行整肃。从档案中，我还看不出此一整肃从何日开始，但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凶残的结果：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奉懿旨：内殿太监杨瑞珍、杨长文，内殿司房太监张得名及珍妃下太监戴恩如，此四名干预国政，搅乱大内，来往串通是非，情节较重，实属胆大妄为，著交内务府大臣即日板责处死。再，内殿小太监苑长春著革去顶带，内殿司房太监张源荣、王吉祥、徐源寿，珍妃下太监孙海成，此五名实系结党，串通是非，著交内务府慎刑司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又，珍妃下太监张田祥、卢田庆、李玉盛、苑福有、张长瑞，此五名均串通是非，不安本分，实属胆大，交慎刑司板责一百，枷号二年，年满请旨。以上太监等均著严加看守，如有疏脱，滋生事端，惟该大臣是问！钦此。(309)
    由此可见，审讯的日期为八月十九日（10月4日），且由慈禧太后亲自审决。以往负责审理太监的内务府慎刑司，此时已成为一个执行判决的部门。慈禧太后的审讯时间有多长，仅是当天，还是几天？档案中没有说明。但该懿旨中，被审的14名太监中有3名的名字写错，可见当时审讯的仓促。八月二十一日，由总管宋进禄等下发撤销14名太监所食银两的咨会，再度引用此懿旨，可知这14名太监的正确名字及在宫内的地位：
    内殿太监杨瑞珍，镶黄旗广润管领下，每月食银四两五钱
    内殿太监杨昌恩（前错为长文），正白旗恒宽管领下，每月食银四两五钱
    内殿司房太监张得明（前错为得名），镶黄旗鄂麟管领下，每月食银三两五钱
    内殿小太监苑长春，七品官职小太监，正白旗钟吉管领下，每月食银五两
    内殿司房太监张源荣，镶黄旗文龄管领下，每月食银五两
    内殿司房太监王吉祥，镶黄旗延祥管领下，每月食银二两五钱
    内殿司房太监徐源寿，正白旗常瑞管领下，每月食银二两五钱
    珍妃下太监戴恩如，正黄旗常贵管领下，每月食银二两五钱
    珍妃下太监孙海成，正白旗常瑞管领下，每月食银二两五钱
    珍妃下太监李玉盛，正黄旗钟麟管领下，每月食银二两
    珍妃下太监张田祥，正白旗恒深管领下，每月食银二两
    珍妃下太监卢田庆，正白旗恒深管领下，每月食银二两
    珍妃下太监苑福有，正白旗奎昌管领下，每月食银二两
    珍妃下太监张昌瑞（前错为长瑞），正白旗常瑞管领下，每月食银二两(310)
    当时光绪帝的内殿共有太监94人，其中总管2人，为赵文泰和郝寿禄。首领5人，为张景洋、尹来玉、邓志山、王贵安、李荣明。小太监13人，为得庆、春福、得意、得如、春华、福玉、喜顺、福庆、喜春、玉梅、长平、长兰、春来。学规矩太监5人，食四两太监7人，食三两太监7人，食二两五钱太监9人，食二两太监46人。其中的“小太监”是因其年龄小，多为贴身照顾生活之人，其地位有时经常超过总管或首领。从上引被审讯太监所食银两来看，还不是大太监，大多只能算是普通太监，但有一位除外，即七品官职小太监苑长春，他是光绪帝身边照顾生活的小太监。(311)由于是慈禧太后亲自审讯，一切都打破了常规，内务府慎刑司和刑部都没有审讯记录，我们今天难以查出他们的具体罪名。而上引懿旨中的罪名又过于简略：“干预国政”一语，似牵涉至政治问题；“搅乱大内”一语，其意是破坏了宫内的等级秩序？生活规则？或违反了宫内的各种规矩？“串通是非”一语，其意更不清楚，是宫内此14人互相串通，结成一党？还是宫内外串通，结交外官？只有“结党”的罪名比较清楚，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慈禧太后整肃太监的手段是极为罕见的狠毒。4名太监被活活打死，此已违反《大清律》中五刑的规定。按《大清律》，五刑中的杖刑最高数为“杖一百”；可慈禧太后用此酷刑还不解气，第二天又发下懿旨：
    八月二十日，敬事房口传，奉懿旨：昨日交出板责处死太监四名，不必买棺盛殓，即著抛入万人坑。钦此。(312)
    另10名太监分别被板责100板或200板，已是血肉横飞，慈禧太后还分别给予“永远枷号”、“枷号二年”的刑罚。按例稽查的大理寺为此咨会内务府：
    大理寺为咨行事。准内务府慎刑司文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奉懿旨：内殿小太监苑长春著革去顶带，内殿司房太监张源荣、王吉祥、徐源寿，珍妃下太监孙海成，此五名实系结党，串通是非，著交内务府慎刑司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钦此。除将太监苑长春、张源荣、王吉祥、徐源寿、孙海成五名枷号外，相应咨行查照等因前来。查各衙门永远枷号人犯，例系由本寺稽查，并将该犯等年貌、籍贯造具细册，咨送过寺，以便派司员先行赴贵衙门查验加封。俟加封后，本寺堂官再行定期前往查验可也。须至咨者。右咨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313)
    此后，大理寺于十月十八日派司员查验加封，二十二日由堂官查验。(314)查《大清律》，枷号分两种：“寻常枷号重二十五斤。重枷重三十五斤。枷面各长二尺五寸，阔二尺四寸。至监禁人犯止用细链，不用长枷。”(315)戴此枷号度过余生，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实为生不如死。
    由于慈禧太后懿旨中命对枷号太监“严加看守”，内务府大臣为此还下达了一项恩威并举的命令：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堂谕：查慎刑司管狱官二员，有值宿之责，是在狱人犯皆宜归其典守稽查，职任极为重要。现有钦奉懿旨饬交枷号之情罪重大太监，防范自须加意。该管狱官等尤当倍加小心，按班常川住宿，严密稽察，毋得稍涉大意。倘能始终勤慎，除于年满时核其资劳，按班升补外，仍于存记，酌派优差，以示奖励。如有旷班不到者，亦必照例参办，决不宽贷。凛之。慎之。(316)
    而内务府慎刑司一下子收监14名要犯，其枷铐及监房皆有不足，只得向刑部调用枷、铐各30付，(317)并修理该司的南、北监房。(318)
    慈禧太后对太监的整肃并没有到此结束，此后继续追究有关太监的连带责任。八月二十日，她又下令：
    敬事房奉懿旨：关防营总管张进喜，因失查太监不法来往，串通是非，著革去总管，发往打牲乌拉，五年给官兵为奴。钦此。(319)
    “关防营总管”即为乾清宫总管之一张进喜，五品官职，每月食银十四两，是一位大太监。八月二十一日，她再下令：
    敬事房奉懿旨：内殿总管赵文泰、郝寿禄，俱因失查太监不法等情，著从宽各罚月银一年。钦此。(320)
    赵文泰，又写作赵文太，五品官职，每月食银十两；郝寿禄，六品官职，每月食银六两。他们均是慈禧太后为光绪帝选择的身边人，于是年七月初八日刚刚升职。对于光绪帝的内殿，慈禧太后一直未放权。(321)此次的处罚已降到找不到任何过错的内殿总管身上，光绪帝不能给予任何保护。以后光绪帝身边的大小太监们还又有谁敢违背慈禧太后的旨意？光绪帝身边的一切完全处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下了。(322)
    袁世凯告密之后，慈禧太后因恐外人的干涉对有关当事人不审而诛，谭嗣同之密谋仍为隐情。就一般逻辑而言，就慈禧太后的性格而言，她必不会放手。整肃光绪帝、珍妃身边的太监以探隐情，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慈禧太后放出的整肃手段如此酷烈，(323)肯定是这14名太监的活动触犯了她的根本——政治权力乃至生命，而且，很可能与她此时最痛恨的康有为、张荫桓有关。
    慈禧太后的整肃，当时在宫中引出了紧张空气。八月二十一日，内殿太监尹得福、苏敬芳听说同伴张得明板责处死后逃走。尹得福，48岁，南皮人，每月食银四两五钱；苏敬芳，27岁，静海人，每月食银二两。(324)而尹得福逃走后，竟身怀小刀重入禁宫，在景运门被护军捕获，送往刑部。(325)据当时的审讯记录，尹得福怀刀闯门是企图复仇，最后也被处死。(326)
    八月二十三日起光绪帝被软禁
    八月十九日慈禧太后整肃光绪帝、珍妃身边的太监后，她与光绪帝、珍妃的关系也降至冰点。原有的亲情已不复存在，而对光绪帝与珍妃采取直接行动也是必然之事。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内务府奉宸苑《传帖簿》中有一记录：
    春字九十三号。传兴隆厂为四扇门钉安门攒钌铞事。(327)
    奉宸苑即管理西苑等处的衙门，《传帖簿》是奉宸苑记录外请工匠所发“传帖”的记录，“春字”是其发帖的编号，“兴隆厂”是京城中有资格承接皇家活计的营造商，而“四扇门”就在瀛台涵元殿一带，(328)“门攒”疑是门闩，“钌铞”是将门扣住的金属件。兴隆厂的这一活计是什么意思？可以往下看。
    第二天，二十四日，内务府奉宸苑《记事簿》中有记：
    总管刘得寿奉旨：瀛台桥迤南安搭木板棚房二座，东西朝房迤北安搭木板棚二座，著奉宸苑今日急刻成做修理。钦此。
    又，总管阮进寿传：北海大闸闸板糟朽二块，赶紧添换。栏杆破烂，赶紧修齐。
    莫误。(329)
    《记事簿》是奉宸苑记录重要工匠事务的档册，大多为由太监传下的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谕旨。其中刘得寿为乾清宫的总管太监之一；阮进寿的身份更为特别，他是北海的总管太监，同时又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太监。(330)当天的《传帖簿》又记：
    春字第九十四号。为传兴隆厂，奉旨：瀛台过河桥添安木板棚二座，赶紧今日进安事。
    春字第九十五号。为传兴隆厂，北海大闸闸板栏杆事。
    此中的“木板棚”、“闸板栏杆”的活计又是为什么？可以再往下看。
    第三天，八月二十五日，该《记事簿》的记载可以明确无误地说明前两天的活计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立大人（立山）面奉懿旨：所有瀛台两傍楼梯及各门座，全行堵砌妥协。再仁曜门迤西至荷风蕙露亭灰土海墁，改墁砖甬路。钦此。
    该日的《传帖簿》对此也有记录：
    春字第九十六号。帖子一件，为传兴隆厂。奉立大人谕：面奉懿旨，瀛台两傍楼梯及门座全行堵砌，多加人夫事。
    由此可见，八月二十三日在四扇门“钉安门攒钌铞”，并不是简单的活计。二十四日的4座“木板棚房”更是针对光绪帝的。“瀛台桥南”，已在瀛台，“东西朝房以北”还不能确定位置，很可能在涵元殿一带，4座“木板棚房”是一种住下等人的简易房屋。在此建简易房，且要求当日完成，只有一种可能，即为看守光绪帝的人员建值班用房。“闸板栏杆”是为了加强西苑警卫，以防有人潜入。而到了二十五日，负责管理奉宸苑事务的内务府大臣立山奉到的慈禧太后懿旨更为明确，将瀛台涵元殿的楼梯及瀛台所有建筑的门座全部“堵砌”，光绪帝出行的道路只能在其看守的眼下，其活动的空间受到了限制。仁曜门即勤政殿通往瀛台的正门，荷风蕙露亭在勤政殿西侧丰泽园以西，两地皆在南海的北岸，“灰土海墁”是指南海此段原来的土堤，此一段土堤改“墁砖甬路”，很可能是为了巡逻的警卫更方便地观察瀛台。(331)由此可以大体断定，八月二十三日起，光绪帝已被软禁。
    此后的两日，瀛台等处的监禁设施继续增加。奉宸苑《记事簿》记：
    二十六日，总管阮进寿奉旨：四扇门外安搭木板棚一座，著奉宸苑今日急刻成做修理。钦此。
    二十七日，立大人面奉旨：淑清院北门堵砌，明日要齐。又，瀛台前两楼梯满砌，明早将材料送至四扇门。又，北海蚕坛后进水闸，清挖积土，闸板糟朽，赶紧更换。又，日知阁外织女桥，清挖淤泥，半截河闸棱包铁，安铁壁（箅）子等因。又，首领李文泰奉旨：罩子门内安搭木板棚一座；半截河清理闸口，安铁壁（箅）；淑清院元光门上闩封锁。钦此。
    奉宸苑《传帖簿》记：
    二十六日。春字第九十八号。为传兴隆厂，阮总管口传，奉旨：四扇门外搭木板棚一座事。
    二十七日。春字一百号。为传兴隆厂，淑清院北门堵砌；瀛台前两楼梯满砌；北海蚕坛后进水闸清挖积土，闸板糟朽，赶紧安换。日知阁外织女桥清挖淤泥，半截河闸棱包铁，添安铁壁（箅）子事。
    木板棚已搭建到四扇门，很可能意味着看守已到涵元殿门外。淑清院在勤政殿以东，此时是珍妃的寝宫，其北门堵砌，使之遥望瀛台都不可能，其元光门上闩封锁，意味着珍妃也被软禁。日知阁在淑清宫沿岸向南，下有水闸，是三海的出水口，织女桥在今南长街，三海之水由日知阁经此进入天安门前金水桥，于此处清淤泥、安铁箅，仍是防人潜入。
    西苑一下子有如此许多的活计，每日须进许多工匠。为防范工匠于此中生事，又对进出的工匠加强管理。奉宸苑《记事簿》记：
    二十八日，阮总管口传，奉旨：水西门每日进匠时，著带匠官会同海司房点数放进，晚间点数放出等因。
    水西门本有带匠官，海司房是西苑负责工程等事务的衙门，双重查验是为了防止带匠官因人头熟络而徇私情。进、出点数，是为了防止混入混出。从奉宸苑《传帖簿》来看，此后进匠，须在前一天报名单，以便带匠官、海司房官员核对放入放出。(332)
    八月二十九日，奉宸苑《记事簿》还有一条意义不明的记载：
    阮总管口传，奉旨：御膳房宫门内安大锁、门闩，门外安大钌铞。今日门内安小锁、钌铞。
    相应的内容在奉宸苑《传帖簿》中也有记载。然而，这一条记载我还看不太明白。御膳房宫门的大锁究竟起什么作用？难道御膳房关门了？难道处在软禁中的光绪帝伙食也将降格减等了？
    九月初四日公布光绪帝病情
    九月初一日（10月15日），慈禧太后命总管内务府大臣每天带医生为光绪帝看病。为此内务府大臣也选派司员随其照料。内务府《堂谕堂交》中有此一文件：
    堂交。奉堂谕：现奉懿旨，派出本堂等每日带领医士在皇上前请脉。自应遴派妥员随同照拂。著派堂掌稿笔帖式文起、重英、文秀、文珣、文荫、继森、联堃、有庆，每日二员跟随本堂等妥协带领，以昭慎重。特谕。此交。九月初一日。(333)
    前已叙及，光绪帝本就有病，而八月初十日发出选医入京之诏却是一个政治行为。此次慈禧太后派内务府大臣每日带医为光绪帝请脉，似非为关心光绪帝的身体，而有其政治目的。九月初三日，内务府上报了光绪帝的医案。第二天，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中有一记载：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由奏事处交出本月初三日皇上脉案一纸，奉懿旨：交各衙门堂官阅看。钦此。
    在专制社会中，皇帝的病况是绝对的秘密，以证明天子至圣至明。慈禧太后向京中各衙门堂官公布光绪帝的病情，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试探。这一天的光绪帝身体状态极差：
    九月初三日。卢秉政、庄守和、朱焜、李德昌、陈秉钧、范绍相，请得皇上脉息：左右寸细软，左关微弦而数，右关虚数，左尺虚数，右尺数页无力。症属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昨夜前半夜未眠，后半夜眠不甚沉。晚昨（昨晚）大便一次，溏涤，今早大便二次，稀溏色白，兼有糟粕未化。少腹气坠，有时头晕眼涩，耳鸣而塞，口渴咽干，时或作痒，咳嗽少痰。腰痛，腿膝无力，麻木空痛。神倦喜卧。小便频数，色白而少。气怯懒言，语多则牵引少腹作抽。时或牙痛、口疮，手指作胀。常上（时常）恶寒。有时胸满糟杂作呕。面色晃白，左颧色青而滞，右颧淡白。下部潮湿寒冷，夜梦闻金声则遗精，或滑清，有时似滑未滑。躺卧难以转侧，不能久坐久立，不耐劳苦。总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升降失宜。至于梦闻金声遗精，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拟中培脾胃，下固肾真，上清肺气，滋养肝阴之方，以图缓效。今议用八珍麦味地黄汤，加减调理。
    潞党参、四钱，焦於术、三钱，茯苓神、三钱，杭白芍、三钱，淮山药、三钱，干地黄、三钱，川杜仲、二钱，麦冬、三钱（米炒），山萸肉、二钱，补骨脂、一钱五分（盐炒），菟丝子、二钱（酒炒），炙甘草、一钱。
    引用：金石斛、三钱，芡实、三钱，莲子肉、三钱。(334)
    此医案中的医生名单很可能是按照当时的名级排列的，卢秉政为知府、朱焜为同知、陈秉钧为郎中，皆是外省推荐而来的；庄守和为花翎二品顶带太医院院使，李德昌为花翎二品顶带太医院右院判，范绍相为三品顶带太医院御医。(335)从病情报告来看，光绪帝浑身上下都是病，眼、耳、口、牙、喉、腰、腿、膝、指、头、胸、腹均感不适，而大小便、脉息也不正常。其中相当多的部分是光绪帝的自述，如“神倦喜卧”、“气怯懒言”、“不能久坐久立”等，但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光绪帝得了什么病。光绪帝确实有病，这主要是遗精病，其病因虽然不清楚，但此病伴随其一生。其余的症状，大约任何一个失意的政治家都会出现，更何况自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回西苑后，光绪帝每天都是在身心疲惫之中过日子。连续一个月，任何再健康的人，都不可能不出现“神倦”、“气怯”、“不能久坐久立”的现象。而医生开出的诊断也不仅是病理上，且兼具精神上的：“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升降失宜”；“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这样一份病情报告由慈禧太后下发到六部九卿各大臣，实际上是宣布，光绪帝的身体根本不能担负起乾纲独断的皇帝的责任！
    自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后，各国驻华公使馆非常注意当时的政治走向，尤其是光绪帝本人的生命安全及慈禧太后废帝的可能性。上引光绪帝的病情报告，也为日本驻华公使馆所获，并于九月十四日其公使矢野文雄将之以本公第116号信的附件，发给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336)
    由于英国等国公使的干预，总理衙门被迫同意由一名外国医生给光绪帝看病并出具诊断书。九月初四日，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Dr.Detheve）给光绪帝看病。事后，多德福向清廷递交了病情诊断书。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有录，全抄于下：
    由堂来抄，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蒙约诊视大皇帝，并恭悉交亲（亲交）病原说略，熟思面答之语，现得悉：身体虚弱，颇瘦，劳累，头面皮白。饮食尚健，消化滞缓，大便微泄，色白，内有未能全化之物。呕吐无常，气喘不调，胸间堵闷，气怯时止时作。当日蒙允于听，肺中气音尚无异常现症，而运血较乱，脉息数而无力。头痛、胸间（闷）、虚火、耳鸣、头晕，似脚无跟，加以恶寒，而腿膝尤甚。自觉指木，腿亦酸疼。体有作痒处。耳亦微聋，目视之力较减。腰疼至于生行小水之功，其乱独重。一看小水，其色淡白而少。迨用化学将小水分化，内中尚无蛋青一质，而分量减轻。时常小便频数而少，一日之内于小便相宜似乎不足。在说略注意遗精为要，系夜间所遗，感动情欲，昼间则无，而且白日似不能兴举。
    详细察悉皇帝圣恙，实知由于腰败矣。按西医名曰：腰火长症。若问腰之功用，则平人饮食之物入内，致化其有毒之责（质）作为渣滓，由血运至腰，留合小水而出，以免精神受毒。设若腰败，则渣滓不能合小水而出，血复运渣滓散达四肢，百体日渐增积，以致四肢百体有如以上所开之乱。
    至于施治之法，总宜不令腰过劳累而能令渣滓合小水同出之一。养生善法，总之莫善于惟日食人乳或牛乳，他物不宜入口。每日约食乳六斤左右，而食牛乳时，应加入辣格多思，约一两五钱（此物系化取牛乳之精洁者，译名乳糖）。如此食乳须数天矣。若以药而论，则用外洋地黄末，实属有功于腰，干擦可安痛楚。西洋有吸气罐，用之成效依然。照此养身之法，行之小便调和，喘气闷堵可除，以致病身大愈。
    其遗精之症，软弱而少腹皮肉既亦虚而无力，不克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
    敝医官情殷效力，管见若此，详加以闻。
    这是清方的记载。该病案可能是当时法国人所译，文字不甚流畅，但意思清楚。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当时得到一份法国公使馆致总理衙门的诊断书，并将之呈报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该件为法文，今请近代史研究所黄庆华先生翻译如下，读者可以对照来看。
    法国驻华公使馆多德福医生诊断书——1898年10月20日呈总理衙门
    1898年10月18日，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博士奉中国皇帝的谕旨，入宫诊病。通过陛下欣然提供的记录并回答询问，对陛下的病情做出如下诊断。
    体质衰弱，明显消瘦，精神不振，面色苍白。
    食欲尚好，但消化缓慢，轻度腹泻。排泄物呈白色，且未完全消化。频繁呕吐。气闷导致呼吸不均匀，发作时更显焦虑。肺部听诊未见异常。
    血循环不好，常出现紊乱。脉弱而频数，头痛，胸闷热；耳鸣，头晕，站立困难。
    除上述症状，腿、膝部明显发凉，手指触觉不明显，小腿痉挛，全身发痒，轻度耳聋，目光迟钝，腰痛。
    尿频最为关键。表面看，尿液白而透明，尿量不大；化验未见蛋白，尿浓度减淡。陛下尿频，量少，24小时内尿量低于正常尿量。陛下强调遗精，常发生在夜间，之后出现快感。这类梦遗，多由白日自觉勃起功能减退所致。
    经认真分析这些不同症状，我确信此病系肾脏损伤引起，欧洲称“肾炎”或“慢性肾炎”。
    正常情况下，血液流经肾脏时，将营养交换后的残渣滤出；而这类残渣对肾脏器官正是一种毒素。当肾脏损伤不能将这些毒素随尿排出时，这些物质便由血液带到其他脏器，在那里堆积，引起脏器运行紊乱，出现上述症状。
    目前，有必要对饮食做出规定，以不使肾脏承受过重的负担，并且有利于残渣随尿液排出。最佳的食品是牛奶，不能吃其他食物。仅喝牛奶或人奶即可，每天喝3—4升，奶中加50克乳糖。这种饮食制度应坚持若干个月。
    药物治疗：洋地黄粉疗效最好。腰痛可以通过按摩和诱导法减轻。
    一旦排尿正常，气闷消失，病情就会明显好转。
    遗精是由体虚引起的，特别是小腹肌肉衰弱，不能控制精液的流出。目前首先要重视肾功能，要加紧治疗。肾脏功能恢复了遗精问题即迎刃而解。谨向陛下陈明愚见，渴望能减轻陛下的病痛。(337)
    这位法国医生听了胸部，也检验了小便，他的诊断是，光绪帝得了肾病。他开出的医方也很特别，即改变饮食，只喝人乳或牛乳。参照后来光绪帝的医案，此医嘱并未实行。至于光绪帝的遗精病，法国医生认为，是小腹肌肉衰弱所致，不能固精止滑。从今天的医学知识而言，肾病虽很麻烦，也需要多多休息，但并不影响政治决策中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
    慈禧太后公布光绪帝医案的用心，当时的中外政治家看得十分清楚。其中最有名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给荣禄的电报，已为各位研究先进所引。我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当时英国、日本等国所施加的压力。在此前后，英、俄、德、日、美、意等国军队开进了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与西苑只有很近的距离，慈禧太后在决策时不能毫无顾忌。(338)
    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共留下了31份病案，时间从九月初三日至十月十八日，中有间隔。从这些医案中可以看出，光绪帝一直处在精神上和生理上的病困之中。(339)他的遗精病也是时止时复。(340)在此等的苦难中，光绪帝也有一次小小的反抗。九月十八日，他发下一道朱谕：“卢秉政脉理欠通，用药固执，著即回广东。钦此。”(341)卢秉政是由两广总督谭钟麟所荐，由于康有为的缘故，光绪帝对谭钟麟并无好感。此次逐回卢秉政，很可能出自对谭的戒心而非卢氏的医术。光绪帝此一反抗获得了小小的成功。对照《值宿档》医案，卢秉政此日起果然不再出现。(342)然在此时给皇帝看病，也不是一件好差事，不久后陈秉钧以其母病求退。(343)又据宫中《穿戴档》、《起居注册》，光绪帝每天都向慈禧太后请安，陪同见大臣，也时常侍膳、陪看戏；又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等档册，他依旧作朱批，不过只是例行，不见实际内容。他也亲自参加皇朝的各种仪礼，接见召见和引见的官员。在慈禧太后的注目下，他空有皇帝的名号，而不再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冬天来了，太液池开始上冻。为了隔断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奉宸苑奉到了命令：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阮总管口传，奉旨：瀛台周围沿边河面，现已冻冰，著奉宸苑刻急派人赶紧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并由明日起派拨人夫进入镩打，不准冻上。仍由该管官员代进差，毕，退出。钦此。(344)
    从此开始，瀛台岸边每天又多了一群徒劳地与天气相对抗的人们。由于光绪帝从小陪慈禧太后看戏，对此也有心得，其中最爱响器，即锣、鼓、镲、钹之类。据当时的艺人称，其鼓板的尺寸、点子相当讲究。在此烦闷的病中，他也玩一点响器以自我消遣，松懈一下过紧的神经。十二月十一日，升平署总管太监马得安当面奉到慈禧太后懿旨：
    以后传内务府差务等项，先请旨后传。皇上若要响器家伙等，先请旨后传。(345)
    从此光绪帝下达给内务府的旨意，即便是要几件乐器之类的小事，也须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
    这一年，光绪帝为27周岁，这样的日子他以后又过了10年。
    七、结论
    三年多前，当我决心对戊戌政变做一考察时，以为我的报告大约一两万字就可以结束，且很有可能一无所获；而今完成如此烦琐考证的长文，依例必须做一结论时，却又发现，我虽在细部上多有新见，但在总体结论上，仍是一无所获：首先，我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是由相关的诸多事件组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太后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而“过程说”已由骆宝善先生1999年论文、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相当明确地提出，八月初六日政变说更是传统的结论。其次，我认为，政变起始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而丁文江、赵丰田的著作于1936年便指出，此事“也是促成守旧派积极运动政变的一大原因”。第三，我认为，开懋勤殿，设议政官，即光绪帝企图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引起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对立。而萧一山先生1963年的报告，便提到了开懋勤殿与戊戌政变的关联。第四，我认为，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慈禧太后及后党的激烈反应，荣禄并未造谣、调兵以图制袁。而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就对此进行了细密的论证，并得出了稳妥的结论。第五，我认为，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限制了新任军机新章京的“签拟”权力，并不是于此日政变。而这一命题的提出，却肇因于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的新说及其新发现的材料，由此引发了我的怀疑。第六，我认为，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事起于御史杨崇伊的密折，而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觐见。而吴相湘先生1957年论文就已提出了此说。第七，我认为，戊戌政变虽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而这一判断，最初由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提出，并已作了充分的论证。第八，我认为，慈禧太后进行整肃等行动的时间要比私家著述中的记录晚得多。而当政治权力交割之后，何时开始整肃，已对历史进程并无太大作用。由此看来，我的贡献在于，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且对先前研究各说进行了一番认知、补证与修正的工作。
