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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胡适委托南京中央大学甘肃籍学生马騄程，寒假回乡省亲时，能否帮他带一部张鸿汀所著的《陇右金石录》。当胡适收到该书后，大喜，后又当面将该书推荐给国学图书馆馆长兼国史馆纂修柳诒徵先生。柳看后，也颇喜欢，于是又托马騄程也给国学图书馆代购一部。 那么这部书的作者张鸿汀又是何许人也？ 张鸿汀（1890—1950），名维，号鸿汀，甘肃省临洮县人，21岁时以拔贡赴京朝考，授清廷学部书记官，自此从政，服官凡四十载，后任甘肃省参议会议长。 纵观张鸿汀一生，虽身居高位，但仍以学术研究为己任，学识渊博，著作等身。顾颉刚先生曾评价他：“以一人之身，六十之年，当扰攘之世，而有如此之卷帙，许大之志愿，可谓豪杰之士。观其所出版者，皆切实不苟，精力贯注……予游西北，所接读书人不多，乃有此博雅之才，洵出人意外矣。” 张鸿汀先生博览群书，对于诗词创作、修志研史、金石著述无不精通。其哲嗣张令瑄先生生前曾对笔者说起：“我家老大人（指张鸿汀）待人宽厚仁和，每日自限必须读书150页，如当天公务忙、事物繁，未读到150页，则第二天一定补之。所以总给人以手不释卷的印象。”张鸿汀曾在《抒怀诗》中也写道：“我生无所好，所好惟读书。兀兀穷日夜，终年苦不足。上希马与班，下亦希方吴。”张鸿汀自命书斋为“还读我书楼”，仅从名称上看，就张扬着一种摒弃其他一些蝇营狗苟的琐碎事物，秉承着古人所说的“读卷好书增见识，省些闲事养精神”的治学态度。据张令瑄撰文回忆，还读我书楼藏书达万卷之多，四周墙壁张悬有林则徐、林琴南、章太炎、张大千等名人的书画。抗战期间，往来于甘肃兰州的民国政要于右任、萨镇冰、邵力子、张治中，和学者向达、夏鼐、梅贻宝、常书鸿，以及九世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包尔汉等人皆前往拜访。 张鸿汀虽著作等身，且身居高位，但他还有古道热肠的一面，正如其哲嗣张令瑄所说其“待人宽厚仁和”。故今暂不谈张鸿汀治学，仅谈其一二则轶事，即可窥其于亲朋、于公益之事的热忱，彰显一代学人的风范。 救助故人之后 1931年初夏时节，张鸿汀收到一封来自湖南岳阳的信函，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位叫陈原瑞芝的妇人写给他的，信的内容是： 鸿汀先生大鉴：昔年亡夫三洲宦游陇上，识拔先生于众人之中，师弟情深，往来亲密，历廿余年如一日。而先生器识宏远，青云直上，亡夫每对客畅谈莫不引以 自豪。此瑞芝在侧所习闻也。民十四西北军入甘，亡夫以政见不合辞，遂祈服。不料南旋以后匪患频仍，到处趋避，困顿舟车，竟因此病故北平。前岁冬间始克运回安葬，草草蒇事。岳阳近年以来，天灾匪祸无岁不有，而筱三势力孤弱，不善治家，以致所遗薄产，变卖殆尽，再过一、二年衣食亦恐将不保。回忆亡夫一生长厚，为官廉正，而结果如此，可为寒心。多情如先生当亦为之扼腕也。瑞芝前者留学沪上艺术专校，意在求得一技之长，以维个人生活，而家运迍邅，不得不中途辍学。刻下寄住岳城，一筹莫展，伏思先生慷慨尚义，必不忍见亡夫家庭破落，而有以周济之。至于人穷旧债，则非瑞芝所愿为也。环境压迫，远道求援，区区苦衷，尚希原宥。敬颂勋绥，并候回玉。 陈原 瑞芝 肃启 六、十四 写信者原瑞芝的丈夫陈三洲，为湖南岳阳人，曾在甘肃宦游，得以结识张鸿汀。后来陈三洲因与西北军在甘的主政者政见不合而辞职，陈三洲后病故于北平。原氏因此没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窘。张鸿汀接到这封信后，当即寄去200块大洋。然而对于张鸿汀的慷慨帮助，陈家却是诛求无厌，仍不断来函索要，不久张鸿汀又寄去200元。没过多久，陈三洲的儿子陈筱珊又来函向张鸿汀要钱。信是这样写的： 鸿汀老兄惠鉴：前奉航函，敬悉种切，并承两次邮汇贰佰元，当即遵命，如数转交原庶母收讫。推爱屋乌，同深感荷。李毅仁处，我公复函弟已见过，渠云拟再复信尊处矣。鼎儿已于上月十三结婚，虽了向平之愿，而一切费用开销，待呼将伯，爱我如公，能否再为接济五陆百元用解困急？ 倘蒙金诺，则感荷隆情，匪言可喻。肃复奉恳，敬请勋安。 世小弟陈宗谋拜启 “陈宗谋”即陈筱珊，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原瑞芝并不是陈筱珊的亲母，因陈筱珊称原瑞芝为“庶母”，原瑞芝应是陈三洲的妾。在陈家人眼里，张鸿汀就像他们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同时又是一棵大树，有了这棵大树还愁没阴凉吗？ 所以陈家接二连三地向张鸿汀求援。不久后，张鸿汀又收到了陈筱珊信中提到的李毅仁来信。李毅仁与陈三洲同为湖南岳阳同乡，并有师生之谊。李毅仁在信中告诉了陈家家道中落的原委： 尊师三洲观察逝世以后，其家庭状况日趋衰落，筱三（珊）夫妇沉于嗜好，萎靡不振，岳城房屋两所无形化去，田产亦变卖殆尽，所有古董字画运汉出售，又皆被人骗去。鼎生今已弱冠，任其在家赌博耍狗，毫不管教。三老清白传家而有此等后人，诚可太息。 