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1903—1976）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与鲁迅研究专家。他的同事与友人，同时也是文艺理论家的敏泽先生曾这样追悼他：
丹心耿耿，高节亮风，青松立雪峰，虽无金石寿，道德文章垂千秋
忠义凛凛，妙手章华，白玉映尘沙，但有为党心，星海河汉寄精神
寥寥数语，学养、品格与党性跃然纸上，不禁令人回忆起冯雪峰一路走来的人生历程——从一个农家子弟，到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湖畔诗人，直至成长为一名文艺家与文艺界领导人。这不仅是个人成长的传奇故事，更是在20世纪革命实践里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史与精神史的绝佳范例。他的人生历程、文学创作与理论观点，无不映射出时代变迁的轨迹，更体现出革命伟力之于个人、文艺乃至国家社会的深刻重塑。
革命初心的锻造
1903年6月2日，原名冯福春的冯雪峰出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上山放牛割草，直到9岁才在祖父的坚持下，得以到邻村私塾读书，之后又转入义乌县立小学。1918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1919年春，冯雪峰瞒着家人考入金华中学，之后又考入浙江第七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七师也发动罢课风潮，冯雪峰满怀热情地投身其中，结果被学校开除学籍。1921年秋，他转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启自己独立的人生道路。也正是在这段求学岁月里，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冯福春”改为“冯雪峰”。他虽然逐渐成长为一名知识分子，但正如其所强调，他身体中始终流淌着的是农民的血液。
在浙江一师求学期间，冯雪峰加入由汪静之和潘漠华发起，赵平复（柔石）、魏金枝等文学爱好者参与的晨光社，并得到朱自清、叶圣陶等导师的指点。1922年4月，他又与潘漠华、汪静之、应修人结成湖畔诗社，出版《湖畔》诗集。朱自清评价“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并认为冯雪峰“明快多了，笑中也可有泪”。湖畔诗社诸君擅长书写以爱情、弱者为题材的诗歌，在艺术技法上博采民间、传统与异域诗歌之优点，在押韵、音节、节奏的推敲上为新诗发展作出贡献。
1922年，“湖畔诗人”冯雪峰（右）、潘漠华（中）、汪静之（左）三人合影
1924年，冯雪峰由郭沫若介绍到上海中华学艺社做事务员，后经柔石介绍到浙江慈溪县立女子小学代课。1925年，冯雪峰来到北京，边打工边在北大旁听，同时自修日文。他自述道：“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之间，我在北京过那时所谓的流浪生活，曾经走进北京大学的教室听过几次鲁迅先生的讲课。”此时的他虽生活艰辛，但所幸身边围绕着一群好朋友，包括柔石、潘漠华、张天翼、王鲁彦等。他们彼此认同，互相支持，构成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共同体。
五卅运动深深地影响了冯雪峰的观念，同时文艺界也产生了解无产阶级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需求。1926年至1927年间，冯雪峰以“画室”为笔名，从日文翻译并出版了《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等著作，介绍和研究苏联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此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之后创造社、太阳社抨击鲁迅时，他仗义执言写出著名的《革命与智识阶级》，便体现出苏联文论的影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大钊的殉难深深地刺激了冯雪峰，于是他在革命的低潮之际毅然入党。是年底，他因在被查抄的译稿上写有“这本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而被通缉，南逃至上海。在上海，他一边坚持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边寻找党组织。次年7月，冯雪峰回到义乌，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任城区支部书记，而他的公开身份则是义乌县立初中国文教师，通过在进步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翻译、组织与创作的多面手
1928年11月，冯雪峰重返上海，并于12月迎来人生的重大转折点——经柔石介绍认识鲁迅。如论者所言：“能够和鲁迅相知相交，无疑是冯雪峰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荣也好，辱也好，兴也好，衰也好，他命运走向的改变，几乎都因此而发生。”
1931年4月20日，为纪念《前哨》出版，冯雪峰与鲁迅两家人摄于上海
冯雪峰去见鲁迅的初衷之一，便是想商量编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丛书。1929年前后，冯雪峰便在鲁迅的支持下主编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共出版8种，其中他本人翻译了4种，包括《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力汉诺夫著，水沫书店1929年8月版）、《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卢那卡尔斯基著，水沫书店1929年5月版）、《文学评论》（梅林格著，水沫书店1929年9月版）与《作家论》（沃洛夫司基著，昆仑书店1929年5月版，后改题为《社会的作家论》，光华书局1930年3月版）。与此同时，他还为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翻译了《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弗里契著，大江书铺1930年8月版），为“文艺理论丛书”翻译了《现代欧洲的艺术》（玛察著，大江书铺1930年6月版）。此外，他还翻译过高尔基、法捷耶夫、罗曼·罗兰、藏原惟人、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部分文艺论述。冯雪峰的这些翻译成果，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比如，丁玲就曾回忆：“也频在二八年、二九年读了大量的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而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书。他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二九年写了《到莫斯科去》，三〇年写了《光明在我们的面前》。”