    我必须说明，在本文中未加详引的诸多先生的论文，是出于我对他们观点的同意或基本同意。他们的许多判断，已被我当作前提而直接写入本文。我在此对各位研究先进表示感谢。而在本文中补证与修正最多的黄彰健、房德邻、林克光、孔祥吉等先生的论文，是因为他们提出重要的新解。由于他们的精彩，促使我的用功用力。其中最突出的是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有着重要的新说，本该当时即引发出学术的讨论，许多问题即可由此清晰且深化。然我于今用了相当多的时间为林先生做补证与修正时，时间悄然已过去了15年。我在此也对林先生及所有我不知天高地厚而对其评头品足的论文作者们表示感谢。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递进，不过是踩着先进者的肩膀往上爬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向黄彰健先生表示个人的敬意。这一方面是他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且是在未看到北京所藏档案的情况下作出的，30多年过去了，依然光芒不灭；另一方面是我于2000年初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档，企图有所斩获，一个多星期的工作后，我意识到，有关戊戌政变的档案已被黄先生悉数扫尽，一点汤都没有给我留下。
    最后，我还要说明，慈禧太后为什么八月初五日决定将回颐和园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为什么于初六日亲政，对于我来说依然像谜一样缠绕在心。我不知道档案中是否还有我未看到的材料足证此事，但我已感到，谜底很可能藏在两位身居要职、知悉内情且有写日记习惯的大臣的日记中，它们现在还未发现，一位是张荫桓，另一位是王文韶。
    附录一：百日维新期间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
    说明：为方便读者，将上呈慈禧太后的各重要奏折尽可能地标明已公开出版部分的出处，以便查考，可不必再寻找档案。
    四月二十三日　中允黄思永：《息借华款请听商民自相劝办折》、《集赀设立劝农学堂请旨试办折》、《办理永清一带水利片》、《皖北赈捐请重定章程片》，均奉旨：“存。”
    四月二十四日　总理衙门：《奏请设立商务大臣暨派宗支王公游历各国折》。(346)御史张兆兰：《京师米价日贵请开仓平粜折》，旨：“户部会同仓场衙门妥议具奏。”
    四月二十五日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密保人才折》。(347)御史黄均隆：《湖南讲求时务有名无实折》。(348)
    四月二十六日　都察院：《湖南京官胡钟驹等呈控员外郎王育桐折》（附原呈禀三件）(349)；《云南举人杨宝琨请代父遣戍折》（附原呈一件），旨：“刑部议奏”；《湖南举人郑曰敬等条陈时务折》（附原呈一件），旨：“存。”侍读学士济澄：《乡试请防弊端折》，旨：“存。”御史宋伯鲁：《请明赏罚折》、《经济科请分别办理片》、《陕省昭信股票请减办片》。(350)御史李盛铎：《请明赏罚折》、《行政在于用人片》。(351)督办军务王、大臣：《宋庆请撤毅军毋庸置议折》，旨：“依议。”
    四月二十九日　宋伯鲁：《变法先后有序折》、《八股改为策论折》、《请将铁路岁息提充学堂经费片》。(352)
    四月三十日　御史徐士佳：《请禁革江苏落地布捐折》、《请变通土布厘捐片》，旨：“著奎俊察看情形分别办理”；《请核减地丁折征制钱数目片》、《请另加带征学堂经费片》。(353)
    五月初二日　总理衙门：《遵议河南矿务章程折》（附单）、《查复吴式钊等参款片》，均朱批：“依议。”御史曾宗彦：《请振兴农工二务折》、《请设立矿务学堂片》。(354)宋伯鲁等：《礼臣阻挠新政折》。(355)
    五月初三日　御史胡孚宸：《参张荫桓折》，旨：“存”；《参浙江道员李宝章片》，旨：“著廖寿丰查办。”
    五月初四日　总理衙门：《代递主事康有为条陈折》，康有为：《进呈〈孔子改制考〉折》（附书一函）。(356)尚书许应骙：《遵旨明白回奏折》。(357)徐致靖：《请废八股折》、《嗣后用人行政一切请明诏宣示片》。(358)
    五月初六日　奕劻等：《遵议提督董福祥一军移扎近畿折》，旨：“依议。”
    五月初九日　奕劻等：《遵旨裁撤督办军务处折》；《袁世凯请归直隶总督节制片》，旨：“依议”；《余存银两交还户部片》，旨：“户部知道”；《文案各员可否酌保片》，旨：“毋庸保奖。”
    五月初十日　总理衙门：《英人请租威海卫商议专条请派员画押折》（附单）、《议复御史杨深秀奏请西书应译东文折》、《请派管理同文馆事务大臣片》（附单）。(359)御史杨深秀：《请御门誓众折》、《请定阻挠新政罪片》。(360)
    五月十一日　给事中高燮曾：《党论方兴请颁训戒折》、《山东冠县教堂请照前议择地另建片》、《著四川总督恭寿贪劣显著请严旨申饬片》，均奉旨：“存。”御史张承缨：《请试办近畿稻田沟洫折》，旨：“令荣禄体察情形酌核办理”；《昭信股票请杜弊窦片》，旨：“户部查核办理。”
    五月十二日　都察院：《河南民人马莲以昧赃坑商等情呈诉据情代奏折》（附呈一件），旨：“交刘树棠提讯具奏。”高燮曾：《胪陈督臣恭寿贪劣各款由》，旨：“著恭寿明白回奏。”宋伯鲁：《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速改策论折》、《请禁止议复八股片》。(361)御史李盛铎：《谨拟京师大学堂办法折》。(362)
    五月十三日　总理衙门：《遵议御史陈其璋奏请开铁路口岸折》、《遵议御史曾宗彦奏请设矿学学堂片》、《日本参议等请赏给宝星片》、《举人梁启超遵旨察看片》、《呈递瓜梯马拉国国书并给复书折》、《遵议各国君后宗藩及头等公使来华接见款待礼节折》。(363)
    五月十四日　总理衙门：《议复康有为条陈折》、《议复胡燏棻奏请开锦州铁路工款折》、《议复杨深秀奏请定游学日本章程片》、《遵议筹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遵议杨深秀奏请设译书局片》。(364)
    五月十五日　侍郎荣惠：《筹饷充用折》、《保举知府郑思贤折》，均奉旨：“存。”
    五月十六日　总理衙门：《议复伍廷芳奏仿行印花税折》、《议复陈其璋奏酌加进口税折》、《议复陈其璋奏添设税则学堂片》、《议复杨崇伊禁米出洋片》、《议复曾宗彦奏振兴农工二务折内农学会一节》、《议复陈秉和奏昭信股票宜防流弊片》。(365)内阁学士准良：《收民心以固邦本折》、《请停股票折》、《裁止厘金片》、《讲求洋务折》、《举行富强诸政片》、《请正用人之本折》、《考课闲散京员片》，均奉旨：“存。”
    五月十七日　孙家鼐、胡燏棻：《查明黄思永参款折》、《黄思永干预地方片》，明发谕旨一道。
    五月十八日　徐致靖：《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366)
    五月十九日　总理衙门：《刚果使臣订立条约折》（附单），朱批：“依议”，并奉旨：“派李鸿章画押”；《奥国国王登位五十年庆典寄贺礼物折》（附片），奉电旨：“派杨儒为头等公使，赍礼物六色致贺”；《美使康格请觐折》，朱批：“著于二十日在文华殿觐见”；《美使田贝回国请赏宝星片》，朱批：“依议。”御史攀桂：《请练八旗制兵折》，旨：“暂存。”
    五月二十日　都察院：《代递广西试用道尹恭保条陈折》（呈一件），旨：“存。”御史文悌：《言官党庇诬罔折》。(367)
    五月二十一日　军机大臣等：《遵议精练洋操折》。(368)攀桂：《参奉天府尹廷杰婪赃武断请旨饬查折》，旨：“著良弼归入前次奉天贡生程九式案一并查奏”；《海城知县米穜办理股票苛派骚扰、辽阳州知州凤鸣举止轻浮一并请旨饬查片》，旨：“著依克唐阿、廷杰查奏”；《奉天额兵充当各项杂差有误操防片》、《奉省马贼充斥请添练兵勇择要驻防片》，旨：“著依克唐阿体察情形办理。”
    五月二十二日　左庶子庆颐：《奉天防营积弊请严查折》，旨：“著依克唐阿确查严惩”；《奉天盗风甚炽请参劾武弁片》，旨：“著依克唐阿确查具奏。”
    五月二十三日　侍讲学士济澄：《遵保人才折》，旨：“存。”
    五月二十五日　总理衙门：《遵议主事康有为条陈折》、《京师大学堂刊刻关防片》、《考验声光电化诸学片》、《会奏经济特科章程折》（附章程）。(369)
    五月二十六日　道员吴懋鼎条陈。(370)
    五月二十七日　攀桂：《参上年广西会匪破城一案臬司蔡希邠把持欺饰折》、《参桂林府知府孙钦晃等片》，旨：“黄槐森明白回奏。”
    五月二十九日　孙家鼐：《请将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印行折》、《编译各书宜由管学大臣进呈折》、《委派大学堂教习各员折》（附单）、《官书局宜派提调片》、《请先行指派官房开办大学堂片》。(371)宋伯鲁：《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八旗官学请归大学堂统理片》。(372)攀桂：《遵旨明白回奏折》，旨：“攀桂著交部议处。”
    五月三十日　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江南缺米请设法运粜折》，旨：“著刘坤一设法平粜。”御史文瑮等：《办理正阳门街道情形折》、《查明穆大鸿侵占官地已经拆卸片》。
    六月初二日　奕劻等：《请将地安门内马神庙空闲府第修葺作为大学堂之所折》。(373)
    六月初四日　总理衙门：《照案保奖章京各员折》（附单），朱批：“依议”；《查明举人查元济保案片》，朱批：“依议”；《补章京片》，朱批：“知道了”。御史郑思赞：《徐海灾象又成请饬妥筹抚恤折》，旨：“著刘坤一、奎俊妥筹抚恤”；《请停捐纳折》，旨：“户部议奏。”
    六月初六日　都察院：《民妇赵李氏控诉命案冤抑据呈代奏折》（附呈一件），明发谕旨一道。侍郎李端棻：《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旨：“著奕劻、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切实核议具奏”；《请饬岑春煊回籍办团片》，旨：“存。”御史张承缨：《请于五城添设小学堂、中学堂折》，旨：“著孙家鼐酌核办理。”
    六月初七日　顺天府丞丁立瀛：《请暂设议院折》，旨：“存。”
    六月初八日　孙家鼐：《遵议时务报改为官报章程折》。(374)御史韩培森：《请筹办仓谷折》，明发谕旨一道。
    六月十一日　南书房翰林徐琪：《前保广东生员区金铎请饬催来京考验折》，旨：“著谭钟麟迅催来京，交总理衙门察看具奏。”宋伯鲁：《各省举办铁路矿务官不如商宜及时鼓励》、《主事席庆云承办西山煤矿请饬查验片》，旨：“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斟酌办理”；《大学堂派办各员请开去别项差使数年有成再请优奖片》，旨：“孙家鼐酌核办理。”(375)御史阎锡龄：《崇文门委员明贵等侵蚀税课请饬查办折》，旨：“著载濂等查明具奏。”
    六月十二日　御史郑思赞：《经济特科请定滥保处分章程折》、《请举办民团折》。(376)
    六月十三日　曾宗彦：《签说〈校邠庐抗议〉请展限期折》。(377)
    六月十五日　军机大臣等：《议复主事康有为条陈折》。(378)
    六月十六日　徐郙等代递国子监肄业生汪奎等呈请维持学校折，旨：“存。”
    六月十七日　孙家鼐：《议复五城添设学堂事宜折》、《大学堂总办各员请毋庸停差片》。(379)给事中郑思贺：《米价翔贵请筹办法折》，
    旨：“著南北洋禁止贩运”；《请在江宁省城设立机器总厂片》，旨：“存”；《请推广学堂月课章程片》，旨：“著孙家鼐酌核办理”。恽毓鼎：《敬陈管见四条折》，旨：“存”；《蒙古团练扰民请查办片》，旨：“著寿荫查办。”
    六月十八日　顺天府丞丁立瀛：《请兴办团练折》，旨：“存。”
    六月十九日　崇文门监督载濂等：《查明委员明贵等参款折》，旨：“知道了。”
    六月二十一日　太仆寺卿刘恩溥：《大学堂须经久折》。
    六月二十二日　孙家鼐：《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议复给事中郑思贺奏学堂月课章程片》、《筹办官报事宜折》。(380)御史何乃莹：《请定学堂中额折》、《各项考试请严搜检片》，旨：“著孙家鼐酌核办理。”
    六月二十三日　总理衙门：《请派出使日本大臣折》（附单）、《请派出使朝鲜大臣折》（附单），面奉谕旨：“明日请旨办理”；《议复陈宝箴奏兴事练兵筹款事宜折》。(381)杨深秀：《请申谕诸臣力除积习折》、《津镇铁路请另行招商办理片》。(382)
    六月二十四日　王文韶等：《设立铁路矿务总局折》（附单）、《请铸关防片》、《请拨经费片》。(383)
    六月二十六日　编修张亨嘉：《沥陈亲老丁单请改派朝鲜公使折》。
    六月二十七日　徐致靖：《请开编书局折》。(384)
    六月二十九日　孙家鼐：《办理编书局举人梁启超请添经费折》（呈一件），明发谕旨一道。
    七月初三日　孙家鼐：《遵议徐致靖请开编书局应毋庸议折》。(385)翰林院代递编修罗长裿呈。(386)仓场侍郎李端棻：《黄遵宪堪胜重任折》，旨：“存”；《保庶吉士熊希龄、江苏试用道谭嗣同片》，电旨：“著陈宝箴传知熊希龄来京预备召见。”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请设议院折》。(387)
    七月初四日　刑部代递郎中杜庆元敬陈管见折，旨：“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归入罗长裿条陈一并议奏。”都察院代递举人何镇圭条陈武试团练并行必有成效折，旨：“著兵部归入变通武科章程一并议奏”；都察院代递举人李效培条陈时务折，旨：“著总理衙门察看其人，逐条考核办理”；都察院代递四川京官骆成骧等、举人刘宣等呈诉奸商刘鹗请开矿务有碍大局折（两件），旨：“著总理衙门查核具奏。”
    七月初五日　孙家鼐：《大学堂添设文案处折》、《官书局经费请由部改拨片》，均奉旨：“依议”；《改派御史李盛铎充大学堂总办片》；《郎中王宗基等集资创建学堂片》。(388)尚书许应骙封奏一件，旨“留中”。总理衙门：《代递主事康有为条陈折》（原折一件）、《汇核各关提存出使经费折》、《各省关欠交出使经费请饬解还片》、《请饬出使大臣就寓洋华人建立学校折》、《请由出使馆翻译西书片》。(389)翰林院侍讲学士济澄：《奉天商务可否由贵铎、德馨会办折》，明发谕旨一道。
    七月初六日　张承缨：《川省昭信股票摊派扰累请饬妥办折》，明发谕旨一道；《川省教案会匪请饬认真办理片》，旨：“著恭寿饬属认真办理”；《各省捐案请扣限咨奖换照片》，旨：“著户部、国子监查明办理。”
    七月初七日　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敬陈管见折》，旨：“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
    七月初九日　刚毅：《提讯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参案谨就现讯情形先行拟结折》，明发上谕一道。詹事府代递中允文焕封奏一件，旨：“留中。”御史杨福臻：《变通武科宜合学堂、营制、科举为一事折》，明发谕旨一道；《两淮盐场克扣灶丁请饬查片》，旨：“著刘坤一通饬查办。”
    七月初十日　孙家鼐：《梁启超请在上海设编译学堂并请免书籍报纸纳税》（原呈原片各一件）。(390)翰林院代递编修张星吉条陈。(391)翰林院呈进编修陈鼎《校邠庐抗议别论》一部，明发谕旨一道。御史黄桂鋆：《广西匪党孙文请严查防范折》，旨：“著谭钟麟、许振祎、黄槐森查办”；《请停办昭信股票片》，旨：“户部核议具奏。”
    七月十一日　奕劻等代递副都统荣和拟招旧部猎户以固陪都折，旨：“准其招集并令伊克唐阿酌核办理。”鸿胪寺：《请将汉序班一项归入捐纳折》，旨：“暂存。”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参广西巡抚黄槐森办匪不力折》、《参广西臬司蔡希邠片》，旨：“交陈宝箴查办并令苏元春迅速剿办土匪。”御史王培佑奏：《变法自强当破蒙蔽积习折》。(392)
    七月十二日　都察院代递总兵张绍模敬陈管见折、都察院代递已革道员何应钟条陈时事折、都察院代递举人罗济美条陈时务折、都察院代奏举人朱励志条陈时事折，均奉旨：“存。”御史冯锡仁：《参黄槐森折》，奉明发寄信谕旨各一道。
    七月十三日　顺天府学政张英麟：《巡捕因疯自缢家属藉端挟制请归案审办折》，旨：“著交刑部审办。”少詹事王锡蕃：《敬保通达时务人才折》、《请敕各省设立商会片》。(393)
    七月十四日　孙家鼐奏：《派员赴日本考察学务折》。(394)管理国子监事务徐郙等：《代奏候补学正学录黄赞枢条陈时务折》（呈一件）。
    七月十五日　督办农工商总局端方等：《开办总局情形折》、《请铸关防片》。(395)
    七月十六日　总理衙门：《复陈芦汉铁路借款折》、《议复瞿鸿请将教民名数册报折》、《议复张星吉严惩教民片》，均奉旨：“依议。”礼部奏代递主事王昭条陈折（二件），明发上谕一道。翰林院代递主事姚大荣条陈折，旨：“存。”翰林院代递编修赵炳麟条陈折，旨：“暂存。”光禄寺卿常明：《知府郑思贤措筹巨款请作练兵购械之用折》，旨：“交谭钟麟核办。”侍讲学士济澄：《敬陈山东河工情形折》，旨：“交张汝梅筹办”；《请将广东番摊等项陋规化私为公片》，同常明折奉旨：“交谭钟麟核办”；《四川顺庆府会匪情形片》，旨：“存。”侍郎长萃：《请拿办仓匪折》，旨：“著步军统领衙门查办。”给事中讬佛欢：《热河张三营等处荒地请开垦折》，旨：“交色楞额核办。”《绿步二营弊窦片》，旨：“著步军统领衙门查核。”
    七月十七日　内务府代递员外郎多济条陈折，旨：“存。”
    七月十八日　礼部代递主事罗凤华条陈折，旨：“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妥议具奏。”给事中庞鸿书：《振兴庶务宜审利弊折》。(396)御史华辉：《广西会匪未靖请简派大员督剿折》，旨：“责成苏元春认真剿办。”
    七月十九日　都察院代递知县缪润绂、知县范敬清、从九品王子麟、举人李文诏等、贡生陈保勋、举人赵铭恩、教职李长生、拔贡延嵩寿条陈各一件，都察院代递民人高如清呈一件、书四本。(397)兵部代递笔帖式珠英条陈折，旨：“暂存。”端方等：《拟设农学堂大概情形折》、《农工商局拟借用詹事府旧署折》、《请拨经费折》、《调员差遣片》。(398)委散秩大臣铭勋：《请试办官磺局折》。(399)
    七月二十日　内阁奏代递中书王景沂、龙学泰条陈（王景沂呈、片二件，龙学泰折、片、疏七件）。(400)翰林院奏代递笔帖式万亨条陈折、都察院递编修顾瑗请停捐折，均奉旨：“暂存。”孙家鼐代递知县范敬端条陈折，旨：“暂存。”给事中国秀等：《办小学堂情形折》。(401)左都御史裕德：《保护教堂折》，旨：“总理衙门妥速议奏。”《保提督张士元等折》。都察院：《民人李法志控案折》（附呈一件）。徐致靖：《请酌置散卿折》。(402)张荫桓：《保举将才折》、《保举张上达等熟悉河工片》、《请办团练折》、《陈清讼事宜折》，各奉明发谕旨一道。
    七月二十一日　总理衙门代递章京张元济、知县谢希傅条陈（两件）。(403)总理衙门代递章京刘庆汾、知县洪涛条陈（二件）。(404)工部代递主事汪赞纶请兴畿辅水利折，旨：“著总理衙门、端方分别议奏。”恽毓鼎：《请设立武备大学堂折》、《参黄槐森庸懦欺饰折》。(405)
    七月二十三日　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奏：《保王闿运折》，电旨一道。昨日户部代递主事程式谷条陈，旨：“著端方妥议具奏。”昨日户部代递主事王凤文、主事宁述俞条陈。(406)昨日户部代递主事王凤文条陈（二件）、主事彭谷孙条陈、主事谷如墉条陈、主事闵荷生条陈、主事陶福履条陈（二件）均奉旨：“存。”(407)昨日宗人府代递主事陈懋鼎条陈，旨：“存。”昨日国子监代递学正学录黄赞枢条陈，旨：“存。”
    七月二十四日　刑部代递主事洪汝冲折，旨：“留中。”(408)端方等：《请用机器铸铜钱银元折》、《议复汪赞纶条陈水利折》、《议复庞鸿书条陈农工商务折》。(409)孙家鼐：《议复徐致靖请设散卿折》、《议复庞鸿书条陈大学堂章程折》、《请设医学堂片》。(410)孙家鼐代递骆成骧进呈书籍《中兴金鉴录》，旨：“留览。”孙家鼐代递范敬端自行保荐折，旨：“存。”御史戴恩溥等：《胶澳租界擅增里数折》、《请派员履勘片》，旨：“总理衙门查明办理。”四品京堂王照：《参张荫桓朦保张上达等折》。(411)都察院代递教习知县李文诏条陈（二件）、广西举人张鸿倓条陈，旨：“留中。”(412)
    七月二十五日　总理衙门：《四川矿务商务请派韩铣等办理折》，明发谕旨一道。总理衙门代递道员汪嘉棠条陈（折片各一件），奉旨共五道。户部代递郎中欧阳弁元条陈，旨：“著谭钟麟确查具奏。”户部代递主事吴锡寯条陈，明发谕旨一道。户部代递司员杨楷条陈并书两种，旨：“存。”王文韶等：《分设铁路矿务学堂折》、《请借太仆寺旧署作为铁路矿务总局片》、《请刊办理奉天矿务关防片》。(413)李端棻封奏一件，旨：“留中。”胡燏棻：《接造京西铁路折》，明发谕旨一道；《移设铁路学堂片》，旨：“总理衙门查核办理。”《借用洋款须奉明文片》，旨：“总理衙门酌核具奏。”
    七月二十六日　总理衙门代递章京李岳瑞条陈（折片各一件），旨：“归入张元济条陈核办。”总理衙门代递道员恽祖祁条陈，旨：“张之洞斟酌办理。”署侍郎徐致靖：《保袁世凯折》。(414)南书房翰林陆润庠奏：《请设馆编纂洋务折》，旨：“著孙家鼐核议具奏。”日讲起居注官黄思永奏：《请开速成学堂折》、《铁路矿务应由国家设立公司片》、《请设集贤院折》、《督抚藩臬年老人员请饬陛见折》。
    (415)二十四日刑部代奏主事萧文昭条陈。(416)二十四日翰林院代递编修叶大遒条陈，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二十四日都察院代递生员荣绶条陈。(417)此外，于二十四日上奏的：翰林院代递编修叶大遒条陈（折片各一件），刑部代递司狱蓝沅条陈，都察院代奏州判詹大烈条陈、府经历李杜堂条陈、举人胡大华条陈、举人卓祖荫条陈、举人顾俊基条陈、举人李文诏条陈、举人王学曾条陈、拔贡生吴明勤条陈、拔贡生方履中条陈、拔贡生延嵩寿条陈（二件）、生员于翰镇条陈、生员赵桂森条陈、生员徐堃锡条陈、民人陈锦奎条陈，均在本日奉旨：“存。”(418)
    七月二十七日　岑春煊：《条陈时务折》、《徐海等处讳灾片》、《试办铁路彩票片》、《参岑盛霭不法片》。(419)侍讲学士瑞洵：《请折漕折》、《请提款购米片》、《请裁并屯卫片》、《请设报馆折》、《请考试京员片》。(420)内阁代递候补中书祁永膺奏请改儒学为教习折，旨：“孙家鼐妥议具奏。”以下条陈皆是二十四日代奏：刑部代递主事顾厚焜推广邮政折，旨：“著总理衙门会同兵部妥议具奏。”都察院代递四川举人陈天锡等挑取教习等项折。(421)都察院代奏知县黄遵楷奏设善堂折、都察院代奏广东拔贡陈采兰办理教案六条折，均奉旨：“著总理衙门议奏。”翰林院代递编修赵炳麟折，内学堂章程一条、刑部代递主事顾厚焜折，内铁轨一条，均奉旨：“著总理衙门议奏。”刑部代递笔帖式奎彰自请出洋折，旨：“著孙家鼐察看。”刑部代递主事杨增荦奏请推广农政折、刑部代递郎中孔昭鋆兴办广东商务折，均奉旨：“著端方议奏。”都察院代递教习知县李文诏请整顿官学折。(422)都察院代递主事广德条陈，内挑缺用火枪一条，奉旨：“八旗都统等议奏”。都察院代递顺天生员高世芬裁汰冗员折。(423)都察院代递福建生员林辂存用切音折，旨：“著总理衙门考验具奏。”
    七月二十八日　宋伯鲁：《参谭钟麟折》、《参魁元片》、《请妙选通才折》、《京师道路仿用西法修理片》、《行销银元请酌定价值片》。(424)端方等代递金蓉镜条陈折，旨：“总理衙门、户部分别议奏。”端方等：《遵议程式谷条陈折》、《遵议王景沂条陈折》、《遵议筹办丝茶折》、《保梁鼎芬等折》。(425)二十六日都察院代递举人张如翰条陈。(426)
    七月二十九日　礼亲王世铎等：《遵议袁昶条陈折》，旨：“著各督抚分别办理。”孙家鼐：《详拟医学堂办法折》、《奏派朱启勋充提调片》、《通艺学堂请列入中学堂折》、《遵议恽毓鼎请设武备学堂折》。(427)杨深秀：《裁缺大僚缓用新进甄别宜严折》。(428)给事中胡俊章：《保举人才宜定限制折》、《请开水利片》、《请多购军器片》，旨：“存。”御史张承缨：《请整顿铁路积弊折》、《变通起复人员班次片》。(429)侍郎张英麟：《保举人才折》（单一件）、《保毓贤等片》，明发谕旨一道。徐致靖：《保举人才折》、王照：《保举人才折》，均奉旨：“存记。”前太仆寺少卿隆恩：《商人集股请办铁路折》，旨：“著铁路矿务总局议奏。”总理衙门代递章京郑孝胥条陈折。(430)
    七月三十日　国子监代递助教崔朝庆所著《一得斋算书》、《浙江嘉兴府水道图》，旨：“著总理衙门大臣阅看具奏。”二十七日内阁代奏中书祁永膺条（陈折片各一件），二十七日翰林院代递庶吉士周渤条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递试用知县冯秉钺条陈、试用州同郭申绶条陈、经历关敏道条陈、举人温宗羲条陈、拔贡刘子丹条陈、拔贡周培棻条陈、拔贡郑重条陈，均奉旨：“存。”(431)
    八月初一日　署侍郎王锡蕃：《山东治河请酌用西法挖泥船及打桩机器折》，旨：“著张汝梅察看具奏。”户部代递主事蔡镇藩请审官定职折。(432)七月二十六日翰林院代递检讨桂坫条陈。(433)七月二十七日翰林院代递庶吉士丁惟鲁条陈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同日翰林院代递编修夏寿田条陈。七月二十七日兵部代递候补郎中李钟豫条陈折。七月三十日宗人府代递主事陈懋鼎条陈（折片各一件）。七月二十九日神机营代递通判董毓琦条陈折一件，均奉旨：“存。”(434)
    八月初二日　孙家鼐：《遵议学堂中额折》。(435)阔普通武：《保举人才折》，明发谕旨一道。七月二十八日总理衙门代递章霍翔条陈折，同日总理衙门代递副将陈季同请专使联络各国折、京师修路设立工程局片、学堂章程片。(436)七月二十九日工部代奏主事暴翔云考察吏治折，旨：“著刘树棠、刘坤一分别查复。”同日工部代奏主事金蓉镜江浙米价情形折，旨：“著刘坤一、廖寿丰分别查复。”七月二十九日兵部代递主事黄维翰条陈（二件），七月三十日兵部代递何成浚条陈、李钟豫条陈，沈搏青折，(437)七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递生员诚勤条陈、笔帖式联治条陈、陕西举人张铣条陈、山东省拔贡郑重条陈，七月三十日户部代递小京官邢汝霖条陈（折片各一件），七月二十七日吏部代递王宾基条陈，同日兵部代递学习主事范轼条陈，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内阁代递郑宝谦条陈（三件）；本日吏部代递主事关榕祚重用康有为折，兵部代递主事李钟豫暂缓天津阅操折；以上各件均奉旨：“存。”(438)
    附录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百日维新前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共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29件：初六日，给事中高燮曾：《请设武备特科折》。十二日，顺天府尹胡燏棻：《工程紧要湘省前调勘路之员碍难遵调前往折》，御史王廷相：《时局增艰请亟振皇纲折》。十九日，委散秩大臣裕兴：《自请议处并据实纠参折》。二十日，编修顾瑗：《条陈练兵事宜》（翰林院代奏）。二十二日，委散秩大臣锡光：《敬陈管见折》、《户部内务府库银积弊片》。二十五日，内阁侍读学士荣庆：《八旗人才请饬部院大臣认真培养折》，给事中张仲炘：《请将海疆重地遍开商埠折》、《考差人员改试时务策论片》，御史王鹏运：《请力行修省实政折》、《请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二十六日，胡燏棻：《请精练陆军折》、《神机营操演请改用新法片》、《改设武科章程请于各省分设学堂教习片》，给事中国秀等：《请铸小银元以平市价折》、《酌拟行用银元办法》。二十七日，翰林院侍讲恽毓鼎：《经济特科宜议登进之途折》、《请兴修山东铁路以得漕运折》、《请将降调知州陶锡祺交山东差委片》，管理街道御史文瑮等：《特参都察院经历穆大鸿侵占官街请交部议处折》。二十八日，巡视北城御史忠廉、李擢英：《梁家园百善堂暖厂援案请续赏米石折》、《北城外坊地面添设海晏水局请饬部立案折》。二十九日，御史陈其璋：《德事将定后患宜防请外善邦交内修边备折》、《请饬总署将已译印各种图书颁交各学各馆片》、《阿尔泰金矿请饬总署妥议办理片》。三十日，御史胡孚宸：《请停捐实官并严核保举折》、《请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将时务各书及同文馆译印书籍颁行各省片》、《经济科岁举生监请认真录送片》。