从李毅仁的信中，我们得知，陈家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咎由自取。因为陈筱珊夫妇皆染上了鸦片烟瘾，而他们的儿子陈鼎生又在家赌博耍狗。岳阳的两所房产和田地皆变卖殆尽，原来家藏的一些古董字画运到武汉，又都被人骗去。 张鸿汀前后汇去的六百元钱被陈筱珊据为己有，并未给其庶母原瑞芝分文。接着李毅仁又在信中对原瑞芝这样评价描述：“原夫人性情浪漫，以前在沪求学，以及在省在岳，其行为固属可鄙，但手中存款数千元早被三老用去。”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李毅仁对原瑞芝充满了鄙视，称其性情浪漫。 在得知实情后，张鸿汀并未置之不理，而是本着仁义宽厚的胸怀又寄去了两百元。这次接到汇款后，陈筱珊回信称已与原瑞芝分家，“邀请户族到场，公平分析，各书字据，均无异议”。但张鸿汀寄给他的两百元仍未给原瑞芝，“屡承关注，寄款贰佰元，本应转付交渠，则恐日后尊处更忝麻烦，弟意俟其行止决定，再为付给，质之高明，以为然否？”这当然是陈筱珊的托辞，明眼人一眼就会看出，他绝对不会给后母这二百元。 锦上添花者大有人在，但雪中送炭者却为鲜见。张鸿汀能够对仅共事几年的同僚后人进行接连救济，实属难能可贵。但是这种救济不知什么时候才是头。正如李毅仁给张鸿汀信中所写的：“我公古道照人，殷勤念旧，极所钦佩，如能为筱三（珊）谋一小事，俾得时常就教趋入正轨，此乃上策。若仅以金钱接济，恐非善后之道。”最后张鸿汀是否给陈筱珊谋得个小差事，就不得而知了。 力争莽权归属 1925年秋天，在甘肃定西巉口镇，一个放羊的孩子发现一只蹦跳的松鼠钻进崖坎上的一个土洞里，他为了捉住这只松鼠而顺着洞往下挖，发现了一些不明金属物体，这就是国宝级文物——新莽权衡。当时破土而出的新莽权衡包括五权、一衡、一钩和一丈，共8件。后来这8件铜器被运到省城兰州，被古董商人马实斋仅以废铜的价格，用60块银元廉价买走，后以240块银元转卖给古玩商人张寿亭。北京古玩商朱柏华又以140块银元将铜衡和9斤铜权买入，随后以5100块银元转卖给北京琉璃厂尊古斋古玩铺。而其余6件，由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先生用800块银元买下，后转交兰州民众教育馆收存。1932年，兰州民众教育馆收存的6件文物，除最大最重的石权外，其余5件悉数被盗。第二年7月，在天津市英租界源丰永珠宝店发现了正欲运往国外的5件文物后被及时追回，妥善保存于北京团城。此后不久，先前尊古斋古玩铺所购得的两件权衡，也由故宫博物院按原价赎回。1934年春，中国学术协会在团城举办了“西北文物展览”，新莽权衡首次公之于世，反响哗然。 当时张鸿汀担任甘肃省政府委员，他为了编纂《甘肃新通志》，正赴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山西、陕西等地查访资料。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新莽权衡展出的盛况后，觉得莽权出土于甘肃，主权应属甘肃，应由甘肃省保存。于是他给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的朱绍良写信，希望能将新莽权衡运回甘肃。朱绍良接信后，也积极运作，并给张鸿汀写了回信，内容如下： 鸿汀委员仁兄台鉴：接诵来函，备悉一切。查莽权，前由故宫博物院呈请政府拨归该院保存。当经电呈行政院声明主权属甘，请饬发还，旋准教部函达，准行政院秘书处函保存莽权问题，奉谕交部向有关各方妥商呈复，嘱查照见复等因，复经函复。该权原系甘肃出土，又系以巨金购获，主权属甘，自应发还甘省，俾成完璧。各在案，迄今日久，尚未准函复，除俟该部函复至日再行函告，以便交涉外，兹将复教部函稿抄送一份，希即亮察。至马院长在京并未晤面，并及专此布复，顺颂旅祺。 弟朱绍良启七月廿三日 新莽权衡最终也未能回到甘肃，反而离甘肃渐行渐远。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艺术珍品和稀世文物被运往台湾，其中5件（三权一钩一丈）也随这批珍贵的文物于1949年运到台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被盗劫余的存放于兰州民众教育馆的最重的一件石权，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送往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后与另一衡一权一起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1年5月，分藏于大陆和台湾的元代黄公望所绘的《剩山图》与《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引起了两岸的关注。但不知两岸分藏的莽权何时也合璧展出？ 也许为时不会很久，让我们期待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