总的来看，从1929年至1933年，冯雪峰的主要精力放在上海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兼做文艺工作。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与鲁迅联系，受党委托与鲁迅商谈成立左联。1930年2月16日，他与鲁迅、柔石参加左联筹备会议，会后协助冯乃超起草左联纲领。3月2日，冯雪峰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随后，他在《萌芽月刊》以《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为名，选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影响很大的《拓荒者》上以《论新兴文学》为题，节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与翻译家、理论家，冯雪峰对早期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直接影响了左翼文坛的发展。比如，1930年至1934年间，冯雪峰曾以列宁文艺思想作为指导，三次参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左联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文艺论战中，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在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辩中，也是根据列宁的论述，批驳“文艺自由论”等观点。冯雪峰对“第三种人”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力图纠正“左”倾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这一思路也贯穿在冯雪峰其他的组织实践工作中。他努力争取到鲁迅、瞿秋白和茅盾三人对左联的支持，在他们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左联正式成立之前，他已开始主编《萌芽》，后将之发展为左联机关刊物，致力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外国无产阶级文艺。他还提议创办《北斗》，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并十分重视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可以说，如沙汀、艾芜、艾青等新人的成长与冯雪峰的爱护是分不开的。他还把在工农兵中培养无产阶级作家，组织工农兵通讯员运动视为重要任务。
1933年年底，冯雪峰到达苏区，历任瑞金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在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冯雪峰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期间，他与毛泽东同志交往甚密，对鲁迅的看法颇多共识。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冯雪峰全程参加。到达陕北后，冯雪峰先调至陕北党校，1936年春又随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东征抗日，任工作组组长。同年4月，他从瓦窑堡出发到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包括建立秘密电台、向上海各界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寻找上海地下党组织，并且管理文艺界工作。他在上海向鲁迅、茅盾介绍红军长征的情况，还在鲁迅家中为史沫特莱介绍红军情况，又将埃德加·斯诺介绍到中共西安联络站，希望两位作家把红军和苏区的事迹写成作品，后来果然有了《中国的战歌》与《西行漫记》两部作品的诞生。
为了在文艺界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冯雪峰与鲁迅、胡风、茅盾共同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而且“大众”二字正是他加进去的，以纠正“国防文学”口号在阶级立场上的模糊性。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冯雪峰始终坚守统一战线，正确阐释两个口号之间的关系，最终促成《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之后，他还以“吕克玉”为笔名，发表《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批判文学理论上的机械观点，这些活动无不具有深远影响。这场大规模的论争直到1936年10月鲁迅病逝才基本平息。冯雪峰代表党中央组织鲁迅治丧工作，并在隔年的一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题为《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入集时改为《鲁迅论》）的讲话，对鲁迅的文学成就与战斗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期间，冯雪峰不能接受中共代表团的一些意见，包括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与代表团发生争吵。之后，他选择离开上海工作岗位，回家乡埋头创作以长征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这也反映出冯雪峰倔强直率的性格本色。1937年至1940年间，他创作了以长征为主题的小说《红进记》，但遗憾散失，唐弢在其追悼会上感叹：“一身硬骨头石壁铁窗灵山诗卷传衷曲，千载痛心事雪山草地卢代墨痕付劫灰。”除了小说，在此期间冯雪峰还撰写了《关于艺术“大众化”——答大风社》《论典型的创造》《论形象》《文艺与政论》《民族性与民族形式》《过渡性与独创性》等论文，从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视角研究文艺，标志着他文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在实践中成长的理论家
1941年皖南事变后，冯雪峰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从被捕至1942年11月以治病名义保释出狱，他的诗歌创作迎来继“湖畔诗人”之后的第二个高潮，留存至今的共有39首狱中诗。这是以生命与信仰锻造出的特殊诗篇，亦为革命时代的宝贵精神写照。这些诗篇于1943年在重庆结集出版，诗作名为《真实之歌》，那位曾在湖畔吟咏爱情的年轻人，如今已几经磨炼，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出狱之后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冯雪峰在创作上屡获丰收，创作出大量杂文和寓言，编述《百喻经故事》近百篇。他的一些重要文章也发表于这一时期，包括《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鲁迅回忆录》《题外的话》《悼朱自清先生》《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等，此外还有多部理论集与翻译集，并编辑了《丁玲文集》。
具体来说，冯雪峰的杂文创作始于左联时期，集中写作却是在40年代。从上饶集中营获得保释后，他开始为《东南日报》的副刊《笔垒》创作，三年时间里出版了《乡风与市风》（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11月版）、《有进无退》（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1945年12月版）与《跨的日子》（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9月版）。冯雪峰认为杂文包罗万象、直抒胸臆，颇富战斗性与思想性。朱自清评价其杂文“经过自己的切实的思索，铸造自己严密的语言，便跟机械的公式化的说教大相径庭，而成就了他的创作”，而且呈现了“新作风”，“这种新作风不像小品文的轻松、幽默，可是保持着亲切；没有讽刺文的尖锐，可是保持着深刻，而加上温暖；不像长篇议论文的明快，可是不让它的广大和精确”，因而“充分的展开了杂文的新机能”。这段话不仅是对冯雪峰杂文创作的理解，何尝又不是对冯雪峰其人的理解？他正是这样一位深刻严谨、温暖亲切却又直率宽宏的战士，其人其文可谓互相成就。
