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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3年5月，祝君波入朵云轩当学徒，分在木刻雕版书部门，学习恢复古代木刻雕版书工艺。 刻的首部书是经典读物《共产党宣言》。祝君波记得：“当时朵云轩有罗旭浩、韦志荣两位老师曾刻过书版，又从外面借调了几位，形成了一个团队。我们七二届8位学徒跟他们学艺。” 工艺由四道工序组成，分别是写文、刻版、印刷和装订。其中第二道工序刻版，是雕版书最关键的环节。刻版先要拉线，拉好后先刻字的左半边，一行行字的左半边刻完了，这叫伐刀，才调过头来刻右边。 《共产党宣言》共刻92块木版，历时一年完成。在这一年的光景里，祝君波用手里的刻刀跟着老师起舞。刻工是沉默的、专注的，刻刀是干脆的、利落的，刀刃到最后如一只有自由意识的捕猎者，认准木料，一口一口熟练地咬掉，然后吐出一个个字。字从木板上跳出来，让人心情也随之变好。 刻刀锐利，但拿在手里，祝君波不怵。有一刹那，他想到少年时许多个钟头，他也总是这样和刀与木为伴。 那时他刻木叉、刻弹弓、刻陀螺，那时他住在普陀区陆家宅。那时他刻着刻着，四周绿荫里的虫鸣和鸟鸣如暴雨一般落下。木屑散发出木屑的味道，万物安置在万物的位置。少年的心是宁静的。 二 1949年前，祝君波的父母从浙江金华到上海。母亲进色织厂，父亲进上海大诚绸厂。大诚的发行所在北京东路266号，总厂厂房则在槟榔路190号——这条槟榔路，后来的名字是安远路。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槟榔路所在的沪西地区就成为工人聚集地。上海近80万工人中有20余万是纺织工人，而全市58家纺织工厂中有近20家设在沪西。1920年，李启汉就是在槟榔路锦绣里一座日式二层楼房（今安远路62弄第3支弄178—180号）内开设我党历史上最早开办的一所工人学校——半日学校，也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前身。 随着上海解放和工人的翻身做主人，1958年，为了让工友们生活便利，上海大诚绸厂通过自建公助的方式，在今天普陀陆家宅后村盖了两幢两层楼的大诚公房，被大家称为“36间房”。这，也就是祝君波长大的家。 “36间房”分为上下两层楼，祝君波记得，一楼的房子每间卖1200元，二楼每间卖1600元。当时没有按揭贷款机制，工友购下后，每月从工资里扣除部分钱款。直到1965年左右，有一天，母亲告诉祝君波，“终于扣完了”。 36间房，每间大约22平方米，出门就是当时的嘉定长征公社红旗三队。在当时四周还是一片野地、树林、农田、蔬菜种植基地和本地农民房的陆家宅地区，这两幢建筑的出现，简直是奢华的地标。后村的农民和住在苏州河边的移民常常用羡慕的口气对祝君波说：“你们有钱人……” “有钱人”在这间属于他们的小屋子里，再隔出两个局促的小间，放下三张床。父母一张，祝君波和弟弟、姐姐分享一张床。外婆和两个兄弟占另一张床。每两家合用一个小厨房，每天还是要倒、要刷马桶。祝家住在一楼东面第一家，门外是一条小马路。36间房里，任何一家人家烧好饭、吃饭或者聊天都习惯到室外来，也就约等于都在祝家门口。 对面邻居包了馄饨，祝家一定会吃到一碗。楼上邻居做了煎饼，或者汤圆，周围五六家邻居都会尝到。有时有邻居回老家——大诚的工友多半来自浙江，就会带一点老家土产的花生回来，还有一户东阳籍的邻居会带来山芋干，或者一碗黄豆。36间房里，各自的足迹、来历、血缘、亲友关系，都会在各家的饭桌上流转。如果楼里来了客人，那谁都会知道——这是一幢没有任何秘密的房子。 晚饭时候，祝君波就站在一群老老小小的工友和他们的孩子中间，吃百家饭、听故事，然后也学着讲故事。在这里，大人们都是同事，孩子们都处成了兄弟姐妹。他后来想，自己的社交能力，最初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启蒙的。 