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庵文集》（全十一册，方勇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3月出版了。说是“紫庵文集”，其实是“紫庵著述及有关资料汇编”，不仅包含魏际昌（1908-1999）先生的学术论著、教案、讲稿、序跋、讲话、往来书信、日记、手稿以及旧体诗创作，还收录了魏先生夫人于月萍的《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图书简史》，以及师友、弟子的回忆文章。 紫庵是魏际昌先生的号。先生名际昌、字紫铭。1932年就读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35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胡适先生读研究生，胡适先生指定魏先生研究桐城古文学派，1937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辗转流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高校管理工作。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受邀出任华北剿总总指挥傅作义副秘书长焦世斋办公室秘书（少将待遇），前后有三个月的时间。傅作义起义后，军管会设立北平联合办事处，叶剑英任主任，魏先生任行政文化组秘书，主要负责接管高校和文教工作。也正是因为这段短暂的经历，魏先生遭遇了长达22年的劫难。1957年，魏际昌和爱人于月萍双双被定为右派，1958年3月，被开除公职，先后在杨柳青农场和赵沽里学校农场强制劳动改造。1961年9月，魏先生摘掉右派帽子，回河北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扫地、登记资料，间或运煤、烧锅炉。1968年重新戴上右派帽子。1975年，患胃病及增生性脊椎炎，获准到天津治病。1978年11月，河北大学撤销重新戴右派帽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和教授待遇，一切污蔑不实材料全部销毁，魏先生开始正常教学科研工作。正是因为魏先生的经历代表了这一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遭遇，使得这些资料的汇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魏先生的学术著作20种，涉及面很宽，从先秦两汉到元明清文学无所不包，有的属于学术研究，有的则是讲稿。从学术贡献的角度看，当首推桐城古文学派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桐城古文学派小史》，除此以外，还有6篇桐城古文学派研究方面的文章。桐城古文学派研究是导师胡适先生的命题作文，在研究生入学之后，胡适先生对他说：“桐城派处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作‘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 希望能够研究一下。”（《后记》）1935年夏至1937年5月将近两年的时间，魏先生完成了论文，计20万字。成稿之后，胡适先生说：“你拈这题目做文章，交待清楚了学行和文章的关系了，而且材料比较丰富，有的为人所不经见，足证下了不小的功夫。”1985年9月参加安徽省社科院、安徽大学主办的“桐城古文学术研讨会”，更坚定了他纠正“谬种流传，选学妖孽”之观点的信心。会后，他着手对论文进行补充、修改，“也借以纪念胡适之先生，中心藏之，曷日忘之”。除字句的润色以外，在原来桐城古文学派的“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之前增加了戴名世而成“四祖”。《桐城古文学派小史》今存1937年北大研究院稿本，1961年改写本，1981年研究生班及本科四年级专题课用油印本，1983年、1984年、1985年《河北大学学报》连载本及1986年《桐城古文派小史》定稿本（即198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本）。魏先生认为桐城古文学派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时间最长而且也是最后的一个古文学派，应该把它梳理清楚。主要观点是：“桐城派古文无论是在义法的归纳上还是创作的表现上都是既继承又发展，如辞类的大编纂、文笔的较清新、思想的讲解放，尤其是许多作者的不慕荣利、热心于科研和教学的行谊，是很值得称道的。而后期诸人的经世致用、高唱改革、开通风气、引入西学，也是在‘咸与维新’了。”其方法是“以人为纲，据事系联，排比先后，分清地区”，使人按图索骥、一目了然。毫无疑问，《桐城古文派小史》源流清晰、引证有据，是20世纪初系统研究桐城古文学派的重要著作。 