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敬重王景山先生。
    我跟王景山先生应该是1976年结识的。那年鲁迅研究室刚刚成立，1981年版《鲁迅全集》也刚开始修订。首都师范大学当年叫北京师院，师院中文系承担了编注鲁迅书信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学术带头人”这种头衔，但王先生肯定是挑大梁的角色。我负责参与的是《鲁迅日记》的注释定稿，跟王先生学术上的交集不多。但2001年我被聘为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负责鲁迅书信的注释定稿，于是就成为王先生学术成果的受教者、受益者。没有王先生的奠基之功，有一些鲁迅早期书信我根本注释不出来。因此对王先生不是一般的佩服，而是非常之佩服。
    我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和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之后，每次开学术研讨会必邀请王先生。他也每次都出席，每次都发言，而且发言都很幽默，让人爱听。《鲁迅研究月刊》聘请的学术顾问名单中有王先生大名，虽然既不“顾”也不“问”，更没有车马费，但的确是对他在鲁迅研究界学术地位的一种肯定。不是他需要“月刊”来抬高身份，而是“月刊”的确需要他的鼎力支持。
    我跟王先生虽然私下几乎无接触，但有两次学术活动跟他相处很亲密，还有两次学术上的愉快合作。
    1990年9月，中国鲁迅研究会在庐山召开“鲁迅与台港作家及台港鲁迅研究座谈会”。这次会议本来是由学会秘书长袁良骏先生筹备和主持的，但他临时决定在北京接待台湾作家白先勇，要我赶到庐山去“救场”。由于经费捉襟见肘，中国鲁迅研究会过去开的都是穷会，这次住的地方记得是解放前盖的别墅。代表两个人一间房，房内虽有浴缸，但颜色都发黑了，没人敢去泡澡。我睡觉不老实，呼噜声很响，用医学名词，叫夜间呼吸间歇症。既没人愿意跟我合住，我又不能享受住单间的特权。这时候，王先生挺身而出，愿意做我的室友。他说，他耳朵聋，晚上睡觉雷打不动，这样就成了我的最佳拍档。还有一次是1999年，中国鲁迅研究会在昆明开会，王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这次是偕夫人李昌荣老师一起去的，心情特别愉悦。我因此也跟李老师成了朋友。回到北京后两家常互致问候，我说话多，李老师大声当场翻译。王老师究竟能听见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我跟王先生学术上的合作有两次：一次在2006年，我编了一本书，书名叫《鲁迅骂语》，就是把所谓鲁迅骂人的文字分门别类辑录在一起，由王先生写了一篇序言，题为《骂人的鲁迅和被骂的鲁迅》。回答了鲁迅一生是骂的人多，还是骂他的人多；是他先骂了别人，还是别人先骂了他；是他骂得厉害，还是别人骂得厉害这个问题。结论是：鲁迅骂的一般都是该骂之人的可骂之处，而且骂出了文采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成了文章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篇奇文，一篇很优秀的论文。这本书卖得还好，远销到国外。我在新加坡的书店就见过。另一次是2003年，我应河南大象出版社之约，主编“走进鲁迅读本”，一册是“初中生读本”，另一册是“高中生读本”。共襄盛举的都是鲁迅研究界的专家，王先生同样是挑大梁的人物。像《孤独者》《在酒楼上》这些名篇，我记得都是王先生点评的。鲁迅生前曾规劝大学问家能够放低手眼，多做点有益于青少年读者的普及性工作。我觉得写峨冠博带的文章固然不容易，但真正普及性的读物也并不好写。这套书出版后反映也还好，曾在2017年再版。王先生自己还主编过《鲁迅名作鉴赏辞典》，肯定他会比我编得更好。
    今天重点谈谈学术承传。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承传就是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也就是学习前人的长处并且跨越前人。学习是前提，跨越是目的。不学前人的长处是狂妄，学而不想跨越是固步自封，是邯郸学步，那也辜负了前人的一片苦心。我今年八十多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也算是前人。但我们这代人因为时代的原因，参加的政治运动多，缺少系统的学术训练，因此知识结构很不完善，既比不了王景山先生这一代人，也比不了新时期培养的学生。所以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我自己原谅自己，也希望别人原谅自己。王先生这一代人国学功底比我坚实，西学功底也比我坚实，再加上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实践经验，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当然，学术承传并不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不能搞小圈子、小帮派。另外，“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对他的业师章太炎就是既赞扬也批评，值得我们效仿。
