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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瞿独伊、李晓云编注的《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以下简称《秋之白华》）一书，辑录了杨之华生前撰写或保存的与瞿秋白相关的若干书信、诗、文、译作的手稿以及原版照片等。该书的问世无疑为瞿秋白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材料加持。在这批材料中，杨之华亲撰的追思秋白的6篇、总计约一万六七千言的手稿，尤其值得重视。之所以这样说，不仅鉴于作者是秋白的爱人，出自其笔下的回忆文章自有他人无法代替的视角和内容，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的真实性与史料价值；同时还因为这6篇手稿明显打上了作者精神独语的印记，一种在个人空间里朝着已逝亲人敞开心扉时特有的思绪奔涌，欲罢不能的倾诉性，使得作者无形中放弃了时间线索的衔接和篇章结构的经营，而更多忠实于真情驱动下的笔随心走，浮想联翩，即依照表象的储存和记忆的投影，展开人物和事件的散点透视与场景捡拾。这样写成的文字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现场感，以致融进了那个时代的踪迹与面影，有的段落甚至不乏为历史存真与解密的意味，惟其如此，面对这些文章，我们除了细读感悟，有时还需要下一番推究考释的功夫。 一、6篇手稿大致写于何时何地 6篇手稿在进入《秋之白华》时，编注者加了简约的说明：“……文稿，写在一个黑皮本中，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从黑皮本标签和文稿内容上推断，它们当完稿于瞿秋白牺牲之后。”杨之华缅怀秋白的手稿，当然完稿于秋白牺牲之后，此乃不言而喻。这里值得提示的是，杨之华成稿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文《忆秋白》曾写到1933年冬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赴苏区工作时与自己话别的情景： 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悄悄地走过来，低下头，指着书桌上的一迭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根据这段具体细致的描写可以推断：杨之华撰写手稿所使用的“黑皮本”，应当就是当年沪上离别时，秋白分给她的五本“黑漆布面”本子中的一本。杨之华在秋白的赠物上书写怀念秋白的文稿，无疑给原本就真情浸透的内心表达，增添了更深一层的蕴含和寄托。 那么，杨之华的手稿究竟写成于何时何地？由于直接材料阙如，我们要搞清这点，就只能从手稿的字里行间找线索。在这方面，有两个情况理当重视：第一，从手稿的文字叙述看，其记忆是清晰的，时态是晚近的，表象是鲜活的，若干场景历历在目，一腔真情更是深挚而强烈，这些都在实证：手稿是杨之华在无法走出持续绵延且不断发酵的内心伤痛的情况下陆续撰写的。它应当成文于秋白牺牲后的最初几年，而不是隔着时光长河的遥遥回望。第二，在杨之华笔下，手稿既是泣血饮泪之文，又是开笔未竟之作——这个系列总共要写多少篇，写成什么样子？即使当日的作者也未必有清晰的设想。这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书写如此直面生命痛楚且带有系列性或连续性的文字，作者除了要有隐忍坚强的心理素质，还必须具备能够支撑正常写作的相对安定的身心环境以及必要的物质生存条件。很难想象手稿会在颠沛与窘困之中生成。如果以上所言并非过度阐释，我们不妨执此来对照杨之华在秋白就义后最初几年的生命历程—— 1935年6月18日，秋白在闽西长汀就义，杨之华顿时陷入巨大无边的痛苦之中。是年7月下旬，党组织安排杨之华再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同时承担国际红色救济会与中国相关的工作。1930年代的莫斯科是引领全世界革命风云的“赤都”，其氛围之热烈，节奏之迅疾，头绪之纷杂可想而知。杨之华到来后立即接手组织交给的任务，投身到紧张、繁忙与奔波之中，只是所有这些都无法消解她因失去亲人所导致的极度的内心伤痛，相反在莫斯科，一种强烈的物是人非的今昔之感，时常让她想起携手秋白走过的整整十年的风雨人生，以及与秋白相关联的方方面面，进而化作一种不规则但又不间断的意识流动，成为其最活跃和最顽强的精神存在。而当时的莫斯科虽然色彩斑驳，暗流涌动，远不是其乐融融的天国，但革命者的生活还是相对平和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杨之华利用工作的间隙和余暇，听从内心的驱使，复活记忆的储存，陆续写出手稿系列，以寄托对秋白的哀思，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势在必然。因此，在我看来：目前我们读到的杨之华手稿，大致是作者在到达莫斯科之后至1936年间写成的。笔者得出这样的推断，可以得到以下四方面内在或外在的材料支持： 其一，《秋之白华》在收录杨之华手稿的同时还收录了她的四首诗作，其中除写于1939年的《旅行笔记》，是借助“少女驾车前进”的形象，直接表达革命意志和战斗情怀外，其余《离别的纪念》《徒劳心悦》《无题》均系缅怀秋白之作。