    二月，共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42件：初一日，军机处等：《会议荣禄广练兵团折》，委散秩大臣锡光：《理财固本以裕库储折》。初七日，毓昆等：《惠陵工程紧要请派大臣查勘折》，给事中张仲炘：《敬陈管见折》、《德使要挟愈甚不宜曲允折》。初八日，山西京官：《山西开办铁路宜防后患呈》（都察院代奏），左都御史徐树铭：《山西矿务铁路宜由本省绅民自办折》，御史宋伯鲁：《请设议政处折》、《总理衙门时务书籍请发交翰林院片》，委散秩大臣锡光：《请办厘税间架折》。初十日，户部：《拟定昭信股票详细章程折》（单一件），给事中荣升等：《侍卫志兴狡赖借款请旨办理折》，御史胡孚宸：《风闻德杀华民请饬总署诘责折》、《国闻报中载有中英新约一条请饬查片》。十一日，督办军务王、大臣：《遵议依克唐阿抽练工兵飞兵折》，廖寿恒：《恳请收回成命折》。十二日，总理衙门送到许景澄来电一件、发给电信一件，拟发杨儒、吕海寰电信各一件。十四日，总理衙门送到俄署使巴布罗福、德使海靖照会各一件。总理衙门：《与德国使臣议订专条画押事竣折》。十五日，右中允黄思永：《徐淮海三属被灾请筹赈抚折》、《职衔抵捐请递减二成实银片》。十六日，御史陈其璋：《请再借美国洋款折》。十七日，御史宋伯鲁：《请派员往美集大公司筹办铁路折》。二十一日，总理衙门送到俄署使巴布罗福照会一件、总理衙门发许景澄电信一件。十九日，启秀：《遵旨查勘惠陵工程情形折》；御史乌尔庆额：《詹事府考取供事弊窦丛生请申明旧章折》、《各馆供事冒充甚多片》。二十三日，给事中高燮曾等：《俄事紧迫所议万不可允折》。二十四日，给事中郑思贺：《庐汉、津镇铁路同时并办恐致两妨折》、《各省开垦荒田请认真清查片》、《请停房捐片》。二十六日，军机大臣会同兵部：《遵议荣禄等奏请变通武科章程折》（单一件）。二十八日，总理衙门送到俄署使巴布罗福照会一件并录本国电信一件，总理衙门复照一件及交片谕旨一件；御史陈其璋：《举人复试路阻逾期请饬礼部援案办理折》。
    三月，共上呈重要折片及书籍54件：初一日，御史文悌：《敬陈管见折》、《满蒙御史请先尽各衙门得力人员保送并编、检各员准照汉员保送片》。初二日，刚毅：《时事多艰直陈愚悃折》、《整顿厘金、保甲、仓谷三片》。初三日，顺天府尹胡燏棻：《接造关外铁路半借洋款请仍拨经费并劝办捐输折》、《永定门外添设电轨请饬部拨款片》，御史潘庆澜：《时事多艰敬陈管见折》、《请饬各省于节省饷项内酌提兵丁加饷片》、《各省武备学堂请于去城稍远之地建立片》、《息借华款请饬部将股票部章遍为颁示片》。初四日，御史陈其璋：《俄患孔亟敬陈三策折》。初五日，给事中郑思贺等：《湖南金矿请饬禁借洋债折》；御史文悌：《请拒俄联英折》；总理衙门：《俄国订租旅大并展接铁路折》、附条约、附与俄方照会。初六日，督办军务王、大臣：《请将董福祥军移扎正定折》；御史何乃莹：《山西铁路矿务请饬停办借款折》，《昭信股票宜防流弊片》。十三日，山西京官：《山西商务局借款章程关系重大条陈》（都察院代奏）。十九日，御史李盛铎：《请举行大阅折》、《请饬各省督抚将省会大学堂及武备学堂克日兴办片》。二十二日，给事中国秀等奏：《宗室松岫入署肆闹请饬审办折》，御史联锦：《部院印钥应尽郎中、员外郎管带折》、《库伦办事大臣连顺任用劣员请查办片》。二十三日，侍讲恽毓鼎：《时局日艰请饬廷臣会议折》、《参西路厅同知谢裕楷等贪劣请饬查办片》；御史文悌：《请禁匪徒假冒洋捐折》；总理衙门：《代奏主事康有为条陈折》，附条陈一件、片一件，并《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又总理衙门先前两次代奏康有为条陈折二件，附原呈三件，并《俄彼得变政考》。二十四日，给事中吴光奎：《四川民教斗殴急宜持平办结折》、《请饬增祺速赴福州将军任以便裕禄交卸赴川督新任片》，出使大臣伍廷芳：《京营暨各省绿营参用新法训练片》。二十六日，给事中国秀等：《言官呈送铺伙讯无实迹请旨交部审讯折》。二十七日，大学士徐桐：《司员骫法贿求据实纠参折》。二十八日，荣禄、刚毅：《查明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被参各款据实复奏折》、《蒙弁杀害佃民一案请由热河都统讯结片》。二十九日，都察院：《奉天贡生程九式呈控诬良妄拿折》，黄思永：《请将通商口岸等事从长计议折》，高赓恩：《请崇正学折》，隆恩：《保举人才折》，徐桐：《请召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折》。三十日，工部郎中唐浩镇：《请令各省自辟利源折》（工部代奏）。
    闰三月，共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56件：初一日，御史陈其璋：《铁路矿产请广为筹办折》、《山西矿务铁路请设监督稽查片》。
    初五日，总理衙门：《德使照称德国亲王将次来京折》（照会一件）、《会奏遵议河南奏设制造厂局折》、《遵议各省建立大学堂并筹设武备学堂片》、《会奏遵议接造关外铁路筹拨款项折》、《会奏遵议永定门外添设电轨请拨款片》、《法国请租广州湾及建造滇越铁路办理情形折》（照会四件）、《遵议出使大臣伍廷芳奏教案迭起变通成法折》、《筹办四川江北厅教案片》、《奏请简放船政大臣片》，御史徐道焜：《昭信股票流弊甚多速筹补救折》。初七日，山东举人孔广謇：《呈控德人残毁文庙圣像》（都察院代奏），给事中张仲炘：《德人无礼请严行责问折》、《接待德主之弟礼节过优请另行妥议片》、《请严禁贩米出洋片》、《福建营官廉凯裁兵索贿请行严办片》。十二日，顺天府尹胡燏棻：《查明西路厅同知谢裕楷等参款折》，御史潘庆澜：《条陈时务折》、《获盗请奖各案请量为变通片》、《刑部现审各案应由各司开单呈堂片》。十三日，委散秩大臣锡光：《请饬厘定京师银粮价值折》、《请整顿宗室觉罗等学片》、《侍卫马乾请照章支领片》，御史杨深秀：《山西局绅贾景仁劣迹多端请旨惩处折》，御史李盛铎：《党会日盛宜防流弊折》、《天津〈国闻报〉馆现归日本人经理水师学生不应代为译报片》。十五日，都察院：《湖北等省举人因山东即墨县圣像被毁呈请查办据情代奏折》，附呈四件；御史文悌：《德人作践圣庙亟应评断赔修折》。十八日，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等具呈以文庙圣像被毁宜速责德使惩办据情代奏折》。二十三日，都察院：《直隶京官李桂林等呈称圣像被毁请查办折》（原呈四件）、《嗣后再有呈诉此案迳咨总理衙门片》、《四川举人董玉璋等呈诉江北厅教案折》（原呈一件）、《山西举人张官等呈诉矿务情形折》（原呈一件），徐树铭：《湖南民情强悍外人尝试恐激成事变折》、《湖南保卫局章程请饬禁止片》、《请遵崇圣道折》、《请饬湖南学政力崇正学片》。二十七日，大学士徐桐：《请将张荫桓严谴折》，御史文悌：《参崧蕃贪纵各款折》，给事中高燮曾：《昭信股票宜分别办理折》、《请禁贩米出洋片》、《总署不宜滥准公呈折》、《即墨县文庙案请饬学臣查复片》，黄桂鋆：《总署不得代达莠言折》、《保浙各会私借洋款请查究片》，御史杨福臻、王培佑：《即墨县文庙案请由总署明示各国公议办法折》。
    四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共送折片43件：初三日，御史黄桂鋆：《官报章程亟宜设法整顿折》。初四日，兵部左侍郎荣惠：《敬陈管见折》、《已革道员萧允文等请弃瑕录用片》。初五日，督办军务王、大臣：《议复王毓藻请精练陆军并整顿海军折》、《袁世凯请缓募千人片》、《请调总兵孙玉彪片》。初六日，御史曾宗彦奏：《请精练陆军兼习洋操折》（单一件）。初十日，都察院：《云南举人沈鋆章等呈控举人钱用中等条陈矿务贻害地方折》、《奏请将刘鹗、方孝杰拿解回籍片》、《广西民妇覃谭氏遣抱呈诉惨杀多命折》，御史王鹏运：《大臣误国请罢斥折》。十三日，仓场衙门：《酌拟仓务条陈折》（单二件）、《搭放各仓陈米片》，御史杨深秀：《厘正文体折》、《请明定赏罚以正趋向折》、《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请筹款译书局片》、《遣王公出洋游历片》。十七日，御史陈其璋：《请开铁路口岸折》、《请议加洋税片》、《请教练同文馆学生俾充洋关扦手片》，御史郑思赞：《河南省城不宜用洋车折》、《参吴式钊等揽办矿务片》、《铺捐药牙请旨停办折》，御史杨崇伊：《铺捐药牙请旨停办折》、《请禁贩米出洋片》、《参中允黄思永片》、《裁兵宜慎片》。十八日，顺天府尹胡燏棻：《请筹拨锦州铁路工款折》、《赶造大凌河一带铁路片》、《仍派吴懋鼎办理铁路片》，御史李盛铎：《请开馆译书折》、《河南矿务请议办理片》、《请暂免江西米厘片》。十九日，庶子陈秉和：《山东安邱县知县俞崇礼办理昭信股票借端殃民请饬查参折》。二十日，侍讲学士济澄：《云南广西州知州刘云章骫法虐民请查参折》，侍读学士徐致靖：《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二十一日，给事中高燮曾：《加增海关经费有失政体折》、《请由部臣阻止加增经费片》、《宜听西员辞差片》。
    (1) 此处所提的学术史是指职业的历史学家以研究为目的的作品，以别于当时人或当事人的各种著述。
    (2) 此处的六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898年9月21日，由于当时的文献及有关研究大多使用中国纪年且又需要大量引用，为避免反复注记，本书前四篇以中国史料为主的论文使用中国纪年，并夹注公元，第五篇以日本史料为主的论文使用公元，并夹注中国纪年。
    (3) 该年谱长编最初发表于1936年，其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初稿》，编者署名为丁文江。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年谱的修订本，改名《梁启超年谱长编》。据该书由赵丰田所撰“前言”称，当时的主要编写工作由赵丰田操持，此说又由顾颉刚所撰“序”为证。我引用的是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并与1936年油印本核对），见该书第143页、第149页。
    (4) 《学术季刊》（台北），第4卷第3期。此处据其论文集《近代史事论丛》，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8年，第1册，第123—150页。事隔40年后，吴先生再写《戊戌政变时的袁世凯》（《历史月刊》台北，1998年6月号），重申其先前的论点。
    (5) 《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0月），本文作者所据是其于1964年改定本，并收入其文集《袁世凯与戊戌政变》，文星书店，1964年。
    (6) 《幼狮学志》第2卷第1期（1963年1月），此处据其1964年改定本，见《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39—189页。
    (7) 《大陆杂志》第27卷第7期，1963年10月。
    (8) 《文星》第77期，此处据其论文集《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91—230页。
    (9) 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其中《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一文，其注为1967年5月初稿，1969年5月二稿；《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一文，其注为1969年5月完成。关于调袁军入京挖掘窖金事，黄先生1988年发表《再谈戊戌政变——答汪荣祖先生》（《大陆杂志》第77卷第5期），称其已看到孔祥吉的论文《杨深秀考论》，但仍坚持其旧见。
    (10) 《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11) 该文见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5—283页。
    (12) 《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13) 《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
    (14) 《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15) 《文汇报》，1986年4月8日。
    (16) 《历史教学》，1986年第12期。
    (17) 《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18)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19) 《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
    (20)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
    (21) 《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
    (22) 《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23) 万依、王树卿、刘潞：《清代宫廷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7—521页。据该书的前言，此一部分由王树卿先生撰写。
    (24) 《学术研究》（广州），1994年第2期。
    (25) 《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26) 《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27)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有意思的是，杨文最后称：“在戊戌政变史的研究和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着鼻子走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而在当年余英时先生发表《戊戌政变今读》（《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1期），仍在使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并作为主要材料。对此赵立人先生撰文予以驳斥（《读史必须辨伪——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质疑》，《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28) 《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29) 《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0) 《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1)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2) 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该书关于戊戌政变的第八章由蔡执笔，有关内容见该章第三节，并参阅其他各节。
    (33) 《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该文刊出的消息是房德邻先生告诉我的。
    (34) 明发谕旨是用内阁的名义公开发布，载入邸报等公私印刷物；字寄，又称廷寄，是由军机大臣用寄信的方式，将谕旨寄给外省当事官员，对外不公开；交片是将皇帝简短的谕旨，交给京内各衙门，一般也不公开。当然，在个别情况下，皇帝也有不用文字的形式，派官员传达口谕的。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皇帝也有不经军机处而直接朱笔写谕旨的，称为朱谕。朱谕一般也是发下给军机大臣的。
    (35)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207/3-5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该件档案孔祥吉先生最先使用。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起，军机处《随手档》不再有“缮递某某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缮递某某日早事传旨事由单”、“缮递电旨某道”的记载，可见第三次训政后的慈禧太后对此已经不需要，而取消了这一制度。
    (36)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4/56、57、58。
     (37) 轮值情况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内务府、理藩院八个一品衙门，每日按次由一个衙门轮值，八日一轮回；宗人府、钦天监、太常寺、太仆寺、都察院、大理寺、鸿胪寺、国子监、銮仪卫、光禄寺、翰林院、通政使司、詹事府十三个衙门，分成八拨，每日随固定的一品衙门轮值，其中宗人府、钦天监随礼部，太常寺、太仆寺随兵部，都察院、大理寺随刑部，国子监随内务府，銮仪卫、光禄寺随理藩院，翰林院随吏部，通政司、詹事府随户部；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八旗两翼、侍卫处十个军事单位，每日由一个单位轮值，十日一轮回。光绪二十四年各衙门及军事单位的轮值情况，可见军机处《早事》，208/3-51/2169〔4〕。
    (38) 军机处《早事档》光绪二十四年夏季分，208/3-51/2170。早朝时对于例行事务，一般皆是奉旨“依议”、“知道了”，即在当时立即处理完毕。但对需要研究的奏折，奉旨“留”，即在早朝时先不处理，留下来与京外的奏折一同处理。此类留下的奏折，皇帝一般会有朱批，即简要的处理意见，并在军机处《随手档》有记录，同时也在“朱批折件事由单”中向慈禧太后报告其摘由及朱批情况。
    (39) 见该日军机处《随手档》，207/3-50-1。又，电旨内容为：“永安教案，拿犯劾官，均应速办。该州虽已参革，而凶犯至今未获。该处地连瑶峒，岂可任令潜藏。著该抚速饬官绅悬赏购募，并著苏元春派弁协拿。务须刚柔互用，毋致激生事端。苏元春籍隶永安，想能设法妥办也。”（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207/3-50-3/1576）
    (40)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41)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42) 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上谕档》中记，“本日都察院代奏山西京官等呈请山西开办铁路宜防后患折，又左都御史徐树铭奏山西矿务铁路宜由本省绅民自办折，奉寄信谕旨：‘令胡聘之奏明办理’。因原折二件应钞交山西巡抚，拟于明日恭呈慈览。御史宋伯鲁奏请设议政处折，奉旨：‘暂存’，又奏总理衙门时务书籍请发交翰林院片，委散秩大臣锡光奏请办厘税间架折，均奉旨：‘存’。谨将宋伯鲁、锡光原折片三件，并昨日给事中张仲炘折二件一并恭呈慈览。谨奏。”此中提到的都察院等三件，第二天的《上谕档》记：“昨日左都御史徐树铭折、都察院折并山西京官原呈各一件恭呈慈览。谨奏。”而张仲炘折二件，是因为前一天要抄送总理衙门，故推迟一天呈送。
    (43)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据房德邻先生告，《杰士上书汇录》的发现，孔祥吉先生也多有贡献。孔先生的论文《〈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首次对《杰士上书汇录》进行了研究。
    (44)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三日、三月二十三日、五月初四日、七月初五日，总理衙门先后代奏康有为奏折8件，其名为：《请大誓群工开制度新政局折》、《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折》、《密联英日以保疆土而存国祚折》、《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折》、《请照经济特科推行生童岁试片》、《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折》、《请商定教案法律厘定科举文体并呈〈孔子改制考〉折》、《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折》。（《杰士上书汇录》，见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附录，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1—292页、第314—315页）
    (45)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207/3-50-3/1912；《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七月初五日。
    (46) 该10件的篇名为《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以励人才而济时艰折》、《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以广教育而成人才折》、《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为商务不兴民贫财匮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折》、《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请定报律片》、《为万寿庆辰乞许士民庆祝，并刊贴新政诏书，嘉惠士农工商以教尊亲而隆恩谊，宜人心以永天命折》、《为万寿大庆乞复祖制行恩惠宽妇女裹足以保国保民延生气而迓天庥折》、《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以免胁割而图保存折》、《为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才能折》。（《杰士上书汇录》，《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附录，第293—313页、第316—325页）
    (47)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48) 《上谕档》五月三十日有军机处奏片“据礼部知照，各省拔贡于六月初四日在贡院考试，钦奉谕旨：‘题目改为一论一策。’应请钦命论题一道、策题一道，于初三日发下，交礼部堂官祗领，送至贡院，交查察大臣转送内帘。谨奏”。同日《随手登记档》记“递《四书》一部”，并注：“见面带上”。六月初四日军机处奏片“据礼部知照，丁酉科各省优生朝考奉旨在保和殿考试，应请钦命论题一道、策题一道，于初六日清晨发下，交监试大臣传示。谨奏”。同日《随手登记档》亦称：“递《四书》一部”。
    (49)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451—454页，并注明时间是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此时间当是光绪帝发下军机处后，由军机章京录副的时间。这两折片在《杰士上书汇录》的注明时间是六月十三日，很可能是光绪帝从另外渠道收到奏折的时间。对于这两个时间的差异，孔祥吉先生称之为与孙家鼐二十二日的复奏有关，称是军机大臣奉旨时间，且将二十二日误写为二十四日。（孔祥吉：《变法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台北，1998年，第182页、第184页）孔先生的这一解释错误也许是其未核对《随手登记档》之故。
    (50) 《康南海自订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册，第148页、第152—153页。
    (51) 关于康折由廖寿恒代递，当时也有传言。张之洞收到的京内密报称：“康封奏皆径交军机大臣直上，不由堂官代奏，闻系上面谕如此而已。”（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0页）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仍引嫌不敢随时召见，凡有顾问事，由总署代传，或有章奏条陈，亦由总署呈进，特派廖公专司之，朝中呼之为‘廖苏拉’。”（《戊戌变法》，第4册，第335页）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据张荫桓语称：“此后凡有条陈，径交军机处命廖大司寇专司其事，大司寇夙知康之荒谬，谓常熟（翁同龢）多事，而亦无法辞卸。”（同上书，第1册，第492页）
    (52)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53)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3—454页。
    (54) 曾廉条陈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489—503页。梁启超也有相同的说法：“枢臣拟旨，请予重惩。上谓方开言路之时，不宜谴责，恐塞言路，亦宽容之。”（《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6册，专集一，第44页）
    (55) 《戊戌政变记》卷一，《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一，第20页。此外黄先生还引用《戊戌政变记》卷六、苏继祖《戊戌朝变记》、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证明光绪帝让谭嗣同拟驳议，与曾廉条陈同上于慈禧太后，以减弱其杀伤威力。
    (56) 《论曾廉上书导致康党拟武装夺权》，《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11—428页。
    (57) 《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2页。
    (58) 都察院代奏的奏折称：“据候选笔帖式联治、广西试用知县章国珍、候选州同谢祖沅、浙江举人何寿章、陕西举人张铣、湖南举人曾廉、镶白旗蒙古生员诚勤、内阁中书胡元泰、山东拔贡生郑重、山西附监生宋汝淮等各以条陈赴臣衙门呈请代奏。又，谢祖沅呈进汽枪一杆、样图一张，宋汝淮呈进样图、绘图二匣。臣等谨遵谕旨将原呈恭呈御览，并将原枪、样图、绘图由军机处代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0/40）
    (59)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此中的“顾治”当属“联治”之笔误，繁体在草写时两字字形相近，很可能军机章京在抄写时出错。后文所引军机处奏片，皆出自《上谕档》。
    (60) 七月三十日军机处奏片称：“又二十七日，内阁奏代递中书祁永膺条陈折、片各一件，翰林院奏代递庶吉士周渤条陈呈一件，都察院奏代递知县冯秉钺呈一件、州同郭申绶呈一件、经历关敏道呈一件、举人温宗羲呈一件、拔贡刘子丹、周培棻、郑重呈各一件……均奉旨存，谨将原折片十二件恭呈慈览。”其中的人名与二十七日《随手登记档》所载、二十八日军机处奏片除郑重一人外，全不相同。这是军机章京将二十六日都察院代奏的条陈与二十七日代奏的条陈弄混了。查《随手档》七月二十六日载：“都察院折代递郭申绶等条陈由：一、郭申绶原呈，一、冯秉钺原呈，一、关敏道原呈，一、马寿铭原呈，一、徐炎原呈，一、温宗羲原呈，一、张汝翰原呈，一、郑重原呈，一、刘子丹原呈，一、周培棻原呈，一、徐谦原呈，一、谭靖光原呈，图一、马寿铭递。”这个名单与三十日军机处奏片是相吻合的。而三十日奏片提及内阁中书祁永膺与二十七日《随手登记档》所载相符，而翰林院代奏庶吉士周渤条陈在《随手档》中未能查到。此时军机处的工作已陷于混乱，后将详述。
    (61) 军机处奏片中将何寿章条陈的代奏时间误为二十六日。
    (62) 七月二十七日《早事档》中记：“都察院封奏一件，奉旨：‘留’。”未提具体人名。我在档案中仅看到《随手登记档》、都察院原折中各出现过一次曾廉的名字。
    (63) 此数还不包括早朝时由光绪帝当时处理未留的内阁、兵部、太常寺、内务府、镶黄旗等折片27件。见该日《早事档》。