    学习王先生，我想应该先学他的为人。直白地讲，王先生虽是学界前辈，但从不以“精神旗帜”“学术班头”自居，直到六十二岁才评上教授，但我没听见过对于他的差评。一个人活到九十多岁，在一个观念撕裂的社会能受到普遍敬重，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说明王先生平实谦和，正直正派。有一年我编了一本书，收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需要原作者授权，其中有王蒙的一篇，王朔的一篇。我当时不知道这两位名人的联系方式。感谢王先生，他帮我联系上了正在印度访问的王蒙，使这本书能如期出版。王蒙1962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到原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一年，王先生是现代文学“主讲师”兼教研组组长，王蒙的顶头上司。王蒙在落难之时切身感受到了王先生的善意。王先生当年想不到二十四年后王蒙会当上文化部长，更没有想到五十七年之后又会被授予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化大革命”中王先生的善意成了一种罪行，他被迫写过跟王蒙关系的交代材料。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真假朋友必须在人生低谷时才能准确分辨。鲁迅曾谈到，凡“猛人”必然会被人包围，得意时头脑膨胀，辨不清忠奸黑白。
    王先生著作等身，我没有全部拜读，但我以为至少他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和《鲁迅书信考释》是可以传世的。《鲁迅书信考释》一书只有十四万字，薄薄的一本，收了长短不一的六十八篇文章。用现在高校的学术评估标准衡量，不符合所谓“学术规范”，肯定评不上教授。但我读了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些文章实可谓不朽。如若不信，可以找到读读，再扪心自问，问自己究竟写得出来，还是写不出来？
    六十四年前，也就是1957年，我刚上南开大学中文系，有一门课程叫《古代汉语》，任教的是马汉麟教授，古典文学大家游国恩的女婿。他上课时讲到清代扬州学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叫作汪中，哲学、文学、史学样样精通。汪中写过一篇短文，大约只有几百字，篇名叫《释三九》，略举几个例子，说明古文当中的“三”和“九”往往是泛指多数，言其多，如“三思而后行”，“九牛一毛”。这就解释了文言文阅读中的一个语言现象，一字值千金。我认为王先生这本小册子里的很多文章也是这种含金量高的文章。
    大家知道，《鲁迅全集》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其中收录鲁迅致中外友人书信多达四卷，其中涉及的古今中外人物阵营浩大。讲老实话，我们的鲁迅研究界虽有高手，但还没有出现像法国狄德罗那种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因此，研读鲁迅著作常常有“卡壳”（也就是读不懂）的地方。文本是研究的基础，离开文本的阐释是无的放矢，无效阐释，相当于瞎子看匾。如果是搞学术讲座，聪明人会把自己不理解的地方绕过去，在自己确有感受的地方肆意发挥，这叫扬长避短。但搞注释的人就必须硬着头皮迎难而上，帮助读者扫雷。一不小心搞错了就会炸着自己，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现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人名辞典。但鲁迅书信中涉及了很多普通人，他们的名字没有幸运进入辞书。即使是名人，由于各种原因，也很难了解他们的全人全貌。比如高长虹，1928年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为了搞清他的生平概况我就追踪了二十年。再如潘汉年，只听说他后来到了湖南茶陵洣江茶场劳改，至于哪年死的要咨询公安部门。而公安部门并不是学术机构，并不是轻易可以“咨询”的。鲁迅跟亲友间有一些共同熟悉的人物，私下以绰号或隐语相称，这些局外人看了真是满头雾水。如爬翁，指钱玄同，因为听太炎先生讲学时他在日本榻榻米上爬来爬去，身材又胖。1911年1月2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有一位“奡头”。1918年1月4日致许寿裳信里一位叫“女官公”，一位叫“老虾公”，还有一位叫“兽道”。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一位“X”。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信中有一位“莱比锡”（与地名同）。1919年2月16日鲁迅致钱玄同信中有个称谓：“悠悠我思”。1919年4月19日鲁迅致周作人信中提到“爬翁”“阿世”“禽男”。1921年8月6日鲁迅致周作人信中提到“滑倒公”。同年9月11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某公一接脚”。这些比谜语还难解的问题居然被王先生一一奇迹般地破解了，对于读者真是功德无量。