从三首诗的落款看，都完成于1935年四季度或1936年春。此外，1935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杨之华随与会代表一起去苏联南方克里米亚参观。因想起昔日与秋白同游该地并合影留念的往事，不禁触景生情，又写诗一首：“回忆七年前，来到此人间，共游如飞燕……”由此可见，杨之华几乎一到苏联，就抑制不住重访旧地，睹物思人的情潮涌动，开始以文学创作来抒发对秋白的思念。作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作者写出了《离别的纪念》等诗歌，但谁又能断定散文手稿不在同时产生？尽管手稿因为是草稿或片断而没有留下时间记录，但它们和诗歌在主题和意绪上是一脉相承的。要知道，就表达对逝者的怀念而言，散文和诗歌之间一向多有情思的融通，而鲜见文体的沟壑。 其二，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第一次领命由苏联回国时，考虑到国内环境严酷，便将女儿瞿独伊暂留莫斯科郊外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并委托鲍罗廷夫妇代为照看。杨之华二度来到莫斯科不久，应当是1935年冬至1936年春之际，曾把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就在这段时间里，瞿独伊看到了母亲于工作之外的精神和情感状态。后来她把当时的情景写进了回忆文章： 在那些日子里，妈妈白天照常紧张地工作，晚上夜深人静，屋内只有我们母女时，她就翻阅父亲的信件和遗作，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虽然我自己也很难过，但为了排解妈妈的悲伤，我就劝慰妈妈：“妈妈，你别哭，我给你唱支歌，好吗？”（转引自陈福康、丁言模《杨之华评传》，大致相同的表述还出现在瞿独伊多次接受记者采访的谈话中） 这段自述里的独伊只有14岁，在这样的年龄段，她还缺乏足够的社会和人生经验真正读懂父亲和母亲，母亲也很难将自己对秋白的全部感情和苦苦怀念都告诉女儿。在此后漫长的动荡岁月里，独伊则根本不知道手稿的存在，因此这段自述理所当然地没有提到杨之华的手稿写作。但是，它却以女儿的感受和少年的视角，写出了同母亲单独在一起的情形，当然也就很自然地带出了杨之华在莫斯科居所怀念秋白的典型环境与真切氛围。显然，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与杨之华的怀人之思有一种内在的契合，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环境和氛围推助了杨之华手稿、也包括其诗歌的写作。如果这样的推论并无不妥，那么也正好可以作为手稿写作时间和地点的间接证明。 其三，杨之华的6篇手稿有5篇以“无题”为题（为方便行文，本文在涉及这些同题散文时，依照其在《秋之白华》中的前后次序，添加阿拉伯数字以示区别），一篇题为《从这一岸到那一岸》。在《无题（4）》的起笔处，作者先写到对自己不曾见过的秋白之母的一些想象与感怀，接下来讲到“三年以前”，自己得到的三个消息：“一、是旧友带信来，秋白的母柩已经坏到不能再停留在祠堂里了。二、是他的父亲已做了乞丐和尚了，但没有下落。三、是他的二弟云已叛变了。” 三个消息中的前两个只是一些传闻，内容亦不甚准确，且同本文讨论的话题没有直接关系，故可以舍去不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消息。其中“他的二弟云”，即瞿秋白的二弟瞿云白。据党史提供的资料，瞿云白1930年由苏联回国后，在上海我党的秘密印刷厂工作。1933年春被捕，旋即在苏州反省院走上与秋白截然相反的道路。从那时到笔者推断的杨之华进行手稿写作的1936年，正好可以说是“三年以前”，时间上是吻合的。 二、杨之华记忆中的沈剑龙 在同瞿秋白结合之前，杨之华曾有过一段婚姻，丈夫沈剑龙是浙江萧山县衙前镇著名士绅沈定一（号玄庐，此人经历复杂，立场多变，既是辛亥革命元老、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后退出中共，加入国民党坚决反共的“西山会议派”，1928年在家乡汽车站遇刺身亡）之子。 沈剑龙是怎样一个人？研究界传出的声音一向有些驳杂和缭乱。譬如，在谈到杨之华首次婚姻失败的原因时，妹妹杨之英曾明确指出：杨沈二人结婚后，“志趣各异，感情上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就在姐姐去上海青年会读书期间，这位比她小两岁的公子住在乡下，生活作风出轨了……最后到了不得不分手的地步”（《世纪的回眸——简叙我一生中的片断》）。学者、传记作家陈福康、丁言模认同杨之英的说法，同时还将沈剑龙生活作风的轻浮置之于特定的家庭氛围之中，道出了其父沈定一妻妾众多，放纵情色对儿子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杨之华评传·杨之华的两次婚姻》）以上说法或出自知情人之口，或源自求真者笔下，言之有据，合情合理。但也有一些人基于不同的立场、目的或认识，偏偏喜欢传播耳食之言或不实之词。