三 《普陀区志》显示，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发展，大批苏北、安徽、山东等地的劳动人民来沪谋生，因无处栖身，就在工厂附近的荒地、废墟、垃圾场上及吴淞江两岸和其他河沟旁搭建草屋、芦棚居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棚户区。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这一切。棚户区被逐渐消灭，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在陆家宅，有一个建筑物的存在，时常提醒大家，这改变，来自前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在陆家宅“36间房”的边上，有一个战时留下的碉堡，成了和平时代孩子们闲时的游戏场。 一下课就到周边蔬菜种植基地撒欢的孩子们，虽然也是城市里的孩子，却没有城市里的拘束，他们在这片自然的世界里认识了所有农作物，出门在田野小河流里认识了所有鱼虾。少年们磨尖了废弃自行车内的钢丝，站在河边一叉一个准，一个下午可以叉到许多鱼。 孩子们也用弹弓弹麻雀。第一步，找来钢条慢慢磨成刀片，然后从树上锯下枝丫，做底座。至于橡皮筋，一般去修车摊问师傅讨要来自行车内胎，或者十几个孩子结伴步行去南京路上的航模商店买弹飞机的橡皮筋——那个力量是最大的。还有一种很好的橡皮筋，是医院里护士给病人扎针输液时用的皮条。少年们会去医院的垃圾桶里翻找。假如能弄到一根，那感觉是多么奢侈和快乐！ 连打鸟的“子弹”，都是自己动手造出来的。有时用捡来的鹅卵石，有时去翻砂厂从丢弃的废物里找飞溅出来的铁水凝结成的铁蛋，用榔头一个一个敲下来。有时用黄泥搓成圆圆的子弹，放在煤球炉里烧过，用水泼后变成青色，质地如砖。 祝君波学会了自制小木枪，学会了自制蟋蟀筒。在这所有动手的事情里，“鄙视链”的最高端是少年们比赛自制陀螺。要自己找木头、削木头，然后用自行车轴里的钢珠做底座。谁的陀螺抽起来虎虎生风，谁的陀螺转一转就转不动或者歪了，都考验手里的木工，那一鞭子抽下去，胜负见分晓。 孩子们为游戏满头大汗，热火朝天。没有人想到，有一天，祝君波会用木刻吃饭。 四 那个碉堡，一半在地下，暗无天日，但两次住过人。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末，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 20世纪60年代初，“36间房”里的42号朱家哥哥考取清华大学，轰动了整个沪西地区。几年后，朱家的小弟、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朱希祥在插队的黑龙江考上大学回到上海，又回到了陆家宅后村那间小屋。此时，曾经被邻里羡慕的“36间房”已经显得陈旧和局促。朱希祥的新房是用一块布一堵板隔成的9平方米居室。另一间住着弟弟一家三口，搭出的阁楼上，还有父母妹妹。朱希祥记得：“一次，儿子‘春眠不觉晓……’诗背不下去，隔壁弟媳笑着接道：‘处处闻啼鸟。’” 祝君波则开始在朵云轩学古代木刻雕版。他还负责生煤炉，早上出门上班之前，他都会在6点起床先生好炉子。昔日一起“官兵捉强盗”的小伙伴们都到了成家生子的年纪，“36间房”里添了人口，但每天回到家，人们还会在祝家门口吃饭，只是饭后到槐树下讲故事的孩子，已经换了新的一代人。四周的田野、菜地、农民房，一点一点，不动声色地消失、换新，变成高楼大厦、水泥车道。 1984年，祝君波有了新的住处，这才第一次离开陆家宅。几年前，“36间房”在城市的建设进程中被拆迁。只是后来，每到夏季又来临，看到街道上规规矩矩被父母领着去暑假班参加补习的学生们，祝君波会想到那一个个属于他的“放肆”的夏天： “36间房”的孩子呼朋引伴、成群结队，下水叉鱼，上树打鸟，还去抓来虫子，回家剪开来，喂鸡喂鸭。夏季的风，夏季的阳光，一切都是热辣辣的。还有他用刀刻出了一个最棒的陀螺，抽下去一圈圈呼呼发声地转动着。每转一下，周边的景物变化，但陀螺本身不变，如时光之轮，永不停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