    王先生这本书中又纠正了原《鲁迅书信集》注释中的一些错误，如把鲁迅1925年3月15日致梁绳袆信误为“致傅筑夫、梁绳袆信”，把鲁迅1928年3月16日致李霁野信误为同年3月14日信。最为难得的是，王先生这本书还订正了鲁迅书信中的个别误记或笔误，如指出鲁迅1925年7月20日致钱玄通信中，把章士钊的笔名“孤桐”误写为是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又如，1928年至1929年间，上海发生过男仆人陆根荣和女主人黄慧如的主仆恋爱事件，由于南方话中“王”与“黄”这两个字常常发音相同，在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中，鲁迅把“陆黄恋爱”误写为“陆王恋爱”了。
    对于疑难问题王先生有一种一追到底的精神，不是浅尝辄止。《海上花》即《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韩邦庆撰写的一部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共六十四回，用的是苏州方言，风格写实，写照传神。张爱玲曾将这部吴语小说翻成普通话本，继而又译成英文。鲁迅1924年1月5日致胡适信中说他所见为“每星期出二回之原本”。但后来经胡适订正，最初连载这部小说的《海上奇书》并不是周刊，前十期是半月刊，后又改为月刊。鲁迅和胡适都认为《海上奇书》只出了十四期，后来又经阿英订正，《海上奇书》出至十五期并非十四期。胡适先错，鲁迅后错。最终再经王先生修订，这出版期数其实是鲁迅先生出错，胡适随之出错。这就体现了在做学问上的“韧”的精神。
    鲁迅是人而不是神，当然会有凡人都难以绝对避免的缺点或失误。鲁迅期望有狙击手能击中他的要害，希望有好大夫能诊断出他的真症候。但给鲁迅纠错指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是跟名人一急眼自己就真能在文坛登龙。我们需要的是王先生这样的“狙击手”，而不是想骂倒名人自己出名的“文坛刀客”。
    从王先生的学术成就中，我们能获得哪些启示呢？首先王先生注重收集一手资料，也就是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原始资料。鲁迅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教育界经历的第一次学潮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二十五位教职员联合反对顽固派夏震武出任学堂监督的风潮——通称“木瓜之役”。为了解这一事件的始末，王先生不仅参阅了亲历者的相关回忆，而且查阅了当年的《杭州府志》《绍兴公报》《教育杂志》《申报》《时报》《东方杂志》《神州日报》《浙江教育公报》《天铎报》，据此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木瓜之役”大事记》，从而使他对鲁迅生平中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成为一种终极性研究。今后无论谁研究这一事件，至多也只能丰富一点历史细节，而无法改变这一事件的基本史实。我感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像王炳根编写的《冰心年谱》，王增如夫妇编写的《丁玲年谱》，也都是这种终极性研究。
    其次，王先生有比较完善的知识结构。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恩格斯指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时的著名人物大多会四五种语言，能在几个不同专业上同放光芒。比如达·芬奇是众所周知的画家，但同时也是数学家、力学家、工程师。马丁·路德是16世纪基督教新教的创立者，而且是诗人、散文家、词曲作者。但历史也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分工日趋细密。袁隆平研究高产水稻，在粮食领域放了卫星，我们不能因此要求他再去设计人造卫星。莫言小说《蛙》以计划生育为题材，我们不能因此要求他亲自去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学术有专攻，相互需尊重，但跨学科的知识多少都还需要懂一些，当然懂得越多越好。在这些学科的交叉地带，往往能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王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国学根底比我们这一代人要深厚，1921年6月30日鲁迅致周作人信中，有一句是“然则《艺术丛编》盖当赋《关雎》之次章矣”，王先生立即就能悟到，这是说《艺术丛编》这部有关金石图录汇编的续集恐怕求之不得了。因为《诗经》中《关雎》这篇的第二章写的就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从《鲁迅书信考释》一书来看，王先生懂英文，也粗通一些俄文和日文。这更是我望尘莫及的。王先生的著作属社会科学范畴，但也运用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比如鲁迅1929年10月22日致江绍原信中提到的《全体新论》，这是一本关于生理学的著作，原著者是英国人合信。