恢复工作之后，积极推进中国屈原学会的成立并深入展开屈原与楚辞的研究，是魏先生一生中又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成立中国屈原学会，是屈原与楚辞研究史上的一件盛事。“先生一生钟爱屈子，晚年有笃。”当时著名学者姜亮夫、汤炳正和魏际昌等先生都有成立全国屈原学术组织的愿望。1982年端午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湖北省文联发起组织，在秭归召开湖北省屈原学术讨论会，魏先生与汤炳正、刘禹昌、聂石樵在会上做了沟通和探讨，许多老一辈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正式的屈原学术讨论会。1983年8月，辽宁省文学会在大连召开“首届屈原讨论会”，由辽宁大学和辽宁师大联合举办，18个省市自治区的楚辞学者120余人参会，魏先生参加会议并提交了《屈赋教学拾零》。大会以全体与会代表的名义发出成立中国屈原学会倡议书，确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为筹备秘书处，筹委会主任为姜亮夫、汤炳正，副主任为魏际昌、胡国瑞、姜书阁、张震泽、聂石樵、李世刚，秘书长为张啸虎。1984年3月，在湖北武汉东湖召开中国屈原学会成立筹备会议，魏先生到会主持，确定年内成立中国屈原学会。然后与黄中模到汨罗、湖南大学、湖南师大、湘潭师院等地，两人连续作了五场“评日本学者屈原否定论”的学术报告，所到之地反应热烈，尤以汨罗为最。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在湖北江陵成立，全国15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魏先生主持了学术研讨会并做了题目为《保卫屈原 缅怀郭老》的大会发言，追溯了屈原否定论的渊源，对屈原否定论进行了批评，肯定了郭沫若的意见。会上选举姜亮夫为名誉会长，汤炳正为会长，姜书阁、魏际昌、胡国瑞、张震泽、李世刚、聂石樵为副会长，张啸虎为秘书长。1988年，从河北大学荣休以后，还积极参加屈原学会的学术活动。魏先生的十几篇屈原与楚辞研究成果多是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着重研究屈赋的思想和艺术，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开掘楚辞作品的艺术特点，引导着屈原与楚辞研究沿着正规的学术轨道前行。 魏先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培训青年教师、指导研究生，撰写了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讲稿，这是魏先生的第三个学术贡献。很多讲稿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有《中国古典文学讲稿》《中华诗词发展小史》《汉魏六朝赋》《郑公孙侨大传及其年谱》《先秦学术散论》《先秦散文研究》《论孟研究》《先秦诸子的名学问题》《诸子散论》《先秦两汉训诂学》等。《先秦散文研究·前记》中说：“这里刻印的是我自七八年以来给中文系青年教师补课和带研究生的教学笔记（一部分是专题），主要是想帮助她们解决如何学习（也包括研究）先秦散文的。”詹福瑞先生在《胡适的学生》一文中回忆到：“1979年，中文系办助教进修班，我和韩成武、刘玉凯等老师到天津从詹锳、韩文佑、魏际昌、胡人龙等先生学习……魏先生讲《庄子》，每一篇都可记诵，令人钦佩他于旧学的童子功。他讲《庄子》，亦不借注释，端一本白文，就可娓娓道来，这功夫亦非今人所及。魏先生说，不学《庄子》，就不懂半部中国文化，此话至今记忆如新。二〇一〇年，我用一年的时间读《庄子》，手抄郭象《庄子注》，满满三本，也算勉强完成了老师三十年前布置的作业。”（《俯仰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1983年秋天，我和方勇考入魏先生门下读研究生，魏先生以75岁高龄，手把手地指导我们，当时研究生教学条件有限，魏先生年岁又高，就在家腾出一间屋给我们上课，上课时魏先生把他珍贵的藏书拿出来让我们阅读。每周上课前，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房间，给我们放一壶开水，然后翻开书讲课，讲完之后，让我们自己阅读。最难忘的是有一套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线装本，纸比较脆，一翻页就掉一块儿，很是心疼，不敢乱翻，魏先生也不以为意，说你们看懂了就行。时时督促我们看书的进度，解答我们的疑问，两年的时间里，每周如此。正是魏先生“读书必先识字”的研究方法，使他的讲稿和教案都具有学术特点，至今尚有参考价值。 魏先生还有旧体诗创作《紫庵诗草》480余首，记录了1938年卢沟桥事变以来魏先生一生的心路历程，拟另做专题研究，于此不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