如曾长期供职于国民党“中统”的万亚刚，晚年便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里，妄谈瞿杨二人在上海大学的“婚外恋”“师生恋”，试图以此将杨、沈二人的情感破裂归咎于瞿秋白。类似的说法虽系无根之游谈，但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空间迄今仍时有所闻。 当然，历史上的沈剑龙并非一无是处。从相关材料看，沈剑龙风度翩翩，谈吐不凡，精通诗词，爱好音乐，能写一手好字，算得上是一个风流才子。而在处理同杨之华离婚和对待瞿杨结合的问题上，他的态度亦属明智通达——他不仅同意与杨之华解除婚约，而且还同瞿秋白、杨之华一起，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了内容分别为“正式脱离恋爱关系”“正式结合恋爱关系”和“正式结合朋友关系”的启事，以致被一些人称为民国史上的“佳话”和“美谈”。 不过我又觉得，沈剑龙在同杨之华离婚以及瞿杨结合问题上的明智通达，也仅仅是明智通达而已。 杨之华会怎样评价沈剑龙？现在我们来看《无题（5）》中杨之华的内心独白： 结婚后我与××（指沈剑龙——引者）的情爱已经到了难产的时期。希望成为虚望。一片热情投入在冷潮的浊海里，被蹂躏着，被磨折着，过着不得已的生活，等到肥而美的孩子落地的时候，我只有含着酸心泪儿凝视良久，自言自语的说道：……伊儿，你何不幸！/当你落地一声叫/定好了父母离婚的予兆/你在娘肚子里原是爱的结晶/到了世界已是爱的牺牲/…… 我在产前已把孩子的名字定好了——叫作独伊——这是我的誓言，其意我不再与他生第二个孩子。这是理智的结论。然而我的情感跟着我模糊的人生观，还没有把候望变为完全的绝望。一方面想着丢开他和孩子去做工，甚至做姨娘也可以。但同时还会跑到妓院里去寻找他，守候他。似乎觉得还有挽回的余地。可笑的幻想又给我延长了一年多的痛苦，直到他要我“滚”的时候，才毅然的决定了。 这就是杨之华婚姻视线里的沈剑龙，当然也是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沈剑龙。今天我们再看沈剑龙时，不应该沉溺于以往的想象性溢美了。 三、丁玲和杨之华的初次相见 丁玲是瞿秋白第一任妻子王剑虹的挚友，同时也是秋白相知甚深的同志和朋友，杨之华则是王剑虹病逝后，秋白的第二任妻子。丁玲和杨之华在上海大学虽然只做过半年左右同校不同系（丁玲在文学系，杨之华在社会学系）的同学，但因为秋白是她们共同敬仰爱戴且往来较多的老师，所以丁玲也是了解和熟悉杨之华的。 丁玲的散文名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在讲述“我”与秋白的过从时，曾沿着记忆的伸展写到杨之华：1924年初冬的一个傍晚，已经离开上海来到北京进了补习学校的丁玲，在回到住处时听说有人来访不遇，且留下了可以回访的便条，她看后方知来访者是秋白。于是—— 我匆匆忙忙吃了晚饭，便坐车赶到前门的一家旅馆。可是他不在，只有他弟弟云白在屋里，在翻阅他哥哥的一些杂物，在有趣地寻找什么，后来，他找到了，他高兴地拿给我看。原来是一张女人的照片。这女人我认识，她是今年春天来上海大学，同张琴秋同时入学的。剑虹早就认识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中认识的。她长得很美，与张琴秋同志来过慕尔鸣路，在施存统家里，在我们楼下见到过的。这就是杨之华同志，就是一直爱护着秋白的，他的爱人，他的同志，他的战友，他的妻子。 丁玲对杨之华的这段介绍属于顺笔插叙，用墨不多，但清晰具体，如杨之华什么时候、和谁一起进入上海大学，“我”在校内何处、谁家见到过杨之华，以及杨之华的容貌，她与秋白的关系等，都交待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 值得注意的是，在杨之华的手稿中亦出现了丁玲的身影，写的是作者与丁玲的初次见面。请看《无题（5）》所写： 我记得第一次他（系陈公培——《秋之白华》编注者注）介绍我的朋友就是秋白的未来爱人王女士和王女士的知己冰（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引者）。他和她们都是湖南人。她们并不是SY组织里的人，然而她们是脱离家庭的解放了的女子。我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纱衫，黑纱裙子，与那青年同进一个黑色□（原文此处不清）门。在客堂里席地而坐的几位女友，穿着短裤和露臂的背心，捧着碗，吃着面条，笑呵呵的迎着我们，似乎她们见了男人一点不拘束的。我就惊奇她们这样的装饰，不避男人的眼光去加一件外衣。我与她们彼此交换问姓之后。我默然的坐在一只屋角里，而她们用着生疏的眼光时常飘到我的全身，从头到脚。这里我与她们之间的思想、生活、习惯，实隔着遥远的距离。她们比我先进得多，我奇怪她们的行动，也正像她们奇怪我的一样。似乎她们的眼光使我不能多坐片刻。这是1922年的时候……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杨之华讲述的这一幕并不见诸丁玲笔下。较之丁玲有关杨之华的顺笔插叙，杨之华笔下初识丁玲的情景无疑更为生动直观，也更具现场感和直观性——其偏重感性且不乏温度的文字，不仅交代了彼此见面的时间、地点和环境，而且点明了到场的人；不仅记录了彼此交流和相互打量的细节，而且披露了当时“我”的心理活动。今人读来，这一幕场景犹历历如在眼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