王先生查阅了这本书，又参考了《中国医学史》等专著，指出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国南海人陈修堂的帮助，具有合著性质，不是一般的译著。这就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第三，还想谈谈王先生的文风。文风问题并不局限于语言文字范畴，不局限于研究文章性质、功能和构造的“文章学”，而往往能综合反映出一个人的学风乃至一个时代学术界、文学界的风气。王先生文章跟他的讲话一样，平实中寓深刻，幽默中含机智，擅长把一个深奥的似乎不可解的问题用明白易晓的语言表述出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承认自己不擅长理论，但是我绝不承认自己轻视理论。唐代学者刘知己在他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应具有史才、史学和史识。史才指文才、文采，其最高境界就是用平凡的文字表达深邃的思想。史学就是指专业知识。史识就是见识，也就是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探求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科学的结论。要而言之，我反对的只是两种现象：一，生吞活剥域外理论，特别是反对迷信那些走马灯似的时髦理论。其次，我反对的是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即先套用一些新潮理论的模式与概念，再寻章摘句，找一点以为能自圆其说的例子去填充。至于那种坚实的理论家，是任何时代都需要并令人尊崇的。
    试举几个例子。国外有人把海明威的小说界定为“新闻体小说”，因为其小说具备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结果这五个要素，语言风格也像电报文字似的简洁。于是有人就把鲁迅的小说都说成是新闻体小说。然而，新闻的生命在于绝对的真实，而小说的基本特征是源于现实但高于现实的虚构。所以，鲁迅的小说形式虽然具有探索性，但恐怕不能用“新闻性”来概括。在古文修辞方法中，有一种叫“互文”，是指前后两句词语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这是我们阅读古典诗文中应该掌握的常识。20世纪法国有一位符号学家叫茱利亚·克里斯特瓦，她提出了一种互文性理论，十分深奥。不过，她的理论的接受者往往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对其学说进行调整、修正和再阐释。我想，凡文学创作，总会有一些共同素材或共同主题，如花草树木、春夏秋冬、日月星辰、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如果进行“文本互释”研究，从彼此的异同中总结出一些创作的规律，那是会有益于读者的；如进行“文本互涉”研究，认为鲁迅写枣树受到了徐志摩笔下枣树的影响，则需要提供充分的实证，不能单纯以发表时间的先后为依据，否则就会降低这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还有一种空间理论，研究人的思维空间，物体空间，视角空间。还有六度空间理论，大概原属心理学和数学领域。我绝没有否定或低估这种理论价值的意思，只是认为运用这种理论要切合研究对象的实际，不要预设框架，削足适履。比如有研究者说鲁迅喜欢“室外空间”，论据是鲁迅喜欢旷野的社戏，不愿在剧场受那种喤喤之灾。但又有人以同一理论，证明鲁迅喜欢“室内空间”，论据是鲁迅说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这样在理论迷宫里绕圈子，只会让读者无所适从。
    总之，一种正确的文艺理论应该是来自文艺创作的实际，并能指导文艺创作，催生创作和研究的新成果。沿用某种理论必须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准确界定。宏观研究即全局性的总体研究，其意义无疑重大。但像王先生进行的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坚实的微观研究，所谓的宏观研究就可能显得大而不当。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现代科研基本上都是添砖加瓦，‘重大突破’属于宣传用语》，作者用的是网名，不知其真实身份，但我认为他讲得很有些道理。文章谈到自从霍金逝世之后，被人类集体视为科学巨匠的时代已经结束，因为科学研究的荒蛮时代已成过去，想在短时间内获得颠覆式的创新和突破显得越来越难。所以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都要像王景山先生这样，踏踏实实在前人基础上一步步往前走，克服由于科研评估体制的功利性带来的浮躁心态，在学术大厦的兴建工程中做一个添砖添瓦的泥水匠，而不做那种被鲁迅鄙弃的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我想，这也就是我们研讨王景山先生学术生涯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