    (64) 康有为称：“四月初七日，潘庆澜附片劾吾聚众不道，上曰：‘会为保国，岂不甚善。’然虑西后见之，特抽出此片。”（《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2册，第143页）此事应发生在闰三月十二日，
    查该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御史潘庆澜折一、保固大局条陈四策由片一、请饬查禁保国会由片一、现审各件请饬刑部分别办理由片一、获盗请奖各案请量为变通由”，下有注记：“随事递上，十四日发下，归箍。”该日奏片还记：“一、潘庆澜封奏恭呈慈览由。”而当日《上谕档》军机处奏片记：“本日顺天府尹胡燏棻奏查明西路厅同知谢裕楷等参案，奉明发谕旨一道。御史潘庆澜奏条陈时务折内皖北淮徐水灾请速筹赈抚一节，奉寄信谕旨：‘著刘坤一迅速办理’；又奏获盗请奖各案请量为变通片，奉交片谕旨：‘该部知道’；又奏刑部现审各案就由各司开单呈堂片，奉交片谕旨：‘著刑部酌核办理’。谨将原折片恭呈慈览。谨奏。”由此可见，潘庆澜的“请饬查保国会片”在上送时确被抽去。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两次提及此事（《戊戌变法史研究》，第87页、第421页），我正是看到该书后，才去作此查证。特为黄先生补证之。光绪帝若要将此类奏折瞒过军机处，在当时的政务处理过程中，只能在两种情况下：当日早朝留下的京内各衙门奏折或当日递进的京外官员奏折，光绪帝将之留中不发，这样军机大臣只知道何日何人上有一折，但不知其内容，《随手登记档》中记某日某人上有某折某片，并注明“留中”；另一种方法，即康有为奏折由廖寿恒带入，这样只有康、廖、光绪帝知道，军机处也不知情。军机大臣刚毅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他此时虽不敢生事，但慈禧太后有所垂询，他也是不敢隐瞒的。
    (65)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
    (66) 这方面的情况，可以举两例：其一为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刚毅上有一折三片，同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本日刚毅面递封奏时事多艰直陈愚悃折一件，整顿厘金、保甲、仓谷等片三件，一并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分别缮写寄信、明发谕旨。谨奏。”其二为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上奏，同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徐桐奏请召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俟发下，再行请旨办理。”（以上皆见该日《上谕档》）刚毅是慈禧太后所信赖的军机大臣，光绪帝对其奏折也不敢自行处理，故先请示慈禧太后。召张之洞进京，当时意味着有重大政治变动，也是须得请示慈禧太后之事。
    (67)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3098页。
    (68) 玉澜堂是光绪帝的寝宫，宜芸馆是皇后的寝宫。当时，光绪帝与皇后的关系不洽。皇后经常住在颐和园以“尽孝”慈禧太后。光绪帝曾下旨严厉指责皇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上传：宫内则例规矩，皇后一概不懂。近来时常失仪。如有施恩之处，俱不谢恩，及宫内外府大小事件，并不启奏，无故告假，不成事体。实属胆大。自此之后，极力改之。如不改过，自有家法办理。特谕。”（《宫中各种档簿》簿4175号，《日记账》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立）
    (69) 据《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台北，1987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政变前，慈禧太后至少4次对光绪帝正式下旨，由光绪帝明发。其一是三月二十四日关于在外火器营阅操事宜；其二是闰三月二十八日阅操完毕褒奖事；其三是四月十二日恭亲王去世恤典事；其四是五月十六日关于菩陀峪陵地事。见该书第60册，第30613—30614页、第30695—30697页、第30733—30735页；第61册，第30855页。
    (70)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2页。
    (71) 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的行踪各种记录不一：《随手档》称“办事后驻跸颐和园”，《实录》称“上诣颐和园乐寿堂，问慈禧太后安”，宫中《穿戴档》称：“办事后外请至颐和园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起居注册》这一天对此毫无记载，第二天才称：“卯刻，上诣倚虹堂少坐，至乐寿堂慈禧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侍早、晚膳毕，驻跸颐和园玉澜堂。”（《宫中各种档簿》簿1816号）而内务府《杂录档》记：“五月十八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二十三日随驾往颐和园去……”（405/5-14/W/杂记类998，杂257）看来光绪帝原计划是二十三日往颐和园，而实际情况是提前一天。
    (72) 《上谕档》录此旨时有朱改字样，并注“十三日朱”，十三日军机处还有一奏片称：“本日奉旨饬改明发朱谕一道……”由此可见十三日的明发谕旨经光绪帝朱改，十四日才发出。
    (73) 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决定的署理礼部六堂官的名单为：“礼部尚书著裕禄、李端棻署理，礼部左侍郎著寿耆、王锡蕃署理，礼部右侍郎著萨廉、徐致靖署理。”（《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一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载：“递应升、应调、应补、应署满、汉尚书、侍郎名单”，并注：“次日朱圈发下，随事交进。”由此可见，光绪帝于二十一日赴园，是想让慈禧太后对其决定追加认可。而从二十二日的正式授命来看，“裕禄、李端棻补授礼部尚书，阔普通武补授礼部左侍郎，萨廉补授礼部右侍郎”。署理名单中礼部左侍郎寿耆、王锡蕃，右侍郎徐致靖，未得到实授，而寿耆因阔普通武的任职，连署任资格都丢失了。慈禧太后对寿耆、王锡蕃、徐致靖不认可。
    (74) 可参见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86页）；李吉奎：《张荫桓与戊戌变法》（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47—757页）。王照对张荫桓与光绪帝的关系有下列评论：“是时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王大臣之上。”（《戊戌变法》，第2册，第356页）
    (75)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6页。
    (76) 《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王贵忱注，尚志书舍，澳门，1999年，第173—181页、第184—186页。
    (77) 张之洞收到的京内密报称：“上月初四日，胡公度侍御奏劾张荫桓，有借款得贿二百余万，七口改归税司经管，有私改合同事。又议增赫舆薪水，每年骤至百廿万等语。慈圣大怒。次日面谕英年查抄拿问。崇礼故缓之。旋有立山出为恳求，其事遂解。闻廖仲山亦若求于上前，尚未允。立一人最得力也。”（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80页）后流亡至日本的王照与犬养毅笔谈时称：“张亦南海人，两宫不和，关系此人离间。太后于去岁二月（误记，当为五月）遣步军统领抄其家，伊纳银二十万于中官，免。”（《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马忠文的论文对此评论，“立山在此事中起了关键作用”。
    (78) 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记：“七月二十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二十九日随驾往颐和园去，现用黄车一辆、青车二辆于是日寅初在顺贞门外预备，并随侍等处总管、首领、太监等用连鞍马匹，照例在西三座门外预备。于八月初三日还宫。所传车辆、马匹、苏拉等俱于是日在东宫门外预备。”（杂记类1002，杂261）
    (79) 据内务府《杂录档》，七月二十九日随行的太监及用马数目为：“总管二名，用马二匹。内殿总管、首领、太监、小太监等二十七名，用马二十七匹。四执事及库首领、太监二十五名，用马二十五匹，驼马二匹。奏事随侍处首领、太监十三名，用马十三匹，驼马一匹。乾清宫太监二名，用马二匹。自鸣钟首领、太监六名，用马六匹。懋勤殿首领、太监四名，用马四匹。尚乘轿首领、太监十三名，用马十三匹。鸟枪三处首领、太监四名，用马四匹。御茶房首领、太监十七名，用马十七匹，大车二辆，抬挑苏拉八名。御膳房总管、首领、太监等四十五名，用马四十五匹，大车四辆，抬夫二十二名。御药房首领、太监六名，用马六匹。敬事房首领、太监八名，用马八匹。打扫处太监一名，用马一匹。船坞首领、太监二十二名，用马二十二匹。南书房太监三名，用马三匹。做钟处太监二名，用马二匹。”（杂记类1002，杂261）
    (80) 《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一，第73页、第107页。
    (81) 康有为称：“……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草折令宋芝栋上之，举黄公度、卓如二人。王小航又上之，举幼博及孺博、二徐并宋芝栋。徐学士亦请开懋勤殿，又竟荐我。复生、芝栋召对，亦面奏请开懋勤殿，上久与常熟议定开制度局，至是得诸臣疏，决意开之。乃令复生拟旨，并云：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故事，饬内监捧三朝圣训出，令复生查检，盖上欲有可据以请于西后也。”（《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59页）
    (82) 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仅在七月初八日召见过宋伯鲁，七月二十日召见过谭嗣同，此后再未召见过此两人。（《召见单》见《宫中杂件》〔旧整〕，第915包）
    (83) 《戊戌变法》，第2册，第614页。钱恂为张之洞、谭继洵以使才保荐，奉电旨：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来京预备召见”。（《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钱恂于七月二十四日前到京。（《总理衙门片行军机处钱恂到京事》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103）
    (84)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2册，第681页。严复为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以“通达时务人才”相保，奉旨：荣禄饬令该员来京，“预备召见”。（《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85) “近月以来，朝廷创兴百度，并谕内外大小臣工及士民人等，均得上书言事。因此条陈新政者，封书日以百计。而前者特简参预新政之四京卿，亦颇有眼花手乱，应接不暇之势。故近日又有拟开懋勤殿，令三品以上保举人材，召见后派在懋勤殿行走，以备顾问之说。闻数日内当即有明发谕旨矣。”见《戊戌变法》，第3册，第407页。
    (86) 《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论》，《戊戌维新运动史新探》，第165—169页；《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243—244页、第247—251页。
    (87) 《清代起居注册》，第61册，第31199页。
    (88) 内务府《记事珠》光绪二十四年七月，405/5-14/W/杂记类242，日242。军机处《随手档》证实了《记事珠》的说法，称“办事后驻跸颐和园”。
    (89) 《穿戴档》光绪二十四年。
    (90) 对于宋、徐、王三奏折上送慈禧太后一事，孔祥吉先生的论文语意不清，而房德邻先生2000年的论文对此有误。孔先生文称：“据军机档记载，宋氏此片于七月二十八日‘随事递上，八月初二日发下’。这说明宋折递上后，光绪于次日赴颐和园就开懋勤殿事向慈禧请命，故迟迟未发下。”“据军机档记载，徐、王二折于二十九日‘随事递上，八月初二发下，分别抄交归箍’。军机大臣分别将二折‘恭呈慈览’。”（《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67页，第169页）此中的“军机档”，分别是军机处《随手档》与军机处《上谕档》。若严格从文字来说，孔先生的话也不算错误。但很容易给人以感觉，即宋折未上送慈禧，徐折、王折是八月初二日以后才上送慈禧太后。我以为，孔祥吉先生对《随手登记档》中的注记，有所误读。“随事递上，初二日发下”之意是，军机章京随上送慈禧太后之“事由单”而递给慈禧太后，八月初二日由慈禧太后“发下”。只要将《随手档》的“随事递上”的记录与军机处上报重要奏折的奏片相应对照，即可知其意，同时也可知“发下”非光绪帝通过军机大臣发下，而是慈禧太后退回后经过军机大臣发下。很可能是孔先生论文叙述不清，房先生文称：“慈禧太后对此也很敏感，对开懋勤殿事要查个究竟。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载，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鲁的荐折和二十九日王照的荐折均当日‘奉旨暂存’，这是因为开懋勤殿尚需征得太后同意。二十九日光绪帝遭太后严斥，这两折已无意义。但《随手档》又记这两折于‘（八月）初二日发下’，并且由军机大臣‘恭呈慈览’。这很可能是太后在调阅有关奏折。”房先生的说法当误。宋折、王折奉旨“暂存”、“存记”载于《上谕档》。《随手档》对宋折、王折均无奉旨字样。又《上谕档》，宋折、王折分别各于当日进呈慈禧太后，所称初二日“恭呈慈览”，不知何据？至于太后调阅奏折，似为没有根据的想像。
    (91) 以上的描述，我参考了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七章第三节，在此致谢。各奏折所注时间为光绪帝收到日期，排列是按康有为写作日期。
    (92) 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孔祥吉先生《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七章第三节、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对该密诏均有分析，其中孔先生的分析直接谈到了“议政”而最为深入。我在做以上分析时，也参考了他们的研究。
    (93) 据军机处《早事》，召见崇礼的原因是“崇礼谢抵销处分恩”。
    (94) 参见军机处《早事档》、《随手档》、《上谕档》、《洋务档》等。
    (95)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
    (96) 又前引光绪十四年军机大臣世续的奏折，对于“候补侍郎”也无明细的规定。
    (97) 《清代起居注册》，第61册，第31207页。不过，该记载中“侍看戏”的情节还是可以提出疑问的。据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日记档》，这一天颐和园内没有演戏。又，宫中《穿戴档》称：“卯正，外请至仁寿殿见大人，毕，还玉澜堂。……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由此似可认为，光绪帝是在政务处理完毕后，才去见慈禧太后的。那么，如果袁世凯的晋升经过慈禧太后，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七月三十日（或以前）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已得到批准。二是当天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得到批准，再召军机写旨。从军机处的办事程式来看，前一种可能性大一些。
    (98) 《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207/3-50-3/1576。从当时的官规而言，由袁护理属正常现象。首先是因为袁的品级最高，其次是当时的直隶省会在保定，荣禄以北洋大臣常驻天津，若由直隶布政使护理，人员往来须花费几天的时间。
    (99) 《电寄档》中有一记载：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奉旨：廖寿丰电悉。袁世凯现在留津，有应办事件。其温处道本任，仍著派员署理。钦此。”
    (100) 从二品的文官为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各省布政使。内阁学士一般需由进士出身，袁非也，翰林院职位更是须由进士出身；布政使一旦候缺，须得上任，不合光绪帝用袁专办练兵的目的。由此只能超擢正二品的侍郎。
    (101) 《被调整的目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102) 四月二十七日字寄荣禄、胡燏棻：“本年秋间，朕恭奉慈禧……皇太后銮舆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七月初八日上谕决定日期为七月初五日至二十五日。见同日《上谕档》。我认为荣禄与王文韶互换职位，与天津阅操也有关系。
    (103) 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549页。
    (104)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105) 《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106)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4—65页。
    (107)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其名单颇有意思，不妨开列于下：“前四川总督鹿传霖，湖南巡抚陈宝箴，河南巡抚刘树堂，内阁学士张百熙，内阁学士瞿鸿，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甘肃提督董福祥，广西提督苏元春，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新疆提督张俊，直隶提督聂士成，陕西固原提督邓增，山西太原镇总兵马玉昆，福建汀州镇总兵宋得胜。”“湖北布政使员凤林，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太仆寺少卿裕庚，江苏苏松太道蔡钧，湖南盐法道黄遵宪，陕西渭南县知县樊增祥，兵部员外郎陈夔龙，广西桂平梧盐法道黄宗炎，山西泽州府知府陈泽霖，候选知府寿山，前伊犁镇总兵王凤鸣，候补总兵田玉广，降调珲春副都统恩祥，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荣和，金州副都统寿长。”
    (108) 督办军务王、大臣：《酌拟甘军移扎山西以资捍卫折》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董福祥：《至防山西平阳情形拟再募十营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陶模：《董军调至山西片》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3/121/6033/13、26、30）
    (109) 督办军务王、大臣：《董福祥一军宜移扎正定折》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董福祥：《移防日期折》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3/121/6033/31、36）
    (110)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一，第56页。
    (111)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60页。
    (112) 《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45—346页。
    (113) 《赵柏岩集》，1922年印本，第29页。
    (114) 《戊戌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549—550页。
    (115) 《戊戌变法》，第3册，第411页。
    (116)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记：“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到荣禄电信三件，依克唐阿电信一件，照录呈览。谨奏。”（207/3-50-3）同日《随手档》也有相同的记载。
    (117) 该电又见于军机处《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207/3-50-3/2047）。
    (118)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本书所引总理衙门各档案皆藏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19) 康有为八月初五日为杨深秀所拟《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中称，德、法、俄共会于彼得堡，“碎裂中原”。“兼闻英舰七艘已至大沽……”初六日为宋伯鲁所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折》中称：“昨闻英国兵舰七艘已驶入大沽口，声称俄人将大举南下，特来保护中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第170页）
    (120) 《杨度日记》，杨念群点校，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06—107页。
    (121) 董福祥：《请移营分扎近畿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八日奉朱批：“著督办军务王、大臣妥议具奏”；督办军务王、大臣：《遵议董福祥一军移扎近畿有俾训练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奉旨“依议”。由此，董军可移驻涿州。后，董福祥再奏：《新募回部五营移至涿州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著俟秋凉后再行酌夺情形，奏明办理。”（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3/121/6033/42、46、48）董军由此未及北移。
    (122) 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电（两件），五月十九日；总理衙门发北洋大臣电，五月十九日；电寄北洋大臣旨，五月二十三日。（以上见军机处《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207/3-50-3/2082）电寄荣禄旨，五月二十日。（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电，五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五日。（以上见军机处《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
    (123) 总理衙门收直隶总督电，六月初二日，《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
    (124) 六月初三日，军机处电寄荣禄旨：“甘军驻扎保定，诚恐日久生衅。著荣禄就保定省北涿州一带地方，酌量移扎处所，与董福祥电商。”（《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是月底，荣禄致函董福祥：“贵部团扎处所，现经何分统等赴各处相度营基，实无合式相宜之处。尊意拟在保定扎大营，而以分营分扎附近，或将新旧各队调至正定团扎，以便训练。目前暑雨尚多，道路沮洳，一时既难定议，应俟秋后由执事察度情形，奏明办理。……贵军移驻近畿，目前并无战事，此举似不相宜，请勿妄请。管见所及，并以附陈。”（《荣禄函稿底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61页）七月初七日，董福祥上奏，称涿州难以安营，仍请在省城保定以西至定州、正定扎营，奉朱批：“著照所请。”（《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
    3/121/6033/53）七月底，荣禄致董信亦称：“贵部迩来分扎各处。”（《荣禄函稿底本》，《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08页）
    (125) 董福祥：《恭遇驾幸天津请旨宿卫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7/10。又据军机处《随手档》，该折注明“报，四百里，八月初八日发。无夹板。印封马递发回”。
    (126)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127)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128) 除调董部外，八月十五日，军机处电寄驻扎营口一带的宋庆旨，调数营派得力将弁马玉昆、宋得胜统带，移驻山海关，归荣禄节制。（《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
    (129) 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八月二十一日记，董福祥《遵调六营移扎秦王岛折》，并注明：“报，四百里，八月十八日正定发。无夹板。印封马递发回。”该折奉朱批“另有旨”。
    (130)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董军的调驻南苑，与当时英国等国派兵进京似有关系。
    (131) 董福祥：《所部陆续开拔前进片》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遵旨移扎南苑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3/121/6033/64、69）
    (132) 《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
    (133) 《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69页。
