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喜存新文学书籍的同好，都知道姜德明先生的大名。即便像生活在小城如皋的我，也不例外。彼时，尚无书网，我从冷摊淘来他的书话集《书边草》，爱不释手，彻夜翻阅，还写下读后小作刊于《藏书报》。同城还有位叶圣陶的弟子——老报人管维霖先生知我喜好旧书，又极力向我推荐姜先生的《余时书话》。管老也曾撰文赞誉姜先生的书话集。嗣后，我私淑姜先生，从搜罗旧书到写作书话，都以他为楷模。
    兴许书缘降临，我有幸通过老作家袁鹰结识姜先生。袁老是苏北人，又与如皋冒家是世交，因此很照顾我这个“大同乡”。他与姜先生是人民日报社的老同事。2003年初，袁老寄来他的名片，背面是他给姜先生的便笺：
    如皋彭伟先生酷爱藏书，有书事要向兄请教。兹介绍他与兄联系，请赐洽为荷。
    便笺读后，我又前往西场托请仲贞子老人为姜先生篆书横幅《藏书乐》。有袁老为我介绍，又有仲老赠字，我才去鸿北京向姜先生请益，随信附上《书边草》恳求签名题字。姜先生很快复函，并为寄书题字：“寻访佚书，人生一乐。”回函写在巴掌大的长方形宣纸上，是一笔流畅的钢笔字，悦目养眼。他感谢“仲老赐字”，又为我解惑：瞿秋白译著《茨冈》未有影印本。由此可知，我3元买来的《茨冈》，居然是稀见的民国书籍。他还谈及若想研究旧书版本，近时“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内有一册《新文学版本》，或可参考。此书著者正是姜先生，他于信中不曾言明。我又寄去管老旧文，姜先生的回信依旧谦逊：“语多鼓励，愧极。”
    从鱼雁往返到邂逅交往，姜先生始终虚怀若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04年末，我自域外归国省亲，盘算北上谒见几位文化老人。北师大教授朱金顺先生来书道：“新文学领域的收藏，第一是唐弢先生，第二则是姜德明先生了。我书极少，无足观也。”他的话一下激发了我，敦促我踏访姜氏书斋。2005年初，我和时在人大读书的高中同学汪勇祥君（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一起前往姜宅。起初，我想象中的姜先生坐拥书城——他的珍本佳籍必然满满当当，陈列于书柜上部的玻璃隔断中，令人目不暇接。实则不然。姜宅不大，会客厅兼作存书室。许多新文学珍本并未见于显眼处。我最想观赏的新文学珍本是1947年的初版本《围城》。姜先生躬着腰，侧着身，打开一扇书橱下端的小门，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册《围城》。书封还包有书皮。主人爱书小心，待客大方，将书主动递给我，让我翻阅……观书谈书约莫半小时后，姜先生又将我俩引入他的书斋，签字送我两册厚厚的《书叶丛话——姜德明书话集》。临行前，他又鼓励我去探访家住附近的红学家周汝昌老人。遗憾的是，那天汪君携带的相机，不巧无电，我俩未能与姜先生合影。
    返回家中，我逐字拜读《书叶丛话》，无意中发现《李健吾与契诃夫》中的笔误，称李健吾译《高尔基戏剧集》共有4种。我存有第5种《瓦莎·谢列日诺娃》，写过相关书话。如皋中学的郭老师向我借阅《书叶丛话》，也提出异议，认为书中所述“广州事变”未必准确。姜先生年长我整整50岁，又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学版本专家，能否接受晚生的不同看法呢？犹豫至年末，我才斗胆去函告知。不想他的回信，真挚谦逊溢于字里行间，节录如下：
    承对《书叶丛话》中的错误提出意见，甚谢。拙著如有再版机会当设法改正。“广州事变”似乎亦称“四·一五政变”，您的意见我当参考。附文关于《高尔基戏剧集》事，我只据当时书刊广告目录写就，现在当以你所见的原书为据。总之，来信指出的各点对我都有用。谢谢您的美意。
    信末，他还留下电话号码，以便联系。我知他年事已高，书事繁复，不宜多扰，没有马上和他联系。时隔数年，我的第一本小书《域外旧书话中国》编印前夕，才去函求字，顺便问及他是否藏有如皋作家顾仲起等人的著作。2013年秋，姜先生为我的小书题写：“存域外书，絮中国事。”他还复信：
    《藏书报》上的大作时常拜读，很有特点，极富价值。我的字十分拙劣，最好不用。您能注意到顾仲起的作品，很难得。他的《残骸》我没见过，丘东平的《茅山下》似亦不存，所以我不承认自己是什么藏书家……
    《域外旧书话中国》所录小文均载于《藏书报》。那些短文，今日看来颇为幼嫩，在姜先生面前真是“关公面前耍‘小’刀”——不值一提。他在信中的揄扬、谦虚，令我十二分愧怍。
    日月如梭，时光如飞，距题字已近十载。忽然传来噩耗，九五老人姜德明于2023年5月26日中午离世。我夜里寻书忆旧，抚简怀人，久久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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