冯雪峰也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这期间出版文艺专著《过来的时代——鲁迅论及其他》（上海新知识书店1946年版）、《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上海作家书屋1947年版）与《雪峰文集》（上海春明书店1948年版）等。这些文艺理论著作论述的重中之重，便是现实主义理论，冯雪峰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与人民、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这代表了当时国统区文艺理论界所达到的水平。简言之，冯雪峰认为现实主义并无固定模式，而是随着不同条件有所发展。他强调要探索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但前提和基础必然是民族特色、中国特色与中国化。如他指出：“我们的现实主义，因此，就以鲁迅先生为代表，取法着或承继着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主潮，然而更在民族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土地上，这样生长起来的。虽然我们还没有非常雄大的成长，但在基本上，我们却开头就取着革命的性质和新的发展的道路。”这种战斗的现实主义产生于民族现实的革命斗争。他将从“五四”开始的文学运动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1918年至1924年、1925年至1927年、1928年至1936年、1936年至1945年，贯穿四个时期的主轴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外国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属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冯雪峰的文艺思想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也是他文艺理论的重要特点。作为内在于革命进程的“革命之子”，他的思想观点与其具体实践密不可分，或者说，正是从其丰富的经验与感受中总结而来的。对此，他有着高度自觉：“理论的活动是实践的活动。”
冯雪峰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系统梳理，也正是在总结各方面、各阶段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本质的，如他总结：“现实主义的精神——即从现实（客观）出发而不有所粉饰或主观地去看现实的那种严肃的、客观的态度，对于现实的观察的深刻性和具体性，以及把文学的基础和美学观点的基础放在对于现实之客观的、真实的描写上，等等，——是现实主义的基础，过去现实主义的特质就建立在这上面，它的所有特征也都从这里产生和出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继承了这个基本的正确精神，但从无产阶级自己的辩证唯物论和自己的历史实践任务出发，首先是在根本的宇宙观上加以革新，即把它从过去现实主义的某些唯心论的、半唯心论的基础上移到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的基础上来。”冯雪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始终能够突破简单的文艺工具论，从文艺本身的规律来论述文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反对把文艺简化成政治原理或口号的复述。因此，他十分注重反对公式主义、机械观念论与主观教条主义，指出作家需要把政治观念化为文学，如果忽视对生活与矛盾的深入挖掘，作品也将变得贫乏、没有思想，没有感染力的同时也就丧失了战斗性。
1949年6月下旬，冯雪峰作为团长带领华东代表团赴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9月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1951年，他从上海文联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后兼《文艺报》主编，11月率中国作家访问莫斯科。1953年，他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出任作协副主席，后任作协党组成员。冯雪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始终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广义的”现实主义道路。他反对由领导规定主题、计划性格，然后作家按照指示体验生活、寻找材料的创作套路。与此截然相反，他强调的是主客观的统一，作家应该现实主义地肉搏现实斗争：“说到现实主义地肉搏，那就不容存有某种的隔离或虚伪的态度，不能不真实地深入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斗争，而在斗争的烈火中也不能不烧焚着自己，又生长着自己。”
作为精神资源的广义现实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雪峰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编辑出版事业上，整理出版了大量古典文学著作和革命烈士遗著，如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四卷本、《瞿秋白全集》等。他亲自主持编注十卷本《鲁迅全集》及《鲁迅译文集》等24种注释单行本。在鲁迅研究方面，他也有很深的造诣，首次系统论述了鲁迅与苏俄文学、欧美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难怪乎许广平称他为鲁迅遗产的“通人”。他对杜鹏程、朱正等年轻作者、研究者也多有爱护提携。此外，他还于1950年创作了剧本《上饶集中营》。
1951年6月4日，冯雪峰被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总署聘任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务委员的聘任书
1954年10月，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展开，冯雪峰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1955年，他又受到胡风事件牵连，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此期间，他仍兢兢业业地从事编辑事业，准备相关材料着手编辑《郁达夫选集》。1965年，他赴河南安阳参加四清运动。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2年回京后，除写作《小天堂》外，他将全部重心放在鲁迅著作的整理研究上，与孙用合作校订《鲁迅日记》，并为培养下一代鲁迅研究者继续倾注心血。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因病去世。1979年4月，获得平反。同年11月17日，在冯雪峰同志的追悼大会上，悼词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诗人”，这是一份迟来的肯定，也是一份公正的评价。合而观之，冯雪峰的成长史与生命史，与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筚路蓝缕、改天换地的革命实践密不可分，只有在历史变迁之中才能深入理解他们这代文艺理论家与文艺界领导人的精神世界与价值追求。其中所蕴藏的思想资源与宝贵经验，在如今的大变局时代，尤其需要被继续珍视与总结。
[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研究——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为中心”（2020-1-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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