    (134)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此折尚未在档案中检出。
    (135) 召见袁世凯为其授候补侍郎而谢恩。召见成勋为其补吉林副都统而谢恩。召见福建兴泉永道周莲，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谭继洵、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先后所保，六月十四日明发上谕命闽浙总督边宝泉饬令周莲来京，“预备召见”。（见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七月十三日）召见刑部候补主事陈春瀛是因礼部左侍郎、顺天学政张英麟的保荐，七月三十日明发上谕称：“刑部候补主事陈春瀛，著该部传知预备召见。”（见《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据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是日张英麟上保举人才折，当日该折呈送慈禧太后。谕旨是第二天下达的。不知此旨与慈禧太后有无关系。又，据军机处《随手档》，三十日驻日公使裕庚也有一片《陈春瀛等恳请给奖》，朱批“览”，也不知该片对此有无影响）此一召见名单与宫中《召见单》完全一致。
    (136) 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记：“初二日，适向侍卫处询得，明日皇上办事后还宫。已缮手折呈崇（光）、文（琳）堂，并缮禀帖给启（秀）、立（山）、世（续）大人及奎公，发宅……”（405/5-14/W/杂244/日244）又，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记：“明日皇上办事、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看戏，毕，乘轿出东宫门，由石路至倚虹堂少坐，乘轿进西直门、西安门，由西三座门出东三座门，进神武门、顺贞门还宫。（八月初二日时候底）”（杂1003/日262）由此可以认定，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内务府已经确认光绪帝于次日回宫。
    (137)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7页，《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138) 《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
    (139) 《戊戌八月纪变八首》、《戊戌八月国变记事》之梁注，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1页、第92页。
    (140)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141) 三道电旨的内容如下：电寄裕庚等：“裕庚电奏，现患腿疾，九月万不能愈，请赏假派员代理等语。日邦庆典。不可无人将事，著派御史李盛铎暂行代理使事。该御史务当小心练习，联络邦交，不可存五日京兆之见，稍涉疏懈。”电寄文光：“前经明降谕旨，令各省地方官保护教堂，不准再有教案。四川大足一案迟久未了，乃合川、遂宁、内江等处又有闹教事。该地方官防范不力，实难辞咎。著该护督即行查参，并将起衅缘由，详晰电复。一面迅饬认真弹压，持平办理。毋任延宕，致滋口舌。”电寄黄槐森：“黄槐森电悉。岑盛霭行踪诡秘，查拿未获。著该抚严饬迅速密拿，务获到案，审明办理，毋任稽延。”（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此三道电旨都有重要的实际内容，光绪帝单独下达政令的权力并未受限制。
    (142)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43)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44)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45) 七月十九日，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致函总理衙门：“本大臣奏派大学堂办事人员赴日本考察学务。本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等因。除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已先赴沪部署行装外，相应片行贵衙门，照会日本驻京大臣，约定日期，派翰林院编修李家驹、翰林院庶吉士寿富、记名御史工部员外郎杨士燮同往会晤，并请其电本国，妥为照料。即希转行知照可也。”（《总理衙门清档·西学》，京师大学堂派员赴日考察，01-06／1-5）
    (146) 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荣禄电：“顷准裕使电称黄使在沪患病，到京尚须请假。日本庆典钧署令其勉强，不准忽略。惟腿疾一时难愈，深恐贻误邦交。拟请派员代理，给假两个月等语。未审钧署曾否允准？如黄使赴任尚早，可否代奏请旨派员代理？仍祈酌核办理。荣禄。冬。”（《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47) 荣禄折见于《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44—346页。
    (148) 七月二十二日之前，军机处奏片中虽也有“发下后再行分别办理”的提法，但情况有所不同。如七月初七日军机处奏片称：“本日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奏敬陈管见折，奉交片谕旨：‘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俟发下后再行会同办理。谨将原折恭呈慈览。”此处的“俟发下后再行会同办理”一语，当属俟慈禧太后发下后由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会同办理。参见当日《上谕档》有一记载：“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本日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奏《敬陈管见》一折，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钦此。’原折俟发下后，再行钞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此交。”其中的“原折俟发下后，再行钞交”是指俟慈禧太后发下后再抄一份给总理衙门。由此可解军机处奏片中“俟发下后再行会同办理”是指俟慈禧太后发下后，抄交总理衙门，再与总理衙门会同办理此事。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七月十二日、十九日。
    (149) 与二十二日奏片相较，多出四件，即户部代奏主事程式谷呈一件、谷如墉呈一件、闵荷生呈一件，国子监代奏学正学录黄赞枢呈一件。
    (150) 军机大臣为礼亲王世铎、兵部尚书刚毅、工部尚书钱应溥、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尚书王文韶、礼部尚书裕禄，其中钱已多次给假，王文韶、裕禄为新任，主要人物为世、刚、廖；军机章京为，满头班：孚琦、多寿、志朴、惠兆、丰升额、庆连、麟绪、恒斌、英凯；汉头班：继昌、郭曾炘、郑炳麟、王彦威、胡祖谦、甘大璋、张嘉猷、孙笥经、李象寅、鲍心增；满二班：特图慎、和尔庚额、荣霈、承佑、文年、英秀、来秀、桂荫、锡嘏；汉二班：李荫銮、王嘉禾、孙朝华、连文冲、郭之全、林开章、杨寿枢、凌福彭、王庆平、何葆麟。
    (151) 如连文冲补章京事，军机处奏片称：“查军机章京吏部员外郎徐士佳现补授御史，所遗章京员缺应以额外行走之户部郎中连文冲充补。谨奏。”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旨：“知道了。钦此。”又如林开章补章京事，军机处奏片称：“查军机章京兵部郎中濮子潼现补授江苏松江府知府，所遗章京员缺应以额外行走之户部候补郎中林开章充补。谨奏。”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奉旨：“知道了。钦此。”（《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3/59，3/111/5735/19）
    (152) 除在《上谕档》有该名单的抄件外，该名单的原件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6/14。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因此名单而改变命运。《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中有一件档案，称：“明保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旨：著以知府仍发江苏，尽先补用，并交军机处存记。”（3/111/5736/13）
    (153)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称：“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苾园尚书所荐，皆吾徒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徒也，而用之。”（《戊戌变法》，第4册，第157页）对照档案，可知康说并无根据。而此次未入军机章京的江西候补道恽祖祁，后于八月初二日替代升迁的周莲，出任福建兴泉永道。（见《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154)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155)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一，第73页。
    (156)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57页。
    (157)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该电还称：“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鉴。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本年春间，曾奉旨召令入都，询商事件。旋因沙市教案，由沪折还。今沙市案早结，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各事，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以仰副我皇上宵旰勤求至意。”
    (158) 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卷四。
     (159) 《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87—288页。
    (160) 如七月十二日军机处奏片称：“本日都察院代奏总兵张绍模《敬陈管见折》（呈一件）、又代奏已革道员何应钟《条陈时事折》（呈一件），均俟发下后再行分别办理。”由于重要折件当日呈送的制度，可能是对张、何的上书，一时还处理不过来，于是先上呈，俟慈禧太后发下后，再行处理。此日光绪帝由宫中去颐和园，第二天返回。十四日《上谕档》中有一记载：“交兵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兵张绍模著于十六日预备召见。钦此。’”可能即是对张绍模条陈的处理意见。又如七月十九日军机处奏片称：“本日都察院代递条陈折，知县缪润绂呈一件、范敬清呈一件、从九品王子麒呈一件、举人李文诏呈三件、李文诏等呈一件、贡生陈保勋呈一件、举人赵铭恩呈一件、教职李长生呈一件、拔贡延嵩寿呈一件、民人高如清呈一件书四本；兵部奏代递笔帖式珠英条陈折（呈一件）。以上各呈内，李文诏等呈一件奉寄信谕旨令陈宝箴查办，缪润绂呈一件奉旨‘存’，余均奉旨‘暂存’。俟发下后分别办理。”条陈如此之多，当然办理不过来，很可能因此而在“暂存”的名义下，先行上呈慈禧太后，俟其发下后再处理。这仍是遵行重要折件当日上送的制度。
    (161)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随手档》有一记录：“递满、汉章京衔名单（初七日交案）”，同一天军机处《上谕档》中有章京名单，并无杨锐等四人。如果说初八日杨锐被捕，那么，初七日准备的名单应当有其名。可见他们的情况与普通章京不同。
    (162) 郑孝胥条陈代奏时间出错，是因为郑原呈上写明为二十八日，总理衙门代奏时间为二十九日，只看了原折未查其代奏时间，就不能不出错。又如，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奏片将顾厚焜、沈兆祎、林辂存、孔照鋆、杨增荦、广德、黄遵楷、李文诏等条陈的代奏时间皆误为二十五日，查军机处《随手档》实为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军机处奏片将由当日户部代奏的司员谢启华、韩印符、聂兴圻、程利川、齐令辰条陈误为二十六日；八月初一日军机处奏片称：“二十日宗人府奏代递主事陈懋鼎折片各一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代递通判董毓琦条陈折一件”，查陈的条陈是三十日由宗人府代递，而董的条陈是二十八日由神机营代递。诸如此类的错误甚多，不再一一列举。
    (163) 此上所引交片谕旨见该日《上谕档》。霍翔的条陈上自称是“四品衔刑部候补郎中、章京霍翔”（《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92页），很可能处理此件的新章京只看了前面的头衔而未查其差使。
    (164) 吏部于七月二十七日代奏条陈折中称：“本部候补主事沈博青、候选员外郎王宾基”条陈代递（见《军机处录副奏折·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而在该日《早事档》记“吏部代奏员外郎王宾基等封奏二件”，在《随手登记档》中记：“吏部折，代递王宾基等条陈。”如果不找到户部的原折，根本无法查出沈博青条陈的上奏时间与代奏衙门。
    (165) 孔祥吉：《关于杨锐的历史评价》，《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第115页。
    (166) 奎彰奏折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9/56。孔先生在论文中记杨锐、林旭的签注条的出处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杨锐林旭签条”。此种出处让人根本无法进行对证。我所见到的14件签注意见，见本书《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在此，我还想说明，我对孔先生在其研究著作中从不标明所引档案的卷宗，感到不理解，并认为此非为可以赞赏的处理方式。
    (167) 梁章钜、朱智称：军机大臣召见时，“军机章京皆随入，祗候于南书房”，待军机大臣出而授旨意。（《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第135—136页）杨锐等人的工作与普通军机章京不同，恐怕还不能到南书房。
    (168) 《致京湖北臬司瞿》，《戊戌变法》，第2册，第615页。
    (169)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170) 对照八月初四日军机处《上谕档》、《随手档》、《洋务档》、《交片档》、《电寄档》，光绪帝此日在宫中独立发出了四道明发上谕、两道电寄上谕、两道字寄上谕、一道交片上谕，另在二十三件奏折上有朱批字样。又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该日召见了孙家鼐、张荫桓、袁祖礼、奕劻和军机大臣。其中袁祖礼为湖北候补游击，此时任职神机营。八月初一日有两份交片谕旨：“交神机营。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传袁祖礼于本月初四日预备召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进呈候选守备张震所著《炮法演题》一折，著将原书发交袁世凯、袁祖礼阅看，各具说帖，由该衙门呈览。”（见该日《上谕档》）召见孙家鼐很可能是为了当时的学堂事务，召见张荫桓很可能为次日伊藤博文觐见事，召见奕劻当为其通报慈禧太后回西苑事。由此可见，光绪帝的政务处理权并没有被剥夺。
    (171) 《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
    (172) 八月初二日，内务府所得到的消息是：“明日皇上办事、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看戏，毕，乘轿出东宫门……”（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1003/杂262）此一日程安排还可得到宫中《穿戴档》的证实。由此可见，八月初三日，光绪帝是在政务处理完之后，才见到慈禧太后。由此也可以认定，限制四章京“签拟”权一事，是据八月初二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见面时下达的指令。
    (173)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1219页。
    (174) 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记：“敬事房传旨：八月初三日颐乐殿伺候戏。”七月二十九日记“奉旨：义顺和班颐乐殿伺候戏。”（423/5-32-1/107）
    (175) 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176) 此事可见两件咨文：“太常寺为祭祀事。八月初七日祭社稷坛，皇上订诣行礼。于初四、初五、初六此三日皇上斋戒。不祭神、不还愿、不上坟、不会筵席、不作乐、不理刑名。照常办事。其斋戒牌照例设立……右咨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常寺为祭祀事。八月初八日秋分酉时祭夕月坛，皇上亲诣行礼，于初七、初八日斋戒……右咨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内务府来文·礼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七月，441/5-50-1/N第322包）
    (177) 军机处《早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又，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引见档》称，该日吏部带领引见只有5人。造成此一差错的原因不明。
    (178) 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记：“八月初四日，总管宋进禄等为于本月初十日随驾往颐和园去，现用黄车一辆，青车二辆，于是日寅初在顺贞门外预备……于本月十七日还宫。”（杂记类1004/杂263）
    (179)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杨崇伊奏折，还留有其封套，其正面字样为“内一件”“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背面为“谨”“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跪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
    (180) 房先生论文称：“按例，皇帝与太后有行动，总要在前一天发出通知，说明‘明日’将到何处，以便有关部门做准备，接下一日便记‘本日’到达该处，但初四日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初三日并未预发通知，仅在初四日的《早事档》等宫中档案上记有一条‘皇上本日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接皇太后’，说明太后是突然归来的。”查军机处《早事》、《早事档》，均不见有房先生所提此一条记载。其他宫中档案也无类似的文字记录。惟一的记录是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又，皇上今日还海。堂、司启帖站班速送讫。”（430/5-39/包号605）就我所见材料而言，房先生所提的此一文字记载见于《邸抄》。房先生所言可“在清宫档案中得到印证”一语，似不能得到档案材料的支持。从档案来看，房先生称皇帝、太后的行动通常在前一天发出通知，以便有关部门安排，也不完全正确，后将详述。
    (181) 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由于时间紧迫，这一记载字迹潦草，不似平日之工整。
    (182) 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244/日244）。
    (183) 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423/5-32-1/50）。此一记载为八月初七日补记。
    (184) 如果光绪帝八月初三日知道慈禧太后八月初四日回宫，此时军机虽散，当日也无法见军机，然其在第二天，即八月初四日早朝时，会有相应谕旨。而八月初四日军机处《早事》、《早事档》均无记载，似可以认为，光绪帝在初四日军机散值后，才得知慈禧太后回宫的消息。
    (185) 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所记甚草，且有多处脱落。此据《内务府来文·礼仪》原件补正，该件的粘贴用纸上写“八月初三日”（第323包）。
    (186) 《内务府来文·巡幸及行宫》，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至十二月，441/5-50-2/16/3136。
    (187) 如六月初八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西苑，报内务府堂官文件的时间皆为初三日：“都虞司为报堂事。六月初八日皇太后还西苑，著派前引副参领恒贵、满长，骁骑校永福、兴元充当……六月初三日。”“关防衙门为六月初八日皇太后前往南海……派出前引内管领椿寿、钟吉，副管领继彬、广裕。为此报堂。六月初三日。”“正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于本月初八日皇太后还西苑……派出执带豹尾枪护军统领通庆，印务参领溥炳，护军校忠海、德志，笔帖式广存，护军二十八名……六月初三日。”“镶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由堂抄出本月初八日寅初，皇太后由颐和园还海，本旗派出步引带豹尾枪护军统领顺保，参领荣秀，执豹尾枪护军校顺喜、文绵，护军二十三名……六月初三日。”（《内务府来文·礼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七月）
    (188)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慈禧太后由西苑回颐和园，提前29天；闰三月十三日由颐和园回西苑以探病中的恭亲王，提前2天；四月初十日去恭王府，提前1天；五月十三日去恭王府，提前4天；六月初八日由颐和园回西苑，
    提前6天；六月二十一日由颐和园回西苑，提前10天；七月十八日由颐和园回西苑，提前8天。
    (189) 据清代典制，慈禧太后离开颐和园时，在绣漪桥随墙门内，应有中和乐演奏“德胜乐”，而到达西苑时，在福华门外，应有中和乐演奏“德胜乐”。当时升平署人员大多随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须先行派员去西苑，故来不及准备。
    (190) 《戊戌变法》，第1册，第550—552页。
    (191) 《戊戌变法》，第4册，第161页。
    (192) 《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一，第108页。
    (193) 《诡谋直记》，转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194) 周育民：《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法华古寺风云录》，见林克光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89—493页、第409—419页。
    (195)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对此有很深入的分析。
    (196) 王树卿先生1990年著作称：“慈禧太后早在八月初四日就从颐和园乐寿堂回到了西苑仪鸾殿，因为八月初五日的早晨她要‘来宫祀蚕神’……”王先生的这一说法不知有何根据。清代祀蚕神应在四月，主祀的应为皇后，有如皇帝亲耕礼。光绪二十四年的祀蚕礼于四月二十五日进行，主祀者为皇后与瑾妃。内务府档案中有详细的记录：“四月二十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二十五日皇后乘轿前往南海去……是日并往先蚕坛去……”“四月二十五日辰初总管一名请皇后从宜芸馆步行至会寿殿院内，乘轿出东宫门……巳正二刻，总管一名请皇后乘轿至福华门外，銮仪卫校尉接请进承光右门至蚕坛，午初初刻缫丝礼毕，总管一名引皇后步行到蚕坛东门外，乘轿出承光右门……至乐寿堂诣圣母皇太后前，恭行献蚕，道大喜。”“四月二十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二十五日瑾妃乘轿前往先蚕坛去”。“四月二十五日巳正二刻，瑾妃从本宫乘轿由琼苑东门……至蚕坛等候。午初初刻，瑾妃随从缫丝礼毕。瑾妃步行至蚕坛东门栏外，乘轿……住本宫。”（《内务府来文·礼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七月，441/5-50-1/N/第322包）
    (197) 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198) 详见本书《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
    (199) 《内务府来文·外交》，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441/5-50-1/N/第1715包。
    (200) 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244/日244。
    (201) 总理衙门致林权助，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松本记录），6-4-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02) 《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郑称其消息来自陶杏南，而陶氏当时任日文翻译，随伊藤来到北京。陶氏还称，“将上条陈”，其主语是陶本人，或总理衙门，甚至伊藤？不解其意。又，查七月三十日军机处《早事档》，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封奏一件，奉旨‘留’。”再查该日《随手登记档》，不见该封奏的记录。不知该折的内容，也不知为何《随手登记档》没有记录。
    (203) 台湾日日新报：《游清纪语》，转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19—22页。
    (204)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孔祥吉先生认为该折由康有为代拟。
    (205)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孔祥吉先生认为该折由康有为代拟。
    (206) 《戊戌变法》，第2册，第364—365页。孔祥吉先生认为该折由康有为代拟。
    (207) 洪汝冲原折在档案中未见，《戊戌变法》第2册收入该折时，时间误为“六月”，致使一些研究者在时间上有误。
    (208) 据军机处《随手档》，八月十七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有一奏片，“遵查李岳瑞、洪汝冲并无请假离署由”。此时正是慈禧太后追查王照之时，很可能王文韶、廖寿恒在上朝时，奉慈禧太后命令追查李岳瑞、洪汝冲，故王、廖有此奏片。据军机处《上谕档》、《交片档》，同日发下交片谕旨：交总理衙门、刑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刑部主事洪汝冲均著该衙门堂官随时察看。”李岳瑞于七月二十五日经总理衙门代奏条陈，奉旨“留中”，七月二十六日再由总理衙门代递条陈一折一片，奉旨“应归入张元济条陈核办”，均于当日上呈慈禧太后。由于李岳瑞以上各条陈均未见，不知是否与伊藤博文有关联。
    (209) 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该记录原文是“谨将总理衙门钞录与日本伊藤博文问答节略恭呈慈览。谨奏”。而在第二天，该档又有完全同样的记载。再查《随手档》，八月初一日的记载是“伊藤约答节略恭呈慈览”；八月初二日的记载是“晤伊藤博文问答照录呈览”。按照《随手档》，即该节略先呈慈禧太后，次日再呈光绪帝。此与当时的政治处理原则不符。另一可能是，当时有两份不同的节略，故先后两次上呈。总理衙门与伊藤博文的会谈记录，可见于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14—16页。
    (210) 《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37。《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211) 《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54。《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212) 《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53。《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另参见户部八月初四日奏折。陈星庚曾作为薛福成的随员，出使英、法等国。
    (213) 《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4/7。《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214) 陈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97页，原折藏《军机处录副·光绪朝·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上奏事见都察院奏《代奏长庆等条陈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也藏于《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并可参见《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孔祥吉先生1983年论文称陈时政奏折上于八月初三日，并“当天即由军机大臣随同其他折件‘恭呈慈览’”。孔先生称其资料来源为：“一史馆：陈时政：《条陈时政便宜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一史馆：《随手登记档》。”为此再查相关档案，皆非孔先生所言，当其有误。
    (215) 《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5/8。又可参见兵部奏，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5/81；《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216)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2页、第464页。
    (217) 军机处《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
    (218) 六月二十六日总理衙门收到驻日公使裕庚的电报：“漾电遵。铁路章前岁已译上，存署，无另章。矿章有伊藤面交节略，成书图说亦于正月十六日呈署。节略所言，至矣，尽矣。便览一书，似专指日矿，译亦无用……崛（堀）田乃第一手，伊畏（藤）所力保，前已在华，似可令到京面加询防（访），较真切。伊藤亦必面说。”七月初四日再收裕庚电：“冬电遵。届（堀）田在西京新派议院员，须候大畏（日相大隈重信）妥商，畏现下飨订初十，商明电陈。”七月初九日再收裕庚电：“所聘之堀田充议员，恐未能来。现已与农部妥商，能来固好，否则必挑一熟手相代，总对得住中国。五六日再陈大隈。”（《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由此可见，聘用堀田与伊藤博文甚有关系。
    (219)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220) 此电的标题称“收出使裕大臣电”，即指收到驻日本公使裕庚的电报，落款却为唐。根据有线电报的技术，很可能唐绍仪的电报由日本转来。该电注明“蒸”，即初十日，收到日期为十一日，也说明电报经过多次中转。当然可能是标题抄错了。
    (221) 在此期间，司员士民的奏折也建议在总理衙门设客卿。户部候补主事聂兴圻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称：“设客卿以奔走外臣也。自来列国相持，楚才晋用，原不为嫌，但视用者专与不专耳。方今中国虽有维新任事之人，以视欧美东洋，尚瞠乎其后。拟请饬下总理衙门，议设文武客卿等级，以待外洋有志欲强我中国者。并知会欧美各国，其有贤能愿客仕我中国者，即以客卿之位尊显之。如此，则彼为我尽才能，斯新政更易成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3页）又据军机处《随手档》，该折于七月二十八日由户部代递。
    (222) 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223) 如果与以往慈禧太后的行程相比，只是少了在御座房用早膳，此也是因为决定仓促而不及准备。其余的一切与以往完全相同。又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记：“八月初四日询得今日皇太后在乐寿堂用早膳毕，至万寿寺拈香，至倚虹堂少坐，进西直门、西安门、西三座门还海。”奉宸苑即为管理西苑等处的机构，此记载很有可能不是文件的转抄，而是事后的记录。
    (224)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1221页。
    (225) 我在前面已说明，由于军机处《早事》中没有跪接的记载，由此可以证明直到此日军机处散值时，光绪帝尚不知道慈禧太后的到来。此处再补一材料，当日军机处《早事》记光绪帝“召见孙中堂、张荫桓、袁祖礼、军机”，
    而当日宫中《召见单》（京官）则记：“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庆亲王奕劻，张荫桓，户部左侍郎”，该《召见单》（外官）记：“袁祖礼，湖北候补游击”。两者相较，增加了庆亲王奕劻。此可证明，光绪帝召见奕劻并不是事先的安排，且召见时间也在军机处散值之后。很可能是由庆亲王奕劻向光绪帝报告慈禧太后当日到来的消息。同样的情况还出现过两次，即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宫中《召见单》记有庆亲王奕劻，军机处《早事》中未记。
    (226) 该《日记档》封皮注明“署中”，即为西苑所专用。内务府《日记档》分多种，此为一种（405/5-14/杂记类243/日243）。
    (227) 在关于戊戌政变的时间上，孔祥吉先生的说法似小有矛盾之处。其在1983年的论文中称：“事实上光绪在政变之前，也常常在涵元殿驻跸；政变后也并非不移居他处，这些在清宫档案中均言之历历，不能将光绪移居瀛台的时间，作为政变的标志。”同时，他又认为，光绪帝移居瀛台即又被幽禁，也即是八月初四发生政变。关于他的这一论点，并可参见其作《建国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载《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405—407页。
    (228)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左步青标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上册，第274—302页。
    (229)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左步青标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下册，第527—535页。书中有大量咏瀛台的诗亦可为证。
    (230) 周家楣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册，第30页。
    (231)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鲍正鹄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
    (232) 按照清代仪制，皇帝从宫中到西苑，或从西苑到宫中，侍卫处、内务府等机构有一系列的引导、站班、护卫等事务，须得提前通知以准备，并定下相当严格的时间表。可能是此种不方便，使光绪帝也同住西苑。
    (233) 以上据《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并对照宫中《穿戴档》。
    (234) 《内务府来文·外交》，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
    (235) 内务府《日记档》（署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405/5-14/杂记类243）。“署中”即为西苑所专用《日记档》。
    (236) 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
    (237) 清代制度，每月各衙门将该月奏折汇奏一次，同时换出上月的奏折汇奏。每月各衙门将奉到谕旨汇奏一次，以得到皇帝的认可。
    (238) 此外还批准銮仪卫、会典馆、崇文门等的细小事件；批准了那彦图等三人的请假，并对徐树铭管理三库谢恩折表示知道了。
    (239) 由于当时的官员有不小的调动，而普通奏折上报的速度很慢，所列的官职只是其奏折上的官职，实际的职位已变：热河都统寿荫已调广州将军，署理四川总督、四川将军恭寿已去世，江西巡抚德寿已调任江苏巡抚，而广东巡抚一职已裁，许振祎奉旨调京。这一天的朱批，还可参见军机处次日向慈禧太后所呈报的“朱批折件事由单”：“八月初五日。寿荫奏练军出力各员遵驳改奖折，单一件，奉朱批：吏部议奏，单并发；又奏六月分粮价，奉朱批：知道了。恭寿奏办理官运出力人员援案请奖折，单一件，奉朱批：著照所请，吏部知道，单并发；又奏顺庆府知府耆年请假修墓遗缺请旨简放折，奉朱批：另有旨；又奏川省办理昭信股票情形片，奉朱批：览奏已悉，昭信股票业经降旨停办矣，余依议；又奏夔关奏销仍难依限造报片，奉朱批：户部议奏；又奏川省武职借补章程请展限办理折，奉朱批：兵部议奏；又奏解铁路经费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新海防第九十一、二次捐输请奖片，奉朱批：户部议奏；又奏马边厅同知沈璘庆边俸期满请循例升用片，奉朱批：吏部议奏；又奏新海防捐输银数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射洪等属被灾抚恤情形折，奉朱批：著奎俊饬属将被灾州县，认真筹款赈抚，以拯灾黎；又奏请将丙甲纲杂款银两划归副本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在任候补直隶州知州缪延祺等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德寿奏加收二成茶糖厘金银数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上年下半年收支厘税银数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又奏新海防第五十八次请奖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翁曾桂奏接护抚篆日期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张绍华奏接署藩篆日期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刘汝翼奏署理臬篆日期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李绂藻奏袁州等属岁试情形折，奉朱批：知道了。魏光焘奏略阳等属被灾情形由折，奉朱批：知道了，所有被灾各州县著饬所属认真抚恤，毋任失所；又奏副将张镇南等玩视捕务请革职片，奉朱批：张镇南等著即革职，余依议，该部知道；又奏五月分雨泽禾苗情形折，奉朱批：知道了；又奏解还英德洋款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补用知府魏景桐调营差委片，奉朱批：知道了；又奏四川重庆知府王道文病请开缺片，奉朱批：吏部知道。谭钟麟、许振祎奏知县谢裕棠期满甄别折，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已故儋州知州贾敦忭欠解银两请革职勒追片，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又奏知县于德松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已革知县童凤池完解欠款请将参案注销折，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又奏委候补道蒋武琛署督粮道片，奉朱批：知道了；又奏新授南韶连道张端本到省饬赴新任片，奉朱批：知道了；又奏查明各州县民欠钱粮数目片，单一件，奉朱批：户部议奏，单并发。许振祎奏六月分雨水粮价折，单一件，奉朱批：知道了。崇善奏因伊子补授笔帖式叩谢天恩折，奉朱批：知道了。”（《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5/80）
    (240)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1941年排印本，卷8，第25页。
    (241) 清代制度，侍卫大臣带领引见，不过到门口宣导，不得入内。袁世凯此日召见当在勤政殿，侍卫大臣在门外能否听见袁世凯的言论，是值得怀疑的。另，张一麐的记载中有不少史实错误，须小心使用。
    (242) 军机处《早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看版”是指看八月初七日祭社稷坛所用祭词。
    (243) 军机处《知会簿》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立，《军机处簿册》第125盒之一。
    (244) 该日有关维新的政令，是将徐琪关于开发磁务和建自来水厂的奏片交农工商总局、总理衙门议复，而对其他奏折皆下令“存”，即搁置。此与八月初四日相比，更可见维新运动实际已经停止。
    (245) 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1004/杂263。
    (246) 《内务府来文·巡幸及行宫》，光绪二十四年六至十二月。该件下附有初十日慈禧太后还颐和园行程安排的黄记载。
    (247) 内务府《日记档》（署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243/日243。引文第一段即为前引《杂录档》之事。引文第二段“已令书吏缮出崇、文禀帖”即下引《车费档》之事。当时崇光在颐和园值班。
    (248) 《内务府来文》中有皇后、瑾妃于八月初八日由宫中移住西苑，初十日前往颐和园的相关文件。（《内务府来文·巡幸及行宫》，光绪二十四年六至十二月）
    (249) 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记：八月初五日“由堂来抄八月初十日皇太后在仪鸾殿进早膳毕，乘轿出瀛秀园门，由福华门、西三座门、西安门、西直门至倚虹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下轿，至水木自亲下船，步行至乐寿堂驻跸等因”。
    (250) 内务府《车费档》，401/5-10/N/财务类476/车48。端、多、桂应是内务府的官员。
    (251) 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该记载是八月初七日以后补记的。
    (252)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491页。该记录错误甚多，如康有为的资金来源为孙文；康有为、康广仁每日入大内，与皇上坐论新政等等，不像是深知内情的张荫桓所言，可能其中相当部分是记录者私加的。
    (253)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7/5617/9、10。
    (254) 《内务府来文·礼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441/5-50-1/N/第323包。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也有相同的记载：“初五日由侍卫处询得，明日卯初二刻皇上办事毕，乘轿出德昌门、西苑门，进（西）华门、右翼门，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进乾清门，至圣人前拈香，毕，出乾清门、西华门，进西苑门，还瀛台。站班人员均穿常服挂珠。堂、司启帖均发。”（430/5-39/605）
    (255) 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记。
    (256) 江宁布政使袁昶上有新政的条陈，并交由军机处议复，奉旨进京召见。徐寿朋是新任派往韩国的使节。李征庸原为二品顶带记名道，因捐银二万两以助蜀学堂，由孙家鼐保举，得赏头品顶带。又据该日《早事档》，由阔普通武保举的兵部员外郎祁师曾、由侍讲学士陈兆文保举的翰林院庶吉士李稷勋，应本日觐见，奉旨：“初八日递牌子。”后又改在初九日觐见。祁师曾当日未觐见，郑孝胥在其日记中称：“晨，祁君来，言入内未召见，又闻太后本欲幸颐和园，今不往，至初十乃往。余曰：‘但恐乱作于日内，奈何？’”（《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
    (257) 北京的冯志先于八月初九日电上海的盛宣怀：“自初六起，召见大臣，均太后、皇上一同训话。”（《愚斋存稿》，1939年思补楼刻本，卷33，第7页）
    (258) 荣禄的折差在宫中《日记账簿》中有记录：“七月十六日，直隶总督荣禄三封（请安二封、进单一封），差弁李祥，于十七日发去。”“七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荣禄五封（请安二封、奏事三封），用兵部印花封发回，差弁邹麟，于二十一日发去。”“八月初一日，直隶总督荣禄四封（请安二封、奏事二封），
    用兵部印花封发回，差弁安景昌，于初三日发去。”“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荣禄四封（请安二封、贺训政二封），用兵部印花封发回，差弁闪殿甲，于本日发去。”（《宫中各项档簿》簿1129号、簿1130号）四位折差皆为不同，可见当时直隶总督的有关文件皆专弁送至。
    (259) 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1003/杂262。
    (260) 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244/日244。又，八月初四日内务府还准备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时由内务府大臣还豹尾枪事：“八月初四日，福、赵大部赴启（秀）、立（山）堂宅，请示带豹尾枪。车费。”（《车费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立）可见当时内务府已为慈禧太后初六日回颐和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又，查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在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的“黄记载”之后，还附有八月十四日回颐和园的黄记载：“八月十四日，圣母皇太后在仪鸾殿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仪鸾殿乘轿出瀛秀园门、福华门，由西三座门出西安门、西直门，至倚虹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东马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西马头下轿。乘船至水木自亲马头下船，步行至颐乐殿看戏、进晚膳，戏毕，乘轿还乐寿堂。圣驾驻跸颐和园。”再查《内务府来文》，此“黄记载”粘于八月初九日慈禧太后改期回颐和园的来文之后。（《内务府来文·礼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一月，441/5-50-1/N/第323包）由此可证此类记载为事先请示的日程安排，非为事后的记录。
    (261) 这一条材料最先由黄彰健先生引用，原件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各国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崩御、袁世凯免官》，1-6-1-4-2-2，第1册。
    (262)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57册，第598页。
    (263) 当时以李鸿章为首的内阁，每月须向皇帝汇奏奉到的谕旨。查此宫中谕旨汇奏，不见该旨。内务府堂每日抄录上谕，查该府《上谕档》，也不见此旨。由此可以肯定，此旨未经内阁。《清实录》引此旨，用“谕军机大臣等”，应当是“字寄”，也与当时谕旨体裁稍有异。
    (264)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5页。其所引谕旨与《清实录》相比，仅是称谓中增两字，即“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
    (265) 《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
    (266)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267) 内务府档案中有两份文件：“堂交。本月初六日皇上升中和殿看视祝版，毕，还海。著派堂委署主事文明，郎中文廉、彬格、增善，员外郎庄达、盛桂、孙恩润、文淇、崇志、廷铠、锡恩、明诏，候补员外郎铁格、祥麟、铭章、恩喜、萨章、桢兴，主事文贵，候补主事继纲于是日寅刻在本府衙门外预备站班，并站回班。特谕。此交。八月初五日。是日世大人带班。”“堂交。奉堂谕：本月初六日皇上由西苑进内升中和殿看视祝版，是日站班司员人数不齐，实属不成事体。著交各司处传知各该员，嗣后每遇站班之日，务须尽早为承应，以昭慎重。倘有无故不到者，即将乌布开去。勿谓言之不豫也。特谕。此交。”（内务府《堂谕堂交》光绪二十四年，445/5-54/包号171）
    (268) 见八月初六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电寄档》。
    (269)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5/82。
    (270) 该日由内阁明发上谕：“禁城内外，理宜严肃。前经屡次谕令值班官役，认真巡缉。近来仍有闲杂人等，任意出入，实属玩弛，不成事体。所有紫禁城、西苑、颐和园三处，著步军统领衙门遴派官弁，带领番役，各在宫门内外，分段巡逻，不准稍有疏懈。其旧有护军营管理地方，仍著该统领等严饬派出各员弁，认真巡缉，以重门禁。倘再仍前玩误，定当查取职名，从严惩办。”（见该日军机处《上谕档》）根据此谕，内务府也发出堂谕：“堂交。奉堂谕：本月初七日由内阁钞出，奉上谕：‘禁城内外……’查朝廷之于门禁屡下明诏，不啻三令五申，凡禁廷各门座值班弁兵，应如何敬谨稽查，以重责守。乃近来屡有疏懈情事，甚非朝廷严申门禁本意。著传知三旗护军营，严饬紫禁城内各门座及西苑门外值班之官员兵丁等，务须禀遵谕旨，敬谨守卫，不得仍蹈疏懈积习。并著三旗护军统领、司钥长等官，会同步军统领衙门派出官弁等，认真稽查，勿稍疏懈。其番役处仍著派出妥协官役，随时巡缉。勿得视为具文。特谕。此交。八月初九日。”（内务府《堂谕堂交》光绪二十四年，包号171）
    (271) 八月初七日军机处《电寄档》记寄荣禄旨：“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现经降旨革职拿办。兹据步军统领衙门奏称，该革员业已出京，难免不由天津航海脱逃。著荣禄于火车到处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并著李希杰、蔡钧、明保于轮船到时立即捕获，毋任避匿租界为要。”同日，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荣禄电：“电旨敬悉。昨日酉正闻有查拿康有为之旨，当即密派得力弁兵先在紫竹林行栈等处暗为查察。复于戌刻经崇礼派弁速拿，又加派弁兵连夜驰往塘沽、大沽逐处搜捕。并电饬蔡钧、李希杰妥为设法挨船严搜，并知南洋一体查拿矣。兹据派赴塘沽差弁回文，奎等电称，探得康有为系于初六日晚乘重庆轮船转烟赴沪等情，当即电派该弁乘飞鹰鱼艇追驶烟台。复再急电李希杰、蔡钧迎头搜捕，悬赏务获。谨先行代奏。荣禄肃。阳申。”（《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荣禄的电报称其于“酉正”，即八月初六日晚上6时，得到捉拿康有为的谕旨，很可能是由杨崇伊带来的消息，“戌刻”即晚上7至9时崇礼派出的兵弁已追到天津。
    (272) 参见该日军机处《随手档》及该日“朱批折件事由单”。（《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5/84）
    (273) 见八月初二日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
    (274) 《戊戌变法》，第1册，第488页。
    (275) 很可能受《驿舍探幽录》的影响，房先生2000年论文称：“张荫桓为军机大臣，初八日逮捕他时竟无旨，初九日才有旨，这说明初八日的逮捕令是非常秘密的。”房先生的意思是，为了保密，初八日逮捕令未经军机处。就结论而言，房先生的看法有新意，但就过程而言，是将张荫桓的身份弄错了。
    (276)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5页。
    (277) 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1004/杂262）。
    (278) 八月初五日晚，林旭去见郑孝胥，称杨崇伊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要求“清君侧”，郑称：“此事急矣。康有为已去，张荫桓尚在，惟有逐之以息众谤，则或可免祸耳。”（《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
    (279) 康有为、梁启超称，杨深秀在慈禧太后训政后上奏请撤帘，于是遇难。此说已被孔祥吉先生所驳。见《杨深秀考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288—290页。
    (280) 《穿戴档》中未有“见大人”记载的日期为，四月初十日、十二日、十八日、二十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至三十日，五月初一日、初十日、十八日至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六月初四日至初七日、初十日至十二日、十七日至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七月初四日至初六日、初九日至十一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光绪帝如无特殊礼仪活动，每天只穿一套衣服是常见的事情，有时甚至连续几天都只穿一套衣服。
    (281) 1999年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档时，该院研究员庄吉发先生提醒我，戊戌政变之后，现存的朱批奏折上仍是光绪帝的笔迹。现藏于北京和台北的光绪朝朱批奏折皆已出版，我翻看了一下，上面的朱批字样在政变前后完全一样，可以证明是光绪帝的笔迹。为此感谢庄先生的提醒。由此也可证明，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中称，政变之后的朱批是慈禧太后所为，朱谕也是慈禧太后所为的判断是不正确或不准确的。黄先生所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袁世凯升授工部侍郎后袁所上谢恩折，袁给光绪的折子上有朱批‘无庸来见’四字，系太后笔迹，非光绪所写”，据《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年）第1册第22页“毋庸来见”的朱批，是为光绪帝的笔迹。
    (282) 《内务府来文》中有两份文件：“八月初九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十日皇上驻跸颐和园，今改为本月十四日驻跸。所有传达室出车辆、马匹、苏拉等俱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照例预备。于十七日还宫。所传车辆、马匹、苏拉等于是日在东宫门外照例预备。差首领何增盛传。”“八月初九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十日皇后、瑾妃住宿颐和园，今改为本月十四日住宿。”（《内务府来文》巡幸及行宫，光绪二十四年六至十二月）内务府《日记档》（署中）八月初九日记：“皇太后、皇后改十四日驻跸颐和园记载、手折、粘单、行文灯交，均发公所讫。引导、跟随手折及报帖发公所讫。”（杂记类243/日243）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八月初九日记：“由敬事房传旨：于八月初十日老佛爷驻跸颐和园，著改于十四日驻跸。特记。”
    (283)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284) 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八月初十日的记载相当混乱，造成这一混乱的原因是升平署人员此时尚在颐和园，有关旨意传到时间晚了一天。但可以看出，慈禧太后是匆匆做出决定的。其中“四喜班”、“福寿班”、“宝胜和班”皆是外请的戏班子；“纯一斋”在西苑；“月供”是中秋节的仪式，由养心殿改为紫光阁，说明光绪帝中秋节那一天不可能回宫，仍将在西苑。
    (285) 内务府档案中对此有记录：“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请旨事。礼部尚书怀塔布奉旨革职，其所管处所应请派员管理。谨将怀塔布佩带内务府印钥并所管处所及臣等衔名分缮清单，恭候简派。”“七月二十二日具奏，奉朱笔圈出，启（秀）佩带印钥，管理御药房、太医院、紫禁城值年，崇（光）管理宁寿宫、上驷院，文（琳）管理圆明园，世（续）管理造办处。其醇亲王载沣家务，著勿庸管理。钦此。”（《内务府奏案》，光绪二十四年一月至七月，446/5-55/W/第710包）其中“佩带印钥”为总管内务府首席大臣之责，御药房和太医院改由启秀负责。
    (286) 内务府《记事珠》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杂记类242/日242。
    (287) 张电称：“本日恭奉电传上谕：……汝梅查，山东现无良医。惟在山西臬司任内，知有汾州府张兰镇同知朱焜医学可靠，脉理分明。可否电令山西巡抚即饬朱焜赴京之处，乞代奏请旨。汝梅谨肃。真。”十二日电旨山西巡抚胡聘之，命朱焜前往军机处报到。谭电称：“钦遵电旨，查年前任惠州府卢秉政颇谙医理，即日给咨，航海晋京诣钧署候旨。祈代奏。钟麟。真。”该电十三日总理衙门收到。盛电称：“江苏名医在籍郎中陈秉钧，青浦县人，医理精通。每遇标本要证，举重若轻。现系江南第一手。可否请电饬江苏巡抚传旨驰送，数日可到。乞代奏。宣怀。文。”次日电旨江苏巡抚奎俊，命陈秉钧前往军机处报到。（见《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十三日）
    (288) 张之洞、魏光焘、刘坤一、邓华熙电，均见《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289) 军机处《各衙门文书》光绪二十四年记：“九月十一日，总理衙门为广州将军保荐医生门定鳌事。”（《军机处汉文档册》，第2278号）
    (290)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处《上谕档》、《交片档》。
    (291)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该段文字在《实录》中为“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
    (292) 清朝以往惩办朝廷要犯，皆依其法律制度审判行事。即便是最为峻烈的雍正帝，也经过三法司审理勾决。
    (293) “内阁奉朱谕”是当时很少使用的谕旨形式，以示其特别重要。有时谕旨虽是皇帝亲写，仍用“内阁奉上谕”，而不标明“朱谕”。如慈禧训政的谕旨，军机处《上谕档》中标明“朱笔”，即为光绪帝亲写，但发布时仍称“内阁奉上谕”。光绪二十四年以“内阁奉朱谕”形式发出的谕旨，就我所见，共四道。第一道为四月二十七日罢免翁同龢，第二道为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军机处《上谕档》皆抄有“朱笔”谕旨，然后再写“内阁奉朱谕”的谕旨，两者相较，只是开头有“内阁奉朱谕”五字，结尾有“钦此”两字。由此可见，若用“内阁奉朱谕”，军机处《上谕档》应抄有两道同样内容的谕旨，即先抄下“朱笔”谕旨，再抄下“内阁奉朱谕”。第三道即为此次公布被处决的康广仁等罪名。八月十四日“朱笔”如此之简，而后的“朱谕”如此之长，已可证其非光绪帝所亲拟，而出自军机之手。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于十月二十一日，军机处《上谕档》中记：“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至甲午年蛊惑开衅，以致国势垂危，不可收拾。今春又密保康有为。种种劣迹，不可枚举。至入枢廷以来，办理诸事又多乖谬。前因任性跋扈，开缺回籍，继思前事，殊深痛恨。著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吴大澂贻误军情，声名恶劣，居心不端，著革职。”该件上有“朱”字，当为光绪帝之朱笔。结果由军机处对此做出一篇大文章，且有很多内容违背了光绪帝的朱笔。如“今春又密保康有为”一语，变为“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此外，朱笔中“蛊惑开衅”一语也完全变了意思。
    (294) 八月十一日两道明发上谕中称：“朝廷振兴庶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益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无庸置议。”“方今时势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此外难保官绅中无被其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至意。”（见该日《上谕档》）
    (295) 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296) 《内务府来文·巡幸及行宫》，光绪二十四年六至十二月。该件附有二十日慈禧太后行程安排的黄记载。
    (297) 内务府《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记：“十三日皇上改廿日往园，马匹杂录一件下交抄。”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记：“十三日由堂来抄，十四日皇太后、皇上前往颐和园驻跸改于廿日等因。”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记：“八月十三日，敬事房传旨：于八月十四日老佛爷驻跸颐和园，著改为二十日驻跸。特记。”该署《恩赏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记：“敬事房传旨：十四日老佛爷驻跸颐和园，改二十日驻跸。”
    (298) 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
    (299) 据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这几天开戏、戏毕、戏目、赏银情况为：八月十三日，纯一斋伺候，巳初三刻开戏，酉初二刻戏毕。《福寿双喜》，（本）《五台山》，（本、头本）《佳梦关》，（本）《瑶台》，（本）《水帘洞》。四喜班六出。八月十四日，纯一斋承应，巳初二刻十分开戏，酉初二刻戏毕。《喜洽祥和》，（外）《新安驿》，（外）《群英会》，（本）《青石山》，福寿班五出。赏银共996两。八月十五日，纯一斋承应，辰正十分开戏，酉初一刻十分戏毕。（本一、二本）《天香庆节》，（外）《迎亲》，（外）《耕耘州》，（本三本）《天香庆节》，（外）《回令》，（外）《下河东》，（外）《状元谱》，（本四本）《天香庆节》。八月十六日，纯一斋承应，巳正五分开戏，酉初二刻戏毕。（府）《天香庆节》，宝胜和班二出，（府）《天香庆节》八出，（本）《洛阳桥》。赏银共521两。又，该档八月十四日记：“崔玉贵传旨：以后有差之日，里外人等进随墙门，戏毕出西苑门。”
    (300) 《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441/5-50-1/N/第949包。李连英，民间又写作李联英、李莲英。查有关档案，其在慈禧太后前的名字为“连英”，这在《内务府来文》等多处档案中可以见到；他在宫中的正式名字应是“李进喜”。《敬事房年总》光绪二十四年有一份收罚银两单，其中记“储秀宫总管李进喜银一百四十四两”。（《宫中杂件》〔旧整〕，第345包）
    (301) 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记：“八月十五日，由敬事房传旨：于八月二十日老佛爷驻跸颐和园停止。特记。”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记：“八月十五日，敬事房传旨：二十日老佛爷驻跸颐和园，听再传。”
    (302) 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244/日244。
    (303)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十五日颐和园住班的内务府大臣为：七月初二至初七日，世续；初七至初十日，启秀；初十至十四日，怀塔布；十四至十九日，崇光；十九至二十四日，文琳；二十四至二十九日，世续；二十九至八月初一日，启秀；初二至初三日，文琳；初四日至初九日，崇光；初九日至十四日，立山；十四至十五日，崇光。
    (304) 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1004/杂263。储秀宫是慈禧太后在宫中的寝宫，此时已演化为慈禧太后宫内事务的代名词。
    (305)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代奏叩谢慈恩事。本月十七日蒙恩赏三旗护军营在西苑门各门座值班守卫官兵等缎匹银两，仰见慈恩浩荡，闿泽咸敷。该官兵等莫不鼓舞欢欣，同深感戴。谨恭折代奏叩谢皇太后恩。”“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内务府奏案》，光绪二十四年八至十月，446/5-55/W/第711包）另一份同此内容的奏折给光绪帝。
    (306)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代奏叩谢慈恩事。八月十八日，恩赏臣衙门护军统领、护军参领、护军及司员、笔帖式、内管、库掌、披甲等缎匹银两。仰见慈恩浩荡，闿泽咸敷。该护军暨司员、笔帖式并车库、苏拉处官员兵丁等莫不鼓舞欢忭，同深感戴。谨恭折代奏叩谢慈恩。”“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内务府奏案》，光绪二十四年八至十月，446/5-55/W/第711包）另一份同此内容的奏折给光绪帝。
    (307) “堂交。奉堂谕：据景运门值班大臣文称，本月十八日该大臣亥刻间稽查各门座朱车，至西北角城隍庙见内务府朱车两处均未站班，咨由内务府自行惩办前来。查本府新陈枪营守卫紫禁城内各处所，责任綦重，自应按班值宿，方昭慎重。今既据景运门文称城隍庙朱车空误站班，足征是日值班无人。若不严加惩警，将来必致诸多效尤。所有是日英华殿朱车误班人之正黄旗披甲人文补、大寿、祥和、明安、瑞林等五名，均著交慎刑司鞭责，以昭炯戒。各朱车嗣后倘再有空误情弊，一经查出，或别经发觉，定将该披甲人责革，决不宽贷。勿谓言之不豫也。凛之。慎之。特谕。”（内务府《堂谕堂交》光绪二十四年，第171包）
    (308)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敬事房奉懿旨：著传于包衣昂邦，敬事房写字人不敷当差，著包衣昂邦挑选四人交敬事房当差。钦此。”“包衣昂邦”即内务府大臣之意。此后内务府大臣为挑选此4名写字人花了不少时间。（内务府《堂谕堂交》，光绪二十四年，第171包）
    (309) 《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441/5-50-1/N/第949包。
    (310) 《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其中“管领下”是指所有太监入宫后均在内务府上三旗中注籍。除每月所食银两外，各太监另有钱粮米加五钱，津贴口分例一分，官房一间。
    (311)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由内殿总管郝寿禄开具了赏单九件，其中一件为赏内殿太监：“赏内殿总管赵文太银十五两，郝寿禄银十两，小太监得庆、春福、得意三名，每名银三十两，首领张景洋、尹来玉、邓志山、王贵安、李荣明五名，每名银十两，小太监得如、春华、福玉、喜顺、福庆、喜春、玉梅、长平、长兰、春来十名，每名银十五两，学规矩太监五名，每名银五两。食四两太监七名，食三两太监七名，共十四名，每名银五两，食二两五钱太监九名，食二两太监四十六名，共五十五名，每名银三两。”（《复奏折片》，《宫中杂件》〔旧整〕补6号）由于小太监是属于身边侍候人，其大名与皇帝称呼有差别，我还未查出苑长春在宫内的名字为何。又据该年十二月初四日、十四日由内殿总管郝寿禄开具的赏单，小太监少了“得意”、“春华”两名。苑长春很可能是两人中的一人。而被审太监的所食银两中也有可能是加赏，不一定是其宫内的地位。
    (312) 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313) 《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
    (314) 《大理寺知照》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见《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
    (315) 《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0页。
    (316) 内务府《堂谕堂交》光绪二十四年，第171包。
    (317) 关于枷铐，内务府档案中有三件材料：“刑部为片行事。四川司呈内务府咨取枷号三十面、铐镣三十分等因咨取前来。查本部所用铐镣向由工部咨取，自应贵府专咨工部取用。至添制枷号三十面，除饬匠赶紧制造，俟造齐再行知照取用外，相应知照贵府可也。须至片行者。右片行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工部为片复事。准总管内务府咨称，本府现存木枷、铐镣因年久间有损坏糟朽，现在不敷应用。当经本府咨行刑部。咨取去后，兹准文称，查本部所用铐镣向由工部咨取……应咨工部希即按式打造铐镣三十分，以便赴部领取前来。查总管内务府咨取铐镣，本部并无办过成案。相应片复贵府查照办理可也。须至片者。右片复总管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刑部为知照事。四川司案呈前准内务府咨取枷号三十面，本部现在全行造齐。相应知照贵府查照。希即出具印领，派员赴部领取。至制造铐镣三十分，本部业经咨行工部调取。俟造齐送部时，本部再行知照贵府领取可也。须至知照者。右知照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内务府来文·刑罚》，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441/5-50-2/8/2361）由此可见，刑部为内务府专门制造了三十面枷号，并由于工部不直接对内务府负责，改由刑部向工部调取三十付铐镣，也是专门制造的。
    (318) 关于监房，内务府档案中有两件材料：“慎刑司为呈报事。查本司北监内监房共十四间，头停渗漏，瓦片脱落，监房子墙坍塌闪裂，并二门内界墙及库房墙垣坍塌。各工应行修理。开单呈回堂台，奉谕：著核实估修等谕。遵即时招商逐一查勘，各项活计，核实估须银九十五两等因，呈明批准在案。今本司应领估需银九十五两。相应呈报堂查核处，转饬银库照数发给可也。为此呈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慎刑司为移付事。查本司南监内旧有南北监房四间，因年久失修，住屋不堪栖止。南监房两间坍塌情形甚重，拟暂缓修。其北监房二间查勘情形稍轻，仅只头停渗漏，瓦片脱落，门窗木植糟朽。前经回明，将此北监房修理，以为收置投司太监。现饬商逐一查勘各项活计，核实估需工料实银四十九两，理合呈明批准在案。相应移付贵库照数给发可也。须至移付者。右移付银库。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内务府来文·修建工程》，光绪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441/5-50-2/7/2099）
    (319) 《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内务府《日记档》（署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记：“二十日，由敬事房交出关防营总管太监张进喜因失查太监不法，著发往打牲乌拉五年懿旨一件。当将该太监交慎刑司领去讫。并缮禀帖全分发公所矣，并入事矣。”
    (320) 《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
    (321) 慈禧太后对于内殿总管一职从未放松过。这里引几件档案：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总管多环奉旨：总管宋进禄等为内殿四品官职蓝翎总管段文元，因病准其为民，官职钱粮全行止退。钦此”。负责传旨的多环为储秀宫的两位总管太监之一，大名应为“王得禄”，其地位仅次于连英。其所传之旨，当然是慈禧太后之旨。同年“四月初六日，首领春海奉旨：内殿五品官职总管谢双喜，赏添二两钱粮，七品官职首领赵文泰放为本处六品官职，赏添一两钱粮，太监王贵安放为本处八品官职首领。钦此”。春海是储秀宫的五位首领太监的第一位，大名应为“高福春”，其地位仅次于连英、多环。他所传仍是慈禧太后之旨。谢双喜后改为御膳房总管。（以上档案见《传抄底簿》光绪二十三年正月立，《宫中各项档簿》簿2157号）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总管多环奉旨：总管宋进禄为内殿六品官职总管赵文泰，赏换五品顶带，赏加二两钱粮；七品官职首领太监郝寿禄放为本处六品官职总管，赏加一两钱粮，八品官职首领太监邓志山放为本处七品官职首领，太监李荣明放为本处八品官职首领。钦此。将伊等官职照例咨部。其赵文泰系镶黄旗安立管领下，每月现食八两钱粮米之外，再添二两钱粮米，每月得给十两钱粮米食。郝寿禄系正黄旗五套管领下，每月现食五两钱粮米之外，再添一两钱粮米，每月得给六两钱粮米食。邓志山系正黄旗三保管领下，李荣明系镶黄旗全字管领下，此二名每名每月现食四两五钱钱粮米，俱无庸另行添给。再每名每月应得之津贴口分，俱照品级例得给”。（见《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至七月，441/5-50-1/N/第948包）多环所传此旨，仍是慈禧太后的懿旨。
    (322) 尽管诸多私家著述称慈禧太后在政变后对光绪帝身边的太监大换血，但从档案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十二月初四日、十四日，内殿总管郝寿禄三次开具赏单，内殿的总管、首领皆未变，小太监少了得意、春华2名，学规矩太监由5名减为2名，食四两太监由7名降为6名，食三两太监由7名升为11名，食二两五钱太监由9名升为14名，食二两太监由46名降为28名。（《复奏折片》，《宫中杂件》〔旧整〕补6号）其上层未变的主要原因当属他们都是慈禧太后挑选出来的人。
    (323) 一般说来，清朝对于太监的处罚都比较重，但如此残暴的刑罚实属罕见。当时一般的处罚，有如光绪二十四年两例：其一，“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敬事房太监何姓口传，奉旨：交出太监袁兴成、周恩杰，著慎刑司严行审讯，务于今日复奏。钦此。”“五月十三日敬事房奉旨：司房太监袁兴成、周恩杰，此二名俱因造言生事，实属妄为。每名重责一百板，均著发往打牲乌拉五年。钦此。”此是光绪帝的处罚，经过慎刑司。而袁兴成的具体罪名为：“奴才宋进禄等谨奏为请旨事。内殿司房太监袁兴成昨日夜声言，与奴才等九人及内殿总管赵文泰等要铁车银两等语。奴才不知何故。据内殿总管赵文泰声言，无能管辖，此系太监袁兴成与周恩杰二人捏造，讹诈银两。奴才等不敢擅专。为此请旨。”（原件无日期，夹在宫中《日记账》内，《宫中各项档簿》簿4179号）其二：“黑龙江将军恩、齐齐哈尔副都统萨为咨行事。慎刑司案呈，本年五月十七日准总管内务府咨开……二月二十三日首领喜寿奉旨：储秀宫小太监庆丰因素日胆大，串通是非，情节较重，著发往黑龙江枷号十年。钦此……”此是慈禧太后的处罚，未经过慎刑司。（见《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至七月）
    (324) 总管宋进禄为内殿太监尹得福、苏敬芳逃走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见《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
    (325) 刑部行内务府片，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见《内务府来文·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刑部片中称：“景运门奏送太监尹德（得）福怀刀闯门请交部审讯一案。讯据尹得福供称，在内殿充当太监，本年八月二十日伊听闻同处当差之太监张得明犯法杖毙，心怀畏惧，告假出京……”
    (326) 参见孔祥吉：《慈禧、太监、慎刑司》，《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变法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第96—104页。
    (327) 内务府奉宸苑《传帖簿》光绪二十四年，430/5-39/第367包。
    (328) “四扇门”的具体位置我还不太清楚。我认为其在涵元殿一带，有两条材料可作依据。其一是八月初八日慈禧太后训政典礼，内务府记光绪帝的日程时称，光绪帝当日在中和殿看祝版后“还瀛台。午时出四扇门，至德昌门外黄幄次等候皇太后升勤政殿”。（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瀛台本紧靠着勤政殿，德昌门是勤政殿的正门，可见四扇门在瀛台之内。其二是立山后来传懿旨“瀛台前两楼梯满砌，明早将材料送至四扇门”。“瀛台前两楼梯”当为涵元殿一带。
    (329) 内务府奉宸苑《记事簿》光绪二十四年，430/5-39/251。
    (330) 光绪二十四年《敬事房年总》中收有一件罚单，其中注明“北海总管阮进寿银三十三两”。（《宫中杂件》〔旧整〕第345包，《敬事房年总》）又内务府《复奏折片》中收有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的一份赏单，其中提到赏储秀宫小太监阮进寿银十二两，同年十二月初四日、十四日的赏单，也列阮进寿为储秀宫小太监，每次赏银为十两。小太监即为身边人，称其小太监是因其年龄，但其地位相当高。由于此两位置都十分重要，不可能重名，当属为一人。由此可证，阮进寿所传之旨，当为慈禧太后之旨。
    (331) 此一段甬路修建时间较长，据内务府奉宸苑《现修活计簿》记：“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初六日现修活计开列于后：……仁曜门迤西铺墁砖甬路。九月初七日至十六日现修活计开列于后：……仁曜门迤西成做甬路。九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现修活计开列于后：……仁曜门迤西甬路钻生油。”（430/5-39/575）又，内务府奉宸苑《敬事房活计档》也有相同的记载。（430/5-39/574）
    (332) 奉宸苑《传帖簿》八月二十八日记：“春字一百零一号。为传兴隆、庆丰厂，阮总管口传，奉旨：水西门著代匠官会同海司房点数进匠，不得含混事。”二十九日记：“春字一百零三号。为传庆丰厂，催初一日报单事。春字一百零四号。传兴隆厂，奉旨：御膳房宫门内安大锁、门闩，门外安大钌铞。今日安小锁、钌铞等因。并催传今日应递初一日报单、刻急呈报事。”“春字一百零六号。为传催兴隆厂，喜福堂、仁曜门大工进匠花名，书办一分，备带至水西门呈递带匠官事。”“庆丰厂”也是接皇差的营造商。内务府奉宸苑《堂司传谕簿》记：“八月二十八日，阮总管口传，奉旨：水西门每日进匠……奉景司长谕，此件即应遵旨办理，由衙门传达室知该厂，务须多加人夫，按实数呈报。其带匠官即派中海常川人员。如不敷用，由稿公酌拟派北海吉英等数员，帮同带领出入。每日分班专员二位，由衙门暂行酌给饭食，每员三吊。其花名略节由衙门领出，或由该厂备用一分。莫误可也。”（430/5-39/215）
    (333) 内务府《堂谕堂交》光绪二十四年，第171包。
    (334) 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以下所引档案未注明者皆是引自该档。又，该件文字已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抄件对照校正。
    (335) 此三人的职位见《宫中记载卷单》（两样），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宫中杂件》（旧整），第2520包；又见《复奏折片》光绪朝，《宫中杂件》（旧整），
    补6号。
    (336) 《外务省记录》，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崩御、袁世凯免官，1-6-1-4-2-2，第一册，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337) 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本公第119号，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发，十一月十九日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一册。在此向黄庆华先生致谢。
    (338) 此中的情节，本书《日本政府对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一文将展开叙说。
    (339) 此处可引《值宿档》中最后一份医案，以了解光绪帝的病况与心情：“由堂来抄十月十八日朱焜、门定鳌、庄守和、范绍相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浮弦，重按无力，右寸关弦细而数。左尺细软，右尺细弱。证见劳之逾时，心神迷惑。久坐久立，腰腿酸疼。下部觉空，两肩酸坠，痛之较甚。目睛发炎，经丝尚未退净，时或干涩，视物迷蒙。气滞不畅。呛劾（咳）无痰，牵引少腹作抽。口角小泡未消，唇干口渴。时作太息。右颧下颏起有小疡，少有作痛。耳鸣烘烘。夜卧不实，醒不解乏。谷食略香，消化不快，食后胸堵膨满胀闷。恶寒，嗜睡，懒于步履，筋脉觉僵。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今早大便一次，条干。以上所见之症，皆由禀赋素弱、脾元久亏、肝肾不足、心虚血少、营卫不和使然。宜以扶脾健胃滋肾养肝之中，仍寓清心节劳之剂调理。朱茯神、三钱，焦枣仁、三钱，远志肉、一钱五分，淮山药、四钱（炒），金樱子、三钱，芡实米、三钱，金石斛、三钱，干地黄、三钱（砂仁拌），杭白芍、三钱（炒），炒扁豆、三钱，甘菊、一钱五分，炙甘草、八分。引用：健神曲、三钱，霜桑叶、二钱。”
    (340) 31件医案所记为：九月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记有遗精，初七日、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记“近日遗精未发”，十三日记“遗精复发”，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记“遗精未发”，十九日未记，二十日记“近日遗精未发”，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未记，二十九日记“遗精少发则元虚日见可复矣”，三十日、十月初二日未记，初四日、初五日、初六日、初七日记“时或滑精”，十三日未记，十四日记“昨夜又见滑精”，十五日未记，十七日记“未见滑精”，十八日未记。
    (341) 内务府堂簿册《记旨档》光绪二十四年，400/5-9/N/谕旨类704/谕17。
    (342) 光绪帝的医疗班子前后变动较大，在其31件医案所开，其最初是卢秉政、庄守和、朱焜、李德昌、陈秉钧、范绍相；九月初十日起少了庄守和；十六日起又少了范绍相，增加了忠勋，忠勋是太医院六品顶带九品俸医士；十八日起，少了卢秉政，为朱、陈、李、忠四人；二十三日增加了门定鳌，其人因保荐较晚而入值也晚；二十五日起少了陈秉钧；二十九日又出现陈秉钧；十月初二日又出现了庄守和、范绍相，少了忠勋。初四日起至十八日为朱、门、庄、范，只十五日一日为朱、庄两人。
    (343) 陈秉钧于十月初二日以其奉养老母而求退。内务府的奏折中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据花翎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秉钧呈称：……前以大理寺少卿盛宣怀保职知医，猥蒙召诊。职以夙受圣恩，虽知识庸愚，亦思稍竭涓埃，藉图报效，是以即行就道，不敢以驽质诿，并不敢以亲老辞。自八月二十八日请脉搏以来，倏逾匝月。自揣浅陋之资，未能仰裨圣躬于万一，然犹思缓图补救，冀尽微忱。讵九月三十日接到家书，悉职母旧恙较前加剧，且复神志不清，饮食少进，就近延医，叠进补剂亦未见效。职少鲜兄弟，分职无人，千里远违，殊深悬系。”对于陈秉钧的回籍请求，内务府的态度是“该员系为养亲起见，委系实情”，并请示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十月初三日奉旨：“准其回籍”。内务府档案中还有两件与陈秉钧、卢秉政有关：“总管内务府谨奏，为代奏叩谢天恩事。本月初三日由司房交出赏给盛宣怀保荐之医官陈秉钧、谭钟麟保荐之医官卢秉政袍褂料各一套。该员祗领之下，均不胜感激之至。谨恭折据情代奏，叩谢皇太后、皇上天恩。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奉旨：知道了。”“总管内务府谨奏，为代奏叩谢慈恩事。本月初六日由司房交出赏给盛宣怀保荐之医官陈秉钧、谭钟麟保荐之医官卢秉政银各一百两。该员等祗领之下，均不胜感激之至。谨恭折据情代奏，叩谢皇太后慈恩。谨奏。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随时具奏。奉懿旨：知道了。”（以上引文皆见于《内务府奏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第711包）由此可见，卢秉政虽于九月十八日为光绪帝所逐，但其至少在十月初六日尚未离京。
    (344) 内务府奉宸苑《记事簿》光绪二十四年。
    (345) 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其中“旨”字抬三格，即为先请慈禧太后懿旨再后传。
    (346) 折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407—409页，奉明发谕旨一道。
    (347) 孔祥吉先生考证此折由康有为所拟，该折原文及孔先生考证可见于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第98—103页。该折奉明发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
    (348)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2—253页。奉旨：“存。”
    (349) 见该日《谕折汇存》，奉明发谕旨一道。
    (350) 前两折片经孔祥吉先生考证为由康有为所拟，其中第一折及第三片未见，第二片原文及考证可见于《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06—108页。该三折片分别奉旨为“暂存”、“该衙门知道”、“暂存”。
    (351) 孔祥吉先生认为此两折片是康有为所拟，原文未见，考证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04—105页。该折片均奉旨“暂存”。
    (352) 孔祥吉先生考证此三折片是康有为所拟，原文及考证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09—117页。该折片分别奉旨“存”、“暂存”、“著户部查明办理”。
    (353) 最后一片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4页。奉旨：“户部议奏。”
    (354)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85—386页、第433页，后片奉旨：“该衙门议奏。”
    (355)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是康有为所拟，考证及原文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31—133页。奉旨：“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
    (356) 原折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23—130页。奉旨：“留。”
    (357) 《戊戌变法》，第2册，第480—482页，奉明发谕旨一道。
    (358)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片是康有为所拟，考证及原文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34—138页。均奉旨：“存。”
    (359) 《议复杨深秀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48—450页。
    (360) 杨深秀折片经孔祥吉先生考证是康有为所拟，考证及原文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44—148页。
    (361)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片是康有为所拟，考证及原文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49—153页。其折奉明了上谕一道，《上谕档》记载该谕有光绪帝朱笔改动字样，该片奉旨：“存。”
    (362)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4—257页。奉旨：“著总理衙门归入大学堂未尽事宜，一并议奏。”
    (363) 其中《请开矿学学堂片》、《梁启超察看片》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7—258页、第160页。前三件皆奉朱批“依议”，最后一件，奉朱批“知道了”。
    (364) 第一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8页，第三折、第四折、第五片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409—413页。
    (365) 《议复曾宗彦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87—389页，前四件皆奉朱批“依议”，后两件各奉明发谕旨一道。
    (366)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是康有为所拟，考证及原文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54—156页。奉旨：“暂存。”
    (367) 《戊戌变法》，第2册，第482—489页。这一天《上谕档》军机处奏片有两件，其一称：本日“御史文悌奏《言官党庇诬罔折》，面奉谕旨：‘存。候酌核。’谨将原折恭呈慈览”。其二称：本日“御史文悌奏《言官党庇诬罔折》，奉明发谕旨一道。谨将原折恭呈慈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清楚，但反映光绪帝对此事的处理有过波折。后来是以明发上谕严谴文悌。
    (368)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35—337页，奉明发谕旨：“派奕劻、色楞额、永隆管八旗骁骑营，崇礼、苏鲁岱管两翼、前锋、护军营，督同各员认真操练。”
    (369) 第一件、第三件、第四件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8—9页、第228—231页，第一件奉朱批：“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第二件、第三件均奉朱批：“依议。”第四件奉明发上谕一道。
    (370) 该条陈上于二十四日，本日发下，内各省应设商务局、内工艺应分别举办，各奉谕旨一道。
    (371) 第一、二件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430—432页。第一件奉旨：“著荣禄刷印一千部，送交军机处。”第二件奉旨：“传知康有为遵照。”（关于康有为“孔子改制称王”一事）第三、四件奉旨：“依议。”第五件奉旨：“著奕劻、许应骙迅即查照办理。”
    (372)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片是康有为所拟，考证及原文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64—169页。正折奉明发上谕：“著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该片奉旨：“存。”
    (373)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66页。奉旨：“著总管内务府大臣量为修葺拨用。”
    (374) 《戊戌变法》，第2册，第432—433页，奉明发谕旨一道。
    (375)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片是康有为所拟，考证及原文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77—179页。该片奉谕：“著孙家鼐酌核办理。”
    (376) 前折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447页。两折各奉明发谕旨一道。
    (377)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1页。奉旨：“存。”
    (378)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9—11页。奉明发谕旨四道。
    (379) 前折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434页，奉明发上谕一道。后折奉旨：“依议”。
    (380) 第一件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435—437页。第三件孔祥吉先生认为是康有为所拟，考证及原文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85—186页。该折奉明发上谕一道，见该日《起居注册》。
    (381) 后一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8—33页。奉明发寄信谕旨各一道。
    (382)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片是康有为所拟，正折原文未见，附片及考证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87—190页。正折奉明发上谕一道，附片奉旨：“著王文韶、张荫桓酌核办理。”
    (383) 第一件、第三件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33—435页。
    (384)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是康有为所拟，原文未见，考证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207—209页。奉旨：“著孙家鼐酌核具奏。”
    (385)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5页，奉旨：“依议。”
    (386) 《戊戌变法》，第2册，第366—372页，奉旨：“著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切实妥议具奏。”军机处奏片称该呈太长，应抄录，明日呈上。
    (387)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是康有为所拟，考证及原文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213—216页。奉旨：“存。”
    (388) 最后一片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73—274页，奉明发谕旨一道。
    (389) 康有为原折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210—213页。该折奉明发上谕一道，设立农工商总局。第三件奉旨：“著户部、南北洋大臣赶紧筹还。”最后两件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71—273页、第456页，奉旨：“著各出使大臣等妥筹办理。”
    (390) 梁启超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6页，奉明发谕旨一道。
    (391) 张星吉条陈内请停股票一条，同本日黄桂鋆折奉谕旨一道，内剿粤匪一条同黄桂鋆折奉谕旨一道，内防会匪一条，旨：“著沿江沿海各督抚妥筹防范”，内惩教民一条，旨：“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
    (392) 《戊戌变法》，第2册，第372—374页，奉明发谕旨一道。
    (393)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3—164页、第389—390页，奉明发谕旨一道。
    (394)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76页，奉旨：“依议。”
    (395) 前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90—391页，前折奉旨：“著端方等认真筹办”，后片奉旨：“依议。”
    (396) 庞鸿书折内条陈经济科等语，奉旨：“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礼部酌核具奏。”条陈大学堂章程等语，奉旨：“著孙家鼐酌核具奏。”改定武科等语，奉旨：“著兵部妥议具奏。”振兴农务、劝课种植、推广工艺、商务设局，奉旨：“著端方、徐建寅、吴懋鼎酌核具奏。”创修铁路、开拓矿务等语奉交片谕旨：“著王文昭、张荫桓酌核具奏。”通用银元等语，奉旨：“著户部妥议具奏。”
    (397) 缪润绂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18—125页，奉旨：“存。”李文诏等呈奉旨：“令陈宝箴查办。”其余各奉旨：“暂存。”
    (398) 第一折、第三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91—393页，各折片均奉旨：“依议。”
    (399)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37—438页，奉旨：“著总理衙门查询明白具奏。”
    (400) 王景沂一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83—184页，王两片分别奉旨：“著总理衙门议奏”、“著端方议奏”。龙各件奉旨“暂存”。
    (401)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81—282页，奉旨：“依议。”
    (402)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是康有为所拟，原文未见，考证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229—230页。奉旨：“徐致靖奏冗官既裁，请酌置散卿以广登进一折。著孙家鼐妥速议奏。”
    (403) 张元济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2—49页。该折奉旨：“留中。”谢希傅呈奉旨：“著总理衙门、端方分别议奏。”
    (404) 刘庆汾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27—429页，奉旨：“著总理衙门妥议章程奏明办理。”洪涛呈奉旨：“暂存。”
    (405) 前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84—285页，奉旨：“著孙家鼐议奏。”后折奉旨：“暂存。”
    (406) 宁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9—53页，两呈各奉明发谕旨一道。
    (407) 王凤文、陶福履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3—174页、第428—429页、第38—42页。
    (408) 《戊戌变法》，第2册，第326—366页。
    (409) 第一件奉旨：“著总理衙门归入刘庆汾条陈内一并议奏。”第二、三件奉旨“依议”，第三件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96—397页。
    (410) 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6页、第285—286页。
    (411) 《戊戌变法》，第2册，第356页，奉旨：“张汝梅查明具奏。”
    (412) 其中李文诏一呈，可能是《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92—193页所收。
    (413) 第一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88—289页。各折片均奉旨：“依议。”
    (414)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是康有为所拟，原文及考证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231—234页。奉电旨：“著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415) 第三折、第四片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7—178页。第一件于次日奉明发谕旨一道，第二件奉旨：“著王文韶、张荫桓妥议具奏。”第三件奉旨：“孙家鼐核议具奏。”第四件奉明发谕旨一道。
    (416)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97—400页，奉明发谕旨一道。
    (417) 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65—71页，奉交片谕旨：“总理衙门会同兵部议奏。”
    (418) 赵桂生、徐堃锡、李文诏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54—64页、第192—193页。
    (419) 第一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91—95页，奉寄信、交片谕旨：户部、总理衙门、各督抚分别办理。第二件奉明发谕旨一道，第三件奉旨：“著岑春煊试办。”第四件奉电旨一道。
    (420) 《设报馆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6—466页，第三、四、五件各奉明发谕旨一道。
    (421)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7—238页，奉旨：“著吏部、礼部妥议具奏。”
    (422)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86—287页，该折与广德折内将官学改学堂一条，奉旨：“著管学大臣议奏。”
    (423)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91—192页，奉旨：“存。”
    (424) 前四折片经孔祥吉先生考证是康有为所拟，其中第三折原文未见，其余折片及考证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235—246页。第一、二件奉旨：“著陈宝箴一并逐款确查，据实严参。”第三件奉旨：“暂存。”第四件奉旨：“著总理衙门妥议具奏。”
    (425) 前三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02—406页，并均奉寄信谕旨“著各省督抚筹办”，后一折奉电旨一道。
    (426)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89—290页。奉旨：“著礼部会同孙家鼐、端方等议奏。”二十六日由都察院代递。
    (427) 第一折、第四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98—300页，前三折片均奉旨：“依议。”最后一折奉旨：“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议奏。”
    (428) 孔祥吉先生考证该折是康有为所拟，原文及考证见《救亡图存的蓝图》，第252—255页。
    (429) 前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38—439页，奉旨：“著铁路矿务总局查明办理。”后折奉旨：“著吏部议奏。”
    (430) 郑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1—12页，奉旨：“军机大臣议奏。”
    (431) 冯秉钺、周渤、郭申绶、关敏道、周培棻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13—414页、第357—360页、第85—91页、第11—12页。
    (432) 《戊戌变法》，第2册，第381—392页，奉旨：“军机大臣会同各部院翰林科道各官详议具奏。”
    (433)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55—356页，奉旨：“著刘树堂核议复奏。”七月二十六日都察院代奏。
    (434) 夏寿田折、片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6页、第295—296页。
    (435)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9页，奉旨：“著孙家鼐会同礼部办理。”
    (436) 霍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92—294页。该折与陈季同所进前两件，同奉旨：“著总理衙门议奏。”陈季同第三件奉旨：“存。”
    (437) 我在《上谕档》、《随手登记档》中无法查出沈折何处何时代奏。此时军机处工作已混乱。
    (438) 范轼、关榕祚、李钟豫、诚勤、黄维翰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91—102页、第167页、第184—188页、第361—36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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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